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期限让人无法忍受。我要求军械部长施佩尔制定一个建造新型潜艇的计划。
施佩尔把马吉鲁斯船厂的总经理、并非造船出身的默克尔先生派到“造船总委员会”担任领导。按照协定规定，该委员会实际上负责海军装备。施佩尔所以挑选了这位优秀的实干家，是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一些船厂没有充分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如传送带流水作业法)。而默克尔建议，建造新型潜艇时不要让各个船厂建造整艇，而应分段建造，到最后阶段再把各段艇体组装的任务交给各船厂。(当时美国造船厂的凯泽也是采用同样方法按造舰计划建造商船的。)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大大节省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采用这种办法成批建造XXI型潜艇只要26-30万个生产小时即可完成，而用以前的办法建造同样大小的潜艇则要耗费46万个生产小时。按照默克尔的计划，第一艘XXI型潜艇在1944年春即可建成。另外，他相信，他能负责使新型潜艇立即投入批量生产。这就是说，从1944年秋开始就能大量生产这种新型潜艇。
我面临困难的决策。鉴于当时的战争形势，海军设计局所需要的建造时间我是不能同意的。而默克尔计划中分段建造的办法在潜艇建造中还从未采用过。尽管这些潜艇在艇体和主机制造技术方面采用的基本部件都是以前人们已经熟悉的，但立即让这批潜艇投入成批建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征求了许勒尔局长的意见，问他是否反对分段建造，特别当考虑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将对耐压艇壳提出很高的要求时。许勒尔并不反对分段建造。于是我同意了施佩尔计划，并于1943年7月8日将它呈交希特勒审批。
潜艇建造计划转到了建造XXI型和XXIII型潜艇上来。
“潜艇建造计划规定每月生产40艘潜艇。不能因为这一转换而使生产过程出现停顿现象。”海军总司令和军械部长1943年8月13日命令。
从这时开始，由军械部长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海军方面主要尽一切可能负责其他作战舰艇的建造。
这些计划后来执行的结果如何呢？
在制定舰艇建造计划的时候，敌方的空袭对德国工业的影响还很小。而该计划的实施工作却不得不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条件下进行。从1943年秋开始，对德国军火重地的空袭日益频繁和加剧。从长远来看，要完成计划已无可能。鉴于工厂和交通工具大量毁坏，必须多次向其它工厂转移。各部件建造过程中互相制约的期限也必须经常重新调整。巴肯克勒海军将军领导下的海军总司令部军备局和默克尔总经理领导下的造船总委员会经常就这方面的问题共同协商并作出重新安排。
尽管情况较制订计划时不利得多，但海军的装备还是有了发展，虽然在数量和期限方面没有实现原定的计划。
1944年下半年共有98艘XXI型和XXIII型新型潜艇服役，1945年第一季度共有83艘潜艇服役。
1945年1月到3月每月平均建成26艘潜艇，共28632吨。而前几年的月产量为：
1940年
4.1艘潜艇
2650吨
1941年
16.3艘潜艇
13142吨
1942年
19.9艘潜艇
16380吨
1943年
23.6艘潜艇
19055吨
1944年
19.5艘潜艇
18374吨
在水面舰艇的建造方面，扫雷艇和快艇的建造数量也有所增加。如1944年共有87艘扫雷艇和62艘快艇交付使用，而1943年只有52艘扫雷艇和41艘快艇，前几年则更少。
由于空袭，其余各类舰艇的新建数量未能增加，其中有些舰艇已没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原计划的数量就比较少。
从1943年秋以来敌人对德国工业要地日益加剧的空袭证明，把海军的造舰任务委托军械部长负责是多么地正确。在生产设施遭到破坏的时候，只有他能不断地提供新的机动能力。
在当时海军自己的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海军肯定完全没有能力来恢复炸毁的工厂；生产肯定会很快陷入瘫痪状态。
2. 地中海战场
从我开始接任海军总司令起，海军装备问题就是我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但是，在我任总司令期间，我还得处理其它一些问题。今天我只想就某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对这些问题我今天已经找到了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可以进行准确的阐述。但由于资料不够齐全，我在此只能作些概述，因为我不打算只根据回忆来写作。
由于以上原因，我在本书中对于我任海军总司令期间所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描述比起潜艇战来要概略得多。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再作补充。
1942年初，同盟国在北非登陆。这次登陆的目的是占领北非，重新打通通向地中海的海上航线(不再绕道好望角走那条远得多的航线)，从北非出发，向防御薄弱的欧洲南翼实施突击。
在反击战中我们于1942年11月10日占领了突尼斯城。只要这一海岸阵地一直控制在德意手中，通向地中海的航路对同盟国来说就依然是危险的，他们从北非出发在南欧登陆的下一步行动就会困难重重。
只要我们控制着突尼斯，敌人企图在北非登陆的战略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德意部队在突尼斯的作战取决于意大利能否给他们从海上提供补给。因此使执行这一任务的护航运输队免遭海上和空中袭击是意大利海军当时的主要任务。为德意非洲集团军运送物资的船只能够到达突尼斯港口的数量越多，控制突尼斯海岸阵地的希望也就越大，同时同盟国敢于在南欧实施登陆作战的危险性就越小。
当时敌人对这个战略问题也是这么看的。北非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向英美总参谋部提出：
“如果不能迅速缩小对德意两国的突尼斯集团军的增援规模，那么不但美军、而且英军驻北非的第8集团军的形势无疑也将日益恶化。”布拉西海军手册(1948年)，第313页。
我打算尽一切可能对执行补给任务的意大利海军在人员和物资上给以援助。对此我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并告诉他，我打算为此专程飞往罗马去拜访意大利海军参谋长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希特勒表示同意，并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
我于3月17日到达罗马。随后在里卡尔迪海军上将的陪同下拜访了在帕拉佐威尼斯的杜切。意大利文Duce的译音，“领袖”之意，本书特指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用德语同我交谈，对于德军参加掩护驶向突尼斯的运输队这一支援行动，他表示完全赞同。
接着我与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和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进行会谈。我首先尽力消除他们的疑虑和使他们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对我的努力感到不悦，他们认为我想插手纯属意大利的任务。我感到，在我与杜切会谈之后，这种不信任情绪在里卡尔迪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里卡尔迪不会德语，因此谈话没能继续下去。从始终参加会谈的德科尔滕海军上将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不信任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他竭力想排除德国方面的任何一种明显的影响。德科尔滕海军上将后来在巴多利奥政府期间接替了里卡尔迪海军上将的职务。一直到我使里卡尔迪及其伙伴们确信我只不过是想在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突尼斯提供补给时给予援助，双方才达成了一致协议，即同意由一位对指挥和掩护护航运输队颇有经验的德国将军率领一个德国参谋部进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达成这项协议主要还由于得到了德国海军武官勒维施海军中将和我的意大利联络官塞斯蒂尼司令的支持。除此之外，双方还商定，为了掩护运输舰船，德国海军负责提供防空武器(包括有经验的操纵手在内)，意大利海军则把6艘前法国鱼雷艇转让给德国海军用于在突尼斯交通线上执行掩护任务。由德国海军一方完全掌握掩护护航运输队的指挥权是不可能的。在协商中双方达成协议，凡是德国方面为掩护突尼斯护航运输队而提出的要求应尽最大可能予以满足，意大利方面的指挥要求也应予以满足。
我决定由鲁格海军中将担任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德国参谋部参谋长。自从1940年占领法国北部地区以来，他一直是担负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地带保安任务的司令。在那里，他经受了各种考验，在濒陆海区执行掩护任务和掩护护航运输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信他在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和在德国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援助方面也会很快取得丰硕的成果。4月份对突尼斯的补给率就高于前几个月。
但即使取得了上述成果，也无法改变德意突尼斯集团军的命运。在同盟国空军夺取了我海岸阵地附近的机场后，我海上补给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1943年3月18日，在向希特勒汇报我与意大利海军签署的有关协议时，我曾说明，“对确保海上补给线的安全来说空军必不可少”，“仅靠海军单枪匹马必然难以抵御目前和将来的空袭”。
希特勒同意我关于抵御空袭方面的意见，但却希望由海军采取措施使低空防御的现状得到改善。1943年3月18日在领袖大本营的谈话记录。
事实上后来意大利的运输船在紧靠非洲海岸的地方还是经常被敌人的高空轰炸机击沉，尽管运输队的掩护兵力预先已在远洋击退了潜艇和飞机的所有攻击。我们在歼击机方面的劣势是如此严重，以致最后当敌人在非洲海岸附近日益加剧对突尼斯护航运输队的空袭时竟束手无策。
在突尼斯海岸阵地于1943年5月丢失之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同盟国将会很快对意大利诸岛发动一场进攻。我们所以会失去突尼斯，是因为未能及时进行海上补给，使非洲军缺少重型武器和弹药。
现在，在敌人进攻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同样的情况重演。因此，我认为抓紧时间，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趁其战术压力、尤其是空中优势尚小之时，对敌人最可能进攻的目标西西里岛实施补给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与意大利海军领导讨论战略形势，并再次给他们提供援助，我于1943年5月12日飞往罗马。在会谈开始时，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补给情况是这样说的：
“空袭使墨西拿海峡遭受重大损失。要给西西里岛提供补给已相当困难。因为通向西西里岛的铁路交通已完全中断，因此必须从那不勒斯出发给西西里岛提供海上补给。西西里岛上改进运输方法的唯一可能性是增加载重车辆。战前西西里岛储备了40天的补给品，而现在只有8天。给养情况每况愈下，因为敌空军力量不断发展。撒丁岛上的局势也一样，卡利阿里的大多数码头设施均遭破坏。托雷斯港的价值不大，因此只剩下奥尔比亚港。撒丁岛的铁路已被炸得破损不堪，载重汽车是解决运输问题的唯一办法。”
意大利海军领导认为，撒丁岛将会先遭到进攻，入侵西西里岛估计要晚一些。
我对意大利方面上述观点的回答也记录在案：
“德国海军总司令认为，敌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断言，我们的兵力太少，以至于无法挫败敌人的计划，即既无力摧毁敌人的上船港也无法消灭敌人在航行中的入侵部队。他尽管相信潜艇对于阻止入侵从来是无能为力的，但仍将向地中海派遣潜艇。潜艇只能起到干扰敌方入侵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全部问题在于实施成功的陆上防御。
“作好海战准备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陆上的交战才是决定性的。因此海军最重要的任务是尽量保障陆上作战的进行。这意味着必须保护海上补给线。由于我们的兵力有限，这个问题必须作为当务之急来考虑。如果我们能给航渡中的敌人造成损失，那当然更好，不过这种行动只有在对我们的补给系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时才能实施。否则，本来已经相当困难的补给问题将会更加艰难。在突尼斯我们已经看到，当敌人开设的机场离我们的海上航线越来越近时，我们骤然之间增加了多少困难。甚至连撒丁岛上一个小小的包括敌机场在内的登陆场就对我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北非之战给我们的教训是：只要条件对我们还有利，我们就必须利用这段时间运进储备物资。储备物资的多少取决于运输、护航及卸货能力。只有这些才是关键性的因素。这些因素需要有一个配合密切的庞大组织。如果补给系统遭受破坏，那么一些岛屿则难以守住。相反，海上作战的失败将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现有一切兵力，尽可能多地向岛上运送物资。甚至连小型运输工具都可用于浅水港和无设防的海滩。有关储备物资的分配问题可以以后再考虑。如果小型运输工具的数量不够，那还得动用潜艇。巡洋舰也得经常为运送储备物资快速奔波。总司令完全相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可供支配的时间，因为困难在不断增大。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一切为了储备物资。港口设施必须充分予以利用。意大利的主管军官也有权派遣这方面所需要的民工。我们在北非由于补给系统不起作用而被击败的类似事件决不能够再次发生。海军总司令将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援助意大利海军。
