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由奥地利间接爆发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真是德国的大幸，要是这欧洲首先发难于德国，那么，德意志势必孤立百无援。
德奥间的关系，使德国丧失盟能给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国和俄国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也反而日趋紧张了。
罗马用了了的情感来袒护德国，这已成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奥的情绪，却又深入各国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时会爆发出来。
我在常常叙集的小团体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个必遭毁灭的中家来签订不幸的盟约，这种盟约，如果不是及时取消，势必要使德国陷入崩溃。
除非德国设法来及时解除。
当大战正十分势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时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事实的人，也不免为势情所激动，但我抱这个信念，坚如金石，不敢有片时的随便。
就是我在前结的时候，只要碰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要发抒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为日耳曼的民族计，对于盟约的取消，能够愈快愈妙，如果能够因此百减少了敌人的数目，那么把哈普斯堡王朝牺牲了，和德国也并不损失的。
因为数百万戴着钢盔的健儿，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并不是在维持一个衰老的王朝。
在欧战之前的有一时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将士，对于这个正在进行的联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经多少起了一些怀疑。
而德国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着当局不要地于信赖联盟，但是，终于忠言逆耳，把这警告置之不理。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走进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须作任何的牺牲。
在这时候，一般所谓“专家们”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诱导着无辜的民族直趋灭亡，而那班“非专家们”者又复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一无结果。
德国的专门技术以及在工业上很快的进展，还有德国的在贸易上也获得了胜利，逐使他们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这情形的所以，便是国家强盛，才能达此。
但是许多人士，反而进而宣布其信念，以为国家的根本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国家的生命，实在是有赖于工商业的发达的。
必须要用经济学的法则去加以管理，俾使商业成为国家的生存的基础，而且社这产业成为一切条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国家对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概念或是经济发展，实在是毫不相关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产业的代表集团，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在某一时期谋实现各种经济的标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会组织，藉以增进并保持这特殊的社会，以实现上天为人类所指定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目的。
从空间方面来说，犹太国家是没有界限制的，但是，他的种族观念是有限的，所以这一个民族；常在某一个国家之内自成一国。
这一个国家，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亚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种以保存犹太种族的一种教义。
所以，凡是和该教发生关系的知识，不论其为社会、政治、经济，差不多完全给入这教义中去?
德国每在政治势力有着进展的时候，商业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们只知唯利是图。在道德沦亡的时候，那么，国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溃，商业因此也跟着衰败了。
假使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建设和维持国家的势力在那里?
干脆的说，就是牺牲个人去为实会谋福利的勇务和决心而已。
这种美德，显然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因为世人甘心为理想而去牺牲是有的，但是甘心为产业而去牺牲的，那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英吉利人在实现一种民族斗争的理想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心灵的过人的地方。
比如，我们只知道为了面包而每天奋斗，但是，英国人便为“自由”而去奋斗。
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英国人本知的自由，而是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这些，德国人大都以为这是可耻的，因而便生出了愤怒。由此，就可以证明在大战之前德国的所谓“政略”者，其轻率愚钝是怎样了。
我国德国人对于使民众甘心为奋斗而肯牺牲的力量，可以说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德国人确实自信他们是为民理想而战争，所以常可立于不败之地；直到他们后来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战争系为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战争了。
然而，我们的聪明的“政治家，”他们对于民情的转变，也会表示着发的惊异。
在战前，他们以为靠了贸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纵世界，或是进而征服世界，这种信仰，已经成为梦想；这很可以见到一个国家所谓以建设而维持的真实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显然易见的意志力和建树事业的决心，都已经丧失无余了。
根据自然法则而直接产生的结果，便是这次世界大战以及跟了大战而来的各种影响。
我现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诸问题，就我对于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国联盟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场来加以评论，我觉得这一个谜团的解决，是由一种势力在为之作转移的，而这势力，便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会上另一观点所认识的，便是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以及它的组织的效力。
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加以考虑，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种手段，才能克服了这种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经把毕士麦特种立法的目的，奋斗和成功加以研过。
这种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趋坚定，因此，我对于本问题的意见，便不想有所变更了。
然而，我对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犹太教的关系，也会加以深切的研究过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经把这种信念公之于各团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现在还是忠心于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t)运动的!
我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要把马克斯议与以剂除才行。
德国民族内部的衰微，并不是始于现在，不过因为对于危害他们生存的祸首，他们好像是对于人身上的病源，不会知道清楚。
他们虽然也会对这种病源施以治疗。但是因为常常把病微误认为病源。
德国人因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这件事，所以，又对马克斯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等于庸医的把药物乱投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谋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斯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斯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斯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斯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斯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
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制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了，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
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胯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
第七章 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敌人的传单，开始由空中而传入了我们的手中。
虽然它的措词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内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说德国的困苦有增无减，大战将永无休止地时候，而胜利的希望则日渐减少，国内的人民大家都切望着和平，但是“军国主义”和岂萨(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许；
全世界——对于这件事十分明了的——并不是为反对日耳曼民族而战，纯粹是反抗那唯一负责的德皇一人而战；
所以如果不把人类和平的矛贼除去，大战是不会休止的，大战能够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能够一旦消灭，世界和平决定可能的，和平实现之后，那么，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必会欢迎德国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联盟中的。
这种宣传之中，有一点应该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线的各部，凡是有巴维亚士兵的地方，便对普鲁士尽情的加以攻吉，不单说普士是这次大战的罪魁，百且说协约国中，并没有对巴维利亚有一些的仇恨。
但是，巴维利亚如果始终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尽力，那么，协约国将要爱莫能助了。
这种宣传在一九一五年就开始有了一些效力，军人中反对普鲁士的情绪，慢慢地增高了起来，——但是当局者从不会来设法加以阻止过。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线兵士们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诉着不平；显然的，已经对于士兵生了了一种直接的影响，这时候已经不劳敌人再用传单向前线去散播了。
德国妇女所写的则毫无见识的家信，后来竟葬送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在前线。
那时已经出现了不良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愤懑，怨声载道；——这种怨声有时候也很合理的。
在前线的士兵，他们饥寒交迫他们的家人，也在国人日坐愁城，而别人的饱暖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