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两周之后敌人开始采用新的战术。飞机发现潜艇群后，就在潜艇的高炮射程外与潜艇保持接触，而且又守在近到使潜艇不敢冒险下潜的位置，因为此时潜艇下潜势必遭到袭击。等到其它飞机到来后，就开始实施协同攻击。
例如，有一次一个由5艘潜艇组成的潜艇群击退了好几次单机攻击后突然受到4架重型战斗机的同时攻击。U-155号和U-68号人员伤亡严重，被迫返回基地。
这个事件说明潜艇白天在水面航行危险太大。于是我们又开始采用老办法，即白天基本上潜航，只有在充电时才上浮。如果白天空袭来势凶猛，那么充电则推到夜间进行。
1943年6月底，英国海军部使用专门的反潜群加强对比斯开湾的封锁。1943年6月，潜艇在比斯开湾编队航行的损失比5月份明显降低，但现在由于敌人采取了上述措施，潜艇在7月份的损失又有回升。在潜艇不得不上浮充电时，飞机便引来反潜群攻击潜艇，而我们又没有水面兵力来驱逐这些离我潜艇基地很近的敌人。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力所能及的事是每天向潜艇发送有关情报，告诉它们敌人的海上封锁兵力和空中作战的重点。这些情报只能根据我方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探测的结果面获知。
第二次使用“飞机诱饵”潜艇所取得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
1943年7月11日，U-441号在比斯开湾与敌3架重型战斗机交战。尽管一架敌机被击中，尽管U-441号的舰桥四周都采用了装甲护板，但敌机的连续炮击仍使U-441号潜艇10人阵亡，13人(包括艇长)重伤，最后只得停止战斗。幸亏该艇抓住有利时机下潜，才幸免于难。后来该艇军医普法芬格尔侥幸地把艇驶回布勒斯特港。
该艇刚入港，潜艇支队的基本成员中就有许多人自愿报名，要求代替遇难和受伤人员乘U-441号潜艇重新出海。
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这次战斗表明，潜艇在同敌机的交战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改建和使用“飞机诱饵”潜艇的计划便停止了。
虽然有人反对潜艇结群通过比斯开湾，但权衡利弊的结果还是采用了这个办法。1943年7月1日到20日，75%的潜艇是结群通过比斯开湾的。结果只损失3艘，而其余25%单独行驶的潜艇中却损失了4艘。
1943年7月底，2个潜艇群准备出海。因当时正好有几艘德国驱逐舰，我便让它们护送潜艇到西经8度处。到达这里后，各艇艇长便可自行决定，是单独行驶还是继续结群航行。后来他们仍决定编队航行。
一天后，潜艇群中的一艘潜艇报告，该群在西班牙北岸奥特加尔角以北150海里处与5架敌机交战。于是9架JU-88飞机便被派来增援，但因燃料不足这群飞机未能到达战区。与此同时，在比斯开湾的另外4艘潜艇又报告受到敌机袭击，而且附近还发现敌海上兵力。于是我就把手头仅有的3艘大型鱼雷艇派去增援。
看来敌人这次为封锁我潜艇出海所作的努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在尚未搞清这次作战的结局及参战潜艇的命运前，即在当天，1943年8月2日，我就下令停止其它任何潜艇出航。
德国鱼雷艇全速向一艘被炸弹击伤的潜艇驶去，这艘潜艇因受伤而只能下潜到有限深度上。
遗憾的是，当这艘潜艇听到会合点附近我鱼雷艇的螺旋桨噪声时，它已重新浮到水面。潜艇看到了鱼雷艇的桅尖并向它驶去。以后情况艇长报告如下：
“19时25分，一架‘桑德兰’飞机从右后方飞来，距离800米，飞行高度中等。我们立即开火，该机向右转并在我火炮射程之外盘旋。为了不让敌机有机会从正面攻击我艇，我们必须向左旋转，这样一来我们与鱼雷艇就离得更远了。
“2分钟后，第二架‘桑德兰’破云而出，在我艇周围盘旋。这两架飞机占领了有利阵位后便开始各从我左右舷45度处向我艇袭来。我艇火炮猛烈反击。20毫米四联装炮对付右舷敌机，单管炮和两门81Z型(8毫米)机关枪对付左舷敌机。右舷敌机在激烈的炮火中稍微避开了些，它在离艇尾50米处至少投下6枚炸弹，使我艇剧烈震动。另一架飞机的炮弹几乎同时在左舷爆炸，使四联装火炮的2名瞄准手和2名弹药手阵亡。在替换四联装火炮的操作手时射击暂停，使敌机乘机逃逸。
“电动机左配电盘被震落，起火。右舷柴油机停转，艇内烟雾弥漫，海水大量涌入。艇向左侧倾斜。
“5分钟后，两架飞机从左右舷发起第二次攻击。火力分配情况如同第一次。3名单管炮操作手被飞机机关枪击倒。两机飞越我艇，投下多枚炸弹，在我艇附近爆炸。使我艇又遭重创。左舷柴油机也停转。艇失去机动能力，因两台电动机也不转了。两组电池散发出强烈的气体。艇尾明显下沉，因抽水泵也不再抽水了。
“20时零8分，一架飞机离去。也许它在第一次袭击中被我四联装高炮击伤。两分钟后留下的那架‘桑德兰’发起第三次攻击。由于大部分炮手已阵亡，替换上来的都是一些技术上不熟练的新手，因此对目标的命中率较低。该机飞越我艇时，枪炮齐发，并投下4枚炸弹，在右舷艇尾后10米处爆炸。艇下沉更甚，据机电长报告已维持不了多久了。
“‘全体人员离艇！’甲板旁放下充气橡皮筏。除5名炮兵外，其余人员均跃入水中。
“20时15分，第四次攻击开始。由于机枪扫射猛烈，水中多人受伤，许多橡皮筏被击碎。飞机仍瞄准水中的游水者扫射。艇尾甲板已被水淹没，靠定深舵使艇首翘起。
“艉柱随时可沉。
“飞机又多次飞越我艇扫射。我艇弹药耗尽。我和最后5名炮兵跳水。不久随着艇内一声巨大的爆炸，在游水者的一片乌拉声中潜艇顷刻沉没了。
“飞机仍多次飞越我艇，未扫射，投下2枚发烟浮标后离去。36名艇员在水中穿着已破损的救生衣留在一艘较大的橡皮艇旁，一直坚持到黎明，直到3艘鱼雷艇赶来把我们救起。”
这个报告对于叙述敌机歼灭一艘潜艇的具体经过来说是很典型的。
后来逐渐发现，从7月20日至8月初共有10艘潜艇损失，数量之高，实在令人吃惊。袭击潜艇的飞机数量剧增，它们集群进行攻击，以压倒编队航行的潜艇的总火力。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指望以潜艇的高炮来打开通往比斯开湾的航路了。潜艇只好采用老办法，只要无线电探测仪一发现敌人在搜索，便立即下潜，用这种方式偷偷地进入比斯开湾。由于频率范围扩大的新型无线电探测仪要到1943年8月底才能投入使用，因此我下令我在8月2日发布的潜艇不再出海的命令继续有效。此外，我还命令返回的潜艇必须紧靠西班牙沿岸航行。由于那一带的环境对潜艇特别有利，所有采用这条航线的返航潜艇都得以安然抵港。
新型高炮在其它战区使用的经验也和在比斯开湾的使用经验相类似。截止1943年9月，大多数艇长报告，高炮的使用情况是好的。据他们观察，敌机不敢象以前那样放肆了，有时遇到一艘作好防御准备的潜艇时甚至会放弃攻击。结果潜艇在9月份的损失总数又降到10%。但从1943年10月初开始空袭增多，于是潜艇损失又重新增加。虽然潜艇击落了一批敌机，而且有些飞机可能在返航途中坠毁，但这一切都帮不了潜艇多少忙，因为飞机接二连三地反复袭击，潜艇终究要被击中、击伤或击毁。只有在高炮火力十分强大，足以使敌机慑于它的威力而放弃攻击或足以在敌机进攻之前将其击落时，才算达到了高炮的使用目的。
然而遗憾的是，有些战斗经历，例如U-267号潜艇的战斗经历，却很清楚地证明了我方高炮武器所处的劣势。该艇在10月17日对飞机的一次攻击作了如下报告：
“飞机在进攻时被我一连串炮弹击中，但却没起作用。潜艇瞭望哨发现，20毫米炮弹连续从飞机驾驶舱弹回。”
用于反潜的重型轰炸机和飞艇现在在机体下方都有厚厚的装甲，一般情况下20毫米高炮是击不穿的。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什么飞机明明中了一百多发炮弹却没有坠毁的道理。
自从1943年5月在北大西洋攻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失败以后，我们现在又倾向于采用老战术，即“抓住敌人的弱点”，重新派潜艇去占领那些遥远的、认为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战区。至于在这些战区内敌反潜力量究竟弱到何种地步，则必须由实践来证明。
为了把作战行动扩大到危险较小的一些海区，我决定把潜艇也派往印度洋作战。
我驻东京的海军武官文内克尔海军将军为德日在海战过程中的有效配合而奔波忙碌。他在1942年12月报告，日本人建议，把位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槟榔屿港或沙璜港提供给在北印度洋作战的德国潜艇作基地用。
但要利用这些基地首先要考虑到德国潜艇所需的燃油和润滑油、机器磨损及备件，尤其是可口的食品在那里是否能长期得到满足，因为习惯于吃欧洲食品的潜艇艇员必然不习惯吃日本人喜爱的食品。根据德国海战指挥部的要求，日本人于1943年春开始对槟榔屿基地作技术上的准备，并在1943年春的晚些时候多次表示希望德国潜艇前往那里。
但在大西洋尚有充分战机击沉敌舰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没有接受日本人的建议。
自1943年4月起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决定在6月底把IX-c和IX-d-2型潜艇派到印度洋去，让它们在西南季风停止时先在印度洋北部海区发动几次突袭，然后再驶向槟榔屿基地，因为这种季风引起的汹涌波涛和不良的能见度对海上作战十分不利。
潜艇在印度洋及往返印度洋的航路上共击沉57艘舰船，计365,807总吨位，另外还击伤了一些舰船。战果最突出的IX-c型艇是U-510号，艇长是艾克海军中尉；IX-d-2型艇中是U-181号，艇长是弗赖瓦尔德海军中校。遗憾的是，为取得这些令人鼓舞的战果，到战争结束时止，派往印度洋的潜艇中共损失22艘，其中16艘肯定是被飞机击沉的，而且大部分是在已经踏上大西洋的征途时被击沉的。
由此可见，整个大西洋都处在敌空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便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无论是四引擎远程飞机或者是美国航母的舰载飞机，均用于反潜。甚至在印度洋也有一些飞机用于反潜，尽管数量有限。英美两个海军强国在各大洋都明显加强了以空军对付潜艇的作战行动，直到战争结束，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一些在其它遥远海区作战的潜艇的经历也是如此。
派往这些海区的潜艇在1943年6月中旬以前，在亚速尔群岛以西尚能不受干扰地从潜水油船上补充燃油，然后驶向作战海区，这些作战海区从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海峡到南部的里约热内卢，从达喀尔一直到非洲沿岸最里面的几内亚湾。每个艇长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很大的海区，他可以根据敌人在那里的航运和防御情况相机行事。因此，为了不引起敌人集中相应的反潜兵力，潜艇没有采取任何集中行动。
起初，战况似乎对潜艇有利，因为开战不久它们就击沉了16艘舰船。但很快敌人就加强了空中警戒力量，以致潜艇连停留在指定的作战海区都感到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美洲海区更是如此。
同时潜艇从潜水油船上接受补给也变得极其危险，后来只得放弃并提前结束战斗。
据我们所知，我们在这些遥远的作战海区所蒙受的损失归根到底也是由敌方飞机造成的。原来我们打算通过在这些遥远海区的作战行动来减少我们的损失，结果未能如愿以偿。
6月份出海潜艇的损失尚不到20%，而7月份则达到30%以上。后来的统计结果表明，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的短短几天内所蒙受的损失相当于它们后来在作战区停留几周所蒙受的损失。因此，8月2日禁止潜艇出海的命令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估计。
1943年8月下半月，比斯开湾基地的首批潜艇配备了“哈格努克”式新型无线电探测仪。同时每艘潜艇又装备了4枚刚制成的“音响鱼雷”，代号叫“鹪鹩”。
除了增加防空火炮外，我们还尽力为这些潜艇改进其它所有最重要的装备。艇员们为操纵这些新装备都经过了专门训练。
我们的打算是让这些潜艇由水下隐蔽地进入北大西洋，在那里与飞机和驱逐舰配合袭击敌护航运输队。
我们想再次加强北大西洋的兵力，是因为我们的“无线电侦收部门”发现，在1943年7月大批敌机对汉堡实施的空袭中，也有英国“岸基海军航空兵”的第十五和第十九机群的几百架四引擎轰炸机参加，许多汉堡居民成了这次轰炸的牺牲品，景况惨不忍睹。而在此之前这些飞机一直仅在北大西洋用于反潜。显然，这是由于我在5月24日下达了先撤回英国以西海域潜艇的命令后，才使英国得以暂时把这些轰炸机从北大西洋撤走。
我们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注视着1943年8月底通过比斯开湾驶向北大西洋的潜艇。新型无线电探测仪能使潜艇比以前更有效地防止敌机的突然袭击吗？
比斯开湾的潜艇虽然面临着敌最强大的空中警戒兵力，但遭受袭击的次数并不多。这说明情况好象有所好转，这只能归功于新型的“哈格努克”式探测仪。确实，装备“鹪鹩”鱼雷的潜艇群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艘也未损失。
从这时开始到1944年5月在该海区的潜艇平均每月损失1-2艘。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鹪鹩”潜艇群好不容易到达了预定的作战区，1943年9月20日夜晚在大环形航线上发现了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天刚亮就有2艘商船被潜艇从水下击伤。后因敌方空中和水面掩护兵力甚强，潜艇再次与敌船队失去接触。原定由潜艇同时在水面协同抗击敌空中掩护兵力的计划在第一天即告失败，因为各艇之间的距离太大。但当天夜晚潜艇与船队又重新恢复了接触。
现在潜艇要对付的主要是强大的水面护航兵力。于是潜艇首次使用了新型音响鱼雷。
第二天几艘潜艇成功地以防空火力使来袭的敌机无法准确地投掷炸弹。现在它们可以在水面航行去占领攻击阵位，接近护航运输队。
战斗进行了4天，因大雾战斗不时中断，最后终因大雾而结束。潜艇报告用新型音响鱼雷击沉了12艘驱逐舰、用普通鱼雷击沉9艘商船，共计46000总吨位。损失2艘潜艇。
我们认为这次袭击护航运输队所获得的战果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第二天的大雾肯定还使潜艇失去了不少攻击时机的情况下。
根据报告我们觉得“鹪鹩”的效果不错。后来才搞清，艇长们对击沉敌护航舰只的数量无疑估计过高了。其中原因是，潜艇在近距离发射音响鱼雷后必须立刻下潜到60米水深处，否则音响鱼雷就会被自己的螺旋桨噪音吸引而发生危险。因此，近距离发射时潜艇无法观察鱼雷的爆炸效果，只能听声，因而容易把这种声音和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搞错。
根据今天掌握的英方统计资料，在这次作战中有6艘商船(共计36422总吨位)和护航舰“圣克鲁瓦”号、“波利安德”号和“伊切”号被击沉，“拉根”号被击伤，但尚能被拖入港内。罗斯基尔上校今后在叙述这次作战经过时可能会公布护航舰只的其它损失，或者说明敌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限制音响鱼雷的可靠效果。
从1943年10月首次使用“鹪鹩”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大雾在特殊情况下也能掩护潜艇免遭空袭；因为雾过之后潜艇就再也没有可能同敌空中掩护兵力进行有效的斗争。首次“鹪鹩”作战令人满意的战果此后再没有获得过，相反以后几个月的事实表明，甚至那些改进了的装备也不能够使潜艇恢复战斗力。我们只好彻底放弃使用潜艇群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我们只能进行牵制作战，并要尽可能节省我们的兵力。潜艇对海上交通线的压力不可放松。但要造成这种压力也得有足够数量的潜艇，只有使敌人担心潜艇随时可能以集群方式实施作战，才能使敌人不至于减少用来对付潜艇的飞机和海上兵力，不至于把它们用以遂行其它任务。
实施这种牵制作战究竟有多么艰难，可从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6月1日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根据潜艇的观察、谍报部门的报告和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情报，牵制敌兵力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完成情况是好的。敌方派遣的飞机、护航舰艇、反潜群和航空母舰的数量有增无减。
“对潜艇艇员来说，进行一场以牵制敌人为主的战斗是特别艰难的。全体潜艇艇员为获取胜利而作出的个人贡献比迄今任何其它兵种都大，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他们在敌人的防御面前表现了特殊的坚韧不拔和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现在，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而难从虎口逃生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最近几个月来，参战潜艇每月只有70%能够安然返回。”
因此，我们反复考虑，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继续实施潜艇战是否还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否应该采取其它的办法？但是，鉴于我们潜艇部队牵制的是敌人庞大的兵力，因此我们再次得出了潜艇战绝对必要的结论：
“必须利用现有兵力继续实施潜艇战，尽管损失惨重，大大超过了我们所取得的战果，但对此必须忍受。”1944年6月1日潜艇部队司令战争日志。
当时没有其它的部队能象潜艇部队那样牵制敌人如此庞大的兵力。
为使战斗有重新获胜的希望，必须有一种无须浮出水面充电、水下速度快且续航力又大的潜艇。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种潜艇已经出现了，这种潜艇在前线服役的日子也一天天迫近了。
1944年春天，第一批旧式作战潜艇装备了“通气管”，这种“通气管”能使潜艇在水下充电并更新艇内空气。这意味各种传统型的潜艇在作战过程中不再需要浮出水面。5月底，这种新装置原有的一些毛病已得到克服，并取得了初步的实践经验。
就在这个时期，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由于盟军入侵法国而处于难以作出决断的困境。能把潜艇派到英吉利海峡的浅水区去吗？那里有敌人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护航舰只，而且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行。潜艇到底能否逗留在那里？往那里派遣大量潜艇能否取得相应的战果呢？
从1940年以来，我们一直未在象英国沿岸那样的浅水区中作过战。现在有了“通气管”，我们就可以在那里作战了。不过，潜艇必须在连续几周的作战中潜伏在水下。艇员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能忍受得了这种辛劳吗？在警戒如此森严的海区，通气管能正常使用吗？
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难以解答上述问题并定下决心的原因是，它只能根据敌人公布的消息来获知潜艇在入侵海区的战果和境况，直接听取返回的潜艇艇长的口头汇报则要在几周以后，因为潜艇无疑是不能从该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的。
另一方面敌入侵的成功与否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潜艇正好是唯一能以少量代价获取重大战果的作战工具。潜艇上人员较少，只要能击沉一艘满载军火、坦克或其它武器的船只，即使自己被击沉也是合算的。而要在陆上消灭敌人同样多的军用物资，那得要牺牲多少人，耗费多少物资？在陆上我方人员的损失肯定要大得多。对这个问题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最后终于决定，一旦敌人实施入侵行动，务必派遣潜艇前往阻击。
当敌人于1944年6月6日开始入侵时，第一批潜艇开赴塞纳湾。我对它们发出如下命令：
“凡敌用于登陆的每一艘船只，哪怕只运载50名士兵和一辆坦克，都是潜艇全力打击的重要目标。即使我方蒙受损失，仍要发动攻击。
“只要有利于靠近敌登陆部队，则不必顾虑浅水、水雷或任何其它的危险。
