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香港回归前后，《南华早报》和北京的关系很令人感兴趣，比如同一天的报纸用一整版报道祝贺北京申奥，另一个版又报道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抗议北京申办奥运会。还有消息说前任中国版的主编威利离任是因为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由于香港地位的变化，《南华早报》有什么改变？
罗伯特：我想你把新闻和广告给混淆了，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一版是经营报纸的财团的广告，而另一版的则是新闻。如果由我个人来处理，我不会刊登这类广告。我们报道很多方面的新闻，并不是刻意报道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有责任报道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中国新闻版主编威利的离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处理得不是很好，我认为他最好要完全离任。他原来是我们的专栏作家，撰写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且负责中国版的编辑，指导在中国报道的记者。但是，他在指导记者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准备另外派人负责中国地区的新闻采访。在他任职的3年里，他都没有和负责采访中国的记者联络过。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专栏，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威利不同意这个安排，最后还是决定到CNN拓展自己的事业。当然中国高层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南华早报》继续工作。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他不是被解雇。
听众：威利是香港人，名叫林和立。我对他的写作非常感兴趣，我看了1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文章是靠翻译《争鸣》，外国人不会看中文，《争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他第一个拿来译成英文。我个人认为这些文章都是造谣。一位中美关系专家说，看威利的文章就像是在看《争鸣》杂志，消息是否可靠得靠读者自己的判断。我比较直率，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他是能阅读中文的香港记者，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中文阅读上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他们都得依靠威利翻译的《争鸣》文本，因此威利很受欢迎。当然这是我个人对威利的看法，我对他是嗤之以鼻。
《北京青年报》记者：你们如何保证新闻来源的可靠，如何处罚报道虚假消息的记者？
罗伯特：完全杜绝虚假新闻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是如何处罚犯错误的记者。我们有高级编辑负责监督报道，过去我也负责这项工作。但是错误总是难以避免，我们依赖经验的判断和责任心，如果的确发生错误，我们会尽力补救。如果记者无意中报道了虚假新闻，我们会调查事情的原由，记者是否被谣言误导，然后吸取教训，力求以后能做得更好。报纸如果经常犯事实性错误会吃官司，而报纸是不能天天上法院的。我们面对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报道不能深入，太肤浅。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孙有忠：世界信息传播主要是西方向东方、北方向南方。《南华早报》作为东方的西文报纸将发挥什么作用。你们的报纸在选取各个通讯社的稿件时，采取了什么标准，有没有偏见？你们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来是中性的。
罗伯特：我们采用各个通讯社的稿件，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包括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我们主要考察报道的质量。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关于中美撞机事件，首先我们不赞成使用“冲突”一词，这样说是不恰当的。我们力求使我们的新闻立场客观公正，使我们的读者能看到来自中美两方的意见。新闻应该是中性的，言论可以有一定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读者对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报纸本身都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新闻源，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或者东方为主。
我觉得中国政府使我们比较难以进行新闻工作，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我们与政府官员有较多的联系。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发言人，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助手他们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门负责人的想法。他们有权向新闻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决定。这在中国很少见，即使有发言人，他们中能说的也不多。外国记者很难与政府官员接触，尤其是敏感部门的官员。我们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某个人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我们感觉中国政府不善于利用和操纵媒体。在西方国家，得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中国的声音只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人民日报》发出，中国官员不了解利用媒体可以提高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传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员来接受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的采访。
学生：成功的记者需要什么本质，您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哪一次？
罗伯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想是好奇心、好学、具备历史、社会趋势和人文知识，用简洁语言写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记者，这和天赋没有关系。我的家人没有从事新闻行业的，我出生在小城镇的小农场里。但是我看了很多报纸，最初我想做报道棒球的体育记者。我采访过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国际通讯员随基辛格访问中国和莫斯科。基辛格是个可怕的上司，他动不动就对他的下属大叫大嚷，但是对记者他倒很客气。他和记者经常在飞机上集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要做什么等等。他虽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记者保持密切接触的做法让人很难忘。我采访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几次，她个性很强，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采访过周恩来？您是周恩来见过的第一批美国记者。
罗伯特：那不能说是采访，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当然不是他的错，是我们记者的错。我们没有向他提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得到邀请，那天包括我们的妻子在内只请了6个人，那时候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人吃晚餐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周总理会请了我们？我们猜测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这是个小小的政治信号。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证实了这个猜测。但是在整个晚餐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会邀请我们。
企业家诞生的环境
爱德华?罗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
爱德华?罗伯特先生是美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专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他负责技术管理学的教学工作。自1967年始，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学院技术管理研究项目，他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主席之一。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英。
非常高兴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我和我的夫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两年前，当朱　基总理到麻省来访问时，他谈到他在清华度过的求学岁月，他总是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说，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学习并获得学位，但不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学位，而通过真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谈到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学院是麻省的剑桥大学。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够到清华来演讲，谈谈我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应该考虑的一些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独特性，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诞生的环境，他们是新兴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创建者。
今天我在演讲中会以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科技和学术性的机构会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员离开大学创建令人兴奋的新公司，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我演讲的目的是给你们提出一种挑战：清华是否，能否将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演讲完后，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学校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和赞许的政策，对创业机制给予完全的支持，要让人们知道学校与创业挂钩不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而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称羡的事情。学校应该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授应该被允许与公司和企业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咨询。
一年前，当我在研究高科技企业家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讲座。在英国一所著名理工大学（相当于英国的清华大学,或英国MIT），我拜见了该校的校长，在谈到学生创业时，他说他的学校也有着相类似的事情。我就问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他说很难讲，但确存在。我就问他，学校的教职员工与各行业联系紧密吗？他说有联系。我又问他们花在与企业的咨询上的时间是怎样的？他说很难知道学校的教授与公司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我说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公司在一起，给公司担任顾问。校长感到很惊讶，他说怎么可以让教员这样做？要在学术上负责的话，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皇家院校里。这样真会损害我们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MIT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MIT，教员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与企业在一起工作，这不仅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相反会很有裨益。它会确保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处于现实世界令人振奋的项目的最前沿阵地；它会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仅仅在课堂和实验室的学习，而且在工业的前沿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它会确保一旦在实验室学到东西会很快的转移运用到企业中去。MIT是一个年轻的学院，自1860创立以来，她就倡导一种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将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解决科技中的难题。从130年以来沿袭的优良传统所遵循的科学态度是和企业的紧密融合，师生不仅是作咨询而已，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己创业。这已经是学校政策的一部分，学校行政处赞同师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开新公司，而不仅仅是给老的公司做顾问。开始是赞同进行与公司紧密相连的项目，到现在是更加灵活鼓励的政策，让教员和行政官员自己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在MIT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成功创业的范例。他们从MIT出去后不仅是进行咨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带到外部世界。
