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当年还没有“终南捷径”之说。最早的原住民便是传说中的尹喜子，居函谷关关令之职，于终南山中结草为庐。八小时之外，闲着没事，便登草楼望气。一天，终于望到一朵紫气从东而来，原来是老子要出关去秦国。
要出关可以，尹喜子的条件是，把你的本事露一点给我。
老子于是留下《道德经》五千言。终南山至此也沾了灵气与仙气。
唐朝王维《终南山》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看来到唐朝的时候，此地人烟也不多，也只有砍柴的人迹。
上林苑里面的奇花异草、珍禽走兽也多得无法想象。天子春秋两季，西出长安射猎于此，取兽无数。
据说，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其中的“博望苑”，便是汉武帝为了让太子刘据结交宾客，而特意设置的。“巫蛊之乱”，戾太子刘据自杀，司马光大为光火，炮轰汉武帝。他说，太子是帝国储君，自然要慎选一些饱学之士来陶染，结交好人自然能成为好人，而武帝却放任太子结交不三不四的人，终至父子兵戈，事情所以如此，全是武帝的错。
长安三大殿之一的建章宫就位于这里。建成章宫东面有20余丈高的凤阙，北面有大型人工湖泰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等仙岛。南面有汉武帝为迎神仙而建的神明台，高达50多丈。
更为壮观的是，武帝在苑中周朝旧都镐京的原址上，开凿周长达40公里的昆明池，池水经由滈水，北注入渭，湖光山色，烟波浩渺，景象万千。开初是为了训练水军，而后楼船画舫取代了水军，终日划船垂钓的嬉戏，也就“画船听雨迟”了。
就是这个上林苑，文帝晚年经常带着侍卫来上林苑骑马射猎，操练战阵，讲习兵法。李广于是有机会跟从文帝来到这样的美景里，却是把世外桃源当战场。
李广的行事准则是，遇到危险，自己先上再说，后面自然有人会跟上，也不用说，兄弟们上，也不用说，兄弟们跟我来，这个效果却是很好。
太史公因此评价李广的这个性格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不会自诩说自己的果食多么好吃，而人们自然前来采摘，久而久之，桃李树下也就踩出了一条路来。李广的身先士卒，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李将军做到了这一点。
远处侍卫们在欢呼雀跃，他们成功地围得鹿啊羊啊，把箭矢浪费在这些温顺的动物身上。
李广不屑这样的郊游，他认为，狩猎如此，不如直接在家里宰鸡算了，还来上林苑干什么。李广要得是惊险与格斗，他随时都在找机会检测自己的胆量与能量。两军接战，对手不会是羊，能用箭的用箭，用不了箭的，短兵相见，置对手于死地才是生存的最好办法。李广打定主意要寻一头猛禽来斗。
文帝看见这位侍卫与一只猛兽相遇，可能是老虎。他们显然僵持在那里。令文帝大感惊奇的是，侍卫竟然放弃弓箭不用，看架式要展开肉搏。
文帝说：那人想干什么，找死吗？那人是谁？
侍卫告诉文帝是新来的陇西李广。
文帝嗯的一声。他倒是很欣赏这位年青人的勇力，不过太冒险了些。
李蔡也这么想，帮了李广一下，一箭射伤猛兽。李广三下五下，把那老虎打扒。这可是有史可征的事实，打虎并不始于武松，《史记》说“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李广终为老虎所伤，所幸伤得不重。李蔡大为不满，他埋怨李广，人的气力怎可与虎相敌，人的智力却是猛虎所没有的，不任智而任勇，你看你，多危险。
李广只是淡淡一笑。
文帝传话让李广前去见驾。
文帝看着眼前自信与英气的李广，问了问他的伤势，以及家世。将门虎子，不错，要他好自为之。
文帝说：“可惜啊，你生不逢时，要在高帝时代，万户侯岂足道哉。”文帝的意思很明白，李广屈才了，凭国家现在的实力，自然不可能与匈奴交兵，这不是屈才是什么。说得李广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
