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么一个单元，还真
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当我把这个想法
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
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
的时间表，很少交往，谈不上了解。”
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
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
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么笑话。纽约，到底是怎样
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
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杈，让我想起
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么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
了。渐渐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
声响。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
过。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开窗帘，一声“下雪
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
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
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
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烦人！你知道吗，
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
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上学一定不太方便。
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该开始习惯
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
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
一个大雪的早晨
纽约的天气预报还是相当准的。我起床后一掀窗帘，外面果真是鹅毛满
天了。
出了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而那些调皮
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的，想劝它们出来是绝无可能的了，只有任它们把鬓角和
脖子弄得湿漉漉的。但这并不会惹恼我。只要是下雪天，我的心情总是最好
的。
和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只不过今天大家在半尺厚的雪
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速度明显不如往常。那频频看表的，估计已经有迟到的
可能。在美国，迟到，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
都不能成为理由。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二十八名员工，
原因只有一条：迟到。给我们上课的教授说：“干电影电视这一行，时间就
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
时爬到摄影棚报到。”上次下雪，班上有一位同学迟到二十分钟，他解释说
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却不留情面地说：“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
是为你自己。”想到这儿，我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
临街的面包店每天七点开门。此时咖啡加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
散到街上，让所有低头缩颈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那些预
计有剩余时间的人便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了。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
意大利人，看体型更应该做厨师——也许本来就身兼两职吧。他正用大雪铲
铲开店前的积雪。铲完之后，再撒上一把盐，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今年由
于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骤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
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至于盐水腐蚀了路
面和下水管道，似乎就没人操心了。街边的店家和住户都很自觉地把门前的
积雪扫清。倒不是觉悟高，只是纽约有法律：如果有人在某家门前因雪滑跌
倒摔伤，所有医疗费由此家担负。在医疗费奇高的美国，实在没有比这条法
律更有效的扫雪动员令了。然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已有
报道说，有大块冰雪从高楼房檐滑落，砸伤了路人，责任还不知由谁承担。
但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更注意脚下，而不是头顶上的动静。
雪越下越大。每个路口都有司机拿了雪刷子下车，把堆积在车窗上的雪
掸落，但不到一分钟，玻璃上又是白白的一片。这时，后面的车已经不耐烦
地按响了喇叭。司机匆匆收起刷子，而他自己已是雪人一样了。
真的，怎么很少见纽约人堆雪人呢？若是在北京，早已有无数的雪娃娃
睁着黑煤球的眼睛，竖着胡萝卜鼻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雪中了。年轻人一
见下雪便兴奋起来，急着找伙伴，急着出门，急着打雪仗，急着享受踩上松
松的雪地的感觉和声音，急着躲在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而
那些闹了别扭的，也在纷飞的雪球中大笑着忘了隔阂。只有被塞了一脖子雪，
双手由冷变烫，由白变红，头发眉毛全白了，全湿了，那才过瘾，那才骄傲，
才是个下雪天的样子。
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大雪明显妨碍了人们。交通阻塞，邮局
关门，学校停课，道路泥泞..大家似乎都愿意马上进入室内，脱掉大衣，
喝杯咖啡，暖和而干燥地工作、谈判、吵架、赚钱..这是他们四季如春的
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雪打乱了这种节奏，所以成为这个城市不受欢
迎的客人，纽约人不感激它的美丽，它的湿润，它的去病杀菌，他们只是抱
怨它。是因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期望，还是他们无暇体会
上帝赐予冬季城市生活的这一份浪漫。
雪，你何不到中国去？那里有为你欢呼的人们。
在纽约，路面街口多，车辆挤，所以大多数上班的人都坐地铁。下雪天，
乘地铁的人就更多了。地铁站就像一个真空管道一样，把路上的人往里面吸。
躲开了大雪，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
骂着环天气。纽约地铁的脏是有名的，不时会有小老鼠在轨道间窜来窜去。
此时车站里热乎乎的、湿乎乎的，香水混合着角落里垃圾的异味，几乎让人
恶心。人越聚越多，而行乞的人们也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
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
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重复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
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
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
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
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
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
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
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
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
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
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
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
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
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
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
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
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
似乎都不喜欢雪。
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
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
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
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重返校园
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
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
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
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
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
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
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
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
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
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
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
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
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
“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
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
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
米的小个子，只
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
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
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
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
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
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
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
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
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
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
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
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
买1.25
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
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
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
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
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
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
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
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
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
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
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
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
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
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
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
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
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
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
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
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
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
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
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
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
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
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
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
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
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
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
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
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
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
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
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
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
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
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
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
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
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
晚间新
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
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
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
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
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
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
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
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
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
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
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
E
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
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
C
无异于前途
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
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
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
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
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
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
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
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
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
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
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
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
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
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
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
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
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
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
T
恤衫，习惯把脚放
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
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
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
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
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
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
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
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
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
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
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
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
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
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
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
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
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
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
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
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
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
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
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
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
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
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
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
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
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
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
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
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
“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
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
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
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
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
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
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
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
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
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
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
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
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
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
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
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
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
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
看GRE
和TOEFL
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
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
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
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
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
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
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
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
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
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
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
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
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印。父亲又是歉
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
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
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
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
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
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
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
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