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地聆听自然母亲的美妙音乐。大自然有她独特的语言，人类的语言相比
之下显得多么琐碎苍白。今天的人类变得太骄傲了，其实离开大自然，我们
什么也做不成。敬畏这位我们共同的母亲吧，问自己：今天的执著是否值得？
等一个雨过天晴的夏日黄昏，让我牵了你的手，到柳树下去找知了的幼
虫。它们往往在那种时候顶开湿乎乎的泥土，爬出整整三年的黑暗（它们通
常在地下呆到三年，才爬出来蜕变成会飞的蝉），攀上树干。然后它的坚硬
的外壳会从背部裂开，慢慢地，从里面挣出一个又软又嫩的蝉来，翅膀紧紧
合拢着，上面还挂着粘液。它静静地伏在自己的壳上，用不了多久，粘液干
了，翅膀张开了，硬朗了。这时的它，挣脱最后一丝牵挂，一振翅，飞上了
树梢，留下了那个呆头呆脑地挂在老地方，一动不动的粘着泥土的硬壳。
大自然里这样奇妙的事何止千万！当你发现了一个秘密，天知道还有多
少秘密在等待你去发现。你会明白，原来你，我，他，都是秘密的一部分，
都是这个又精致、又广阔的自然母亲的杰作。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
没有理由看不起其他任何生命。等你烦躁的心安静下来，急促的呼吸平缓下
来，眼中的泪水不再流下来的时候，自然母亲已经将你需要的答案告诉你了。
听！那只蝉儿已经在枝头唱歌了。
牵手
转眼间，我和他结婚一周年了。再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儿子就要出生了。
随着产期的临近，我的心情紧张起来。这时候，他搬出那句口头禅：“别
怕，有我在呢。”我笑了：“这回你可帮不上忙。”他说：“别小看人，到
时候我握着你的手，你就有劲儿了。”
他说得对。
今年一月，我突然发起烧来，39℃的体温持续不退。去诊所就医，美国
大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感冒，不必吃药，过几天自然就会好的。五天
过去了，病情依然不见任何好转，只有靠强退烧药才能暂时抑制一下体温，
药效一过，温度计上的红线依旧窜得老高。他急了，连忙开车带我去医院看
急诊。等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位护士传我进去。我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
坚持扶我，却被那位护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结果，我在里面又等了半个多
小时才有一位值班医生过来询问。几句话之后，便说：“你是感冒，没什么
大不了的。”我问是否需要打针，他说不必。接着开了一种抗菌药，便准备
打发我走。
这时，突然听到门被“砰”的一声撞开，接着是护士的抗议声，但她的
声音立刻被一个更响的嗓音盖过：“我要见我的妻子。为什么耽搁了这么长
时间还不见她出来？”他像牛一样冲了进来，这时谁如果拦他，他准跟人家
打起来。他几步跨到我面前，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没事儿吧？别怕，有
我在呢。”接着转向医生：“这怎么会是一般的感冒呢：为什么不给她做X
光透视？”医生大概被他的气势镇住了，一时不敢言声，乖乖地领我去做透
视。结果：是肺炎，而且已相当严重。如果再发现得晚些，会并发心肌炎和
肾炎。
每当我劝他改一改急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说：“要不是有这么个急脾气，
这些庸医就把你的命给送了。”
他说得也对。再说，他的急脾气也的确改不掉——命书上这么写的。
你说算命这事儿，有时还真挺准。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易经学家，曾经在
几年前告诉他何时会遇到终生伴侣，何时会有第一个孩子，现在一一应验，
你说神不神？那位大师还说他这一生天马行空，操劳忙碌。这也不假，一年
三十万英里的飞行距离，明明白白地在他的航空帐户上。
“我再也不想独自旅行了。”婚后他这样对我说。可是，半年前，他又
不得不独自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那时我已怀孕，又在上学。去机场送他的
时候，他说：“我一定尽快回来。”当时我还不甚明白“尽快”指的是什么，
心想：“去跟人家签合同，日程表上写的是三天，排得满满的，怎么个尽快
法？”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当晚回纽约。
“谈判不成功吗？”我问。
“不，合同已经签了，一切顺利。”话筒里传出他兴奋的声音。
他提前一天回家了。因为临时改换航班，不得不用头等舱的票子换了张
经济舱的——人家肯定以为他神经搭错了。要知道，他个头大，在经济舱的
座位上，只能缩着腿，二十个小时的连续飞行，真够他受的。而且，为了早
回来一天，前两天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根本没合眼。
“这下用不着倒时差了。我现在困极了。”他一脸倦容，眼皮都抬不起
来了。
“干嘛把自己赶得这么紧？不要命了！”我给他盖上被子。
“一个人有什么意思？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家了，还不赶着回来？再
说，我是个急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着，鼾声已经响起来了。
美国去年有一本畅销书，书名是《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水星来》。其
作者认为，男人和女人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有完全不
同的生活逻辑：女人永远都想把男人改造成她们心中完美的模样，而男人呢，
则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够完美了，于是两下纠缠不休。
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事后，他总开玩笑说：“物极必反，
等我老了以后，肯定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老头，你耐心等着吧。”有了这样