围猎也要论功行赏，李广因勇力被文帝提拔为武骑常侍（侍从官）。
9 回到陇西
公元前156年，汉景帝继位。此时，陇西都尉因与匈奴交兵，战死。景帝选中了李广，一者看重他的才干，二来是看重他是陇西本地了，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便委以都尉一职。临行前，景帝特别接见了李广，要他恪尽职责，守土安边。
景帝对李广说：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内有强藩，外有横敌，朕现在正着手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逐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你到陇西后，千万记住以守土为上策，切莫轻开边衅，否则，内忧处患一旦齐来，国家前途堪忧啊。
李广诺诺。
都尉是低于将军的军官，按汉制，每郡设有郡尉，秩比二千石，辅助太守主管军事。也就是说，李广此时并不是真正意见上的能够统兵打战的将军，其职责有点相似于现在的武装部长。
这一年李广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如此年轻却混到副部长一级，也可见皇帝对他的倚重和自身的实力。打战不比享太平，可以沾亲带故的凭裙带，战场上是只认刀枪不认人，都如赵括似的，祸国殃民之外，还遗千古笑柄。
告别温柔富贵的长安，有点留恋，但留恋不多。
多年来，他的心底一直有个期盼，期盼去他该去的地方。肯定不是碧水青山，肯定不是莺歌燕舞，这点李广十分清楚。这正如苍空下的鹰，谁见过它把巢搭在门前的低丫上。
战友在灞陵那个多愁善感的地方，给他送行，此去相见也是无期啊。
李广倒是乐呵，总不能相守在上林苑看着兔子老死。走了，头也不回，径直穿过关中，朝陇西而去。
这一来一去便是十年。
十年里可以发生很多事。苏轼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家园还是那个家园，家里人见到他，亦是惊亦是喜。惊得是李广已不是当年的毛孩，出落得可以打虎，看样子一人可敌三四个。喜得是李广终于为官一任，将门算是有后。李广请来亲朋好友，大加畅饮一番，此也不必细说。
关于李广的婚事，史无记载。我以为，李广的婚事无非在三个时间段。一是从军前，二是在京师服役那几年，三是回陇西郡当都尉的时候。
第一种情况一般不可能。当年以良家子从军，年龄尚小，十五六岁，即使旧时人结婚早，也不致于早到那个程度。
特例当然有，比如宋朝的苏轼，结婚时十八岁，妻子王弗小姐十五岁。王弗知书达理，是苏轼闺房中的知音，可惜三十多岁就死了，前文所引的诗，即是苏轼怀念妻子的。苏轼的弟弟苏辙，结婚更早，十五岁，还比妻子大两岁。
问题是陇西地处边郡，喊打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李广又是热血青年，为中华之崛起而练武，投身从戎才是他的第一主义。
第三种情况也不可能，李广在京师呆了十年，至回陇西时已是二十五六岁的大龄青年，婚事再迟也迟不致此。
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二种情况，年龄适中，条件蛮好，又有前途。郎的出处极广，自然会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提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不是问题，父母不在身边，可以通过驿马快递消息，路途再远，一年半载总可以有个来回。李广因此有了三个儿子。
即为都尉，职责是二把手，襄赞军务，帮着郡守点忙。李广的一些军事思想便没有多少展示的余地，毕竟不是自己说得算的时候。
李广是着实来到了战场，陇西之外就是大漠，风沙照样起伏，战马照样嘶鸣，他是很想在塞外的广漠上显示一下手段的。这也是他多年梦想的疆场。但皇帝有嘱咐，李广清楚要以大局为重，便不再另做他想。
