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张老师，我手里有两组数据，一个是新闻集团在1995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配，还有一个是新闻集团1999年的年度报告里的比例分配，我发现收入有一些变化，像电视业从原先的21％增长到25％，电影娱乐业从26％增长到32％，而报业却由34％降到了19％，这是不是证明有些部分在往上涨，有些却是在慢慢萎缩？
回答：电视的收入因为买的福克斯电视台，所增加的电视方面的收入，1995年到1999年，电视台的数量增加了。报业没改变，报业是平的，1995年之后就没有购买任何报业，所以报业是平衡的。电影呢，1999年的是报的1998年的电影，1998年电影取得最成功的收入，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你看看到2000年就下去了。但刚才那个杂志也增长到22％了，这跟报纸是相反的。新闻集团的杂志英文叫TVGuide，是电视导报，他是购买了42％的电视导报的股权。是这个分别。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将来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会有电视电脑和电讯的融合，我也知道您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像卫星传输数字电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种新技术最近几年来的发展？
回答：这个可以讲4个小时。你要看看人的心态，如果在新媒体当中，你要注意一下，不是以科技领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人的心态。你看电视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是躺着的。你在电脑前呢，你是坐得直直，眼睛盯着屏幕看的。这两个位置是很难结合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讲，电视机为什么不可以解决我做互联网终端的要求？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躺在家里去看，你一定是这么很慎重的去看。那么相反来讲，在你的电脑屏幕上面很小小的一个电影，你会不会看？你不会看，听新闻还可以，你不可能在你写文章的同时看电视，我自己也不行。但是你开收音机听音乐还可以，开收音机听新闻可以，但你把要看的电影摆到你的PC屏幕上，不可能。同时你把屏幕PC的桌面摆到电视上，也不可能。大不了你在你的电视上做个电讯就完了。还要简单的电讯，再复杂一点的也不一定能做。所以互联网上电脑的显示器跟电视的结合，可能需要一个长远的时间，还需要一个合作，怎么合作呢？强大的旧电视机显示器，已经不是电视了，是数码显示器，你呢，可能用口，不用打字了，就说：今天，我要看电视节目了，它马上给你安排。同时我讲我要算一算我今天的作业。到这个方便的地步之后，两个才可以结合，这可能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两个结合，我跟Microsoft干了7年的时间，也没办法把两个统一起来，因为他的愿望是增加电脑这部分的应用，我们搞电视的是要增加电视方面的应用，这两个是合并不起来的。但是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小小的PC，就是PAD。这个小小的东西，对电话用处大了，现在产品已经出来了。这个亚PC部分再来解决电视终端，就不可能，谁要在这个上面看电影看体育？不可能，看球，看乒乓球，更加不可能。电话简单的电视今年就接口了，同时变成彩色了，这个可能会代替解决PC跟互联网终端的一部分要求。主要是将来无线的应用，速度加快之后呢，可以放简单的新闻，可能短时间对互联网终端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提问：我们都知道，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相差非常远。西方媒体不管走市场规模、技术、实力都比中国的强很多倍。那么您刚才讲到，媒体的竞争是靠内容，我想是在西方市场上，西方不同媒体之间，是靠内容取胜，内容取胜的规则，对于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之间的竞争适用不适用？如果适用的话，是现在适用还是将来适用？如果现在不适用的话，那中国如果想在国际社会上传播出自己的内容做得更好，更有水平之外，还应该采取什么的措施？
回答：其实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很多方面都相当好奇。比如说清华女学生每天在干什么？他们对这些很有兴趣。你是哪里来的，你怎么进清华的，你在清华念哪一个系，你念完书后将来到哪里去，你将来对对象有什么要求？这些对外国人来讲是很有趣的东西。你将来以后的发展，外面的人很难了解。咱们在国内来讲，有没有这种记录呢，很少，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把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稍微变一变我们的语言，使它们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去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这个方面是大家都相当感兴趣。因为西方的电视节目，一个叫做Friends,一个叫做ER，可以说，每三周，他们编剧的都要开除，讲来讲去都是那回事情。没有什么新的故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所以为什么《卧虎藏龙》在美国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内容，就是新的内容越来越少了。但中国新的故事相当多呀，可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它编起来，所以你讲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发展，我想是可以的。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卧虎藏龙》在中国不被看好，那么把中国人不看好的东西，中国人不太喜欢的东西拿到西方去，受到西方人喜欢，这是不是有点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意思？
回答：你要打进人家市场的话，就得了解人家的需求。换句话说呢，观众是为主。国内很多内容并不受欢迎的，你还在看吧？对不对？这个呢，稍微改变一点的话，那你就会受欢迎。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就跟我们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每个队员吃的药是不同的。这个药给你吃你会病，给人家吃就医好了。
提问：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清华女孩的生活，美国人会很关心。那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写了一个清华女孩的生活，我怎么让国外的人知道？我难道要把它放在我的个人主页上，给外国人看这个故事吗？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在我们中国的传播技术不是很发达，没有进入市场能力的情况下，光有内容的话，我想目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回答：现在可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尤其是年轻人的发展很感兴趣。比如说，今年吧，我看可能有几十个制片人会来国内谈新的电影，新的书，我估计他们都会来。那么，主要就怎么样了解你的书的内容，让他们改成银幕上的故事，然后把它推出来，我看今年你们会发现很多这种内容取向，就因为西方国家处在内容上的重复的情况当中。但是中国方面的很多内容你不能就随随便便把它放上去，因为中国人的讲话有他自己一套文化传统．那么一两句讲不清楚的，可以当做背景放进去，那会很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是作家的话，以后很受欢迎。
提问：我想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美国媒体在炒作中国的选题的时候，中国反击的时候，经常选择的是美国的印刷媒体做靶，很少选择它的视觉媒体。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印刷媒体是不是就是比视觉媒体的影响大？第二个问题，每次当中国的选题炒作完之后，中国肯定会据理力争，说出问题的真相，也许，这个真相被他们所认可，那好，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美国媒体对于自己的报道失真，除了要受到市场经济的自然惩罚之外，它自己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自我纠错手段？如果有的话，可否请您介绍一下。
回答：我先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从这个法律的规矩来说，报业的股东是无权来管报业的新闻发表，干扰任何报纸的文章，这个是原则。那么在这个原则上呢，通常可以说是保持这个原则，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老板干过一次的话，这个报纸的威信就下降了。这个对职业的编辑来讲是关键，尤其如果你是个主编。你说这个文章可以出，你老板说这文章不可以出，那他这个主编的位置就没有威望。所以这个当中的关系就非常明确。那么，万一他写的文章是错的，那么经常有人写信，比如说我经常写文章，我对他提议，他也要接受。但是问题在哪里，比如他讲错了后，我写的抗议，登小小一条，讲他讲错哪里了，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了，纽约时报跟你讲话，你要想好再登出来，你就找华盛顿邮报，或者找别的报纸去登。电视节目影响力非常大众化，而不是煽情。所以如果研究大众传播的煽情的话，你知道，人的记忆是很短的，大众记忆是很短的，一天就过去了。报纸是永远留住的，看这个文章的人是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而大众化的报道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两个方面呢，为什么从中国来讲对报纸类的文章非常注重，美国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比较注重，别的可以不计，因为这两个报纸影响在西部东部的政客，纽约是大财团，华盛顿是美国国会和领导人所在地。所以这两个地方影响着那些人，而那些人对电视的报道是不注重的，今天讲他好，明天讲他坏，他不当一回事的。像报纸呢，他是认真去斟酌的。所以这两者是不同的。
提问：刚才您讲的信息流的问题，讲到清华要出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但现在比较流行的管理模式，大部分都是从制造业，可口可乐，或者其他，从来没有过多报道关于媒介行业的管理。媒介行业面临两大潮流，一个是购并，这种整合，一个是分离，更专业化。那么这个里面更大的问题是管理和经营。那么也许投资的不是机会，整合媒介首先在于整合其管理者。那么对您来讲啊，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这方面可能更欠缺一点，怎么能够做一些事情？这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很明显我们有些学生，中国意识过强，如果美国人想挣钱的时候，他不管这钱是怎么样来的，他只要能挣钱，可中国人更多的在挣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个中国的帽子。那么我们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我们对克林顿的问题，所以才特别在乎人家对江泽民提出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很多是我们记者新面临的选择，所以搞新闻的人能不能以一个更开放的态度站在外部视角看中国，更有帮助？这样对我们整个的受众没有影响。
回答：我看是这样子，因为从媒体来讲呢，你看看西方媒体的发展，那么我们把媒体分几个类，电视台，发展的基础是很传统的；还有电影，它的这个很简单，它是个人创造性的发展。那么新闻呢，西方新闻的开始呢，倒不是一个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去，而是高度利用地方政治的一个手段工具来开始的。很多人没想到西方报纸是怎么来的，西方报纸开始是很好笑的。你看看纽约时报的历史，你看看华盛顿邮报的历史，都不是从一个公正客观的开始发展，而是某某政客想利用这个大众化的媒体来捧自己上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报业的大亨都没有什么操作企业的管理家，都没有的。什么叫大亨呢，他讲话算数的，大亨。而逐步转到企业化，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例子。那么提到媒体管理，我觉得中国可以在这里面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从媒体看，怎么样来以中国化的管理系统来解决目前的发展？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将来的压力会增加，而不会缩小。而在增加压力之后，咱们怎么样逐步逐步开放。咱们是顶住顶住，不开放不开放，咱们一点也不可以卖。这个迟早要开放，在开放的时候你以什么形式来管理？这就是说，这个是无形资产的管理方式，制造业很容易，但是要管这个智慧财产就是新的题目。在国外可以说没有模式。但是它的历史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
提问：张教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同样在《纽约时报》和《雅虎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您认为在哪一个媒体上发文章更令您有成就感？
回答：《纽约时报》。雅虎可以说没有什么新闻，雅虎是个网站。
提问：那么我现在有个问题，一般来说，现在的网络媒体新媒体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性的工具，一种文献检索的工具，在电子商务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便利，那么我想知道，张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以后第四媒体必然走向主流媒体，怎样去增加它的权威性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历史，它最早都没有客观公正的概念，但实际上像它最早那个电视报纸，那个《纽约时报》，实际上它们当时都是非常公正的，为下层百姓做了很多事，由此赢得了观众。我觉得从整个美国的新闻界来说，它们是有一种客观公正的原则，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想知道，就您在美国呆这么多年，美国新闻界的那种职业道德，至少按它的价值观来说，他认为自己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这对中国新闻有什么重要启示？
回答：你刚才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你可以在70年代前，从60年代50年代去看一下。纽约时报经常出问题，它还是代表了主编的委员会的看法，它主编有五六个人。那么他们也带他们自己个人的偏见那么经常，比如说最近李文和，华人科学家李文和，第一个报纸讲他是间谍是哪个报？纽约时报。他是不是完全根据他这个客观原则去做的呢？可以说没有。他每个报纸的主编委员会，权力相当大。那么主编的这个权力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偏见，而同时呢，他要找到对大家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是对我们讲内容丰厚，而是对大家讲这个事很新鲜。包括本人在内。中国的卫星技术是张镇中先生偷到中国去的，报道过，但有没有这回事？没有。中国的卫星技术是老早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很简单，但是他也对这个报了。他有没有打电话访问我？没有。（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吗？）对。所以要分析纽约时报的时候呢，这些西方报纸对自己报道掌握得非常客观，我们的记者是名记者，但是要分析它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美国主流媒体当中，他不敢碰任何人，而碰到中国人或者美国的外国人，他就随随便便写这个文章。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华盛顿邮报也是这个问题。
提问：张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如果世界上媒体，东方跟西方，站在同等地位上对话，那么，我就是说，这个同等地位，它是有些条件的。比如说金融控制方面，另一个是技术的可能性，还有东西方媒体记者的不同观念，那么现在中国这个条件下，我们如何跟西方媒体，多大可能性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去跟他们同等的交流沟通呢？
回答：你们可以马上进行，每一周挑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美国对中国的评论的题目，你们清华传播系的学生们，根据你们自己的了解，来写中国人的看法。这个就是平等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法律当中没有任何阻力讲你不可以写这个文章。那么你们在学校已经讲过多遍你们对很多不同问题的看法，你们在电视里面经常在谈这个事情，没有秘密，是吧，这个你们可以公开的，这个你们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第一步，从你们现在搞这个专业的学生们。那么到了这个报业来讲，他有机关的一套程序，就比较困难了。但你们现在就没有这个包袱。你们在互联网当中写的东西相当，你可以写这个。那么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创造这个机会，而使人家对你们的意见有尊敬，你们要做到这个地步。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很多问题啊，单方面还不够。包括西方在内，他有时候讲的话是坏话，他还要找，国内找个对象来再问一问，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CNN不行啊，难道你每天都要看CNN来讨论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已经过去了。虽然CNN找了很多中国人的脸孔，但是讲话的内容不是代表中国的，你这个要很清楚。不要以为亚洲人面孔就是代表亚洲人讲话的，这个是CNN从它的心理状态看是很成功的一步。
提问：张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互联网在中国被称为第四媒体，您认为互联网到底算不算一个新媒体？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您认为在网上发表文章，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成就感大，但是现在有三种现象，一个现象是中国现在有10家做新闻的网站，还有雅虎，您刚才提到雅虎，雅虎有新闻台，还有国外的中国人华人看中国新闻最主要的渠道是看新浪网，我想知道，作为中国的文化，要交流到西方去，这个互联网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工具？
回答：我想可以说是当一个工具，但是问题在这个互联网的新闻也好，文章也好，它没有权威性。为什么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全世界很注意，因为它有权威性，即使讲错了它还是有权威性，讲错了还有很多人相信它的错话，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互联网上的观众人数比较多，但是没有权威性。比如说我现在写文章，我会不会说我根据雅虎某月某日新闻为主来当事实呢，不可能。新浪也不可能。都不可能，这是目前的状态。那么将来会不会改变呢，可以改变，但是要你的招牌打得响，像有权威的报纸的话，那是不很容易的事情，非常不容易。雅虎不过是个网站，其他的任何内容的东西都没有，它是个转运站。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能否预测一下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大陆媒介产业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果您要投资中国大陆的话，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这四大媒体之中您首先会选择哪种媒体？如果选择其中一个媒体的话，您要重点投资其中哪个方向？
回答：我可以给你讲很清楚，我第一投资拍电影，第二投资电视连续片，第三可能就是旅游节目。
提问：我想问个问题，刚才您说雅虎网站内容都是从传统媒体转载的；刚才您又提出个观点，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内容最重要，它体现了人的智慧。如果它的内容都是从传统媒体上转载过来的话，请问这样的内容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智慧？技术的智慧还是那种人的哲学模式、新闻的思维模式的智慧？
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好，传统媒体呢它是文字，无声无色无图，没有立体感。那么上了网站呢，你希望有声有色有立体感。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但是到了宽带时代，我保证你新闻不只是字，可能英文、中文都会在这个网站发生，所以这个是个特色，新媒体将来的特色。那么在一个长篇的文章当中，可不可以发生各种情况呢，我看就是讲故事。很多人都把内容中讲故事的比例，就是说你怎么介绍这个故事，有些故事需要加这个体系，有些故事是不需要的。这个是新媒体的挑战。而这个内容的制造，目前全部掌握在你们记者的手上，不需要增加任何的先进设备。所以我看你在这个新媒体跟旧媒体当中呢，要分析一下。难道旧媒体就淘汰了吗？不是，而是改进。将来书会不会淘汰呢，我经常出去旅行，我口袋里总带着几本书，虽然我带着电脑，我还不愿意在显示器上看书。我看这个状态呢，还是会维持好多年。
提问：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媒体公司管理的内容。您做过广告，能不能把您媒体投资管理公司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座的有两类人，一拨是这儿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在职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回答：我现在从课题方面正在研究几个问题，跟投资的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在网上怎么来解决软件的利用，最便宜的来利用，换句话说，我怎样把Microsoft的售价降低。你看Microsoft的每一个PC都要付费的对不对？我想我可以付一次费用，你要借用我借你几秒钟就完了，你每天要用某些专业的软件，这个是一个技术。第二个技术呢就是讲，现在你在搜索资料的时候你是用单词，那么我现在呢，正在用人工的智慧的手段，来把整页，整篇，甚至于整本书的内容放进来组成同一类的网站的内容。将来的网站内容是相当大的，你要用目前手段来查是相当难的，你是用单字来查，而且单字查出来的内容是非常的简单。那么你要是可以做到，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小说一样写一篇文章，然后说就要找这种内容的，同类的,你怎么去找？你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找这个。所以现在这是第二个方面我正在投资的。那么这个新的智慧技术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英国公司叫做Economy(音)，去年上市，最高峰是10个Billion，是100亿，现在还剩5个Billion，还剩50亿，101个受众，所以这件事代表就是用智慧技术来增加它的价值，而它总的来讲是很简单的数学的原理，搞了个小小的一个处理器，来帮助处理这些新的内容。这个呢，是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我最近最大的愿望啊就想到北美，包括加拿大，把地方的亚洲的声音，就是电视、无线电、互联网，结合起来，包括旧产业的报业，结合起来，把北美的媒体，中文亚洲语言为主的媒体，在北美垄断。因为在北美呢，基本上是1000多万的亚洲人，中国人是几百万。那么每一个电台呢，每一个报纸呢，数量都很低，所以没有一个以美国为主的，中文的也好啊，日文的也好啊，韩文的也好，没有一个行业是赚钱的。如果我把这几个媒体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那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解决亚裔在北美的市场，这一个主要的提供的因素。就是说，你是广告公司，你要来卖汽车，你可以通过我的媒体，在北美当中，可以得到50％甚至100％的媒体的传播。这个可能是最近搞合作的一个最新的东西。
提问：您刚才讲到中国媒体要取得和西方媒体同等的地位的话，最主要是要使用新媒体的语言，那您认为这个新媒体的语言是个很有魔力的东西吗？新媒体的语言是网上的语言吗？您能不能对新媒体的语言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二，新媒体语言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那您是否认为旧媒体语言就是报纸的语言，您能不能就新媒体语言和旧媒体语言的区别做个说明？
回答：旧媒体就是以旧媒体报纸的方式来改成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单向的。新媒体呢，你就可以从多方面来表达，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味道，有它的感情。报纸上很多文章是没有感情的。你如果要把中国的文化短时间给人家了解的话，你一定要把中国的文化的感情、心情，想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报纸就做不出来，新媒体是可以的。所以新媒体呢，换句话是用多媒体的方式来提供信息。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
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年任德国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长。
