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这里讲课前，我先做了一个统计。过去6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当中关于中国的头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机的事情占了50％。其他类专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关于人权；5篇关于中国社会，比如中国人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车的数量减少这样的；2篇是卫生的，别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选题有涉及国际安全的，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写的。我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多，头版里面只有一篇是关于法轮功的，而且是批评法轮功的。我们采访江泽民时，江泽民对我们说，“不错，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有两篇关于体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报道那位要到ＮＢＡ打球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总体来说，《华盛顿邮报》最关心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事情，这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其余很多报道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觉悟提高了、中国的同性恋之类的。这方面的新闻一般刊登在报纸的内页，而且一般比较短，很难被登载到头版上去。我们20篇之内只有2篇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个是关于被抓起来的一个女学者，另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法轮功的那篇报道。
问：就你个人来看，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许美国记者到你们那里去采访几个当兵的，写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让美国人意识到解放军也是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怕犯错误。想进这个领域很难，其他领域比较容易。
问：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在美国会不会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国，比如当白宫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你在哪一项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宫记者在《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奴隶，是白宫的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白宫写的一模一样，而是他们天天有东西写，而且必须要写。特别没有意思。我特别不喜欢写那些专稿。至于出成就，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有乐趣，就会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战地记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战地记者最后会变成一种病，老是要追求刺激，听不到放炮的声音就觉得不好玩。这是一种病态。当然，做这种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做太久的话就会麻木。所以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写写别的。有的人想爬上去，变成编辑（版面主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的兴趣就在于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发现那些有趣的东西？
潘文：我不是去发现，只是想写。它是已经被别人发现了的。因为老外在这里做记者，很难直接发现什么东西。
问：你在中国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人？
潘文：我现在最想采访的是王伟的同事。
问：为什么？
潘文：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个稿子在美国肯定会轰动的不能再轰动了。王伟的同事能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采访中国的潜水艇。我做了7年战地记者，肯定对这方面感兴趣。如果解放军说，我们给你两个星期到南京军区去玩，你去吗？我当然会去，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问：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相关的稿子。《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国际奥委会到伊斯坦布尔考察的新闻。但是，你们的报纸没有报道奥委会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闻。为什么？
潘文：《华盛顿邮报》驻巴黎的记者是我的哥们儿，我想他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能否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个东西，对巴黎来说没有区别，对美国人也无所谓。但是对土耳其或中国来说，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是个很大的信号：世界社会欢迎你们。我想，法国的那个记者对巴黎申办奥运不感兴趣。但是，可能写的是什么呢？最近法国不是在骂中国人吗？而且还骂的很厉害。他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来写。对土耳其和中国来说，奥运对你们的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情。
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订中国报道选题？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新闻调查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头版常常会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会跟朋友讲，他们觉得什么事情有趣告诉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国老百姓交流一下，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从美国看中国，中国很遥远，但我住在这里，就需要跟中国人家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调查新闻在中国比较难，故事也很多。但怎么说呢？外交部对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规定，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规定，因此，我如果说了我的故事，就说明我没有尊重这些规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讲。其实，国务院有明确的条令，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但要做调查新闻就必须在这个条令之外稍微活动一下，因为一切通过官方去安排采访的话，人家肯定不想让你知道。中国媒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问：那你讲一个不违反采访规定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您的经验。