再忙，李广也要腾出时间来打点武馆，教授投奔门下的陇西士子。此一点也是有史可征。
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后——这真是陇西李氏的败笔。汉武帝“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者皆用为耻焉。”由此可见，当地人向往李氏的门风与武艺，多有热血青年投奔门下学武艺，这也可以算是李氏的家业。
李广自然不能败落此门风，同时也想多培养些才良之士，效力麾下。作为边郡之陇西，尚武之风也可见一斑。
李广的训练门徒，严格的格斗训练多于战略思想之研究，这也出于他的脾气。世间万物都有一正一反的两面性，此一时之长处，于彼一时可能就转化为短处。他强烈要求门徒体能上的万夫不挡之勇，也暴露了李广斗狠的自身缺陷，至而后，身为一军主将，也以勇力自诩，便屡受困辱。
又是一片日落，长安万户捣衣声，这却没有。
李广站在城楼上看远处，金黄色的沙浪起宁静，熟悉得那么残酷。每一次大战之后，这里都会这样宁静，仿佛天地间，本该就是如此，并不分塞北江南，却统在残阳明月之下。
后来的词人，写城楼上的白发老将，羌笛听得他老泪纵横，塞外广漠，脚下孤城，也只有一身的责任可以伴着他。此情此景，恰如现在的李广，只不过，李广年纪尚轻，于白发皤然，相差还远。
于是，李广知道他心目中一直牵挂的位置了，不是长安，不是上林苑，不是采菊东蓠，也不是红袖伴读书，而是眼前的这里，一片不毛之地，正好可以策马扬鞭起尘沙。
10效力周亚夫
李广为陇西都尉恪尽职守，不久升任骑郎将。
景帝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这真应验了那可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当年刘邦在国内实行的是郡县兼封建制。一方面沿袭秦之旧制，各地郡县制不变，但也分封同姓王，作为朝廷的屏障。明朝的朱元璋也采用了此一政策，同时在朝中大肆诛杀能将，后人才诟病朱元璋说，无疑是处心积虑地将天下送给燕王。
刘邦的本意是好的，本是同根生，互相关照着点家业，大家共享荣华富贵。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到文帝时，诸侯国已然尾大不掉，尤其吴王刘濞，拥有江东五十三县，盛产铜、盐，而铜可以广泛地铸钱，盐业也是当时的经济大宗，因此比中央都富。
没想到富得流油的刘濞，闲着没事干，拨专项基金养死士，“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起因是，景帝为太子时，与刘濞的长子，公子哥儿闲着没事，下棋玩，下着下着，动起肝火，地方太子当然不敢怎么样中央太子，而中央太子却敢掀起棋盘打吴太子，因被误伤致死。
灵柩送到吴国时，刘濞又气又恨，说，天下本刘氏一家，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归葬。于是又把吴太子灵柩送回去。刘濞自此心怀怨恨，长期称疾不朝，睡觉的鼾声比文帝还大，搅得文帝老是失眠。为防万一，文帝听从了贾宜的建议，派次子刘武为梁孝王，就藩梁国，都睢阳，辖区四十多个县，都是富庶的产粮区，就近监视刘濞。文帝一死，窦太后疼爱少子，梁孝王借势骄横，又成了景帝的一块心病，你看这事乱的。
最早嗅出危险的人是晁错，而是贾宜。贾宜认为，时迁事异，现在的情况是，地方藩国与中央皇族嫡裔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感情淡漠，其间纠葛不断，矛盾百出，长此以往，肯定要生事。他说，如今形势辟如一个病人，四肢肿大如腰，手指肿大如腿，自然行动不便，只好躺着，再不及时医治，势必有生成肿瘤的危险，真到那时，就是扁鹊再世，也是回天无力了。因此，建议文帝把裁制诸侯势力当作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来抓。他提出，可以将大国分成多个小国，这样无疑就分散了势力与财力，无力于中央抗横，从而达到“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的效果。文帝听了。