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为《全球化动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书在其导言中说道：“今天，包罗一切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彼岸、在超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是无人否认的。但是市场仅仅对这样一些信息作出反应，即由价格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信息，而对那些它在其他领域所生产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闻。
社会福利性的国家，不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里，在上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确实弥补了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系统在社会方面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后果。资本主义第一次没有阻碍让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并使之现实化。民主的法制国家还确保了在下述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使用自己的权利。
罗尔斯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权利这种“公平价值”。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念迄今为止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具体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我要提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民主影响和作用的形式能自发超越本国家的边界而继续扩展吗？
我想在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这种独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过什么而处于压力之下。其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将简短地阐述对各国家诸种状况所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种回答。它们同样也规定了一种座标系统，今天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就在这种座标系统中进行。最后，这场大辩论为欧盟的未来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提供了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国家内享有特权的公民们同时也愿意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洲的观点与立场的话，他们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来推动欧盟的联盟性深化，为一种全世界的内部政治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化”这一主题下引起人们注意的发展趋向已经改变了一种历史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的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这种国家间的经济体系中是由各个国家来确定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界限。这里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运动加快，还有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绝对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所进行的。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主管者们今天不再能构织那些中心节点，这些节点已经赋予由交换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一种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结构。今天与其说是国民经济陷于国家的界限内，不如说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在“全球化”主题下所描述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相比较而言较为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也就是由移民和文化分割所造成的国家公民的一体化的前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下述状况，即一个不断深深陷入由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
在此我只谈谈国家丧失其主权的三个方面：（l）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社会能力，（2）决策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
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可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们所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这样一些过程所产生的连环效应，这些过程的起点位于它的边界外。这一方面是指“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由其他国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计划好的、但却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后果，被涉及的人没有参与这些后果的产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如果参与民主决策圈子的人与受这一决策所影响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在涉及到对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面就会出现亏空。一个民族国家从机构上被一个由超国家的协议和政体组成的网络系统所包围，这虽然能在某几个政治领域为在本国范围内遭到损害的一些权限创造一些补偿或等效的东西，但是，在国家间通过谈论所确定的东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种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愿形成就会失去越多的政治决策，这种民主的意见和意愿形成只能由本国的状况所确定。在欧盟内由布鲁塞尔的专家们所进行的官僚主义决策过程就为这种民主的亏空提供了一个例证，这种民主亏空是由于国内的决策政体转移到一些由国家间、并由政府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所造成的。
讨论的重点是对干预政策的程度进行限制，民族国家为了一种合法和有效的社会政治而曾利用这种干预政策。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主管者们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行动空间相互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和加快的资本运动，与之相关的是“民族国家经济的功能方面的完整性”在消失。资本在寻找投资可能性和投机性利润时送进了必须留在本国的义务，它到处漫游。只要一个政府由于过分关注到需求空间、社会标准或就业保障而严重加重本国经济地位的负担时，资本可以通过它的退场选择权进行威胁。
这样，一个国内政府就会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国经济的税收资源，不能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不能确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一个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对流动私有财产所增收的税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措施在本国范围内尽可能地越少，它们对已耗尽的社会财政预算就越加必要。
讨论的坐标系
面对这一挑战，有两种大概的和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赞成，另一种是反对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这两种地位间的极端化导致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个是防守性的，另一个是进攻性的。
赞成全球化的立场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观点为依据，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最近几十年里导致了向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转变。它们赞成国家无条件地听命于一个借助市场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体化，它们建议一个中间商式的国家，这个国家告别了对劳动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计划，告别了由国家对生活世界的资源进行保护。在一个超越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协调的国家根本上只限于对基础设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准备，这些基础设施从赢利角度把自己这块地方变得有吸引力，并赞助各种企业商业性的活动。在此我不能详细论述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模式和就社会公正性与市场效益之间展开的值得一提的争论。但是对这种理论的前提产生两点怀疑。
我们假设，一种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经济连同其不受限制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动性（包括劳动力），将在某一时间与可以预见到的当地经济实力和全球发展相平衡，与一种对称的劳动分工的目标状态达到协调一致。即使在这一前提下，在一段过度时间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为达到此目的都不仅要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以及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就提出了下列问题：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
在考虑到民主的未来的视线里又提出了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会在这种程度上丧失殆尽，就像民族国家丧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动空间，但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却没有产生任何与之相应的东西。W?史垂克称之为“选票的降低了的购买力”。正是这种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使美国公民们可能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施加政治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对民族国家和民主崩溃的反应，又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了一种联盟，这些人反对因结构变化而出现的失败者在社会地位方面的下降，反对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公民丧失其权力。但是想关上这个闸门的强烈愿望会导致这种“本领域政党”最终与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础为敌。这种保护性情感会推动以伦理为中心的防御以拒绝多样化，对外国人显示敌意的防御以拒绝他者和他物，还有反对现代化的复杂的生活关系。这种情感把目标对准一切超越边界的东西，反对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党成员，因为他们危害内部的安全；反对信息过剩和美国电影，因为它们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对外来资金、劳工移民和流亡者，他们会危害自己的生活标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防御行动的理性内核，就很容易看到，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不能通过一种中缩政策而重新赢得他自己过去的强势。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派别”之间出现的这种赞成和反对的僵持局面，导致人们去寻找“第三条道路”。这种寻找的进行分化为一种防守和一种进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发点是：虽然对世界范围内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不能加以控制，但却可以在国内给它加上弹簧。后者则坚持政治具有一种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国家层面上跟随离它而去的市场的成长而成长。
根据防守派的观点，政治适应于市场一体化社会的这种状况已不可能再改回来，但是民族国家在对投资资本的利用条件方面不应该只起到单纯反应的作用，而应该同时在各种尝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让社会公民掌握各种技术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参与竞争。新的社会政治并不比旧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应该首先去保护劳工生活的标准危机，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创业性质量去装备人们，使他们自己为自己分忧解难。”“帮助人使之能自我帮助”这条公理就包含着体能训练的经济学意义，这种体能训练应该使所有成人都能够接过个人应付的责任，并发展自己的主动性，以便在市场上内行地站住脚，而不是作为“无能者”必须接受国家的社会救济。
使“老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新中间派”或者“新劳工党”的这种视野生气激怒的东西，有如下两点：一方面是在关于社会公正性问题中表现出的重新定向，另一方面是这条有疑问的经验主义前提，即职业劳动，也就是说即使不具有标准劳动关系的形式，也一如既往地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关键力量”。导致生产率上升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世俗性潮流，还有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上升的需求――尤其是妇女需求工作，这些使得与之相反的关于“大众就业社会已经终结”的假设并非完全不恰当。
从规范来看，这条第三条道路的主角们转向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路线，它完全从输入这一面来考察社会平等，并把之归结到机会平等上。它立足于一种“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活形式”的伦理，这种伦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训练自己从而能够“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
不愿意超越这条根本原则的人，就会转而去考察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形式，即进攻的方式。这一观点受政治优先于市场逻辑的引导：“市场的系统逻辑应在何种程度上行到‘松绑’，在何处和何种框架内应由市场来‘统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对此作出规定，应该完全是非自由主义政治的事务”。这听起来有点惟意志论。首先，也无非是一条规范性的假设，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思考，它在一个国家内部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寻找一条出路以离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的减少和民族国家的增强造成的困境时，这种要求就会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和超国家的政体，它们能平衡和补偿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同时也不必斩断民主合法性的链条。欧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的彼岸的第一个民主例证。当然创建一个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对地域竞争的模式不会作出什么改变，也就是对市场一体化的优先地位不会作出改变。面对全球化市场，政治只能作出“弥补”，如果它能在更广阔层面上成功地为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创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础设施，这套基础设施又没有脱离民主的合法性过程的话，政治必须跟随全球化市场成长。
欧洲与世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欧盟迄今为止的发展，人们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新的政治机构的创立，如布鲁塞尔官方机构、欧洲法庭和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强化。货币统一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尽管舒曼、戴高乐和阿登纳最初为之制订了发展纲领，通过回顾过去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条路描述为“政府共同制造市场”。欧盟在今天表现为一个洲际性的更大空间，从横向看它通过市场而形成紧密联系，但从垂直面看，由于间接的合法性管理机构，它相比较而言在政治上只是弱势地得到调控。由于其成员国通过货币主权向中央银行的转移而失去了操纵货币交换率使之相互适应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之中，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共同体领域内，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更大范围秩序内的问题。
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势经济，它们必须通过缩减工资来平衡它们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经济强国则担心工资倾销。已经为今天充满争斗的社会保障体系制订了一项不利的纲领，这些社会保障体系停留在国内管理的范围内，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的价格优势会被剥夺殆尽，另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会因拉平距离而实际下降。欧洲正面临选择：或者通过市场来缓解这种问题造成的压力，也就是在社会政治的政体和所处经济区位之间的竞争，或者对这些问题从政治上进行处理，这就是设法在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工市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问题逐步达到一种“和谐”和有步骤的相适应。其核心在于：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一个平衡国家间利益的目前这样一个机构，还是欧盟应该继续发展，超越目前国家联盟的现状，成为一个真正的促进者。只有这样欧盟才能获得政治力量，作出纠正市场的决策，通过再分配的影响来使各种规则得到贯彻落实。
在当前全球化讨论的坐标系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来说，都不难在这种选择面前作出决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考虑到已经生效的货币一体化时总是依赖于保护与排外，而赞成欧洲市场的人认为货币一体化是国内市场的终结从而对此感到满意。与这两种态度相反，欧盟促进者们追求把国际间的合作转化为一个政治上的宪法，从而为诸委员会、部长联会和欧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种决策创造一个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一种宏观政治立场的代表们也各持己见。他们把欧洲这个联盟国家当做发展一个由诸政体组成的超越国家的网络的起点，这些政体可以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世界内部政治。
在欧盟怀疑主义者和欧盟促进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鉴于其成员国的多样性，如民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欧盟能实现一个真正国家的质量吗？或者它在未来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谈判体系的界限内？欧盟促进者们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增强欧盟的政府能力，从而能在全欧范围内贯彻实施这样一些政策和规则，它使其成员国有义务达成一种协调一致，如果它们以重新分配为结果的话。从这一观点来看，政治行为能力的发展必须与合法性基础的发展携手并进。
如果考虑到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国家公民的团结一致是在19世纪的欧洲诸国中，借助书写国家民族的历史，借助大众交往和义务服兵役才逐渐产生的，那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就没有任何基础。如果这种由“外国人组成的团结一致”的人工形式应该归功于历史上一种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动，即从地区性和流动性意识到国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识的发展，那么这种通过学习他国而提高自己的过程为什么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继续向前发展呢？
在报告结束前再就这种发展的世界公民的视野说几句话。一个欧洲的联邦国家会因为它那扩大了的经济基础从而在有利的情况下取得明显效果，并在全球竞争中得到好处。如果这种促进性的计划只追随下述目标，即把美国这个较大秩序的全球活动者引进场来，那么它就还是分封割据的，只会给避难政治的“欧洲堡垒”再加上一个更广阔的、经济的要素。当然，如果超国家的共同联合一步接一步进行的话，那么它将是一种规范性的、令人可信的计划，超国家的联合体建构一种全球性的、有行为能力的政治统一体，不过要直接证明这些则很困难。
这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为能力的主管者们组成的小团体是否能在一个改革了的世界纷纷的框架内进一步扩大由超国家的政体所形成的暂时还比较松散的网络，它是否想以此方式来利用这种网络，即从方向路线上转向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同时又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这样做是否可能。一种这样的政治必须在这个视点下得到推进，即要和谐，不要强迫的一体化。遥远的目标必须是这样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这个大社会的社会分化和分层，同时又不对文化的独特性造成损害和带来不利影响。
“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
DanGillmor
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DanGillmor，是美国网络新闻学的创始人，首屈一指的科技专栏作家，著名科技新闻记者。是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记者，香港大学传媒中心客座教授。他首创了“网络日记”的报道形式，这一形式“揭开了记者职业的面纱”。一家媒体在评论他时说：“DanGillmor是第一个写作网络日记，并发表在报纸网站上的主流媒体记者。”他自己说：“虽然我的网上读者远远少于我的报纸读者，但是，我能够从网上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他的指导下,香港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们都开始制作个人网络日记。