在MIT有许多学术与企业紧密融合的创业传奇，在当代有一个公司的成功事例可堪称典范。三个学院的成员成立一个专攻音效设备领域的公司（BBMN），而这个领域是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音效设计、设备优化等，他们需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BBMN业务转向网络领域，他们创造三个教授走出校园闯荡商业社会的成功范例。
所有的MIT的事例说明那些高级教授和行政官员走出校园，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力进行创业。他们在学术界受到尊敬，声名大震。这些地位和名声受到尊敬的人们树立一个评判标准――教授不仅要在学术研究和咨询上卓有建树，而且要有领导团队进行创业的能力。这就是高度合法性和高度荣誉感的事例在创建公司需要做什么的重要参数。
我想谈的是MIT学术机构本身。在最近的几年，MIT学术机构支持和鼓励新公司的建立。有许多我个人参与的工作，首先是有22年历史的MIT企业家论坛。该论坛是为了鼓励和指导企业之间的合作。它担当了一个实地教练角色，每个月有两个小公司登上讲堂的讲台进行演讲，一些年轻人可以陈述他们的想法，并接受评选团的评判和审定，指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赚钱的问题。
十年前当我们创立企业家中心时，我们只有一门课程：新企业，讲述撰写商业计划要考虑的一些要素。这一学期，我们新开始了5个学科。现在共有14个科目。我们新增加了3个教研组，金融、科技管理、人力资源，所有都是为企业家开设的。下学期我们开始“设计和领导企业组织”，有人力资源的教授主讲，从人的角度如何创建企业的风格。此外还有金融管理课程。让学生融入到企业的运作当中去。这要提到相关的一个有奖创业项目（50KCompetition）。这一项目开始于10多年前的10Kcompetition，就是在学生当中开展商业计划的比赛，第一名奖励1万美金（10K），现在第一名是5万美金（50K）。学生的创业公司商业计划是由风险投资专家、创业者和校园外的有关人士评定，而不仅是学院人士打分。第一名获胜者将获得5万美金的奖励，第二名则获得2万5，第三名获得1万，每一个取得资格的选手则每人有几百美元。在50K创业比赛中，我们至少有500名学生拟定自己建公司的计划，而他们都知道哪些计划仅仅因为趣味，哪些真正带来财富，这样为他们在以后开办自己的企业打好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企业，都是50K计划中的赢家和学校的其他成员。
这儿还有一个学术机构鼓励创业的事例。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个长足发展的事情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发展。学校一直对许可技术持有疑虑，而10年里在许可技术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摇摆，在后来因为发展大公司的需要，有所变化，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MIT带来技术。MIT持有一些开发许可技术的企业小部分股权，因此其许可技术方面得到优化，其所占的百分之一的股份带来2亿美元资金的运作。
MIT不仅是投资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还积极给外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广泛地进行投资，而且还吸引许多风险投资专家进入大学。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机构鼓励创业的讨论转向一个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的角色。MIT地处Cambridge市，马萨诸塞洲，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要用历史的视角简要说明政府角色的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阻碍和打击企业发展的政府，而是积极的鼓励支持创业。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它们全都属于鼓励机制，被美国和许多国家采用，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对高科技创业进行鼓励将使全社会受益，没有人遭受失败。通过支持创建先进技术企业，随着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全社会居民将得到利益，新的工种产生，尖端行业萌芽。
我以美国产生的此种政府行为作为事例说明。首先，政府对待创业前瞻性的鼓励态度。在美国，规章制度给予那些刚创建的公司带来的阻碍甚少，当创业者建立公司时，政府不予阻拦，而相对在中国，在互联网、电信和其他一些行业方面有待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难表达我是多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建立鼓励创业机制的过程中的有效联结。美国有非常严密的机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成效，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一种机制叫“小企业创新研究工程”（SBIRS），每一个政府机构一年花费2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的基金投给那些小公司，因此这些小公司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的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建立和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来说。从这层意义上讲，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我之所以要将Charles作为范例说明，是我想谈一谈搜狐是怎么产生的，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如果Charles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读PH.D.，搜狐是否能够产生？Charles是清华本科毕业生，他在这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而这里我要建议的他是在MIT获得的思想转型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批准、机会等问题准确的理解。我反复重申的是MIT自100多年来一直鼓励创业者出去开办公司，尝试做事，给予配合，使其合法化，获得成功，从而成为与这个社会紧密融合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Charles获得MIT的博士学位，很清楚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他在MIT获得的还有他对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定位，他积极参与各种创立新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有一天，Charles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他的理想和向往，他没有跟我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而是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对他讲：“你能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吗？”他还是说：“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的讨论从此开始，这次讨论持续了好几周，见了好几次面，我开始更多的了解他，他的动力，他的眼光，他的热情，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运用他在MIT学到的知识和精神在中国建立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我与Charles接触开始于1996年，经过几番谈论，我最终决定成为他创建公司的投资第一人，并将与Charles一起成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最初的两年里，事实上整个董事会就只有Charles一人。另外一个的投资人是MIT的一个研究生，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庭，父亲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CEO。主持着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帝，早已在你们之间耳熟能详的著名教授，成为投资搜狐的第三人，我问他为什么投资搜狐，他把我当做是他投资的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投资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搜狐，所以他就投资搜狐了。到现在他一直“盲目”。Charles带着180000美元回到中国，白手起家创建公司；他没有带回280000美元，因为我们在1996年用尽办法也难以筹集到另外的100000美元。我们无法说服别人在当时中国有机会去创建互联网公司。他们疑虑重重，不能说服他们给我们划支票。Charles回到中国建立搜狐，你们都知道后面的历史了。随着搜狐收购中国人（ChinaRm），搜狐在页读数和用户数量上都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而且我们将会一直保持这种势头。
我的观点不在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的公司，MIT给中国带来了一件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树立了一种教育的榜样和模式来鼓励Charles能够回国创业，开始为你们的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被称为与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MIT有很多美国籍的中国人和中国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发E-mail和给我商业计划，说他们要去中国，建立互联网公司。今天当然想法更多，有的还想创建无线通讯公司或可视网络公司，我把很多的想法都转给了Charles，我想他能帮我遴选。
今天我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谈在很多方面与清华类似的一个学院，我们是美国的清华，你们是中国的MIT。在科技和商业学院方面，我们两个院校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斯隆（Sloan）商业学院正和清华和复旦大学合作MBA的项目。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在MIT一种重要的独特性培育了MIT的一种文化，就是让许许多多的有才华的学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会考虑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下一步会去根据自己的愿望创办公司。我想要提出的关于体制的、超出两国政府的差异的问题是：中国可否让清华大学仿效我们在美国成功营造的环境，如果可能，我们都会享有变革给双方社会带来益处。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现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附录记者有关采访:
问：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目前说中国将出现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他们计划收购200家互联网公司，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绝对正确，而且还会出现第三第四次浪潮。中国发展的机会非常大，有许多创业者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上成功发展，像我在演讲结束举到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的事例。他们真正了解市场发展战略，因此，许多重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在一年中两三个月之内，从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投资风潮，中国的机会非常大，浪潮不只一次，有许多次。
问：在目前NASDAQ股市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你对搜狐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股市不能更多反映公司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寻求股市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吻合，搜狐公司比其在7月份上市时又有了许多新的业绩，新的成功，比如从公司内部发展上看，我们有了在访问量、注册用户、EMAIL用户以及网络广告销售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成功的收购CHINAREN，增加新的功能，新的员工，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频道。因此，我对搜狐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市场，而是实际考察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一种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自然会进行买卖活动，有人今天想买东西，有人今天想卖东西，这很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事情做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购买我们的股票。
青年事业成功
池宇峰
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池宇峰，1971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到广州浪奇宝洁公司工作。1994年，到深圳创办洪恩实业公司。1996年，创办北京金洪恩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1996年11月，《开天辟地》第一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亮相，立即引起轰动。2001年4月，池宇峰获得首届“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是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