“在敌登陆之前消灭其一个人或一件武器都能减少其成功的希望。
“潜艇，只要给敌登陆造成了损失就是完成了它的最崇高的任务，它的存在才有价值，即使遇难也是有意义的。”摘自给艇长们的“海峡”作战命令。
于是潜艇部队开始了连续几周的最艰苦的战斗。返回来了的艇长们汇报了他们所获取的战果，这些战果表明继续派遣潜艇作战是正确的，尽管由于连续几周的水下生活艇员们在体力上已精疲力尽。艇员们的战斗意志无论给予怎样的赞美也不过分。
最后，我自己却丧失了艇员们在那些日子里所表现的那种勇气。由于担心作战潜艇的命运以及敌人可能集中大量反潜兵力使我潜艇难以招架，我便在8月24日和26日召回了当时所有在塞纳湾的潜艇。使我感到莫大宽慰的是，5艘潜艇报告它们在返航途中又获得了理想的战果。
从1944年6月6日至8月底在入侵海区内进行潜艇战的总战果如何呢？
30艘装有“通气管”的潜艇陆续参加了45次作战行动，其中20艘被击沉。我方遇难者约1000人，其中238名获救。
根据英方的统计，潜艇在蒙受上述损失的同时共击沉英方：
5艘护航舰艇；
12艘商船，共计56845吨；
4艘登陆舰艇，共计8404吨。
据英方统计，另外还有一艘军舰被潜艇所布水雷击沉；被鱼雷击伤的有：
1艘护卫舰；
5艘商船，共计36800吨；
1艘登陆舰。
另外还有2艘商船被水雷击中。
所有被击沉的船只都满载军用物资。这意味着什么，战争期间引自美国空军《训练手册》由美国罗得岛州匡塞特角海航站的大西洋舰队飞机反潜发展支队编写，见莫里森《大西洋战役》，第1卷，第127-128页。的一段话最清楚不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的大意是：
“假如潜艇击沉2艘6000吨位的商船和1艘3000吨位的油船，那末我方的损失为：42辆坦克、8门152毫米榴弹炮、88门87.6毫米火炮、40门40毫米火炮、24辆装甲侦察车、50挺布朗式自动机枪、5210吨弹药、600枝步枪、428吨坦克配件、2000吨储备品及1000桶汽油。如果这3艘船能安然抵港和卸载的话，那将会起多大作用！敌人如果要用空袭来炸毁这些军用物资，必须出动3000架次飞机并进行有效的空袭。”
后来我在战争日志中也回顾和分析了潜艇在敌入侵海区的作战情况：
“在英吉利海峡的潜艇战结束了。战斗中潜艇部队又一次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整个战况证明，打消先前的各种顾虑及连续不断的各种怀疑派遣潜艇去作战是正确的，就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来说，潜艇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尽管损失不小，但尚可忍受。潜艇即使没有给敌人的补给造成决定性的重大损失，也减轻了陆上部队的负担。”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9月15日战争日志。
由于英美入侵部队在1944年8月4日突破了阿弗朗什，使我们无法再利用比斯开湾附近的潜艇基地，因此于8月底到9月底我们逐步把潜艇调到了挪威。
1944年6月1日我下令今后在大西洋不许再使用无“通气管”的潜艇。于是，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把装备了“通气管”的潜艇重新派到英国沿岸海域，这是1940年以来的第一次。在那里，可以将作战海区无限制地扩大到公海。
在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9月11日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有关情况：
“所有潜艇都得到了根据它们所在位置的东部或西部海区的防御情况相机行事的命令。对在东部海区行动的各种限制只能取消。领导机关十分清楚，在敌防御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原则上只实施水下作战，这对艇员尤其是年轻艇员的能力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在敌沿岸海域行动的各艇艇长又一次接到命令，可根据敌防御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暂时或长期撤离(乘撤离之机汇报情况！)，或者是否由于艇员和潜艇负担过重需要在燃料和鱼雷尚未耗尽之前返回。”
据对这次作战的第一个报告，这次作战进行得相当顺利：U-482号(艇长格拉夫·冯·马图施卡海军上尉)在爱尔兰以北的北海峡占领阵位，据英方报告，它在那里击沉了“赫斯特卡斯尔”号驱逐舰和4艘商船(共计31610总吨位)。
潜艇在直接靠近爱尔兰海岸的作战行动及在英吉利海峡西部出口处和瑟堡港前方海区的活动也取得了重大战果。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在较遥远的作战海区表现也不错。根据英方报告，U-1232号(艇长多布拉茨海军上校)于1944年10月在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半岛海域击沉了2支护航运输队中的4艘商船，共计24331总吨位，并用鱼雷击伤了一艘2373吨位的商船。甚至在直布罗陀以西海域作战的U-870号潜艇(艇长黑希勒海军少校)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
因此，到1945年1月底我们便得出了令人振奋的结论，那就是“通气管装置”甚至能使旧式潜艇重新恢复战斗力。在过去的3个月中，潜艇在同一个作战海区的作战效果与1942年8月一样大！但潜艇的经济使用率却根本不同了，1942年潜艇在100天中有60天在海上，其中有40天呆在作战海区，而1944年12月(我们已失去了比斯开湾的维修场)潜艇在海上和返港时间之比例则于我们更不利，加之由此而造成的潜艇航程之增加，而且途中采用潜航，速度慢，时间又长，因此潜艇平均只有37天在海上，其中只有9天在作战海区。因此击沉敌舰的实际数量大大低于1942年。只有新型的水下高速潜艇服役才能改变上述状况。
1945年1月底人们发现，上几个月最令人满意的是潜艇损失明显减少；它只占出海潜艇的10.4%，与1942年下半年相差无几，甚至还低于1940年和1941年。
这样一来，由于安装通气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及由于全体指战员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潜艇战又从牵制作战变为在敌岸水区的进攻性作战了。
事实证明，潜艇停留在近岸附近的浅水海区甚至还有许多优点，那里沿岸地形复杂，海流急，敌巡逻艇的音响探测器材难以发现水下潜艇。
我一再向在浅水区作战的各艇长指出，在行动上务必完全出敌不意，例如尽量不要从深水区而从沿岸浅水区攻击船队，攻击之后应立即向岸边躲避。
鉴于潜艇的损失不大而且尚能取得战果，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1945年1月底决定，把准备在2月份服役的潜艇也派到敌岸水区去作战。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的。敌人势必会在他们的水域加强防御。在那里潜艇发报不可避免地几乎要完全受到限制，这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要在好几个星期后，也就是在通气管潜艇结束作战后，才能了解到潜艇在作战海区的命运及出现的不利趋势，而不象以前只要7至14天使可得到上述情报，这样往往会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些对抗措施为时太晚。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英国海岸击沉每一艘驶向法国和斯海尔德河口为入侵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商船却可以减轻陆上作战的负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我潜艇的袭击可把敌轻型兵力牵制在它们自己的沿岸水域，使它们无法脱身来袭击我在北海、斯卡格拉克海峡和沿漫长的挪威海岸的近海航运线。例如从1944年11月底起，在这一航线上就不断地有大量德国部队被运往德国增援前线。
我在1945年1月底作出的按上述几个星期同样的办法派遣潜艇的决定，在1945年2月至3月初从各作战海区返回的艇长们关于战况对我有利的报告中得到了印证。
但是3月份我们又开始忧虑重重。因为从敌无线电广播中了解不到任何有关潜艇活动的消息。相反我们却在1945年3月13日收到U-260号潜艇(艇长贝克尔海军中尉)发来的无线电报，说他的潜艇在80米深的水区内，在离海底约20米的水深处被一枚水雷重创，他好不容易才浮到水面，现在准备让艇员离开下沉的潜艇去爱尔兰海岸。
这证明敌人在深水区布设了对付潜艇的水雷障碍。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已经预料到这种反潜措施，从1944年10月以来便告诉潜艇如何对付水雷障碍。在通过预计设有水雷障碍的海区时，潜艇的潜航深度不应超过15至30米，因为水雷不可能布设在这样浅的深度，否则就会危及他们自己的舰船航行。
由于对我潜艇的作战效果缺乏任何确凿的消息，加上U-260号潜艇的报告，我们便用无线电通知潜艇，撤离敌岸水区或者干脆返回，如果敌反潜力量十分强大的话。
但是直到投降，我们对各次战斗的情况和所采取的措施的作用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获悉我方遭到了多么惨重的失败。潜艇损失的数量从1945年1月份的6艘上升到4月份的29艘。损失数上升的原因要参看英方有关这一时期的海战著作才能完全搞清。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敌空军对德国日渐缩小的地区压力越来越大，潜艇在德国的港口和水域内也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XXI和XXIII新型潜艇试航及艇员培训期间，我们又遇到了一系列技术上的新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新型潜艇是按新方法建造的。虽然这些问题延缓了训练和试航时间，但最后试验结果还是令人十分满意的。XXI型的最高水下航速为17.5节，水下巡航速度5.5节，这个速度是相当高的，而且几乎无噪音。XXI型的活动半径相当大，它可以到达大西洋的所有海区，如远至开普敦，在那里经过3至4个星期的作战后无需补充燃料即可返回本土。利用新型仪器及按照新的射击方法，这些潜艇可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获得精确的发射数据，并从50米水深处发射。
XXIII型的性能与XXI型基本相同，只是由于XXIII型艇体较小，其水下最高航速和活动半径也相应较小。
这些新型潜艇的出现终于打破了敌人从1943年以来主要依赖超短波实施水面搜索而取得的反潜优势。潜艇停留在水下，在安全深度上活动，并从那里进行攻击，可以不被敌人发现。潜艇部队又开始展现出新的作战能力，新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英国人对上述新型潜艇的发展忧心忡仲。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英国代表要求斯大林尽快占领但泽，因为德国30%的新型潜艇是在那里建造的。“盟军的空中和水面兵力要对付这些新型潜艇将十分困难，因为这些潜艇水下速度快，而且又装备了技术上最新式的仪器。”美国国务院官方雅尔塔文件，德文版，第69页、60页。62-63页、67页。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盟军参谋长们作了如下报告：
“德国潜艇可能再次对我们在北大西洋的航运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可能性使我们极为不安。”美国国务院官方雅尔塔文件，德文版，第245、246、247页。
由于盟军对德空袭日益加剧，第一批XXIII新型潜艇推迟到1945年2月才赴前线参加作战，第一艘XXI型直到1945年4月才开赴前线。
XXIII型潜艇在英国东岸近海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如U-2336号潜艇(艇长克卢斯迈尔海军上尉)突入福思湾后即在五月岛东南击沉2艘商船。艇长们对他们的XXIII型潜艇评价如下：
“它是近岸水区短期作战的理想潜艇，速度快，机动力强，定深简单，受敌探测和攻击的面小。敌人多是感觉到有潜艇存在，而查明潜艇的确切位置却不大可能。”
事实证明，我们原来把XXIII型的自给力估计为2至3星期是少了。如U-2324号潜艇的实际出海时间为36天，这个天数超过我们预期的几乎两倍。
被派往敌岸水区冒险作战的8艘XXIII型潜艇没有一艘损失。
第一艘XXI型潜艇U-2511号被交给一位特别优秀的艇长施内海军少校和一位同样富有经验的机电长祖伦海军上尉。1945年4月30日该艇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开始它的首次作战。1945年5月4日，为贯彻我结束战争的措施，所有潜艇均接到停火命令。施内海军少校对U-2511号的短途战况汇报如下：
“出发途中首次与敌猎潜群遭遇。我发现，由于我艇水下速度快，敌猎潜群对我无可奈何，我稍将航向改变30度后就可从水下溜走。5月4日接到停火命令即向卑尔根返航，几小时后遇到英国巡洋舰和多艘担任护航的驱逐舰。我从水下突入护航群，在500米距离上对巡洋舰实施了水下攻击。我未被发现，后来我在卑尔根受审时与该巡洋舰上的一些英国人交谈中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实践经验是：该艇是先进的，在攻防作战中潜艇艇员有全新的感觉。”
我想用丘吉尔的话来结束我对德国潜艇部队最后几个月实施潜艇战的情况介绍。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472页。他写道：“甚至到1944年秋季以后，当他们已被迫放弃比斯开湾的基地时，他们并不感到绝望。现在服役的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当潜在水底给蓄电池充电时，便可以通过一根管子来通气，这不过是按照邓尼茨的计划用于海战的新型潜艇的一种。他早就期待着这种新型潜艇的出现，这种潜艇现在则在大批建造之中。首批几艘正在试航中。德国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潜艇能大批早日服役上。它们的高水下航速向我们提出了威胁性的新问题，而且实际上正象邓尼茨所预言的，将会使德国潜艇战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在回忆录的最后一卷中，丘吉尔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上面那段对德国潜艇的描述：
“大约还有60至70艘潜艇以惊人的毅力，不顾一切损失，继续在前线活动并几乎坚持到战争结束。它们的战果并不显著，但它们始终希望海战局势发生逆转……最后阶段的战斗行动是在德国的沿海水域进行的。盟国的空袭摧毁了许多潜艇，然而当邓尼茨命令潜艇投降的时候，在海上至少还有49艘潜艇。这就是德国的顽强作战和潜艇艇员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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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二章 国家元首
1945年1月德意志帝国政府搞到了英国代号为“日食”的作战命令。该命令的内容包括关于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占领德国的计划和各项准备措施”。
在该命令的一张附图上，标有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等国瓜分德国的情况。除法国的占领区外，瓜分情况基本上与后来实际的区域划分情况相符，法国的占领区一直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得到盟国的承认。
瓜分德国的企图和在摩根索计划中规定的准备处理德国的办法，使我们为整个民族的末日而忧心忡仲。
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德国在政治上对通过无条件投降来迅速结束战争这事产生了很大的顾虑。
除了政治上的这些顾虑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困难。
1945年1月12日俄国人开始向我东线发起进攻。他们突入西里西亚地区后，进而到达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我东部边境的德军部队无力完成他们保护德国东部居民及其家乡的这一理所当然的军事任务。因此东部居民纷纷涌向西部，以便逃离俄国的占领区。他们惊恐万状，他们懂得俄国的军队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觉得拯救德国东部的居民也是德国军人首要的责任。如果我们因遭受苦难而无力为德国东部的百姓保住他们的家园的话，也决不可以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仅仅为了这一点，军人就应该在德国东线坚持战斗。
但是还需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按照同盟国的意愿，德国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途径来结束战争。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投降书的签署他们应停止任何活动。他们必须就地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俘虏。如果我们在1944年冬季的几个月内投降，那末距离英美战场尚远的东线将有350万德国军人成为俄国的俘虏，对俄国人来说，即便能发善心，但要有组织地接收、供给及安置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野外，死亡人数无疑是很大的。甚至当西线德军在季节上比较有利的5月份投降时，也发生了英美人无法满足德国战俘给养、以致造成大批战俘死亡的一系列事件。这说明要一下子安置和供给大批战俘是多么困难。
事实很清楚，如果按照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4年冬结束战争，那末这就意味着在东线有几百万老百姓和军人死亡。当时国防军中没有一个要人同意采取这一步骤，没有一个来自东部的可怜的逃亡者甘愿被移交到俄国人那里，没有一个德国军人愿意被俄国人俘虏。军人一定不会服从“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样的命令。他们也会象老百姓一样到西部来逃生。因此每一个领导人都会懂得这样做他将失去人们的信任，懂得这样做将会使东部大量德国人的命运听凭敌人摆布和宰割，因此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在这种时候签订投降协定，对这样一种决定是无人敢于承担责任的。
迫于1944年冬的情况，我们还得继续战争，还得忍受各战场和各大洋上我国军人的大量牺牲和空袭给百姓造成的伤亡，这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但所有这些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损失毕竟要比过早地放弃东部战场来得小。每个军事领导人，在向他提出是否在这种时候投降痛苦会小一些这个问题时，他决不可以只从西部或东部的立场来判断，而应从整个德国的命运来考虑。虽然他可以对德国西部居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愿望表示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多继续一天就多一天灾难。但是他决不可以顺从这种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片面的，对东部的德国同胞来说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容忽视的是，在满足这种要求时，来自西部的军人甚至将成为牺牲品。军事领导人也不可以受这个或那个大区指导部部长的错误影响，因为这些大区负责人往往不顾其它大区的百姓，而只想使他那个大区的人民在战争结束时能从预料之中的德国崩溃中摆脱出来。
