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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我钻进了金字塔》

_2 唐师曾(当代)
  我先后17次前往那里凭吊战死的英灵,其中最后一次是陪同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那天我开着大吉普在前面带路,由于车速太快,连保险杠跑丢了都未发现,想不到竟被紧随其后的吴学谦的司机小陈捡了回来。就在我丢失保险杠的那段沙路上,埋葬着上万名无名战士。
  隧道和航母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带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连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三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己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
  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声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六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六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象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栅栅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
  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与与E一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她庞大的舰身。
  游出非洲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三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象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咋咋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第9节 铸剑为犁的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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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
  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到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三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一)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著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档、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四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1974年~1977年内阁总理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逢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二)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
  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练,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
  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己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7。5镑。
  象当时所有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地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二十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九个排中火力最猛的一个。一次演习之后,拉宾顺手牵羊将一枚未打响的迫击炮弹藏进背包,混上公共汽车运回海法,因为他的排只有迫击炮而没有炮弹。不料就在他为自己的所为洋洋得意时,一纸盗窃弹药的传票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原来他偷走的那枚哑弹,是当时全帕尔马奇的最后一发炮弹。
  1947年联大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可联结耶路撒冷至特拉维夫的公路一开始就被阿拉伯军队切成几段,耶路撒冷成了一块飞地。为了保障以色列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命令26岁的帕尔马奇上校旅长拉宾打通这条70公里的生命线。脾气暴躁但却雷厉风行的拉宾立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仅打通了纵穿“地狱之门”阿雅龙山谷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还以暴力另开出一条“缅甸路”。
  1991年1月到1993年9月,我先后四次拉赴以色列采访,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是我的必经之路。驾大吉普穿行于阿雅龙山谷之间,当年拉宾亲手改装的装甲汽车还扔在路边,被火箭榴弹击中的弹洞张着血盆大口,被后人涂上暗红色防锈漆,提醒人们牢记前辈付出的鲜血代价。
  (三)
  帕尔马奇队员拉宾在婚恋问题上一扫穷追猛打的职业雄风,更没有他老爹趁热打铁的魄力。
  1944年,22岁的拉宾与亭亭玉立的丽哈邂逅于阳光明媚的特拉维夫街头。双方只是相互一瞥,就把一切全说明白了,其后是默默相向而立,深情凝视,丽哈一对明眸当即泪花滚滚。拉宾忙从军裤口袋中掏出皱巴巴、满是汗味烟味的大手绢递过去,可丽哈收下了手绢却没擦泪水。次日清晨,丽哈把洗得干净无比、洒了香水并绣了一颗心的手绢还给拉宾,拉宾当即心慌意乱,迈开军靴跨上一步,展开猿臂把丽哈抱了起来。
  可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拉宾并不愿立即明确两人的关系,在长达四年的恋情中若即若离,不时玩弄“敌进我退”、打了就跑的帕尔马奇战术。其实,拉宾始终狂恋着丽哈,只是身为一名帕尔马奇军官,死神的黑翼一直笼罩在头顶,拉宾不愿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军队中,帕尔马奇军官死亡率历来居世界第一,我在以色列看过一部描写六日战争的纪实片,片名为《跟我来》整部影片全是战地记者火线实拍的,影片字幕上圈了十几个黑框,因为这些记者早已笑卧沙场。影片中有达扬、沙隆、拉宾等人的实战镜头,战斗中的帕尔马奇军官从不说:“给我冲!”而是一马当先说:“跟我来!”拉宾深知自己职业生涯的危险性,他不愿让漂亮纯洁的丽哈把青春耽误在一个低级军官身上。
  睿智的丽哈却偏要把一生赌在这个脏兮兮、穿军靴的傻小子身上,她先报名参加陆军,以后干脆也加入帕尔马奇,并巧弄手段设法编进了拉宾那个营,把自己完整地交给副营长拉宾指挥,继而几个冲锋把拉宾原本脆弱的防线打得千疮百孔。拉宾受伤后,丽哈寸步不离,百般柔情,终于彻底摧毁了拉宾的最后防线,开始筹划在战争间隙给长达四年多的恋情画上句号。
  婚礼之后,拉宾全力投入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他率领部队于1948年10月15日诱使加沙--内格夫的埃及军队开枪,借此越过边境直捣北西奈首府阿里什,连以色列空军也没想到拉宾的部队如此迅速地插入敌后,以至错误地朝拉宾的部队发起攻击。拉宾部队的突进再次引来本--古里安总理的指责,可他的渗透给和谈争得了有利条件,他本人也由于亲临一线、了解战局而成了以色列和谈代表团的成员。
  (四)
  和谈是件令拉宾头疼的事,首先他除了军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接下来的难题是长这么大从未打过领带,任司机反复教了多少遍,他也无法把那件“工艺品”系到脖子上。绝望的司机只好将领带打一个活扣,套在拉宾脖子上再轻轻拉紧。幸好拉宾对这种“一拉得”的绝招一练就会。
  住进罗得岛玫瑰饭店后,宁静的和平气氛使听惯了枪炮声的拉宾睡不着觉。长夜难眠,多年野战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使他饥肠如鼓。会议之余,他找来侍者请教希腊语“还要”怎么说,侍者告诉他是“Encore”。他于是坐在房中苦练了一刻钟。晚餐时,拉宾一眨眼就吞下了一盘肥牛排,随即指着空盘子说“Encore”,继而又得到一盘。那天晚餐拉宾至少重复了三遍“Encore”,才心满意足地走过瞠目结舌的侍者,缓步离去。
  15个月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本--古里安总理开始改组陆军,帕尔马奇军官以集体辞职反对削弱他们的地位,拉宾自恃与本--古里安关系特殊,到本--古里安家中为帕尔马请愿,并不顾取缔聚会的命令,因而被记大过一次,还丢了旅长职务。丢了官的拉宾像抽筋似的抬不起头来,可还恋恋不舍地赖在军中不走。好在总参训练部珍视拉宾的才干,力排众议任命他主管“营长训练班”。他以加倍努力报答朋友的知遇之恩,培养出许多亡命徒式的火线军官,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里尔·沙隆。
  拉宾的勇敢忠诚和讲义气给他惹了麻烦,可这无法抵消其超人的军事天才,拉宾的实战经验和个人魅力有目共睹。1950年,28岁的拉宾升任总参作战部长。他在英国坎伯莱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后归国,亲手编写教材筹建以色列指挥学院,继而赴美考察,确立“培养伞兵素质的步兵、突击队员型的坦克手”的建军方略。1956年,拉宾晋升为少将,任北方军区司令,不久又被哈佛大学管理系录取。他动用军队成功地将冰天雪地中10余万新移民妥善安置,深得民心。1964年1月,42岁的拉宾出任以军总参谋长,他从一名帕尔马奇队员爬至以军最高长官仅用了23年。
  这期间,拉宾与和他年龄相仿、资历相近的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屡屡意见相左。佩雷斯温文尔雅,主张依靠欧洲发展以色列国防;而身怀奇才又咄咄逼人的拉宾以切身经验和一帮职业军人为后盾,倾心美国。两个各怀大志的才子不时在各种问题上发生龃龉,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为国尽忠的合作。
  1967年6月5日凌晨,拉宾任总长的以军先发制人,倾巢出动全部200架飞机中的198架,一举摧毁埃及空军,几小时后,又将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彻底歼灭。拥有绝对制空权的以军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穿插,不费一枪一弹拿下沙姆沙伊赫,控制了蒂朗海峡。我曾先后14次赴沙姆沙伊赫采访,当年以军紧扼蒂朗海峡的工事已移交戴玫瑰红贝雷帽的多国部队观察员(MFo)。当初拉宾这一举使约旦、加沙地带、埃及、沙特失去了亚喀巴湾的出海口。拉宾的军队随之占领整个耶路撒冷,进抵苏伊士运河,攻占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仅用六天就大获全胜,占领了相当于本土三倍多的阿拉伯邻国领土,身为以军总长的拉宾被以色列人视为“六日战争”中的头号英雄。
  四年总长任期将满,从不满足的拉宾找到以色列总理,一句话差点把这位总理从安乐椅里震出来:“我想当大使,以色列驻美国大使!”
  (五)
  所有内阁成员都不希望锋芒毕露的拉宾出任驻美大使,但执拗的拉宾得到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大婶”---工党总书记梅厄夫人的全力支持。
  1968年2月,脱下咔叽军装的拉宾走马上任。当时美国正陷入越战困境,好奇的美国人都想一睹这位用六天打败所有邻国的弹丸小国的三军总长,连罗伯特·肯尼迪也请求与拉宾合影。
  尼克松未当美国总统前就是拉宾的好朋友,他身边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当时世界上最出风头的犹太人,而那位一直庇护拉宾、除了以色列什么也不在乎的梅厄夫人此时稳稳地坐在以色列总理的位子上。
  拉宾的大使生涯并非一开始就得心应手。尼克松在白宫举办晚宴,拉宾不知道请柬上的“白领带”(whitetie)是什么东西,更弄不懂是必须佩带还是严格禁止。好在他不耻下问,才在一个饭店老板那儿弄到一套硬衬条纹裤、黑燕尾服的“白领带”,像个“摩登时代”的机器人,呆头呆脑地进了白宫。
  拉宾在大使官邸宴请美国官员,佳肴美酒之后,他兴冲冲取出卡斯特罗送的哈瓦那雪茄请客人品尝,不料原本笑逐颜开的来宾一时像见了毒蛇猛兽,望烟而逃,只有拉宾自己一脸憨笑地独自享受卡斯特罗的礼物。原来美国当时正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而拉宾却在美国政府官员眼皮底下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
  几天以后,拉宾才弄明白自己的失礼。他在宴请五角大楼将军们时诚恳地为自己以违禁品待客表示歉意,不料这帮将军们对哈瓦那雪茄这种“违禁品”神往已久。结果所有将军都凑到拉宾周围,醉人的古巴雪茄的芬芳弥漫于室。
  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之余,拉宾还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捍卫以色列国家利益,有时甚至有失外交官的风度。当美国根据联合国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六日战争”侵占的领土时,拉宾竟敢指着基辛格的鼻子大吼:“我告诉你!你们正在铸成大错!我将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反对你们!”其后在公共场合,他还指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抨击了40分钟。拉宾此举在华盛顿外交界得了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的浑名。
  拉宾并非永远这样鲁莽,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拉宾则换上另一副面孔,哀求尼克松:“总统先生,我再次诚恳地呼吁,作为唯一信任、同情、理解以色列的您,给我们急需的武器吧!”在尼克松的默许下,以色列使用美国支援的F-4鬼怪式战斗机飞越运河,轰炸了埃及腹地。
  拉宾还巧妙争取到美国犹太人社团的大力支持,进而加影响,《华盛顿邮报》攻击他通过犹太人插手美国内战。
  在华盛顿,拉宾作为“六日战争”的英雄四处作巡回报告,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则像初中生似的坐在台下记笔记。
  对美国军方和各种要求,拉宾从不拒绝,他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美国国会拒绝海军建造航空母舰的预算案时,五角大楼把拉宾请进了国会。拉宾作为惟一亲手使用过所有苏美双方先进武器的常胜将军,竟娓娓动听他说服了国会追加拨款,为第六舰队再造了一艘航空母舰。拉宾丰富的战场经验、直率的性格和传奇般的经历很讨美国人喜欢。
  五角大楼甚至邀请拉宾参观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地下指挥所、核潜艇基地和其他绝密设施。
  在拉宾担任驻美大使的两年里,成批的军火运往以色列,拉宾终于实现了多年前以美式装备武装以军的梦想。
  此外,在华盛顿结交的朋友使美国舆论日益亲以。当拉宾行将卸任回国时,尼克松笑着问来访的梅厄夫人,拉宾回国后会得到什么职位,梅厄夫人说:“那得看他自己的表现。”尼克松当即仰天大笑:“如果你们不想要他,把他留给我,我想用他!”
  (六)
  1973年3月11日,兴冲冲的拉宾返回以色列。梅厄夫人曾数次许诺他当部长,可此时得到的仅是“先休息一段”的托词。拉宾凭借昔日战功和外交上的成就,开始为工党拉选票而奔走。半年多的犬马之劳感动了工党元老,他们悲天悯人地把拉宾的名字排在工党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名上,这让为工党卖命30年的拉宾伤心不已。
  上苍有眼,1973年10月6日突然爆发的“十月战争”一夜之间把以色列推入混乱之中。相互揭短、指责、拆台把工党弄得一团糟。感情用事的梅厄夫人倚重佩雷斯、达扬,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这位76岁高龄的老太太最终不得不以辞职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佩雷斯首先站出来竞争总理职务,他早在本--古里安时代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资历深厚、可拉宾看不起这个文质彬彬的文官,拉宾自身的地位是靠真枪实弹打出来的,而此时的工党正需要拉宾这位与党内瓜葛不深、出身名门而又喜欢讲真话的常胜将军。结果拉宾以295对254的多数票击败佩雷斯,出任以色列政府总理,时年52岁。
  拉宾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在此之前,总理全是苏联东欧移民。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一改他以前历届总理的形象,摆出鲜明的亲美姿态。可拉刚上台,美国历史上最亲以的总统就因水门事件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好在福特继承了尼克松的政策,拉宾被当做福特总统的客人访问白宫。
  1974年9月10日,拉宾首次以总理身份访美,盛大国宴之后,响起悠扬的舞曲。顿时,全场目光都集中到福特、拉宾夫妇身上。精于此道的福特欣然而起,以骑士风度揽住拉宾夫人翩翩起舞。贵宾们随之以鼓励的目光期待拉宾与福特夫人共舞,可拉宾根本不会跳舞。他装模作样地谈笑风生,拖延时间,盼望能有仰慕第一夫人风采的“猛男”挺身而出,代他完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可如此不懂外交礼仪的冒失鬼就是没有。无计可施的拉宾只好壮着胆子走向满面春风、翘首以待的福特夫人。他一脸尴尬:“对不起,夫人,我不会,一步也不会,我不想踩伤你的脚趾。”他原以为会得到宽恕,不料福特夫人明媚地一笑:“别怕,总理先生!我年轻时总教人跳舞,比您再笨的家伙也伤不了我。ComeAkong(来吧)!”