李希光教授：今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专栏作家DanGillmor先生为大家做演讲。在他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他所能达到的最成功的境界是什么？（学生：当作家。）什么样的作家呢？对，一个是专栏作家，一个是记实文学作家。DanGillmor就是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记实文学作家的代表是GuyTalease。我们把当代两位达到最高境界的新闻记者请到我们清华大学来。第二个问题：作为新闻记者，最难采写的新闻是什么？对，是科技新闻。如果你把科技新闻写得大家都爱看了，那么你的新闻业务水平就达到顶峰了，新闻学就学到家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高手――DanGillmor先生。Gillmor先生同时还是香港大学传媒中心的客座教授,是美国网络新闻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他非常具有批判精神。他对于微软的批评在美国是出了名的。《SanJose信使报》是一家很好的报纸。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的大报不同，经常和主流唱对台戏。今天，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做的演讲主题是“‘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下面我们就请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发表演讲。
DanGillmor：谢谢李教授。我十分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所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做演讲。很抱歉，我无法用你们的语言和你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9.11”事件后，科学技术与世界新闻传媒界发生的变化。我讲话的重点将主要放在数字时代媒体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上。其中有我个人的体会，也有他人的见解。我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受众阅听新闻习惯的改变；第二，记者采集新闻方式的变化。在我正式演讲之前，我先要提醒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来自硅谷，一个科学技术一统天下的地方，科技的力量就像这幅曲线图。每天，科技以几何数幂的速度在成倍地发展着。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计算机微型处理器的进步，人们将智力因素融入每一件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东西。其次是储存技术的突飞猛进。IMB研制的硬币大小的存储器可容纳一个G的信息。到了明年，它的储存量将翻番。这意味着我们所触及的任何东西不仅被赋予了人工智能，同时也被记忆下来。这一切又为迅速提升全球网络的链接速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这种巨大的影响同样会波及到媒体，它改变着我们制作新闻的方式，以及受众接收新闻的习惯。
一年前，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无法收看英文频道，所以我登陆了CNN的网站，并通过它的音频服务，下载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我十分确信自己所获得的新闻信息与在美国当地收看电视转播的人们所获得的一样全面和可信。我感到，自己和像自己一样借助网络“消费”新闻的人们正在被这一强大的新技术所改变着。CNN和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没有想到我会把他们二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
总统大选过去十个月后，就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这起突发事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非旅行。没法看电视，我就访问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收看了电视转播。电视以它自身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向世人展示了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貌。第二天，众多报纸，包括我自己的报纸，发表了整版的专刊，提供了许多详尽的背景资料。人们继而转向报纸，希望从中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不同媒体的趋同和聚合时代正在来临。正像我本人所经历的那样，网络与传统媒体珠联璧合，为受众提供广阔的信息接收空间。在传统媒体里有“把关人”，而在网络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被淡化了。“9.11”事件后，人们上网阅读新闻，但是大量新闻并不是专业记者所采写的。现在向大家展示的“网络日记”是由硅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制作的。这个网页的主要内容是与“9.11”事件的相关信息的链接。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电子邮件组上。有一位宾州大学电子传播系的教授给全世界两万多人发邮件，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在科技传播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物。“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天中，这位教授为我发来的邮件里所提供的新闻背景和价值观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我把这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编入我自己的文章中去。在我的邮件组中有来自曼哈顿的朋友，他为我发来飞机撞击世贸双塔那一瞬间拍摄下的照片。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网友，告诉我她的国家的人们在得知恐怖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及感受。她说，她的同胞们十分同情美国人民，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美国政府会采取一些举动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我相信，这些来自别国的声音对美国非常重要。
不久以后，一个居住在旧金山的阿富汗人给一个记者发去一封邮件，这个记者随后把他的信发布在互联网上。这封邮件的力量不可小视，它给了许多美国人当头一棒，迫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反恐怖主义战争”。信上是这么说的：“美国人不可能把阿富汗炸回石器时代，但他们有本事发动一场新千年世界大战，而这正是本?拉登想要的。”邮件被贴到网上两三天后，这个阿富汗人成了美国电视节目争相报道的红人。
一家专门从事网络新闻调查的机构近日就“9.11”事件的网上报道发布了一项统计结果：2/3以上的人从网上获知有关事件的消息；1/3的人在聊天室或其它在线论坛上发表意见；3/4以上的人用电子邮件收发有关袭击事件的消息。一位美国作家一语中的，他说：“第一次，全世界的人们在谈论同一件事，为在灾难中遭受痛苦的无辜人们同悲伤，同落泪。”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制作新闻的人，其中就包括你们。终有一天，数字互联网会网罗所有人所有事。数字技术赋予了我们记者无穷的力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工作。然而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报道新闻就像在做讲座，新闻工作者告诉读者和观众今天的新闻是什么。但我认为，新闻报道应该更像一个研讨会，记者与读者自由地对话和交流彼此的见解，获得最终的事实。有一点我很肯定，我的读者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我捕捉他们的才思，利用数字网络技术让更多人受益。这种工具不仅有助于制作新闻，也为传播新闻带来了便利。
当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很少有人使用电脑，但是手机却相当普及。许多精明的新闻记者用手机作为发布新闻的主要途径，可能只是些内容提要，但都是真实的新闻。不仅专业新闻工作者在使用着诸如SMS（手机短信息服务）等数字传输技术，许多非专业人士也在使用着它们。几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被抗议者搞得一团糟。大批抗议者的活动正是通过手机来组织的。由于流动性自由性太大，政府当局根本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然而，这却给我们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些启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这样的方式采集新闻呢？
另外一种网上传播新闻的方式是制作网页。新闻记者要尽可能地利用广泛的新闻源。我认为，在互联网世界，最有用的新闻源就是电子邮件。如果管理得好，邮件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我的自主网页上，我开辟了一块空间，专门为网友发表对我的新闻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它，我吸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并不断完善着我自己的新闻实践工作。在公众面前被称作白痴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它确实促进了我去提高我的业务水平。还有一些网站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了，那就是政府网站，非政府网站和大公司的网站。因为有时候，政府和大公司会不经意地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颁布在网上。我不知道在中国记者使用的最好的搜索引擎是什么，在美国，毫无疑问的是“Google”。做网络新闻，你们不一定只局限在用它来采集和发布新闻，我还希望你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投身于建立网络新闻数据库。这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它不仅有价值，而且很有意义。我为大家推荐两个对新闻记者十分有用的网站：m,m/。
下面我讲一讲“网络日记”。“网络日记”指的是一种个人化新闻网站，它时常更新，有时每天都会被更新一次，就像我们写日记。一般是由那些对某个新闻话题有激情的人来制作的。对科技新闻情有独钟的人比较喜欢访问m/网站。虽然只有几个人在制作和维护这个网络日记，但登陆它的人经常会遇到堵塞的情况，因为它的访问量比美国95%甚至99%的网站都高。《洛杉矶时报》曾刊登过一条有关美国信息保密的新闻。人们阅读完这条新闻后，纷纷在人们对网上新闻产生置疑最多的恐怕在它们的真实性上。但是你读报纸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更容易核实网上新闻的真实性。去年有一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网上新闻，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患了白血病。随着对她报道的日益增多，这个名叫凯希的女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最后报道说她去世了，很多人感到异常悲伤。然而“凯希”并不存在，这完全是一场骗局。一些网民对发布消息的那家网站进行了调查，就像真正的调查性新闻记者一样，顺藤摸瓜，最终揭开了骗局，并在网上向全世界公布了真相。所以我说，网上披露真相有时更迅速。
我个人更相信传统新闻媒体，像《纽约时报》，在网上发表的新闻，而对那些不太熟悉的无名网站就不太信任。这并不是说《纽约时报》就毫无纰漏，只是我相信他们在尽力做到最好。他们的记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无论是参与传统新闻媒体，亦或是网络新闻媒体，我们记者都应该遵循新闻学中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比如我从前的一位新闻学教授告诉我们，“如果你妈妈说她爱你，你要核实一下。”
最后，我要讲一下如何通过网络媒体赚钱。许多人千方百计想从网上捞一桶金。《华尔街邮报》目前向它的60万注册订户收费。有一点我相信，《华尔街邮报》不会将它在印刷媒体上赚取的资金投资在网络版上。我订购《华尔街邮报》的电子版，只是为了阅读它在印刷版上刊登的内容。我想，网络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只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一个补充。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网络的好处，而且据我观察，清华的网络条件也很好。但是网络也给我们带来了时间的浪费，上网成瘾，同学关系的淡漠等弊病。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DanGillmor：你的意思是说在网上花太多时间会不会影响人际关系。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做别的事一样会影响这种关系。人们总在寻求一种平衡，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同上网互不干扰。网络把世界各地志趣相投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你的邻居或和你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却未必和你分享同样的乐趣。网络社区是网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你的整整一生都消耗在网上就行了。
学生提问：您认为微软和其他世界顶级大公司的区别在哪里？
DanGillmor：不计其数。首先，我认为微软在很多方面是顶呱呱的。他们工作勤奋，才俊荟萃，勇于进取。但是他们许多商业策略的非法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微软能稍微谦虚一点，不那么张狂和傲慢，我想它就不会惹那么多麻烦。美国的反垄断法是鼓励竞争的，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借鉴一下。
学生提问：您为什么热忠于科技新闻报道，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点？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您刚才提到许许多多普通人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加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这无疑为职业记者提出了挑战，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
DanGillmor：我先回答你第三个问题。新闻界的挑战来自于新闻的非专业化。我不知道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的新闻界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但是我对它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现在的我变得有些懒惰了。其次是我与我老板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第三个就是作为记者，我想要知道的情况而被访者却拒绝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对变化多端的事物有一种好奇心，渴望了解它们。硅谷的科技日新月异，促使我去观察和学习。
学生提问：在中国，一些科技新闻记者并不具备很好的素质，他们本身对科技不是很了解，而且一种实用主义变得普遍起来，许多高科技企业通过科技记者的报道宣传自己的产品，因此出现了一些科技报道有失偏颇。比如那个“蓝牙技术”，我认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却被媒体大肆宣传和炒作。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DanGillmor：“蓝牙技术”受到媒体过分的赞誉，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许多科技记者对所报道的东西也不是十分了解，只是被访者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一种新技术问世之后，记者们蜂拥而上，惟恐落后。不一定说记者因为拿了哪家公司的钱才这么做，而是他们有一种新闻敏感性而已。在美国，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大老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总爱夹杂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所以他们未必句句是真言，以为自己的技术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生提问：我曾经是一个技术人员，您能否为我提一些建议，如何从一名技术工作者转变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DanGillmor：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我很高兴见到从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加入到记者的行列中来。你深谙科学技术知识，这是你的优势所在，你的报道也会比较可信。你要做的是锻炼自己提问的能力，与你的被访者产生共同语言，让他视你为知己，更好地配合你的报道。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您报道新闻时，有很多背景资料是从网上获取的，您又是如何甄别它们的真伪的呢？
DanGillmor：这有赖于我所查看的网站是否可信。如果我的资料来自政府网站或其他专业网站的统计数据库，那我一般就会放心使用。如果是些不知名的小网站，我会核实一下。即便是在数字时代，新闻资料的核实也始终是一条不变的原则。
学生提问：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新闻记者要报道受众想看的新闻，那么他们想看暴力的、色情的和其它煽情的东西，这些我们也要报道吗？
DanGillmor：是的，现在的新闻报道确实有一种变的越来越煽情的趋势，这事实上与新闻报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社会职能是不相符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都在试图生产商品，目的是为了卖给他人以获得生存的资料。但我不希望这是促进新闻从业人员工作的重要因素。令我高兴的是，“9.11”后，我发现新闻媒体的质量有所提高。
学生提问：硅谷每天都会涌现新点子，新技术，那么在这个地区做科技记者，您是如何抓住这些新事物，并将它们迅速报道出去的？
DanGillmor：尽力而为吧！确实每天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捕捉，我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和我的同事勤奋地工作，把能采集的新闻报道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告诉你我的一个绝招。我自己有一个表，列举了15个科技界精英，他们自己又有众多的科技界朋友。这些人与世界科技同步。我经常给他们挂电话，问他们我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新闻，而他们的回答也总是很干脆，“你可漏掉不少啊！”
学生提问：科技记者能预测新技术的产生吗？
DanGillmor：不，记者不善于预测未来。他们的任务是解释现状，并且很好地了解过去更有助与我们做好今天的报道。
学生提问：美国有没有“有偿新闻”？如果没有利益趋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记者在为大公司做宣传？
DanGillmor：我个人不知道有谁在做“有偿新闻”。我们惟一在出售的东西是我们对公众的一种可信度，一种“公信力”。如果你们发现谁在做“有偿新闻”，告诉我，我会去调查，并将其揭露。请大家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新闻类型。一种是直截了当的新闻，另一种是所谓被包装的新闻。后者是为政府或某集团的利益做宣传的新闻。也许我对很多事情并不熟悉，但我自认为我所从事的职业是高尚的。
谢谢大家！
恐怖、爱国考验美国新闻自由
PhilipCunningham
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国是老大、有钱、发达，媒体、公司有影响。美国总说中国不好，没新闻自由，没人权，没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老爱批评中国。我希望从9.11开始，中国朋友也批评美国一点，美国不是完全美好而自由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PhilipCunningham是美国著名记者、泰国朱拉蓬大学新闻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奈特新闻学者。他曾经在西方著名的电视台如NBC、ABC、BBC、NHK等的新闻和调查性新闻节目担任记者和编导。他编导或参与编导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有《变化中的中国》（1987年）、《末代皇帝》和《太阳帝国》等。他还经常为《朝日新闻》、《洛杉矶时报》、《亚洲周刊》、《南华早报》和《日本时报》等撰稿。
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演讲，我的名字是PhilipCunningham。我今天讲的和9.11有关系，对这件事我非常难过，不光纽约，全世界都受影响。有件事我希望你们帮忙，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国是老大、有钱、发达，媒体、公司有影响。美国总说中国不好，没新闻自由，没人权，没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老爱批评中国。我希望从9.11开始，中国朋友也批评美国一点，美国不是完全美好而自由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如果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比如美国总统不说真话之类的，你们要写报道教育美国，我们互相帮忙。
从9.11开始，作为一个美国人、记者，我听到一些消息，很不放心。美国有一个美好的传统――记者要说真话，不要看自己的国家行动，做一个客观的记者，很重要。现在美国有一些媒体新闻非常不客观，比如CNN、电视台，报道不客观。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美国近况紧张，美国人害怕恐怖还没结束。现在又开始打仗，这个给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冲击，有文明冲突的倾向。我在上海看的报道说，在美国，很多阿拉伯人被抓，这是人权的问题。美国要抓本?拉登。
美国以前老爱批评中国，说中国要有信仰自由，法轮功是一种宗教。就我个人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法轮功是宗教，它是邪教。传统宗教是美好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好。中国和美国应该一致反对恐怖分子。
原来VOA参与批评中国，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美国之音被白宫、布什批评，（从网上可以找到相关报道），记者应该做两面的报道，美国怎么想，官方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可是做了之后，却受批评。现在美国白宫对新闻记者、报社进行威胁：不要说这个那个。他们不应该抛弃美国的最基本原则――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几个事件：VOA事件，一个电视台记者说美国军队不勇敢，说他们用飞机轰炸阿富汗，还有两个地方报纸记者说布什不勇敢，9.11那天不见了，总统躲到防空洞里去了。美国人是有资格说这些的，总统有时候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这两个记者最后被解雇了。美国媒体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有个MIT教授，也被人骂不爱国，让他滚走。在美国看法是没有一定的，不是非要有同样的看法，爱国是每个人的，是个人的，不是一个国家、或领导人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做记者，如果发现美国总统不公正、腐败的事，不说就是爱国，说了就不爱国？我希望美国记者继续批评应该批评的事情。
美国语言上有问题，说美国反对恐怖分子，我觉得恐怖主义不是主义，而是一个手段。每一个国家有暴力运动，美国轰炸某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恐怖主义。不过在美国，说美国反对伊斯兰教，就太敏感，所以说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只是手段，不像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真正的主义。
我希望从9.11开始，中美关系好转。因为美国有时候老爱批评这个那个，作为记者应该批评，这不完全是坏事。我觉得做新闻报道是一回事，要是故意把一个国家推向分裂等等，就不对。美国支持新疆独立是不对的，我估计今后不会再听到这个，因为美国现在局势也不乐观。希望同舟共济。