我已经在第十七章中说明了为什么我不主张接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国家领导人并未向我这个海军总司令提出过是否应该结束战争这个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要东线德军离英美战线尚远，即使国家领导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会持否定态度的。
要达到拯救德国东部居民这一军事目的，首要条件是前线和国内的安定。任何混乱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牺牲。考虑到敌人的情况，当时要公开这个军事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军事目的正是我当时下达许多命令的原因。
有一点我在1944年冬并不相信，那就是认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破裂，因而战争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我对英美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彻底消除大陆德意志力量的政策不可理解——因为因此而产生的真空必然会被东方国家的势力扩张所填补——但我却不相信当时的西方盟国已看清了这一点，从他们的战争宣传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显然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1944年夏开始，随着芬兰的背信弃义、东线逐渐向德国边境靠近以及东普鲁士面临的威胁，德国海军通过波罗的海向东线运输人员、武器、弹药和物资，再把伤员、难民和士兵运回西部的这一主要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当俄国人在1945年1月突入德国后，东波罗的海沿岸的陆地、船厂和训练基地就受到威胁或被占领；这时很清楚，潜艇部队再也不可能大规模使用它们多次战胜过敌反潜兵力的新型潜艇了。
因此，潜艇战已不再是海军的主要任务。我把大部分潜艇用来支援东线和拯救德国人民。我把准备分配给建造之中的潜艇或战舰的海军人员或并不急需的其他人员都给了陆军，或者把他们编成海军陆战分队和海军陆战师加入陆上的对俄作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以这种方式在德国东部陆上作战的海军人员约有50,000名。第2海军陆战师师长朔伊尔伦海军中将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以身殉职。
在北海和挪威海区除维持海上交通所需的兵力外，其余的海军兵力都被我抽调到波罗的海，去执行掩护运送东线难民的海上运输船和商船的任务。对波罗的海的运输来说，德国商船的吨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帝国海运特派员、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负责商船运输工作。作为帝国海运特派员，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直接归希特勒领导。但鉴于当时德国东部的整个形势和东线的情况，有必要集中使用那里的全部力量。因此，现有的商船便归我管辖，以便在海军的统一指挥下尽可能高效率地将它们用于波罗的海的运输工作。我把最高指挥权委托给恩格尔哈特海军少将。他在海军任职多年，在商船运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主要功劳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使海军除了为东线运送补给品外，还成功地通过水路从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越过波罗的海把200多万人运到西方。
在西波罗的海组织前线运输工作的指挥官是驻基尔的东线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在东波罗的海主管东、西普鲁士运输工作的是布尔夏迪海军上将。这两人都主管多方面的工作，设立了相应的特别参谋部。但顺利完成这些运输任务，主要还应归功于在前线不停地来回奔波的作战舰艇和商船的乘员们，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曾经关照过，任何部队都不得阻挠或破坏、干涉留在我们手中的各港的造船和港务活动。为了使商船和作战舰艇随时作好起航准备，各船厂必须高度紧张地工作。这些船只在港口和海上随时处于敌机的空袭之下，经常被俄国潜艇的鱼雷和水雷击伤，加之主机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经常检修。为了完成运输任务，这一切都得尽快进行。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众所周知的代号为“焦土”的破坏命令，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的权限之内采取一些能使海军免遭这次灾难的措施。我终于在1945年3月23日得到希特勒的一次命令，内容是各海港的破坏需得到我的批准。这一点在国防军统帅部1945年3月25日颁布的实施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在各海港城市我授权各海军指挥机关作为我的机构负责处理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
同时我还得让希特勒委托我负责德国北部的煤和燃油的分配工作，这对于领导海上运输工作来说也是需要的。我必须能保证运输舰船得到必要的燃料。
当俄军向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地区实施突击、美军向德国中部推进、德意志帝国面临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威胁时，希特勒为防万一在4月10日下令，准备将德国北部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不过却又说明，如果此令生效的话，我仅有权对民事方面的事宜作出决定，只有当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撤离北部地区，转到南部地区之后，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才移交给我。
为协助我完成陆上各项任务，不来梅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作为帝国特派员被派来负责处理民事问题，金策尔将军被派来负责指挥陆上的军事行动。
在执行希特勒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我在俄军包围柏林的前夕，即1945年4月22日前往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普伦。
在把德国北部的指挥权移交给我的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插手。我觉得这个措施原则上是正确的。根据我当时在普伦进行的调查，我很快就全明白了，执行希特勒关于保卫德国北部的命令实际上已没有可能。但我的任命使我陷入这样的境地，那就是只要来自德国东部大陆的难民队伍继续需要我指挥，我就需要和民事机关和国家机关协调一致地行动。任何混乱都会干扰和阻碍海上或陆上的运输，而且必然会有人员伤亡。擅自行动或不相互配合都会对难民的流入和安置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阻止和避免这种现象。为此，我在4月23日邀请梅克伦堡大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区和汉堡大区的指导部部长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以商谈互相配合事宜。他们之中只来了两位，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没有来。他不同意合作。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他从4月中旬以来一直竭力想尽快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但我在这种时候决不同意这种擅自把汉堡及其相应的战区交给盟国的做法。因为要接收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从陆上或海上来到西部的大量难民，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地区。可以考虑用于此事的只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盟国的占领图，梅克伦堡属俄国占领区，因此不能指望它一直控制在我们手里。此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有海军港口基尔，该港是海军在波罗的海整个运输工作的基地和出发点，同时又是当地海军部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汉堡投降就会使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立即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随之而来的便是海军港口及一些用于运回难民的尚未被占领的通航港口的丢失。一些执行海运任务的海军军事机构将被英国的占领军撤消，军人将被俘虏，于是难民的运输也就只好终止，来自东部的难民从此将再也无法登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英国人占领之后，是否还会为接收从陆上来的难民队伍而继续开放，就很难说了。总之这取决于英国人是否同意，但我们对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了解。
因为英国人十分可能会照顾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利益，因此同样难以预料，他们会不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逮捕与难民一起从奥得河左岸向西撤退的德国魏克塞尔集团军的成员。据我们后来所知，美国前线部队拒绝接收难民，甚至对个别手无寸铁的舍尔纳集团军的士兵也是如此，而且还用武力阻止他们西逃，把他们驱赶到一起交给俄国人。
由此看来，汉堡单独提前投降只会给难民和来自东部地区的德国士兵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4月30日我收到考夫曼发来的一份电报，我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我便在当天下午，也就是在我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的前一天给他作了以下答复：
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领导的主要职责是拯救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因此，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部。只有在军事上竭尽全力地阻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挺进，或者至少尽可能长久地守住阵地，才能使德国人逃出来。
2. 只有敞开通往西部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的边境线，逃亡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我们就会把700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是绝对必要的。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过程中，物质上遭受的损失将通过拯救德国东部人民的生命得到千倍的补偿。但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阻止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地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决定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立下不朽功勋。
因此，汉堡在4月份单独提前投降会铸成大错。如果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已经完成了接收和运输难民的任务，那末汉堡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考虑无用的防卫问题。但现在则需要守住通向西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易北河战线以对付英国人，以便该战线后面的难民接收区不被占领。尤其是通往汉堡的易北河桥梁不可落入英国人之手。防卫行动应尽可能向西南方向推进，因为这样同时可使汉堡及其居民远离防御地带。西北线军事总司令布施元帅负责下达这方面的命令。
因此，汉堡战斗指挥官沃尔茨少将尽量多派遣一些兵力守卫汉堡是十分重要的。在汉堡港有许多潜艇艇员，由于军事局势的变化，他们已无法再在潜艇上工作，于是便穿上了灰色的军服成为沃尔茨少将的部下。沃尔茨少将让他们编成一个反坦克营，由海军少校克雷默、海军上尉佩谢尔和台特尔指挥。虽然我对潜艇艇员的战斗精神是了解的，但我对他们能否胜任陌生的陆地战争仍充满忧虑。沃尔茨少将把海军反坦克营、警察及空军分队编在一起用以执行合适的突击任务。它们突入已被英军占领的汉堡西南部地区，并在4月18日至20日这段时间内歼灭了英军40辆坦克和一些装甲车辆。根据沃尔茨少将的战斗报告，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中克雷默营所占比例最大。英国人由于这些意想不到的损失，在该区暂时停止了进攻，向汉堡的推进也就推迟了。汉堡因此而幸免了一次遭受直接攻击的灾难，直至由于局势的发展允许它投降为止。
4月23日我搞清楚了德国北部的指挥问题。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国防军统帅部从柏林迁到莱茵斯贝格。这样，按照4月初下达的命令，德国北部的作战指挥权就掌握在希特勒以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控制的国防军统帅部手里。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和为难民队伍的陆上运输创造方便条件。
4月28日我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去。我想亲自了解一下东线的军情。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路上挤满了逃往西方的难民队伍，有的坐着车，也有的不坐车。载有伤员、军人和老百姓的军用车辆与他们一起缓慢行进。英美的歼击机朝拥挤不堪的街道扫射。只要飞机一来，在路旁耕地的农民就慌忙离开马和犁，到附近去寻找可躲避的地方。由于敌机扫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
当我到达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时，我看到希姆莱也在那儿。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希特勒的接班人问题上，假如希特勒在柏林遇难的话。他问我，如果希特勒的接班人委托他而行使国家职能的话，我是否愿意为他效劳。我说，当务之急是避免可能引起更多流血牺牲的各种混乱，因此我愿为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效劳。
在军事方面，这次形势讨论会告诉我，“魏克塞尔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的挺进。估计梅克伦堡不久也将失守，从这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继续采取一切办法，加速从海上或陆上运输难民。
在莱茵斯贝格举行的讨论会很清楚地表明，德国的首脑已无法再在与外界隔绝的柏林地下室里实施统一的领导。虽然那里有电话与外界联系，而且我可以通过海军通信分队的无线电通信与那里保持可靠的联系，该通信部队配备了新型的不为外界所发现的绝密电码。凡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无论如何都是可靠的。但是在柏林要自己对形势作出任何一种判断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当时被定为国家元首接班人的戈林正在德国南部。
4月23日我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那里得到消息，说戈林准备发动一次政变，希特勒决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可能成为空军总司令。
后来发现，对戈林可能发生政变的估计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也反映了置身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下室里的希特勒多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
4月23日在得到解除戈林职务的消息时，我就明白了，戈林已不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相信还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我决心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使用海军去执行拯救来自东部的人民这一政治意义重大的军事任务。一旦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海军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准备和海军一起投降。
1945年4月30日我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叛逆者。博尔曼。”
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海军中称之为“违法事件”的事。对我来说，这时在我的主要任务中维持秩序是最重要的。命令让我飞快而果断地对付尚掌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帝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丝毫没有掌握对付他的统治工具。
为了执行运输任务，海军的全部舰船都出海了，海军还派了海军陆战师和海军陆战营支援陆军作战。没有派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保护我或我在普伦的参谋部。因此我完全无法用武力来对付希姆莱。我也不愿意采用暴力，因为其后果必然是混乱。因此我的决定是简单的，也是迅速的。我请求与希姆莱碰一次头。我想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约定在卢卑克的一个警察营房里会面。
中午时分，正当我准备启程时，海战指挥部司令迈泽尔海军上将及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来到我处。他们对我说，如果我只身到希姆莱那里去，他们很为我个人的安全担心。我安慰他们不用担心。