池宇峰和他创立的金洪恩电脑公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金洪恩的软件鼓舞了数百万中国人学会了电脑，其电脑教育软件和英语教育软件分别占了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50％和70％。
洪恩总裁池宇峰应清华大学团委的邀请，以校友身份在清华三联报告厅演讲．下文摘自池宇峰的现场讲话。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聊什么呢？就聊当代青年的事业观吧。我是清华化学系94届毕业生，说起来是在座各位的师兄，所以大家在我说的过程中，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毕业后，先被分到广东的浪奇宝洁；半年后辞职创办深圳洪恩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是装兼容机，规模当时在深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996年11月，注册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开天辟地》，一炮打响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产品了，每个产品无论从质量还是销量在国内都是第一的。如果大家关注连邦软件排行榜、电脑报排行榜的话，教育软件类前十名总有四、五个是洪恩公司的。我们的目标是前十名能占八个。有时在公司里开玩笑说，洪恩这两年的发展比微软还快，现有员工130人左右，在国内的软件行业中算是很大的；营业额有几千万，而微软发展到第五年时才和洪恩这方面的数字相媲美。
一晃就是五年了，最想说的就是一个人怎样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公司，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真正能想清楚的人很少。有时候我问，“你为什么要读研？为什么要出国？”他们说大家都在读研，都在出国。其实，在洪恩有很多能出国不出国，能读研不读研，甚至能拿到毕业证而不拿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但这符合了社会上的规律：非正常才能成功。跟大家走同样的路未必会成功。每个人一定要清楚自己最擅长什么，比别人强在哪里。只有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在招聘时我经常问“你比你的同班同学强在哪？”有人说我不知道强在哪，我学习成绩中等，工作能力、社会能力也是中等。这就比较差一点，有些在学校里表现出的特质并不被看重，但是走向社会后就非常重要，比如艺术性、人际关系、哲学头脑等，所以你只要和你所在集体有一点不同，就说明你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强，这一点很重要。在招聘时我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见过你本人，而由你的朋友来描述你，他会怎样描述？”比如你特别爱玩，特别爱打游戏，OK，这就是你的优点，这在洪恩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所有性格最终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
总之，要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然后为之努力，不能动摇。人活着是一种自然现象，当哪天自然现象的环境发生改变，人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没必要为现在身边的琐事而烦恼、消沉。应该找让你快乐的事情去做。我有时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因为你清楚了人的本质，再自寻烦恼你会发现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在洪恩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员流动性很小，真正的能人很少有走的。洪恩的待遇只是中等，但是可以得到成就感，因为你做的软件是中国最好的，会被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接受。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洪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点点”，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我对《开天辟地》软件的开发者说“这个软件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教育，这有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奋斗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开天辟地》是我们开发的，当看到这个产品能如此广泛的被接受，你会感到死而无憾，自己的价值实现了。
在洪恩你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比别人强在哪里，你会发觉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儿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当新员工来时，先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随意找些杂活来做。这样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就问他对哪一方面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工作，例如想搞网络，或者是多媒体编程，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就让他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去做。所以说洪恩的每个人都处在他最擅长的位置上。
洪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益求精。我们做一个产品不仅仅是比别人强，更是让自己满意。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砍掉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畅通无阻》、《天问》就是因质量问题生生被砍掉后重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们能够一步步发展的关键。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目前国内独立软件销售方面，洪恩仅次于微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洪恩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人，1922年8月22日出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世纪物理学的三项最高成就是热力学、电磁学与统计力学。其中统计力学奠基于麦克斯韦（J.Maxwell,1831-1879）、波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5）与吉布斯（W.Gibbs,1839-1903）的工作。波耳兹曼曾经说过：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即能辨认出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或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同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辨认出柯西（Cauchy）、高斯（Gauss）、雅可比（Jacobi）、亥姆霍兹（Helmholtz）或克尔期豪夫（Kirchhoff）的工作。对于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有人会发生疑问：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哪里会有什么风格？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有过如下的讨论：
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今天我的演讲就是要尝试阐述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格讲起。
一、狄拉克
狄拉克（P.Dirac,1902-1984）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譬如：有一次狄拉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演讲完毕，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回答：我不懂怎么可以从公式（2）推导出来公式（5）。”狄拉克不答。主持者说：“狄拉克教授，请回答他的问题。”狄拉克说：“他并没有问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以流传极广是因为它确实描述了狄拉克的一个特点：话不多，而其内含有简单、直接、原始的逻辑性。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来便很通顺，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狄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1928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拉克方程：
(D)(略)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及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没有狄拉克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拉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狄拉克方程“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spin），而且为什么“自旋角动量”是1/2而不是整数。初次了解此中奥妙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神来之笔”，是别人无法想到的妙算。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看了狄拉克的文章，无法了解狄拉克怎么会想出此神来之笔，于1928年5月3日给泡利（W.Pauli,1900-1958）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烦恼：
为了不持续地被狄拉克所烦扰，我换了一个题目做，得到了一些成果。（按：这成果是另一项重要贡献：磁铁为什么是磁铁。）狄拉克方程之妙处虽然当时立刻被同行所认识，可是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叫做“负能”现象，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狄拉克的文章发表以后三年间关于负能现象有了许多复杂的讨论，最后于1931年狄拉克又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TheoryofAntiparticles)来解释负能现象。这个理论当时更不为同行所接受，因而流传了许多半羡慕半嘲弄的故事。直到1932年秋安德森（C.D.Anderson,1905-1991）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反粒子理论又是物理学的另一个里程碑。
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高适（700―765）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1928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N.Bohr,1885―1962）、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Ghost）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1568―1610）（和后来的周作人（1885-1967），林语堂（1895―1976）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3）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二、海森伯
比狄拉克年长一岁的海森伯是20世纪另一位大物理学家，有人认为他比狄拉克还要略高一筹。他于1925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引导出了量子力学的发展。38年以后科学史家库恩（T.Kuhn,1922-1996）访问他，谈到构思那个工作时的情景。海森伯说：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海森伯1925年夏摸索前进的情形。要了解当时的气氛，必须知道自从1913年玻尔提出了他的原子模型以后，物理学即进入了一个非常时代：牛顿（I.Newton,1642―1727）力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可是用了牛顿力学的一些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设，却又可以准确地描述许多原子结构方面奇特的实验结果。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这样描述这个不寻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那是一个真挚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性的挡架方法。
对于那些参加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纪录下来。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Oedipus）或写克伦威尔（Cromwell）那样的笔力，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1925年夏天，23岁的海森伯在雾中摸索，终于摸到了方向，写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有人说这是三百年来物理学史上继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文章。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M.Born,1882―1970）、狄拉克、薛定谔（E.Schrdinger,1887―1961）、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1927年夏，25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后来成名的布洛赫（F.Bloch,1905―198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E.Teller,1908―，“氢弹之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极好胜。第一年他在系中称霸。1928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三、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什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为了解释此点，请看图1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phenomenologicaltheory）（2）是介乎实验（1）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1）和（2）合起来是实验物理，（2）和（3）合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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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