美国总爱说反对美国的是恐怖分子，可是美国支持的就是自由战士。我觉得有些时候，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是一回事。我希望以后用暴力的人不要叫做自由战士，用暴力是不对的。我看到一个美国CNN报道，印尼暴乱，游行，提到MIC就不说了。其实麦当劳被烧掉了，美国媒体有时候不是很客观的。CNN的目的是做国际电视台。麦当劳不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也不是麦当劳，他只是个赚钱的公司。
白宫有时候撒谎，这是不好的事情。美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对人民应该说实话。9.11那天布什在哪里？第二天白宫说，因为生命有危险，布什才不在纽约，其实根本没危险。《纽约时报》写了一个报道，是美国记者批评白宫的。爱国也应该说实话，布什这样做不对，纽约市市长当时也去了现场，比总统还勇敢。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一个总统，可是找不到他，白宫就开始编故事。布什撒谎，这太恐怖了。
提问开始：
1、美国之音由于播出了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讲话，200万美金的政府支持被取消了，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任何人都不得限制新闻自由，阻止新闻传播。请问Philip，如何从第一修正案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限制美国之音的这件事情，这样做对不对？
P：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美国言论自由是到位的，美国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言论自由、人权自由和总统同样宝贵，如果让我选FreeSpeech还是GeorgeBush我选择FreeSpeech。
2、VOA是美国政府办的，所以政府可以对它限制和制裁，如果是一个商业媒体，那么政府有权对这种商业媒体做出限制和制裁吗？
P：美国之音开始是宣传的机构，我认识一些VOA的人，他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和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他们觉得我们是所谓的民主、新闻自由的国家，可是却用不自由的方式、手段来宣传、教育人。VOA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历程，我觉得VOA的立场基本是对的，不管是政府的还是商业性的，都应该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FreeSpeech是一个传统，不管法律上是合法还是违法，一个传统如果被打断的话会受到很大的损害，FreeSpeech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很重要。
3、美国攻打阿富汗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人们有两种猜测。
P：如果美国永远不公布本?拉登的罪证，是非常非常坏的。如果是时间的问题，先抓他，然后给全世界人看，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不过，巴基斯坦看过证据以后，同意了，这是很有份量的。巴基斯坦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看了秘密文件，所以我相信美国是有证据的。
4、白色恐怖，攻击目标是美国新闻媒体，为什么，美国新闻界这么可恨吗？
P：利用美国媒体。如果送给乡村的老太太，不会有人知道，如果送给CNN、纽约时报，全世界都会知道了。目的是心理战争。
5、P：我天天看西方媒体，我觉得大多数报道是不错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些记者拍的照，采访塔利班、游行被抓等等。做记者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也很难，如果你的结论和老百姓看法不同、和布什不同，会受到压力，受批评。不过记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世界危机、不稳定的状况下，记者是一种战士。我从86年开始做中国报道，拍了许多记录片，大多数是说中国不好的。我觉得现在中国挺好的，很和平稳定，有些事情令人高兴，WTO、奥运会，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很幸福。以前，中国也有过很多灾难，痛苦的经验。现在中国变化多了，我替中国高兴。89年美国稳定，中国不稳定；美国不焦急，中国焦急；现在中国不焦急，美国焦急。
6、中国媒体优势？美国媒体优势？
P：中国媒体近年进步很大，如果在80年代，这是没法比的，那时候中国媒体主要是做宣传。现在除了政治，中国媒体是很不错的。政治方面，中国还是有问题的。而美国的报道，还是比较商业化的。“Ifyouwanttohavepressfreedom,youhavetoownone。”在美国，有钱就有言论自由。
美国有个倾向不好，CNN、TIME、AOL等等都是一个公司，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
7、9.11暴露美国媒体客观上的不自由，这是否由来已久，还是由于这次事件而显现出来的？
P：今天的问题和历史也是有关系的，现在变化很大，特别是9.11以后，很明显。9.11以后，白宫威胁USATODAY等媒体的记者们watchwhatyouaresaying，不能随便说话。如果白宫记者像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那样敢写，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如果美国记者要是因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愤怒就不写了，就很可怕了。CBS的记者在talk-show说现在就要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一个记者也有自己的professionalism，他的任务不是听美国总统的话，而是说实话。
8、P：自由和责任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会有冲突。比如你做的报道，可能就会伤害人。有时候自由会伤害别人，所以就有一定限制。这里的自由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自由要讲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或者说爱国主义，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回事，而是个人确定的责任感。美国有些人的爱国主义变窄了。记者除了要讲责任感，记者不仅要爱国，还要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地球，爱人。
9、以前有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
P：近期我在《南华早报》写了30篇文章，有一些受到严重的批评。关于王伟，我问：为什么不承认他是英雄，如果他有美国护照，美国人就会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之后，20多个人写信给我说我是叛徒，欧洲人，同性恋。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说，这是伤害中国的事，中国没做任何事。我采访了哈佛大学教授，他说不是意外的，可能因为中国大使馆不帮他们忙。美国政府内部也是有冲突的，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他就不支持，这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做法。到现在，到底为什么被轰炸。按照我所知道的我采访了中国专家，根据他说的，我觉得我了解了美国。就因为这个，有人威胁我，说我叛国，不爱国，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在美国是最不好听的话。
10、P：国家恐怖主义是存在的，恐怖只是手段，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不管是国家还是一个运动组织，用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美轰炸越南、科索沃是一种恐怖主义，我是一直反对的。目前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是警察抓坏人。
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有问题，比如轰炸伊拉克，有不少人在说政策有问题，美国教授也有这样说的。美国和科索沃的关系，也有人反对。阿富汗很可怜，我不知道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们国家里面有恐怖分子，可是他们老百姓从来没有伤害过美国。我常常和北京出租车司机讲话，有人问我你开始去了解中国人，6.4以后是什么样子，一开始我觉得和9.11性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国内学生运动，一个是恐怖分子。非常难过。美国也是同样的，美国人，记者开始讲话时就哭了，说不出来话了。200多年来，美国是非常幸运的国家，没有很多灾难，没有什么恐怖事件。现在开始美国也是一个一般的国家，和中国一样了，现在美国人不会那么天真的看问题了。
11、P：新闻和公共关系是两回事，每一个政府需要一个代表他说话的机构，一个公共关系，所有的国家都有，VOA不是给美国人的，是给外国人做的，给全世界的人做的。如果目的是教育人的话，说实话比讲人权有用的多。如果说美国是很棒的国家，有新闻自由，而你们没有，这就太可笑了。VOA是美国政府的，代表美国政府说话的。BBC是英国政府的，比VOA客观，但是谈爱尔兰问题，就不完全客观了，还是代表英国政府。在政府支持的电台里，BBC是最好的，VOA还可以。
12、本?拉登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美国什么反应？在美国能知道多少关于中国的消息？
P：《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过，我不知道老百姓知不知道。美国创造了很多敌人，培养人，给钱，给武器，让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其实他们这些人很坏的，这是美国不好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后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没有本?拉登。
中国的声音在美国里太小了。美国媒体由于市场压力，忙着卖广告赚钱，搞市场调查，不喜欢国际报道。美国媒体这10年来越来越不关注国际新闻，这是非常严重的。
13、P：稳定是很好的，政治家讨厌新闻自由，这是肯定的，但是长期来讲，新闻自由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14、王伟被撞，我们还是得听美国人的声音，你是否认为有必要让凶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
P：比较比较难，孤立的。应该有机会去听另外的声音，了解另外一方的情况。如果不广播，如果有什么暗号，用另外一句话是可以的。每个问题上应该介绍多面的看法，让美国观众自己决定。
15、P：轰炸大使馆，到现在我不能确定说是故意的，没有证据。美国媒体都说是accidentofbombing，我写文章问，canyouproof“accidentofbombing”，他们没有证据，自己下的结论。中国还应该坚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百姓了解的还是不够。
16、P：每个人都受环境的影响，要做个好记者、好学者，看问题尽量要skeptical，不要相信所有的话，所有的报道。每个问题上，都会有好几个立场。
17、P：中国的影响比台湾大得多，不过，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之中还包括广告公司、公共关系、用钱投资等问题，Clinton当总统的时候，两次免费去台湾旅游。
18、在布什参加APEC之前，中国仍在拘留一个美籍华人，美国媒体强调的是美国人（American）,可是李文和一案，美国媒体强调的是华人背景，你怎么看待这种相似事件的不同处理？
P：美国大使馆，只要是有美国护照的人被抓了，不管是什么血统，都会说是美国人；在美国国内，有事情发生，我就会说自己是爱尔兰人，美国国内都是美国人，所以强调的是血统。国内外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9、P：王伟事件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和在美国酒后开车是一样的，很危险，是非常不对的，不负责任的。一个大国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这样在美国开飞机，美国人肯定不接受。
20、作为记者，政治上你要报道事实，可是同时会损害国家利益的时候，您认为如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媒体是否客观公正的呢？
P：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不会以美国媒体为标准，美国媒体也有不全面的报道。中国政治的问题，多谈谈有好处，不要想那么多，言论自由不是那么可怕，长期来说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目击阿富汗危机
岛津洋一
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建议。他们这场会议是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但是美国并不真的想跟他们谈判。当时美国的立场就是你把本?拉登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向你扔炸弹。这不是一场外交，这也没有法制。
岛津洋一,毕业于普度大学，获得加州伯克利新闻学硕士。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教授、国际著名记者。曾经担任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主编、香港大学新闻传媒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太平洋通讯社副主编、亚洲、欧洲、北美和非洲多家报纸杂志的撰稿人。他报道的重大新闻包括北约轰炸中国大使、东京地铁毒气案、克什米尔冲突和阿富汗危机。
主持人：今天的报告我们特别邀请了岛津洋一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是专程应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邀请，从阿富汗的前线赶过来的。阿富汗这场冲突，岛津洋一更倾向于描写成一场冲突，而不是战争。为了寻找他，我通过一个星期的电子邮件的接触，好在他使用雅虎，在世界各地接收到电子邮件，他是带着一支前线的新闻报道队，整个的报道小组的成员，都是带着微型的数码摄像机、相机，以及卫星电话等之类的东西进入了阿富汗，主要是在阿富汗的边境上做前方的报道工作。每天在距离阿富汗边境三公里的一个网吧里，他跟我发电子邮件，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最后他决定到清华来。他收到我第一封电子邮件之后，就说，如果我能够买到飞机票来北京，一定来清华大学和同学来讲课，最迟在明天晚上发电子邮件告诉我，果真，第二天晚上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已经买到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的票。然后，他又告诉我，飞机是在凌晨时分三四点钟到，但是由于在阿富汗几个星期，没有洗澡、刮胡子等，下飞机之后，第一件事是洗澡、刮胡子，换换衣服，比较整洁的来见同学。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开会，他没有时间去换衣服，也没有剃头，后来几个朋友陪着他到当代商城去买衣服，所以他今天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来的。
岛津洋一是什么人呢？在这之前，他曾经担任过日本最大英文报纸的主编，香港大学新闻传媒中心，他是创始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对克什米尔地区非常感兴趣，这是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之间有争议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采访了那个地方的冲突，他通过采访，巴基斯坦的冲突，当时在9.11冲突之前，除了常驻巴基斯坦少数记者之外，可以说他是惟一的一个外国记者在那里采访。因此，他结交了很多当地的上层各方的朋友。所以，当时美国开始袭击阿富汗，开始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他正好在东京，他急匆匆从东京飞往巴基斯坦了，带着采访小分队，队员进入阿富汗。由于队员走的比较匆忙，数码相机都没有带，进去之后，他利用在巴基斯坦的各方关系，获得了这些采访设备。所以，大家要记住，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可以说除了新华社、美联社这样巴基斯坦常驻记者站之外，他可以算是惟一的外国记者，在今天，外国记者在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已经有四千人左右了。所以我想大家对他的演讲，一定是很感兴趣的，有时间大家可以提问。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岛津洋一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岛津洋一：感谢李希光教授，作为新闻工作者是大家痛恨的一个职业，但是我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给大家做演讲。刚才，李教授说了有几百个记者蜂拥到阿富汗地区，但是从9.11事件之后，已经有4400多位记者来到这个地区了。有一点，要说清楚的，我不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专家，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个通常通用的记者职业，我收集到很广泛的新闻信息。
我是怎样对这一带南亚地区感兴趣的呢？最早是发生在一次冲突，是达赖喇嘛所属的佛教军队和克什米尔军队之间。我的兴趣，不仅仅是刚才说到的佛教，更多是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事物上的最新动态。刚才谈到人名是奥姆真理教的首领，在这里做了很长时间的佛教以及邪教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促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讲座。当然，我也做了很多研究，是关于西藏地区的一些军事方面的行动。我当然也对法轮功首领李洪志在香港期间进行了采访。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相像之处，不管是达赖喇嘛的军事行动，还是法轮功的很多行为，还是奥姆真理教的恐怖行动，都发现与本?拉登今天的恐怖行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发现背后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在这里，我不想说暴力和武装的冲突是佛教的本意或者阵地，没有任何针对佛教的这方面的言论。
在这里，新的佛教军事主义的兴起，以及我们马上要讨论的关于军事伊斯兰教的兴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关于中亚地区这些国际事件的发生。在不同价值观之间，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他们都存在着一种鸿沟，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冲撞的行为，就造成今天国际事物背后发生的大背景。我们不能说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行为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就发生在中亚地区，他们就在中国和日本的旁边。如上发生的这些事件，就不禁让我们想到传统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国际间的和谐，国际间原邪教主义产生的大背景，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报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帮助。
在刚才这个简单介绍之后，我们就将进入今天讲座比较重要的部分，后排的同学，如果不太舒服的话，可以尽可能的到前面来。
新闻是历史的第一个草稿，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谚语。每天我们采访的手迹和最早的手稿，都是历史最初的材料。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最早都是由新闻工作者来撰写的。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记者们，必须确保所有的事实是正确客观，而且是站在真实的第一线。在这里，新闻就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必须对历史有一个相当的了解，而且对历史有一种尊重。要求记者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分析出短期、长期的不同影响，基于目前亚洲这个社会，如何区分战略性和策略性的一些国际问题。这都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最初你是一个记者，最后成为一个编辑，最终都要服务于你的新闻职业。
我们借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说法，中国现在是处于最佳的时间，中国正逢最佳的机遇。中国现在以极高的技术来处理外交关系，我们看到三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如APEC2001在上海、中国重新加入WTO、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胜利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发现了很多机遇，其实我们也要发现我们的后院还有很多的问题。前院我们发现有和平、合作，原来在我们的后院却发生着大火。我们要注意到，二年半之前去南斯拉夫报道，美国曾经领导北约联军发动战争，当时若干的小国家都在一一的应对，小的国家小的呼声，都不会影响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在当时，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对东方潜在的威胁。当时，西方就认为，这种评论似乎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北约这种解释，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兴趣可以和它结合起来。今天美国领导的新的联盟，在中国的边境上再一次轰炸其他国家。今天我们发现英国、美国、德国的军队，上千人的军队，都集中在一起，参与了北约对中国邻国的攻击，不久以后，法国也即将加入这个军队之中。同时，还说，核武器的部署也已经在巴基斯坦悄然地进行，这个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军事的干涉，就在中国的边境上，而且我们认为这种干涉很大意义上，是具有把战争扩大化的趋势的。尤其是三个巨大的核力量国家，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我们还看到两个其他的伊斯兰世界的核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我们还看到了三个来自西方的核力量的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战争的世纪到来了。八个核国家现在在中国的边境上。我认为，中国正逢最佳的时机，其实也是最糟的时机。我们看到了几千吨的炸药、炸弹，就被扔到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是中国的邻国。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可能性的战争，更多的，实际上是信息战。大众传媒成为主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工具。电视在这场战争当中成为了最重要的战争武器。
我在巴基斯坦吃得不错，食品有羊肉、牛肉，他们的大米非常好，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人的华裔社区。
(岛津洋一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山东的举人，十八世纪的时候从天津乘船到了日本，鸦片战争时期，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在日本购买军火，然后卖给中国人，中国人用日本的军火打英国人。)
当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发现很多理发馆，美发沙龙都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他们都不得不关门，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他们的祖国――中国。因为没有理发馆在巴基斯坦继续开张，非常抱歉，今天我的头型是这样的。
李教授说问我要不要幻灯片，我的经验就是每次用幻灯都会出问题，这次又出问题。我无论走到哪里用幻灯都会失败。我把这个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无的放矢的。非常像美国目前的军事行动，有高超的技术，但是不能百分之百。