迈泽尔借此机会对我说，今后，我再也不能仅由我的一只狼狗来保护。他请求我同意，让他至少把克雷默海军少校连同他的潜艇艇员派到普伦来保护我。我表示同意。
卢卑克的警察营房里几乎集中了党卫队的所有高级司令，希姆莱让我等一下。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国家元首。我问他是否听到了这种传说，即他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说，这种说法纯属捏造。他同样认为，现在，在面临战争结束的时候，决不可以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再引起混乱。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投降之后不久我就得知，他否认他的行为实际上是骗了我。
4月30日18点左右我重新回到普伦，在那里我遇上了波罗的海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他准备向我报告波罗的海的局势及海上运输情况。此外，军备部长施佩尔也在场，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呆在德国北部。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海军少校当着这两位先生的面把一份从柏林的领袖地下室用海军绝密电码拍给我的电报拿给我看。电报内容如下：
FRR邓尼茨海军元帅：
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博尔曼。
对这个任命我感到十分意外。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我仅在公众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他从来没有向我暗示过他考虑把我当作他的继承人。我也从未从其它方面得到这方面的暗示。我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一个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我在4月底的几天中已经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了。但很明显，希姆莱在四出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我自己也从未想过，这种重任会落到我的头上。经过一段单纯的军人生活后我完全不可能会有这种念头。当我接到那份电报时我仍没有搞清楚，这个任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了以下的情况：帝国部长施佩尔在4月23日再次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他准备向希特勒告别；施佩尔后来在1945年冬告诉我，就在那天他访问希特勒时，正好希特勒在考虑起草一份他的遗嘱，于是施佩尔自己向他提议，任命我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希特勒显然对此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每次当他处理非常事件时总是这样。经过施佩尔的这番解释，我认为希特勒是根据施佩尔的提议才想到让我担任他的继承人的。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1945年4月30日，我接到这份任命电报时，当时也在场的施佩尔却没有给我透露他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
我推测，希特勒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使命是因为他想通过一位军人毫无约束地走结束战争之路。直到1945年冬，当我在纽伦堡得知希特勒的遗嘱时，我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错了，希特勒在遗嘱中曾要求继续战斗。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最近几天我一直担心，缺乏一个负责而集中的指挥机构将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又会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现在我相信，通过迅速地采取行动和下达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这种混乱局面是可以控制的。
我很清楚，我现在正面临一个军人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即军事上无条件投降的时刻。我也知道，我的名字将永远和它连在一起，人们会恨我，会不顾事实真相地攻击我的声誉。但我的责任要求我面对所有这一切而毫不在乎。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它的要点是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人民。这个目标与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的目标是一致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必须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我反对这一点，那末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就形不成统一的领导。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单独投降或者声明坚守到底的现象，甚或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其结果显然是军纪松散，部队各奔东西，内战不断，一片混乱。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各行其是的局面中敌人也将乘机继续战斗，横冲直撞，德国的所有城市必然会继续遭受轰炸，因为任何有约束力的，能使敌方有义务停止战斗行动的投降条约都还没有签订。在德国所产生的混乱也会对我们还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首先是荷兰、丹麦和挪威。这些国家的居民对德军的反抗及德军对这种反抗的制止也会引起斗争和流血，而且还会使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张。因此，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首先我得搞清楚希姆莱的事。在我的任命电报到达的那天下午，他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他将成为国家元首。这对我来说是个危险。他到处都掌握着他的统治工具。而我却没有。对现在这个新情况他会甘心情愿吗？现在，在我负责人事安排的时候要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大容易的。我的计划不允许我受任何政治压力。尽管当时我对希姆莱所犯的过错了解不多，但我已经明白，他是不会容忍我的。因此，我在4月30日晚上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托我的副官请希姆莱(他和我刚在吕贝克分手)马上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他在电话里拒绝了我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并对他说，他很有必要来一次，他终于答应了。
与此同时我还在4月30日晚为按照我的意图实施集中领导下的投降而采取了第一步措施。为了尽可能多地把我东线战场的军人和后面的难民救到德国西部的英美占领区去，我还得继续进行东线的战争。因此，对我来说，同盟国从1943年2月以来就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只在西部尽快向英美集团军群实施局部投降。首先可考虑让德国的“西北方”集团军群向其当面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但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能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让难民和军人从梅克伦堡地区进入属于英占区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
于是，我用几句简短的话向4月30日晚21点左右来探访我的戈特海军上将概括了我的这一决定，他马上把我的话记录下来：“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了拯救军人和百姓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尤其是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文克集团军和在帝国保护区指捷克斯洛伐克。的舍尔纳集团军级集群，就还必须继续对东方之敌作战；为了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就必须在劳恩堡附近的易北河畔继续作战。”
因为对西北方集团军群来说随时都有可能立即与蒙哥马利元帅进行投降谈判，因此我在4月30日晚约请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1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把我的意图告诉他。我打算委派他为我方代表去与蒙哥马利谈判。
希姆莱在当天夜晚12点钟左右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接待了这批随从。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我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我已事先在这张写字台上的纸下面藏了一把打开保险的手枪，准备随时射击。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干过这种事。但这次会见将引起的后果对我来说却是凶吉未卜。
我把当晚收到的我的任命电报递绐他。“请看！”我注视着他的脸部表情。他读电报时惊奇不已，甚至露出惊慌的神色。看来他的希望已破灭了。他脸色煞白，然后起身鞠了个躬，并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我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我用不着他。
在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便在深夜1点钟向我告别。我松了口气。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还会策划反对我的各项措施，然而我所担心的一场武装冲突及其会引起的一切不利于内部安定和拯救德国人民的后果总算避免了。
现在我有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自由。当天夜里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也接到到普伦来找我的命令。为了决定我下一步的措施，我准备尽快亲自了解一下军事形势。
5月1日早晨，我收到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在7时40分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如下：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来。在我到来之前建议您不要公布这一消息。博尔曼。
从这封电报中我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实际上当第一封我的任命电报在4月30日18时15分在柏林发出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人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认为现在很有必要把所发生的一切尽快告诉德国人民和德国国防军，而不应该象博尔曼在第二封电报中所说明的“暂时不要急于公布上述消息”那样去做。我担心希特勒逝世以及我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一消息会通过其他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布于众。结果将会引起人民的混乱和军队的瓦解，特别是因为军队在国家元首逝世后会觉得不受誓言的约束了。在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公布这一消息的同时，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今后的打算。出于这些考虑，我便于1945年5月1日通过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向德国人民公布了上述消息。
从第二封电报“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我只能推断，希特勒已离开人间。关于他自杀的情况我却丝毫不知。根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估计他是在柏林的战斗中遇难身亡的。因此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充满敬意的措词来公开他逝世的消息。他刚一逝世就立即贬低他，我认为这是无聊的，我隐约感到周围似乎就要发生这种现象。
正是这种趋势使我准备采用有利于希特勒的措词来公布这个消息。反正总有一天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当时我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惨无人道的行为了解甚少。直到战争结束我才震惊地获悉了这一切。当时出于礼貌我认为自己应该如实地公布这一消息。我也相信，如果我今天还是处于当时的那种地位，对当时的制度还是很少了解，那末，我还是不会采取其它做法的。
当时面对大量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并没有把公布希特勒逝世这一消息的形式当作什么主要的事情来处理。这个公告涉及的是过去的事。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我未来的打算告诉德国人民。
因此，我在1945年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说：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意识到我责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使其免遭挺进中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歼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战斗还要继续进行。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将继续对他们进行抵抗并同他们继续作战。英美人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
同时，我还在5月1日对德国国防军发布了以下命令：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充当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国国防军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继续下去，直至英勇奋战的部队及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家庭摆脱奴役或毁灭。只要英美人阻止我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要把战斗一直进行下去。”
5月1日，上午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来到我处。我告诉他，我准备让他去与蒙哥马利元帅举行投降谈判并向他交待了谈判的方式。因为他随时可能被派往蒙哥马利那里，因此我要求他在基尔时刻作好启程准备。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迫的，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外交任务，我需要有一位与最近几年德国外交政策无关的颇有经验的人在我身边。我希望前外长冯·诺伊拉特又译牛赖特男爵能在我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和首席部长的职务，我是1915年认识他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奉命寻找他的下落。他打了个电话给普伦附近的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询问此事。结果里宾特洛甫来到我处，并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合法而适当的外交部长；英国人肯定很乐意与他打交道。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冯·诺伊拉特男爵的下落不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福拉尔贝格。我只得另选他人。
在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前几天，财政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曾到普伦我的住处拜访了我。
我们这是初次相识，在此之前从未打过交道。当时我们就整个局势交换了意见。他对形势明智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关于德国属于欧洲西部的外交政治观点是与我不谋而合的。
因此，我在5月1日与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只要还需要内阁来处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就希望他能在我组阁的政府中担任政治顾问和内阁首脑。我对他说，我很清楚，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但落在我和他身上的责任要求我们从德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请求让他考虑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5月2日他来到我处对我说，他随时听候吩咐。
我与希姆莱不同的性格对他这次作出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了。这位性格坚强、头脑明智、对每个问题均深思熟虑的人所提的建议对我后来几周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表明，我们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尽管他在职务上仅负责民事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我要求他也参加军事讨论会。事实也证明，他对军事上一些问题的必要性的判断也往往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4月30日到5月1日奉我之命来到我处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我对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由于它长期孤立地在希特勒周围，现在要作出最合理的决断，恐怕还缺乏对战场情况的足够了解。但是我对约德尔大将客观而敏捷的思维方式和正直的军人气质还是颇为赏识的。