晁错接过贾宜的嗅觉，不过比贾宜聪明。贾宜聪明不彻底，让文帝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到要害地方，以拱卫京师，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藩国，比如梁孝王。
不过晁错的聪明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
他对景帝说：“削藩，侯王肯定要反；不削，也要反。早削早反，为祸尚小；晚削，晚反，但为祸大。晚削不如早削。”
于是，公元前154年，距刘邦立刘濞为吴王41年，刘濞联合楚、胶西、赵、济南、曹川、胶东等七国，食言造反。
刘濞下令吴国举国皆兵，从十二岁以上至六十二岁以下之男子，一律从军出征，集众二十余万，看来是拼了。
叛军分三路进击，刘濞一路渡过淮水，联合楚军，目标长安，是叛军主力。胶西等国一路攻击仍忠于朝廷的齐国。第三路则是赵国约同匈奴，联兵南下。
景帝刘启喜欢无为而治，即使七国大乱了，也想着无为，刘濞不是提出“清君侧”吗，怪罪晁错离间“刘氏骨肉”，那好吧，我自己动手将君侧清了，并赦免你们的造反之罪，恢复被削的封地，这样你们总该满意了吧，该收兵回去了吧。
对刘启这一绥靖政策的回报是，吴王刘濞即时宣布自立为“东帝”。
挨了一计闷棍，又损失了一员大臣，真正干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刘启这才清醒过来，看看忍是忍不下去了，于是决心以硬以硬，武力平叛，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就这两条路，没有其他中间路线。
景帝提拔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为三军总司令（太尉），率三十六将军东征平叛。
针对叛军的军力配置，周亚夫也是见招拆招：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动向，自率大军进驻昌邑，相机行事。
这时，李广以骁骑都尉的身份在周亚夫麾下效力，随军出征。
出征前审时度势的周亚夫深知景帝的心理，即要平叛，又要牵制弟弟梁孝王的势力，于是提出了一石二鸟之计。
刘濞现在人多势众，兵力甚强，难与争锋，咱们先坐观虎斗，让刘濞与刘武打去（以梁委之），然后坐收余利，派兵迂回抄叛军后路，断其粮道，一举消灭他们。景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不知是计的刘濞斗智昂扬的猛攻梁国棘壁，杀死杀伤数万人。梁孝王不敌，坚守睢阳（河南商丘），拒敌西进，一面派人向朝廷求救。
心急如焚的梁孝王左等右等，等到的却是周亚夫率大军进驻梁国东北部的昌邑（山东巨野），紧闭四门，坚守不出，视水深火热的梁孝王全当没看见。
梁孝王气得吐血，大骂周亚夫鄙夫，小人。写信给母亲太后，母亲给景帝施压。周亚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句，轻轻拒绝了。
碰到周亚夫算是梁孝王倒霉，此人是出奇的一根筋，认死理。当年，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文帝前来视察，皇帝先行官对把门的军士说：“皇帝就要来了，快快迎接。”你猜军士怎么回答，“周将军有令，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令。”不但不让先行官入营，连文帝也被拒在门外。
无柰，文帝只好派使者持节召周亚夫，这才打开营门。军士又告诫文帝说：“将军有令，军中不得随便乱跑。”文帝只好按辔徐行。周亚夫这才很牛地从中军中出来，也不跪拜，对文帝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参见陛下。”敬了个军礼了事。