在9.11这一天，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样一个图像锁定了，飞机飞过来了，两个大楼被两个飞机弄倒塌了。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将这一图像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在电视上重复。他们所做的这些，都让我们感到非常害怕。每个人都在想，天呢，我其实也可以在那架飞机当中，我的天呢，我当时也想去纽约参观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这像好莱坞的大片电影一样。突然，就没有人再愿意做好莱坞电影大片中的主角了。我在这里想提出，世界的媒体，主要是美国的媒体，他们所做的是国际空间中的一种游戏，一种玩耍。就是把这样一种恐怖的感觉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散播，以至于散播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我们需要去复仇！我们需要去打击，我们把这些人放到监狱里面去，我们需要复仇，把这些曾经为9.11事件做事情的人，这个世界都要向他复仇。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到底有谁能够清楚的记得，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中，有一张脸露在我们面前，是在痛苦之中挣扎着。在灾难发生的背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悲惨的脸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堆积在一起的事实发生的大的场景。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的都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情景，去确认是否真正发生了这种战争。
在这里，如果讲到这样的战争，所有的媒体不得不在最快的时间内，创造出很多充满神秘色彩的画面。这是一个全球的战争，是文明和非文明的两个世界的战争。为什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些地方性的问题，并不是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发生的。我谈谈在秘鲁的一个例子，秘鲁大使被劫持人质的问题，涉及到秘鲁有一个日本籍的总统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地方事件，并不是全球的事件。当然也包括在以色列的自杀性的炸弹事件的背后，本身也是地方性的事件并不是全球性的。
现在我们谈到关于本?拉登的事件，都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沙特阿拉伯。刚才我们谈到本?拉登，它只是涉及到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几个事件连带的关系，但是连带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全程的连带。在这里，我不想用恐怖主义这个词，因为很不恰当，往往连带到很多的杀戮和悲惨的行径。我们应该想起来，纳尔逊?曼德拉，在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被称为恐怖主义。就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谁能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呢？另外一个自称恐怖主义分子的是，是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在50年代，贝京在耶路撒冷的酒店中策划了一些爆炸事件，使很多英国人丧生。在世界上，很多新的发展中的国家，昨天可能是恐怖主义者，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的总统或元首。在这里，我们其实打交道的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当中的某一方。
从朝鲜战争以后，就很少再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战争。传统的这种新闻报道战争，就是走到前线去，看军队怎样打仗，看伤亡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非传统的战争就很难说，我们这边怎么样，对方怎么样，但是非传统战争当中，我们发现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了。现在美国想号召全世界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反对恐怖主义，是基于二战当中的落后的战略思想。现在其实还不能很清楚的说到底是谁策划了9.11事件。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说，这里涉及到美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政策。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而是仅仅针对美国。我刚才举了秘鲁的例子，秘鲁的总统说这是秘鲁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国际层面的参与，只要是秘鲁问题，我们都要自己来解决。当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北京炸了一辆公共汽车，在乌鲁木齐炸了一辆公共汽车，中国政府并没有说要进行国际的反恐怖。战争发生在中国之外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参与其中。在这里，美国号召国际社会给他一个无条件的，不需要争议的，绝对的支持，这种支持是美国不管做什么，大家都要进行支持和帮助。当前南非的总统德克勒克告诉这个世界，对这样的恐怖主义我们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军事解决的方式。我们只有政治方式去解决这样的危机。
恐怖主义最早在北爱尔兰，英国反对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已经90年了，打了90年的仗，最终还是靠政治解决，曼德拉在南非，当时也是恐怖主义，打了很多年，最后通过政治的手段解决了。印度有30万大兵现在在克什米尔进行军事镇压，一点用都没有，最终也要靠政治解决。如果说这场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这是不对的，因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两个野蛮的国家，但是他们是伟大的印度和流域古老文明的一部分，因为你们应该知道，第一个佛教王国的国王阿育王就是诞生在阿富汗。
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增加恐怖的感觉，而应该只是简单的报道。刚才这个图片上反映出来的是非理性的恐怖。新闻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和其他的职业一样，不能称之为一种复仇。所谓的世界第一媒体的CNN，实际上他也在制造更多的恐怖气氛，为它的复仇做准备。美国是9.11事件的最大的受害者，稍后到美国的反击，是星球大战里面恶魔的反抗。
新闻工作者应该体现的是人类在这样的场景中的牺牲的情况，我们必须以政治的层面理解国际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要去探究引起这些政治危机之后的社会大背景和社会条件。我们新闻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能再进一步扩大已有的恐怖。我们新闻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告诉大家真正发生了什么，以及事件发生的全部的景象。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过去的这些报道的详细情况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是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怎样认识。不仅仅是从历史层面描述事情发生过程的人，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带给大家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谈谈报道战争的一些媒体。当时，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在巴基斯坦首都把外国的记者驱逐出境了。在战争的早期，包括五角大楼，也是只有非常有限的新闻会向新闻界公布，而且记者得到的信息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五角大楼露出来的任何的信息渠道，都必须被紧密地封锁起来。当时，也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出现了很多自愿的行动，去限制一些自由意见的发生和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大楼倒塌，然后美国受到了攻击，接下来是美国向一个没有很大反抗能力的国家进行反击。
我讲一个美国迪斯尼公司下面一个公司NBC的故事，布什总统说，“这些劫机撞大楼的都是胆小鬼”，主播在播完节目以后，随便评论了一下，是非常随意的，他说“难道这些不惜伤害自己的生命去撞楼的人是胆小鬼吗？那些开着飞机往小国扔导弹的人应该算胆小鬼吧？”这一句话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对电视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个记者被开除了。CNN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制作了一个片子，在阿富汗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持战争。我前面提到媒体中的自愿者支持政府目前的战争，新闻周刊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有80%的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
大家看到的是电视机中的图像，是两个飞机飞向美国。现在给记者提出的最大问题是怎样最大范围地覆盖世界发生的全部事件面目。为了报道这场战争，塔利班对外国记者限制很严，他说你们看看这些蒙面人是塔利班妇女吗？他说不是，其中有一个英国的女记者，用阿富汗妇女的棉纱掩盖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在阿富汗进行采访。更有甚者，法国一个记者，也穿上这个面纱，装扮成阿富汗妇女在采访。这简直是对我们记者行业的一个羞辱。后来阿富汗允许外国记者进来采访了，有些记者进来了。我当时就申请了一个签证，想进入阿富汗，另外，还有其他600个记者也申请签证要进入阿富汗。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只能有26个人的空间。我也不跟他们争，因为阿富汗塔利班要的费用很高，一天要我们交的采访费是一千美元，包括翻译、向导、保镖和汽车。我告诉你们，阿富汗人，包括塔利班他们更像是商人。除了要付签证费以外，还要有一种行贿的钱，这种行贿钱是帮助你获得签证的。CNN在阿富汗塔利班采访了一个星期，他付的采访费是一百万美元。虽然有美国国旗画面，更多的是为阿富汗提供更多的弹药，最后牺牲的还是美国人。
CNN和BBC都急于想进入阿富汗，但是那里有一家电视台垄断了塔利班的报道，这家电视台的名字是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比如这次半岛电视台播放的画面，半岛电视台不仅播放塔利班的画面，同时还播放塔利班打下的美国飞机的证据，这张图是他们播放的打下的美国直升飞机上的一个部件的证据。在巴基斯坦我们就可以看到，半岛电视台上的画面，比如一个小孩的尸体从废墟里被拉了出来。但是，在这些地区之外的世界，是看不到这些画面的，为什么半岛电视台的画面得不到国际上的传播呢？因为CNN已经把半岛电视台的转播权全部买下来了。因为CNN的老板写了一个手谕，指示CNN的编辑人员和记者，为了保证新闻的平衡，不能报道任何平民伤亡的镜头。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BBC、CNN，都把所有能从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的文字、图像全部买下，其结果是全世界根本看不到这些图像和资料。我有时候对那边来的一些材料表示怀疑，我碰到了一个日本的电视摄影队，他们说拍摄了非常好的片子，不是从半岛电视台弄来的，是我们自己拍的，是独家的，你为什么不购买我的片子呢？这个记者就打电话给日本的一家媒体，问他们要不要。他们说如果这上面有军事设施被袭击的镜头，我们就会买你的画面。这个片子是他拍的吗？他对日本媒体说，这样我就不跟你做交易了，因为我不是为美国的军队当鼓吹手的。我对日本媒体的老板说，我要报道的是那些美国空军炸弹误炸的地方，比如阿富汗的平民家庭被炸的情况。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塔利班认为外国记者都是间谍。结果，那些真正的记者，无法在阿富汗从事采访报道工作。
前面我提过，我在今年夏天曾经到克什米尔去采访，由于我坚持新闻不偏向于任何一方，要公正和客观，所以我得到了各方的信任。结果，我在采访克什米尔的时候，由于我报道比较公正和客观，我接触了一位巴基斯坦的老将军，他曾经在阿富汗反对前苏联的战争中打过仗，这个人在阿富汗境内有很多关系。我这次回到阿富汗边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在阿富汗呆了11天，在带着一部相机从阿富汗那儿出来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头，就是在喀布尔市郊拍摄的，这些阵地都是塔利班的阵地，这种炮是专门打飞机的。
这张照片是10月7号在美国的空中轰炸开始的几个小时以后拍摄的。我刚才给你们放的这些照片，在香港的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但是在日本、欧洲、美国的媒体上是不敢登这些照片的。这些照片没什么意思，因为看不到美国飞机炸死他们的镜头。这就是媒体的好莱坞化。
这是一幅非常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群人在开会，这是阿富汗很重要的一种会议，就相当于议会。这些人在讨论决定如何处置本?拉登和如何对付美国的袭击。你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情，有的人很焦虑不安，有的人很着急，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这幅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不是非常疯狂的宗教狂，他们看上去很理性，好像在做民主的决策似的。这幅照片显示，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建议。他们这场会议是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但是美国并不真的想跟他们谈判。当时美国的立场就是你把本?拉登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向你扔炸弹。这不是一场外交，这也没有法制。这是什么呢？这是一场最后的通牒。塔利班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只得和美国人打。当时这个会议开的时候，拍下这幅照片。这个照片拍完以后，他们开了整整一天会，一直到深夜。这幅照片被美国的间谍卫星截获了。当天夜里，美国的巡航导弹就击中了这个开会地址，照片上有几个塔利班人被当场打死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塔利班会有什么出路呢？如果按照传统的媒体，新闻学的角度来讲，一幅照片价值千言，在这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时候要花千言才能解释清楚照片的意义，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世界的媒体在这方面是非常不成熟的。
由于我们今天晚上讲座时间非常紧，我下面就战略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在黑板上写的，是在这次采访中采访的所有人，在战略问题上，采访了一位学者，还有很多将军，还采访了两个核专家，都是研究巴基斯坦核武器的专家，还采访了石油专家，一会儿我会讲到为什么采访石油专家，还采访了当地各大媒体的一些记者、主编、编辑。除了我在巴基斯坦采访的上述这些学者、将军、专家以外，我还派了一个报道小组深入阿富汗采访，他们带了两部微型数码摄像机，还有两部微型数码照相机，在里面采访，向我们发稿。
现在我要从地缘政治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要占据阿富汗这个地区。如果从这幅地图来看，跟反对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更多的是世界能源问题。美国有一家大的石油公司，叫UNOCAL，正在想从中亚往外修一条输油管道。中亚的石油储量还不包括大家都知道的阿塞拜疆，只算一下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的石油储量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的储量。如果这些石油通过伊朗输出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圈内，那么伊朗就会要求这三个石油中亚国家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这样一个卡塔尔经济体系。从原来的美国总统到布什总统，都是坚决反对把中亚石油弄到OPEC范围内的。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可以利用中亚的石油资源，来打破石油输出国对世界石油资源的垄断。因此，如果说把这些中亚的石油弄到世界石油市场上，造成中亚石油与OPEC国家石油价格的竞争，最终就可以摧毁OPEC。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前这种世界经济的循环，就是石油―美元―石油，通过美国、阿拉伯的石油经济体系就会崩溃。因此可以说，从科索沃战争到马其顿的战争，到车臣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争夺石油管道。上述这几个地区，正是石油输出管道所途经的国家。这种石油―美元的竞争，对美国的经济很不利，会带来危机，所以布什决定二十一世纪应该把OPEC的体系摧毁。所以，美国要在二十一世纪控制整个的石油输出市场。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地图上石油管道的线路，往北边是到科索沃、马其顿，大家注意还有一个石油管道是往东方来的，是进入中国的。1999年，美国政府做了大量的游说，说服哈萨克斯坦停止往中国建设石油管道的项目。如果说中国获得了从伊斯兰世界的石油资源，那么美国就无法扼制中国了。美国认为有了石油资源，中国就会强大，中国的强大对美国的经济是一个威胁。现在在西欧的石油增长几乎是零，能源的增长应该是在中国、东亚、东南亚。如果把中国能源的管道掐断，把伊朗的掐断，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这个管道应该从哪里走呢？从阿富汗走。大家可以想像，阿富汗怎么可以建石油管道呢？因为到处是山地。大家可以想像，新都酷斯山，正好在阿富汗。但是你们要记住，阿富汗南部有非常平坦的沙漠地区。你们可以看到，在阿拉伯海旁边有一个港口瓜德尔港，可以同阿富汗南部的沙漠管道连接起来。但是大家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南部的巴基斯坦海港的发展项目是被中国所承包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量的军舰集中在阿拉伯海，靠近瓜德尔港。这个石油管道从哈萨克斯坦，到CARZHOO这个地区，所有的石油资源是从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开始的，那个地方叫曼尔夫，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石油输出的港口是建在这儿瓜德尔，完全摆脱了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对石油的控制。
从这样的图形来看，美国不仅要控制阿富汗，还要控制巴基斯坦。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场战争美国要取得胜利，就会形成一个美国走廊，除了俄罗斯以外，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过来，阿富汗一直到巴基斯坦，沿着石油输出管道，全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要想搞成这个石油输出管道，搞一个石油军事走廊比较困难，因为巴基斯坦人民，包括巴基斯坦的军政府都认为巴基斯坦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就是中国。我在巴基斯坦遇到了巴基斯坦人民，还有阿富汗人民，他们经常问到的问题，就是过去多少年来常常帮助我们的中国人哪儿去了。中国未来的繁荣，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未来，取决于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是把巴基斯坦的非核武器化。纽约克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有一个著名的专栏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美国有一个计划，就是解除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巴基斯坦核电站是中国帮助建造的。我认为，如果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印度就很容易欺负他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对印度的侵略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安定的因素。如果美国要解除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必须生存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结果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成为了美国的军事殖民地。随着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包括核武器的支持，就可以看到中国南边有四千公里的边境，就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了，面临着很严重的核威胁。这会发生什么样大的转移呢？从过去对中国的扼制，变成了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一种局面。我们看看这些石油管道，我们看到的是古代的历史，是石油大道。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会想到丝绸之路带来的是经济繁荣，是和平安宁的生活，带来的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人的和睦相处。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上，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新的丝绸之路的蓝图。如果建设一个新的石油管道，如果建设中国与石油输出国的关系，建立一个跟独立的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呢？东亚和中国相应的技术，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石油交流。这样的一个格局，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对这样一个新的丝绸之路，就把二十亿的亚洲人和十亿的伊斯兰人联系起来。这样的一个新的丝绸之路，就成为未来人类一个脊梁，使贫穷的国家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景，并不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想要看到的。因此，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果断的措施，决定中断新的丝绸之路。
有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日本商人，在九十年代告诉我，二十一世纪将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竞争年代，要使这种竞争有序的开展，必须有一种框架。什么样的框架呢？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竞争、合作的框架。但是，这样一种框架，并不能消除国家的利益，UNOCAL是一个国际跨国公司，但它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美国公司，CNN是一个全球国际媒体，但是它的所有权和编辑权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因此，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竞争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纪。我们一方面要管理好、处理好这些冲突，同时我们要有远见，要预见到这些冲突，并且有勇气迎接这些冲突。我们要问的是，所有这些资源，到底是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呢，还是为谁服务呢？或者是回到十九世纪，由欧美的殖民主义，来压榨世界各国人民。
你们都是未来的中国记者，作为中国记者，你们必须为维护你们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你们同时还有责任为亚洲的利益服务、为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中国是阿富汗的前线国家，应该算是阿富汗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玩家，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未来，也掌握在阿富汗这场战争的手中，所以你们不能站在这里，被动的看着发生的一切。记者永远是站在任何事件的第一线，所以你们应该参与二十一世纪历史的塑造。
由于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暂时讲到这里。我祝你们事业有成，同时你们应该成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去完成你们的光荣使命！
提问：你好，岛津洋一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根据您在阿富汗前线的采访，您能不能感觉到阿富汗战争有扩延到中国边疆的问题。阿富汗半岛电视台为什么会在这场战争中会突然崛起，能不能讲讲他们的工作情况。