四月底，在我担任国家元首之前的几天，冯·博克元帅和冯·曼施泰因元帅也来过我处。我们讨论了军事形势。曼施泰因特别强调，必须逐渐撤回东线的集团军，把它们派到英美战线附近。这个想法完全与我的观点一致。因此，我于5月1日下令接通曼施泰因的电话。我准备请他取代凯特尔，从现在开始接受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权，但可惜没找到他。于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大权仍在凯特尔和约德尔手里。
他们两位在5月1日抵达，从那时开始每天向我汇报整个军事情况。
下面我想简单地追述一下，我对那几天的军事形势的看法以及后来在被监禁的头几周内我根据清醒的回忆向我的副官口授的当时的军事情况：
1. 最后几个月由于不断的空袭，一切军工生产均下降到最低限度。弹药、武器和燃料等储备物资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或粮食进行平衡或转运，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2. 在意大利的那个集团军群已经投降。凯塞林元帅指挥下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
3. 在东线，东南方集团军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厄斯特马克地区的伦杜利克集团军群还坚守着他们的阵地。舍尔纳集团军群正在前线同俄军作战，尚无多大损失。但是这两个集团军群都只剩下能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4.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布塞集团军试图突围向西撤退。文克集团军的进攻没有奏效，它也正在西撤。
5. 在东线北段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溃散。
6. 在东、西普鲁士的德军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击败。库尔兰战线仍在坚守。但是由于补给物资奇缺，再也无法给该战线提供任何弹药和燃料。因此，这个战线的部队迟早也会和舍尔纳和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一样被打败，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德国海军打算把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尽可能多地援救出来。
7.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了。因此只得把陆军部队从东弗里斯兰和易北河以西运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这样也许可以守住这个地区。但5月2日的事件表明，即使这样，兵力仍然不够，那天，敌人从劳恩堡穿过易北河发起进攻，迅速推进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向卢卑克和什未林挺进。
8. 荷兰、丹麦和挪威与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一样仍为德国所占领。目前这些地区还是宁静的。
9. 由于俄国军队日益迫近，几百万难民，尤其是德国北部的难民，象潮水般地涌向西部。
10. 由于敌对各港口的轰炸以及连续不断地为挪威以及东部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鱼雷艇、探雷艇，快艇和护航舰艇)受损严重。大型舰只中只有“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尚完好无损。潜艇部队正面临重新实施潜艇战时期，因为从5月份开始大批新型潜艇就要开赴前线与敌作战。
11. 空军兵力所剩无几，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作战受到极大限制，作战机会越来越少。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政治上已没有可能改变德国的整个局势，作为国家元首的我也只能由此得出尽快结束战争的结论，以便减少继续流血牺牲。
对形势的这种看法是我采取下列各项措施的基础。同盟国曾规定，德国要结束战争，就必须同意无条件全面投降的要求。但全面投降意味着把东线的德军交给俄国人当俘虏，因此我必须尽可能久地推迟这一步。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东方战线向后移到我们所熟悉的英美占领区的边境线上，并把尽可能多的难民带到西部地区去。为了这一目的，海上运输必须加快进行并动用现有各种型号的大小舰船。在撤回东线德军部队方面，我最担心的是舍尔纳元帅率领下的中央集团军群。因为要把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运回是有可能的，“魏克塞尔集团军”和第九、第十二集团军离英美占领区的边界线比较近，因此也可获救。只有中央集团军群还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境的阵地上，它与美军战线之间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纵深国土所隔开。我们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打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把它分给俄国。因此，我在5月1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认为，立即把舍尔纳集团军群从它们尚坚守的苏台德阵地向美国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这种做法应该是正确的。依我所见，它们应该尽快向西南地区靠拢，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投降时能尽量靠近美国战线，这样士兵就能被美国人接收。但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却劝我不要立即下达撤退命令。他们认为，中央集团军群放弃它们的阵地时很可能会土崩瓦解而被俄国人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冯·纳茨默尔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地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后来，我约请他们两位到普伦来见我。
另一个复杂的，也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是涉及尚被我们占领的一些地区的问题，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见是，坚决拒绝把占领区作为“抵押品”用以换取敌人让步的所有建议。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惨败国，敌人要得到被我们占领的其它国家的地区，完全不必要向我们回赠任何礼品作为代价。反正他们会很快得到这些地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设法制止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人民的暴动和德国占领部队的反抗而引起的战斗和流血，力求找到一个能保证在投降时把它们平安无事地移交给对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舍尔纳元帅外，我在5月1日还约请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赛斯-英夸特、驻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及驻挪威的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炮兵上将伯梅等一并前来见我。
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战线及居民撤到西部，我们还需要8至10天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设法把我们向苏联的投降也延迟同样多的天数。
虽然我在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已经阐明了我的总意图，只要我在东线的目的尚未达到，我就不得不将继续在西线的战斗，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只有真正向英美投降，才能真正结束这场与英美的战争。但在“全面投降”的口号下局部投降能否成功，我并无把握。但至少我得尝试一下，而且要绝对不露声色，否则这种尝试肯定会因俄国人的干涉而倍受阻挠。
局部投降的第一步是结束在德国北部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的战争。我与国防军统帅部一起确定了公布我方谈判代表的方法。
于是我准备在西部签订投降协定，在此我得提一下执行这些协定的德国国防军是如何效忠于我的事。
国防军军人都受效忠于德意志帝国领袖和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誓言的约束。由于希特勒的逝世，这个誓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个军人可以不受其义务的约束而回家去。国防军必须继续完成它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和更多的牺牲。面对这几天德国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战线，要想使武装部队作出效忠于我的宣誓，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另一方面，使军人履行服从我的义务是有必要的，确切地说这不仅有利于执行其它由我决定的所有措施，如撤退军队的命令，而且对于我即将代表德国国防军签订停战协定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这个协定国防军必须执行。局势紧急，它要求我在缺少自愿和个人履行誓言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来解决誓言问题。因此，我在5月1日的命令中对德国军人们说：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灭亡。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或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对于领袖的效忠誓言，从现在起就得统统用在我——领袖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随后到来的那些日子表明，德国国防军各首脑人物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叙述如何向当面地段的英军部队实施局部投降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发生在5月1日的另一件事。15时18分我在普伦接到帝国总理府14时46分发出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电报：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只传达到军官。
“领袖昨日15时30分去世。4月29日的遗嘱委任您为帝国总统，帝国部长戈培尔任帝国总理，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任党务部长，帝国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按照领袖指示，为了公布这份遗嘱，特将遗嘱从柏林取出交给您和舍尔纳元帅。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争取今天到达您处，向您讲清当时情况。向部队和人民公布遗嘱的形式和具体时间由您自定。
收件证人：戈培尔，博尔曼。”
由此看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以希特勒的遗嘱为基础的。但是遗嘱中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与我为结束战争而挑选的顾问和政府成员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我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相矛盾。从形式上看，这份电报与第一份授权于我“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的电报也是不尽一致的。因此，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不愿意按照这份新电报的旨意去做。我要走而且必须走我自己的路。于是我命令副官妥善地收藏好这份文件，防止任何内容被泄露。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内部的骚动和混乱，否则大家一旦了解了这份电报的内容，骚乱现象必然会发生。在当前的局势下，保持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下令，如果戈培尔和博尔曼真的来到普伦的话，那就立即逮捕他们，在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我绝对不能容忍纠缠和干扰。
于是，多事的5月1日总算过去了，在那一天里我作出了许多决定。与此同时，从海上向西部运送伤员、难民和部队的工作正在进行，陆上的难民队伍正在向他们的目的地前进，波莫瑞、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军队正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5月2日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英国人自4月26日起在易北河东岸的劳恩堡筑起了一个桥头堡，5月2日从那里发起进攻，一举攻破了德国不堪一击的防线，接着英国部队和坦克便迅速向卢卑克推进。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南翼也越过易北河，不费吹灰之力便到达了维斯马。于是，从那时开始，从波罗的海到易北河一带到处都有英美人员，在梅克伦堡至荷尔斯泰因的公路上则挤满了难民队伍和撤退的“魏克塞尔集团军”部队。通向西方的大门不再开放，那末能否把军人和难民在俄国人迫近之前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这要看英国人是否同意。我们所以还在易北河畔继续与西方作战仅仅是为了给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批难民保持一条通畅的道路，而现在，在英国人控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后，我们的抵抗也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下令，按照预定计划立即进行投降谈判。为了表示德国西北地区军队的投降意愿，弗里德堡应先到蒙哥马利那里去一次，一旦这件事大功告成，便再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向他说明交出整个德国西部的问题。
我通知弗里德堡，要他作好准备，并到我这里来一次。瓦格纳海军少将和金策尔将军将陪同他前往。瓦格纳自1943年以来与我共事，对今年尤其是对最近几周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十分清楚，因此，在谈判中他可以给弗里德堡提供宝贵的帮助。金策尔将军则可以在有关陆军的问题方面对弗里德堡提供帮助。
汉堡战斗指挥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指示，于5月3日8时派一名停战谈判代表到英国人那里去，负责同英方协商汉堡投降事宜和向英方说明弗里德堡的代表团组成情况。
我与弗里德堡5月2日的会面推迟了。荷尔斯泰因公路整天不断地处于英国歼击机的射击之下，道路无法通行。我得知英国人突破卢卑克后，就立即下令把我的指挥所从普伦迁到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我必须设法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的行动自由。我若是在普伦的简易营房里，很快就会被英国部队抓获。在普伦的营房周围敌机轰炸整天不断，因此那天我一直等到空袭减弱后才迫不及待地见到了弗里德堡，并把我的参谋部迁到了米尔维克。
在这段时间里，里特尔·冯·格赖姆元帅及其妻子汉纳·赖奇来到我处。格赖姆是他勇敢的妻子用飞机送到普伦来特意向我告别的。他的一只脚绑着绷带，只能用拐杖走路。在最后一次飞向柏林时他受了伤。
我满怀同情地与这位杰出的军人交谈起来。他辛酸地说，军人们满以为，忘我的献身精神有助于达到一个纯洁的目的，但现在在这场灾难中一切都完了。他准备了却此生。我们激动地相互告别。
傍晚时分，歼击机的轰炸逐渐停止。我约请弗里德堡经基尔附近的威廉皇帝运河在21点到莱文绍高桥来。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顺利地到达了那里。我要求弗里德堡向蒙哥马利说明德国北部地区实行纯军事的局部投降的意愿。要他特别强调在英占区东部边界上的难民的撤退问题。尤其是他应设法使陆上和海上的部队运输和撤退工作不因投降一事而受到影响。天黑时他带着我们的愿望离开了我们，我们祝愿他马到成功。
施威林·克罗西克、吕德·诺伊拉特和我继续前往米尔维克。英美人的空袭又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用探照灯把公路照得通明，并不断袭击运输车辆。我们只得再次中断前进。夜晚2时左右我们总算到了米尔维克。稍睡片刻后，我开始对一些军事司令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些军事司令们处在介于和平与战争的中间状态，弄不清楚他们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
5月3日清晨，我特别忧虑。弗里德堡在这空袭不断的夜晚是否到达了汉堡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的要求会作出何种反应？而他的要求与盟军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
在5月3日上午，歼击机和轰炸机最近几天的连续袭击停止了，我开始希望，但愿这是弗里德堡到了蒙哥马利那里后所起的作用。后来我得知，当蒙哥马利得知弗里德堡前来履行其使命的消息时，他立即命令已经准备起飞的飞机停止起飞。