“4艘防空炮艇、3艘鱼雷艇及尽可能多的海上渡船将提供给意大利海军用于运输补给品。尽管潜艇可用于对敌进攻，但总司令还是想把德国潜艇作为补给运输工具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连最小的地方都能用来卸载储备物资，那么守住诸岛就有希望。”
以上就是当时会谈的记录。
5月13日我拜访了意大利军队统帅部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5月14日意大利国王接见了我。在他面前我也强调了海上运输问题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均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没有果断地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防御任务上去。
当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时，情况表明，许多地方的意大利部队没有作好战斗准备。而许多年青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却表现了相当勇敢的战斗精神，这些军官已经在担任护卫艇或潜艇艇长时经受了考验。
1943年7月，意大利军队在西西里岛表现出来的松散现象对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反抗意志消沉。墨索里尼在7月25日辞职并被逮捕。巴多利奥元帅担任国家元首。希特勒对意大利这个新政府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并估计该新政府不久将会与同盟国进行秘密谈判。因此我方必须使驻意德军部队作好必要的准备，以防备意大利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甚至转到敌人方面去。在1943年7月26日举行的意大利形势讨论会上，我对希特勒说，以我所见，很大一部分年青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将会站在德国一边。我相信，他们会觉得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王朝，而不是杜切及法西斯党。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一些会被看成好象是针对萨伏依王朝的措施。
我不相信巴多利奥政府会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边而共同战斗，尽管他当时口头上仍这样说。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不必为英美与意大利新政府突然采取联合行动而感到吃惊。
隆美尔和冯·里希特霍芬元帅与我所见相同。但希特勒和约德尔却认为，法西斯党会重新复活。凯塞林元帅则认为，当前的意政府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方的每一种干预都表示不满。
为了解救墨索里尼，希特勒决心采取代号为“大学生”的行动。我要求鲁格海军中将谈谈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的原话(注明日期是1943年7月27日)如下，
“墨索里尼毫无任何反抗地下了台这件事充分说明法西斯党几乎已面临彻底崩溃的境地。由于补给品急剧减少及交通方面的混乱，形势越来越糟糕了。新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这些步骤表明他们是想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的。至于这种态度能维持多久，那就很难说了。意大利海军支持萨伏依王朝。年青军官不拥护大多数年纪较大的海军指挥官，因为后者在战争中没有全力以赴。年青的军官们希望进行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但人们不应把这种战争看作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至少在目前不能这样认为。法西斯主义在人民中已完全失去了它的影响，因此‘大学生’行动或许会在一些地方得到支持，但是它必将遭到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这次行动很可能会导致交通中断，现在要维持交通要道的通畅就已经很困难了。没有意大利人的合作，我们的部队要撤出岛屿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执行解救墨索里尼的预定计划会使我们脱离尚在坚持作战的意大利军队的绝大多数。这样一来，德国就会因无力改变当前的状况而在历史上丧失信誉。”
我向希特勒转告了鲁格的意见。希特勒没有同意。他希望通过解救墨索里尼并恢复他的政府首脑地位来重新稳定意大利目前对德国不可靠的态度。
在这一期间，我们获悉，意大利政府与敌人建立了联系，而不顾他们曾作出的各种与此相反的保证。德国领导打算在意大利投向敌人的情况下至少仍要守住意大利北部地区。
在地中海，德国海军没有力量阻止意大利舰队可能出去与同盟国海军建立联系，尤其是无法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如用水雷封锁意大利军港。这样的行动意味着对一支表面上仍是我们的盟军采取军事行动，这正好促使意大利转向敌人。这种政治现实，虽然我们将会看到，但我们自己却不能去促成其早日到来。
意大利于1943年9月3日秘密地与盟国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意大利舰队于9月8日夜晚驶离斯培西亚港、塔兰托港和的里雅斯特港，被同盟国监禁在马耳他海域。巴多利奥宣布了停战协定。10月13日意大利政府宣布与德意志帝国处于战争状态。
鉴于意大利地区的这种必然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趋势，德国海军不得不动用其为数不多的海上轻型兵力将德国师从西西里岛穿过墨西拿海峡及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运向意大利。我们所有的轻型兵力以及原属意大利或法国的鱼雷艇、护卫艇和探雷艇(德国艇员后来被逐渐派到这些艇上)在地中海表现都很突出，直至战争结束。在接二连三的军事行动中，轻型兵力完成了濒陆海区的掩护任务。但后来这支兵力就逐渐抵挡不住敌空军的优势了。
快艇的情况也一样，在这几年的所有作战行动中，这些快艇用鱼雷和水雷在地中海向优势的同盟国海军发动了强有力的和卓有成效的进攻。
如果再看一下这些轻型部队的战争日志，就更能全面地评价他们的英雄事迹了。
我方潜艇部队在地中海的作战条件特别艰苦。
在第十章中，我已经对德国在1941年把潜艇派到地中海的原因作了说明，其中也谈到了当时这个措施对于在大西洋上袭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决定性战斗曾起了多么不利的作用。但在1943年和1944年，根据我的命令，潜艇又一次被派往地中海。这一方面是由于大西洋的作战条件已起了变化，因为事实已经表明，潜艇要在吨位战中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已为时太晚，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仅非洲外围阵地面临象1941年那样的危险，而且由于从南面向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使得“欧洲要塞”本身也面临威胁。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国海军方面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援助在意大利进行的防御作战。
在地中海的狭窄地带内，敌人可以用飞机对其整个海上交通线实施掩护。沿岸附近经常有船只从苏伊士运河和亚历山大港到托卜鲁克和马耳他及从直布罗陀到北非和马耳他往返航行。从岸上对它们实施掩护是很容易的。因此地中海的潜艇从一开始就得对付强大的反潜兵力。此外，由于那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条件良好，海洋上风平浪静，使敌人极易发现并追踪潜艇，而潜艇却很难进行突袭。因此应该说潜艇在地中海的战果还是不小的。
关于潜艇在1941年11月和12月击沉“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巴勒姆”号战列舰及“活雕像”号巡洋舰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
1942年6月以前，德国潜艇主要是在东地中海活动。从亚历山大港出航支援英国第8集团军的敌方补给运输船在这一带是靠近非洲海岸行驶的。在1942年头6个月内，英国的“水中仙女”号和“赫米昂”号巡洋舰分别被德国U-565号(艇长耶布森海军上尉)和U-205号(艇长雷施克海军上尉)潜艇击沉，另外，“梅德韦”号航空母舰、5艘驱逐舰和12艘运输船或油船也被击沉。
1942年7月至10月，潜艇逐渐向地中海西部海区转移，以攻击通向马耳他的海上补给线，因为自从隆美尔率部推进到阿拉曼后，英国便不再从海上经东地中海给陆军运送补给品了。
1942年8月11日，U-73号(艇长罗森鲍姆海军上尉)潜艇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鹰”号，该航母是为一支驶向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担任护航任务的。它在护航运输队后面相当远的距离上航行。在它前面有一艘运输船，当时有很好的射击机会，但罗森鲍姆还是让该船过去了，尽管他可能因此而失去任何成功的机会，如果运输队再来一次曲折机动的话。他把击沉航母看得特别重要，这是正确的，因为击沉航空母舰后，德意飞机从空中对付无护航的运输队则有更大的成功希望。罗森鲍姆的这个目标终于完全达到了：在击沉“鹰”号航母后，由于德意飞机的轰炸，该护航运输队实际上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1942年11月和12月，潜艇被派去对付英国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的登陆。在最艰难的作战条件下，潜艇在那里击沉了6艘运输舰(计66000总吨位)和4艘驱逐舰。
在1943年和1944年中，潜艇主要破坏敌人通向北非诸港的海上补给线，后来又攻击通往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海上交通线。两艘英国的巡洋舰“佩内洛普”号和“威尔士人”号分别被U-410号(艇长芬斯基海军上尉)和U-617号(艇长布兰迪海军上尉)潜艇击沉，另外还有约30艘运输船被击沉。
地中海的德国潜艇部队由“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指挥。1941年11月我曾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厄尔恩海军少校，他在担任艇长和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1942年1月克赖施海军上校接替他出任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克赖施来自鱼雷艇部队，是一位有贡献的军官，他在担任“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期间，在领导部队及组织作战方面取得了最佳战绩。1944年1月维尔纳·哈特曼海军上校继任他的职务。哈特曼是一位老潜艇专家。曾担任潜艇值更官和艇长，和平时期进行过训练，战时任艇长，在波罗的海担任某教导大队大队长时，主管潜艇训练工作，表现十分突出。
我坚信，地中海德国潜艇部队取得的战果，是在当时当地的防御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战果。
但是，与1943年前潜艇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相比，在这里的击沉率还是小的，而损失却不小。
从1941年开始陆续派入地中海的潜艇共有62艘，其中48艘都在海上与敌人交战过。由于潜艇在港内无掩蔽工事，停泊期间就有11艘潜艇遭空袭而沉没。
3. 海军领导职位和小型作战兵器
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首先必须立即决定，是保留海军主要指挥机关的原班人员不变，还是重新加以任命。雷德尔海军元帅向我移交工作时与我谈到的许多问题之一，便是对一些已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长时间服役的海军高级军官的看法。他劝我对人员进行部分变动。这样的变动对于精简海军领导机关也是有必要的。按照1943年3月以前的领导机关的组成，舰队司令部不是直接隶属于海军总司令部，而是隶属于它所在地区的集群司令。集群司令有权在指定海域内对舰队、掩护兵力、潜艇和在战术上配属给海军的空军兵力实施作战指挥。也就是说，集群司令负责实施他所在地区的总体海上战争。这种组织形式对实施协同作战是需要的，但1943年初的海上战争形势已使协同作战不再可能。
于是北方集群司令部和舰队司令部合并成一个机构。舰队司令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兼任“北方集群”总司令。
促使我想让年青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另一个原因是，作为海军总司令的我在资历上要比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部分海军将领浅得多。