┗━┯━┯━┛
┏━┷━┷━┓
┌┌┃唯象理论┃（2）
│玻尔
| ┗━┯━┯━┛
│海森伯┤↑↓
│└┏━┷━┷━┓
爱因斯坦┤薛定谔┃理论构架┃（3）
│┌┗━┯━┯━┛
││↑↓
│狄拉克 ┏━┷━┷━┓
└└┃数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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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1）与唯象理论（2）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狄拉克则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
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温铁军：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十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嘛。粗算有一亿五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你把他替代到哪去？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问，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资源，来优化配置，不可能，这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咱们不说那个数，但是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我们每年的农业耕地的减少数，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统计，我不好在这里讲。但是总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减少的，那么劳动力不能减少是在增加的，随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对不对？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如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只能证明。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明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他们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我只好说，那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个对话是困难的。
我说第一被我们证明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说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回报，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它要素不能相应的去优化配置，那么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了。而当我们看到这几年长期农产品价格低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撂荒，要想办法解决农民弃耕撂荒的问题，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你这个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食，农民不种了，为什么呢？价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涨。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百分之十，涨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涨到我们农业按基本产品算，就是按主粮产品算，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格甚至某些时段上高于“天花板”，就是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这是非常荒谬一个的现象，怎么能让地板高于天花板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因此我们挑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一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说非也，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
我们有几点来证明，中国不是农业大国。为什么呢？第一，我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无论是粮、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于世界平均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国，尽管它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本大国，但他同样也是农业大国，因为他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中国）这个国家农业的总产量来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其实我们说不是，（因为）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种上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以农业主产品为例，以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几，不到百分之四十，哪个农业大国它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他吃自己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加工的厂商把他买走了，他再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美国农民他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给自足部分。当然这个统计上问题很多了，咱们不多说，但是就现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我们的商品率按主产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几，当它不能商品化的时候，它怎么能够叫做一个农业大国呢。所以就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农业大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证明的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因此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叫“三农问题”，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你立体地去看，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我们只简单的，二维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那如果三维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农民人口众多，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我们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站不住的，我们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们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就上的是重工业，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战争环境之中，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的非农转移，所以客观上我们没有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到现在工业占绝对比重，我们农业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点几。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一个做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从1950年、1951年，咱们从“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它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分工就业，然后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国只占百分之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说有五亿农业劳动力。这不可比嘛，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通过现在加快城市化，来更多的转移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尽管我们已经搞了五十年的工业化，平均转移农业人口，五十年我们转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们再往今后再数五十年，我们就算加快一倍，我们说不往五十年算，我们按2020－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十六点几亿。我们到那时候就算加快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我们十六点几亿人口的时候农业人口转移剩下一半，还剩多少呢？八亿多农业人口现在多少？八亿七千万，到那时候八亿四千万，差多少，差几千万人口，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八亿多农民人口嘛，还是人均不过一亩来地，户均不过是四、五亩、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我们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了吗？因此，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讲三十年的那几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们只讲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后，尽管可以转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仍然会有八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插队的，你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叫做“基本国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某种理论来制定政策，那就会很麻烦。那我们说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因为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前看三十年，往远看三十年，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例，仍然（还）是八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说长期看，小农经济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客观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说，我们最终证明的无外乎是最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是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它所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把它叫做“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想，我尽可能简单地说点结论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对三农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说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矛盾，这叫“基本国情矛盾”。假如我们的政策导向能够确实有效的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如果不能缓解这样的矛盾，我们恐怕就很难有这样的发展条件。举个例子吧，中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说应该有那些政策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实际上土地是承担了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同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依据，社会保障基础。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强调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要发育大户，要搞农场等等。