那天我方控制区的民事领导人和军事司令陆续到达我处。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舍尔纳，而是冯·纳茨默尔将军。他向我转告了舍尔纳的意见，如果他的集团军群放弃了修筑得很好的苏台德阵地，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的观点和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尽快向美军战线撤退很有必要。撤回集团军群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对我说，如果由俄国人来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肯定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内政感到担忧。他提议，由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美国提出投降，并要求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不相信这个建议会对盟国无疑早就确定的有关处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产生影响。但我还是同意他作相应的尝试。弗兰克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暴动。按照弗兰克自己的看法，当时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愿重返这个国家，以争取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种精神使他获得了好评。
荷兰、丹麦和挪威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大权尚在我们手里。但能否在这些国家顺利地进行移交工作，这一点使我十分担心。我和赛斯-英夸特约定，对荷兰应该尝试一下局部投降。决不允许再发生任何破坏和侵扰事件。但因为第二天荷兰即纳入了我们向英军投降的范围之内，因此荷兰单独的局部投降就成为多余的了。
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从丹麦赶到我处。林德曼向我保证，说他在丹麦的部队战斗力不会减弱，而贝斯特博士却劝告我，在丹麦地区继续战争要十分慎重。但是，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及我的副官都回想不起来，贝斯特博士当时是否曾对我说过，如果德国在本土各战线崩溃以后想在丹麦地区继续战斗，那末瑞典就会进行干预。在保存至今的我的副官所写的日记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直到1958年1月8日，当新闻界公布了瑞典的白皮书时，我才知道当时由瑞典方面告诉贝斯特的这个意图。因此，说瑞典的这种“威胁”对我在4月30日就已经作出的“避免把任何战争扩大到占领区”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取得施威林·克罗西克、林德曼大将和贝斯特博士的一致同意之后，我下达指示，在丹麦即将投降之前，要避免与丹麦民众发生任何冲突。
第二天与蒙哥马利举行了投降谈判，丹麦的移交问题也明确了。
希姆莱带着他的总队长、国外保安处长舍伦贝格也突然赶来与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伯梅将军讨论挪威问题。挪威的司令们报告，挪威的局势稳定，由于德国占领军的结局很快就会如预料的那样，挪威的老百姓不愿意冒无谓的流血牺牲之风险而起来反抗。
舍伦贝格建议，让挪威向瑞典投降并请求能把德国在挪威的占领军部队扣留在瑞典。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占领军不当英美的俘虏。从这里可以看出，希姆莱早已派他的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去瑞典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联系了。瑞典很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意了拘留德国军队的这个建议。
我认为在背后进行这种非官方谈判，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论它的动机，仅这种做法本身也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还对盟国“耍花招”，不让挪威向它们投降，而向一个中立国家投降呢！同时我认为把德国部队拘留在瑞典的好处也是极不可靠的。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瑞典在俄国的压力之下不会把德国部队交给俄国人呢！后来在马尔默登陆的德国人被移交给了俄国。
因此，对施威林·克罗西克的提议，我只是表示同意并让舍伦贝格去了解一下，瑞典究竟是在英国默许还是在英国坚决赞同的情况下表示同意的。我是绝对不会授权舍伦贝格去签订任何协定的。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由于我在后来几天所宣布的投降，这种模棱两可的交易也就结束了，这使我感到颇为满意。
5月3日，我接到凯塞林元帅从南部地区发出的电报，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为西南方集团军群(菲廷霍夫将军)在5月2日宣布的投降作担保。他在无线电报中请求我同意他独立地与西方敌人进行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对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进驻任何地区都会“感到高兴的”。
午夜前不久，弗里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后返回。他立即向我汇报了这次会谈中最关键的问题：蒙哥马利没有拒绝局部投降，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包括俄军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
5月4日早上弗里德堡当着施威林·克罗西克、凯特尔和约德尔的面向我作了详细的汇报。蒙哥马利接受我们在德国北部地区的局部投降。但他还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范围之内。弗里德堡当时曾对他说，对于这个扩大投降区的问题他无权决定。但他可以肯定，这样作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此外，蒙哥马利还要求交出所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和商船。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难民运输问题。因此弗里德堡向他说明了我们担心这样一来是否还能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东部救到西部。蒙哥马利答道，对于单个士兵的转移他并不阻拦，但决不容许整个部队转移。关于老百姓中的难民问题他拒绝作出任何保证，因为当时的投降指的是单纯的军事投降，这里面并不包括老百姓的问题。但他又补充说，他“并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蒙哥马利的另一个要求是，不许破坏、也不许销毁或者击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弗里德堡请求能向我作汇报，因为对这些要求作出答复是超越他的权力范围的。
以上就是弗里德堡的报告。至于把投降扩大到荷兰和丹麦一事，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对这种情况都很想得通。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可以“摆脱”这两个国家了，而且很快就可用这种办法按照协议的规定把它们移交出去。
要交出舰船的这个要求使我感到坐立不安，这意味着向西部运送难民和部队工作的结束。但根据弗里德堡对蒙哥马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汇报，我得出的印象是，至少有可能让一些正在海上的舰船继续向西航行。但这些船上的伤员、部队和难民只得在丹麦港口上陆。30万德国人一下子抵达丹麦，这不仅会给它带来政治负担，而且更主要的会给这个运输工具不多的国家造成很大的组织上的负担。要保证这么多外国人，而且又是敌国人的安置、给养及医疗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这些不利条件，也只好暂且忍耐一下。弗里德堡在汇报英国人不许我们破坏、也不许击沉作战舰艇的这一要求时，出现了对立的意见。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都认为应该接受这些条件。如果拒绝接受这些条件，那就有损于我们作为讲信用的缔约一方的声誉，而且对我们为了拯救人民而实行局部投降的基本意图也是不利的。相反，国防军统帅部却认为，交出武器，尤其是把他们最明显的运载工具作战舰艇也交出去，显然是违反军人尊严的。
我自己也很明白，交出这些作战舰艇将违背我们及所有国家海军的一贯传统。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设法击沉在斯卡帕湾的舰队，以此来坚持各国所遵循的维护民族和军人尊严的法则。但我对现在必须下令交出作战舰艇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于以前任何战争。这是关系到使大量的德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停战之前免遭死难的问题。如果我为了声誉而拒绝交出舰船，那么局部投降就不会实行。对德国北部的空袭又会重新开始，大量德国人又会遭到新的损失。这种现象决不允许再发生。于是我作出决定，同意移交作战舰艇。有人曾向我提出，在投降生效之前我们尚有时间来毁灭武器和击沉舰艇，我拒绝了这种方案，并答道，这种做法与我们投降的本意不相符合。蒙哥马利在5月3日，得知我们准备交出丹麦和荷兰的意图，就立即停止了空袭，虽然那时投降尚未实行。
因此，我在这次5月4日早晨举行的讨论会上就对国防军统帅部下达了禁止销毁武器的命令。在我阐明原因的同时，海战指挥部司令也接到命令，取消原定的代号为“彩虹”的击沉己方舰船的行动。因此，除了停战生效之前有一部分潜艇于5月4日夜被它们的艇长下令沉没或炸毁外，再没有发生过此类行动。海战指挥部关于停止销毁舰艇的命令到达之前，其他潜艇也已做好了销毁的准备。艇长们认为销毁潜艇也是按我的意图进行的。他们深信，我下达这样一个“移交命令”只是出于迫不得已。
5月4日上午我授权弗里德堡接受蒙哥马利的要求。他重新飞到英国司令部，并奉命在与蒙哥马利达成局部投降的谈判后继续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式向美国部队实行局部投降。
在接到弗里德堡5月4日的报告后，我们如释重负。局部投降的第一步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们用不着把德国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国人手里。
从这次开始结束与西方对手的战斗行动这件事中我进一步得到了教训。蒙哥马利在投降谈判中要求停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要求交出投降区内包括荷兰、德国西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海区的所有德国作战舰艇。我在5月4日中午下令立即停止所有海域的潜艇战，这是超出协议的要求的。在英国同意了我的投降提议后，我只想在所有地区尽快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5月4日晚，我接到弗里德堡从蒙哥马利司令部打来的电报，说他已签署了局部投降书参看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包括全部岛屿)和丹麦的所有德军部队的投降书：1.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声明，同意把德国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地区包括佛里斯兰群岛和黑尔戈兰岛及所有其它岛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在丹麦的所有军队交给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上述地区的所有舰船也包括在内。这些武装力量必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2. 英国夏令时间1945年5月5日星期六上午8点，德国军队必须在上述地区停止海、陆、空一切军事行动。3. 凡同盟国今后对每件事下达的命令，德军有关指挥机关必须立即执行，不得反对和评论。4. 凡不服从命令或者执行命令不得力者，均被视为违反这些投降条件；同盟国将按照公认的法律和军事上的惯例予以处理。5. 这些投降条件是相互独立的，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这些投降条件在同盟国或受同盟国的委托提出了对整个德国和德军都有效的总的投降条件之后，将自行无效。6. 本投降书的条文均用德文和英文订立，以英文版为准。7. 不管对投降条件的解释或说明有何疑问和不同意见，均以同盟国的决定为最后有效的决定。(B·L·蒙哥马利元帅，1945年5月4日，18时30分。冯·弗里德堡，金策尔，G·瓦格纳，波莱克，弗里德尔。)并准备再飞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投降书从5月5日8时起生效。
从这时开始，在所有规定的地区范围内都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5月6日早晨，金策尔将军到米尔维克来见我。他是弗里德堡代表团的成员。他奉弗里德堡之命，从兰斯赶来见我，向我报告与艾森豪威尔进行的投降谈判的情况。金策尔向我报告说，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与蒙哥马利相反，他一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决不同意局部投降。我们必须立即宣布包括俄国战线在内的全线无条件投降。德国军队必须就地原封不动地放下武器，就地束手就擒当俘虏。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责任就是使这种无条件的投降行动(包括海军作战舰艇和商船的移交工作)顺利进行。
对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态度我们感到很担心。如前所述，我在1945年5月1日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曾宣布，只要西方阻止我对东方的战斗，我就要和西方继续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的人民，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了”。后来我从美国的电台广播中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对我上述声明的回答，“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纳粹在艾森豪威尔及其俄国同盟国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伎俩之一”。
艾森豪威尔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方案也表明，他对现在已发生的世界政治局势的转变并没有加以考虑。自从美军在雷马根附近越过莱茵河后，对美国来说，战胜德国的这个战略目标就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以政治目的来代替军事目的，就是说在俄国人突入德国之前应为英美西方国家占领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对美国军队来说，尽快向东推进，抢在俄国人之前夺取柏林，这在政治上应该是正确的。但艾森豪威尔没有这样做。他仍一味地协同红军力求达到消灭并战胜德国这样的政治目标，他在易北河畔停了下来，任凭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和尽可能多的德国东部地区。他尽力按照华盛顿那里给他规定的政治框框行事。看来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似乎毫不了解。对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的这种态度我当时就觉得是错误的，而且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那还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一位美国陆军上校曾对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说，俄国人是否占领整个德国，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看来这一定也是美国公众的态度。
如果我接受金策尔将军在5月6日早晨通知我的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投降条件，我就得立即把东线的德国军队交给俄国人。我之所以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要求，是因为东线的部队是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去做的。
其结果必然是大批人员乱作一团地向西方逃窜。
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不能满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我只得再作一次尝试，使他相信我不会让德国士兵和东部的居民落到俄国人手里。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求局部投降的。
金策尔汇报之后，我即约请约德尔大将来我处。他应该协助弗里德堡带着我的新指令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一致同意给约德尔下达以下指令：
“再作一次尝试，讲清我们希望向美军局部投降的原因。如果您象弗里德堡一样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那么您就要求按以下过程实行全面投降：即投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停止战斗行动，但德国军队还可以行动。到第二阶段才取消这种行动权。您要设法尽量拖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无论如何要允许逃散的单个士兵进入美军阵地。这样才可以把更多的德国士兵和难民救到西方”。
除上述指令外，我还给了约德尔一份书面的全权证书，给了他签署所有战线全面投降书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有当第一个目标即局部投降未能实现时，才可以行使。而且他在实行全面投降之前，还必须事先把全面投降的内容告诉我，并在我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同意后才可实施。谈话结束后约德尔于5月6日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
5月6日深夜1时左右，我收到约德尔从兰斯发来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署条约。否则，同盟国将封锁所有战线，任何企图单独投降的人将不再准许进入，所有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除了混乱或者签字，就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有权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投降即可生效。双方将于5月9日德国夏令时间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约德尔。”