潘文：我讲那个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讲的也是一个违反外交部外国记者规定的事情。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当局报告，说哈佛大学在中国有乱搞的新闻。他们告诉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里抽血，但抽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老百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血抽出来。我们就去了，很偏远的地方。先飞到合肥，然后打车5个小时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后，和很多老百姓讲，但其实并不有趣。我们做那个稿子，从4月份开始，到12月份才写出来。回来以后，我见了哈佛那个美国医生。本来我对这个稿子并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的，但是我见他的时候，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他就威胁我，“如果你把这篇稿子登出来的话，我肯定要把你驱逐出境”。他这样威胁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为他这样的威胁只能说明他有问题。而且我这个人也是很好斗的，如果一个人说他要跟我打架，我当然要跟他打。当然不是真的动手，但他一旦威胁我，我自然有所反应。在这种条件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躲起来，另一个就是跟他斗。我当然是跟他斗。在这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跟他斗。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他们犯错误了，做了错事，但那个错误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华盛顿邮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了，我其实觉得是一种浪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时间去写，这是我和邮报的一个分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
问：您在中国采访消息来源是什么？有什么线人吗？你刚才提到在中国采访有很多困难，你在美国也会遇到这些困难吗？如果不会，那你在美国采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潘文：在美国采访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很愿意请你去他们那里采访报道，但你去了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你撒谎，不说实话。至于我有没有消息来源？我会告诉你吗？在中国政府里面我没有消息来源，完全没有。
问：在中国，人们不欢迎你去采访吗？
潘文：那当然了，一些中国人觉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样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消息来源，但是，这些消息来源像打乒乓球那样把你旋来转去。美国信源不会拒绝你的采访，而是要利用采访来影响你。在中国，人们总是拒绝我们的采访。再过几年，中国人肯定会学会利用接受记者采访，spin（发旋转球）记者。
问：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常常要通过很多种关系，你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个秘书，她比较会说服人家。很多人在国外媒体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她会说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不问，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个人的关系来拿到采访，因为如果是一个中国记者采写中国新闻，利用个人的关系，不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是个老外，利用中国人的关系来拿到什么好处的话，对这个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尽量要避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这个有意思，你应该写这个，但我不会说，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外国记者，你应该三思而行。如果因为你写的一篇稿子，另外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会一辈子有内疚感。
问：你上次采访江西小学爆炸案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潘文：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也有区号，而且也知道前面的三个号码，后面的号码也就随便打。“你是不是那个……地方？”“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是”，那好，你愿意跟我们谈谈吗？另外,我们法新社有个记者朋友去了当地，他给我们一个号码。我们拿到号码，就问有没有什么邻居有电话？“有！”“能不能给我们号码？”“给！”那我们就可以采访别的人了。我们打电话过去，都是11点钟以后了，他们都没有睡觉，很愿意跟我们谈话。采访了3个小时。
问：你有没有不成功的采访？
潘文：有。有些很大的失败。
问：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潘文：有，你知道阿斗？刘备的儿子。他是《三国演义》里的人，我把他写成了《水浒》里的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多人写信骂我，《华盛顿邮报》还专门登了更正。
问：你作为成功的记者，有没有什么非常劳累的时候，很烦了？
潘文：有，有。
问：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潘文：记者工作很烦，压力非常大，我想45岁以下可以做，过了45岁就不做了。
问：那你45岁以后要做什么呢？
潘文：还不知道。
问：您在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里面的教育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潘文：那个时候在中国学历史很难，所以我那个时候逃了很多课，去打球、旅游。我觉得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东西没有意思，所以旅行的时间比较多，但对我来说，旅行也是一种学习。我是在国外，可以学语言。跟这个国家接触也是学习。我还看书，也背汉字。但我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像。至于美国的教育，我还是很认真的。虽然课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逃课。我在美国大学里学的关于中国的东西还是有点脱离实际，直到来了这个国家之后才知道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看到的中国常常和历史书写的不一样，区别非常大。
问：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你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但这是很宽的题目，你觉得哪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最值得关注？如果给你两年的时间做一个专题，你会选择什么题目呢？
潘文：中国的边疆省份、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川西，内蒙古。我会写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写个比较全面的，但少数民族的故事会写得比较多。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有意思，但我不会花两年写它。民营企业很重要，我预测，民营企业会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起很大很大的作用。资金的来源多样化，这个不得了，比WTO还厉害。