但是假如你们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载的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剥离掉，那么这个土地就永远得按人分配，因为每增加一个农民，他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内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因此土地就变成了什么呢？越是人口增长，越是土地资源短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于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百占之七十的九亿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说今天农村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们看它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它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请问哪个国家能够用百分之十五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去提取税收，支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公共品需求。这是一个倒置的结构，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么可能要求政府从城市拿取的税收，来支付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呢？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矛盾同样是尖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对着如此尖锐的矛盾。你们看南亚次大陆，你们去看中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它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因此出现大量的农民弃耕撂荒，因为农业是负效益嘛，然后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然后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泛滥，大量犯罪，于是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然后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定。而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在强调的农民社会保障，我们实际上在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
那么，我说我们证明的两个问题，我们今后政策上应该注重的两个方向，作为一种希望也提出了。我想今天长话短说吧，简单概括一下我们这些年试验的东西，大概就行了，跟大家说这些。
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亲爱的锄头”。他说我知道您一直在四处呼吁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强调您说的三农不是传统的顺序，农业、农村、农民，而是把过去放在三农最后的农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农业放在最后，即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我听说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小山认为，三农中的三个问题不可分，根本上是搅在一块的，很难说清谁重谁轻。言外之意是如果把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单纯把农民提到最前，当做三农之首，不见得科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温铁军：首先我是对所有的社科院，或者院校的老师，因为我是学生出身嘛，都一概表示尊重。但是我觉得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讲了，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说的，而实际上是两位最伟大的中国人，是他们说的，所以让张小山去跟他们争论，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好，那张小山可以先到南京中山陵去看一看，然后再到纪念堂看一看。
温铁军：这是他们说的，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不仅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只不过，二十世纪农民的问题表现为土地问题，因此我们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那是上五十年。然后我们有后五十年三次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改良。就是土改、大包干和江总书记倡导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那么这三次都是以农村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农民人口为分配的基数，这样一个分配方式，因此农民还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纪我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是因为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就业，我刚才已经讲了，至少有五亿。按统计算，到2001年我们有五亿的农村应就业人口，那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说农业只需要一亿五，当然有人说乡镇企业解决了一亿多，但那有相当一部分是两栖就业的。村以下的乡镇企业至今仍然占乡镇企业个数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那么在村以下就业的这些农民他是完全转移了吗？不能这么看，所以你说一亿多乡镇企业的就业，有多少是真正实现了非农转移的呢？恐怕很难作出这么一个判断。然后还有很多人说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也有一亿多了，不错，进城农民是有一亿多了，他放弃土地了吗？因为土地是他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们说，假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这问题将主要的表现为就业问题。
观众：我就想问一下，在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需要多长的时间，最快要多长时间才能让咱们农村脱离现在的这样的情况？谢谢。
主持人：一百年还是二百年？
温铁军：我们觉得其实中国这五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很大程度地、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生活的状况，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我们很多人知道在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村的生活状况要比城里人生活好得多。更何况他可以享受比较干净的空气，比较好的水源，比我们城里人的担心还要轻一点。所以我说，五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至少部分农民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现在问题其实集中在那些贫困地区，或者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针对这种地方的问题我们恐怕得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个人的看法是对那些资源已经短缺到不足以维持农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难寄希望于在当地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恐怕就需要异地扶贫，或者是国家有目的地上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来带动这些资源短缺地区的农民就业，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中部，传统农业地区，就是以粮食生产、以粮棉油生产为主的这些传统农业地区，恐怕要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在的农村经济的结构（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国家的农村经济战略结构调整已经逐渐提高到了一个很深的认识层次上了，就是说不再把一般的结构调整认定是农业的结构调整，现在已经提出了叫做“战略结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加快城镇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加强农村基层的农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等等。用一系列的安排来解决中部传统农区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我说，笼统的谈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恐怕那是过去的说法。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尽管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是至少说，在部分地区农民的问题已经相对比较轻了。那么在贫困地区，这次不是刚刚开过全国的扶贫工作会嘛，已经定向地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来解决那些贫困地区的问题，而比较难解决的实际上是大量中部的传统农业地区，这个恐怕工作量很大，那真地需要像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地是要扎扎实实的、一点一滴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而不是大轰大嗡地去做。
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八十年代靠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这是胡耀邦的话。胡耀邦说“没想到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那是一个政策能调动整个全国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带动一个高速的增长。那种情况在今天，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产生了。就是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政策，就能把中国整个农村问题解决，那是不可能的。这恐怕需要分区，根据不同情况来采取对策。
主持人：没法告诉您准确时间，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观众：我想向温教授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入世在即，加入世贸。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土地非常少的国家，那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那么入世以后，中国将会向这些国家开放粮食市场，将会给中国造成粮食方面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在问，刚才教授讲了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个是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国外的粮食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生产粮食的这批农民将会到哪里去？做什么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三农问题其中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稳定的大问题，现在正在考虑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实施，所以我想请教温教授，谢谢。
温铁军：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恰恰在上周以前吧，就是上周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关于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我很高兴有人能关注这个问题。农业问题将面临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甚至可能很严峻的，这点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具体到粮食产业，我想这个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呢？你看，东亚小农社会，当然没有谁像咱们小农这么多，农民人口这么多。但是在东亚小农社会，不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的也是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新建构对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说，政府其实并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投入，但是政府在加强什么呢？加强农民的互助合作，加强农业的社会性投入，然后向农民的生产合作、农民的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开放所有这些农外的涉农经济领域，比如说投资、比如说保险、比如说购销、比如说超市、比如说加工等等，这些只要是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所形成这样的合作，都可以低税甚至免税地进入。然后政府还要一定的投资来帮助这些事业，就是涉农的农民合作事业发展起来，以此，这方面所产生的收益来反补到农业生产上，比如说，农民联合起来搞的农民金融，它就规定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益要定向的、用于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可能有点不太合适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让生产最低价值的这些农民还要承担很多税费，因此他就亏本，所以他就弃耕撂荒，所以他就没有竞争力，而我们要让这些人不承担税费，而同时又要让这些人联合起来形成合作，然后他能够进入各种各样产生比较高利润的领域，比如涉农领域就让给他了，然后政府再扶助，再以低税的或者甚至免税的待遇鼓励他进入，政府大量的农业投入，投入进去以后只作股不分红，为了扶持你发展，为了让你产生的利润来抵补你亏损的生产，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说不是无路可走，这是第一。