文帝大为感动，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周亚夫连文帝都不怕，梁孝王在他眼里自然不作数。
没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梁孝王只得鼓起勇气，拼死抵抗。
这边周亚夫也没闲着，他站在昌邑城上看东南的风景，此地是否真的有天气子，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还是高皇帝英明神武啊，连天子气都能看出来。
刘濞也派人来城下叫阵，周亚夫仔细审视这些部队，不象王者之师呀。骂你自管骂去，老子就是不开城门。
梁孝王的信使来一次，他就装傻一次，来多少次，他就装傻多少次。
就这样，周亚夫在城楼上戏看得差不多了，他们也是打得差不多了。一天夜里，周亚夫把弓高侯、李广找来，说：“刘濞现在是全力以赴要攻占睢阳，为大军的西进打开缺口，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一定疏于防守。你们两个务必昼伏夜出，轻装前进，袭占淮泗口（江苏淮阴），断切叛军粮道，烧光他们所有的辎重粮秣。
没了粮草，我看他们还能支撑几天。”
（以上第十节）
11初露锋芒
淮泗口是楚国的地盘，是张良所说的运河漕运西进的必经之地。刘濞为了西进长安，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把所有辎重都集中在这里，眼下正是刘濞后方补给的必经之路。
攻占淮泗口，不仅可以切断叛军粮道，同时，给敌人造成南下直捣老巢广陵的心理压力，战略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周亚夫之所以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当年文帝临死的时候，对景帝说，周亚夫此人，如果国家一旦有缓急之事，可以大胆一用。确实没有看错人。
按照即定方针，弓高侯、李广率所部轻骑兵快速前进，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专挑小路，也不分早晚了，一路直奔淮泗口而来。遇到小股部队，他们就诈称是前方派来的运粮部队，也就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当他们的轻骑兵出现在城门前时，守城的士兵也当他们是运粮部队，毫无警觉得就让他们入了城。
弓高侯、李广不会因为叛军平安地让路，就跟他们客气，对不愿放下武器的叛军一律格杀勿论。等叛军醒悟过来，零星抵抗已是无济于事，粮秣重镇淮泗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中央军之手。弓高侯与李广一商量，该烧的粮秣全烧了，留下少部作为军民口粮，弓高侯留下坚守此城，李广则只带随从回军昌邑。
要想描绘刘濞此时的心里活动比登天还难，李煜“故国三千里”，非常人可抒情，没那经历，也不曾有那么大的地盘。只如陶渊明“田园将芜胡不归”，算是才情了得了。刘濞现在进不得，退不得，留不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仅此而矣。
刘濞二十多万兵力却久攻睢阳不下，就这能力，还想造反。军中也是士气低落，不得已转过头来找周亚夫算帐，却也碰了一鼻子灰。
一个是老谋深算，一个是出奇的一根筋，一个是运气极糟，又加年老，一个是出奇的好运气，又加青年，战局的结明也就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刘濞见周亚夫摆出了龟阵，没办法，做了一个战术佯动，佯攻汉军阵地东南角，心思是要主攻西北角。可是，刘濞的一举一动全被周亚夫看在眼里，早派兵候在那里，刘濞一点好处没占到，还损兵折将。