尽管在评价卡尔斯、伯姆海军元帅及登施、舒斯特尔和马沙尔等海军将领的功绩时我都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而且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的老朋友，但我认为出于人们不难理解的各种原因让一些年青人担任领导职务还是合适的，否则就可能对年青人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除了已经提到的更换北方集群的领导以外，我还任命克兰克海军上将为西方集群(法国和比利时)总司令，弗里克海军上将为南方集群(爱琴海和黑海)总司令，弗尔斯特海军上将为北海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西利阿克斯海军上将为挪威海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在此之前，弗里克海军上将一直在海军总司令部里担任海战指挥部参谋长。现在这一职务由迈泽尔海军中将接任。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这种用年青的将领“接班”的做法达到了预期目的。
1943年2月初，在我与海军人事主任巴尔策海军少将谈话时，我告诉他希望把海耶少将换下来归我使用。他应该为海上小规模作战筹备兵力和兵器。
到那时为止，德国海军一直没有这样的“小型作战兵器”。小型作战兵器包括能在水下把水雷和炸药包固定在被攻击目标上的所谓的“战斗蛙人”，袖珍潜艇，人操鱼雷，爆破艇以及诸如此类的兵器。这些兵器耗资少，需要的人员少，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取得很大战果。例如博尔盖塞侯爵及其战斗蛙人就曾在1941年12月亚历山大港的作战中使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战列舰遭受重创。
我觉得海耶适合担负这一新任务，因为他想象丰富，足智多谋。但是人事主任却说服我，让海耶担任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并建议让魏希奥尔德海军中将代替他筹建小型作战部队。魏希奥尔德曾任海军学院院长和舰队参谋部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表现不错。后来又担任联络官，负责与意大利海军保持联系，战争最初几年他曾多次指出地中海战场的一些战略问题，如保护通向北非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及占领马耳他的必要性等。但到1943年2月，形势对实施这样的进攻计划已为时太晚，实际上当时重要的是，通过对驶向北非的意大利护航运输队实施最佳的护航和最娴熟的指挥来减少损失。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要能对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施加令人信服的影响，我觉得魏希奥尔德的实际经验尚不足，因此我让门德森-博尔肯海军少将代替他任联络官，在突尼斯海岸阵地形势万分紧急的时候，在护航方面最有经验的鲁格海军中将将成为他的领导。
魏希奥尔德海军中将在执行筹建小型作战部队的新任务方面，主要是确定组建小型作战部队的理论基础。对他来说，当时存在的不利因素是，在海军总司令部、军械部长施佩尔和工业界之间尚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后来证明这种联系在客观上对于发展小型作战兵器是特别有利的。
在损失“沙恩霍斯特”号后，舰队司令部的任务不断减少，我终于把组建小型作战部队的任务委托给至今一直担任舰队司令部参谋长的海耶少将。无论是从物资准备工作来讲，还是从人事建设工作来讲，他都胜任上述任务。在组织上，我为他铺平了所有道路。他既是前线司令又是海军总司令部里主管前线任务的负责人。这种解决办法是少有的，而且违背任何一个组织原则。但在当时这种特殊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必要的，以便能在战时迅速组建一支配备新式作战兵器的新型作战部队。一些功勋军官(主要是潜艇艇长)都作为支队司令配属给海耶将军领导。人员由海军各兵种的各种军衔的志愿者组成；从1944年底起，则大部分由潜艇部队中的一些年青军官组成。
德国小型作战部队的兵器有“人操鱼雷”、爆破艇、能下潜的“单人潜艇”以及后来生产的有2名艇员的“海豹”袖珍潜艇。这些小型作战兵器的乘员的斗志和随时献身的精神与“战斗蛙人”集群一样，对他们怎么赞扬也不过分。
虽然这支部队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其中有些战果[如“海豹”的战绩]要到战后才能证实)，但由于敌优势兵力的迅速增长，尤其是空中力量的发展，使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仍受到限制。
4. 大型作战舰艇问题及其在北方海区的最后作战
在第十七章中我曾谈到，雷德尔海军元帅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在大型舰只的使用问题上与希特勒有意见分岐。希特勒想在1943年1月让大型舰只退役并加以拆毁，因为他对它们的作战价值已不抱任何希望。
因此雷德尔曾在1943年1月10日的一份备忘录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1月10日第Ib154号机密文件。中阐述了德国水面兵力对战争所具有的重要性。只要我们把大部分重型舰只部署在挪威北部海域，敌人就必须在北苏格兰和冰岛海区部署至少同样数量的重型舰只，这样一来敌人就无法把这些重型舰只用于地中海作战或用于太平洋对付日本舰队。
关于德国重型舰只的作战能力，雷德尔在其备忘录中写道：
“从1942年春以来，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空中兵力为我们的舰艇担任侦察和掩护，加上我们又缺乏航空母舰给我们的舰艇提供空战能力，使核心舰队的作战指挥受到了限制，这是取得成功的障碍。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今天，只要发现了各种可能性并等到了有利的时机，我们的舰艇也还是有成功希望的，即使空中侦察和护航兵力不足，只要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完全有可能获得出其不意的成功。”
然而希特勒仍固执己见。
在向我移交工作时雷德尔海军元帅再次向我指出，重型舰只在挪威海很可能仍有作战的机会，但在使用它们进行作战时切不可由于受到政治领导的束缚而加重它们的战斗负担，为了维护它们的声誉，不可冒险使它们蒙受损失。
因此，在我担任总司令以后，我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经过仔细考虑后，我认为雷德尔在其备忘录中所阐述的保留重型舰只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因此虽然我起初反对继续使用大型舰只，但我还是在1943年2月中旬请舰队司令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及其参谋长海耶少将来柏林讨论这一问题。他们说，只要抓住有利战机，即使敌人的雷达搜索能力占有优势，我大型舰只还是可以作战的。
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北方战斗群指挥官的库梅茨海军中将也持相同意见。他根据亲身的经验补充说，必须着手增加海军自己的航空兵部队，以支援按计划实施的海军作战行动。另外，战斗部队还需要有预先演习的机会。他认为战斗群成功地实施作战的条件是，它们的司令以后有必要摆脱各种政治约束。
对此，我告诉他，我准备大力支持他的要求，但他必须再次担负这支战斗群的指挥任务，因为他在指挥北方海区和战斗群的作战方面经验最丰富。
经过仔细考虑，并根据行家们关于大型舰只仍有作战能力的一致意见，我决定只让一些无作战价值的大型舰只退役，其余尚有作战能力并可用于人员训练的大型舰只则继续留用。
根据这项决定，“希佩尔”号、“莱比锡”号和“科隆”号巡洋舰以及“西里西亚”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旧式战列舰应退役。但我准备保留“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巡洋舰及“吕措夫”号和“舍尔”号装甲舰。“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应与一些驱逐舰组成一个战斗群，以支援在挪威的抗登陆作战，并在适当时机在挪威海袭击驶向俄国的运输队。其余舰只则在波罗的海进行训练，如果当时局势不需要它们参战的话。
这个计划基本上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观点和想法是一致的，正是这些观点和想法导致了他被解除职务。
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上述计划，他大吃一惊后甚感不快，但后来终于表示同意，尽管很勉强。
继这项决定之后，水面舰艇部队司令接到我的指令，其中阐述了驻挪威北部海区的战斗群对敌护航运输队实施作战的原则：海战指挥部一处作战科1943年第502号绝密文件。
“水面舰艇部队有效打击穿越北方海区的敌舰船的机会将很少，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肯定会派遣对我占有压倒优势的兵力为其护航运输队担负直接或间接的护航任务。尽管如此，对无护航或护航兵力薄弱的单艘船只或小型的护航运输分队发动袭击的机会还是有的。不论在何处只要一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应该坚决地加以利用，当然要遵守战术原则。
“也可考虑下令动用全部兵力对敌护航兵力较强的运输队发动袭击，如果这支运输队特别重要，歼灭它将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话。”
1943年3月，“蒂尔皮茨”号和一个驱逐舰支队已部署在挪威北部的阿耳塔峡湾。但“沙恩霍斯特”号却仍在波罗的海。它在1942年2月穿越英吉利海峡时遇到了水雷，只得在那里进行维修。它为了增援“蒂尔皮茨”战斗群，于1943年初第二次试图穿越北海驶向北方。但每次出航均被敌空中兵力发现，只得返航。直到1943年3月，当时气象条件特别有利，才终于顺利通过。
为俄国运送军用物资的同盟国护航运输队从1943年3月开始已不再穿越挪威海区驶向摩尔曼斯克；而是采用当时已可利用的穿越地中海进入波斯湾的航道。直到1943年底护航运输队才重新采用驶向摩尔曼斯克的航道。因此1943年夏在挪威海区无攻击机会。
9月6日库梅茨海军上将指挥的战斗群开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海域，摧毁了英国人在那里的煤矿开采和转运设施。同时，这次作战使战斗群及其所属的驱逐舰都驶入了该群岛海域。
在这次作战之后，“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重新回到它们在阿耳塔峡湾的停泊地。“沙恩霍斯特”号在郎峡湾，“蒂尔皮茨”号在卡峡湾，它们是阿耳塔峡湾的两个支湾。为防止潜艇的攻击，“蒂尔皮茨”号四周设立了栅网障碍，只要堵住栅网障碍的缺口(该缺口是留给所需的交通艇使用的)，敌潜艇就无法突入。
1943年9月底，一艘英国潜艇拖带3艘袖珍潜艇来到阿耳塔峡湾前沿海域，然后这3艘袖珍潜艇驶入峡湾。其中“X-7号”和“X-5号”两艘潜艇被我防御兵力歼灭，而第三艘“X-6号”却穿过恰好开着的缺口突入棚网障碍，并在“蒂尔皮茨”号舰尾下系了一枚特种水雷。“蒂尔皮茨”号的螺旋桨轴和舵因水雷爆炸而遭重创，以至需要整整5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
“蒂尔皮茨”号这么长时间不能参加作战活动，在军事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同盟国护航运输队在1943年底重新使用通向摩尔曼斯克的航线时，我战斗群的兵力只有“沙恩霍斯特”号及其所属的驱逐舰。
库梅茨海军上将从1942年6月以来一直驻守在北挪威的各峡湾里。1943年11月，他出于健康原因需要返回德国疗养一段时间。根据舰队司令部和海战指挥部的提议，我指定驱逐舰部队指挥官拜海军少将接替他。与库梅茨海军上将一样，拜也是在鱼雷艇部队中锻炼出来的，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受过全面的战术训练。
我在下面谈到的最后一次战斗及“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等情况，其主要依据是我们的对手英国海军上将弗雷泽在1944年1月28日向其海军部呈交的战况报告。发表在英国皇家文书局1947年8月5日的“伦敦公报副刊”上。
对“沙恩霍斯特”号最后一次作战行动的描述很可能是很不全面的，因为我们始终无法了解已阵亡的战斗群指挥官——拜海军少将当时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所以也无法提出批评，而只能提些问题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对所描述的导致“沙恩霍斯特”号沉没的经过进行分析判断。
1943年12月22日，一架德国飞机在特罗姆瑟(北挪威)以西约400海里处发现一支向东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12月23日中午时分，德国空中侦察机第二次发现了该运输队(航向未变)。这支护航运输队由17艘商船和3艘油船组成，3至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或轻型护卫舰为其护航。
在同一时间，位于北挪威阿耳塔峡湾的我方战斗群由“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舰长欣策海军上校)和第4艘驱逐舰支队的5艘驱逐舰(约翰内松海军上校率领)组成。战斗群指挥官是拜海军少将，他在“沙恩霍斯特”号上。该战斗群直接隶属于舰队司令部。根据飞机报告，该战斗群在1943年12月22日接到了在3小时内作好起航准备的命令。
12月24日，这支仍取东北航向的护航运输队在挪威北端以西250海里处被发现，毫无疑问它是一支向俄国运送物资的船队。
为了截击这支护航运输队，挪威海潜艇部队指挥官彼得斯海军上校在熊岛以西海域部署了一个巡逻幕。
12月25日，一艘潜艇报告，9点该护航运输队位于方格AB6720处，航向60度。
中午该潜艇又一次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据报告，当时天气情况是：南风，风力7级，雨，能见度2海里。
此后的情况是：
