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主导本能是对处于生命初创期的婴儿提供指导和保护方面的特殊奇迹的原因，这时婴儿还很不成熟，但已处于正获得充分发展的旅程之中，这时婴儿还没有这个物种的特征，没有力量，没有耐力，没有生物的竞争武器，甚至也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对他们的奖励是生存。在这里，主导本能就象隐藏在创造的秘密之中的母亲或教师那样行动。它们拯救了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拯救自己的手段的孤弱生命。
其中有一种主导本能是跟母性有关的。法布尔（Fabre）和其他的生物学家把这看作是物种生存的一种关键。另一种主导本能跟个体的生长有关，荷兰学者德佛里斯(De Vries)在对敏感期的研究中对这已作了描述。
母性本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虽然她们是物种中的生育者，在保护年幼者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但是在父母双方都可以找到，并且它常常充满整个群体。对这种母性本能的更深入的研究揭示，它是一种神秘的能量，并不必然跟现存的个体相联系，而是为物种的保存而存在的。
因此，“母性本能”是跟物种保存有关的主导本能的一种一般性定义。它具有所有的生物所共有的某些特征。例如，它要求牺牲所有其他已成熟的本能。一头凶猛的动物可能表现出对它来讲是非自然的温柔和耐心。一只为了寻食或避难而远飞的鸟会密切地注视着它自己的巢。它会寻找其他的避免危险的方法，但绝不会采用迁徙的方法。物种固有的一些本能会突然改变它们的特点。许多物种会为建造一个蔽护的场所而工作。这种倾向在其他的时间从它们身上找不到，因为一旦它们充分长大了，它们仅仅按它们所发现的那样去适应自然。它们的建造活动的目的在于为它们的后代准备一个隐蔽所。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要遵循的计划。没有一种生物是把它最初遇到的材料胡乱地聚集起来的，或者仅仅使自己适应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不，在这方面由母性本能所给予的指导是固定的和精确的。
一只鸟建造它的巢的方式是识别它所隶属的物种的一种手段。昆虫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建造者。例如，蜂房是名符其实的王宫，它建造在精确的几何线上。整个蜂群共同劳动，为下一代建造了这个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其他虽然并不很壮观，但极其有趣的勤劳的例子。蜘蛛为它的敌人伸展出了巨大的网。但是，突然它忘记了它的敌人和自己的需要，着手进行一项崭新的工作。它用丝密集编织成一只精致的小袋。它是防水的，通常由两层组成，以抵御蜘蛛通常的栖息地的寒冷和潮湿。蜘蛛在这个小袋中产下卵，但是惊人的事实是，这只蜘蛛如此强烈地依恋这个小袋，以致当它痛苦地看到它的小袋破损或遭毁坏时会悲哀地死去。事实上，它是那么紧紧地依附着它的小袋，以致这似乎成了它自身的一部分。因此，它的爱集中在这个小袋上，而并非在卵上，也不在那个最终要从卵中孵出来的小蜘蛛上。甚至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小蜘蛛的存在。本能指导这位母亲在并没有一个生物作为它直接对象的情况下，为这物种做某些事。因此，存在一种并没有现存对象的本能，它不可抵御地在活动着，展现了对一种内在命令的服从，去做它必须要做的事，去爱应得到爱的东西。
蝴蝶在它们整个生命期间以花蜜为食，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食物。但是当产卵的时候一到，它们从不把卵产在花上。它们受另一种本能的指导。这种寻找直接有利于个体的食物的本能被另一种本能所替代。蝴蝶转向另一种食物，这对它们自身是无价值的，但是对幼虫是必不可少的，蝴蝶最终就是从幼虫孵化出来的。这样昆虫自身就携带了自然的命令，这种命令与它们自己是不相干的，但对这个物种是有益的。瓢虫和类似的昆虫从来也不把卵产在叶子的顶端，而是产在叶子较低的部位，在那里，从卵中产生出来的并以叶子为食的幼虫得到保护。在大量从来也不以植物为食物的其他昆虫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为了后代的营养而选择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它们本能地知道什么东西是对它们后代更适宜的营养物，甚至能够预见到可能来自下雨和太阳的危险。