  拉宾梦游般地被福特夫人牵进了舞池,身不由己地扭着苯重的身躯,紧盯着自己不听指挥的双脚。福特夫人一面引导着芒然不知所措的拉宾,一面敏捷地躲闪那双穿惯了军靴的大脚的袭击。乐队无休止地奏着舞曲,拉宾大汗淋漓,机器人般地摇来晃去,双眼露出乞求的目光。站在圈外同样不擅此道的基辛格兔死狐悲地读懂了拉宾的眼神,借口有要事,才把千恩万谢的拉宾救出圈外。多年后拉宾还对这次当众出丑心有余悸。他说,即使基辛格从未帮过以色列,但仅凭这次救他出苦海的义举,也值得感激一生。
  (七)
  基辛格不仅帮拉宾摆脱舞会,还硬逼着他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谈。1975年6月,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协议,因“六日战争”封闭了8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以后,拉宾出访摩洛哥,托国王哈桑二世向萨达特转达愿意会晤的信息。拉宾还授意摩萨德查明卡扎菲在撤哈拉沙漠中的敢死队训练营,协助埃及突击队摧毁了企图在“七·二六”革命节行刺萨达特的阴谋。
  在积极与埃及谋求和解之余,拉宾内阁对一切危及以色列利益的恐怖活动决不手软。1976年6月,巴勒斯坦“人阵”将法航139班机动往乌干达,机上254名乘客中83名是以色列人。当时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屈服于恐怖分子压力,可以色列强硬的做法改变了以往的惯例。
  拉宾亲自领导由他和国防部长佩雷斯、外长阿隆等人组成的应急指挥部,授权国防军制定强硬的“大力神”计划,准备从4000公里之外的乌干达夺回人质。
  在比尔谢巴空军基地,39岁的伞兵司令肖姆龙准将装模作样地在婚宴上暴饮。国防部长佩雷斯在与来访的布热津斯基共进晚餐时,对他的同乡用波兰语热情长谈。在这些公开曝光之后,精神抖擞的肖姆龙立即潜回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空军基地。在那里,两架波音707和四架C--130“大力神”已为夺回人质进行了上百次模拟演习。
  7月3日15时10分,拉宾在内阁郑重宣布,解救人质的部队己在20分钟前出发,若内阁反对,他将下令召回已经踏上征程的部队。
  飞往4000公里外的乌干达执行任务的总指挥佩莱德空军司令是熟练掌握C--130“大力神”驾驶特性的空军专家,地面分队指挥官乔·内塔尼亚胡中校是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兄弟,他的神枪手全化装成黑人。为了出奇制胜,内塔尼亚胡专门挑选了一名长得酷似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家伙,准备与劫机的恐怖分子“谈判”。以色列空军的F--4E“鬼怪”战斗机在红海上空为这六架远征的飞机护航。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袭击部队飞抵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上空。一名伦敦口音的突击队员尖着嗓子向地面塔台请求允许“英国民航”迫降。为了控制“大力神”着陆时的轰呜,以军飞行负没有改变螺旋桨桨距便着陆滑跑。身先士卒的哈佛毕业生内塔尼亚胡中校带着他的九名“黑人”部下乘奔驰轿车从“大力神”的机腹内冲出,莫名其妙的乌干达士兵在向奔驰轿车行礼之际已被迎面而来的无声手枪打翻在地。
  内塔尼亚胡和他的部下一面用雪花膏擦去脸上的黑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着“卧倒”,冲进关押人质的候机楼。45秒之后,以军全歼了劫机犯,取了指纹,并将所有人质护送上马达轰呜的“大力神”。
  与此同时,其余突击队员已将停机坪上的乌干达米格战斗机一一炸毁,还顺手收拾了机场塔台和雷达站。另一组突击队用吉普车上的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龙”式导弹“修理了”从坎帕拉方向赶来增援的乌干达陆军。提供空中警戒的两架波音707则按计划在空中巡航。
  当人们欢迎凯旋的突击队员把所有人质救回以色列时,拉宾正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仰望晴空,作为将军出身的总理,他为他部下的战绩泪流满面。内塔尼亚胡中校在行动中阵亡。海明威曾言:“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拉宾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杰作得意,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民愤以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拉宾政府雪上加霜。先是拉宾内阁在安息日为首批飞抵以色列的F一15战斗机举行欢迎仪式违反了“摩西圣训”,议会为此对拉宾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继而是政府阁员的一系列贪污案在报上曝光;最后是拉宾自己在美国银行中的2000美元存款被《国土报》揭了出来。在以色列,作为一名政府总理在国外拥有私人存款是违法和极不道德的事。拉宾夫人因此被起诉,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宾以一个热吻将患难与共的夫人送进法庭,接受2.4万美元的罚款。此后不久,拉宾代表执政29年的工党把权力移交给贝京,从容下野。
  (八)
  1992年夏,我亲眼目睹拉宾大选获胜、再度辉煌的全过程。在沉寂了15年之后,他梅开二度,重新登上总理宝座。拉宾深知工党之所以获胜是由于国民渴望和平,以及国际和平力量施加的压力。拉宾自兼国防部长,任命自己的伙伴和对手佩雷斯任外长。拉宾动情地宣称:“人们的成功源于他们的梦想。”他一上台就冻结了被占领土上100多个犹太人定居点,吸收巴勒斯坦人进入内阁,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等阿拉伯国家首脑访问以色列。
  1992年7月21日,组阁仅仅10天的拉宾就亲自飞抵埃及进行正式访问。作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我有幸进入机场拍摄盛大的欢迎仪式,眼看着拉宾缓步踏着猩红色地毯神态凝重地检阅埃及仪仗队。其后,我蹿上大吉普紧随着国宾车队赶赴20公里外的开罗库巴宫总统府,数百名记者拥在这里采访中东和平进程。在大庭广众之下,穆巴拉克与拉宾的四只大手紧握在一起。这两位缔结和平的政治家曾是战场上的对手,拉宾曾任以色列总长;穆巴拉克曾任埃及空军司令。他们的军旅生涯和层层晋升都是在以对方为死敌的搏斗中完成的,而今两位劲敌绅士般握手言和。
  当我大汗淋漓地钻出人群,才发现《时代)周刊的断腿巴利正痛苦地匍匐在地,相机和铝梯扔在一边。原来这老兄高烧39℃,可又不愿错过千载难逢的拉宾来访,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听到他的呼救,我忙把他连同一大堆器材扛上吉普,一直将他送到他太太手中才返回办公室发稿。
  一周后,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巴利的病中之作,我的照片也被《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采用。
  1999年4月14日拉宾二访埃及,我驱车赶往位于伊斯梅利亚总统别墅时,拉宾的UH--60黑鹰直升机正缓缓降落。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面向大苦湖的露天会场,穆巴拉克与拉宾并肩宣布将坚定不移地加速中东“实现和平”。1993年10月6日,拉宾三访埃及;同年12月12日,拉宾四访埃及,我都受命为拉宾拍照。
  1993年9月,我第四次前往以色列,采访当时尚属子虚乌有的巴以秘密和谈。由于风传拉宾、佩雷斯与巴解组织秘密谈判,加沙、杰里科行将自治而引起全国的震惊。拉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上了街,在总理府前的小山上扎了营,全副武装的军警不得不设立路障以保障交通畅通。好在以色列人法制观念极强,尽管示威者也与军警发生冲突。
  砸路障、烧旗帜,但总的来说还算温和。在总理府门前,数百名记者争抢进入总理府的名额,因报道艾滋病而获大奖的瑞宁格摇晃着总理府大门:“我是犹太人,我的祖国为什么不让我进!”骚乱的示威者忽然扔出一个冒着烟的圆柱体,吓得我紧跟着军警趴在地上,原来是一颗烟幕弹,一个大个子警察用一罐可口可乐浇灭了它。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反对加沙、杰里科自治的议员激烈抨击政府的外交政策。沙米尔坐在议席上一语不发,阿里尔。沙隆火车头般地喘着粗气。一位坐在我左侧的亚洲女孩突然用中文同我打招呼,自称是台湾《中国时报》的特派记者,掏出一张德文名片,竟是大名鼎鼎的龙应台。龙应台和我都被以色列议会的大辩论弄得不知所措、眼看着拉宾一再看手表,可就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九)
  1992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作为首位访以的中国高级官员前往耶路撒冷,我由于被列为钱外长的私人摄影师面在星夜从开罗赶赴以色列。途中,回想当年单枪匹马去以色列采访战争时的孤独和不久前中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我不禁为自己能有幸亲历这一伟大进程而得意洋洋。
  在以色列外交部,一帮人围着为钱外长准备的礼宾车忙来忙去。一位司机仔细研究大奔驰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图案与苏联红旗的区别。拉宾总理府的一名司机则对中国外交艺术赞不绝口,说中国派来了一位犹太人外交部长,无疑会给以中两国关系打开新局面。他的话听得我直翻白眼,因为我这个随团摄影师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竟把我们的外长说成犹太人。大惑不解的我忙上前请教他怎么知道中国外长是犹太人,这老兄竟摆出十足的学者架子,在我右掌心用英文字母拼出“钱其琛”三字后说道:“嘿!老兄!COHen、雅可夫、伊扎克全是犹太人的名字呀!”想不到这位好钻研学问的犹太司机竟把钱其琛的琛(chen)中间多加了“个0,成了犹太人的姓名“COhen”。
  拉宾在特拉维夫国防部会见钱外长时,我和中央电视台记者都被拦在门外,气得我哇呀暴叫。经与拉宾的新闻秘书交涉,以方才同意我们进入会场,拍下珍贵的历史镜头。我深感军人出身的拉宾尽管严厉,但却通情达理。
  1993年9月底,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特拉维夫举行国庆招待会,大使林真让我给相机充足电,据说拉宾将参加中国国庆,可我始终将信将疑。几年来我到过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参加过多次国庆招待会,可还从未见过哪总理亲自来使馆祝贺中国国庆。
  黄昏,我懒洋洋地帮厨师小李在使馆草坪上挂国旗,突然来了两名以色列便衣,彬彬有礼地沿着半人高的围墙转了一圈后便悄然离去,可使馆外连一个岗哨也没加。招待会开始后,我逐一为与大使握手祝贺的来宾拍纪念照。就在我的闪光灯需要更换电池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来过的两名便衣正静静地排在鱼贯而入的队尾,站在他们之间的,竟是以色列总理拉宾。
  我忙不迭地奔过去、手忙脚乱地给相机换上新电池。
  近在咫尺的拉宾身着暗蓝西装、白衬衣,打着蓝领带,双手交叉,身体习惯地向右前倾,谦逊有礼地排在来宾的队尾。大使与拉宾并肩沿花园小径缓步而入,我抢到他们的前面,透过取景器全神贯注于拉宾的一举一动。正当我心满意足地在拉宾眼前倒行时,一盏草坪地灯绊住了我。我只感到原本肌肉萎缩的右腿一下子失去控制,我和我脖子上的相机一齐失去平衡地仰面向后倒去。
  就在我即将倒地的一刹那,拉宾身后貌不惊人的便衣象紧绷的弹簧扑向我,抓住我摄影背心的前襟,将我拎了起来,整个过程全是瞬间完成的,以至我现在根本无法回忆当时的感觉。惊魂未定的我忙不迭地向拉宾的便衣说“图达拉巴(希伯来语:衷心感谢)”,而处变不惊的拉宾却咧开大嘴用英语告诉林大使:“我的保缥总是这样保护那些为我折照而摔倒的人。”难怪他对我刚才的窘态习以为常。
  也许是为我压惊,拉宾把为他准备的一份石斑鱼让给了我,而执行任务时连一滴水也不喝的便衣则将他的石斑鱼给了新华社驻以色列首席记者怀成波。还了阳的我又来了劲:“我是拉宾,他们是我保镖!”
  在行将为我冗长的文章结尾之际,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获得’94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们三位都接受过我采访。拉宾获奖之后说,他获得的和平奖属于全体以色列人民,并宣布将奖金捐献给那些献身于和平事业的人们,就象《圣经》中的骑士圣乔治。
  后记
  1995年11月5日,我正和一帮狐朋狗友围着火锅涮羊肉,腰问的BP机突然狂叫不止,低头细看,一行蝇头小字说:“快听广播,你的拉宾被刺。”一时间仿佛五雷轰顶,我手忙脚乱地摸出口袋中的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慌乱中踢翻板凳险些烫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
  情报是千真万确的。11月4日是犹太安息日,特拉维夫10万人在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集会。19点50分,拉宾结束讲演走向停车场时,一个名叫阿米尔的25岁犹太学生,用一支9毫米帕雷特手枪,在拉宾背后连发四弹。其中三枪命中拉宾,分别射入脊椎、脾脏和肺部,19分钟后敌无效,拉宾死于伊奇洛夫医院。
  悲痛后的我像听到枪响的士兵,《中国青年报》值班的副总编陈泉涌打电话让我写一篇拉宾的文章并问我能写多少,他能给我多大版面,他说一个版。《世界博览》任主编闻讯连夜赶回办公室帮我找来我拍的拉宾照片。
  11月6日拉宾下葬的同天,《中国青年报》用了一整版图文并茂的地悼念拉宾。惟一遗憾的是没用我的标题“铸剑为犁”。
  一星期前,我在中国新闻学院讲课时,有个学生问拉宾是否是和平卫士。我说我不同意,我认识的拉宾是位国家利益第一的公务员,是位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犹太选民服务,为犹太国家服务,为全体纳税人服务,至于和平还是战争都仅是现象而非本质。基辛格在悼念拉宾时甚至提到拉宾“是勉强进入了和平进程”。拉宾从军27年身经百战,打败周边阿拉伯国家占领耶路撒冷,直到1990年还命令部队开枪打断巴勒斯但示威者的双腿。
  以色列的和平是通过1979年的埃以和约、1994年的约以全面和约完成的。拉宾令我尊敬的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而是忠于国家、忠于选民利益和勇敢真诚的职业道德。