这支为俄国运送军用物资的护航运输队在一艘巡洋舰的护航下驶经我战斗群所在海域的附近，敌人的这艘巡洋舰正好航行到我战列舰的后方。当时我方兵力对该运输队的位置、航向和航速都了如指掌。由于熊岛附近海域有冰块的限制，加之我战斗群的速度相当快，这支运输队是无法规避我兵力的攻击的。
敌人的一艘重型舰只没有发现我海上侦察兵力，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我海上无侦察兵力。海上侦察兵力完全可以在离护航运输队较远的地方活动，以便使“沙恩霍斯特”号的突然袭击有成功的希望。
这批由大约20艘船只向俄国运送的军用物资无疑将大大加强俄国的的进攻力量。因此，如果具备有利的机会，我方就应派出战斗群加以阻击。我和舰队司令部及海战指挥部都认为这是给“沙恩霍斯特”号提供的一个极好的战机。
于是我于12月25日命令“沙恩霍斯特”号在第4驱逐舰支队的伴随护航下出航。下午，舰队司令部发出相应的命令。
我特别关心的是使战斗群尽快地接到出航命令，因为我认为，战斗群指挥官一定会召开一次会议，与“沙恩霍斯特”号舰长和负责军官，以及与第4驱逐舰支队的支队长及其各舰的舰长们共同讨论这次作战问题，我必须给他留出必要的时间。
我认为，在战斗群出发之前发电报说明这次作战的必要性和意义是正确的。
电报内容如下：
1. 敌企图通过这支重要的护航运输队为俄国运送粮食和武器来增加我东线陆军作战的困难。我们必须援助陆军。
2. 由“沙恩霍斯特”号和驱逐舰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
3. 要巧妙、大胆地充分利用战术情况，乘胜追击，不可半途而废。抓住战机，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沙恩霍斯特”号的火炮占有优势，应尽力发挥它的作用。应适时投入驱逐舰作战。
4. 下令停止攻击之前须对战况进行认真的判断。原则上应在出现敌方重型兵力时才能停止攻击。
5. 按此精神调配舰员。我深信你们的进攻精神。
在这个指令中我觉得第3条特别重要，这一条可使战斗群指挥官在与英国轻巡洋舰交战时克服任何风险和障碍。
舰队司令部给战斗群下达的指令如下：
(1)“沙恩霍斯特”号及5艘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于12月26日凌晨(约10时)开始对护航运输队发起攻击。
(2)只有在作战条件(天气、能见度、敌情明确)相当有利对，才可实施集中突击。
(3)如“沙恩霍斯特”号无有利战机，驱逐舰则单独实施攻击，“沙恩霍斯特”号可留在所占领的阵位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甚至可留在战区外围的峡湾的待机阵位上。
12月25日19时，“沙恩霍斯特”号和第4驱逐舰支队起锚，23时到达挪威诸岛外侧水域。从那里以25节航速、10度航向向护航运输队将于12月26日10时左右到达的地点航行。12月25日夜晚的天气情况是：西南风，风力6级，海浪中等、5级，多云，能见度良好。
从“沙恩霍斯特”号上的一些幸存者口中获知，该舰在峡湾无聊地锚泊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接到这次作战命令时大家都欣喜若狂，表现了迫不及待的心情。
12月25日夜晚，驻挪威海海军将官告诉舰队司令部，由于天气变坏，他不同意战斗群进行作战。舰队司令部认为他的考虑是正确的，建议海战指挥部因天气不佳而同意下令停止作战。
当海战指挥部司令把上述意图告诉我时，我回答说，无疑只有作战海区的司令才能对天气情况作出判断，而不是我们。因此必须由他决定在当时气象条件下是否出击。必须把这个精神电告拜海军少将。
在舰队和海战指挥部间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后，战斗群在12月26日1时37分收到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下列无线电报：
“如果驱逐舰无法经受住剧烈的海浪，则由‘沙恩霍斯特’号单独按巡洋舰作战的方式执行任务。具体情况由战区司令决定。”
虽然我认为“沙恩霍斯特”号单独出击并不妥当(参看我给战斗群的指令)，但我在得知这个电报的内容后，加以干预也不合适。“沙恩霍斯特”号在12月26日早上和中午接连两次交战。事实证明，“沙恩霍斯特”号在无己方驱逐舰的支援下也能取得赫赫战果。
12月25日23时55分，即尚未收到上述无线电报时，拜海军少将曾给舰队司令部发出下列电报：
“预测作战区内有西南风6-8级，严重影响驱逐舰使用武器，航行受限。”
是什么原因促使战斗群指挥官发出了上述无线电报呢？
他在发出这份无线电报时，事先并没有向与“沙恩霍斯特”号一起行驶的驱逐舰支队司令约翰内松海军上校询问，在当时天气条件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如何。此外，战斗群应当知道，舰队司令部对当时的天气情况也是清楚的，因为潜艇已经报告了天气情况。然而，战斗群还是宁肯为这份无线电报而打破战术上极其重要的无线电沉默。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即敌人已获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上航行，而且可能已测出了它的大概位置。
事实上英国本土舰队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在该无线电报发出3小时后即接到海军部的通知，说“沙恩霍斯特”号很可能已起航。
1时37分，拜海军少将接到舰队司令部的无线电报，这时他询问了在“沙恩霍斯特”号附近航行的第4驱逐舰支队司令对天气的估计。约翰内松根据目视观察向战区司令报告说：
“在目前的8级风浪中尚未遇到困难，但缺乏预测天气的依据。我估计天气会好转。”
从第4驱逐舰支队司令的这份莫尔斯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让驱逐舰继续作战。
12月26日6时30分，战斗群位于预期的护航运输队航线以东。这个位置又是一艘德国潜艇发现的。“沙恩霍斯特”号以12节航速向西南方向迎着护航运输队驶去。在它前面约10海里处，驱逐舰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同一方向行驶。
今天，我们根据英国弗雷泽海军上将的作战报告，知道了当时英国海上兵力的数量和位置。
该护航运输队由19艘商船和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数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组成。正如潜艇所报告的，它位于熊岛以南50海里的海面上。在这支护航运输队以东约100海里处是英国的“第1编队”，由“贝尔法斯特”号、“诺福克”号和“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组成，在伯内特海军中将率领下向西南航行。
弗雷泽海军上将自己在12月23日夜晚率领“第2编队”离开冰岛。该编队由“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牙买加”号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
他已得知德国飞机发现了驶向俄国的护航运输队。因此他估计护航运输队可能会遭到袭击。12月26日3时39分，他接到英国海军部的无线电报，通知他“沙恩霍斯特”号可能已经起航。
因为他位于北角以西，距护航运输队270海里之处，无法派他的重型战斗群去阻止对护航运输队的袭击，因此他命令护航运输队稍偏北航行，以便使“沙恩霍斯特”号难以发现它。除了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外，他还命令“第1编队”向护航运输队靠拢。
这样，“谢菲尔德”、“贝尔法斯特”和“诺福克”号便与“沙恩霍斯特”号相遇了。9时21分，“谢菲尔德”号发现了“沙恩霍斯特”号。9时24分，“贝尔法斯特”号开火，稍后“诺福克”号也相继开火。“沙恩霍斯特”号只用舰尾炮还击。9时40分，“贝尔法斯特”号和“诺福克”号停止射击，因为此时距离又拉大了。
“沙恩霍斯特”号高速向南驶去，然后又向北航行。当时拜海军少将的想法可能是为了避开3艘巡洋舰，从北面向护航运输队发起攻击，这样就不必与巡洋舰纠缠了。
拜海军少将避开巡洋舰的原因可能是他怀疑英国的巡洋舰或许已行驶到“沙恩霍斯特”号和护航运输队之间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但它们在9时20分与“沙恩霍斯特”号相遇时已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沙恩霍斯特”号的装甲防护和稳定性，尤其是火炮均大大优于敌巡洋舰，除了性能独特的中口径火炮外，“沙恩霍斯特”号还可用9门重型28厘米身管炮对付英巡洋舰上的中口径炮。
基于“沙恩霍斯特”号的这种优势，拜海军少将准备在黎明时分与英国巡洋舰展开炮战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将巡洋舰歼灭或重创之后，再对付仅由护航驱逐舰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就可不费吹灰之力了。
这正是弗雷泽海军上将担心的事。当时这支运输队仅靠巡洋舰与德国的重型舰对阵，而他自己乘坐的“约克公爵”号尚在相距200海里以外的远方。
在黎明前的短暂交战中，“沙恩霍斯特”号好象并没有击中对方，而自己却中了2发炮弹，一发击中火炮甲板，但没爆炸，另一发击中前樯楼，炸毁了那里一个无线电探测仪，使“沙恩霍斯特”号无法在60-80度区域内进行探测。
第4驱逐舰支队虽然在凌晨看到了这次战斗的照明弹，但因为没有接到战斗群新的命令，因此继续在侦察幕中向西南方向前进。10时27分，第4驱逐舰支队才接到命令：要他们以70度航向，25节航速，于11时58分到达“6365方格”作战。这样，“沙恩霍斯特”号和第4驱逐舰支队之间就不再保持战术协同关系。
在“沙恩霍斯特”号开始向南、然后又向北改变航向时，伯内特海军上将决定不跟踪“沙恩霍斯特”号，而是率领他的3艘巡洋舰向护航运输队靠拢，以便在“沙恩霍斯特”号重新发动进攻时能担负掩护任务。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沙恩霍斯特”号在向北行驶途中，于11时接到一架德国飞机的报告，说在北角西北面的远方、即离“沙恩霍斯特”号约150海里处发现5艘舰只。
在基尔的舰队司令部接到这个无线电报后，认为这是我方的5艘驱逐舰，它们可能是根据“沙恩霍斯特”号不用驱逐舰也可完成任务的建议而被准予驶离战区的。舰队司令部和海战指挥部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因为飞机的这一报告而干预战斗群指挥官目前的行动，因为它们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直到“沙恩霍斯特”号遭到损失后才清楚，德国飞机实际上已经报告了：“北角西北部5艘舰只，其中一艘可能是重型舰只。”
在向舰队司令部和“沙恩霍斯特”号转发这个无线电报时，机长让删去了“其中一艘可能是重型舰只”这句补充语，因为他不想报告估计的情况，只想报告一些实际情况。
我们不知道，当拜海军少将在11时收到发现这些舰只的报告时有何想法，当时这些舰只离他尚有150海里左右。他也许估计到了这是英国的重型舰只。得救的海军四等兵施特雷特尔的叙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他所说，15时左右“沙恩霍斯特”号的舰员得到通知，说英国的一个战斗群在战列巡洋舰的西面向东行驶。这个通知的内容事实上只能是以11时飞机的报告为依据。
不管怎样，拜海军少将还是决定从北面截住护航运输队。
12时左右，“沙恩霍斯特”号位于护航运输队的北面，此后不久即对英“第1编队”的巡洋舰发起第二次袭击，“第1编队”此时又移到“沙恩霍斯特”号和护航运输队之间。在第二次袭击中，“沙恩霍斯特”号毫无损伤。相反却至少击中了2艘英巡洋舰；如“诺福克”号被2发炮弹击中，舰尾炮塔及全部无线电探测仪被损坏，有一部已无法使用，人员遭到伤亡。“沙恩霍斯特”号上死里逃生的格德斯海军一级下士对他目睹的第二次战斗作了如下叙述：
“12点半稍过一会，舰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同时发现并报告前面有3个黑影。根据无线电探测的结果，警报早已经发出。但在我重型火炮开火之前，‘沙恩霍斯特’号上空升起第一批照明弹。敌人的弹着点离我舰很近。我重型火炮的首次齐射压制敌人的火力。我亲眼看到，在第三和第四次齐射后，一艘巡洋舰上的舰尾烟囱部位燃起了熊熊烈火，另一艘巡洋舰的舰尾和舰前部也着了火，火光冲天，烟雾弥漫。
“火炮继续齐射后我又发现，第三艘巡洋舰的前部也命中了一发炮弹。顷刻间那里喷出了强烈的火焰，但很快又熄灭了。浓烈的烟雾不断弥漫，估计舰中部也已起火。此后敌人的射击则变得无规则了，当我们改变航向时，敌巡洋舰也随之转向，并消失在暴风雪中。在这次作战中，敌舰前部和两舷的情况可以看得见。我舰上向敌开火的是A和B火炮，有时舰首部的两门15厘米火炮也用上了。关于‘沙恩霍斯特’号被敌方一发炮弹命中的情况，我当时既无法通过电话，又无法采用其它途径打听。在第一次作战中，敌舰情况几乎什么也看不到，而这次借着将近中午时分的微光则可以很好地看清它的轮廓。而且距离也比上午近得多。”
当中午这场战斗展开时，英国的驱逐舰不在附近，因为在英巡洋舰发现“沙恩霍斯特”号转向100度时，驱逐舰还在斜对面约4海里处。
尽管中午这场战斗形势对我很有利，并且已经在攻击英国轻型巡洋舰的作战中取得了明显的战果，但拜海军少将还是停止了这场战斗。他在12点40分发出的无线电报中说明了其原因：
“在方格AC4133，与众敌作战，雷达遭重型舰只炮击。”
我们搞不清楚，“沙恩霍斯特”号上怎么会出现“雷达遭重型舰只炮击”这个观察错误的。因为敌3艘巡洋舰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绝不会被“沙恩霍斯特”号看作“重型舰只”的。唯一的可能是，它把“诺福克”号20厘米火炮炮弹爆炸所激起的水柱看作是一艘看不清的重型舰只发射的炮弹爆炸所激起的水柱。
这个判断错误的后果是严重而不幸的：在战局有利的时候拜海军少将没有紧接着发挥“沙恩霍斯特”号上重型火炮齐射的巨大威力，使英国巡洋舰丧失战斗力，甚至把它击沉，而白白放弃了取胜的大好希望。否则的话，通向护航运输队的道路就可畅通无阻。“沙恩霍斯特”号在返航途中的处境也会截然不同，一些能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同样高速的敌舰就不会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了，而且弗雷泽海军上将也许就不可能发现“沙恩霍斯特”号了。
“沙恩霍斯特”号约于12时40分以很高的航速向南和向东南方向往挪威海岸行驶。