岛津洋一：首先，我觉得这场战争肯定会有扩大的形势，尤其是在中亚这个地区。有六个国家在其中发挥主角作用，在这里，我对数字简单做一个解释。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联盟，因为这些国家中，本身也是互相怀有敌意。谈到这里，我们发现了很奇怪的关系，首先对阵的双方，北方联盟和其他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奇怪的关系。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是塔吉克斯坦，塔吉克这个民族跟塔利班这个民族战斗，并没有什么积极性。实际上，他们通过这场战争，从美国、俄国得到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在这里，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想把战争继续深化在两个国家之间。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讨论很久，不妨把这个问题集中起来。土耳其来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它还是伊朗非常大的敌人。侯赛因讲，要在阿富汗的周围营造这样一种霸权。是六加二的模式，阿富汗周围的六个国家，将有两个霸权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国。这样六加二的模式，如何威胁中国的安全呢？
六加二，有美国参与，就是把什么样的条约自动废除呢？就是上海六国条约，中国和中亚四国和俄罗斯六国条约自动废除了。所谓的上海六国条约，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就是中国、俄罗斯领导的，再加上中亚四国。由于美国大兵已经驻扎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所谓的上海六国条约已经破裂了。在中国西部有很多穆斯林，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穆斯林，穆斯林需要人们的尊敬，不是说把这些穆斯林叫到北京来征询他们有什么困难，还是领导人应该到穆斯林住的村庄里问寒问暖。另外，中国这样一种法制、法律，和伊斯兰的一些法律有一些和谐的气氛。为什么全世界都反对塔利班呢？因为塔利班所做的不符合国际法。但是，大家要记住，所谓的国际法，也只有三百年的历史，是根据欧洲人的传统制定的国际法。伊斯兰的法律，是在可兰经里，已经有了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我相信，在可兰经里90%的法典，是可以与国际法，包括和中国法律建立和谐的关系的，虽然他们不尽相同。那么剩下占10%的，由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宗教的情况，可以做一些特例，给他们专门规定出来，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宗教民族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伊斯兰国家一个亲密的朋友。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应该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应当派出医疗队，对战争的各方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消除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痛苦。我们不应该把过去阿富汗的战争，仅仅理解为抵抗苏联的战争，因为从本质来看，他们更多是一种国内的内战，是这个部落和那个部落的血腥残杀，你杀了我的兄弟，我就要杀了你的兄弟。像这样一种部落之间的血腥仇视，需要至少三代人才能得到和解，需要亚洲，包括中国、日本来促进他们民族的和解。但是，如果中国要参与阿富汗的战争，很可能就会给中国自己带来不稳定，包括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
半岛电视台的总部设在卡塔尔，是由卡塔尔领导的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是海湾战争之后成立的，是一个和CNN作对的电视台。非常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小小的电视台，在阿富汗，在阿拉伯国家影响非常大，我希望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在将来也可以看到半岛电视台的画面。新闻学要讲求平衡，弄半岛电视台到这里报道，那么你们的新闻就平衡了。
提问：据您看来，阿富汗最终能够打赢塔利班战争吗？为什么？
岛津洋一：这场战争，不像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说战争打了之后，美军空袭之后，塔利班的阵营会解体，塔利班士兵叛逃，其实事实是相反的，美国袭击之后，塔利班士兵的凝聚力更强了，包括流亡在外的，和塔利班作对的，也回到塔利班的阵营里，比如说流亡到伊朗的一个阿富汗将军，就要回到阿富汗加入塔利班。1870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势的军队是英国军队，向阿富汗展开了进攻。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有14000人被杀死，另外有4000人被活活的冻死。
美国媒体有一个丑闻，他们一直在遮掩，美国已经死了一百个军人，但是美国的媒体还在说，他们没有死一个人。在过去这些天，美国有几架直升飞机被击落了，还有好几架轰炸机被击落了，还有扔食品的飞机被击落了，但是没有报道这个新闻，因为认为对塔利班的形象不好。10月19日，美国的突袭队突袭了肯达哈。直到今天，美国的军方才透露，整个突袭队是全军覆没。塔利班当时抗击苏联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支持。那个时候，塔利班赢得了抵抗苏联侵略者的斗争，是因为他们读的是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的教材完全是作为一个军事教材，而不是政治教材。他们用的毛主席军事战略是深挖洞、广积粮。当时，日本轰炸延安的时候，全世界并没有人称毛主席是恐怖分子。塔利班采用了那种战术，就是毛主席当年采用的。如果说他采用这种战术，塔利班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提问：塔利班、本?拉登与这次世贸中心被袭击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岛津洋一：本?拉登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主要是从事建筑业，当然他还有一项业务――钻石。另外，他是那些好战的穆斯林的代言人，他不断的鼓励那些好战的穆斯林，去与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威胁战斗。这些组织在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有很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这一年都在巴基斯坦，所以简直无法想像，这样一场恐怖的袭击，是在阿富汗境内策划的。对于我来讲，非常清楚的是，我不知道谁策划了这场袭击，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将会获得二十一世纪惟一的独家新闻。
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非常恶心，肚子绞痛，我觉得这种袭击跟美元――石油的体系有关。我认为这场袭击与世界经济五百强内部有关。可以讲，世界五百强中有石油大亨、大的金融家、银行家等，跟他们有关。这好像多少年前纽约的黑社会、黑手党一样，如果交易没有达成，或者该付的钱没有付，那么就发动一场恐怖袭击。老布什是卡塔尔的顾问，但是这个石油公司的老板是谁呢？是本?拉登的父亲。同时老布什和德克萨斯的石油公司关系很密切，而且这个石油公司的其中一个董事，是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另外一点，美国现任的副总统，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长，也是美国石油大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伊拉克，如果仅仅是把眼睛盯住疯狂的恐怖分子，是无法解释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塔利班在非常隐秘的层次下，现在还在发生关系，同时还在与本?拉登的父亲的石油公司保持着关系。所以，巴基斯坦人就批评本?拉登，他既是伊斯兰的英雄，又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是CIA培训出来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因为他后来又反抗中央情报局了。这就像我在日本调查发现的，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和日本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样，本?拉登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中央情报局支持了本?拉登的恐怖活动，还支持了车臣的恐怖活动。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密切的监视本?拉登，防止他下一步的恐怖活动，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本?拉登能够控制恐怖分子，让他们驾驶飞机冲破美国的防线，如果内部没有内奸的话，不可能完成。这就是一个杀手要进屋杀人，里面的人把门闩打开了，放他进来了。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讲，如何在法庭上宣判呢？是无法判决他有罪的，但是如果发动一场战争，就不用证据了。你们知道，法国花了二十年，才抓住了卡洛斯。法国对这个人还没有出庭，就判决有罪了，最后是二十年后，两个警察抓住了他。任何犯有杀人暴力罪的，都应该绳之以法，但是抓罪犯是警察的事，而不是军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中央情报部门和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
提问：(日语)
岛津洋一：这个学生讲的日语不仅地道，而且思维和一个日本记者完全一样。你刚才获得了一个独家新闻。采访到独家新闻，完全是偶然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完全是巧合，就像一个美国炸弹正好炸到坦克，你正好在旁边照下来。所以当记者的，我们每天都在祈祷上天给我们送来一条独家新闻。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要通过非常耐心的采访发掘。比如讲我们要派摄影记者进入阿富汗，但是我们派他们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会采访到什么样的新闻。有时候，要获得这样一条独家新闻是非常难的，比如说美军抓住了本?拉登。我是祝福你们，天上掉下一条独家新闻，你们一夜成名。
所有的国家，都在利用这场所谓的战争，在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我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全球化与媒体化
YahyaKamalipour
在你们眼中，美国的形象是什么？自由，繁荣，强有力，快餐，不同的文化？负面形象有什么？暴力，色情，种族……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到过美国？你们脑中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媒体，这就是国际媒体的力量。
YahyaKamalipour,美国普度大学传播系主任、教授。
主持人（李希光）：YahyaKamalipour教授1999年主编了一本书题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形象》的学术专著。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传播,我们也希望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一下美国的形象。他自己发展了一套全球传播GlobalCommunication理论来解释这一切，而不用国际传播理论。对此我非常同意。国际传播更多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传播和文化传播，全球传播侧重于全球媒体传播。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Kamaliper教授给我们讲课。
Kamalipour教授：谢谢李教授。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人际交流，全球传播，国际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一种较好的关系。很高兴的是，我和李教授以及他的最优秀的学生之间通过交流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和谐愉快的关系。谢谢，在这里和你们就全球传播的问题进行讨论是我的荣幸。我们谈到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这两个名词，它们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我们曾经一度有跨国传播的名词，但是现在主要讲的还是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国际传播是在承认国家界限的基础上，就像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一样，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是全球传播已经跨越了国间界限。这种传播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但它并不是促成全球传播的惟一技术，卫星技术也是关键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能用电话互相联系和沟通，但是他们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电视，广播却依赖卫星，所以这是全球传播的关键。上世纪60年代，地球村的概念被提出以后，人们预见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像住在同一个小村庄里，知道相互的一切事情，通过电子技术互相联系。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都是通过一些特定的团体。我们所有的传播都被“媒体化”了。我们在电视上，广播里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是“媒体化”的结果，在进入我们的视线以前，有人决定了报道的内容、形式，这才是我们眼中地球村的真正来源。
让我们再谈谈形象。现在的人们是在形象的海洋里漫游。在谈形象之前先看看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文字、时尚、价值观念等各种东西会聚一处组成了文化。现在我们所称的国际化和国际媒体实际上是国际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越来越趋同，特别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你们都知道麦当劳，迈克杰克逊，耐克体育用品，这些就是文化，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享用相同的消费品，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理想。国际媒体制造出这个国际化的文化，但是谁是这个国际文化的拥有者？是全人类吗？是那些拥有国际媒体的人，那些国际公司：维亚康，时代华纳，新闻集团，他们有广播，电视，出版报纸，杂志，各种书籍，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电影，电视等等，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商业产品。我们以迪斯尼为例，你们都看过它的影片，狮子王、花木兰、风中奇缘……这正是它为这些影片所做的商业策划的结果，通过最好的市场运作来产生最大的受益：拍电影，同时推出各种商业产品。同样，麦当劳吸引孩子的最大法宝不是汉堡包而是附送的玩具。商家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促销的目的。我的观点是，国际传媒实际上就是市场工具。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是广告，其它的节目都仅仅是诱饵而已，钓鱼一样将观众吸引过来,锁定在电视机前，让他们不得不去看那些商业广告。虽然在播出广告的时段里，人们总会做一些别的事情，上厕所什么的，但是广告里的声音，文字和形象却比普通节目要夸张的多，让你即使在隔壁也能感受得到它希望传递的信息。在媒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再推向市场的。在美国，广电企业的收入完全来源于广告，没有任何特例。报纸和杂志70％的收入来自广告。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区别，有的国家是完全政府控制，有的则是政府和广告收入对半。
通常，广播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政府对广播都更为敏感，相比之下对印刷媒体的政策要宽松很多。为什么呢？对受众教育程度的要求是原因之一，无论你是否读书识字都能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比报纸杂志拥有更多的受众群。看报纸或者杂志要求读者受过教育，并且要求他们主动思考，分析文章内容。另一个原因是，广播电视要比报纸杂志强大的多。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们相信亲眼所见的事情？因为广播电视能带给观众更直观的形象，而形象是如此强大。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买那些名牌？耐克，阿迪达斯……买同样的商品，普通商品会便宜很多，但是为什么人们偏偏多花钱买名牌呢？有时候名牌产品质量更高，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不是这样。此举是消费者在为自己树立某种形象。其实厂家所产的东西都差不多，他们制造同样的产品，再贴上不同标签。人们购买不同品牌因为媒体在不停的劝说他们，买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有更好的形象，而谁不想有更好的形象？我提到好形象时，你们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怎么区分好形象和差形象？时尚，迷人，智慧……你看起来怎么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你的社会地位。那么我想再问你们，在你们眼中，美国的形象是什么？自由，繁荣，强有力，快餐，不同的文化？负面形象有什么？暴力，色情，种族……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到过美国？你们脑中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媒体，这就是国际媒体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依赖国际媒体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你们即使身在中国，对于56个民族的不同特点，文化又了解多少？你们会走遍国家里每个角落去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吗？但是你们有各自的感觉。你们感觉的来源就是媒体。你们去过蒙古吗？但是你不觉得你对蒙古是有印象和感知的吗？你所接触到的媒体在不断给你提供关于蒙古的信息，经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使你觉得你了解蒙古。这就是感觉。我们今天提到的感觉实际是混合产物，媒体提供的形象和信息不断累计，成为我们所称的事实。那些被包装的筛选的信息和形象组成了我们脑中的事实。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典型的形象就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比如爱尔兰人爱喝酒，墨西哥人爱吃辣椒。我想说的是，科技在进步，传播日渐全球化，但是人们理解和认识并没有什么变化，人们生活的周边环境被各种媒体，各个媒体公司制造的产品所左右。以电视新闻为例，BBC和你们自己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新闻没有多大差别，图片一样，说明文字一样，内容也差不多。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看了BBC以后，看中央9台的英语新闻，发现它们除了台标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跨国媒体公司正试图在全球制造和推广一种文化，我称之为消费文化。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过去，中国还处在帝国时代，同时还有别的帝国如波斯和罗马。那时它们都没有我们现在的大众传媒工具，但是有各自的传播手段，如诗歌和绘画来告诉人们统治者在做什么，有什么丰功伟绩，人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等等。那时的传播其实是权利的体现，最有权势的人统治着别人。今天，各大媒体如CNN、BBC同样也统治了别的声音。很多中小媒体依赖这些大媒体提供图片和新闻。例如MTV，想想这个世界最大的娱乐媒体之一竖立的种种形象和在世界各地青年人头脑中根植下关于时尚、音乐、生活和价值的观念。你们逐渐建立起来香烟、时尚衣着等等各种各样的偶像，而这些都是有一定模式的。最强大的数家媒体给你们设定了议程，而他们也是为各自背后的企业或者财团摇旗呐喊而已。有的国家对此做出了种种限制，比如泰国规定商业广告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每段广告播出时间也极其有限。但实际上这种限制只是针对传播的方式，而不是节目或者内容，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替代品。跨国媒体正越来越强大，他们不断融合，加上互联网的出现，广告也越来越普遍。
同学：今天您谈到了媒体和形象。我想知道在您的头脑里中国是一个什么形象？
Kamalipour教授：首先我想说明我的看法仅仅代表一个个人的观点。我做过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调查让我相信，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正在逐步具备各种因素，人力资源、国力等等。我想起来我在伊朗念中学的时候，日本产品淹没了整个伊朗市场，产品质量很好，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日本产品就是质量的象征这样的形象。不用多说，产品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现在中国正在经历日本最初的阶段。美国有很多一元商店，东西都是一美元。其中商品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其实中国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注重质量，逐步树立起来产品形象以至国家形象。总的说来，我对于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发展的。
同学：您怎么评价美国的9.11事件和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
Kamalipour教授：9.11是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看到。至于有没有罪，应该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来决定，而不是在没有申辩的机会之前就给某个人定罪。我们不能说阿富汗人就是一定负有责任的，他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之一。而且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就对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报复。那些贫穷的人们连电视机都买不起，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媒体传播着一些故事，关于本?拉登和他的恐怖组织犯下哪些恶行。但是多少人问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人患了癌症，总要先明白病因在哪里，然后再对症下药。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不去寻找原因就匆忙去医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美国必须做点什么对民众才有交代，要不人们要问我们那政府和军队来干什么。很多变化会发生，最明显的是布什政府提出2000亿美元来投资军事国防。我们可以想象这会带来哪些权利和统治上的变化。
同学：我们说全球化和媒体的垄断其实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吗？
Kamalipour教授：融合的情形仅仅发生在商业市场。就文化来看其实我们正在越来越多极化：南北、东西差距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多大改善，所以我提出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怎样加进人们的交流。
同学：中国即将进入WTO，您看中国媒体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呢？特别是在全球化传播的时代。