负有保存物种使命的生物改变它自己的爱好并自我改造，似乎支配它自身的规律在一段时间里搁置起来了，对某个伟大的自然事件 ------创造的奇迹处于一种期待的状态。然后它超越寻常的活动，在这个奇迹面前进行了可称为典礼的活动。
事实上，尽管新生儿完全缺乏经验，但是大自然最辉煌的奇迹之一是，新生儿所拥有的力量能使自己适应于外部世界，并防止外部世界的伤害。借助敏感期的部分本能的帮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本能引导他们克服接连不断的困难，以不可抵御的趋动力不断地激发他们。自然并没有给成人如同新生儿所拥有的那样的保护。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并严密地注视着这些规律得到遵循。成人必然只能在指导物种保护的本能所规定的限度内给予合作。
通常，正如我们在鱼和昆虫中所看到的，成年的和新生的生物的主导本能以明显不同的和独立的方式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后代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联系。在较高等的动物中，这两种本能协调一致地工作，并且母亲的主导本能和她后代的敏感期是一致的，这使母亲和儿童之间产生了爱，或者形成了一种母系关系，这种关系还扩展到整个有组织的社会，由社会承担对新一代的照料。例如，这种情况出现在如蜜蜂、蚂蚁等生活在群体中的昆虫之中。
物种并不是靠爱和牺牲而得到保护的。相反地，这些是主导本能的结果，主导本能来源于生命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实验室之中，它决定所有物种的生存。生物在照料它们后代时所拥有的情绪或情感使自然所施加的任务易于完成，并且提供了在完全服从自然的命令时能感受到的特殊乐趣。
如果我们希望迅速地了解这个已成熟的世界，我们可以说，支配这个世界的规律会周期性地出现例外情况。似乎是那么绝对和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为了一个更崇高的利益而被搁置起来了。它们服从于有利于物种年幼生命的新规律的要求。由此，通过不断地搁置和更新自然规律，生命得以永恒地维持下去。
现在我们可能要自问，人是如何适应这些自然规律的。人是最高的综合，它自身包含了较低等生物的所有自然现象。他集中体现它们并超越它们，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智慧，他给它们披上了展现在艺术作品中的理性的光辉。
然而，生命的两种形式，即表现在儿童和成人之中的生命形式是怎样的呢？它们是在哪些令人崇敬的领域展现自己的呢？实际上，这两种生命并非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在人类世界中寻找它们，我们必须说只有一个成人的世界，它一心只想着外界并要确保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人的心灵集中注意于征服和生产，似乎不存在其他重要的东西。人类的精力在竞争中挥霍和削弱了。如果一个成人看儿童的生活，他会以对待自己的同样逻辑来看待儿童。他把儿童看作一个不同的人，并远远地避开这无用的生物。或者，在称之为教育的那些方面，他试图直接把儿童引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轨道之中。他会像蝴蝶那样（如果这可能的话）弄破幼虫的茧，鼓励它飞。或者他会像青蛙那样，把蝌蚪拉出水域，这样它就可以在陆地上呼吸了，并且把它的黑皮肤变成绿色，因为青蛙自己就是绿色的。
人就是或多或少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儿童的。成人让儿童看他们自己本身的完美和成熟，以及他们的历史榜样，并期望儿童模仿他们。他们没有认识到，儿童的生命恰恰需要一种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生活媒介。
人是最高度进化的，是物质世界中最高的生命形式，他被赋予智慧，是他环境的主人，拥有充分的力量，在工作能力上比其他生物具有无法衡量的优越性，那我们怎样解释有关人的这种巨大的误解呢？
然而，人，作为他环境的建筑师、建设者、生产者和塑造者，为他的孩子所做的事比蜜蜂和其他的昆虫为它们的幼代所做的要少得多。在人身上完全缺乏生命的的主导本能的这种最高级和最基本的要素吗？在确保物种生存的这种所有生命都具有的令人惊愕的典型现象面前，他真的是未受助益和视而不见的吗？
人应该具有其他生物同样的感觉，因为在自然界中所有的东西是被改变而不是被毁坏。遍及宇宙的那种力量即使它们偏离了适宜的对象，但仍然会保存下来。