问：你很小就想当记者吗？
潘文：没有，我小时侯喜欢研究脑袋方面的的东西，想当科学家。
问：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潘文：新鲜、可以跑来跑去，有人给你钱让你去旅行，这是个不错的交易。
问：您觉得当记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潘文：最优秀的记者是可以写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增加大家的知识，增加人类的知识。把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
问：您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您觉得在国际上增加中国的暴光率对中国会有什么作用？
潘文：我在中国已经3年，可能会工作六七年。如果读者看了我的稿子觉得能帮助这个人了解了中国，我觉得这就够了。很多美国人把中国看的特别黑，或者特别白，但实际上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整体是灰色的。我觉得把它写出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写别人的故事很有趣。这些故事就让我的读者了解到这个地方也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很复杂。
问：您看电视吗？您觉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这些节目怎么样？
潘文：我看电视，我觉得《焦点访谈》没有以前做的好，我觉得《实话实说》有意思，它很有趣，探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问：你听说过还珠格格吗？
潘文：那当然，小燕子嘛！我还采访过她，她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老外会喜欢我吗？”我说：“你长的太瘦了，应该锻炼身体。”她说：“我不喜欢锻炼身体。”我说：“那有中国人喜欢你就够了嘛”。我觉得电视剧小孩比较喜欢，老人家也比较喜欢，但我42岁，对这个东西……但是电影《洗澡》我还是很喜欢的，有细节的东西。我能理解小孩子为什么喜欢还珠格格，但我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也喜欢她。
问：我有两个问题，做了7年战地记者，对这个方面报道很多。关于军事和战争是不是你采访的基本选题？在美国，有舆论说中美在2004到2006要发生战争，还有人写书描绘了2005年在中国南海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发生战争，你在选题中，是要引起战争还是要避免战争？如果要引起战争，你要怎么做？如果要避免战争，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师生一起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呢？
潘文：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一下子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里去，毕业就去《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就可以爬上去。第二个办法是从小报到美联社，再去好的报社。但这个路比较慢，你需要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出色。如果你愿意冒生命危险的话，人家会注意你，说这个人胆子很大，稿件写得也还不错，其实无所谓他写的好不好。我一开始申请去一家大报当记者，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已经26岁，他们说我玩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和日本都留学，还到巴黎去酒吧干活。说我不用功。我就在一个小报纸先工作，13个月以后，美联社要我，在美国人眼里，美联社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媒体，但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去做战地记者。《华盛顿邮报》雇佣我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冒那个生命危险，那你继续冒吧。这是雇佣我的条件，我必须要做战地记者。这不是说因为我特别喜欢引起战争，这只是我职业的一个路程，一段个人的经历。我不是说我是被压迫人民，但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要，有棵树要爬上去，就爬了。很多人惧怕风险，不愿意。但我不怕风险，我就做了。做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做了。所以说要现在引起中美战争，对不起，我不参与。
但是，我的角色也不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好起来，我的角色是写新闻，分析情况。不是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门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什么部门，而只是写东西。如果写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没有人会看，看的人很少。如果你写一个有趣的、动人的故事，给美国佬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个有黑的、有白的、有灰的国家，那么复杂，那么有趣，中美关系也许会改善一点。但这不是目标，我不是在为中美友谊而写。我夫人是中国人，有人说你娶中国妻子是为了中美友好。难道我不爱她吗？对不起，我不谈政治。这个也是一样。我没有政治方面的目标，因为我是记者，我不应该有，如果我有，我应该进政府，但我不想。
问：你觉得中国什么地方比较好？
潘文：青岛，昆明。因为我太太老家是云南的，所以我们老去，觉得特别好。节奏很慢，很轻松。但是作为建设，青岛、大连和成都都不错。
问：你觉得中国的记者和美国的记者在职业素养方面有差距吗？
潘文：我对中国记者拿车马费有意见，但这跟中国记者的低工资有关系。有一些节目或者版可以整个买下来，然后去做广告，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很多记者拿到很好的新闻，但没有办法发，慢慢的也就麻木了。这种情况慢慢会好一些的，而且也已经改了很多。我认识一些中国记者，他们水平非常高。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这些问题会慢慢减少。
问：回到前面您谈论的战地记者生涯。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有适应的过程。刚开始在电视上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还觉得很有冲击，但后来看多了，也就跟电子游戏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欢战争，我有好几个朋友，多半都是摄影记者，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追求残酷的东西，只不过觉得没有rock&roll,就不好玩，这样想的有一帮人，但他们不是想引起战争。只不过需要那种东西，有点上瘾，像吸毒一样。我有个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杀了，那个人到最后都一直想要那个东西，我们都不懂为什么。
问：你说最开始写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又说为受众写，这是不是个转变的过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肯定要把他变成故事讲给大家听，给大家看。我觉得不是转变。我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都想会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位会保守秘密的人。所以，这是一条线。有意思，想告诉他，就是这个过程。
问：但你刚才好像提到要考虑受众的接受，是不是这样？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觉得我感兴趣，你肯定也会感兴趣。
问：你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数人相同的吗？
潘文：对，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嘛。我们都是人，都很好奇。