  我多次目睹拉宾会晤穆巴拉克时的情景,这是大国政治家间才有的场面,而以色列乃弹丸小国,不得不艰辛地在大国间折冲樽俎。拉宾遇刺前还不忘为约旦国王侯赛因生日写亲笔信,可他对巴勒斯坦仅仅是具有某种国家地位的自治。阿拉法特对拉宾夫人称赞拉宾“是一位和平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时,拉宾夫人说:“我丈夫把你看做他的和平伙伴。”伙伴不同于朋友。
  以色列有一流的1DF国防军、一流的情报部摩萨德、一流的秘密警察辛拜特、一流的乌兹枪和凯福拉防弹背心。
  在特拉维夫当我为拉宾拍照摔倒时,站在他身后一米的保镖一跃而起,在我倒地前的一刹那将我拎起来,足见镖技超群。可他们保护不了拉宾,因为拉宾生活在自己的选民里。
  一个身着防弹衣被保嫖保护起来的人,在有两百个政党的以色列不可能当选任何公职,更何况是总理,这一点只有亲历以色列生活的人才能深刻体会。看到国内一家报刊把拉宾遇刺归罪于警方情报不力、保密不完善、保安人员大意和拉宾与警方相互配合不力,我很不以为然。一位美国记者曾问拉宾夫人为什么不给拉宾穿防弹背心,夫人反问:“你疯了吗?我们又不是在非洲。”的确,以色列人决不会承认一位被保镖铁甲包裹起来的懦夫当总理。在毕生为国家利益服务、身经百战的拉宾看来,穿防弹衣是一种污辱。出埃及的摩西并没能活着到达迦南,但他的目标已经显现,拉宾也是如此。
第10节 梦系魂牵阿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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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1983年从北大毕业时,我慷慨激昂地找到“万岁军”坦克6师申请参军,自诩是最好的坦克师长。弄得这支王牌部队的首长眼光异样地打量我好久,给了我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礼貌而坚决地把我送出了军营。当时我22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着了迷,把自己当成了“沙漠之狐”隆美尔。
  丘吉尔说:“阿拉曼战役前我们不知胜利为何物;阿拉曼战役后我们从未败北。”一直到海湾战争结束,我从巴格达转赴开罗任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才有幸拜谒我梦系魂牵的阿拉曼战场。1991年12月,当我兴冲冲驾大吉普闯入阿拉曼东北著名的白沙滩时,一名穿沙漠野战服的埃及中士气喘如牛地跑过来拦住我。从他半英语半阿语的比划中,我终于明白我已经闯入二战德军的“魔鬼花园”,卜知沙漠滚动的反坦克地雷,随。寸可能把我这个解放阵装甲兵学院的荣誉上校连人带车炸飞到空中。
  阿拉曼战役
  从开罗驾车穿过费萨尔路向西,至金字塔东两公里处转向西北,再沿沙漠公路狂奔220公里,就是被称为“地中海新娘”的千年古港亚历山大,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古灯塔遗址和庞培柱全在这里。出亚历山大沿海滨公路继续向西113公里,沙漠小镇阿拉曼(ElALmein)就突然从蒸气腾腾的沙漠中跳了出来。50年前的这个季节,空前绝后的沙漠坦克军团曾在这里决一雌雄。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自比恺撒,扬言重建罗马帝国。
  他先以武力控制阿比西尼亚,使海尔·塞拉西皇帝流亡英国;继而觊觎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和北非。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东京一柏林一罗马轴心正式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匆忙宣战,意军从利比亚进攻埃及,但不久即被英军击败。墨索里尼私下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表示:“应该把任务交给那些以战功求晋升的人,而现在司令官惟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元帅位子。”为了扭转败局,他向希特勒求援,希特勒一眼选中年轻的坦克将军埃尔温.隆美尔:“隆美尔知道如何激励部下,他是惟一可以在北非艰苦气候下打胜仗的人。”
  1941年2月14日,隆美尔人数可怜但富于献身精神的专业坦克部队在的黎波里登陆。他用木头、纸板和沃尔克牌卡车连夜改装了数百辆假坦克,在沙地上拖着树枝荡起征尘。隆美尔的兵力与英军相差悬殊,可他的每句话都板上钉钉:“如果给养和制空权没有问题,我将拿下昔兰尼加,控制苏伊士运河。”这意味着他将在敌强我弱的大沙漠中直线推进2896公里。隆美尔的计划遭到上下一致反对,可他固执已见:“我将冒险违背一切命令,历史会证明我正确。”
  1941年4月3日,在他的前任一再退守的阵地上,隆美尔开始反攻,他笔直地站在车顶,冲在坦克部队的最前面。沙漠高温使坦克机油变稀,通讯设备失灵,他乘一架“鹳”式飞机,飞在先头部队的头顶,给迷失方向的部队引路。一支摩托化步兵企图在沙地上偷懒时,隆美尔咆哮着从他们肩头掠过,接着扔下一纸卡片:“如不立即行动,我就在你们身上着陆!——隆美尔。”当第21装甲师被困地雷阵时,隆美尔的指挥车冲到了前面。他不顾横飞的弹片,若无其事地跳下指挥车,跪在沙地上小心翼翼地排雷,他的参谋们紧跟其后效仿他,这使第21装甲师仅用10分钟就冲出了雷区。隆美尔与士兵吃一样的配发食品,喝沙漠中的苦水,亲自给阵亡的战士遗蠕写信,用夸张的乐观情绪感染情绪低落的伤员。这位古怪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士兵将军”只用两个月就推进了2000多公里,打进埃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受挫,日军在中途岛、珊瑚海、瓜达尔卡纳尔失利。
  1942年,英国把伊丽莎白公主(今女王)和其未婚夫菲利浦。蒙巴顿派到马耳他建立海军基地,切断了隆美尔的海上补给线。1992年夏,我赴利比亚采访卡扎菲途经马耳他,正值英女王在此参战50周年纪念日,这才知道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浦亲王的世纪之爱竟是在与隆美尔的作战中孕育的。
  1942年6月22日,年仅50岁的隆美尔晋升为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两天后,他兵临阿拉曼。为了顶住隆美尔继续东进,威胁苏伊士运河,丘吉尔倾全英联邦国力于阿拉曼,围剿隆美尔的北非军团,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受命统帅16个英邦国家的军队在阿拉曼与隆美尔决战。1942年10月23日21时,蒙哥马利的数千门大炮齐声轰击,兵强马壮的盟军在月光下发起总攻,对失去制空权又弹尽粮绝的隆美尔军团开始合围。可隆美尔这只狡猾的“沙漠之狐”轻巧地一跃就跳出了包围圈,魔术般西撤了2000多公里,穿越利比亚,在突尼斯
  大败立足未稳的美国第二集团军,这就是电影《巴顿将军》开始时那尸横遍野的一幕,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巴顿重建美第二集团军。可当巴顿气势汹汹找到隆美尔拼命时,隆美尔已把他精锐的“北非军团”撤出了非洲。
  隆美尔其人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提到隆美尔时我总说好话。”
  他在英国下院赞扬敌人隆美尔“是非常有魄力、有才干、卓越的将才”。隆美尔1891年生于海登海姆一个中学校长之家,18岁进第124符腾堡步兵团,后入但泽皇家军校,以“热情、坚强、守时。自觉、智力超人、高度责任感”的评语记人毕业档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隆美尔三次负伤,获蓝徽勋章和铁十字勋章,伊松索会战期间他孤军楔人敌后,以一名军官、13名士兵的代价俘虏意军8000多人。当时他就以虚张声势、偷袭和迅速跟踪战术以弱克强,并疯狂地追逐荣誉,多次与战友反目成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隆美尔到斯登卡德当连长,他对重机枪、内燃机、摩托车制造、造船、拉小提琴和滑雪都感兴趣。隆美尔生活俭朴,不吸烟、不饮烈酒,对妻子以外的女人不感兴趣。他用训练士兵的方法教育独生子,背着老婆让年仅7岁的儿子曼弗雷德骑马,结果摔破了儿子的头。
  隆美尔用一马克硬币向儿子行贿,求他不要把真相告诉妈妈,当儿子向妈妈告发隆美尔的“暴行”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儿子要回了作为勇敢奖赏的硬币。
  由于丰富的火线经验加之辩才过人,隆美尔被任命为维也纳斯塔特军校校长,出版了《步兵攻击》,该书先后再版十余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连美国的巴顿当时也以能背诵该书部分章节而自豪。隆美尔由此成为青年偶像并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成为元首大本营警卫部队司令。
  波兰战争爆发后,隆美尔陪希特勒亲临前线,冒着被丛林中波兰狙击兵的冷枪击中的危险,观察快速运动的坦克冲锋。希特勒视察格丁尼亚时,隆美尔亲自站在路中央指挥,仅放希特勒和警卫的汽车通过,将大喊大叫的希特勒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拦在圈外。为报复隆美尔对纳粹党的羞辱,鲍曼等了五年。
  波兰战役后,隆美尔任第7装甲师师长,带着10本《步兵进攻》开始了坦克生涯。上任伊始,他命令养尊处优的营长90分钟内离开营房。每天6点钟,他准时沿莱茵河慢跑。与士兵一起听7点钟新闻联播,把坦克编成各种能快速突进的队形。
  身穿漂亮军服、胸佩勋章的隆美尔经常暴露在坦克顶上,用斩钉截铁的鲜明手势发号施令,用戈培尔送的莱卡相机折下惨烈的战斗。由于用兵谲智、楔入神速,连德军参谋长都无法捕捉到隆美尔的行踪。他的士兵在距他不足一码处中弹倒地,但他若无其事地用马鞭敲击坦克炮塔,指挥冲锋。
  隆美尔是法国之战中最出风头的少将,也是第一个获得十字勋章的德国军官,他的部队被媒体称为“魔鬼之师”。
  联邦传媒对隆美尔的功绩大肆宣扬,一部名为,《西部的胜利》的电影、一本《魔鬼之师》畅销书把报刊电台的赞誉推至极点。可纳粹宣传给隆美尔带来更多的嫉妒和仇敌,他渴望新的荣誉,但他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超人的胆识使机会与他无缘。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希特勒把他派到了非洲。
  隆美尔把他在欧洲本土创造的光荣带到了北非,沙漠小镇由此闻名天下,他自己则成了“沙漠之狐”。
  狐狸之死
  隆美尔在北非的传奇战迹使他成为第三帝国26名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可他的怪癖和来自最高阶层的支持,把人事关系弄得相当复杂。”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晋升使我超过大批战友,无疑引来许多许多嫉妒。”“我将在肩章上添更多的星。”就在隆美尔依靠才智胆识顽强地进行奥德赛式的远征时,出于嫉妒而产生的阴谋已在孕育之中。
  隆美尔性格孤僻、傲慢、专横,在军队中他的敌人多于朋友。在一切由他支配的情况下,他是优秀并有独立见解的战场指挥官,可一旦受到过分的约束,他又是一个抗上而难于对付的军官。隆美尔先同德国空军闹翻,继而和墨索里尼发生激烈冲突。当他眼看着一年多来他的一万名士兵、九名将军在北非命送黄泉后,他与希特勒的冲突终于爆发,竟敢面对面朝希特勒怒吼:“惟一能做的是撤出非洲!”
  1943年,百病缠身的隆美尔回到德国,疾病给他留下深深的非洲情思。帝国元帅戈林开始粗鲁地侮辱他,脾气暴躁的隆美尔已经失宠。
  隆美尔是当时惟一与英美军队作过战并为敌人畏惧的德国人。考虑到此,希特勒一度让隆美尔任意大利“B集团军”司令,可隆美尔并未得到相应的部队。据戈培尔日记记载:“他们不愿隆美尔指挥太多的军队。他们嫉妒他。”
  1943年底,隆美尔奉命赴英吉利海峡用钢轨、水泥、木桩、海水、沼泽、废炮弹和千奇百怪的各种地雷修建6英里宽、50个阿拉曼战线长的“大西洋壁垒”。连工兵司令梅斯将军也看得目瞪口呆:“他真是个工兵天才!”像以往一样,他对奢华的生活、名胜古迹不屑一顾,途径比萨时,他根本不理参谋们想去一睹斜塔的请求:“比萨斜塔已经斜了许多年,战争打完它还会斜着。”当他的参谋长高斯将军送给他一个古董花瓶时,他竟容光焕发:“瓷器!我们为什么不用陶瓷造地雷?”
  随着隆美尔回国后对纳粹暴行的了解,他厌恶地称:“纳粹头头们的手都不干净。”当他的儿子曼弗雷德想参加党卫军时,隆美尔怒不可遏:“绝对不行!希姆莱的集体屠杀在断送德国。”
  诺曼底登陆后,隆美尔看到大局已去,无辜生命在白白送死。他来到苏瓦松,向希特勒当面请求政治解决。在伯希特斯加登,他不顾希特勒的制止,几次提出考虑“整个局势”被希特勒逐出会场。
  1944年7月,隆美尔遭轰炸颅骨粉碎,抢救三天才恢复知觉。这是他第六次火线负伤。至此,固执而闲不住的隆美尔只能在病床上挣扎着打苍蝇。由于失去左耳左眼,他边距离都已判断不准。此时,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已把隆美尔卷了进去,盖世太保怀疑隆美尔是密谋分子的核心,五年前遭隆美尔羞辱的希特勒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德军总司令凯特尔、坦克上将古德里安、坦克中将寇彻海姆等五人组成军事法庭,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人愿替隆美尔说公道话。
  N944年10月14日早晨,身穿上开领非洲军制服、满身勋章的隆美尔还在等待希特勒把他派往前线的命令。可来访的希特勒副官布格道夫将军摧毁了隆美尔的全部希望:“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指控谋害元首。”面对种种天衣无缝的证据,谁也不相信他至今对谋杀计划一无所知。布格道夫宣布,鉴于隆美尔的战功,元首允诺,隆美尔死后实行国葬,家属享受元帅抚恤金。
  隆美尔最后一次拥抱了妻子:“我将在15分钟后死去。”他把钥匙和钱包交给独子曼弗雷德,然后戴好军帽,穿上大衣,手握元帅杖跟在布格道夫身后,钻进前来接他的汽车。15分钟后,陆军元帅隆美尔死于车中。
  纪念阿拉曼
  1992年10月25日是阿拉曼战役50周年纪念,几十个国家的军政显要飞往埃及,缅怀这场“无仇之战”。从亚历山大到阿拉曼的旅馆被预订一空。24日日出之前,我就拉上英文记者润哥从开罗直扑阿拉曼。茫茫沙漠路我的时速就没下过180公里,6缸4.5升的庞大引擎发出喷气战斗机才有的啸音。沿海岸方向一直向西,左侧是撤哈拉,右侧是地中海。1992年4月,我曾沿海滨路一直到的黎波里谒见卡扎菲,婉蜒而去直至天际的海岸公路两侧,成群的无名战士墓沉重肃穆。
  马特鲁省人民已把当年隆美尔的指挥所改建成隆美尔纪念馆。这里原是罗马时代贮藏谷物的岩洞。现任德国斯图加特市市长的曼弗雷德·隆美尔将其父生前的皮大衣、望远镜、地图和私人照片捐献给这里,与非洲军团的旗帜、炮弹壳并排陈列在洞内。马特鲁人因曾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所以把隆美尔看做是反抗殖民主义的解放者。在加油站,牧民桑尼竟用德语朝我打招呼。放骆驼的老易卜拉欣已老得走不动路,歪在朝阳的沙坡上晒太阳。他告诉我,每当沙暴来临之际,他都能见到他的老朋友隆美尔,说到此还斩钉截铁地挥起干枯得像猫爪的手:“Angreifen(德语,进攻)!”