对此有必要提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沙恩霍斯特’号要采用这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不但英国的巡洋舰、而且穿越大洋的驱逐舰都可以追击它？”而任何一条稍偏西一些的航线都可以使它很快把保持接触的敌巡洋舰远远甩在后面，因为顶风浪航行时德国战列舰的速度肯定要比英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快好几节。弗雷泽海军上将在其战斗报告中说，由于天气的原因，“沙恩霍斯特”号拥有“速度快4至6节的优势”。
在海战中采用顶风浪的航向来甩掉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采用低速的敌轻型舰只的跟踪，是众所周知的常用办法。
但很可能拜海军少将认为，采取稍偏西些的航线，极有可能到达11点时所发现的那5艘正在航行之中的舰只附近。也可能他担心那艘重型舰只会采用稍偏西些的航线来跟踪他？因为从他12时40分发出的那份无线电报来看，他错误地估计那艘重型舰只已在他的附近。
因此，拜海军少将只好任凭英国“第1编队”的舰艇与他保持接触。这对“沙恩霍斯特”号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同一时间弗雷泽海军上将的想法是，只要“第1编队”中的某艘轻型舰只能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他就能发现“沙恩霍斯特”号。
因此，对“沙恩霍斯特”号来说，在它于中午12时40分左右停止了战斗后，如果选择一条向西南到向西的航线，就至少还有躲避被“约克公爵”号歼灭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知道，这条航线也直接通向护航运输队。
然而事情的发展已无可挽回。弗雷泽海军上将不断从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的“第1编队”得到有关它的位置的报告。他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发现了“沙恩霍斯特”号。在从16时48分持续到18时20分的炮战中，“约克公爵”号的10门35.6厘米火炮却未能击败“沙恩霍斯特”号。相反两舰之间的距离再次拉大，弗雷泽海军上将担心“沙恩霍斯特”号再次溜之大吉。因此派遣驱逐舰发动攻击，驱逐舰在较近距离用鱼雷命中了“沙恩霍斯特”号，当时它并无己方驱逐舰掩护，正向着有利于敌驱逐舰接近的航向行驶。
于是“约克公爵”号就可用火炮再次投入战斗。
19时45分，“沙恩霍斯特”号沉没。
1900名落水者中只有36名士官和水兵得救。
第四驱逐舰支队按照11时08分接到的战斗群指挥官下达的命令向护航运输队方向行驶，但在13时43分却收到一份没署名的无线电信号：“第四驱逐舰支队停止行动。”这个命令使人感到十分意外，因此约翰内松海军上校向战斗群指挥官提出反问。这个问题在14时20分的“入港”命令中得到了解答。第四驱逐舰支队没有发现护航运输队。
“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对我们在北挪威的战略形势有着深远的意义。由于对它沉没的原因一直没有完全弄清，除上面已经谈到过的设想外，再考虑其它情况也是多余的。如开头所述，以后的历史在介绍这次作战情况时，特种关系将会更加明朗化。但最重要的见证人，战斗群指挥官拜海军少将却永远不能发言了。
根据幸存者的汇报，舰员们直至最后时刻一直斗志昂扬，宁死不屈。
“蒂尔皮茨”号也遇到了同样的厄运。
1944年3月该舰重新修复。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敌空中优势的不断增长，该舰要在北方明亮的夏夜对付护航运输队已无可能。那时敌通过空中侦察可及时了解“蒂尔皮茨”号的每一个动向，另外他们还不断增加舰载飞机来掩护护航运输队。
但是“蒂尔皮茨”号留在北挪威海域的作用仍然象以前那样是缠住敌在北欧海区的重型舰只，使它们无法调到其它战场作战。
此外，“蒂尔皮茨”号在北挪威海域可继续起到防止敌人在该区登陆的作用。在我战场的其它地方就没有使用它的必要了。要让它穿过北海千里迢迢返回本土，且不被敌发现，途中不受到敌强大的海空优势兵力的袭击，也是不可能的。
“蒂尔皮茨”号驻在北挪威海域的重要条件是，数量充足的歼击飞机可随时给它提供援助。
1944年春夏，“蒂尔皮茨”号不断受到空袭。1944年4月，由于英舰飞机的袭击，该舰装甲甲板上的上层建筑部分损坏，但没有影响战斗力。
1944年8月，英国人用6吨重型炸弹轰炸“蒂尔皮茨”号，其中一枚击中舰首部，损坏严重。
因此我命令“蒂尔皮茨”号以后只作为保卫北挪威的浮动炮台使用，不必保持战斗出航准备状态，舰上只留下火炮操纵人员。为了避免因轰炸而可能翻沉的这种最坏情况，它应该位于战术上较有利的尽可能较浅的水区。
根据这项命令，战斗群司令彼得斯海军少将在特罗姆瑟附近的一个峡湾内找了一个地方。但由于挪威峡湾沿岸很不规则而且十分陡峭，因此“蒂尔皮茨”号底部的水深很不均匀，达不到期望的浅水区水深。彼得斯设法通过垒土来弥补这一缺陷。该舰停泊在经过这样准备的停泊场上，再倾翻的可能性就降到了最小程度。
1944年10月22日英美飞机又用6吨重型炸弹轰炸。“蒂尔皮茨”号的重型火炮用榴霰弹击退了飞机的攻击。不久，根据我的要求，“蒂尔皮茨”号得到了歼击机中队的掩护。
1944年11月12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空情报知部门又一次报告敌机向“蒂尔皮茨”号飞去。我方歼击机却没有及时赶到。于是，“蒂尔皮茨”号只好用它的高炮孤军应战。飞机到达了“蒂尔皮茨”号的上空，不幸的事发生了，最大口径的特种炸弹全落在该舰的左舷一边，使左舷凹陷，而且靠峡湾一侧的浅水海底出现了很深的弹坑，这样“蒂尔皮茨”号就可能翻沉，后来真的翻沉了，此时在装甲甲板下面舱室内的舰员全被封在里面。后来，为了把封在里面的人救出来，只得锯开该舰的钢板装甲底，但也只有少数人得救。
由于损失了“蒂尔皮茨”号，德国利用水面舰只实施的海上战争在11月便结束了。这里已经展示了这样一种趋势，飞机的出现使重型舰只面临的危险日益增加，这种趋势最后促使英美战列舰在1957年和1958年退役。
关于德国潜艇在挪威海的活动情况，我希望以后能再作介绍，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供我参考的话。
5. 黑海战场
1941年8月德军在东线推进到黑海地区，到1942年9月已占领了俄国在黑海的整个沿岸(东南方向从图阿普谢到巴统这一段除外)。这样一来，由俄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四国包围的这一海区也就成了海上作战的战场，这个战场比波罗的海要大。
由于土耳其采取中立态度，一些非沿岸国家的海军无法穿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因此，不仅我们，甚至英美人也都无法通过这条航道向黑海派遣兵力。
俄国黑海舰队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盟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黑海拥有的少量轻型海上兵力。在黑海的俄国舰队由1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12艘驱逐舰、6艘鱼雷艇、30艘潜艇、50艘炮艇、3个快艇支队和大量装备武器的摩托艇和辅助舰艇组成。
起初德国在黑海当然没有自己的海上兵力，海军只能利用占领的沿岸和港口掩护陆军推进。1941年冬，陆上战场遭受挫折，加之在泥泞和冰冻季节无法利用陆上交通线运送补给品，因此派遣海军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对克里木和突入库班-高加索纵深地区的陆军部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因此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942年春把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一些适用的舰艇经易北河调至德累斯顿，再沿公路把它们运到累根斯堡，然后沿多瑙河进入黑海。到1944年为止，在这条长达2400公里的道路上运送了大批快艇、扫雷艇、海上平底渡船和潜艇。
事实表明，兵力占优势的俄国舰队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攻势活动。由于俄国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态度，由于德国空军和德意海军在袭击俄国作战舰艇和商船方面取得了战果，加之德国又占领了克里木半岛，使得兵力处于劣势的德国海军逐渐掌握了黑海地区的作战主动权。
1943年，在黑海海军指挥将官基泽尔里茨基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德国在黑海进行海上战争的情况尤其如此。他在参谋长冯·康拉迪海军上校的协助下，尽管兵力很少，仍在组织和战术方面巧妙地完成了海上战争的多方面任务。
除了用火炮和障碍物来掩护海岸和港口之外，除了德国快艇部队(由比恩巴赫尔和克里斯蒂扬森海军少校率领)和潜艇部队(由罗森鲍姆和佩特森海军上尉率领)实施攻势作战之外，德国海军在黑海的主要任务是对克里木和库班及米乌斯的陆上战场提供补给以及保护敖德萨、康斯坦萨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贸易往来。例如，1943年，用于遂行这一任务的船只共有2030艘，共计1350000总吨位。这个数字及本段中提及的所有数字均见黑海海军指挥将官的战争日志。
除上述这些经常性的护航任务之外，1943年初，德国海军还担负下述任务：帮助高加索一带的德军部队经刻赤海峡后撤。因为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已陷落，俄国收复了罗斯托夫，从陆上向北撤退的道路已被封锁。因此，朔伊尔伦海军少将为执行这一特殊任务集中了海军全部的运输和护航力量。
从1943年1月底至3月底，在俄国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从海上共运走了10.5万人、4.5万匹马、7000辆机动车和1.2万辆骡马车。
1943年9月，当德军被迫撤离库班桥头堡时，第二次运输活动又开始了。这期间共运送了202447人、54664匹马、1.5万辆机动车、2万辆骡马车、1200门火炮和9.5万吨军用物资。
在执行这些运输任务的同时，继续对克里木提供补给和对博斯普鲁斯方向的商船运输队进行掩护。克里木对于这些驶向西南方向的护航运输队起了犹如盾牌一样的保护作用。只要一直把它控制在我们手里，俄国人要袭击我方为爱琴海部队运送补给品和油料的护航运输队的危险性就小了。
在1943年10月16日的形势讨论会上，我向希特勒指出了失去克里木将对黑海整个局势造成的必然后果。1943年10月16日与领袖谈话记录：“如果失去克里木，尤其是塞瓦斯托波尔等重要军港，就会根本改变黑海的海上形势，不但将对我们在黑海北岸的海上运输，而且首先将对西岸达达尼尔方向的海上运输造成严重的影响，那里的海上运输关系到对爱琴海的补给。”
1943年10月27日在大本营召开的另一次首脑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从海上对克里木提供补给和从海上运走我克里木部队的可能性。我对希特勒提出的与此有关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我告诉他海军利用现有的海上运输工具每月至少可向克里木运送5万吨军用物资，而运送20万名携带全部武器和物资的人员则约需80天。
希特勒认为尽量长时间地控制克里木很有必要，因为万一克里木失守，俄国的战线推进到罗马尼亚油田附近就很危险，这必然会在政治上对我们的忠诚盟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中立的土耳其产生反作用。讨论结束时希特勒决定：
“只要恢复东线南部的局势尚有一丝希望，就尽量不要撤离克里木。如果撤退势在必行，也应该从海上进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采取必要的步骤事先准备好运输工具，因为无论向克里木半岛实施补给还是从那里撤出部队都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必须以最快速度加强陆军和空军。”
1943年11月初，俄国人切断了我们从克里木半岛经彼列科普地峡至俄国南部大陆之间的联系。从那时开始，对克里木的补给只能从海上和空中实施。
后来在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克里木的俄国人在刻赤城的南北两个登陆场登陆。虽然对这两个登陆场可以由我陆军部队加以封锁，但却无法在反击中重新把它除掉。于是我们可能丧失钳制这两个登陆场的刻赤城，随之失去克里木的危险也就增大了。只要能阻止俄国人在夜间越过刻赤海峡为登陆场运送补给，就可能排除这种危险。
因此，必须在夜间对这两个登陆场实施不间断的封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原准备在刻赤海峡以北采取行动，但由于一方面那里航道太窄，另一方面那一带被俄国部署在丘什卡沙嘴的炮兵和探照灯所控制，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相反，在南部的埃利季根登陆场处，刻赤海峡的宽度倒有8海里，于是我们从那里实施了连续5周的封锁。在克拉斯曼海军上尉指挥下，我海军部队在连续几天的夜战中击沉了8艘俄国炮艇、2艘快艇及43艘平底渡船和载有部队和弹药的轻型舰只。
这样一来，俄军的补给被完全切断了，敌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而大为减弱。1943年12月4日，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成功地清除了埃利季根登陆场。
基泽尔里茨基海军中将为这次封锁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却没有看到这次作战的成果。他在1943年11月19日敌机的低空袭击中阵亡，当时他正准备视察卡梅什·布伦港，该港位于刻赤海峡，是我海上封锁部队的基地。
1944年4月8日，俄国开始从北面和东北面对克里木发起进攻，并成功地突入了克里木。大部分德军部队从克里木南岸，一部分从临时码头，由海上平底渡船运往塞瓦斯托波尔。为了保证我部队从海上撤走，尽可能长时间地控制塞瓦斯托波尔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从俄国人重新占领的克里木沿岸撤离的我海上和陆上部队被合并成3个营，在霍斯费尔德海军少校、维尔纳海军少校和克勒姆海军少校的率领下，为控制德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登陆场、保证我部队顺利上船，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