刘濞的二十万部队现在是少吃不喝，刘濞自然有得吃，却是吃不下，愁啊。万一……，怎么跑，他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周亚夫却是大吃大喝，城楼上喝酒划拳之声不绝于耳。气得刘濞无可奈何。
“给我杀。”
却杀不进城去。
“给我骂。”
周亚夫石头般的无动于衷，拥着美妾看风景。
受不了，再这样下去，非疯了不可。老谋深算的刘濞碰到一个石佛也就束手无策。
夜袭，这是仅有的办法了。刘濞下了死命令，散金散银，挑不要命的，只要爬进城去，人人都封万户侯。刘濞拖着肥胖的身躯一个一个接见，一个一个开支票。
二十万人齐开喉，喊打喊杀声地动山摇。死士乘机也混了一些进城去。见人就砍，见房就烧。周亚夫军中惊扰，分不清敌我，操家伙自己人打自己人。闹得中军也扰动。
周亚夫却是帐下看书依然，任凭外面喊打喊杀，只是一动不动。一会儿，熄了灯，独自就寝，鼾声渐达帐外。见主将这个态度，一切复归平静。
中国历史是极重视这个派，把它等同于藏龙卧虎与胸有成竹，是成事之器。却与魏晋的风雅与风度不同，后者多见得风气，造作多些。
比如谢安，当前方谢玄取胜的战报传来时，他正在与客人围棋，看了看战报，放在一边，不动声色。等送完客人，转身跨过门限，回到屋内，不觉激动得脚都崴了。（及还内过门限，不觉屐齿之折。）
南北朝时，宋明帝遣使赐王景文死。执行书（手敕）到来时，王景文与客人在围棋，看了看，也放在一边，神色不变。却专心与客人争劫。一局毕，把棋子收起来，才慢条期理地说：“奉敕赐死。”这才是有量，生死的不惊于面。
三国时，孔融於军前流矢交集之时，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全当没事儿。
大将之派如此。
刘濞算是没辙了，剩下的问题便是怎么跑的问题。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到现在，僵持了三个月，连马都杀了吃。
撤？哪那么容易啊，战场上的事非死即生。
刘濞的部队以步兵为主，中央军则因为备胡的需要，这几年发展的多是骑兵。人腿自然跑不过马腿，士气也悬殊，刘濞在强大的攻击面前，已无任何回手之力。
李广自然不能错过这个大显身手的机会，这几个月养精畜锐的没处使劲，太憋屈了，正好借机消化消化。
叛军的帅旗还不倒，有两下子，让俺来。他策马进击，直冲帅旗。如果演电影，那决对是狼爱上羊的动作场面。
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江南的赛龙舟，十几条船在水面上热闹，水乡的礼节是驱水鬼，不为别的。坐在船头的敲锣，坐在船尾的打鼓，老大掌舵，舷边的十几个人齐刷刷的拨桨。水乡人都识水性，舟因此仿佛春来的燕子，贴着水面飞。谁夺得红旗谁就胜。
李广就是这样的解气，一通千里杀将，直冲到中军前。拿来吧你，一把扯过叛军帅旗在战场上得意地笑。
不要说，此子千里走单骑是够格的，海面再大，只要一条蛟龙就可以掀大浪。老李就是此时的蛟龙，在如入无人之境的在战地上兴风作浪。
中军旗帜一倒，接下来便是鸟兽散，撒丫子各自走人。
刘濞老满老，逃跑起来还是利索，从昌邑一鼓作气跑过长江，周亚夫这回是追不及了。估计此老在渡长江的时候，还在笑。刘濞企图走保东越，却被东越人所杀，楚王刘戊等人也先后兵败自杀，七国之乱平定。
此时，老李也是该他运气好，梁孝手下大将韩安国经此一役以守城出名，老李却经此一役以勇冠三军出名，这两人要是配合，倒是可以成大事。
不幸的是，梁孝王也这么想。
12李广的单脑
一般人如果左右脑都发达，或者互补，只要不畸形，都可以成就大事。通常人是单脑的时候多，所以只能做平民百姓。李广出奇的也是单脑的时候多，这让翰林百思不得其解。翰林却也是没有胡说，这从他接受梁孝王的封赠一事上可以看出来。
梁孝王见到周亚夫气都不打一处来。战事打了三个月，我坚守了三个月，真是命悬一线，周亚夫连问都不问一声，存心是想让我死。这梁算是结扎实了，梁孝王后来只要有机会，都要在母亲皇太后跟前说周亚夫的坏话。贵为丞相的周亚夫最后饿死。
梁孝王却是非常赏识李广的果敢，万人军中敢取上将首级，独都尉莫属。李广也不客气客气，呵呵笑，这倒符合军人的脾气。