另一项政策对我们来说，我们普遍还没有采取。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收益净流出的现象，很多人测算，平均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体上能算出几千个亿来，所以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我们提出的只是建议，还在讨论，绝对不是定见，只是讨论，既然我们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维持的是政府垄断，那么政府垄断征占土地，现在又说每年有数以百亿计的收益在流失，那好不好就不流失，政府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建立土地基金，每年大概也是几百亿嘛，那几百亿的土地基金上市所产生的增值收益，你可以定向的用于（农民保障），先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再逐步地和（贫困）农民社会保障挂钩，特别是和中西部、和不发达地区农民社会保障挂钩。当这些地方农民还不能从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间去分享收益的时候，先由政府以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去建立、特别是（对）无地农民的保障基金，这将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他却能够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不是照搬西方（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看下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叫“平地摔跟头”，他说，“请问温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是不是苏联模式？从今天客观回首，他那套做法有没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在我看来，他除了用户口制度给农民世世代代上上镣铐，只干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分给贫下中农土地，但是他老人家又批判了马寅初，让农民生了太多太多的孩子，那点土地又不够用了，为什么农民问题的苏联模式没使苏联变成咱们今天这个样子？”
温铁军：应该说，他所提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我这本书里做了回答的。我专门对一百多年的农村制度变迁过程做了分析，我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实际上是在详细解释中国农村这个制度变迁过程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习惯于（甩包袱？……），就是说，这个责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上一代人造成的，老是说毛主席他们那代人造成的，这个大家就轻松了，我觉得他这样简单的去做判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第一，其实早在1947年，你去看看当时的文件、当时的讲话，这个我想当时的讲话肯定是内部的，就是认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任何发达国家的模式，而且到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讲，就是如果想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条件下，去搞社会主义，那就充其量是民粹主义，是农民的社会主义，那是搞不成的。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讲话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说那还是遥远的将来。什么情况下导致农业开始出现合作化、集体化？人们一般都以为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那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使然，造成中国从土改，然后互助、合作、集体化，这几个步骤和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个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有直接原因，什么原因？为什么陈云同志当年主张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咱们土改之后，尽管农业生产有了很好的增长，你看那个曲线是这样的，陡着往上走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是供给在下降。这里边有个什么道理呢？你知道过去，解放前，没有搞土改之前，咱们说地主这个阶级是万恶的，他是剥削阶级，但他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呢？他收租，收了租他自己并吃不了那么多租，地主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他收的租，大体上能占到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地主消费只消费百分之七、百分之八，那他至少要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租子变成对市场直接供给的商品，所以他主客观上自发地起了一个规模供给者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和平年代，你靠谁来解决跟四亿高度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呢？所以当你的交易对象大到一个这么大的，数以亿万计的量的时候，交易成本空前推高，因此（粮食）供给上不去，尽管产量上去了，所以到1953年秋天的时候，陈云同志当时主管财经，他向毛主席、周恩来报告说是咱们粮食连过冬都难以保证，更别提春荒了，怎么办？当时考虑了八种到十几种的方法，最后选定了统购统销。你（搞）统购统销对的还是四亿农民，怎么解决呢？所以毛主席就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组织成四百多万个合作社，这个统购统销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当时工业化加速，你知道，1952年一上“一五计划”，咱们多少人进城吗？当时是二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这一进城，因为大量需要挖土方、需要修马路、需要盖房子，工业化初期的那个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增加了二千万劳动力进城，而当时城市总人口才五千多万，所以突然增加了一大块对粮食的需求，当然就导致得解决（与分散农民）没法交易的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这么来的，绝对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造成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经济问题，我们就经济谈经济，把意识形态的那些解释，咱们先放一边儿，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的领导人，他们绝不比现在我们提问题的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清理过来，发现我们所有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都）和工业化高度相关，尤其当你开始生产拖拉机的时候，你的拖拉机给谁？连这四百多万个合作社都不可能成为接受拖拉机的那种主体，对不对？我当队长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机来耕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咱们又倒霉了。为什么呢？它得要多少麦子。我们其实使我们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个地，为什么要拖拉机呢？我们农民当时是不需要的，是国家强迫给我拖拉机，那你没拖拉机行吗，没拖拉机没坦克，拖拉机摘掉上头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产拖拉机吗？懂这个道理，其实不是毛泽东他不明白，他那么聪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实事求是的去看当时的情况，更何况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不会再有后续投资，你从哪儿来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相当高的，每年没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积累，中国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你说靠我们农民就使锄头、镰刀，我们不使拖拉机，没你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他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的这么贯下来，让农民做出牺牲，要我们说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半代人，因为我们至少干了几年活儿，我们的牺牲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亏，我们应该是为民族做了牺牲，我们是骄傲的。
主持人：好，最后主持人阿忆要问您一个问题，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谈三农问题，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性？
温铁军：我说中国是中国，它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变成一个特别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话。
温铁军：对不起，太复杂，所以我没法儿一句话说完。
主持人：好，咱们就五句话结束。好，谢谢温铁军博士、谢谢现场观众。
致北京的年轻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亚洲三位获奖者之一。也是继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之后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来中国访问的世界级文学大师。
“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华向清华、北大师生发表正式演讲前，模仿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神态，用夹生的汉语说。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随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专程拜访曹禺。大江对曹禺说：“你写《雷雨》时在读大学，我也是在大学开始小说创作的。”
大江年轻时非常喜爱的《雷雨》，是曹禺在清华读书时创作的。创作地点正是大江今天演讲的地方――清华图书馆。
大江说，在曹禺当年创作《雷雨》的地方，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以及“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的不忏悔，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他在清华图书馆的演讲题目是“致北京年轻人”：
致北京的年轻人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没有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的。从消极的侧面，观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行为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仍然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40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22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小说迄今未有的文体这一根本的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歇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贯穿许多对我所进行的批判的一个共同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和对此的有意识的接受，在那以后，经过了37年，到现在，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读过译本，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在读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的长久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停留期间，好像是偶然的，我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的传说故事中的变形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可朴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朴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的变形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变形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感到非常荣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我这样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谈论这样的主题，只能谈谈“应该这样做”一类的希望了，而像大家这样的年轻人，则要提出具体的构想，并努力使之实现。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此的决心，我自己也要发言，我想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话，都传达给日本的年轻人。
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对于一个对日本和中国的人们共生的亚洲和世界的21世纪寄托着希望而写作至今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谢谢！