  阿拉曼战争纪念馆是奉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命令于1965年12月开始兴建的,这座环形纪念馆建在昔日战场上,用当地岩石构筑而成。纪念馆收藏了当年的武器、军装、旗帜、图片、绘画以展示当年的激战场面。在沙盘作业室,按比例缩小的沙盘重现了德军从利比亚东进2000公里直逼苏伊士运河的态势。沙盘前,隆美尔与穆巴拉克的半身塑像并肩而立。隆美尔身先士卒的品行、对祖国的忠诚、勇敢顽强的战斗风格、超人的指挥才能和神奇的机动战术至今令世人赞叹。
  1966年11月9日,曾指挥阿拉曼战役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写信,请求参加阿拉曼战役25周年纪念。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英埃关系一直不好,蒙哥马利估计他的请求会被拒绝,但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纳赛尔不仅同意他来阿拉曼,还把他作为官方客人。
  为纪念阿拉曼战役50周年,穆巴拉克总统拨款对阿拉曼战争纪念馆重新扩建,以此欢迎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二战老兵。
  在阿拉曼战争纪念馆西北的高地上,矗立着德军战士墓,4200名阵亡将士的骨灰按籍贯分装在21个花岗岩石棺中,环列在罗马斗兽场般的墓地里。巴伐利亚州石棺上一束夹竹桃的花朵已经干枯,其后是镌刻着4200名阵亡者姓名的石壁。
  由德军战士墓西行3公里,是意大利无名战士墓,4800名阵亡士兵的骨灰盒镶嵌在一座纪念大厅的汉白玉墙壁中。再向西300米,是纪念228名阵亡的利比亚士兵的清真寺。
  阿拉曼战争纪念馆附近最大的墓地是英联邦战士墓,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希腊、印度、南非、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的11945名士兵长眠于此。刻有犹太大卫星(六角星)、基督教十字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标志的墓碑并排静卧。隆美尔曾把战死的双方战士埋在一起举行葬礼,坚持给修工事的劳工与德国人一样的工资,他对白人战俘歧视黑人战俘的做法予以严厉惩罚,“因为身穿同样制服的黑人与白人生而平等”。他拒绝执行盖世大保
  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还要求部下不许在禁猎季节射杀野鹿。澳大利亚第9师的琼斯当年只有22岁,他说,他和他的战友们“对隆美尔非常尊敬,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官和真正的绅士”。美军救护车战地急救队的阿瑟·豪少校回忆隆美尔:“纪律严明,不虐待俘虏。”
  79岁的老兵多扎凯迪斯是希腊老兵协会主席,他身穿当年的军装,打上绑腿,腰挂水壶,身背背包,还像50年前那么精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一脸崇敬,声称她的男人只有29岁。76岁的好菜坞摄影师凯博50年前是英第8集团军的运输班长,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战事,“怎么会忘呢?我们班8个人,一下就炸死4个。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德卡尔·吉默曼当年才22岁,阿拉曼一战使他成了独眼龙,他跪在墓地上默默祈祷亡灵超生:“我怀念50年前为我牺牲的同志,也怀念当时的敌人。”他面前的墓碑上刻着:“这里躺着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是为了救自己的战友而躺下的。”
  1992年10月2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双手颤抖地把一朵朵海棠花大小、设计成子弹与迸射的鲜血图案的小红花,别到几十位年逾古稀、在阿拉曼失去丈夫的老妪胸前。我平端相机距梅杰不到两码,可他略带哭腔的男中音却像来自苍茫的天穹:“50年前的事距今已经很久,可我说句真话:不列颠将牢记它500年。”蒙哥马利的儿子小蒙哥马利子爵已经64岁,他对父亲指挥的阿拉曼战役的惟一评价是“铸剑为犁”。年已63岁的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引用《罗马书》中的话“仇恨罪恶,坚持美好,友爱兄弟,同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来回顾他的父亲。大会组织者的书面文告中称:“对所有西部沙漠参战者的同志情谊和勇气、对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骑士风度致敬。”
  入夜,我平躺在盟军战士墓,仰望北非夏日深邃的晴空,一勾新月徐升,清光泻地,照遍树丛和数以万计的墓碑,白石鳞峋,一望无际。海风拂过我赤裸的胸膛,仿佛时间已经凝住,风变成了固体。
  不知何时,笨重的皮鞋声将我惊醒,起身望去,月光下走来两位比我还狼狈几分的青年人。他们自称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的父辈——南非警察部队也参加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长发的理查德挽着同伴赫克的手,把我引至一处普通的石碑前,这是由他祖母为他阵亡的叔叔立下的墓碑。手电光下,我看见一行端庄的碑文:“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第11节 四进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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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会走路那年,便从我奶奶嘴里听说“天方”有个巴格达,巴格达有个孩子阿里巴巴,用开水烫死了藏在他家大木桶中的40个强盗。从那时起,我对我们家院子里的几口大荷花缸就充满恐惧,总担心从里面爬出一队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乃至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里撒尿,奶奶嘴里的巴格达除了遍地窃贼这惟一的缺点外,其他一切都像伊拉克蜜枣一样甜美,美得我忍不住产生愿为巴格达献身的念头。
  巴格达位于两河流域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早在6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城市,发明了车轮,修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中东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贸易中心。千百年来,不同种族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聚居共处,使巴格达充满了神奇的魁力。世界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是在巴格达发生的。
  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被新华社派往巴格达。在此后的三年里,我四进巴格达,直到把新华社图片传真机装到巴格达移动卫星发射天线上,使巴格达分社成了新华社第一个用卫星天线向外界传发照片的分社。中国人首次用卫星天线在世界上长距离传输图像。
  一进巴格达(1990年12月~1991年1月)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予以制裁,国际封锁使出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
  为此,我得先从北京飞到伊斯但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全凭安拉安排。
  临近烟波浩淼、黑云压城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浮现出我老妈随风飞舞的灰白头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从伊斯但布尔换乘约旦的波音--727飞至安曼,安检更加严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别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混入“皮包炸弹”。每位旅客都领到一张白色传单:“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在巴格达拍照难于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广场、博物馆、集市、机场、车站一律严禁拍照,荷枪实弹端AK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警告我: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被取消了签证;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巴佐夫特被绞死;不守规矩的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在巴格达,如果没有伊拉克情报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高涨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脸,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书写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由于日本海部内阁出兵参加海湾封锁,在伊拉克犯了众怒,在巴格达被误作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光荣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组织记者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珊而行。我和紧靠我左臂的白人记者跟着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
  事后才知道,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向民兵发枪,机场售货员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车业务,奉命开往科威特前线,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巴格达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医院正把药品清点集中,装箱隐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军车成队,开往前线的军人在此尽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军饷。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反,老年人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太太哭诉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苏尔,可听说多国部队已把那里的核基地列为打击目标。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全是北大学长,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曾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使馆计划留下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人员分批撤出。留守的我们在中国使馆楼顶用红漆画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冀以免遭轰炸之虞。
  二进巴格达(1991年3月~5月)我是在以色列挨“飞毛腿”袭击时接到再进巴格达命令的。由于以色列与伊拉克早在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时代就结了仇,海湾战争使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为“匪谍”,我的伊拉克签证上早就注明:“一旦该护照有以色列痕迹即告作废。”因而这次奉旨二进巴格达大有直接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送我一件大白T恤衫,上书“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混蛋上司瞎指挥。”
  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美国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尽管我向往陆上交火的科威特,对重返巴格达颇不以为然,可还是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因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上司总是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为了自我保护,洗去我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自作主张地先从以色列飞往塞浦路斯,再转道埃及,最后飞到约旦、再伺机进伊拉克。沿途,我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把奥丽特小姐送的T恤衫存在了开罗。我一直以为生死乃命中注定,非人力可改变。以前我读过一篇毛姆的小说,名字就叫《撒马拉相会》。撒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马利亚螺旋塔的所在地,讲的就是命中注定的故事。说在巴格达有一位商人派仆人去集市买粮食,不大工夫,仆人狼狈地跑回来,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主人,我刚在市场被人挤了一下,转身一看,挤我的人竟是死神。她见是我,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现在,请您把马借我,我要逃离巴格达,躲到撒马拉去。”商人立即把马借给仆人,让他逃往撒马拉。商人自己去市场,也碰到死神,他问死神今天早晨碰到仆人为什么做一个吓人的手势。死神说:“那不是吓人的手势,我只是吓了一跳。我为与他在巴格达相遇惊诧不已,因为今天晚上我和他在撒马拉有个约会。”
  1991年3月1日在开罗机场,邂逅的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手捧我递上的名片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索嘎!索嘎!”地围着我直转圈。因为共同社眼中的唐老鸭大智大勇,绝不会傻到从以色列回伊拉克送死。直到看到中东分社给我的电令,他翻来覆去地检查再三,才相信的确是我本人。
  飞到约旦,中国驻约大使章德良一见我就大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备了酒菜,挤到我小屋里侃了一夜。章大使特别关照我,千万别向外人透露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难保。我则恳求章大使,尽快把我弄进巴格达。据章大使介绍,伊拉克最近驱逐了所有外国记者,想进巴格达得等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到来后再想办法。憋得我整天拿章大使的德国狼狗黑贝开心。当初战争正酣之际,我每天都盗用使馆的大虾给她补奶,不想这美人聪敏过人知恩必报,以后我先后十次从约旦过境,她总是颠前跑后恩爱万分。
  3月5日,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自埃及驾临约旦,这位北大老学长不仅给我补充了1万美金,还答应把我带进巴格达。3月15日凌晨4点,郑大使在我们的小汽车上升起五星红旗,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驶向巴格达。
  进入伊拉克境内后,高速公路上被炸毁的40吨油罐车和巨型集装箱载重车不时可见。公路上有美国空军标准装备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一枚火箭命中中央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一团。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像被刀砍过一样散乱如麻,庞大的架线塔被炸翻在地。我们的汽车竭力躲闪着弹坑,可还是轧在一块炸弹皮上,轮胎爆炸,险些栽进弹坑里。我既担心会撞上美国炸弹,又害怕被共和国卫队识别出来送上绞架。因为我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曝光的中国记者,而今又胆大包天地返回伊拉克。
  昔日天方夜谭中美丽的巴格达此时已变成一堆沾满污泥的肮脏的水泥建筑。萨达姆总统府门前的“7·16”钢索桥被整个摧毁,与自由者桥相距800米的共和国桥被炸成四段,坠落底格里斯河中。都拉炼油厂被炸毁,汽车无油,人们纷纷以自行车代步,连曼苏尔富人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骑自行车。粮食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拉希德大街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第,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129倍。巴格达街头烈日当空,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自来水管排队取水。五星级的拉希德饭店已经断水,我在一楼厕所撒了尿,可是没水冲。新华社只剩花园中的水龙头细水长流,用它冲完的胶卷挂着层莫名其妙的自霜。
  我在伊拉克情报官员的陪同下拍摄战争废墟。此次战争,多国部队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能精确地钻入建筑物腹内爆炸,从外部看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被炸得面目全非。阿米利亚地下掩蔽所就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伤亡人数达1500人。废墟上高擎黑色挽幛的受难者家属看到有我这个外国人拍照,慷慨激昂地拥上来把我围在核心高呼打倒美帝,好像我就是乔治·布什。
  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利赫接受采访时称战争封锁使伊拉克每人每月仅能得到1公斤大米,医院中的急诊手术往往得依靠烛光。哈佛大学研究所认为到1991年底至少有几万名儿童饥病而死。国际红十字会迪利克医生告诉记者,由于缺少医疗设备,医生不得不重复使用注射器,这将使很多人有可能感染肝炎和艾滋病。这番话听得我不寒而栗,因为我已奉命挨了许多说不上名目的防疫针。而这些针的注射器全是反复使用的,因为伊拉克自国际封锁以来就很难找到一次性针头。
  我还奉命与共和国卫队同行,到南方镇压穆斯林什叶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库尔德人叛乱,回到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萨东先生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嘴角叼着一枚快要烧着小胡子的雪茄烟蒂,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烧毁的表店。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口咬定没拍:“萨东先生,您知道,我向来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根本不按快门。”老萨东一对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报,你并不总那么听话。不过别害怕,现在是我求你,我们的部长出于某种兴趣,急需一张埃尔比勒那家被烧毁的钟表店的照片,可我手头现在没有。我听人说你路过那家倒霉表店时,手中的相机响了一下。”
  三进巴铬达(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巴格达市中心拉希德饭店也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炸死一名妇女,伤数十人,其中一名德国记者炸了个满脸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难民,直到10天之后我才抽身飞到约旦,取道进入伊拉克。
  自海湾战争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制裁,多国部队的F--15鹰、F一18A大黄蜂、F一14雄猫控制了制空权,伊拉克固定翼飞机就没敢升空,持续的空中封锁使伊拉克民航集体转业改开大巴士,专营从巴格达到安曼的长途客运,战争使飞禽成了走兽。早上9点,我身背采访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帮我准备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饼,爬上由约旦首都安曼开往巴格达的“沃尔沃”长途车,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驶出约旦鲁维谢德,海湾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和国际红新月会协会在此修建的难民营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帐篷坑。根据我战时模糊的记忆,约伊两国间有70公里宽的中立地带,可现在约旦的边界似乎向东推进了相当一段距离。伊拉克塔布里勒海关出现在眼前,红、白、黑、绿的四色伊拉克国旗懒洋洋地在烈日下飘舞依旧,只是国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绿色阿文:“安拉最伟大。”这是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后修改国旗的硕果。
  伊拉克海关认真地在我护照的第一页上填上我携带的相机、镜头、录音机……这是以往两次没有的。我规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后等待过关,一位显然不谙英语的伊拉克边防警察用极奇怪的发音逐一点名,结果使所有听众对自己的姓名都顿感陌生。轮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时,这位随时准备应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对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无反应,当即因装聋作哑把警察气得喉咙冒火,被恶狠狠地抛出队外。眼看着刚刚还绅士派头十足的商人老兄顷刻斯文扫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运真比蛛丝还细。好在我顺利过关,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继续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们的大巴士终于缓缓驶人神秘的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为加强摄影采访管理,把我和美国《时代》周刊摄影师罗伯特·斯特朗编在一组,采访当年被多国部队炸成一堆烂铁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绍,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该厂部分恢复生产,奶粉厂还送给我们每人两袋奶粉作为佐证。采访完毕,我掏钱请情报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达豪华的萨哈饭店吃午饭,连点了三道主菜都说没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可我敢打赌,这条鱼至少登陆了一个月,没鳄鱼牙、火鸡胃就别想消化它。
  情报官瓦利德问我这次来巴格达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我说:“伊拉克人民更团结了。”他说:“当然,现在是战争。我警告你,一个人上街千万别背相机。”饭后,我发现瓦利德贪婪地注视着橱窗中的进口香烟,便主动给他买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获至宝地揣进衬衣口袋,一面请求我为他的同事再买一包。战前,这类进口烟成箱地摆在货架上,兜里揣满了用滚滚石油换来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采访完毕,瓦利德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市郊的家,领出一对天真美丽的双胞胎女儿,说要聘给我带回中国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时代》周刊的罗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车前往巴士拉,同行的还有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各国记者。我们被编成一队,连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报官员统一控制,意大利NOI记者皮鲁谑称之为“Internationa IP.P.”
  (该字既有国际采访团之意,又可理解为国际撒尿)。
  巴士拉是仅次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于伊拉克南部,东临夏特·阿拉伯河,市内河渠纵横,已有1300多年历史。海湾战争期间,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桥被多国部队炸毁,至今未能修复,城内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恶臭冲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于两伊战争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镌刻了死者的名字、军衔、生卒年月,其中有战死的国防部长阿德南、第三装甲师师长拉希德、第五机械化师师长哈雅尼。
  我们采访了巴士拉港区,港内上百条锈迹斑斑的巨轮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码头上杂草丛生。我们获准攀舷梯登上巨轮拍照,本应繁华喧闹的中东名港此时竟比圆明园还寂静、荒凉,残砖败瓦和炸变了形的钢铁遍布甲板,船体上层建筑上简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这里集中了世界各国的巨型货轮,海湾战争使其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络,静悄悄泊在锚地。
  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阿拉艾拉丁称他的医院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冈本行正指着手术台上的药说是日本捐赠的,说着一把抢过来仔细读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没了下文。意大利记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国字吧!”说话间隔壁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毛发倒竖的嚎叫,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医生正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动手术。医生说:“麻药不够,这个士兵枪伤不重,身体又壮,用不着麻药。”
  我们下榻的五星级巴士拉希尔顿饭店根本没有电,只在写字台上插了支火苗随风摇曳的蜡烛。洗手间水龙头用了吃奶的劲才拧开,先是血红的锈水,继而是浑浊的暖流。
  早饭只有干大饼和煎鸡蛋。《朝日新闻)冈本行正点了果汁,可送上来的却是杯自来水。
  沿途,所有记者还得分担七八个情报部陪同的饭费。
  由于缺乏配件和保养,汽车总出毛病,返回巴格达的时候竟有两辆汽车坏在野地里。所有情报部陪同和汽车司机都亮出家伙,围在四周担任警戒,由机械师抢修,尽管我们己付了租车费,可修车的费用仍由记者平摊。
  沙漠黄昏的晴空蓝得让人发愁,寒风刺骨。我们几个摄影记者围着火堆一人一口传递着《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的一瓶约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鲁就着火光掏出一大把苏联勋章逐一别到我们所有人胸前作为纪念,他还有克格勃证件和苏共党证,据说全是在莫斯科现交钱现贴照片压钢印办来的。这老家伙年纪虽已62,可上蹿下跳倒像刚满26,他拎着酒瓶子把麦克阿瑟的绝句“老兵不死,仅仅隐退”(Old soldiers nen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为“老摄影师不老,就是找不着焦点”(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 just out of focus.)。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说罗伯特已付了包车钱,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双份呀。可看到车子驶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说:“我的确没钱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国大使馆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我保证付给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证!”