梁孝王与李广相携，心情愉快地进入睢阳城。平定七国，李都尉有功，寡人也积些小功劳。好好干，李都尉前途无量。
上茶。
给李都尉，不，李将军敬授将军印。
李广出奇的头脑简单，就在此一事情上表露无疑，他不但不避嫌，反倒满面春风地接受了诸侯王的封赏，这按汉律是不允许的。
汉朝以及往后的朝代都明令禁止大臣与藩王结交，怕的是里外通气，把持朝政。况且眼下藩国作乱，尘埃刚刚落定，李广前后脚就与藩国搅在了一起，这能让景帝爽心吗，景帝能不生气吗。
梁孝王是谁啊，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的爱子。按理说，谁跟谁啊，都是兄弟，再者说，周亚夫刚得罪了梁孝王，我总得顺他一下，也让他爽爽。问题是，景帝极为不爽，这事就麻烦了。
窦太后在后宫讲话是作数的，景帝也得听。窦太后爱少，景帝也跟着爱弟弟。辖下四十余县，都是天下丰腴之地，府库金钱不可胜数，珠玉宝器多于京师。钱多得没处花，梁孝王就大兴土木，所筑东苑周长达三百余里。拓宽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筑复道，自王宫至离宫，长达三十余里。三十余里起楼阁，那是够气派的。
梁孝王又好宾客，俨然有组织班底的意思。四方豪俊多归其门下，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都经常和他一起喝酒。不单喝酒，还谋略，这些人闲着没事，动嘴皮，不是谋略是什么。
枚乘与司马相如，那可是文学史上有名气的人物。
梁孝王每次入朝，景帝都让弟弟享受皇帝的待遇，派专车前往函谷关迎接。兄弟俩入则同辇，出则同车，一起游乐，一起享受荣华富贵。梁国的侍者随便出门宫禁，无人敢拦。
景帝三年，梁孝王入朝，当时景帝还未立太子，一次与弟弟燕乐，随口说：“将来要把帝位传给梁王。”窦太后自然没意见，梁孝王更没意见了，不但没意见，而且当真了。
梁孝王的意图很明确，想借机收买人心，而李广却顺利地被他买了去，由不得景帝不恼。于是，班师回朝，论功行赏，李广意料中的没有得到任何赏赐。
这是李广一生戎马的第一次功过相抵。
13出守上谷郡
封赏没得到，将军当不上。藩国将军顶多是地方杂牌，没有中央的正式委任，自然不作数。但景帝也没因此埋没了李广，不久将他换防边郡，让他当上谷郡守去了。
这下好了，总算是提了一级，秩二千石。都尉是比二千石，给郡守帮腔，大事还得听郡守的。而今轮到他拍板发话，一人作主，这个谁那个谁，也是爽心。因此，便将勇于冒险的性格裸露无疑。
上谷郡与陇西、北地、上郡、雁门、云中、代郡、辽东等，均在汉朝北境，与匈奴接壤，位置特殊，责任重大，战事自然免不了。
景帝依然奉行老祖宗的“和亲”政策，不过是多送金钱美女给对方，苟求得局部平安。但匈奴人是得了便宜卖乖，秋高气爽之时，便要南下，说是牧马，其实是抢人抢财庄稼，只要能放在马背上的东西，他们都不嫌少的带走，边境因此烽火常年不熄。
匈奴玩得实在过火，但汉朝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他一决雌雄，无奈只好搬出礼义那一套来羞他。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文帝给显然缺少教养的冒顿单于去了一封信，信中如是说：
汉与匈奴结为兄弟，每年馈赠（其实是进贡）贵国财帛多多，而贵国不守盟约，还来生事，那么破坏汉匈合作、离间兄弟情谊的责任，当由贵国来负。
时至今日，我们读到这封信，也觉得是十足的窝囊，显然是弱国无外交的没办法。这样的信冒顿肯定要笑死，且要传阅全军，成为鼓舞士气的最好教材。跟匈奴摆仁义的谱，简直就是给马蜂上《论语》还不得要领，马蜂尚能抓得住，匈奴神无鬼没在大漠，哪抓去。所谓仁义与责任，他养的成千上万的战马就是仁义与责任。
这不复信来了，写信的人是曾为汉宫宦官的中行说，史称汉奸开山始祖——能混个祖师爷也不容易。
此人本来有点小才，有点小聪明，有点小谋略，但在汉宫那个太监也是济济的地方，老是被压着，便一心一意当太监，混口安乐饭吃。不想文帝硬是要护送公主去大漠，那哪是人呆的地方，软磨硬泡地不去。
真要去？