从中美文化差异看中美撞击事件
赵启光
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赵启光，1948年生于北京，198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卡尔敦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终身教授，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美间文化交流。业余时间对经济学颇有研究，尤其关注网络经济与股市动态。
中美文化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通过解剖事例才能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很多人从政治、经济或者是军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这都很有必要，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双方行为的文化渊源，因此，要从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上来分析美国人在撞机事件中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
一、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
总体来说，美国文化有四个或者五个基本的观察点。第一个是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这里就引出对上帝的尊崇，美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罪的文化，它和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我在下面会详细解释。第二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受这些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的影响。第三个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第四点只有美国有，那就是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和冒险精神。第五点已经出现了，但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这就是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成为了信息革命的领头人。
下面就具体的向大家解释一下美国文化的几个基本点对于他们在撞机事件中行为的影响，其实一对一的解释行为是取巧的，但是每个行为的表现都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摸索到美国行为的一些文化脉搏。
第一点就是宗教。美国宗教文化是罪的文化，他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的行为对上帝负责，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美国人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他们要得只是对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放回机组人员之后就翻脸，始终不放弃对中国沿海的侦察，这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宗教文化来理解的。而我们中国是一种耻的文化，中国人讲面子，讲相互关系，这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给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政治，另一个是强调个人，也就是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强调个人是主体，这在美国体现的非常明显，美国人很尊重个人，遇到撞机事件首先想到的是人。美国在这次撞机事件中最强调的是他们的飞行员个人，但是他不关心中国飞行员的安全。因为中国飞行员不是基督教徒，是异教徒，异教徒在美国人来看是不能算一个完全的人的，因此生命微不足道。宗教和政治是美国价值观的两个方面，如果另外的国家在宗教和政治上和美国保持一致，比如英国和德国，那么美国人是把他们看做盟国的。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方面和它保持一致，比如说日本接受了民主政治，但是没有接受基督教，这在美国是可以容忍的，再比如说俄罗斯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和美国都完全不同，美国人就不能容忍了。
第三点是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人的力量无限增大，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人进一步掌握了自然，工业革命的成果起初被英国得到，后来又有德国和日本企图继承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是实际上最后工业革命的成果是被美国继承了，才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中国就没有能力把侦察机开到美国的海岸，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一下子就落后了一百年。
第四点是刚才说的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可以说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是美国的立国基础，西部精神是美国精神。美国在历史上建国是十三州，后来不断的向西部发展，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崇尚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只要有能力我就要移动，西部牛仔也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我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土地，只要我不进你的家门，所以他们跑到中国边疆来侦察是有文化原因的。美国人把侦察机上的飞行员看做是西部牛仔的代表，他们在撞了别人的飞机之后还能从容的降落到中国的海南省的领土上。美国人讲projection，投射的意思，他们也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中国飞行员的身上，他们实际上对王伟还是很尊敬的，他们认为王伟也是一个牛仔，比如他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贴在飞机舷窗上，还用自己的飞机去撞击美国的大飞机，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撞的他们。因此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王伟还是很佩服的，美国人总体上来说比较乐观，玩的心态比较重。
第五点是信息革命。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信息革命，他们在硬件和软件技术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硬件上通过英特尔公司做到了，在软件上全世界都在用他的视窗。信息革命形成了美国新的传统，这就是收集、获取、研究、分析信息的传统。所以美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的边境来搜集情报。可以说，牛仔精神+信息技术=新美国精神。在美国总统中间，克林顿是一位全球化比较重的总统，他受美国本土的文化影响比较小，对全球化也比较能接受，他的历史地理知识超出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很多很多，而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听他说话，就像听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说话一样。他说话很像一个牧场的小牧场主。要是他是我的学生，我就给他一个C。
二、中美文化的异与同
应该说，中国在传统上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比较多，美国比较重视个人利益。我们常说美国文化是汽车文化，美国人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驾照，到了18岁，美国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一个驾照，这说明美国人比较讲自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中国文化是一种手机文化，中国的手机拥有量是世界第一位的，中国人拿起手机来，就爱问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咱们见个面，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美国的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美国人并不是一定要以中国为敌，但是这种对峙有很强的文化基础。我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日还没有开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日本绝对不能与美国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过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他说美国人虽然都是些少爷兵，老爷兵，但是在遇到国家困难的时候特别能吃苦。当然我们觉得日本打美国是帮了我们的忙了，但是日本的政府没有重视这个研究，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在美国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美国曾经选择京都作为轰炸的对象，但是京都有大量的文化遗迹，我们后来想像的日本的木屋、樱花、穿着木屐打着伞，下着雨，都是京都的样子，而现在的东京和北京、上海都差不多，所以后来美国把原子弹扔在了广岛和长崎。在美日关系上日本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国家、军事国家，它首先是一个文化国家。在早些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比对日本人的印象要好很多，但是日本在文化上做了很多工作，日本拍了一个片子，叫《日本的人》，描写日本人勤劳肯干的形象，在美国人中间的反响很好。但是在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是挺残忍的，有一张很感动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日本兵拿着战刀，一个西方战俘跪在地上，这和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文化工作使得美国人消除了很多对日本人的仇恨。
中美双方在文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也存在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有助于我们在处理内政外交的时候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共同发展。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中美两国人民都是慷慨的、包容的、心胸比较宽阔，也比较肯干，比较幽默，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称为大陆文化，但是岛国和小国就没有这种文化了。比如日本，他们要完全侵占你的资源，侵占你的土地，掠夺你的财富，而美国只要你听我的话，认我做老大，就可以了，这种大陆文化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特点。还有在对于企业的忠诚度的问题上也可以看的比较明显。中美双方对于自己的企业的忠诚度是比较低的，我们讲自己的事业，而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就比较高了。中国人经常干两年就跳槽，美国人也是这样。说的有趣一些，从骂街上也能看出大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差别来，日本人骂街一句“八格呀路”，到此为止了，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会这样，他们下面还有，源源不断，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三、中美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启示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只笔等于1000只毛瑟枪，所以在实践工作中必须重视文化工作的研究。我认为文化上应该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当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提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是在竞争中产生的一种文化，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让大家去竞争，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是现在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再比如说个人主义最早发源于希腊，后来英国的洛克总结出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你很难说究竟谁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我认为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我们有必要鼓励美国文化的吸收和引进，但是中国的文化比较高深，有必要加强自身文化的教育。当然政府还需要支持地方文化，最终达到兼容并蓄。美国文化中有很多中国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东西，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沙漠化，这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离现在也不远。在美国的历史书上都记载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叫做“AmericanDesert”，美国大沙漠。在美国的中西部遍地风沙，在很多美国小孩子的日记中都记载了这个事情，好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情都无可救药了。后来美国政府找了很多社会学家、气候学家和地理学家来研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0年代发布了一个政府通告，停止放牧，蓄水护草，保护生态。这样了很多年的时间，美国的中西部环境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农业不行，但是中国有很强的制造业和旅游业，这可以和美国竞争。全球化需要分工，中国做中国的强项，美国做美国的强项，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一个顾客，尽管这个顾客很不讲理，但是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原则，我们是可以交流的。