后来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又一次一口拒绝了局部投降，而且对我们提出的全面投降在时间上分阶段进行的要求也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他曾对约德尔说，他会下令向任何一个德国军人射击的，即使对那些不带武器到美国战线来投降的人，他也会这样做。日内瓦公约禁止采取这种行动。后来似乎是由于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的建议，加上约德尔的解释，说我们在通信设施损坏的情况下，要向部队传达投降命令至少也得两天，他才同意了两天的期限。但是同意这一点的前提是，德国必须立即签署投降条约。因此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对约德尔的电报作出决定。根据电文，从5月7日签署全面投降条约到5月9日零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尚有48小时可用于部队撤退。
我担心这点时间对于拯救全体军人和难民是不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约德尔到底还是争取到了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把大批德国人救到西方还是有希望的。
这两天时间对于要从东部地区逃到西部地区的难民来说实际上是不够用的。如果我以此为理由而拒绝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那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更大的混乱、毁灭和生存危机。因此，我在当夜1点钟打电报给约德尔，告诉他有权在上述基础上宣布全面投降。于是约德尔即在5月7日深夜2时41分于兰斯签署了全面投降条约。
也许是应俄国人的要求，5月8日又在苏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司令部，柏林的卡尔斯霍尔斯特重演了这场全面投降的签署活动。凯特尔元帅、施通普夫大将和弗里德堡海军大将分别代表德国三个军种在投降书上签名。在他们签名之前，西方盟国和苏联都坚决要求他们出示由我以国防军最高司令名义签署的全权证书，以证明他们有权作为德国国防军合法的代表，并经过检查认为符合规定后才同意他们签字。
现在是决定东线德军和正在涌向西方的难民的命运的关键时刻。南方集团军群(伦杜利克大将)的大部分军人因已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区分界线以内而获救。但勒尔大将的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形势却糟糕得多。5月9日那天，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分人员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尚有2至3天路程。勒尔想方设法通过他与南斯拉夫人的私下谈判为他的士兵争取到了最好的条件。但尽管这样，他们中仍有万把人死在南斯拉夫的俘虏营中。
在北部，美国的加文将军率领的空降师在5月2日向卢卑克推进的同时又占领了梅克伦堡地区，在作战上他隶属于英国集团军群。他允许“魏克塞尔集团军”的剩余部队撤到英美战线以内。但尽管这样仍无法阻止大量晚到的难民队伍在分界线附近落到随后赶来的俄国人手中。
中央战线的第十二集团军在4月的最后几天受命向东部进攻以解柏林之围。该集团军在其久经考验的总司令(当过兵团指挥官和总参勤务军官)文克将军的率领下成功地到达了波茨坦地区，从而为保卫波茨坦和第九集团军(布塞将军)向西部的撤退打开了通路。大批难民队伍随着他们一起行进。但在第9集团军、第12集团军及波茨坦防御部队的士兵被准许越过易北河畔的美军战线时，美国人却不许老百姓中的难民通过易北河。文克集团军想方设法不被美国人发现让尽可能多的难民混在越界的士兵中逃到了西部地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不幸者由于这个非人道的禁令，最终还是落到了俄国人手中。可怜这些不幸者为了逃避俄国人，已连续几周在途中疲于奔命。
舍尔纳集团军群士兵的遭遇比第9、第12集团军更为糟糕。他们大部分人都已到达了美军战线，但大多数人却未获准通过。相反他们还被美国人用武力驱赶到一起，交给了随后赶来的俄国人。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在战争结束后却仍被关在俄国的监狱中多年，有的饿死，有的冻死。
我曾在5月1日顺从了反对舍尔纳集团军群立即撤退的意见。这是我的过错。一开始我担心在自愿的迅速撤退过程中集团军群可能会土崩瓦解，但这种现象看来在以后的撤退中照样无法避免。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士兵能早一些到达美军战线，究竟他们是会获准通过，还是会同样受到阻止，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东部地区士兵和难民的撤退完全依靠海军从海上运输。陆路已被俄国人封锁。在1月23日至5月8日这段时间内，通过海上运输从库尔兰、东西普鲁士，以及后来从波莫瑞湾及梅克伦堡地区，有2204477名人员被救到西部。在航行过程中，要不断地对付英、美、俄的飞机及俄国的潜艇、快艇的袭击，并且航行是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的。在此期间，“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载有4000人)和“戈亚”号(载有7000人)运输舰以及“施托伊本”号(载有3000人)卫生船的沉没是骇人听闻的。尽管这些船只的伤亡人数令人痛心——但数量只占全部装船人数的1%，99%的幸运者仍安全抵达波罗的海西部港口。相反，陆路上的难民队伍蒙受损失的百分比却高得多。
由于舱位太少，加上利保尔港码头设施不足，库尔兰集团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救出。
5月9日零点，各战线均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防军5月9日的最后一次报告说：
“从午夜起所有战线开始停火……奉海军元帅之命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行动。于是，几乎长达6年的英勇搏斗终告结束。这场搏斗给我们带来了巨大胜利，同时又带来了惨重的失败。最后德国国防军被敌方强大的优势兵力所战胜。
“忠于誓言的德国军人竭尽全力为德国人民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后方人员自始至终全力支援前方，为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前线与后方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将在日后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得到最后的承认，德国陆、海、空三军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牺牲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此每个军人可以坦然和自豪地放下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满怀勇气和信心地为我们民族的永久生存去工作。
“此时此刻国防军十分怀念那些已阵亡的战友。面对着满布创伤、血流遍地的祖国，死者在表现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方面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5月7日弗里德堡和约德尔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返回我所在的米尔维克。弗里德堡带来了一份供美国士兵看的“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几幅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图片惨不忍睹。我们觉得，即使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中由于运输和补给情况的混乱可能会加剧集中营里健康状况的恶化，但图片上所揭露的那些状况毫无疑问是犯罪，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我和弗里德堡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这种情况决不可能！但是，这种可憎恶的事实(不只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才有)，直到这几天当一艘载有集中营囚犯的商船驶入弗伦斯堡时，我们才亲眼所见。他们的身心确实受到了令人吃惊的损害。弗伦斯堡的埃尔特斯特海军基地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量为这些不幸者提供补给和医疗条件。我们不能不责问自己，对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毫无察觉？
在1939年以前建设海军的那些年里，我作为“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不是驻在国外，就是和新建立的德国潜艇部队一起出海。战争一爆发，我就坐在我的军事指挥所里，开始在东佛里斯兰的森瓦登，后来在法国巴黎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洛里昂。这些指挥所都是军事上的世外桃源。与德国居民很少接触与往来，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我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如何指挥潜艇战和提高潜艇部队的技术水平。对敌人的报道我也只听与潜艇战有关的方面。毋容置疑，敌台和我台的广播一样，都得受战时宣传部门的控制。因此双方的电台广播我都不听。
在我于194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有极长一段时间我是呆在柏林以北的贝尔瑙和埃伯斯瓦尔德之间偏僻的代号为“珊瑚”的指挥所里。我到领袖大本营去也是为参加军事讨论会，希特勒叫我去也只是问问有关海军方面的事情。战争期间这些问题已使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要我再关心除此之外诸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已无此可能。
在1945年投降后的那几个月和在1946年我所获悉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非人性方面的行为，使我大为震惊。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前面几章已经谈到过。我说过，以纯洁的民族和社会这个词的含义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人民的内部团结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种族联合成了一个共同的帝国，从而实现了德意志自古以来的梦想。我国所以会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战胜国在为结束30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中所作出的裁决。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敌对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
不从事实中吸取教训是愚蠢的，也是软弱的。在纽伦堡宣判前，在我的诉讼结束语中我得出了结论，并说：
“人们经常谈论被告中有人曾经参与了阴谋活动。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出自一种政治信念。对这类事情人们是无法证实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是由这样的一种阴谋集团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可以对此提出诉讼，但是，他们只会使德国人民更加难于从这次审讯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将领袖原则视为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于德国人民正确地认识过去，对于德国人民将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指挥中被证明是最适用的。据此经验，我曾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只利用这个原则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于这种力量的诱惑。”
当我在1945年5月那几天得知集中营的这些状况时，我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1945年4月30日曾与希姆莱发生过争执，那时要彻底和他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警察这个统治工具，而我却一无所有。
随着德国领土完全被占领，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6日我解除了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来当我听到集中营那些令人憎恶的暴行时，我很后悔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德国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对所发生的一切非人道行为作解释并追究罪犯的责任。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给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帝国法院有权调查和判决所有残暴行为。我把这个命令及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艾森豪威尔并请求帝国法院对这项工作尽力而为。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墨菲谈话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他也答应帮助我。但此后却杳无音信。
在考虑通过局部投降来实现最有利的投降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我从5月1日开始考虑成立一个看守政府的问题。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至于内政方面我觉得将来德国人民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在失去东部地区以及德国其余地区被战胜国瓜分之后如何才能避免饥荒？能否成功地保证各个地区粮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运输和经济重新恢复正常？要消除住宅紧张局面需要从何处着手？我们的资金和货币会起何种变化？为了援助难民，在千头万绪之中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另外几百万东部的难民安插到本来已很拥挤的德国西部并把他们划入那里的居民和经济体系之中？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这些涉及整个德国人民的问题必须要有一套对所有四个地区都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统一的帝国政府机构。因此集中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们协助占领国进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须尽我们所能，采取一切办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来到我处时，成立临时帝国政府的考虑更加成熟和具体化了。他除了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外，还负责内阁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临时政府。尽管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国北部的人，但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内阁总算成功地组成了。它的组成情况如下：
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负责全面指导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任帝国外交部长和帝国财政部长，施图克特博士担任帝国内政部长和文化部长，施佩尔担任帝国经济部长和生产部长，巴克担任帝国粮食与农林部长，泽尔特博士担任帝国劳动部长和社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担任帝国交通部长和邮政部长。
我们都很明白，临时政府要主动地开展任何一项活动暂时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的每个成员都在各人的工作范围内拟订关于如何在集中领导之下控制困难局面的计划和备忘录。有一部分备忘录和有关的口头汇报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它们对短期内的情况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如多普米勒博士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却充满活力地向我报告，说他愿意承担责任，在6个星期之内使德国的交通和运输事业恢复正常。理所当然的条件是，应该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人员方面给予他处理问题的自主权。
这些计划和备忘录关系到能否对人民生活极为重要的各个方面实施有效的和集中的领导。因此我们把它们送交在米尔维克的西方盟国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一些专门场合我们还口头阐明过我们的提议。一开始好象我们的合作愿望已被接受。
但只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5月中旬交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和粮食部长巴克接到盟国下达的飞往美国司令部的命令。因为他们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与米尔维克的盟军管制当局往来一直特别频繁，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兰斯之行对他们今后在工作范围内的有效协作定会有所裨益。但是他们去后便杳无音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得知，至少巴克没有去与盟国协作，而是飞到了监狱里。