  车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进分社,分社首席记者李义昌担心我处理不了。我说,您还得常驻,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对付。我转身出门告诉司机,我刚和罗伯特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付了全部车费,因此只能给他50美元小费。司机说他可以给我多开发票。我说:“中国前进了。你给我如数开确实付的钱,否则一个子儿也没有。”
  四进巴格达(1993年7月~8月)1993年6月29日,我和一帮西方记者拍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通过运河,在苏伊士河口,《时代》周刊驻开罗记者断腿巴利趴在我耳朵上让我和他一起去伊拉克“买手表”,“否则准会后悔一辈子”。我猜这小子话中有话,尤其是次日一早美联社的纳伯特也开车奔了机场,我就断定巴格达又要出事。我向上司表示也要到巴格达去“买手表”可直到半个月后,我才接到进入已格达的命令。
  7月17日,开罗分社厨师杨子、贾三儿特意为我弄了顿“断头饭”,然后送我去机场。路上,我们撞了一辆菲亚特,一名埃及骑警一直尾随追到机场才把我们抓住,我将此视为不祥之兆。
  约旦分社的几位老兄帮我弄了特许证,伊拉克政府破例同意我把“美联”图片传真机背进巴格达,通过海事卫星的无线天线向外界发传真照片。
  还是那条沙漠路,还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况、车况更差。7月的中东沙漠酷热无比,而伊航长途大巴年久失修的空调根本排不出一丝冷气。我已是第四次前往巴格达,全无以往的激情,像个失去奋斗目标的英雄,愁眉苦脸,苦不堪言。直到红海烈日西坠,阿拉伯繁星满天,我们这辆机件失灵的破车才穿过千里伊拉克大沙漠,摇摇晃晃进入巴格达。
  一到巴格达,我就跟着联合国核查组拍“安装监视用摄像机”,待我冲洗完照片,把美联图传机装上移动卫星发射天线时,才发现就是叫不通北京岸站。原来这种海事卫星移动发射天线的工作气温不能高于60℃,而我们那尊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锁的移动天线的表面气温超过80摄氏度。1993年7月26日,我们终于让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移动天线向外界传发了照片“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艾克尤斯飞抵巴格达”。连美联社摄影记者贾西姆也跑过来伸出大毛手祝贺新华社也拥有卫星传真装备。现在,这座我亲手安装在巴格达的发片装置还被锁在伊拉克政府新闻部院内的草坪上。
  三年多的战争封锁,使大多数伊拉克人的购买力下降到只能购买政府凭卡供应的10公斤配给粮。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已上涨到每公斤90第纳尔,而伊拉克副部长级官员月工资仅为750第纳尔。勤劳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锈迹斑斑的马尔基娜雕像重新喷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瓮中浇水。可离这儿不远是一群脏兮兮的小孩,正伸出猫爪般的小黑手乞讨。
  在国际新闻为美国一家垄断的形势下,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1995年全民公决萨达姆以得票99。96%的高分蝉联总统。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比在原来西方统治者执政年代的生活好得多。在持续多年的封锁下,萨达姆政府保障农产品自给自足,首先是蔬菜水果。肉制品虽不丰富,但仍保持最低水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有的是鱼,地下有的是油。伊拉克人不缺吃,也不少电。某些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匿乏使居民生活受到影响,药品奇缺使伤病员首先是儿童死亡率上升。但客观上的自力更生与主观上捍卫独立的决心使伊拉克永远不败。面对国际封锁,政府发给居民每人一卡,凭卡每月供应6公斤面粉4公斤大米、0.5公斤黄油,1。5公斤糖、300克茶、1只鸡、1条香烟以及肥皂、洗衣粉和汽车轮胎。这些供应品在遍布各地的特供商店兔费供应,或仅象征性地缴极少的钱。
  伊拉克90%的居民有自己的住房,煤气、电、水、电话费等基本公付,占每人工资比例不至1%。伊拉克保障私有财产,允许多种经济形式,自认为正在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因而优先发展国有经济。伊拉克独立前只能保住石油收入的6%,其余的全被西方国家拿走。现在,石油收入全部归伊拉克政府,这正是西方国家借口人权攻击萨达姆的根本原因。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战争使伊国人对本国货币毫无信心,对美元却近乎疯狂的崇拜。一架德国产8*10蔡斯望远镜才20美元,而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头巾的家伙20美元卖给我一只“欧来茄”海王手表,可当我戴到手腕上才发现,除了秒针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这位潜入人流的老兄时,他已摘掉头上的围巾,露出满脸大胡子。他宽宏地同意。“买回”那只表,不过只能“付”我10美元。当然,我也有赚的时候,一支派克45型钢笔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军刀3美元。在一个相机摊上,竟发现一台带MD一4马达、135mmF2镜头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强压住激动问摊主100美元能否成交,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机就跑。跑出百米之后,我才仔细打量这台磨得露了黄铜、镜头上还打着“美联社”标志的黑市货。可等我返回使馆,使馆的小于却迎面泼来一瓢凉水:“这台相机昨天开价才80美元!”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也在秘密地拍卖财产,但避开新闻界,只对各国使馆开放。我和小于开着中国使馆的卡车到美国使馆一举买下了美国人10台崭新的“将军”牌空调。
  波兰外交官托马斯作为美国利益代表现场拍卖,偌大的库房中堆满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尘器、铝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导我和使馆的小于到使馆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献媚:“小姐,你真美!美国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妈生在贝鲁特。你是记者?”
  “不!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欢迎你来中国使馆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爱!”
  “你真迷人!顺便问一下,那些电脑卖吗?”
  “所有电脑都已卖给了印尼使馆。”
  “真可惜我来晚了。亲爱的,能否这么理解:美国使馆把能卖的全卖了?”
  “可以这么说!”
  拍卖大厅的警卫不许我进,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机,此间的拍卖是严禁记者采访的。我把大花裤权卷至大腿根,红背心撩至胸口,腆起脏汗横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车车门上:“有我这样的记者吗?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我只想给自己留个影!”警卫对视了一下:“看来你也干不了用脑子的活儿。”当天,我在发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缀语:“看来,一个把房产之外的财产全卖了的使馆短期内不会改善两国关系。”这张质量极差的传真照片竟馋得美联社贾西姆啧啧称羡,这是1993年7月的事。
  《纽约时报》驻白宫主笔迈克尔·凯利在他的《殉难日》一书中称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一名腰缠万贯的约旦投机商称:“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小妞儿,你可以廉价地‘威凯威凯’。”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个在旅游学院学英语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it(吮这儿)!”还以职业的温柔死缠着和我们合影,我们不得不正言以对:“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伤的中国古语:“卿夺佳人,奈何作贼。”
  入夜,古老的巴格达笛声悠扬、锣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猎人俱乐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9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的长子乌代也在其中。由于经济困难,伊政府号召人民摈弃传统奢华的阿拉伯婚礼,代之以爱国主义的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让其长子乌代以身作则。
  伊拉克政府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娘提供(借用)婚纱,向新郎赠送西装,并允许每对新人的50位亲戚免费出席集体婚礼,享受国际封锁下罕见的“库兹”(烤羊腿)。断腿的民歌手伊斯麦坐在椅子上唱着悠扬的歌,他的双腿是海湾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飞的。一位来看热闹的小姐国难不忘美容,卷了乌发、润了粉颜,还从容不迫地坐在民歌手身旁染指甲。
  举办集体婚礼的猎人俱乐部百米之外就是伊拉克军事情报总局,一群士兵仍在清理前不久惨遭轰炸的主建筑。
  防空武器昂首向天,一面伊拉克四色国旗在夜空招展,旗上的手写体阿文赫然分明:“安拉最伟大。”
第12节 埃及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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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身符不翼而飞
  1992年10月12日午后,我一觉醒来,中东烈日正透过百叶窗直射到我腿上,干枯的汗毛在侧逆光下金光闪闪,贴满止疼膏的膑骨火辣辣的疼、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突然发现脖子上的护身符不翼而飞。
  我的护身符绝非价值连城的钻石、翡翠、和氏壁,而是一枚仅伍分硬币大小、刻有六字真言的铜观音。可这枚祖传的铜观音陪我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抓大熊猫、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从天安门到巴格达。洪水、大火、动乱、战争……铜观音保佑我走遍世界。
  我将护身符的失踪看做是某种危险将至的征兆,就像海湾战争在特拉维夫挨“飞毛腿”前,尼康相机包的背带莫名其妙地断了三次。
  不祥的预感像只庞大的阿拉斯加灰熊,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莫名的恐惧紧紧纠缠着我。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我放在冲扩店的四卷负片,竞不可思议地卡在冲扩机里。尽管店主哈利德一再以安拉的名义赌咒发誓“枯鲁塔麻姆”(阿语:一切都好),可我从中午到现在连跑四趟还是没有结果。
  下午2:40,我开着大吉普第五次去冲扩店,店老板哈利德干脆躲了出去,仅留下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伙计敷衍我,气得我直骂娘,发誓再也不来这家鬼店。
  我离开冲扩店,开上大吉普回分社,看看左腕上的潜水表已是下午3:05。我爬到吉普后座上将昨天吃剩的罐头、面包塞进一只大塑料袋,又取出汽车收音机中的盒带,准备回房间伴着瓦格纳辉煌的旋律吃我的午饭,继续读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我左手提着塑料袋爬上楼,钻进洗手间准备把憋了半天的一泡尿先解决掉。就在这时,一阵闷雷般的轰鸣由远而近,大地上下震颤,继而左右摇晃,我根本无法把尿撒进尿池里。我用手撑住墙壁,抬起左腕看了一眼潜水表:下午3:09。
  地震持续了一分钟
  整个震颤过程持续了一分钟。在这漫长的一分钟里,先是有人大呼小叫“地震”,继而是五音错位的喊夫唤妻。
  我根本不信真是地震,因为我脑子里只有“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我随着慌张的人流往外跑,迎面撞上一个脸色煞白带着哭腔找丈夫的女人,看着她的失魂落魄,我猛然想起我还是个男人。我逆着人流返回楼上,抄起床头的多姆克摄影包,又从冰箱中摸出五个柯达胶卷和一卷绷带,拎着落满灰尘的钢盔直扑停在车库的大吉普。此时,我就像一只全神贯注于捕鼠的大公猫,周围的一切似乎已不再存在。我真担心持续的震颤会把我的大吉普砸在楼里,由于太紧张,连打了两次火才发动着引擎。弄不清是大地的颤抖还是六缸吉普4500毫升发动机的轰鸣,我耳畔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我尽力稳定情绪将车倒到街心,大吉普咆哮着迎着惊惶失措的人流霸道地横在街心。我摇下玻璃朝外面大喊:“谁跟我走?”我称之为六哥的分社办公室主任应声上了车。我的铁哥儿们王波揪着自己的小背心的背带、趿拉着拖鞋可怜巴巴地问我:“穿这个行吧?”我没等他完全爬进来就抬开离合器,大吉普吼叫着冲开人群。王波趴在我耳旁大喊:“咱们去哪儿?”“哪儿惨去哪儿!”我回答得咬牙切齿。宽广的阿盟大街成了抱头鼠窜者的避难所,可我无心在此恋战。我知道老开罗的旧房区肯定比这儿出戏,茵芭芭和舒伯拉区不砸死人才怪。可眼前一些胆小的可怜虫弃车而逃,把道路塞得死死的,好在我的大吉普四轮驱动可以蹿上爬下越野而行。“七·二六”大街一幢五层楼震塌的一角堵死了干线,我不得不右转弯沿着濒尼罗河的科尼奇大道向南走。再往前是政府新闻部,我让王波下车去新闻部打听一下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我则找路口掉头,将大吉普靠在马路牙子上追拍魂不附体的人群。
  六哥和王波四只拖鞋僻啪小跑着奔回来,争先恐后地大喊:“新闻部里的人全躲地震去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埃及人失魂落魄地一把拽住脖子上挂满尼康相机的我,其神态酷似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八路军的大春哥。原来新闻部后面就塌了三座小楼,他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跟在这老兄身后亦步亦趋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终于来到一堆破烂不堪的废墟前,可房主说什么也不许拍照。
  再向前就是舒伯拉区,根据多年经验,我紧盯着一辆救护车的屁股,轻而易举地到了现场。这里的房屋至少已有80年历史,自然惨象环生。紧挨着我的大吉普,一家人正颤巍巍地竖起大木梯把还困在二楼的孩子接到地面。数不清的灾民在破砖烂瓦中挑拣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谁也不知道哪儿是震中,谁也不清楚地震有几级。一位安莎社记者告诉我震中“应该在地中海底”,我笑骂道:“应该是维苏咸火山!”
  独自一人钻进新华社中东分社大楼的暗室里,冲胶卷时我才突然感到以往从未有过的恐惧,“死”仿佛近在飓尺。
  此时,我真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可以延续我的生命,我痛苦地感到我已经老了,以往的胆识已一扫而光,我真怀疑当初在巴格达、特拉维夫挨炸时我是否邪魔附体。为战胜自己的懦弱,我将收录机的音量开关扭至极限,让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驱散冥冥之中的恐惧,赶走死神的黑翼。
  照片很快制作完毕,待写完文字说明才知道整个开罗与外界的电话联络全部中断,任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入夜,我开着大吉普奔赴开罗灾情最重的海利波利斯区,这里一幢有72套房间的14层巨厦被夷为平地。我看见路透社摄影记者阿莱、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法新社摄影记者阿尔多等人嘴上缠着白绷带,迎着刺鼻的血腥味往前冲,这是一群十足的捉老鼠的大公猫。我的老朋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断腿巴利也混迹其间,拖着他那条在贝鲁特打断的右腿一个趔趄栽下来,大脑袋正撞在我肚子上。
  我用力挽住巴利的胳膊,同时尽量保持住自己的平衡。巴利一面喊了声:“谢了,唐!”一面挣扎着继续往废墟上爬,越过他倾斜的脊背,我看见他那大眼睛的阿拉伯女人正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肩膀顶着巴利的右腿。
  寻找震中
  午夜两点,我将大吉普藏在清真寺旁的一块空地上,偷偷摸摸地钻回楼里睡觉。我绝非有意以武力试探社长不许上楼的命令的权威性,实在是我已太累,必须脱光衣服“真正地”睡一觉,因为我已打定主意,明早一定要第一个赶到那子虚乌有的震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禁不住重温1989年山西地震的旧梦,那回我以一辆“大发”昼夜兼程2000公里,我的传真照片不仅占领了《人民日报》头版,还被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们买去。光荣与梦想俱成历史,这里是开罗,地震仍在发生。紧张工作之余,我体会着小猫晒太阳才有的温暖,恍惚睡去。
  当我被闹钟吵醒时已是10月13日凌晨6:00。我邀阿文记者老杨与我同行,目标是100公里外卡伦湖畔子虚乌有的那托拉尼沙山,据埃及《金字塔报》透露,那一带可能就是震中。驱车出开罗沿着直通法尤姆的沙漠路狂奔,一种中说不出的惬意溢于心头。
  我开的这辆91年款丰田大吉普曾随我二闯以色列,半年前以色列国防军围堵了我几十公里才在加沙城北将我拿获。法新社、路透社们把闯边界的我描写成“驾飞车的唐”,以色列国防军干脆叫我“飞人”。开快车成性的我按报上讲的经纬度迅速赶到开罗西南指定的坐标位置。可这里既无加托拉尼沙山更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就连在这片沙漠中修路的筑路队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和老杨边走边问,一直围着卡伦湖转了大半圈,才在沙克舒克村口碰上一个自称知道震中加托拉尼沙山的人。
  这个头裹绷带的家伙声称震中加托拉尼沙山还得再向沙漠纵深开70公里,可我的大吉普的贮油只能再坚持50公里。
  看着这老哥目无定睛的神情,我开始怀疑他那缠着绷带的下巴到底是房梁砸的,还是挨了左勾拳。
  按理说小村沙克舒克是离震中最近的永久居民点,可灾情并不比开罗重多少。穿黑袍蒙黑纱的阿拉伯妇女若无其事,各自在破败不堪的屋檐下忙着家务。村旁的卡伦湖上帆影点点,捕鱼如常。
  离沙克舒克村继续前进20公里,便到了北非古城法尤姆。我们的大吉普纵穿最繁华的穆罕默德大街,发现有五六处楼房受损,军队正在封锁现场,组织抢险。但总体看来灾情远远小于开罗。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已中断对中国的出访回国,当天就视察了救灾现场。这次“埃及历史上最强烈的地震”至少已造成500人死亡、4500人受伤。仅开罗金字塔医院就处理了1000多名伤员,医院门口数十名痛失亲人的阿拉伯妇女哭嚎之声震天。
  下场地震推迟到五点开演
  开罗海利波利斯那座崩塌成一堆瓦砾的14层公寓楼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核心。由德国红十字会派来的寻人犬营救队正在仔细搜寻,每隔个把钟头就刨出一个垂死或已被水泥预制板砸扁的居民。阿拉伯人严禁给死人拍照,数十位义务人员高扯白布专门阻挡电视和摄影记者的镜头。炎炎烈日下,口干舌燥的德国寻人犬累得体力不支。戴眼镜的寻人犬饲养员克劳布小姐与她的爱犬共用一个水壶喝水。
  我没见过1940年的考文垂和1941年的珍珠港,可我亲历的特拉维夫和巴格达的战争废墟都没有这么大的腐尸味。此时开罗的最高气温将近40℃,尽管我已用涂了清凉油的绷带将口鼻紧紧包住,可令人作呕的臭气还是熏得我泪水横流。当一只克尽厥职的大公猫发现老鼠后,必然全神贯注于它的猎物,将所有器官、全部精力集中到这富于创造性而魅力无穷的劳动之中,此时,它也最易受伤害。一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口事,就一下子从布满钢筋的二楼摔到一楼的瓦砾堆上。钢盔保护了我的头,可右腿腹骨至大腿根内侧却摔出一道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紫色瘀血来,疼得我匍匐在地,挣扎了好半天还只能蹲坐在原地干喘。
  就在我像个摔碎的泥娃娃那样瘫倒在地时,已有5000年历史的金字塔却结实得让我嫉妒。与大金字塔相邻的斯芬克斯亦安然无恙,我开着大吉普围着它们连转三圈,就是找不出丝毫因地震造成的损伤来。守卫金字塔的警察对我深表同情:“本来也该给它们震出点毛病来,可是很遗憾,什么也没发生!”