中国的新一代的青年人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比较大，有人就担心传统的优秀文化在这一代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青年文化是美国的主导文化，像迪斯科，卡拉ok这些东西，美国的老年人也很少参与，他们也喜欢像中国的老年人一样打打太极拳，中国的古典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比较博大精深。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中小学课本中的比重太少，而翻译的作品占的比例太大。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都还没有学好，俄罗斯的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学的太多了，这样的课本，文化底蕴明显不足。我儿子要学习最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文化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我在家里讲中文，要我儿子学习中文，这次我来之前给他布置了学习中文的作业，要他写一篇作文。他用中文给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我父亲很满意，我也觉得很欣慰。我还要求他要娶一个中国姑娘。我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越喜欢中国的文化，越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有些中国人刚去美国的时候，喜欢留个长发，带个鼻环什么的，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对中国的文化有感情了。我希望自己对与中国文化的热爱越来越深远，也多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文化，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
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
张镇中
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商业模式的时候，咱们要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为什么不在清华学？
张镇中，著名传媒专家，新闻集团STARTV前总裁，美籍华人，被聘为清华大学传播系的客座教授。
在当今国际传媒界，张镇中先生既是一位重量级的管理大师，又是一位权威的媒介技术专家。他曾是世界著名媒体新闻集团董事会的执行董事和STARTV的前任董事会主席和总裁。在1998年入主STARTV以前，张镇中先生长期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从事中美之间航空航天事业合作的高级项目主管，曾担任美国休斯电子公司的副总裁和美国休斯国际公司的总裁。
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在清华大学向他颁发客座教授的受聘仪式上，就传媒业的未来发表了演讲，并就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回答了听众的问题。
提问：如果把东方人比作猫，东方人怎么学到这个狗的语言，我们东方的媒体怎么学到西方媒体的技巧，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回答：我觉得倒是不一定要学到西方人的技巧，而是要了解它的优势，但是如果你全靠外国的优势，你永远也赶不上外国人的这套技术。但是中国主要得解决中国本身市场的稳定，市场的优势，同时要有怎么样打出国外的市场的这个愿望。那么在这之中呢，你就要怎么样发挥中国人的优点。我举个例子，最近你们可能在网上都看到最新的电影，《卧虎藏龙》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美国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对不对？这个李安导演奖没有得到。那天，你们可能没有看到那天的电视节目，那天以为讲到他的名字，要准备站起来了，可是没提他的名字，他难过。那么就这个电影来讲呢，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你们看到这个电影，会觉得，嗯，还不错，但是也没那么好，因为我们从武侠小说，从武打片当中……所以说，这个里面四个主角，除了我们杨小姐之外，别的都没有学过武打，都是替身去做的。如果周润发是李连杰，咱们可能还会……，但是他不是李连杰，所以我们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相当低，香港、台湾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也不高，但在美国就可以得到四个奖。那么为什么呢？说起来，它的语言就多了。台湾的编剧，尤其他用鼓跟中国古代的音乐配起来，造成新的一个概念，我们听起来好像跟鼓乐一样，可能你们年轻人还不愿意听它的音乐，再配上在美国很受欢迎的马约尤的提琴，大提琴；所以这样两个东西呢，是个新语言的工具，再加上中国很漂亮的四川的竹林，青海、甘肃的沙漠的大镜头，拍下来了，对你们来讲，不怎么惊奇，你们很知道中国的风景。但对西方人来说，他不了解。所以这个语言用对了。所以对两方的观点呢，是很大的不同。
提问：张先生，我的问题是：谈了很多新媒体的观念、形势和它的内容，我觉得驱动一个新媒体的真正力量在于信息供给的方式和叙述的方式不同。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个有机体，所以才需要供股，才需要像您在美国搞的那种投资银行的形式来做这事。以我的经验，您在凤凰卫视，包括国内网站，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是，不是在媒体本身上，而是大家忽视了驱动媒体的市场，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请问张教授，在未来，驱动中国的媒体整合的，除了政府的因素以外，您这个投资公司，以及像我们这样有志于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在这个行业里，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回答：WTO在某个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媒体的开放。那么，在开放的时候，其实从我个人来看，这个3年10年当中，就是凤凰电视台开业10年，跟国内的中央电视台也好，湖南卫视也好，跟孙政通（音）这几个卫星转播的电视也好，从它的品质讲对大众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进，那么从一个企业，风险企业投资的角度来讲，最吸引人的倒是它的价值。可能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在海外的这个有线电视公司大部分是亏本的，它是靠信息流动来支持它的开支。赚钱的都是内容公司，提供企业内容啊，提供电影，赚钱都赚在这个内容上。那么从中国将来的开放局面来讲呢，主要还是一般人的、消费者的控制下。如果在消费当中，你还是一块钱一个月，就是有连解码器的本钱也拿不回来的时候，这个开放开到多大也没有用，这个大家很清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看，在这个英国、德国、美国的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收费电视和广告费电视的两个发展是跟它的经济增长跟个人收入的比例是很有关系的。就国内来讲，到了大城市呢，某种程度当中，我看这个媒体的发展会上来。换句话说就是，按人民币算，最起码一个月每家可以付到1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那就是中国收费电视发展的一个良性系统，10块钱一个月。（有人插话：清华大学12块钱一个月）哈哈，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事情，清华大学是很好的。
提问：张老师，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我们的媒体是有能力跟西方媒体竞争的，在同等地位上对话，但我觉得从目前世界媒体的格局来看，好像看不到有这方面的希望。
回答：（笑）我抱有信心，我跟你解释一下最近你们可能没有看到CNN的报道，好几个发言人声音都蛮大的，包括我们李教授，过去呢，很多这方面的意见，国内的体制方面还是不准许，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方面的空间还是蛮大的，相当大的。那么我想，在这点当中，不是讲全面性――比如说，跟西方的电影制造数量，那差得很远――但是从新闻来讲，我觉得现在完全可以办得到。谁可以比中国人自己更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难道你要等CNN报道你再了解吗？不可能，这一点，可以做得到，一定做得到。所以我讲声音大，就是这一点的声音。比如说，两岸的问题。难道美国人对两岸的问题比我们中国人真了解得多吗？我们声音比它大得多了。在中国的南海，对菲律宾，对新加坡，缅甸，所有这方面的海面的治安问题，难道美国人比我们更清楚吗？这个就有很多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们平等的地位，不是讲他讲什么我们讲什么的，咱们讲我们应该比他们知道清楚的。比如说，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商业模式的时候，咱们要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为什么不在清华学？所以这是个要点。为什么在香港的大学，商科要抄美国的，据我了解，为什么？所以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应该创造自己中国特色的管理系统，我希望在清华大学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成立这个系，逐步发展，这种新的发展就是利用自己的优秀的立场来发展对自己有利的看法、为什么研究中国问题咱们要讨论到英国跟美国去呢？这是很不一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美国在亚太的情况．我们应该比它更了解。这种方面呢，你可以研究，问自己这个为什么之后，你可以自己摸索出来。
提问：张先生，目前国际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舆论，那么，我想问您，西方舆论在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决策上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我们怎么来理解在以CNN为代表的美国媒体上对中国形象的归应和构建？
回答：这个问题，你要这样子看。美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是很浅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可以说有一百年两百年的距离，那么，包括我讲，在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近期历史也不清楚，这种例子相当多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清楚的，所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度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那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个人两个人的讲话、解释可以满足的。我的愿望就是说，咱们中国可以每年出10部电影，把中国平凡老百姓的生活讲到电影上，这个对全球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个很大的转变的因素。所以我讲转变美国西方的注意力是个很长远的工作。比如说，把所有美国三大电网，ABC，CNN，NBC加起来，报道对中国的新闻，每一周不到60分钟，怎么样可能在60分钟内实现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呢？不可能的事情，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的事情。在西方的报道当中，它只有对中国付60分钟一周的代价，也就是说，他西方人的心态呢，有很多别的兴趣。
提问：张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向来广播电视报纸都是分开的，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都是产业集团；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要世界上有我们的声音的话，我们必然要走产业化集团化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这样的整合了。那么我想请问张先生，在这样一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新媒体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回答：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国外的媒体，不是全包括有报业、电视台和无线电讯，不一定。新闻集团比较特殊一点。其实传统媒体还是非常传统的，搞报业的还是搞报业的，搞电视的还是搞电视的。那么现在因为进了互联网这样一个新的电子技术的领域当中呢，就在考虑怎么样来应付，其实他们是非常被动的来应付这个宽带技术的将来。在这个当中呢，他还是保持一些传统的心态，比如说你今天到这个纽约时代报纸去，你讲，你这个报纸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搞电子化。我可以保证它所有的主编都会对你笑，他们认为自己报纸还是全美国最领先的报纸，不会电子化，因为他认为自己写的文章比别人要好。在短时间，他的这个地位会不会被人替代呢，我看目前还不会。因为很多人还是愿意看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时事报道。电视的报道，跟它表达出来还是限制，很多复杂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但是电视每秒钟是很费钱的东西，这对美国的电视台来讲，非常值钱，每一秒钟是以黄金来量的。所以你脑子里头想一想呢，不一定大公司就能够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最成功的企业，是把它的流动资金周转成功，把它的公司的价值提高。那么刚才我说，报纸企业利润是很低的，那么现在我讲，新媒体最主要的它是一个智慧为主的媒体的企业。为什么在一年多前，互联网的投资进展这么快呢？也有的网站就会制造内容，也有的网站内容没有。将来的挑战呢，就是你要制造多少内容，你要讲什么故事，讲很有意思的，你讲什么故事人家愿意听的？这故事全是用文章、文化、加音乐，还有视觉器包含起来的包装起来的，要表达出来，这个就值钱了，这个就是10倍，20倍，50倍，100倍的智慧产业。这个就跟文化产业有直接关系。所以刚才我讲过，在媒体当中，最赚钱的是节目制造者，而不是电视台和这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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