鉴于此事效果甚微，于是便产生了我是否应解散临时内阁的问题。我的逐步实行投降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我们住在尚未被盟国占领的属于我方领土的米尔维克，但不言而喻，我完全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整个德国都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统治着德国。对我来说要采取象实行投降时那样的独立行动已再无可能。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主动地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内阁，结束其使命，而不是眼睁睁地等待着战胜国采取完全意想不到的措施，难道这样做不值得吗？不言而喻，实行投降后，我坐在那里碌碌无为，这种味道是很难受的。
施佩尔部长首先认为，我们应该引退。他本人相信，美国人会继续与他合作的。
相反，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却认为，我们必须留下来，尽管敌人可能会故意公开嘲笑我们。帝国总统及其临时政府显示了帝国的统一。在无条件投降中只有国防军已明确地投降。但德意志国家仍然存在。尽管我在实际行使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但我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在5月8日签订投降书时，敌方国家要求德国国防军三个军种首脑出示我的委托书一事也说明，敌人也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只有在考虑好一位继承人以后才能引退。
我觉得施威林·克罗西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开始我只把我的任命理解为：只要结束战争，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但现在不管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也决不可以自动地解散帝国临时政府。否则的话战胜国就有理由声称：因为主管德国各个地区事务的政府已经溜走，我们除了在各占领区设立特殊的德国政府机构，由自己的军政府掌握各地区的主权外，就别无它法了。
出于这个原因，我就只能向暴力屈服，否则的话，我在德国今天面临的分裂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会给敌方留下政治把柄。我的辞职，也就是自动放弃得到盟国承认的我的职位，可能会铸成我在投降之后的政治错误。
这种想法并不排除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德国人民的意志可以决定由谁占据国家最高职务的这个观点。
因此在重新改选和盟国采用武力来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必须在1945年5月竭力保住那时属于我的这一职务。
从1945年5月中旬起，敌对国家似乎也面临着对是否保留我的政府要作出决定的问题。
全面投降以后在米尔维克出现了一个盟国监督委员会，由美国鲁克斯少将和英国福特准将领导，不久又有俄国代表加入该组织。我曾与监督委员会的这两位英美首脑商谈德国内部的形势达1小时之久。我对他们说了我认为必需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也准备采取同一办法与英方发言人沃德先生交换意见。我想通过这些谈话来支持帝国临时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为了帮助德国人民，我很重视利用可能产生作用的每一个机会。我的告诫和提议也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它们关系到今后东欧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很少被人理解。
在与盟国代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方面在上述几次谈话中态度都很冷淡，然而又无可指责。我们互相致国际上流行的军礼。我帝国政府的成员及我本人为不失我们的尊严也采取了同样冷淡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5月中旬开始，我停止了与监督委员会代表的会谈。敌方新闻界尤其是苏联广播电台开始谈论起“邓尼茨政府”。俄国人拼命攻击我。很明显，俄国人不希望有一个主管所有地区事务的德国联合政府。临时政府和英美驻米尔维克的代表迄今的合作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看来丘吉尔一开始好象是反对把我排挤掉的。他想把我当作“有用的工具”使用，并通过我向德国人民转达各种命令，这样英国人就用不着亲自“把手伸进骚动的蚁穴中”去了。丘吉尔还认为，如果我对英国人有用的话，他们可以对我担任潜艇部队司令以来所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第6卷，第646页，丘吉尔首相1945年5月14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当时英国的对外政策中我已估计到这一点。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会一直需要我。
大概在1945年5月15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与俄国的友谊，提出了应该把我排挤掉的要求。
1945年5月22日，我的副官及朋友吕德·诺伊拉特通知我，盟国监督委员会的首脑要求我同弗里德堡和约德尔在第二天早上到监督委员会的所在地“帕特里亚”号兵营船上去。我只回答了一句话：“准备行李！”我相信，通过逮捕来排挤我的时候到了。
当我们走上“帕特里亚”号的舷梯时，那里出现了一番不同前几次我拜访监督委员会时的情景：没有一位英国中校在下面迎接我，也没有向我致敬的岗哨。相反却涌现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抢着拍照。
约德尔坐在“帕特里亚”号上方，弗里德堡和我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监督委员会的首脑们，中间是美国的鲁克斯少将，两旁是英国的福特将军和俄国的特鲁斯科夫将军。在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已经是大势已去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伴和我都镇定自若。鲁克斯将军向我们公布了一项宣告，并说他根据这项宣告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必须逮捕我，德国政府和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把自己看作战犯。
他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话要反驳的。我反唇相讥地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今天，当我回顾战争结束时我的活动时，我意识到我人道主义的行为还是很不够的。有时最佳的意图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在贯彻过程中也证明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此叙述的当时我的一切考虑和行为以后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今天我仍认为，我对德国人民是尽了职的，我负责结束了战争并尽力避免了混乱。分阶段逐步投降的成功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得感谢命运，它使我在履行最后的使命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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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三章 结束语
1945年5月14日，在以我们的投降而结束战争之后的短短几天内，一位战功最显赫的潜艇艇长沃尔夫冈·吕特海军上校因一个悲惨的不幸事件而在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遇难。吕特海军上校是海军中仅有的两名被授予最高战功勋章——“配有橡树叶、宝剑和钻石的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军人之一。集中在弗伦斯堡的海军军官们在海校的大礼堂里向他的遗体告别。这是一种象征性活动。
从1909年以来在米尔维克经过训练的皇家海军、帝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候补军官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就在这个充满传统色彩的地方参加各种隆重的集会。在德国刚刚结束战争及前途渺茫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葬礼，不仅是向吕特，而且也是向我们尊敬的海军表示我们最后的敬意。
直至最后时刻海军仍一直忠于职守。他们衷心希望各国间能相互谅解，以达到长久的和平，但事与愿违，他们只得在1939年无人过问和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投入了这场与大不列颠海军的战争。
他们利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兵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力战英美两国，并且取得了与他们的兵力极不相称的重大战果。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战绩，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海军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在两大海军强国如此强大的物质优势面前就不能坚持战斗。
海军所具备的战斗和牺牲精神不单单是靠教育和训练培养起来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全体德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的鼓舞。
然而尽管人们具备了这种精神，并已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得到的却是全面失败的悲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些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影响的历史学家根据手头目前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是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当明确的判断的。
我在此只能对部分问题谈谈我今天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毫无理智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经济和内政上面临重重困难。在魏玛时期，德国人民给自己制定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与德国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不相称。魏玛时期的国家机构面对内部的四分五裂、经济衰退及失业现象一筹莫展。于是德国开始走向专制。布吕宁除了采用公布紧急命令的办法来维持统治外，就别无他法了。到30年代初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之间进行选择。
在对两者进行选择时，希特勒在大多数德国人民心中似乎成了一位救世主，而少数人则把他看作小小的祸害。鉴于当时的条件，希特勒的上台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是使欧洲摆脱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不仅得到德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战前推行希特勒政策的结果是，德国因而起码也可以说是东欧没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他把德意志各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它国家的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实现了这种联合)。德国成了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强的堡垒。
希特勒曾提倡和宣传的一些原则——一个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命运的共同性，劳动伦理观，根据这个观念每一个在他的岗位上为共同的幸福而履行义务的人都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是被广大德国人民所理解的。这些原则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安定的强烈渴望，并使希特勒赢得了许多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在此以前是与国家相对立的，而现在他们拥护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也是他们的，是所有德意志人的国家。
希特勒具有魅力的个性及其所产生的诱惑力无疑对他的上台起了促进作用。这种力量甚至使他经常能争取到一些本来与他势不两立的人——只要这些人经常围着他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自己对这种影响力也常有感觉，每当我在大本营呆了两天之后往往就会感到，为了摆脱希特勒的这种诱惑，我得再次溜走。后来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成了我唯命是从的合法合理的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面向军人的政治家，而且我还把他看作一位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人。对他魔鬼的本性我看透得太晚了。
希特勒认为英国决不会容忍德国力量的不断增长。他对英国心理状态的这种认识导致了世界战争。于是一场本来他想避免的冲突就爆发了，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场冲突必然会导致“日耳曼完蛋”。
凡是1939年9月初在德国呆过的人都知道，当时德国人民对战争并不感到高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忍受了这个事实，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德国军人忠于职守，在战争中表现了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和国防军自始至终目标一致，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
今天，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为某些人在第三帝国里背着德国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让全体德国人民为极少数人的行为担当集体罪责，这种做法是违背任何一个法律观点的。有些人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对这些人是不能判罪的。
那种认为一个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在道德上要比另一个民族更坏些的想法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这种观点来自那些在战时和1945年后同样干了许多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并使几百万德国人民成了其牺牲品的民族时，那更是不合理的。
个别德国人拒绝为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反复自咎并公开地承认总的罪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会使我们失去其它国家的尊重。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干出我们所干的那些非人道的事情。
领袖原则不主张对权力进行监督，这在希特勒身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在选举一位领袖时能未卜先知，这位领袖的哪些品质将占上风。因此从中只能吸取这样的教训，必须在宪法中具体规定如何避免滥用职权，必须使自由和法律成为共同生活的基础。
因此可以肯定，对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来说，采用能保证个人自由和法律保障不受侵犯的民主政体才是正确的。对所有的公民都同样的实行这些原则，是民主立法和内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如果我们从过去的教训中已经懂得，骄傲自大和滥用职权会有怎样的后果，那我们应该从另一方面认识到，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朴实自然的民族感。这种民族感来自对家乡、对本族语言、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和历史的热爱。这种民族感也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正如这句话本身所说明的那样，在处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考虑到民族关系问题。所以说民族感并不妨碍与其它国家建立友谊。
那种在“国际的”概念中牵强附会地加进去一种对自己的国家来说是反民族的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不以国家之间的利益为重的。除了德国有人暂时这样做外，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的。
我重申一遍：我们必须重新恢复那种朴实、健康而适度的民族感。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应该本着这种精神。为此有必要告诉他们德国过去的历史真相，不要让他们接受由于占领国“再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片面的看法。
我一生中耳闻目睹了大量我部下的军人自我牺牲和忠贞不渝的动人事迹，使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谁也不应贬低这些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气质；否则就会伤害人们对那些在履行职责中不幸牺牲的人们的崇敬之情。
自我牺牲和忠贞不渝是我的信念，它对我们民族的经济恢复、团结一致和重新兴起也是十分必要的。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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