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 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 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 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 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 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 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 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 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 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处置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
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 的领袖，以为地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 成统一的妯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辙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们的危难，而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给的人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泥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凶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能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斯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 题了。
第四章 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制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祖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制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竞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宙和无限的仇视。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了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决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奠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撤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丁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
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协，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
“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之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基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竞使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廖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基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制。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人的诚，去使小国归附而大国信赖。
三国联盟的价值，就心理方面来说，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联盟愈是重在现状的维持，那么，他的维系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国的势力，如果愈能希望达到其确定百真实的扩张目的，那么，这势力也就愈强；因为这种同盟，他的力不在于防卫方面而在于进攻在缘故。
各处的人士，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清楚的，而独那班所谓“专家们，”竟会得不知道。
当时做参谋本部上校的卢登都夫(Ludendorff)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种的弱点。
自然，对于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认他的价值和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