的承诺，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干脆放弃了改造他的念头，接受了他的存在。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时而畅想一下悠闲平和的老年生活。
而时下，我们正年轻，正天马行空。
我们一直在搬家。为了结婚，他把加里福尼亚的房子卖了，搬到了纽约；
为了陪我一起回国定居，我们又把纽约的房子退了，搬到上海。
“哪儿是我们最后的家呀？”我问他。
“有你在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初送我的那捧红玫瑰。每一朵都是那么完美。关了灯，
月光从窗口透进来，那些丝绒般的花瓣折射出柔和的光泽。
真的，我们俩很知足：我们的相遇并不算太迟。爱情，在这个很多人听
见就露出怀疑眼光的时代，我们俩相信。
有一位朋友曾提醒我们：”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说你们一个有名，另
一个又是做生意的。”其实，已有传闻说，杨澜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老华侨，
还要神秘地加上一句：“不过，听说很有钱。”
我说：“这些人的想象力的确不太丰富。”
他说：“我们自己开心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毕竟还是凡人，有烦恼的时候。有人说我和他回国定居是
因为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说他是想靠太太的名气赚钱。我真的愤怒了：做人
怎么这么累呀！有人出国不回来吧，说人家不报效祖国；我们回来吧，又说
风凉话，横竖把别人往环处想，只有这样心理才平衡吗？！
我知道他争强好胜惯了，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从来没受
过这种气，真替他不平。他苦笑着说：“谁叫我娶了个有名的太太？说不定
还有人会叫我‘杨先生’呢。嘴在别人脑袋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你可
不许灰心，别没出息！”
“杨澜，你多幸福啊。我真有点儿妒嫉你。”我的正被感情困扰着的女
友这样对我说。
当我把这话传达给他时，他大大咧咧地说：“我本来就不错嘛！”不瞒
你说，我欣赏他的这种自信。
正是凭着这种自信，他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着四十美金；
又是凭着这种自信，生活无着的他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
费。一天，又饿又累的他在切菜时险些把手指切断。老板立刻甩过来一句话：”
我可不负责医疗保险。”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粗粗地裹了一下伤口，又干
了起来。他对我说过，当时他脑子里想起了韩信。
我坚信，一个胸怀大志却又能忍受艰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
他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懂得珍惜世间真情，懂得体谅人情冷暖。
每次去纽约的中餐馆吃饭，他都给服务员不少小费，特别是那些从大陆
来的。
“看见那位专为客人倒冰水、收盘子的四十来岁的人吗？一看他的手
势，就知道是新手。这是餐厅服务员里干活最累，小费最少的活儿，刚进来
的人才被分配做这份工。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把所收小费的10％给他，他每晚
干五六个小时，连工资顶多得二十几块美元，同是中国人，还经常被资格老
一点儿的人欺负。”说起餐馆里的事，他样样在行。
吃完饭，他特意给那位中年人小费，那人谢个不停。大家聊了几句才知
道原来那人在国内是机关里的干部，陪读来到美国，刚到一个月。“唉，有
点儿吃不消。看来出国前精神准备还是不够。”那人苦笑着对我们说。“上
帝对我们俩儿真是眷顾，”出门时他感慨起来，“你看人家四十多岁了，还
要从底层做起，不容易啊。”
街边有个中国老汉，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正在卖肉包子。当时正刮着大
风，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这老汉失望的眼神。风把老汉的皱纹吹得
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气买了二十个包子。
“够我们吃一阵子的。”我挽着他的手臂往家走。
“这么大年纪还不能呆在家里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语道。
我认真地建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又穷，也出来卖肉包子吧。
到时候，我们就叱喝说：‘吴记肉包子，又鲜又香喽！’”
命运无常，谁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证成功，
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罢了，就像赌场里传出的永远是头彩的消
息，至于那些不赔不赚或输得精光的人，大家尽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与利
是我们的劳动所得，问心无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还有脚下一块坚实的
土地；那就是我们的爱情和家庭。我很奇怪为什么记者们每次采访我都要问
一句：“事业和家庭，哪样对你更重要？”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是家庭
更重要：事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感情上的得失却完完全全是
自己真实的感受，谁也无法代替，谁也掠夺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和他靠
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显辽阔。