人是一个建设者，但他在何处为他的孩子建造一个适宜的窝呢？它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和未被任何外界需要所污染的地方。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慷慨的爱能积聚起并非用于生产的财富。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一个人会感到需要抛弃他通常的行为模式，在那里他意识到斗争并不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那里他终于认识到挫败他人并不是生存的秘诀，结果，在那里自我克制似乎是生活真正的源泉呢？是否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心灵渴望砸碎把它牢牢缚在外部世界的铁镣铐上呢？难道就不再存在对促进新生活的奇迹的急切渴望呢？同样的，难道就不存在对超越个体生命并达到永恒的某种东西的追求吗？拯救的方法是这样的：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必须放弃自己的矫揉做作的想法时，他才会相信。
当他的孩子诞生时，人是会产生这种情感的。就像其他的生物一样，他应该放弃自己的行为方式，使自己成为祭品，这样生命才能达到永恒。
是的，在有些场合，当人感到不再需要征服，而需要净化和纯洁时，他就渴望单纯和平静。在那种纯化的平静中，人们寻求生命的更新，寻求从人世的重负中复活。
确实，人必须要有远离日常生活的伟大抱负。它们代表了一种神圣的声音，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还能把人召集起来站在儿童的周围。
作为一个教师的儿童
当前研究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发现人的主导本能。在没有先例指导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开辟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证实某些本能的存在，并指出如何进一步对它们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只有在正常的儿童，即那些生活在适宜于他们正常发展的环境里的儿童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人性如此清楚地展现出来，以至毫无疑问存在着它的正常特征。
无数的经验使这个对教育和社会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真理清楚地呈现出来。很清楚，如果人拥有一种跟我们所知道的不同的本性，那么，它们也应该有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正常的成人社会的产生，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这种类型的社会变化不可能来自个别改革家的思想或能力，而只能来自从旧世界中缓慢而又稳固地浮现出来的新世界，来自逐渐呈现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世界。新的发现和能够指引社会达到一种正常生活的自然的指导就是从这个世界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希望乃至想象理论的改革或个人的努力能够填补由于对儿童的压制而在这世界中所形成的巨大空缺，这是愚蠢的。只要儿童不能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而受到歧变的折磨，人就将永远是不正常的。这种能够帮助人类的能量潜藏在儿童之中。
我们必须坚持“了解自己！”这一格言中所包含的古代理想。在这句名言中萌发了对人的身体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各种生物科学的幼芽。虽然人在身体卫生方面跨出了一大步，但他的心理生活仍保持一种未知的性质。有关人体知识的第一个巨大进展是通过对人的尸体的解剖才取得的。对人的心灵的理解的新进展将通过对新生儿的研究来获取。这种研究似乎对文明的进展是必不可少的。只要对这个问题，即儿童正常化的解决缺乏基础，教育和社会问题就解决不了。