Kamalipour教授：加入WTO代表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全球媒体将更关注中国，各种企业会更乐于来中国拓展机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贫富差距会扩大，数字化鸿沟将会带来新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英语是互联网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懂英语就无法和外界沟通。美国和英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变化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变化很大，比如你们可以谈论政治。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上，所以你们必须为这个将来做出很多改变。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步一步慢慢来，改变只能是逐步的。
同学：9?11以后人民的自由是否受到政府的更多限制。9?11以后的媒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Kamalipour教授：会有很多，比如移民、申请学校都会有很多限制。但是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来限制自由和控制局面。新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国家危机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对媒体和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这在海湾战争中也出现过。媒体对于百姓的知情程度负有更多的责任。这是目前的形势决定的。媒体更倾向于和政府保持一个口径。在这种发生了悲剧后很感性的时候，媒体要为民众宣泄情绪，这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之一。海湾战争之后，媒体和政府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政府对于媒体的限制更多了，但是媒体也逐渐接受。
同学：我很难过，您告诉我们所有的形象都是全球媒体制造的。那么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我们怎样获得真正的真相呢？
Kamalipour教授：真正的真相？没有什么真相是可以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的。关于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桌子、黑板这些可以感触到的东西或许我们能达成一致。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人为制造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它们的称呼也不一样。语言符号的不同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人们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对真相的不同理解。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真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是自己？或许这太哲学，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提问和质疑的。每个人有自己眼里的真相，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存在的。谈到我们脑中的真相绝大多数是媒体制造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就造成一个自己的理解，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
赵浩生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
赵浩生，1921年出生于河南息县，曾任《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记者，后赴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耶鲁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纽约日报》专栏作家等。20世纪70年代，国内多家报刊经常连载这位美国自由专栏记者写的文章，他对新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祖国浓浓的爱，在当时给国内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授李希光：老师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别邀请了海外著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赵浩生先生到清华大学给我们做一场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游说、公关与国际传播》。赵老今年81岁，但是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他的经历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在做记者期间，曾经采访过很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他早在40年代就每天采访到一个人物，在南京和重庆，同学们可以猜猜是谁。对，是周恩来总理。他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新华日报》。但是周总理见他面管他叫赵小胖，他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到了1973年赵老第一次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的当天，周总理就请他到大会堂参加宴会，当时周总理一见到他，还记得他叫赵小胖。他在1949年以后离开中央日报，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深造，1960年到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东亚系教书。同时他撰写海外观察专栏，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经常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赵老的文章。1973年，赵老第一次回国，撰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的文章。退休后赵老更是经常回国，还组建了赵氏公司，促进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他的作品很多，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听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成立了一所新闻传播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他自告奋勇的到那里去讲课，他用耶鲁大学的假期到新闻所来讲课，他最早把美国的新闻体制、美国的新闻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在1980年的暑期。当时他讲课的同学大概也就我们这么多，但是听课的人有五六千人，当时根据他讲课有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漫话美国新闻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演讲场面。当时不但是同学，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记者也来听，因为我们和美国隔绝了这么多年，大家拿到这个入场券，轮流去听，现在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说明中国是在进步。同时赵老也是最早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80年初的一本书――《漫画美国总统选举》。这里还有一本《漫画美国青年》和一本《格林征空记》，赵老还是一个科普作家。这四本书都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赵老往返中美之间已达76次，每年在国内有半年的逗留，并担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他还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康州，他在耶鲁大学已经工作了40多年，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老给我们演讲。
赵浩生：各位朋友，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清华大学这么一个泱泱学府建校90周年的大庆期间和大家见面。我过去20年中间两度访问清华大学。第一次是在1973年，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完，我到清华来的时候两位清华的同学给我做向导，跟我大谈他们如何智取王光美，他们说的眉飞色舞，我听的哭笑不得。第二次到清华来正好碰上斗走资派，清华园里铺天盖地都是警告“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让我这个国外回来的人实在感觉莫名其妙。那么这些个意外的小事情今天的清华人根本都不知道。今天的清华人怀着满腔的欢喜来庆祝母校建校90年，今天的清华是一片清新，一片光华。听说清华决心要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我刚才看了一下，清华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了。那么我相信当清华庆祝建校10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泱泱学府，她的名字一定会高挂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榜上。我这一次回北京主要是还一个愿。我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碰到李希光主任，我一看他的名片，真是喜出望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国际传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居然现在成立了一个传播系。清华大学在各个领域上都有她特殊的建树。我相信清华的传播系将来一定会人才辈出。这一次回到北京来，主要是来出版我的一个回忆录，题目叫《八十年来家国》，我这是套用李后主的一句话叫做“四十年来家国”。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蠢活了八十年，感觉到亦喜亦惧，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想写回忆录和自传要从呱呱坠地写。
这一次回来我非常高兴李主任要我到清华来，传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只想和大家研究研究非常现实的两件事，一个是游说，一个是公关。我所要谈的，只是我在美国的一些观感。同时我也很想听听各位在中国怎么看美国，我们交换心得，一定很有益处。游说这个名词在中国不知是出自何典。大约孔老夫子当年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一种游说。游说的英文叫lobby，指的就是一个大建筑入口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碰头的地方，咱们lobby见。据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位总统，不安于白宫的单调生活，下班后常常溜到白宫附近的一个旅馆的lobby去抽烟闲坐，以欣赏来往的人群作为消遣。此事被人发现以后，大家就利用他闲坐在大堂的机会凑上去跟他聊天、进言，进行政治活动。如此流传下来，大家就称这种大堂游说为lobby。
在几年以前，中国和美国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闹的很紧张，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游说》，我可以把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是一个充满游说的国家，游说活动是整个美国政治活动的润滑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游说是一种必要、正当、合理合法的活动。美国的公司机构、各行各业、都把游说看作是头等大事。游说的主要对象是掌有立法大权的机构和人物。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都是游说的目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创制、修改或者取消某项立法，游说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在合法范围内影响议员的决策。从建议到辩论到决议，游说者对其游说对象包围、纠缠、穷追不舍。
以国会来说，参众两院会场内都有旁听席，会场外有舒适的休息大厅（lobby）。游说人员在辩论表决提案期间，就在那里静听和观察，并不时给议员写条子、传话，或者请他们到大厅中间交头接耳、密商对策。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多数时间都被lobby的人包围着，美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都以重金雇佣自己的游说人，而这些游说人多半是落选议员或者退休官员。他们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场、走动衙门，对政府的运作一清二楚，活动无孔不入。哪一行哪一业最有钱，就可以高价请到法力最大的游说人。
不但美国国内如此，外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利益争取对美关系，也不惜工本在美国进行游说，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游说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党派、各大企业甚至是不同牌子的产品，都各自有其专用的游说代表。近年来美日交往贸易规模更大、问题更多、仅靠游说已经不能应付，他们就更上一层楼，登堂入室，干脆用重金聘用他们所要游说的政府机构中直接管理贸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员作为他们拿薪水的职员或者是顾问，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机、未导致破裂，原因无他，游说之功也。承办游说的都是大律师、公关公司，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些公司订合同，报酬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一个顾问公司，代表美国很多大公司对华贸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顾问，这25家大公司只有给他打电话的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还要另外算钱。他最大的顾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来中国坐的就是A&G老板的私人飞机。所有的美国参众议员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游说工作，不但游说，而且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工作。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是共和党的参院领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BobDove，很郑重的为伟哥做广告。
对美国做游说的最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为以色列做游说的不止是个人、公司，而是一个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声音和谐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大企业家、大新闻机构、学术宗教团体、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选民，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游说活动几乎是所向无敌。他们许多年来只遭遇过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国售于沙特阿拉伯新型侦察机，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经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的富布赖特作为他们的游说人。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对美游说也不亚于以色列，国民党对美的游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援蒋，一是反共。援蒋的游说主将是蒋介石的枕边人宋美龄，反共的主将是美国的“百万人委员会”，这个“百万人委员会”不是现在的“百万人委员会”，它搜集了美国反共的军人、政客、宗教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此外，在中国解放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反共组织叫“约翰伯奇协会”。它整个反共的活动就像传基督教一样普遍。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在美的发言人是当时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参议院诺兰，中美建交以后替台湾说话的主要人物是共和党保守派的祖师爷、参议院戈德华特，就是戈德华特创立了台湾关系法，危害无穷。除了游说以外，台湾还有计划的调查每一个参议员所代表的州的经济情况，台湾用大笔的美金到这个州去做政治采购。1990年，我到台湾去，见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钱复，他是耶鲁大学的PH.D，我就问他，当中美建交以后，你留在美国处境一定很难堪，等于在美国做小媳妇，你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说我当时只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专门和那些台湾关系法有关系的参众两院议员联络，不断提醒他们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蒋经国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国的台湾商务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蒋经国汇报工作，蒋经国可以直接给他们打气。这样维持了士气，也维持了台湾关系法。今天在美国的国会议员，记得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议员没有几个，但是就是因为台湾不断的宣传台湾关系法，他们对台湾关系法了解的非常清楚。我们的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国会是一个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东西。
在美国国内游说最成功的是美国的枪支协会。美国国内枪支自由买卖，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无法取消枪支的自由买卖立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英国在美国的占领军不是住在兵营，而是住在美国老百姓的家里，美国要独立，必须要武装一般民众。所以买枪是一个革命行为，一直到现在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无法取消，反对力量非常强大。一个议员如果要取消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他一定要落选的。
游说在美国是一个正当的、合法的、财源茂盛、令人艳羡的职业。接受外国委托的公司要向政府登记，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戏法人会变，其非法活动常常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谈到游说的功夫，中国远在美国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的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家和“舌战群儒”的雄辩家，以孔子为首的游说者最具有战略眼光和灵活性。他们能“入境问俗”，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哉孔子”。
从性质上说，游说和公关没有什么不同，游说的对象是有决策权的人，公关是制造舆论，制造民意，制造空气。公关的成败可以从民意测验中看出来，拿中美关系做例子，美国历次的民意测验，人民对中国的看法结果都是多数不信任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这完全是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不了解，而不了解则是源于中国缺乏对美国的自我宣传。中美近年来争论的问题有人权、台湾、武器扩散、贸易顺差、知识产权、劳改产品、西藏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中国人都有理直气壮的反驳，但是可惜这种反驳美国人听不见。我们的每一个白皮书都是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但是美国人看不见。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中国对这些歪曲报道看上去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最有力的还击方法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方谈话和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人们认为是外交词令。而新华社的文章多数被外国媒体冠以“官方通讯社”的帽子，一旦被认为是官方，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是一个舆论决定一切的国家，舆论力量完全操纵在几家大的传媒机构手里，主要包括四大电视台（NBC、ABC、CBS、CNN）和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几家大的智囊公司和大学研究所，美国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对中国见解多来自这些传媒工具和研究机构。举例来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文章，这就是美国的参众议员的知识来源，他就根据这篇报道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又被他所在的地方报纸登出来，这就成了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就是这样造成的。美国的民意是选举主要争取的东西。美国每一位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一定是大骂中国，等到进了白宫，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一定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对美国的宣传一定要从最基层下手。美国人民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大陆的声音。但是台湾不惜工本的对美国公关。他们把美国当作是他们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主战场，自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之后，台湾把所有对美国的外交活动变为对美国的游说和公关。李登辉到康奈尔访问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铺路的，之前他捐给康奈尔400多万美金。国民党经费资助的台湾综合研究所和华盛顿的凯西狄公司签约，付出了三百七十万美元的顾问费。一般估计，为李登辉访美之行造势所花费的公关费用可能高达1亿美元。
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宣传太少，但是对中国不利的反面宣传非常嚣张。中国的形象处处被歪曲，计划生育被污蔑为违犯人权、国防现代化成了威胁亚洲和平、发展外贸成为了非法倾销等等，据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而倡导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对中美关系危害无穷。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展开对美国的公关和游说活动，加强对美国有关中国的正面宣传。美国民意测验指出，中国将成为美国第二大经济伙伴，在对美宣传中应当着重于双方的贸易优势。为了消除美国人民因为间接认识中国所造成的误解，中国必须建立对美国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在新闻报道上，公关不能改变坏新闻，但是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可以用好新闻冲淡坏新闻。如果平时多宣传好新闻，出了事情也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在目前中国没有向美国经常发布正面好新闻的情况下，美国人所知道的，都是间接、反面、对中国不利的坏新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拿起《纽约时报》，简直是不忍卒读。