1944年4月20日，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共驻有12.5万人。到1944年5月12日为止，通过海上和空中运输共运走了11.6万人。但由于俄国的空袭，海上运输途中损失严重。
继克里木之后，俄国人又开始进攻德涅斯特河沿线的德罗战线。罗马尼亚对这次进攻不进行抵抗。1944年8月25日，罗马尼亚投敌后，该战线彻底崩溃。保加利亚也转到敌人一边。土耳其宣布废除德土友好条约。
黑海的海战到此结束。我海军舰艇自沉海底。
由于罗马尼亚转向敌人，德国在多瑙河下游的200艘左右海岸防御船、运输船及卫生船均被封锁，这些船上载有德国平民、士兵、伤员、难民和来自德国各修船厂的工人。
在这个危急关头，主管黑海海军船厂和装备工厂工作的齐布梅军少将毅然决定担任这批船只的指挥官，并立即率领它们向多瑙河上游进发，以便穿过还由德国控制的地区。8月26日，为了首先突破罗马尼亚的炮火封锁，他指挥进行了一场历时2小时的战斗。德国编队在这次作战中损失12艘船只，共350人。在继续航行中他还得对付罗马尼亚的火炮攻击并在我方再次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抵御俄国的空袭。
尽管如此，到9月2日为止，大部分船只还是通过了敌占区，船上人员均获救。2600多名伤员(主要是“班堡”号卫生船和另外3艘小型卫生船上的伤员)终于交给了德国的护理机构。
6. 入侵诺曼底
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海军部队除潜艇外均隶属于西线海军集群司令部，克兰克海军上将任该司令部总司令。这部分海军部队包括快艇和掩护濒陆海区的轻型海上兵力及海军陆战队(主要是配备海岸炮的海军炮兵部队)，担负着掩护近海航线和海岸防御的任务。
在我们所占领的欧洲各国，其海岸防御作战均由陆军指挥。在法国，海岸防御作战从1942年3月以来一直由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司令部指挥。尽管占领区的海军炮兵和海军高炮部队从“部队勤务”来讲，也就是说从它们严格和合法的隶属关系来说，以及从作战、装备及给养方面来讲，均属于海军，但它们在海岸防御的准备和作战方面则隶属于主管的陆军司令。因此西线海军集群司令部在海岸防御问题上必须执行西线总司令的指令。
1943年11月，隆美尔元帅从希特勒那里受领任务去法国检查海岸防御情况。1943年12月12日，他被任命为B集团军群总司令，在西线总司令领导之下具体负责从荷兰到比斯开湾的海岸防务工作。
在扩建沿岸防御设施的过程中，海军只有建议权，决定权则在陆军手里。
一个准备入侵的海军国家在战略和战术上拥有主动权。它可决定登陆地点。因此对于一个必须保卫其海岸的大陆国家来说，要找到正确的防御重点是困难的，因为不可能在整个漫长的海岸布置同样强大的防御兵力。大陆国家的作战决心也要等到海洋国家对登陆地点作出选择后才能定下。
由于敌方拥有现代化的技术辅助工具，例如特种登陆舰艇和由沉箱组成的人工防波堤，加上拥有海上优势(准备了大量的远程炮舰)和空中优势，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的许多地方都可能成为敌人的登陆场。
陆军认为英吉利海峡以东的索姆地区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入侵之地。因为对进攻者来说，达到下列目的是至关紧要的：
1. 必须消除新式武器(V型导弹)发射场，其中加来海峡附近尤为危险，因为这些地方对伦敦造成威胁。
2. 必须在法国西部总体防御的后方迅速向巴黎突贯，以切断同塞纳湾以西包括各潜艇港在内的所有其余海岸的联系。
3. 登陆场必须便于越过比利时-法国工业区迅速向德国的生存中心鲁尔区挺进。
4. 登陆场离英国海岸越近，航渡的时间就越短，从英国起飞的飞机(包括歼击机)突入入侵区后方的纵深就越大。
5. 在勒阿弗尔以东发动袭击可以避开塞纳河这个唯一的天然大障碍。
虽然陆军对敌人的战略目标作了上述估计，但海军认为，从航海角度考虑敌人在索姆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敌人拥有各种现代化的登陆运输工具。因为那里不仅经常性西风凛冽，而且海岸的形状也使登陆十分困难。海军也不相信敌人会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多岩石海岸登陆，因为那一带的海情和天气状况都不利于实施登陆。
相反，海军指出，塞纳湾是一个对敌人极其有利的登陆场，因为那里有一个能避西风的宽阔沙滩。虽然入侵者拥有各种现代化的辅助工具，又具有在无港口设施的沿岸设立人工港的能力，但是入侵者在入侵开始后不久即需要一个高效率的码头，因此海军认为对于塞纳湾登陆来说勒阿弗尔附近也有可能成为敌人的着陆场。
第二个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是，在敌人登陆的情况下，应把主要战线放在哪里，是直接放在海滩附近，以便迅速打击入侵之敌，还是放到很远的后方，利用那里的机动兵力向登陆之敌发动反击，待切断其水上退路后再歼灭敌人。
定下正确的陆上作战的决心是陆军首脑的事情。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认为，必须让敌人上岸，然后再用机动兵力对付之。这个看法他曾对我说过。相反，隆美尔却要求把陆军部队前调到尽可能靠近海岸的地方，以便迅速打击正在登陆之敌。
海军还被卷入了海岸炮配置问题的争论之中。1944年春，克兰克海军上将向我报告，说他在海岸炮如何配置的问题上观点与陆军不一致。他认为海岸炮必须靠近海滩配置，以便能以直接瞄准的方式使向海岸航行的敌人尽早受到我炮火的杀伤，并在敌人最危险的上陆阶段给敌以迎头痛击。因此，海岸炮应该配置在其最短射程能打到海滩的位置上。原则上火炮必须配置在能直接命中目标的地方，因为在某些拦阻射击地段，以间接的扰乱射击来对付行动迅速的海上目标，没有获胜希望。
相反，陆军认为海岸炮兵连应该配置在远离海滩的后方，实施间接瞄准射击，因为靠近海滩极其危险，尤其是空中威胁太大。
我的看法是，应该尽可能在敌人刚卸载完毕、准备上陆或利用平底渡船向海滩推进时就把敌人重新赶到水中去，因为敌人在这个阶段最不便于展开兵力。我们应该尽力阻止敌人构筑登陆场。因此我认为克兰克海军上将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配置方法使海岸炮兵连可以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这种射击比间接瞄准拦阻射击命中率要大，杀伤效果要好。依我看来，靠近海滩的火炮，其危险性不见得比后方配置的火炮大。
由于这个问题至关紧要，在领袖大本营举行的一次军事形势讨论会上，我向希特勒汇报了海军对海岸炮兵连配置方式的看法，但他在国防军统帅部几位将军的支持下，在几乎长达1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讨论中始终坚持与陆军相吻合的观点。
隶属于西线海军集群司令部总司令的少量海军兵力，无法经常在海上监视敌可能的登陆行动。从1944年3月起，我方出港舰船经常被敌无线电探测到，接着便遭到敌海空兵力袭击。甚至出动快艇部队也不能获得侦察结果和袭击效果，因为它们在途经英吉利海峡时就会遇到优势的敌海上兵力，不得不卷入与它们的交战中去。伤亡的惨重使日常的巡逻警戒活动都无法进行，更不用说突入敌岸进行侦察了，如果我们不想在敌登陆之前就消耗完这支为数本来不多的兵力的话。西线海军集群把这种局势向西线总司令、领袖大本营和我作了汇报，大家听了后都感到这种局势在所难免。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塞纳湾也不可能重新设置非触发定信水雷障碍。派去的布雷部队在塞纳湾集结时遭敌袭击，还得先修理舰艇。在塞纳湾也没有布设近岸水雷，因为西线总司令和领袖大本营反对西线海军集群的意见，坚决命令首先保护勒阿弗尔以东海岸。
当同盟国军队在6月5日夜间在塞纳湾登陆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有效的水雷障碍，海面上连巡逻艇也没有。
西线海军总司令认为，这次登陆并非为了佯动，而是真正的大规模登陆行动。因此他在当夜即向所有隶属于他的海军指挥机关发出了预先为这种情况所规定的暗语。于是，当时可供使用的海军部队便被派到敌人入侵海区。
我得到敌在塞纳湾登陆的消息是在夜里2点左右。清晨5至6时在领袖大本营的海军代表福斯海军将军打电话告诉我说，国防军指挥部参谋部对于立即把全部可供使用的师调往入侵地区犹豫不决。我让人接通了约德尔将军的电话，对他说，我觉得这次塞纳湾登陆是大规模登陆行动，因此我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对抗措施。他对我说，西线总司令对这次登陆是否是大规模登陆还表示怀疑。后来我飞往大本营。
在军事形势讨论会上，我向希特勒报告说，我认为敌人决不会再在布列塔尼半岛登陆，因此至少应该把部署在那里的几个师立即派到塞纳湾地区。
作为海军总司令我并没有对敌入侵地区的我陆军作战行动施加我的影响。
德国轻型海上兵力面临的是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我们共有30艘快艇、4艘驱逐舰和9艘鱼雷艇，而英美在入侵海区却集中了700至800艘作战舰艇。其中6艘战列舰、2艘浅水重炮舰、22艘巡洋舰、93艘驱逐舰、26艘护航驱逐舰、113艘护卫舰艇，另外还有快艇、炮艇及其它作战舰艇。
德国海军尽了最大努力，有时甚至还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不久它们即遭到敌优势海空兵力的阻击而被迫撤出了战斗。
鉴于当时形势危在旦夕，敌人的入侵随时可能获得成功，因此我们在这个敌方有强大警戒兵力的海区也投入了潜艇部队。有关详情将在第二十一章中再作介绍。
海军在敌入侵区采取的第三种手段是使用小型作战兵器。其中包括人操鱼雷，即在一枚由乘员操纵的鱼雷上系挂一枚爆破鱼雷，由鱼雷上的乘员把这枚爆破鱼雷发射出去。在敌入侵海区使用的另一种小型作战兵器是爆破鱼雷，该鱼雷装有高效炸药，由一艘指挥艇遥控驶向目标。由于大胆使用这些兵器，小型作战部队也击沉了入侵海区的敌舰。
但海军这些微不足道的战果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是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敌人绝对的空中优势很快使德国的海上兵力再也不能依赖塞纳湾附近的补给场了。由于这个原因，海军的作战行动不久就停止了。
只有各参战国的军事部门公布了战争日志后，才能写出一部具有重大价值的有关同盟国军队在法国北部发动入侵事件的历史性著作。在此之前，人们在评论入侵何以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在介绍具体情况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以说是由于敌人具有压倒的空中优势，这种优势给了敌人行动上的完全自由并使它战胜了我们。
有待于澄清的大量与入侵事件有关的问题是：
陆军从大陆战略的观点出发认为敌人将在索姆地区登陆，这个看法对防御的准备和抗击入侵的计划产生了何种影响？
如果隆美尔和海军关于在海岸附近打击登陆之敌的观点能作为统一的意见被采纳的话，那么，这对于入侵前的防御准备工作及陆军部队的部署和登陆以后的整个作战进程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虽然敌人占优势，但空军和海军在入侵前一天和入侵开始的当晚在侦察敌情方面难道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因为这几天的潮汐情况使敌人很有可能登陆。
如果西线总司令部、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都能当机立断把敌人在塞纳湾的登陆行动看作主要入侵行动的话，那末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如果能实事求是地检查以上这些问题的话，尽管敌拥有空中优势，入侵也未必能成功，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敌人入侵成功以后，我们不得不在陆上多个战场与敌交锋。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望取胜。和平也成了泡影，因为敌人认为只有消灭德国才能实现和平。军人必须继续战斗。
7. 波罗的海战场
1942年几艘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俄国潜艇幸运地通过于我在芬兰湾设立的水雷障碍而进入波罗的海，但它们的战果甚微。我方驶向那里的相当一部分护航运输队几乎并无损失。
1943年春，我们成功地用一直布设到海底的钢制反潜网把芬兰湾全部封锁起来。这项工作是由契尔希海军上校领导下的网障碍设置队实施的。
此后，直到1944年秋，俄国潜艇完全停止了对我往返于波罗的海船只的袭击。从瑞典运输矿石、大量的贸易往来及为波罗的海陆军运送补给品等则可经常地不受干扰地进行。
1944年7月9日，我参加了一次有关俄国战场形势恶化的讨论会。该讨论会是希特勒与莫德尔元帅、弗里斯纳中将和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一起举行的。希特勒问我，俄国陆军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将对我军在波罗的海的任务产生何种后果。我答道：
“控制波罗的海对我们至关重要。波罗的海对输入我们的军备工业所迫切需要的瑞典矿石，对我们的新潜艇部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可使我们封锁芬兰湾以对付俄国舰队的最西的地理位置是雷瓦尔即现在的塔林。以东地区；占领波罗的海诸岛对达成这个目的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敌人继续向南突破波罗的海，如在立陶宛或东普鲁士设立基地，那末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诸岛对海上局势就将失去意义。在我们邻近的地方有敌人的海上基地，就会使我方运送矿石的工作面临威胁或者完全无法进行，而且还会使我潜艇训练场受到干扰。按我所见，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甚至连撤回北面的集团军群也是如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人突入公海。万一敌人突入公海，那末我侧翼的海上交通线就将处在俄国在立陶宛设立的机场的威胁之下，这样一来要从海上对北面的集团军群和芬兰实施补给就毫无可能了。”1948年布拉西海军手册，第401页。