  由于谣传CNN播报了一条地震预报:下午4点将有强烈地震,致使新华社中东分社门前空地上坐满了翘首长空等待四点钟来临的人们,就像在等待一场准时开演的电影。
  新华社埃及雇员穆罕默德见我在楼内闲庭信步大为惊骇,我说我刚和安拉通了电话,下场地震推迟到五点开演。
第13节 我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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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总让我魂梦系之,一个是枫丹白露,再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我喜欢枫丹白露是因为这个法文译名文雅、亮丽、宁静、温暖的色调令我怕然心醉;喜欢那路撒冷则源于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每当我启齿念Jerusalem(那路撒冷)这个字时,舌头在嘴唇、牙齿、上颌间轻微颤动,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快感。耶路撒冷正是一座在人们唇齿间频频颤动而震惊世界、孕育出三大宗教的圣城。在我的印象里,耶路撒冷同天国一样遥远,是普通人难以涉足的神奇之地,想不到我三年内四次住在耶路撒冷,双脚踩着耶稣曾经背负十字架走过的石阶。
  1991年2月,我因采访海湾战争首次涉足耶路撒冷时,中国与以色列尚未建交。我落脚的大卫王饭店的花岗岩石墙古色古香,这座以犹太开国皇帝大卫的名字命名的五星级饭店在40年前还是英国驻巴勒斯坦殖民军的司令部,当时英军司令正在通缉一名“身高1。73米、瘦弱、肤色灰黄、黑发、棕目、鹰钩鼻、戴眼镜、坏牙、平足的波兰籍恐怖分子”,他用炸弹炸飞了大卫王饭店一角,刺杀了70多名英国人,他就是梅纳赫姆·贝京。40年后,贝京成了以色列总理,由于与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协议》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历史就是这样沧海桑田般变化着。
  在历尽沧桑的大卫王饭店旁边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园中有个不起眼的石井,那是希律王的坟墓,希律王在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统治耶路撒冷。希律本是一位阿拉伯公主与伊杜美部落贵族的混血儿子,聪明而残暴,被古罗马大将庞培立为犹太王。因为先知预言上帝之子在伯利恒降生,并将成为以色列之王,希律王下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男婴,以免取代自己为王。耶稣的父母在梦中得到神谕,让他们立即逃走,才幸免于难。希律王在位期间重整那路撒冷,加宽城墙、扩大圣殿,希律王死后的2000多年里,以色列主权沦丧,直到1948年联合国决定重建以色列国。今天的希律王之墓不仅仅是个文物,耶路撒冷市长科利克说:“耶路撒冷老城圣墓教堂中殿地面有一个洞,古代人一直认为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的中心,而这个洞是中心的中心。”
  由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军事、心理等诸多不可胜数的因素,耶路撒冷成为无可争议的同时获得神与人青睐的圣城。而以色列事实上成了世界三大宗教圣地的保管者,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使这个仅有300多万人口的弹丸小国成为国际新闻中曝光最多的国家。
  (一)
  马克·吐温游历中东后写的《傻子国外旅行记》中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想象约旦河有4000英里长、35英里宽……可它的实际宽度还不如纽约的百老汇大街。那里的加利利海、死海长宽均不超过20英里,而我在主日学校上学时想象中的这两个海的直径都在6万英里以上。旅行和阅历摧毁了最为雄伟的图画,夺去童年最珍爱的传说。”
  说实在的,耶稣受洗的约旦河最窄处决不比龙须沟宽,用一根竹竿就可撑着跳过去。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以色列“阿尔法”式军用运输机穿过烟雨蒙蒙的地中海,降落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滂沦的跑道上时,就像加加林进入太空一样激动。当我扛着湿淋淋的行李、蹒珊着走出机场,在英、阿、希伯来文路标下撞上一队电视上每天露面的倒背加里尔步枪的以军,才确信自己真的踏上所罗门皇帝的国土。
  战时特拉维夫上空的“爱国者”、“飞毛腿”大战引得我跟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爬上楼顶翘首长空,根本无暇拜谒70公里外的圣城。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的本---阿拔小姐从我踏上这块是非之地起,就每天一个电话地劝我从“飞毛腿”横飞的特拉维夫撤往“迄今还没扔‘飞毛腿’的那路撒冷”,好像人类永远造不出可以命中圣城的弹头。
  刚住进耶路撒冷的希尔顿饭店,就跳出一位接线员奥丽特小姐,她热情地用汉语为我接通北京的电话,还主动邀请我约会,使一向猎奇的我惊喜之余又满腹狐疑:莫非碰上摩萨德的女间谍了?奥丽特很漂亮,她的两腿可真长,仿佛直接长在肩膀上,腰又是那么短,髋前上棘至十二肋仅容得下一根最窄的腰带。她是希伯来大学的研究生,业余时间到电话局打工,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在台湾大学学过汉语,最大的梦想是爬长城。从此,奥丽特成了我在耶路撒冷的导游。
  圣城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犹地亚山之巅,海拔790米,面积160平方公里,居民主要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公元前3000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迦南人耶布斯部落从阿拉伯半岛迁来定居,在靠近泉水的易守难攻之处修筑营地,将该地区命名为“耶布斯”。耶布斯国王麦基洗德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希伯来语“和平之城”),修建了圣殿,而今天的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古德斯”,即圣城。
  耶路撒冷分东西两区,西区是19世纪新建的市区,古老的东区集中了许多宗教圣迹。自始建以来,耶路撒冷老城已重建18次之多。公元前1049年,大卫王曾统治该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其夷为平地,公元前532年又为波斯大流士侵占。此后,耶路撒冷相继附属于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和罗马帝国。公元636年,阿拉伯帝国打败罗马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开始统治耶路撒冷。11世纪末,罗马教皇联合欧洲君主以“收复圣城”名义,组织了8次十字军东征,建立耶路撒冷王国。1187年,萨拉丁大王在北巴勒斯坦的赫淀大败十字军,穆斯林重新控制圣城。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路撒冷一直受奥斯曼帝国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将阿伦比捷足先登抢占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地,耶路撒冷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凡尔赛条约》授权英国“托管”耶路撒冷。1947年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决定巴勒斯坦分治,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约旦占领耶路撒冷东区,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西区,并于1950年宣布那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在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逐走约旦军队,占领整个耶路撒冷,1980年7月,以议会将耶路撒冷定为“永恒和不可分割的首都”。1993年12月,我在开罗最后一次采访拉宾总理时,他还在重申“那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对耶路撒冷的地位归属,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一直有争议,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包括东那路撒冷。
  以色列人依据《圣经)和犹太法律千里迢迢地回到千年以前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把现住户赶走,说:“我祖先说过我后辈有权享受这块土地,我按神的旨意回来了。”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承认其合法性,由此引发了当地居民援引《古兰经》和阿拉伯国家支援的圣战,一打就是几十年。三大宗教根据各自的传说,都将耶路撒冷奉为自己的圣地。自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锡安山顶修建第一座犹太教圣殿,这里就成了圣地。公元元年,耶稣生于耶路撒冷城南伯利恒,长大后在耶路撒冷传播福音,犹太教徒将其扭送罗马总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335年,罗马帝国海伦娜太后巡视耶路撒冷,在耶稣受难处建造圣墓教堂,因而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公元七世纪,传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52岁时的一个夜晚,随天使由麦加来到耶路撒冷,踩着一块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启。这段“夜行登霄”记载在(古兰经)夜行篇中,由此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圣地。
  《新约》、《旧约》《古兰经)提及的人物、事件在那路撒冷都有相应痕迹可寻。西耶路撒冷锡安山大卫王墓旁边的“晚餐室”就是耶稣被钉死前夜与12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场所。东耶路撒冷橄榄山顶的耶稣升天教堂,还遗留着耶稣死后三夭复活并在此升天时的脚印。
  (二)
  奥丽特怎么也不进著名的大马士革门,尽管我反复阐明我对大马士革门神往已久,可她就是不干。因为那里聚居着阿拉伯人,她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永远别沾大马士革门。她说,那里的阿拉伯人肯定会朝她扔石头,除非她挽着我的胳膊装外国游客。按照传统她作为犹太人只走犹太人的加法门,我只得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
  耶路撒冷老城由4个小区组成,其中东南区最大,我也最感兴趣。眼前一条条婉蜒的小路通向沙漠,远近高低错落的民居、教堂、清真寺、墓地在阳光下变化着颜色。这里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狭窄的便道上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场,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军警不时穿行于平民之间。市场上出售的甘蓝、橙子、香蕉都是我平生所见最好的,两谢克(1美元)1公斤。金光闪闪的首饰店簇拥着举世闻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圣石清真寺。
  阿克萨清真寺是仅次于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的伊斯兰第三圣寺。“阿克萨”在阿拉伯语中是“极远”的意思,这个名称来源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那次神奇的登霄夜游七重天。我在东耶路撒冷的采访全仰仗日本记者村田,因为奥丽特死也不肯陪我东进一步。村田把我领到阿克萨清真寺正东的“卡斯”水池前,做礼拜前的“小净”。村田告诉我,伊斯兰教徒做礼拜前须先洗手、洗脸、洗肘、洗鼻孔、用湿手抹头、冲洗双足……这全称之为“小净”。我紧跟在他身后“小净”之后,才扒掉臭球鞋进了高大庄严的圣寺。
  该寺始建于公元709年,后几经翻修。主建筑高88米,宽35米,内耸53根大理石圆柱和49根方柱,内有神龛、木制讲台等,内部严禁摄影。
  与阿克萨清真寺仅一箭之遥、位于圣殿山顶的是金顶清真寺,壮丽辉煌,以纯黄金片贴顶,阳光下金光四射,无比庄严。内置圣石一块,据说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夜游至此石,才骑马上七重天的。
  出阿克萨清真寺沿花岗岩小径拾级而下经过昏暗狭长的花岗岩隧道,前面就是所罗门大帝第一圣殿的残墙,回首仰望,我发现阿克萨清真寺与犹太教哭墙仅一墙之隔,建在同一块地基上。我一直走向犹太教哭墙神殿底座,此时我的心好像承受着寒风苦雨可仍安然自得地对着远山歌唱。
  我大口吸着来自锡安山顶湿润寒冷的空气,微痛的喉咙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我莫名其妙地咧开大嘴朝所有的人傻笑。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归来,也曾踏着这条小径拾级而下,当时他问以色列考古学家本一杜夫:“当年耶稣真的在这里走过吗?”本一杜夫答道:“正是。”阿姆斯特朗郑重宣布:“我此时的心情比踏上月球时还激动百倍!”穿过阿克萨清真寺西墙旁的一条花岗岩隧道,就来到了犹太教圣地----哭墙。公元前11世纪大卫王统一犹太各部落,以六角星为以色列国象征,定都耶路撒冷。其子所罗门,那个以钢锯巧断妇女争夺男婴案的聪明皇帝,高筑城墙抵御外敌,联姻埃及,用7年时间在锡安山顶建造了第一座犹太圣殿——所罗门圣殿。据《圣经》记载,所罗门圣殿长40米、宽13。3米、高2O米。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时将第一圣殿付之一炬,犹太人将其重建后又被罗马人烧毁,阿拉伯人在此基础上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今天的哭墙乃是当年所罗门圣殿仅剩的一堵残墙,可犹太人将其视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哭墙长48。77米,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此号哭,寄托故国之思,颇似中国古代《诗经》所抒写的黍离之悲。至今,每逢安息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哭墙哀悼、祈祷,将写有自己的心愿的纸条塞入哭墙墙缝,以求神助。我亦将写有自己的心愿“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的纸条毕恭毕敬地塞进哭墙。
  “哭墙”用铁栅栏把前来的男女一分为二,我与奥丽特小姐分别进入各自的群体,戴上拳头大小的犹太帽加入恸哭的人群。
  (三)
  耶路撒冷城的所有路标和商业橱窗都以英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三种文字书写,耶路撒冷城的三个礼拜天----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别为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休息日。准确他说,星期五是穆斯林的休息日,叫主麻日;星期六是犹太教徒的休息日,叫安息日;星期日是基督徒的休息日,叫礼拜日。同一座城中的不同人群,分别在不同的日子休息,这一点很令初来乍到者感到不便。
  星期六是犹太安息日----“沙巴”。据《出埃及记》所述,上帝训示率众逃出埃及的摩西,犹太人应劳作六天,第七天休息,专事敬拜上帝,以此作为与上帝所立的盟约,凡亵读圣日者,应处死刑。从安息日前一天黄昏开始,犹太街区的马路中央都被犹太教徒设置路障,以阻止汽车往来。
  此时,上至总理、部长、议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得步行,当然,这天“EL·AL”(以色列航空公司,ELAL意为向上向上)的航班也绝对不会起降,就是大人物在安息日也不可乱说乱动。奥丽特小姐因在安息日陪我背相机上街拍照受到一群人的围攻,而我几次在安息日去约旦河西岸都是步行到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才能找到大巴士。1976年12月,拉宾政府由于在安息日到来前的黄昏主持了一个中队F15战斗机的着陆仪式而引发信任危机,直至下台。安息日“沙巴”的耶路撒冷米希姆里区,虔诚的教徒顶帽束袍,跟着拉比(犹太教长)在狭长的街道上边行进边祈祷。
  在美国官拜国务卿的犹太人亨利·基辛格出访那路撒冷时,在一个“沙巴”之夜踱进一家小啤酒馆,要求喝两杯,可店主当即以“沙巴”名义拒绝。基辛格的侍从问店主,你难道不知道你拒绝的是超级大国的国务卿吗?店主淡然一笑:“我知道这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啤酒馆,可这里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哭墙西北犹太居民区辟有一处记录犹太人历史的遗迹陈列区。穿过该区便是著名的大卫王塔,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著名的贤君,英勇善战多才多艺。他定都耶路撒冷,兴建那和华神庙,钻研音律,南征北伐。《圣经·旧约)把他描绘成战胜非利土人的英雄、编制献神颂歌的音乐家和诗人。今天扑克牌的黑桃K上,还保留着他抚弄竖琴的形象。大卫王墓得到极好的保护,棺木上盖着沉重的蓝色天鹅绒布,上绣巨大的白色大卫星(以色列国旗上的六角星)。
  初到耶路撒冷,我奇怪为什么犹大人家家门框上全钉着小木条,连五星级的希尔顿饭店也不例外。经奥丽特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古老的门柱圣卷。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后将圣殿付之一炬,掳走大批犹大人,史称“巴比伦之囚”。至今以色列人一提伊拉克就咬牙切齿,更不用说萨达姆还三天两头地扔“飞毛腿”。继而罗马帝国铁骑结束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长达1300年的历史,大批犹太人流亡北非,受尽埃及人的欺侮。据说,上帝为犹太人的苦难所感动,决定惩罚埃及人,降以十大灾难,其中一条就是杀尽埃及人的长子。上帝告诉犹太人首领摩西,让所有犹太人在门框上贴上门柱圣卷,以保他们的长子安然无恙,以后摩西率犹太人经西奈返回耶路撒冷。据《出埃及记)载,摩西遵上帝圣旨将羔羊之血涂于门楣之上,以便天使缉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之家即越门而过,这便是“逾越节”的由来。
  (四)
  在基督教居民区,奥丽特带我沿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的多洛罗萨路,看了耶稣见母处、耶稣墓和圣墓教堂。
  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伦娜太后所建,耸立于东耶路撒冷卡尔瓦里山顶。耶稣的坟墓和坟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内,故基督教内部不分门派和所属教会,都把这里奉为圣地。