对成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们面临着自我认识的问题，即认识指导人的心理发展的神秘规律。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被儿童用一种实际的方法解决了，并且似乎不存在其他的办法。那些试图获取力量和权威的歧变的人可能迷恋于某种利益，而利益在被正确地对待之前可能变成危险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的利益、任何的发现或发明可能会增加困扰世界的罪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它们也可以用来促进人的物质利益，或者战争和积聚过多的利润。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现，已经使不断增加痛苦的危险进一步加剧以及野蛮的最终胜利。除非人的正常化被看作是基本的社会需要，否则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部世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物质的进步才能带来真正的福音和更高级的文明形式。
儿童隐藏着未来的命运。任何希望给社会带来某些利益的人必须保护他不致歧变，并注意他自然的行为方式。儿童是神秘的和强有力的，他内藏着人性的秘密。
儿童的权利
在本世纪初之前，社会一直完全不关心儿童。儿童完全被托付给家庭照料。他所拥有的唯一保护是他父亲的权威，这可以回溯到2000年前罗马法的遗俗。在这漫长的时期里，文明已经取得了进展，对成人的法律也作了重大的改进。但是，儿童仍然处于被剥夺任何这类防御措施的状态。儿童可以得到他所出生的家庭提供的物质、道德和智慧上的帮助。如果一个儿童的家庭没有财力，社会丝毫不感到对他有任何职责，他就在物质、道德和智慧的贫乏中长大。社会并不要求丈夫和妻子自己作好准备，以便恰当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国家在制定官方文件时如此严密，对最细微的繁文缛节如此谨慎，对规定社会的其他所有领域如此迫切，但是，对未来父母保护子女和为他们适宜的发展提供条件的能力上却毫不关心。它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准备或教导以帮助这些父母承担职责。即便现在，需要建立家庭的男人和女人所要做的，也只是获得一张证书和举行一个结婚仪式。
从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断定，社会一直对这些大自然已经赋予了人性建设任务的幼小工作者漠不关心。跟成人已经得到的大量的持久利益相比较，儿童一直处于被流放和被遗忘的状态。
大约在70年前，医生开始真正对儿童感兴趣，并开始认识到他们是社会的牺牲品。在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比现在的儿童遭到更严重的抛弃。没有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医院和专家。但是当统计研究揭示儿童有较高的死亡率时，人们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了。这些数字表明，即便一个家庭可能生很多孩子，但也只有相当少的人能活下来。幼儿的死亡似乎是很自然的，以致家庭用这种想法自我安慰：他们的后辈直接到天国去了。那么多的婴儿死于无知和缺乏照料，以致他们的死亡被看作是十分正常的。
但是，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能够为这些儿童做某些事情时，一场广泛的旨在激发父母良心的运动开展起来了。父母们被告知，对他们来说仅给子女生命是不够的，他们还应该运用科学的新发现使他们的子女免遭疾病和死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习儿童卫生的原理并运用它们。
但是，儿童并不仅仅在家庭内部才遭受痛苦。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当时医生们正在研究工人的疾病，并为社会卫生学打下了基础：他们发现，除了缺乏卫生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之外，儿童还遭到其他病害的折磨。
儿童必须在学校里承受社会所强加给他们的痛苦。在学习读和写的时候，长时间曲俯在桌子上导致了脊椎的收缩和胸腔的变狭，使得这些儿童易患结核病。长时间努力阅读而没有足够的光线导致了近视，由于长时间被限制在狭窄的拥挤的地方，他们的身体普遍变得衰弱。
但是，儿童的痛苦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强制的学习导致了恐惧、厌倦和精力的耗竭。他们变得毫无信心，忧郁代替了自然的快乐。
通常，家庭丝毫不考虑所有这一切。儿童的父母唯一感兴趣的是，看到儿童通过考试，尽可能学得快些，这样就不需要更多的教育花费。他们不大关心学习或文化的获得。他们仅注意于奢华的社会职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儿童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一张社会通行证。