因此对海上局势来说，敌直接突破库尔兰以南防线是最大的危险。
为了在俄国陆军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时，我方能从海上支援陆上作战，我们把尚具有作战能力的大型作战舰艇，如“欧根亲王”号、“吕措夫”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以及几艘驱逐舰和鱼雷艇编成第二战斗群，归蒂勒海军中将指挥。当时这些大型作战舰只正在波罗的海作为训练舰使用。
1944年8月，里加湾附近的俄国军队到达波罗的海。第二战斗群用舰炮从海上支援德国陆军部队并再次击退了俄国人。在以后的时间里，俄军战线继续向前推进，第二战斗群仍然担负支援陆军的任务。到1945年3月和4月，罗格海军中将率领下的第三战斗群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
1944年9月，芬兰投降。于是我们为封锁芬兰湾而设置的障碍便失去了意义。俄国潜艇又在波罗的海出现，不过战果仍然不大。但它们在波罗的海、尤其是在瑞典东岸附近海域(那里行驶着向德国运送矿石的船只)的出现，却使瑞典在1944年9月26日宣布停止向我提供矿石。
俄国人没有派遣战列舰、巡洋舰以及驱逐舰突入波罗的海。
随着俄军的推进，就愈加要求海军从海上对被切断的德国陆军战线输送人员和物资，或者把这部分陆军从海上运走。因此，在波罗的海所有可供使用的德国海军水面兵力都越来越频繁地用于执行这项任务。
在执行这种海上运输任务方面，对库尔兰集团军提供补给和运出这部分陆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44年7月9日，我曾经向希特勒谈到过俄国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出现后我对波罗的海局势的分析。此外，我还在多次形势讨论会上就库尔兰集团军的补给和运输方面的技术问题作了说明。我也对这类问题发表了我的看法。1945年1月18日、1945年1月19日、1945年1月20日、1945年1月22日、1945年1月28日、1945年2月15日、1945年2月17日和1945年3月18日的形势讨论会。
在1945年3月17日于领袖大本营召开形势讨论会前夕，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对我说，希特勒作出的令人失望的守住库尔兰的决定很可能部分地与海上局势有关。我回答他说，我相信希特勒的决定并非受海上局势的影响。但如果他(古德里安)作这样推测的话，那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在古德里安汇报东线局势的同一天向希特勒作了如下报告：海军认为，“目前占领西普鲁士照样头等重要。由于当前的海上局势，海军对保卫库尔兰已无兴趣，为库尔兰运送储备品只会给海军增加负担。”
于是希特勒对他因何不放弃库尔兰的原因作了解释。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只是为了满足实施陆上作战的要求。1948年布拉西海军手册，第465页。
海军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除了执行多方面的运输任务外，还要把难民从德国东部地区经海上运送到西部地区。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第二十二章中详述。
海军及商船队的舰船为了执行由于陆上形势变化而变得很有必要的一些任务，在波罗的海一直活动到战争完全结束。但这些舰船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经常遭敌空袭，到投降时已几乎损失殆尽。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二十章 1944年7月20日
7月20日事件和它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了德国公众议论的话题，并在我国人民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象以前一样我们需要取得一致。因此如果能消除因对7月20日事件持不同看法而产生的对立情绪，那将是很好的。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条件是要善意地理解双方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只有正视事实真相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看待7月20日的问题，才能有助于消除分裂。
在考察7月20日的事件时必须分清，从人性和道德观念出发，这种行为是否应受到批判，还是从政治上看它是否正确。另外明确地分清界线也是必要的，即这种行为哪些地方有点过分，而从人性和道德上来讲又是合理的。
1944年7月20日中午，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给我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来了个电话。他告诉我，情况紧急，要我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关于原因他在电话里无法说明。
我于7月20日傍晚赶到那里，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告诉我，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军官行刺希特勒。对这次抵抗运动的规模、人员组成及其动机我一概不知，因此谋反和行刺希特勒确实使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好象难以理解，军官们在战争期间竟会做出这种事。
我是如何看待形势的呢？
前线正在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搏斗。东线、南线和西线的德军兵力几乎损失殆尽，尤其东线，为了阻止强大的俄国占领东欧和德国，情况更是如此。前线的军人当然都渴望和平时期，渴望留在家中，但他们还是作好了随时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准备，正是这种态度才使他们还能守住东线。在海战中，潜艇部队在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即使已无望获取任何胜利，他们仍艰苦战斗，目的是为了牵制两大海军强国，使它们不能动用不可低估的力量来对付德国，其中包括使它们不能出动大批的四引擎轰炸机，这些轰炸机通常都是用来轰炸德国居民的。
于是，德国就象一个被围困的要塞，要付出代价才能抵御外来之敌，而要塞内部的斗争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
谋刺成功无疑意味着一场内战。阴谋策划者指望在本土军队中会有一小撮追随者，他们需要这样的人，以便在于掉希特勒之后能在德国真正地掌握并巩固政权。
大多数德意志人民始终支持希特勒。对抵抗者所了解的并促使抵抗者们采取这一行动的事实，人们是无法想象得到的。仅仅干掉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工具还不会被砸碎或被接管。因此，可以预料，它的各级组织必然会起来反对新政府，结果造成内部混乱。
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削弱前线的抵抗力。同时人员和物资的补给也有可能中断或者完全停止。考虑到前线的这些情况，人们除了希望军队内部不要发生任何暴力革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军官必须要求他们的士兵在战争中始终作好献身准备。他们可以做出至少会削弱前线战斗力、严重危及士兵生命的事吗？
以上就是我对形势的看法。作为一个军种的总司令，我在1944年7月20日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必须尽快并果断地逮捕海军中每一个动摇者。对付外来之敌是军人的唯一任务，为进行这场战斗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我的责任。决不能由于这个内部动乱的事件而使我手下的军人变得不可靠。因此我在7月20日晚对海军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
今天我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的呢？
在战争期间，海军没有象陆军那样受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他对海上战争是陌生和厌烦的。战争后期希特勒对海军的事情不加任何干涉。因此他与海军领导之间没有形成那种由于他直接领导陆军而在他和总参谋部之间免不了形成的对立。东线的一些将领和总参勤务军官们对希姆莱在后方的活动及其各种毛病有所了解，而海军则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由于海军经常在海上和岸边活动，因此与党和各级组织的接触要比本土的陆军部门少。
因此，海军除两人以外，其余全部军官和文官都与这次抵抗运动及谋刺行动的计划和准备毫无关系。
相反，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在经过心灵深处的激烈斗争之后确信，走这条谋反的道路可以拯救面临没落的民族，那末我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做法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罪行时。
如果他们决心采用谋刺，也就是采用政治谋杀的这种手段，那么我对此也可以谅解，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准备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可以被感觉到是对谋刺的抵偿。我承认谋刺者的动机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希特勒政府灭绝人性的行径达到了何等地步，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我扪心自向：假如我当时也知道了这些犯罪行为，我又会怎样对待呢。
可以肯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罪行的。
用什么方式表示反对呢，我不好说。但是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考虑到我是担任要职的军人，我们正处在战争时期。
对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再提出各种推测和看法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
7月20日谋刺行动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如果谋刺成功，它是否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第二个问题。
今天看来，毋容置疑的是，作案者在对外交政策的期待上陷入了严重的错误之中。战争对手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的去世决不会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使流血就此中止。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已无补于事，因为这些讨论再也不能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所证实。但无论如何，这次谋刺如果成功，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的分歧，前线抵抗力的减弱和崩溃、敌机的轰炸，无条件投降和俄国对我尚在遥远东部的百万陆军的监禁，俄国人并吞东德以及东德人民的抵抗等等，总之，可能还要流很多血。
当时我认为，7月20日谋刺者所寄托的期望是错误的，今天我仍然这么看。他们即使谋刺成功掌握了政权，也无法抵挡最后的失败。与1945年5月的失败相比，这种失败会是什么样子，是不言而喻的。
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是谋刺者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崩溃，如果希特勒还活着的话，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认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在德国人民中造成分裂，这种分裂甚至要比7月20日事件造成的意见分歧还要大。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觉得，他的不幸是由于己方的背叛所致。
要使德国人民重新清醒过来是多么困难！
要使德国人民对自己采取符合情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多么不易！这种态度是内部稳定及对其它国家采取正确态度的前提。
因此我今天认为，谴责那些内心经过激烈斗争，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拯救祖国，从而决定走叛逆和谋刺道路的人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已作好为此而献身的准备，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的话。
谴责那些忠于誓言、满怀信心、在他们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时刻的那些人也是错误的。
最后，把这种或那种行为夸大得神乎其神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人民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它。这样做不但不能消除裂痕，相反只会加深矛盾。