  1943年12月,在中东作战的乔治·巴顿中将参拜圣墓教堂时,圣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组成的小组联合管理,不知出于偶然原因还是共同的政治远见,看门人竟是一个穆斯林。这种惯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采访时仍未改变。当年巴顿将军钻进仅能容纳四个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内,四个与巴顿将军同样高大的当地秘密机构的警卫也硬跟着钻了进去,巴顿在当晚的日记中对此揶榆一番:“在这样一个地方行刺,肯定不会成功。”50年后,我作为官方摄影师随钱其琛外长钻进墓穴时,四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卫也躬身挤了进来,挤在墓穴墙角的我根本无法摆弄相机。
  圣墓教堂内的那块停放耶稣尸体的石板也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圣物,石板上的深红色的斑点据说是耶稣当年的血迹。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作为驻开罗的摄影记者,又数度前往耶路撒冷。但我早已失去战时的激情,对往返开罗--那路撒冷的空中飞行也失去了耐心,驾车前往时竟无意中闯过边界,通过电台、电视、报纸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飞人”(F1yingMan)。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开车为什么那么急不可待。今天,5分钟的路程也许要走5000年,这是我驾车沿摩西出埃及走的旧路渡红海、穿西奈、过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时悟出的道理。人生的乐趣就在定与不定之间。
  海湾战争期间,我头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奥丽特小姐把我领进距耶稣被出卖的朱斯马尼花园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岗岩建筑令我发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头,不变的色彩,永恒的宁静。
  我与奥丽特并排坐在圣像下,默默无言。我紧闭双目,享受紧张工作中短暂的宁静。万籁俱寂、天地纯洁,我能听到奥丽特小姐的心跳声。激动之余,我将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发往北京,文章当天就登在了《参考消息》上,作为我海湾战争采访连载的一节。与此同时,我还接到上司的一纸弹劾,责问我把奥丽特小姐摆在哪儿了,怎么会听到她的心跳,任我怎么解释也不肯理解我所经历的神圣与宁静,因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险、紧张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将我的精神推至悬崖边缘,我在静谧中默默回忆历尽千辛万苦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过去,心中所有不快在圣像下化作一池平静的春水。自诩具有军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场的我也许将来会用全部退休金去买一群羊,过上摩西那种朴素恬静的生活。
第14节 我看到了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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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萨金字塔声威盖世之际,本应与其齐名的阿布森贝神庙却远远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阴影里。在当今所有描绘古埃及灿烂文化的典籍中,有关阿布森贝的章节丝毫不比吉萨金字塔逊色,甚至偶有过之。几千年来,“神光”准时穿过61米长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这一世界奇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前来瞻仰。
  (一)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请部分常驻开罗的外国记者南下位于埃及---苏丹边境的沙漠小镇阿布森贝,采访阿布森贝神庙2月21日出现的“神光”,当时,我和国际广播电台小高都刚到开罗不久,自然属“无名鼠辈”而榜上无名。
  尽管我使出当年在北京跑新闻的蛮劲,软磨硬泡了整整两天,主管此事的官员也动了侧隐之心,可最后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可以从开罗乘火车前往900公里外的阿斯旺,然后找汽车穿过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骑骆驼。”
  偌大的开罗火车站内竟连一块英文标志牌都没有,到处是令人眼花镣乱、蚯蚓般蠕动的阿拉伯文。我们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游警察(埃及负责旅游秩序的专门警察),才被引到游客售票处,一打听到阿斯旺的卧铺要217埃镑(约70美元),吓得我脑袋差点缩进脖腔里。转出候车大厅,钻进散发着异国气味的地下通道,还有一个脏兮兮、乱糟糟的售票室。这里挤满了缠头巾、穿阿拉伯长袍的埃及人,此处也卖去阿斯旺的火车票,不过只有二等硬座,票价仅为卧铺的1/10,每张才22。8埃镑(约7美元)。
  埃及二等列车远比我们想象的好,许多勤俭的西方游客也挤在这里,光我们这节车厢就有三个美国大疯丫头,两条德国大汉和一名日本学生。
  沙漠上的夜车冷得要命,我把羽绒衣拉锁拉到头,把脸埋在衣领里,生怕呼出的哈气浪费掉。紧挨我的努比亚老人不停地咳嗽,将浓痰随口吐在我脚边。身后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着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听得懂一句“哈比比”(亲爱的)。一位用黑纱从头裹到脚的阿拉伯妇女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宛若乌木根雕。
  终于熬到天明,步入列车厕所,才发现马桶堵塞,遍地“遗矢”,已无立锥之地,随着列车的有节奏的摇晃,恶臭徐徐扑面而来。列车溯尼罗河蜿蜒而上,两侧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可车内的空气却污浊之至。小高试图打开车窗透透气,但车窗密封着。我走到车厢的一头,发现车门竟是开着的,两条德国硬汉正蹲在敞开的车门边随手扯过一根根甘蔗,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嚼。我朝这两位条顿骑士喊了声“猫根”(德语,早上好!),他们就顺手扔给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递给小高,自己捧着半根甘蔗蹲在他们旁边试着用牙咬住断茬剥皮。一位努比亚黑人见我啃得斯文,一把夺过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里,教我从他咬开的断口处吸甜水。
  每逢小站,火车并不停顿,仅仅减慢速度。旅客都像打冲锋、抢夺制高点似的爬上跳下,陌路途人则主动帮上下车的旅客抛接各种奇形怪状的行囊。
  次日下午2点,火车终于缓缓驶入终点站阿斯旺。经过15个小时的硬座旅行,小高和我已变成涅磐的乌鸦,嘴角上挂着尼罗河甘蔗凝结的白汁,一脸痴相地爬下火车。
  (二)
  阿斯旺(Aswan)位于开罗以南900公里的尼罗河畔,面积783平方公里。历史上的阿斯旺几度辉煌,以秀美平和的热带风光和悠久文明震惊世界,故事片《尼罗河惨案》就发生在这里,阿斯旺纤夫凯特拉克特饭店也因“惨案”成为闻名于世的四星饭店。我坐在该饭店濒尼罗河的露天酒吧,手端用尼罗河水酿制的斯黛拉啤酒,面对点点白帆,耳畔回荡着《尼罗河惨案》的主题曲,仿佛置身于危机四伏的电影情节之中。
  阿斯旺北邻卢克索,南有苏丹重镇哈尔发,早在远古就已成为东北非最重要的贸易城市。阿斯旺在古埃及语中称为“苏努”,意为市场。希腊人将其曲解为“看见”,科普特语念作“斯旺”(Swan),阿拉伯人在其前面冠之以阿拉伯字母“A”(阿里夫),约定俗成变成了现在的阿斯旺。
  按阿斯旺旅游局长穆罕默德·阿哈米德的说法:“世界上先有阿斯旺,后有旅游业。”尼罗河美丽的自然景观、舒适的热带气候、丰富的文物古迹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坝,使阿斯旺的旅游业特别发达。阿斯旺现有旅馆床位5050张,豪华游船床位2万张,每年吸引游客达百万之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阿斯旺旅游局仅有20名工作人员。
  埃及领土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96%是沙漠,4%的可耕地全部集中在尼罗河沿岸。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尼罗河平均年径流量840亿立方米,但年际变化极大。1878年径流高达1510亿立方米,可1913年仅有420亿立方米。尼罗河的涨落不仅缔造了精确的历法、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也让沿岸人民饱尝水旱磨难。自古以来,每年6月17日~18日,尼罗河水变绿,继而暴涨,名曰“落泪”。到8月28日,当地人将盛装的美女载至河心,抛入激流为河神娶妇,名曰“忠诚节”。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了几千年,现在,每年8月28日尼罗河沿岸仍举行“忠诚节”纪念活动,只不过石膏人和鲜花取代了祭祀河神的少女。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老穆罕默德开着辆连方向灯仪表板全没有的“标致504”,他虽然仅仅勉强小学毕业,可娶了个开罗农学院毕业的太太,为此特别得意,不停地炫耀太太的种种贤德。再有一件令他夸耀的事是1961年周恩来访问埃及,他给周恩来开过车。他自称家中珍藏着一张周恩来的“书法”。
  汽车驶过1932年埃及革命前法鲁克国王修建的防洪坝,进入举世闻名的阿斯旺高坝管理局大门。高坝管理局局长哈马迪·M·贾哈尔详细介绍了这座历时10年(1960一1970年)、耗资9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巨坝的建筑过程。位于中东动荡地区的阿斯旺高坝利用山势,建在沙砾结构的尼罗河冲积层上,采用黏土心墙堆石施工法,坚固万分。当我问及阿斯旺高坝是否经受得住战略导弹诸如“飞毛腿”之类的袭击时,贾哈尔局长称:“原子弹也炸不塌,更何况埃及拥有一流的防空力量。”
  驱车于111米高的阿斯旺水坝之上,脚下波涛翻滚的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被拦腰截断,放眼南望是宽15公里,长500多公里的纳赛尔湖,这座世界第二大人工湖吞下尼罗河的全年径流,实现河水多年调节,使1964年的洪水、1972年的干旱、1975年的特大洪峰和1982年以来的持续低水位都化险为夷。高坝西端是75米高的埃苏友谊塔,塔身并排镶嵌着直径2米的苏联和埃及国徽及纳赛尔、萨达特的画像。一大帮中学生正挤在纪念塔下拍照,天真的脸上洋溢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希望之光。
  (三)
  阿斯旺南行300公里才是阿布森贝,由于沙漠中没有铁路,只能乘飞机或搭长途汽车。饭店门口的出租司机开价240埃镑(80美元)才肯上路。我们转到长途车站,一位头缠白包头的努比亚黑人司机拦住我们。他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名叫汉姆萨,家住阿布森贝,正准备凑够一车人赶回家,如果我们愿意,每人只缴20埃镑(7美元)就行。
  汉姆萨的这辆“标致504”最多只有五成新,车上三排座位满满塞了9个人。我和小高因为是外国人被优待坐在第一排,我紧挨在司机右侧,怀抱摄影包丝毫动弹不得。汉姆萨车开得极野,还没出阿斯旺城时速就超过150公里。他左手扶方向盘,身子倒向右侧,用右拳狠砸汽车收录机,被车随着他右拳的起落一蹿一蹿地向前冲。至少敲了10分钟,收录机才好歹转了起来,原来是一盘伊斯兰祈祷词,汉姆萨和全体乘客一齐跟着收录机唱起“安拉”来。
  小破车以160公里的时速狂奔,小高还不断地鼓励司机“果义斯”(阿语,好)。就在他再次叫好的同时,只听左后轮胎一声巨响,继而是钢圈与路面磨擦发出的刺耳尖叫。破车在沙漠路上左右摇摆着冲向前方,一头扎进右侧的沙堆,旋即又反弹回来,在公路上作360度的原地转向,斜歪在公路左侧的沙地里。小高惊叫着撞开车门,以为车子马上就要起火爆炸。司机拎出一只塑料桶钻出车外,我猜他要灭火,可他竟坦然地立在沙地上撒起尿来。之后又从容地用塑料桶里的水认真地洗下身,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他才在沙地上支起千斤顶,若无其事地换上备用轮胎。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赶到阿布森贝。这里仿佛是美国西部片中的情景,一条沙漠公路婉蜒穿过镇中心,四周是铺天盖地的黄沙,镇政府警察局小巧玲戏,挤在惟一的一条街道上。这里仅有的两家旅店已经爆满,纳费尔塔丽旅馆甚至拒绝我们在大堂逗留;另一家名叫拉姆西斯旅店的老板是位努比亚黑人,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大为热情:“先住在贮藏室,一会儿再想办法。我不在乎记者,可我在乎北京。”说罢从冰箱中端出两杯玫瑰红色的冰镇“卡拉卡狄”(一种粉红色花冲的水,是努比亚人常喝的一种饮料。)请我们喝。
  一位站在太阳阴影里喝啤酒的美国人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分享他的套间。
  据说约有数万人涌来此地,只为一睹2月21日凌晨太阳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的壮丽景观。很明显,日本游客占很大比重,小高和我也总被误做日本人,弄得我们不得不劳神去解释亚洲只有中国才盛产一米八几的大高个。黄昏时分,小高和我在纳赛尔湖畔的落日余辉里认识了两位日本姑娘,她们都是东京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谈笑间,其中一位将我相机顶盖上的黑胶布一点点儿揭下,露出白花花的“Nikon”(尼康),我不禁勃然大怒。见我忿然,她忙用纤纤玉指将胶布复位,贴好按平,强作天真地追问我为什么把相机、镜头、闪光灯上的日本牌号全贴起来。我面对尼罗河没有回答,只对天发狠,有朝一日我要造最好的相机。
  (四)
  2月22日凌晨4点,我和小高匆匆起床,跑步直奔阿布森贝神庙。尼罗河畔的空场上已聚集了数不清的旅游者,由于游客甚众,当地出动了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
  阿布森贝神庙是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姆西斯二世为崇拜太阳神于公元前1257年建造的。他是古埃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67年之久,还是位富于革新精神的外交家、建筑家和军事家。公元前1280年,拉姆西斯二世在卡迪什大败叙利亚国王海蒂特后,签订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条约,并强娶叙利亚公主为妾。他把这件事和其他所有值得夸耀的业绩一起刻在卢克索卡纳克神庙的石壁上。
  拉姆西斯二世在阿布森贝修了两座神庙,大的为他自己,小的是为他的努比亚宠妃纳费尔塔丽。他自己的神庙雕凿在尼罗河西岸166米高的峭崖上,高31米、宽38米。深60多米。神庙外矗立着四尊巨大的自身石雕,每座石雕像仅嘴唇就长达1米,其巨大可想而知。与其毗邻的小神庙则小巧精致,拉姆西斯二世与宠妃纳费尔塔丽的二人雕像并肩而立,这是埃及历史上仅有的国王与王后举案齐眉,身材等高的雕像。在古埃及众多的国王和王后雕像中,王后身高一般不足国王身高的一半。因此,拉姆西斯二世还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主张男女平等的领袖。
  举世闻名的拉姆西斯二世神庙具有极高的数学、天文学价值。几千年来,每年只有2月21日(拉姆西斯二世生日)和10月21日(拉姆西斯二世登基日)清晨,太阳光准时直射神庙大门,水平穿过61米深的柱廊直抵隧道洞底,不偏不倚地照在端坐神庙尽头的拉姆西斯二世石像上。人们称这两天为“太阳节”,2月太阳节是麦收的开始;10月太阳节是尼罗河涨水的结束。由此可见古埃及数学、天文学、建筑学的文明程度。
  60年代初,埃及修建阿斯旺高坝,库区500万人口被迫迁徙。为保护神庙不被水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50多个国家捐资4000多万美元,组织3000多位当代一流的科学家,采用瑞士人的方案将神庙切割成9一30吨的巨石1036块,上移60米后重新组装,搬迁耗时达5年之久。科学家们采用最新科技手段挽救了神庙,可终究留下了一个永世的遗憾:由于不可思议的误差,从此太阳光照在拉姆西斯二世身上的时间由21日后移至22日,现代科学在数千年前的拉姆西斯二世的神威下黯然失色。
  自从1900年尼罗河修建第一座水坝以来,水位的提高已迫使当地努比亚人四次大迁徙,但阿布森贝神庙始终是努比亚文明的集中体现。早在公元前600年,阿布森贝就取代衰落的古埃及成为埃及、非洲、努比亚三种文化混合繁荣的核心。努比亚人世代居住在用阳光烤制的土坯房中,房顶用泥上和草秆制成。从外观看,所有房子都各不相同,墙壁上画满树木、旗帜、鸡和各种神像。在努比亚小屋的层层包围中,最宏伟的建筑是阿布森贝神庙外的拉姆西斯二世神像。从远古延续至今每年两度的“太阳节”不仅是对拉姆西斯二世的膜拜,还兼有捍卫努比亚黑人文化的色彩。
  (五)
  据协助警察维持秩序的军官讲,今天的观光客应在2万之众,全为瞻仰神光。军警奉命解下武装带,拉起两道人墙,用警棍建立起法制的尊严。所有游人全被拦在庙外,只有极个别身份显赫的贵宾获准进入。我猛然发现缓缓前进的贵宾中有一位白发老者端坐轮椅之上,一位纤弱女人在沙地上吃力地推着轮椅。我灵机一动,主动冲上前,从她手中接过轮椅,推着轮椅昂首挺胸地进了庙。我回头朝小高一瞥,他正站在门外羡慕地朝我挥手。
  我手推轮椅随人流缓缓前行,发现神庙乃是凿在岩壁上的一巨形石窟。庙由60余米的狭长柱廊和三重大厅组成,庙内50块壁画刻有拉姆西斯二世一生的军事荣耀、拉姆西斯二世与众神在一起及各种祭祀活动。柱廊尽头自左至右四座石雕依次是地狱与黑暗之神(孟菲斯之神)普塔、拉姆西斯二世、太阳神阿芒(卢克索主神)、太阳升起之神哈拉克蒂。我一直挤到第一排,支起三脚架。一位埃及记者在我身后拼命乱挤,朝我大喊:“晦!老兄!让开点,我在给政府干活儿。”我用后背挡住他:“对不起,我也在给政府干活儿。”
  5点30分,我身后的神庙洞口出现橙红色的霞光,所有人都心脏狂跳,敛气凝神,生怕因自己不慎吓跑了即将露面的太阳。5点50分,一线阳光准时从狭窄的正门缓缓射进神庙,水平穿过三道大门和61米长的狭长隧道,排开洞内污浊的空气,一直射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身上。阳光由弱变强,拉姆西斯沐浴在万道霞光之中,犹如金铸的金刚。
  阳光下,拉姆西斯二世面部立即有了生气:隆准上翘、嘴角下撇,紫色的眼角眯成一线,仿佛微笑着傲视芸芸众生。洞内顿时快门声响成一片,继而是“别用闪光灯”、“住嘴”等断喝。阳光缓慢右移,3分钟后照到太阳神阿芒脸上,接着是哈拉克蒂,但在他们脸上,怎么也看不到刚才拉姆西斯二世面部独有的神威。阳光从拉姆西斯脸上扫过,直到从哈拉克蒂脸上移走,全过程为20分钟,而坐在拉姆西斯二世右手的地狱与黑暗之神普塔一直呆在黑暗里,享受不到一丝阳光。这一情况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过。尽管拉姆西斯二世已经死了3200多年,但他的神灵依然每年出现。
  我大汗淋漓,几乎虚脱,用尽吃奶的力气才挤出洞外。
  蹲在洞口大口呼吸,迎着扑面而来的尼罗河风喘息不止。
  阿布森贝神庙前至少聚集了2一3万人,正翘首凝神,贪馋地望着我刚刚逃出的洞口。
  我不禁得意地朝尼罗河大喊:“我离拉姆西斯二世最近!”