工作累的时候，我们喜欢畅想。“干脆明天就退休吧。”我们常这么开
玩笑。
我曾知道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城里人一直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攒够了
钱去大海边买一幢房子，安享晚年。为了这个梦想，他拚命地工作了几十年，
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终于在退休的时候凑够了钱，在海边买到了称心的
别墅。黄昏，他独自来到夕阳下的大海边，望着万顷波涛，回想起自己的一
生，感慨不已。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渔翁，两人攀谈起来。他对渔翁说：“我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可以朝夕与我热爱的大海为伴，与天地共呼吸，
再不必为上司的脸色患得患失。为此我奋斗了一生，得来真是不容易啊！”
渔翁诧异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周折呢？你看我，不是早就得到了这
一切了吗？”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时，他说：“其实，即使守着同一片海洋，老
渔翁的体验与这个城里人的肯定不同：一个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千辛万苦
地拚搏而得，感叹的内容不一样，珍惜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倒是觉得那个城
里人经历了两个世界，感悟或许还高于渔翁呢。再说，他不必为明天的鱼价
担心。”
“看来，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城里人了，天天忙碌，脑袋里装着个关于大
海的梦。”
还好，海离我们并不远。假期的时候，他便牵了我的手，走进细细软软
的沙滩，漫步着，看潮起潮落，日出日落。
我们曾在海边联过一首诗。
“我是万古的波涛
，
我是千年的海岸
。
.
.
..
”
波涛撞击到海岸，才结束了漫长的流浪；海岸拥抱了波涛，才焕发出酝
酿的激情。
携手而行，是爱情电影中的俗套，却是我和他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每一天。
今夜，我们为彼此准备了结婚周年的礼物，直到现在，还互相保守着秘
密。
但是，玫瑰花已经盛开在窗前。在它的幽香里我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行
字。
后记
我的第一本书即将出版了，它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随感的汇
集，记述的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思想谈不上深邃，文笔也欠功力，
本来是不敢拿出来贻笑大方的。特别是治学严谨的父亲向来认为“白纸黑字
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社会上又有对“名人”出书的不同反响，我何必赶
这个时髦呢？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向我征稿时，我的第一
个反应是“以后再说吧”。
但黄先生却很执著。他看过我写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并说“若是追
求完美与不朽，恐怕没人敢下笔写一个字了。文章贵在真实。”我的先生吴
征被他的诚恳打动，也劝我“别偷懒，多动笔才能写得好。重要的是展示一
段成长的过程。”
与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出生在“文革”当中。那时的家境并不宽裕，
但父母营造的爱巢给了我一个安全、健康的童年；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完全
被笼罩在升学的压力中，结果是一张张优秀的成绩单和一副近视眼镜；大学
毕业后，我神差鬼使般地走上了电视，开始了令许多人羡慕的荧屏生涯。我
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此我不敢偷懒，也不愿停步。或许还算有点天分，运
气也不错，在最初的几年中就干出了些声色。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清醒地
知道所谓的知名度与真正的成功之间的巨大差距。我还年轻，我还浅薄，我
还需要多看看世界，多体验人生。
在旁人眼里一直很“顺”的我，也经历过事业的波动和情感的挫折。我
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要用功去“谋”就问心无愧了，至于“成”
不成，那不是在我掌握中的事——写作或许也通此理？
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
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就是教了些
学生，我并不需要什么‘名分’。”
我赶不上父亲的清高，却也明白：认认真真地做事，实实在在地做人是
一个人一生中最可靠的原则。
比如这书，是我不长的人生经历中真实的点滴，记述下来，留给将来的
自己，似乎也未尝不可，不必强求众人的赞许。
于是我整理了过去写成的一些文章，又加写了不少，不求面面俱到，洋
洋洒洒，但求朴素和真实。爬格子并不轻松，又值我怀孕期间，还要完成硕
士学业，拍摄《杨澜视线》，日子过得辛苦但很充实。在这里我要感谢上海
文艺出版社江曾培社长、郏宗培先生及黄惠民先生的一再鼓励和支持；感谢
袁银昌先生对本书的装帧设计；感谢刘昱、镇霞、周莉三位小姐帮助我打印
文稿。
当然，不能忘了我先生吴征的功劳。所以，干脆拉他下水，让他作序。
还有我的将要出生的孩子，没有他的“配合”，我怕是也没有精力完成这本
书了。为此，我把我的第一本书送给我的第一个孩子，让他长大后看看，了
解他的妈妈曾经是怎样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