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成看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护的实力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一团体合组成工会。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对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诚挚。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动，使他的同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实在我们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驱；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得偷生敬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斯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筑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雪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土对这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内的。
军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斯主义作战的独立党(Lndcpcndent Party)和斯巴运库斯团(Spanatacus 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峙，一是维护和平秩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秩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
(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