我已经说过并再重复一次，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人性和道义的立场出发我对这种叛逆行为是理解的。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行为是可鄙的。
如果一个公民起来反抗他认为对人民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那是可以谅解的。但他决不可狂妄自大，危害那些与他一样的，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的同国人，或有意识地把他们送往死亡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等于帮助敌人消灭他本国的人民。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每个公民，每个国家都鄙视这种人。甚至连敌人也瞧不起他，只是利用他而已。一个民族如果不对这种叛逆行为抱如此明确的态度，那么不管它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其稳定的基础都会发生动摇。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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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一章 从1943年5月至战争结束时的潜艇战
1943年5月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两大海军强国的反潜防御能力超过了我潜艇的战斗力。
潜艇还需好几个月才能装备上当时正在研制和生产的经过改进的武器。在1944年年底前，新型水下高速潜艇估计也还不能问世。
1943年6月，我遇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难作出决断的问题：应从所有海区撤出潜艇，停止潜艇战呢？还是应当不管目前敌强我弱的兵力，继续让潜艇随机应变地作战。
德国在各个战线上均处于守势。我陆军正陷于艰苦的防御战之中。同盟国对德国领土的轰炸日益加剧。在这些情况下停止潜艇战会对我方的整个战争形势产生何种后果？我们可以放弃潜艇战吗？从我们的艇员考虑，我们能否不管我们的明显劣势而叫他们继续作战呢？
潜艇战曾迫使海军强国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进行海上运输。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采用这种方法较之采用单独航行的商船，运输吨位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为单独航行的船只可以采用最高航速，选择最短航线，而且不必等待集合后才开赴指定的集合地点。此外，商船结队同时抵港引起装卸方面的种种耽搁，又产生了浪费现象。为了反潜，各海军强国不得不在所有海区出动数以百计的驱逐舰、护航舰艇和数百架飞机。
这些舰艇和飞机又需要有庞大的船厂、仓库、基地和机场，包括大批地勤人员、工人和数不清的物资。
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那么敌人就可以腾出这些力量用在其它地方来对付我们了。
举个例说，如果昔日敌用于反潜的轰炸航空兵从现在开始都用来轰炸德国，并给德国居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的话，那末人们就会问，难道我们能容忍这种情况吗？潜艇艇员难道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并对妇女和孩子们说，他们必须忍受这一切，他作为军人不愿意再承担牵制这支轰炸力量的重要义务了？问题是明摆着的，答案也已明确。
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继续打潜艇战，不管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加速改进防御武器并实施更加有效的掩护，潜艇的损失也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毫无疑问，继续战斗可能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
在征得我参谋部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我得出继续战斗万分必要的结论。潜艇部队不能独自退出战争，而坐视着把它们迄今承担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德国其它正在浴血奋战的军队和居民身上。
其次，在潜艇战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用新型潜艇来恢复潜艇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最精锐的部队，这种间断也会使士气一蹶不振。最后，既然我们还得与敌人继续交战，那末如果我们对敌情没有完整系统的了解，以后就只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从头开始了。
现在的问题是，潜艇部队是否看到了打这场不再能获得重大战果的战斗的必要性，并愿意无私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投入这场战斗。
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相信我们必须继续战斗这一点后，我准备在我作出决定之前，再倾听一下前线的意见。
于是我让比斯开湾沿岸的各潜艇支队司令到“西线潜艇部队指挥官”勒辛海军上校那里开个碰头会。他们是第九潜艇支队司令勒曼·维伦布罗克海军少校、第十潜艇支队司令库恩克海军少校、第七潜艇支队司令佐勒尔海军少校、第六潜艇支队司令舒尔茨海军少校和第三潜艇支队司令察普海军少校。他们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官，与本支队的艇员们接触最频繁。
我向他们提出了潜艇战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继续战斗。我们相信大多数艇员会感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潜艇部队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信任是合乎实际的。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一直斗志昂扬。
支队司令讨论会结束后，我作出了继续战斗的决定。1943年5月31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我们在5月份遭受的严重损失及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还接着谈道：“但是潜艇战究竟还能取得多大战果，发挥多大作用，还是难以预料的。敌人势必加强水面和空中反潜兵力。至于他们如何加强，我们对此很不清楚，也摸不准。1940年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吨位约为1000吨，而1942年底却只有200吨左右。从中可清楚地看出，随着反潜兵力的增强，潜艇的战果则有所下降。尽管它已无望再取得较大的战果，我还是认为潜艇战必须进行，因为它所牵制的敌人兵力相当大。”(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第1614号绝密文件[1943年6月5日])。
当务之急是加速改进潜艇部队的武器装备。
在最重要的雷达方面，我们成立了“海军科研指挥参谋部”，由屈普夫米勒工学博士担任领导。他最紧迫的任务是帝国研究局及科学界和工业界的权威人士合作，生产一种新型的具有较大频率的供潜艇使用的测向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同旧接收机相比能捕获更大的敌雷达搜索波幅范围，因此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也就更有把握。
第二件事是加强高炮火力，使艇员们在受到敌机的突然攻击时不至于束手无策，能在来不及下潜的情况下顶住敌机的攻击，摆脱敌机。
潜艇装备方面第三项根本性的改进是音响鱼雷。这种鱼雷可在驱逐舰正好驶向潜艇时自动地根据驱逐舰的螺旋桨噪音行驶。在施佩尔部长的协助下，这项工作从开始研制到完成投产，时间有所缩短，原计划1944年秋完工，实际上1943年8月这种鱼雷就交付前线使用了。
这些新型武器究竟又会使潜艇的战斗力增强多少，事先是很难估计的。它们的实际效果如何，在下面叙述潜艇战情况时将同时予以介绍。
比斯开湾的潜艇在驶离基地后不久和抵达基地前不久的那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最大，敌人在这一带使用的空中兵力最集中，因为对这些基地本身难以从空中加以攻击。
1940年10月25日，我有幸向希特勒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他与佛朗哥会晤后回国途中逗留巴黎附近。他问我，比斯开湾沿岸的潜艇需要用什么样的掩体。我回答说，如果在潜艇装备、停泊及维修阶段的所有停泊场都采用混凝土掩体，潜艇在港口的安全就有保证。潜艇的维修车间也应采用同样方法加以保护。
希特勒说，他将尽力按要求去办，我不必为此再操心了。我只对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报告了这次谈话的结果。
几天后托特部长来到我处，和我一起研究确定了修筑各潜艇基地内潜艇掩体的顺序、样式和数量。
政府建筑工程师多施先生受托特组织之托具体执行这项规模庞大的任务，在庞大而流动的组织中多施先生及其协作者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工作。于是，1941年底洛里昂港和拉帕利港的潜艇，1942年中期布雷斯特港和圣·纳泽尔港的潜艇，直到再晚些波尔多港的潜艇均完全处在掩体的保护之下。德国本土也建造了同样的掩体，但数量较少，这项工作由海军总司令部里的埃克哈特局长负责。
英国人没有在掩体建造期间从空中用炸弹攻击比斯开湾沿岸的掩体，这是他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的一大失策，因为当这些掩体在建造阶段处于防水沉箱后面时尤其易受损害。但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却只注意轰炸德国城市。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59页。待潜艇进入混凝土掩体后，他们再要轰炸就为时太晚了。
尽管如此，英国首相还是在1943年大西洋之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轰炸法国城市和潜艇基地的决定，而且把以前担心这样做将给法国居民造成损失的顾虑置之脑后。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1-352页。
空袭使四分之一的法国港口城市沦为废墟，但对潜艇维修却毫无影响。只有一次，一个尚未按预定计划加固的潜艇掩体的顶部被一枚特重炸弹炸毁，几乎炸通，但没有造成其它的损失。
虽然潜艇在基地掩体里不怕空袭，但它们通过比斯开湾时却受到飞机的困扰。由于德国空军在这个直接位于我大西洋诸港前沿的“濒陆海区”没有掌握制空权，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不得不经常研究，如何使潜艇靠自己的力量以最小的损失通过该海区。
研究结果，第一艘作为“飞机诱饵”改装的潜艇U-441号在1943年5月22日从布雷斯特港出海。艇长是格茨·冯·哈特曼海军上尉。该艇配备两门20毫米四联装高炮和一门半自动37毫米速射炮，其任务“不是吓退敌机，而是将其击落”。应该尽可能使英国飞机因与高炮潜艇打交道经验不足而减少向水面潜艇实施攻击的兴趣，至少应让它们感到这样做比以前危险多了。
起初，似乎一切都按计划进行。1943年5月24日，U-441号在比斯开湾受到一架“桑德兰”型四引擎飞机的低空袭击时命中了该飞机。由于U-441号上的艇尾炮失灵，使该飞机虽被命中但还能投掷炸弹，以致潜艇也负伤返回基地。
U-758号潜艇(艇长曼泽克海军上尉)，是防空火力得到加强的第一艘作战潜艇(增加了一门20毫米四联装火炮)。它于1943年6月8日与舰载飞机发生了一次战斗。艇长对这次战斗报告如下：
“19时18分：莱桑德式单引擎舰载飞机从右舷方向低空向我袭击。我用舰炮抗击，在它突进之际被我命中多弹。飞机急转向并紧急投掷4枚80至100公斤重的炸弹。炸弹落在右舷约200米以外处。飞机又在附近投下发烟浮标后返回。
“我以全速驶向西南，2架飞机(一架莱桑德式和一架马特莱特式)来接替受伤的飞机。它们在3000米高空、距潜艇4000-5000米处盘旋，没有发动攻击。偶尔扫射一阵，但未命中。
“19时45分，又一架马特莱特式飞机从右舷低空向我艇实施攻击。我艇命中其多弹，飞机艰难地越过我艇尾后转，并扔下4枚炸弹。这些炸弹落在距我艇尾约25米处。飞机拖着黑烟坠入大海。我觉得可以用火炮将敌人阻挡在3000至4000米以外。好几架飞机飞到距我艇2000-3000米处折回。20时，2架马斯坦式歼击机实施低空袭击。这2架飞机多处中弹。一架受伤的飞机返回，后由另一架歼击机接替。
“两门20毫米自动炮因直接被击中而发生故障。单炮的俯仰和旋回装置失灵。炮兵及嘹望哨等11人受轻伤。我决定下潜。”
我们认为，潜艇的得到增强的高炮火力对这两次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前我们取得的经验是，潜艇编队经过比斯开湾时，用双倍的火力和统一分配高炮火力的办法可迫使来袭敌机转向，或至少降低其投弹的准确性。根据这个实践再加上“飞机诱饵”潜艇U-441号的经验，我们决定在1943年5月底再试一下，原则上让潜艇编队通过比斯开湾。
到6月10日为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收到各艇长的第一批报告都是令人鼓舞的。若干潜艇群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比斯开湾。另一些潜艇也用加强的火力击退了敌机的多次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