当时所作的一些调查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事实。许多儿童到学校时，已经因为做事而弄得疲惫不堪。在上学之前，有些儿童已经走了好多英里送牛奶给订户，其他的儿童已在街头出售过报纸或在家中劳动过。因此，他们到学校时既疲倦又饥饿。然而，就是这些儿童常常由于不注意听课和未能理解教师的讲课而遭到惩罚。后者出于他的责任感，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权威感，企图通过责备儿童以唤起他们的兴趣。他用威胁的手段强制儿童服从，或者在他们同伴面前指责他们缺乏能力或意志薄弱来羞辱他们。这样，儿童因在家受剥削和在学校受惩罚而耗竭他们的生命力。
这些早期的调查揭示了如此众多的不公正，于是开始出现了反应。学校作了多种多样的改革。现在医生和教师共同为学生的健康而工作。这些学校健康课程的引入在所有文明国家里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它们标志着对童年作出社会性补偿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回溯到这第一个值得欢迎的觉醒之前，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承认儿童权利，或任何正确估量他们重要性的证据。然而，耶稣基督为了把人从盲目中唤醒和给他们指出进入天国之路，他抱着一个儿童说：“如果你不成为其中的一个幼儿，你将不可能进入天国。”但是，尽管有这种有益的警告，成人却继续迷恋于把儿童纳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把他们自己树立为儿童完美的榜样。他们惊人的盲目性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治愈的。这种跟人类同样古老的普遍盲目性肯定是人类心灵的众多奥秘之一。
从遥远的古代到我们的时代，教育一直跟惩罚具有同一含义。教育的目的就是把儿童隶属于一个成人，成人使他自己代替了自然，把自己的意愿和意图替换了生命的规律。在《旧约全书》的“箴言”中可找到支持这种态度的证据，在这本书中父亲可以看到，如果他不用棍棒就会宠坏孩子。在数千年的进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巨大的变化。不同国家的人们运用不同的手段惩罚儿童。在私立学校里通常有固定的惩罚模式。它们可能包括：在儿童头颈上悬挂一块使人丢脸的标志牌，把驴的耳朵竖在他的头上，或使他面临任何过路人的侮辱和嘲笑。还有其他的使他承受肉体痛苦的惩罚。其中有强制儿童面对角落站立数小时，或裸露膝盖跪在地板上，或在公众面前受鞭笞。现在对这种野蛮行为作了巧妙的改进，它源自这种理论，即家庭和学校在教育工作中要联合。在学校里已受到惩罚的儿童被责成回家时要坦露这个事实，由此他父亲可以对教师的惩罚再添加一些责备和惩罚。然后，这儿童被迫将他父亲的便条带到学校以表明家长已经知道他儿子的不端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发现他不可能保护自己。他能求助于什么法庭呢？他甚至还没有被宣判有罪的罪犯所享有的申诉权。在苦恼时可以作为一种安慰性的庇护场所的爱又在哪里呢？一点儿也没有。教师和家庭联合起来对儿童施加惩罚时相信，如果不联合，惩罚是无效的，但是家庭并不需要提醒他们应该惩罚自己的孩子。对儿童受惩罚的各种方式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的儿童在家中是不受惩罚的。他们被训斥、侮辱、打巴掌、挨揍、关到暗室中，甚至威胁要受到更大的惩罚，被剥夺跟其他儿童游玩或吃糖果和水果之类的娱乐活动和消遣，而这一些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的那么多痛苦的唯一补偿。还有，他们被迫不吃饭就去睡觉，由于悲伤和饥饿，他们要度过一个痛苦之夜。
虽然在有教养的人中这种惩罚的使用已经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父母们仍然用刺耳的和威胁性的声调对子女乱嚷。成人认为他们拥有惩罚儿童的自然权利，母亲认为掴一巴掌是一种职责。
然而，对成人的体罚已经作为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和一种社会耻辱而被取消了。但是，难道还有任何东西像侮辱和打儿童一样卑劣的吗？在这方面人的良心完全麻木了。
文明的进步不再依靠个人的努力，或人的心灵的炽烈热情。它的进步就像无情的机器的推进。这种趋动力是不屈不挠地朝前运动的巨大的非个人的社会力量。