问：就你在中国接触国家官员的经历，谈一谈对中国国家官员的看法。
潘文：我觉得40岁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层领导我见了江泽民，见了钱其琛，我觉得他们两位很有意思。
问：不说最高领导人，就说一般的官员。
潘文：我觉得要看什么地方，你到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出来一个县长，跟你讲话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体制的问题，有的人思想很活跃。
问：就谈谈你对他们个人的感受。
潘文：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喝一点酒，大家都比较融洽了。
问：只是喝酒吗？
潘文：我当然是在实话实说，因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个人陪同。我觉得有点过火了。后来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爱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问：那是你喝的多还是他们喝的多？
潘文：我们都喝的比较多，我们是在吃水煮鱼。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官方安排采访的话比较别扭，我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外的媒体，又是《华盛顿邮报》，我又是个美国人，他们觉得很新鲜，应该这样子。
问：你刚才说你很关注中国的西部，这些省份你都去过了吗？
潘文：对，都去过了。
问：那你去了以后就更加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了。你最关心哪个民族？
潘文：我对维族比较感兴趣？
问：他们什么东西吸引你？
潘文：他们自己。他们30年代以前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维族人，而是把自己当成喀什族，吐鲁番的，伊犁的等等。后来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到那里去，把他们都叫做了维族。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民族。我读了很多书。当时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根据地域的，吐鲁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结婚，但他们是不同的人，后来才成了大的维族。我想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有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区别，南疆也有很多区别。
问：你觉得维族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潘文：他们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受益者当然没有不满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问：您刚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那作为记者，采访江主席的时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么方面呢？
潘文：我见到他的时候特别想花两个小时，问他个人生活怎么样，晚上睡觉之前看不看书，如果看书，看什么书？这种话题应该比较有意思嘛。文革的时候他干了什么，有没有受害？因为采访他时，《华盛顿邮报》有几个副总编辑在场，我们有专门的采访话题――中美关系。
问：你采访江西爆炸案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说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潘文：有，我跟他们说完了以后，又跟他们说我是国外的记者。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华盛顿邮报》，那是在江西比较远的地方。不过，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因为我有口音嘛，他们都能听出来。
问：有的中国媒介记者搞隐性采访，你觉得可以吗？
潘文：那不行，我不会这样做。电话采访可以，但我必须告诉对方我是记者。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接受采访，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么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会说我不是记者，我们偷偷去什么地方。
问：你很多事实是需要核实的，电话采访怎么核实呢？
潘文：但是我们不应该凭一个来源写稿，应该根据好几个来源来写。比如说我电话采访你，又电话采访他，又电话采访她，如果你们说的都一样，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我想我可以写了。江西那些农民，我们采访了好几家，他们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农民现在特别愿意跟老外讲话，比工人还要愿意。因为他们没有单位，所以不怕。单位这个思想现在在中国还是很重的。工人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问：中国去年曾经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记者知道哪个考场会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镜头，到时候把人家暴光。这种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吗？
潘文：也许会发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话，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了。在美国，揭露媒体本身问题的新闻也很多。
问：有的记者为了采访盗版光盘，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装成顾客去买，这个也是违反吗？
潘文：电视台很需要那些镜头，他们的道德观点和我们文字记者还是有区别。他们偷偷的到什么地方去，拍下来，给观众还是很多刺激的。我不会这样做，《华盛顿邮报》不允许。在美国他们也常常这样做，但我们不会。
问：我知道美国很多报纸都有自己的网站，您是否知道什么网站没有报纸或者杂志的背景，还能做的出色吗？
潘文：像Salon,Slate都是网上的杂志，他们都没有报纸或者杂志在背景。但他们都没法赚钱，虽然还没有关闭，但也快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华盛顿邮报》网站每年烧钱4000万美元。
问：您觉得互联网还有前途吗？
潘文：我觉得肯定是有前途，但是前途在哪里我看不到。原来都说信息公路，不用上班就可以赚钱，但我觉得那是废话。现在互联网很难。
问：我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电视台在中国都有办事处，我去参观过，这些办事处很多都是本国来的一个记者，他的语言也不通，雇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只是做助手，没有发言权。如果从欧洲来的记者并不了解中国，他怎么采集新闻呢？
潘文：我觉得这要看那个记者。《洛杉矶时报》原来在这里有一个记者，他就不会讲汉语，但他做记者做的特别特别好，我们有个记者，中文说的很好，做记者却做的很差劲，所以要看那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尤其是职业方面的本事。很多人说在美国如果你要写黑人的事情就首先必须是个黑人，不然不能了解他们，但我反对。我觉得在中国做好记者应该会中文，但肯定有很多例外，要从个人来看，有很多记者很有本事，但语言不通。
李希光：John今天给我们的讲座一定会激起同学们当记者的热情，我想很多同学都下定了决心要当记者了。另外，我觉得同学今晚提的问题也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已经受到了清华新闻学的良好熏陶。我很为同学们骄傲。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John的讲座。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