公关在当今国际交流频繁，信息流通迅速的世界，特别是在以民意为依赖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内政外交各行各业赖以运转的重要专业。公关活动包罗万象，无孔不入，中国要推动对美国的公关活动，必须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更要借重美国的专业公关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专门在美国国内外为各行各业宣传造势，树立形象，培养民意，争取选票，开拓市场的。公司成员都是经常在华府或者地方走动的专业新闻记者、国会议员、政治顾问。他们经常是从原职转到公关，又从公关回到原职。如此进进出出，和他们活动的对象都是难分彼此的圈内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公关和游说在美国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作，是合法的商业活动。从事国内公关游说的公司必须向国会登记，代表国外的公关游说公司必须向司法部登记，他们的业务就是赚钱，没有固定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不能同时接受敌对顾客的委托，造成顾客利益的矛盾。公关的活动无所不在：民意测验、政治预测、舆论导向、新闻发布、广告发布、社论报道，为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安排访问活动，撰写讲稿谈话等一切足以增加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树立形象，为双方友好发展铺路造势的工作，都属于公关活动。
我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动向为全球所重视。中国需要向世界宣传，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民也希望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让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国的声音传达给美国和全世界。
李希光：今天赵老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说要学会美国公关工作的经验，我曾经和同学们说要学习美国新闻学，现在赵老说要学习美国的公共关系，讲了很多具体的案例。赵老我有一个问题，从您的结论看，美国人民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这和美国媒体公关是分不开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回到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时候您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作记者，你对中共的公关活动很了解，那时候中共的形象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赵浩生：这也是我时常琢磨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中共的形象那么好，而物质条件那么差，国际上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将来。而今天中国国力人力都发展的惊人，但是在国际形象上常常被误解，这也是我希望能够解释的一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希望我们一起来探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是采访国共和谈的，我每天要找周总理和邓大姐要新闻，新闻记者要的就是新闻，每次遇到他们总会给我一两条新闻，但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每次总是一问三不知，无可奉告，这样就非常失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非常诚恳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同学：我觉得作为游说和公关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顾客必须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改变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目的性和效果了。这是我听了您的讲话的一点看法。
同学：我觉得这和共产党本身的形象有关系，很多人说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我想也不一定是误解，有很多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愿意听。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不管她的国际形象，她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很伟大的。那么她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比如通过伟大的记者斯诺，我想美国的老百姓都是很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且比较简朴，很重要的一点她是一个弱者，所以美国人比较喜欢她。现在中共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不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了解不了解的问题，现在了解的应该更多。
赵浩生：也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心理状态是出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现在是冷战时代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没有敌人了，他就感觉空虚了。无敌国外患，他就担心他这个国家要垮了，担心国防工业要萧条了，在这种心情下，他一定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形象越丑化对他越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
同学：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对抗，需要中国，所以她和中国站在一起，现在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倒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需要拿中国出来做目标了。
赵浩生：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这种局面。
刘殿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美撞机以后，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设敌，为什么要立中国为敌，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和各自不同的看法了，但是总体来说有好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裁军，美国主要是裁陆军，海军和空军不会裁减多少；二是修改两个战场理论，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观念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国内的人民生活一点不受任何影响，但是它把中心移到了亚太。这些是现象，是事实，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觉得最近有几个因素比较明朗。比如说美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经济的比例有两本账，公开的讲占到总的7％－8％，但是实际上据说20％，这就是说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工业占的比例很大。美国三届总统都担忧工业和军事的关系，最近的一个就是艾森豪维尔，军事家和工业界的联合会把美国带到什么路子上去。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就是在寻找新的发展军事工业的机会。小布什上台以后，军方的右翼势力和工业界的结合更多了。波音公司的生产中，主要部分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如说售台武器，从美国的本意来说当然也有支持台湾的意思，但是相当大的原因是支持本国的军事工业。要不要买这40亿，台湾还在考虑。这是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这还要回到老祖宗的话，这是基础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原来美国的第一敌人是苏联，因为苏联强大，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宗教，欧盟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苏联一旦把军事大国的帽子摘掉，他们和美国的文化差距并不明显。我同意赵老的观点，加强公关，但是公关的重点必须找出来。我在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听说我从北京来，ok,Ihateyou，但是hateforwhat?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公关的重点和方向。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常就是出现了一个case研究一个case，现在是中美撞机，研究原因，过一段是什么其他的，就又要找原因。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宣传的方向。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议会工作是不重视的，对他们的官员部长花的时间比较多。请部长吃饭比较愿意花钱，议员的工作做的不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呆了好几年，每到十一是庆祝我们国庆的时候，到了10月10日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庆祝队伍人数十倍于我们。按规定，我们国庆升国旗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去升，而国民党庆祝他们的国庆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庆祝队伍浩浩荡荡。确实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公关也做的好。
同学：赵老，您说游说的祖宗是孔子，我觉得您倒不如举苏秦、张仪，第二是听了您的谈话，我觉得您的古文底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古典教育是怎么样的？
赵浩生：我这个年龄，都进过私塾，老师在上面念，我们都像小和尚一样，在底下跟着读。
同学：赵老，听了您的问题，对我的启发比较大，我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注意到游说的重要性，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参众两院都比较差，所有很关心中美双方关系的人都很着急这个事情，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从内容上来说，中国政府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赵浩生：公关和游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拿给人看，去年有一个新闻，就是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孤儿院的事情，说孤儿院情况很坏，国务院新闻办就安排记者去看，去孤儿院看，用事实来说明一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很多，中国都有她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没有反映到外国去。比如西藏问题，我从小在知道西藏的名字以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中国在多少年就不清楚的提这个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印边界到底在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麦克马洪，麦克马洪是老几啊。他说他划了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这种问题中国一定要站起来，用现实来说明问题。比如中国一定要计划生育，不计划生育还得了。那么我记得一次在耶鲁大学，我请韩素音去演讲，突然有一个印度的学生站起来问，韩女士，我听说现在在中国男孩子女孩子不准自由交往，我从来没看见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街上拉着手走的，韩素音就回答，那就奇怪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怎么会有人口问题。所以你要大胆的幽默的，理直气壮的面对这个世界。
同学：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弱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会减弱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刚才都在说中国怎么在国际传播上开展工作，我觉得这和信息垄断有关系。我自己也学过新闻，我知道在发稿量方面，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垄断了80%，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通社、塔斯社，只能占到20%。而且咱们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尤其是在软件和硬件的投资上还很少，硬件上主要是传输渠道这方面，我自己感觉也是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通讯卫星，不够尖端。软件这方面从一些事情的发稿量和内容来看也不够。这些事情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思考，中国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目前中国有了16个报业集团，说白了在新闻资源上美国有着一些共享，在设置上也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是中国一直都没有像美国的美国在线这样的非常综合的公司，可以进行传播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想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声音，需要4到5个大的传媒和他们竞争。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全世界的传媒当中，98年和99年的广告收入还只是57名，小小的一个巴西就是第十名。咱们全国养活一个中央电视台都没有突破，而且他每前进一名都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我们目前的国内新闻体制。要出现能够和美国竞争的大的传媒。关于对美国的游说我认为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在国内，比如你允许外资来投入，占到50％，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果你连国内都解决不了，就想让美国来了解你，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李希光：这个同学提的我都同意，第一点我想做一点补充。很多人强调通过我们国内的改革成为西方那种自由的新闻体制，或者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西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不会好。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自由民主国家，印度新闻传播系的教授或者是印度的新闻工作者对美国的意见比中国的更多，为什么？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形象还赶不上中国。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比较生气，因为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但是印度老百姓的形象、社会安全保障在美国社会中形象不好。再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变了。俄罗斯在美国的形象不仅不好，而且是消失了，美国媒体基本上不注意他们。要是注意他们，形象一定不好，印度的学者曾经这样比较，为什么每20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才有1篇关于印度的报道。中国人说了，我们看到200篇全是骂我们的，印度人说我们宁愿200篇骂我们的，说明美国人注意我们，这样将来我们做公关也好，做贸易也好，要是不理我们，等于我们不存在一样。
张庆年（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有人说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不如过去，这是事实。我们当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就美国来讲，中国的形象都是从媒体造出来的，议员听了就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就代表了民意。这时候议员更可以说我代表民意了。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有腐败，但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痛恨的问题，美国人痛恨吗？不见得，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仔细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态度和国民党有鲜明的对比。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时候的官不像现在的官，现在官越做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从美国来讲，比如说西藏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政策有什么错误。过去西藏的老百姓苦成那个样子，做农奴，他们美国什么时候表现过人道主义？从来没有。但是现在突然间表现的不得了了。西藏有他特殊的问题所在。他要从那个方向控制你中国。其实像台湾问题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他们要以此下手把中国控制住。我们国内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强大起来，能不能更好的发展，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问题。但讲到美国那个方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谈到传媒，我觉得必须要从好几个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游说，不是说我去游说你去游说都可以的问题，要看到这个需要，该花的钱要花，公司要找。今天赵先生说的很多东西中国都还不了解。要做美国的工作就要了解美国，他们的事情是怎么个做法，这样你才能打的进去。就像赵老刚才说的三个公报，和三个代表一样天天说天天说，但是什么内容都已经说不太出来了。
林戊荪（原国家外文局局长）：赵老讲的我觉得很有新意，我们过去关心的是对外的宣传，对美国的工作多年来一直忽略了游说和公关。这几年提出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美国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外交工作去驻扎，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游说和公关目前来看主要是我们的主席和总理在做。可是这些并不是赵老所说的公关，赵老所说的公关，是专门的工作。而且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工作不能够靠我们中国人来做。要找美国的代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美国人只接受他们本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重要性确确实实应该被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做游说工作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但是那个游说不像现在的游说这么专业化。这种游说是针对美国的议会，不是任何的游说。公关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情况来做游说和公关工作。但是不光要找，还得会找。分析美国的国情，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单位来做。要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不是大把地撒，不是浪费，是和国防等开支同样重要的。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对国内做这样的宣传，让国内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识。这个钱是不可少的，是值得花的，就像我们的清华给了三六九，十几个亿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您在美国很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是象牙塔式的。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但是总还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工作，这些人要当了领导，一定知道怎么对美进行游说和公关。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JohnPomfret，毕业于美国斯坦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很高兴能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来给同学上课。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学。我们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John是美国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去南京大学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学期的中文。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中国这段期间，他除了重点报道中美关系之外，还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在中国当记者这几年，写过一批调查性报道和专稿，如调查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化――娘娘庙、报道孔夫子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故事、专访《上海宝贝》的作者、调查导致多佛港中国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头、调查哈佛大学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别山农村采集基因血样等等。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主要是从新闻采访写作和选题方面，讲一讲他在中国当记者的经验。John希望和同学们交流，望同学多多提问，使气氛更加活跃。John作为记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发稿的任务。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小时，多多提问。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回答你们的提问，但不要用俄语，我的俄语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多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外在中国当记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当记者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时候要深刻的多。那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但具体的东西很多不让写。现在新闻报道来源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多，多半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着中国媒体的选题走，所以我也会因此变得懒惰起来。当然，我们还会写一些别的选题。但总的来说，我们是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往前走，他们越好，我们也可以跟着写得好一些。我在中国的经验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互相交流。
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