社会就像一列以令人眩晕的高速朝着某个遥远的目标前进的火车，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可以比作在车厢的包厢中熟睡的旅客。他们那处于睡眠状态的良心是真正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在运输工具日益加快的速度和人的心灵日益增强的尊严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危险的悬殊差别。走向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唤醒这种沉睡中的人性，强迫它听听正在召唤的声音。当今绝对需要的是，社会应该意识到儿童，并真诚地努力把儿童从他所在的巨大的危险深渊中拖出来。儿童的社会权利必须得到承认，这样才能为他们建设一个适宜于他们需要的世界。社会所犯的最大罪恶就是浪费了应该花在儿童身上的钱，这毁灭了儿童，也毁灭了社会本身。
社会就像是一个任意挥霍他的祖传财富的儿童监护人。成人把钱花费在自己身上，并建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很明显，他们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是本该分配给他们子女的。这个真理存在于生命本身，它甚至可以在最低等的昆虫中发现。为什么蚂蚁要储存食物呢？为什么鸟要寻找食物并把它带到自己的巢里去呢？大自然并没有给那种自己好尽所有东西并把自己的后代抛入不幸之中的成人提供任何的榜样。然而，成人并没有为儿童做任何事情。他的努力不过是保存自己的肉体，就此而已。由于浪费，社会急切需要钱，这时它就从学校中取钱，尤其从保护人类生命种子的幼儿学校中取钱。社会从这些学校中取钱，是因为没有替这些学校辩护的呼声。这是人类最大的罪恶和错误之一。社会甚至没有想到，当它把这些钱用于建造战争工具时，这导致了双重毁灭。这种毁灭是通过阻碍生命和带来死亡而实现的，但这两种毁灭是一个错误的产物。由于没有作出努力以确保自己的生命的健康发展，人是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长大的。因此，成人必须组织起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他们的孩子。他们必须大声要求一种权利，习惯性的盲目已经阻碍他们看到这种权利，但是，如果一旦得以证实，这种权力再也不会受到怀疑。如果社会一直是儿童的不可靠的监护人，那它现在必须正确地处理事情，把儿童的遗产还给他们。
父母的使命
儿童的父母不是他的创造者，而只是他的监护人。他们必须像谨慎地承担某种职责的人一样地保护儿童，并深切地关心他。为了他们的崇高使命，儿童的父母应该净化自然已移植在他们心中的爱，他们应该努力去理解，爱是未被自私或懒散所污染的深沉情感的有意识的表达。父母应该关心这个当今重大的社会问题，关心世界上为承认儿童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近年来，对人权，特别对工人的权利已经讲了好多，而现在该是谈论儿童的社会权利的时候了。承认工人的权利对社会来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生存唯一依赖于人的劳动。但是，如果说工人生产人们的消费品，工人是无数实物的创造者，那么，儿童生产人类自身，因而他的权利更需要得到承认。很明显，社会应该对儿童慷慨地给予最大的关怀，这样，反过来它又可以从儿童那里获得新的能量和潜力。
即他们忽视和遗忘了儿童的权利，他们没有认识到儿童的价值以及他的力量和他的真正本性，这一事实应该深深打动人的良心。
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是能够通过联合一致地工作以改善社会，进而拯救他们孩子的唯一的人。他们必须意识到自然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就父母赋予自己孩子的生命而言，他们对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职责，并掌握着人类的未来。如果他们不按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他们将跟比拉多（Pilate）一样。
比拉多应该能够拯救耶稣基督，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受古代偏见所支配的一群暴徒要救世主的命，而比拉多却没有有效地反对他们。
当今父母的行为跟比拉多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扔给社会习俗摆布，似乎这些习俗是无法避免的。不存在保护他们的呼声，然而，如果有保护他们的呼声，它应该是爱的呼声、爱的力量和他们父母的人权。
正如爱默生已看到的，儿童就象弥赛亚（Messias），他降临到堕落的人间，是为了引导他们返回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