第15节 我爱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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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辆吉普”的念头像魔鬼一样一直折磨着我好多年前,残雪初晴的一个下午,在秦岭南坡一段泥泞难行的盘山路上,我与一位正在北大念博士的女孩跋涉而行。望着彤云散去彩云满天的山顶,这丫头突发奇想地问我:“有朝一日发洋财,你打算买什么?”举头仰望云端里的山顶,我不假思索地从泥沼中拔出右脚:“买辆吉普!”从那天起,拥有一辆吉普的梦想就一直残酷地折磨着我。
  即使到现在,我还在顽固地坚持,只有吉普才是真正的汽车。劳斯莱斯的尊贵、凯迪拉克的气派、梅塞德斯的矜持、法拉利的奢华……已经把汽车糟蹋得不成样子。唯有吉普,坚固得像块高碳钢、简单得像枚鹅卵石,而其无所不能的综合效用却犹如一团烈火足以让任何汽车黯然失色。
  几年来,我曾驾驶改装的北京“212J”在海拔5000米至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驾梅塞德斯--奔驰260E以210公里的时速在利比亚边境上飞驰去晋见卡扎菲,驾尼桑桑尼卡车倘佯于黑云压城的伊拉克街头,驾丰田陆地巡洋舰闯过以军封锁进入戒严的加沙,单人独骑从开罗到那路撤冷,海湾战争中驾道奇羚羊大面包晨辞巴格达夜抵安曼,驾梅塞德斯200反复穿行于约旦河谷地,驾本田阿科德严冬翻越贝鲁特南黎巴嫩雪山,驾马自达929追随穆巴拉克横穿西奈,驾三菱大山猫参加法老沙漠拉力赛并以倒数第二冲过终点,随555富士车队在苏门答腊热带雨林拉力,参加“555”港京拉力赛用7天时间从香港跑到北京,独自一人驾丰田科罗纳环绕美国……我还玩过外国朋友的宝马、别克、奥迪以及阿尔法·罗米欧、兰西亚、雪佛莱、波尔舍、沃尔沃、福特野马、兰德罗罕、欧茨谋彪、美洲虎、本特利……蹭过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嘎斯、以色列国防军的美式吉普、联合国军的汉马……随着阅历渐长,曾经沧海的我对吉普仍是情有独钟。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教养表现为可以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吉普,就是具有这种贵族气质的生命。
  坚固、灵活、多功能的小型越野卡车,这就是吉普。
  1896年,德国人哥特莱伯·戴姆勒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它装有一台4马力内燃机和一个三速变速箱。两年后,美国温斯顿公司将一台单缸6马力汽油机装在货车上,这就是最早的卡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部队势均力敌在前方对峙,为扭转战局,法国“玛恩河出租汽车队”将法军奇迹般运至前线扭转战局,成了历史上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卡车从此逐步取代骡马,成了军中不可或缺的装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天,没有卡车的部队简直不可想象。
  卡车的作用千真万确,可其庞大的车身在前线极易遭到炮火攻击。摩托车体小灵活,但噪音大、载重量小、安全系数低。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军方寻找一种更坚固、灵活、多功能的小型越野卡车。1938年,五角大楼拟定一份研制“低车身侦察车”计划,标新立异的美国人幻想制造一种重量不足半吨、载重1。25吨、短轴距、四轮驱动的轻型卡车。这种轻型卡车仅高1米,前风挡可以放倒,以便架设武器,向前方射击,宛若童话中的玩具。可当时连最具幻想的美国135家汽车制造商中,也只有两家对研制这种异想天开的丑八怪略感兴趣。
  1940年9月23日,在超级设计大师卡尔领导下,宾夕法尼亚的班特姆公司(Bantam,一家小厂)试制出第一辆样车。设计师以40公里的时速一气开了400公里,将其送到热带沙漠和沼泽地接受越野测验,又从一米多高的平台上飞驰而下……5500公里的破坏性驾驶使车底盘出现裂缝,可历史上还未有过如此禁折腾的汽车。美国军方对班特姆公司制造的这辆名为“布利兹帕奇”的小车的简洁、坚固、灵敏、耐久性大为称奇,当即将这辆标新立异的样车公布于世。毫无疑问“布利兹帕奇”对当时美国汽车制造业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
  两个月后,威利斯--奥兰多公司造出两辆名为“夸德”(QuaD)的可选择两轮驱动或四轮驱动的车型,紧随其后福特也推出了类似车种。军方将班特姆、威利斯、福特三家公司的优势集中起来,开始批量制造。
  定型的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吉普车”装有一台4缸汽油发动机,载重1。25吨,结构简单坚固,性能齐全。由于装有分动器,可以四轮驱动越野行驶,爬60度陡坡,涉越小河,其公路最大时速可达105公里。
  在军事上,吉普很快被当做多用途效用装备使用。它的英文名字G.P.(吉普)就来源于英文多种用途GenedLPURPOSE一词的缩写。吉普除运送人员和武器弹药外,放倒前风挡便可装上重机枪或无后座力炮;装上电台等通讯装置就成了火线指挥车;稍加伪装可充当侦察车或当做轻型战斗车辆直接投入战斗;安装担架用于战场救护;装上装甲充当轻型装甲车伴随坦克部队作战;装上螺旋桨推进和防水外壳作为两栖登陆车使用。其超过额定要求的大马力发动机还保障它拥有拖拉机才拥有的牵引力。
  我在埃及听说过一个故事,说西奈一位放骆驼的贝都因人在沙漠堆中挖出一辆当年美军废弃的吉普。这位老兄用骆驼把破车拖到了阿里什,经过简单清洗再加满一箱汽油后,竟能开起就走。其神奇的坚固性可想而知。
  马歇尔上将说:吉普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地记者把吉普车说得无所不能:“它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羚羊一样机敏。”
  五星上将马歇尔把吉普说成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贡献”。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把吉普列为“赢得战争的三大武器”之首。麦克阿瑟把吉普开到登陆部队的最前沿。
  最富传奇色彩的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把红色皮椅拧在吉普上,在车身上漆上自己的将星、装上高音喇叭和警仪器,从北非一直开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吉普车祸撞死在德国境内。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撇开劳斯莱斯改坐吉普,馋得利比亚总统巴克利羡慕不己。利比亚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两位总统坐吉普的纪念邮票。
  1942年,阿拉曼战役前夕,北非的英第七集团军组织了一支吉普突击队,以90公里的时速在沙漠中昼伏夜出,专门袭击隆美尔的补给线,屡屡得手。同年“醋乔”史迪威借助吉普车穿过雨林,把中国远征军的几个师和一帮七长八短的战争难民传奇般从缅甸撤至印度。1943年,“哈斯基”作战行动中,巴顿的美7军攻入西西里,在靠近墨西拿海峡的一个小山村,贫困的山民正为榨油机发生故障断了生计而走投无路。美军当即拨出一辆吉普,一位机灵的学生兵将吉普引擎的发动装置联在榨油机上,五天榨出44吨橄榄油。美国兵还将吉普车的前轮抬起,用帆布带将前轮联结一台轮式锯,用吉普做动力带动轮式锯锯木头,西西里山民把美国兵当成一帮用吉普车变戏法的流浪汉。
  在北非,吉普车成为美军的身份卡,“G.I。”(美国兵)、“G.P.”(吉普车)密不可分。突尼斯人一直以为美国兵在领取身份识别牌和军装的同时也配发了吉普。一天深夜,值勤的法国哨兵突然向一帮步行的美国兵开火,尽管对方一再声称是美国人,可法国哨兵就是不信:“如果是美国兵,他们为什么不开吉普?”
  战地记者们发现,一线士兵对吉普的感情远超过艳星莲纳端娜。因为当艳星玉照趴在墙上飞媚眼时,吉普车正忠诚地与士兵浴血奋战,大兵把吉普车看成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活人,麦克阿瑟手下一辆在太平洋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吉普车因为负伤而荣获紫心勋章。
  无论进攻还是撤退,吉普开到哪里,胜利便接踵而至。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把60万辆吉普装入板条箱运往世界各地,吉普被列为《租借法案》发往反法西斯盟国的头号战略物资。为了显示吉普神威,参议员米德干脆亲自驾驶吉普在国会山的花岗岩上表演爬台阶。进入70年代未,美军选用M151MaT取代威利斯洋洋自得了半个世纪的吉普,但毕竟由于吉普在轻型越野性能方面的独特品质,而至今在汽车史上占一席之地。
  早在1950年6月13日美国威利斯公司将“JeeP”作为注册商标之前,“吉普”两字中文字已成为中国人对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辆的简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吉普成了从滇缅中国远征军宋希镰到故事片《红日》张灵甫、《南征北战》张军长、李军长的必备之物。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乘坐吉普从延安打进北京城的。
  1958年,长安机器厂模仿美国CJ一5生产长江吉普。1964年,北京开始研制“北京212”。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多次乘团BJ一212检阅红卫兵。此后,“BJ----212”一度是中国大陆县团级干部的身份标志。
  1984年1月15日,由北汽摩分化出的合资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次年9月22日轻型吉普2021系列切诺基下线,与此同时,BJ2020s系列面市。
  BJ2020s系列发动机设计原理较旧,比化油器水平低,油耗大,轴距过短,操作稳定性和制动性差,密封不好,悬挂较硬,但价廉而维修方便。2021切诺基系列基于1974年设计产品,发动机压缩比偏高,对燃油要求高,化油器水平低,一般评价认为其性能落后于日本同时代产品。
  野牛尸骸在身边,秃鹫在头上盘旋,我把干裂的脸颊贴在冰冷的吉普车窗上,遐想着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自从那年冬天在秦岭领略吉普爬山的英姿之后,美妙的记忆总是挥洒不去,在警察学院学驾驶时,我一再要求学吉普,可最终学了卡车,因为驾校没有吉普,而卡车性能接近吉普。1989年山西地震,我以一辆大发星夜从北京赶赴震中,沿途每遇坡崖沟壑,都为没有吉普而痛心疾首。尽管如此,我仍是第一个抵达震中的记者,我的图片和现场报道不仅占据了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国内报刊头版,还被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同时刊用。
  1990年,我加入由几十辆越野车组成的可可西里探险队,从西宁沿青藏公路经格尔木、西大滩、纳赤台、昆仑山口、五道梁,在沱沱河兵站拐下公路直取长江源、北京吉普咆哮着冲上通天河,坚冰在车轮下隆隆作响。虽已是6月,可在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仍是大雪纷飞。高海拔、严寒、缺氧、干旱、辐射、风沙,复杂多变的气候造成举世罕见的高寒荒漠景观,哥拉丹冬雪峰傲然耸立,铅灰色的冰峰闪着沉重的寒光。循着倒毙的野牛尸骸婉蜒而行,乌鸦在紫色的天空滑翔,秃鹫趴在巨大的野牛头骨上虎视着我们的吉普车队。由于缺氧,我们全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红细胞增多症,原来75马力的北京吉普此时输出功率不足40马力。炽热的阳光穿过吉普风挡,强烈的紫外线将我的脸晒脱一层皮,用手一抓便纷纷扬扬。我的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为止痛我不时把脸紧贴在冷冷的车窗上,吉普的冷钢激起我的无限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我把自己使用的吉普称为“长腿沙漠跳鼠”,头一个月我就开了1。3万公里,在我的左冲右突中,我和我的“爱妻”成了许多新闻社的头条新闻。
  海湾战争期间,我辗转中东各国五个半月,在烽火连天、沙漠万顷的中东,吉普是我出入战区的惟一工具,沙特王室似乎对三菱山猫情有独钟,伊拉克陆军更倾心于尼桑巡逻兵,约旦哈希姆王朝仍坚持用英国的兰德罗罕,埃及总统卫队则是清一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以色列国防军大量使用美式雪佛莱大吉普,而美军却使用8缸6。2升柴油风冷引擎载重3吨的汉马。
  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欧洲梅塞德斯、兰德罗孚、兰奇罗革、美式吉普正让位于亚洲吉普。亚洲的新型丰田、尼桑、三菱、现代、启亚等品牌线型排列6缸、V型排列6缸和水平对置排列式发动机成批制造着更优质的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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