真要去。
到时不要后悔。
文帝想一个太监神气什么，也没在意。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是这个中行说，一到匈奴立即叛变，成为老上单于的亲信谋臣，给汉朝惹来了不少麻烦。
中国边境的事也怪，一边是不遗余力的打中国，一边却是不断接受中国的影响，甚至全盘汉化，不分彼此。当时匈奴上层，包括单于本人，都极喜欢来自中国的东西，从衣饰到食物，都汉化得不得了。中行说瞧出了危险，便极力劝阻单于保持匈奴本民族的善战性格，否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为了证明匈奴优越于汉朝，中行说进行了试验，将来自汉廷的丝帛缯絮，扔到草棘中，拉了拉就破裂了。你看你看，我说了吧，不如我们匈奴皮衣的牢固。他把汉食全扔出门外去喂狗，表示不如奶酪的好吃。
于是中行成为匈奴人的数学老师，教这些蛮族统计学，用以统计人畜财产。于是中行说成为匈奴人的野蛮老师。本来这些人不用教就天生的蛮横，为了报复汉廷，中行说竭尽全力调教匈奴人傲慢与偏见。结果是，匈奴人果真野心蓬勃，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中行说一生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成为汉奸，第一个使用细菌战——小日本差远了。也算是光照千秋，名垂千古。
中行说在匈奴数十年，先后侍奉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和伊稚斜单于，是名符其实的三朝元老。汉匈漠北之战前，中行说病死。死前坏事做绝的中行说，向单于进了最后一计，把病死的牛羊都丢到水中，让瘟疫去对付汉军。据说，霍去病病死，是吃了此水的缘故。
中行说于是执笔报复母邦说：我们匈奴本来就是以攻战为事业，本来就不需要什么狗屁仁义。汉廷每年只需要准备充足的贡品，责成得力的人送来就可以了，数量一定要充足，质量一定要保证，所谓仁义却不需要随车前来，你们留着吧。否则，等开秋，我们大匈奴牛马肥壮之时，自然要南下牧马。
李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谷郡，大战打不得，也不能打，轻开事端那是违背国策的大事，可了不得。小战却天天有，但李广也打得不亦乐乎。李广是只要有战打，不睡觉都可以。天地间造物，肯定会有此人，林子之大嘛。
李广不主动出击，不等于就不硬气。在上谷郡，只要匈奴敢来扣边，多来少回，少来无回。有时一路猛追，忘乎所以地就越过了地界，那架式简直就要直捣龙城。上文提到的边境九郡，除了辽东，他挨个轮着当过八个郡的郡守。也因此，李广打硬仗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匈奴要南下，都想着法子绕开，不去招惹他算是明智。
有一个人偏要去惹他，此人便是当时的典属国公孙昆邪，关于他的官职，等下再谈。
他哭哭啼啼地跑到景帝跟前，对景帝说了一番话。此一番话重要之极，直接左右了后人对李广的政绩考核。竟至于说，李广所谓的有悲剧，后人对李将军的同情，公孙昆邪的话是始作俑者，文帝的话是次俑。好象李广真就是才气天下无双，好象李广沙场百战就得封侯，不封侯，就值得鞠一捧泪似的。天下有这道理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
公孙昆邪云山雾罩的话是这么说的：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李广才气自是天下无敌，但李广自恃其勇，多次与敌人拼死力，我担心会出事。
从公孙昆邪的语气看，这是典型的太史公“唯唯否否”的笔法。
做人要讲技巧，给人家提意见，肯定要招惹不高兴，弄不好会把关系搞僵。因此，先肯定一番，再委婉提出看法，这很重要。
《周易》说“言语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枢，古代木门转动的关键，现在农村还多有见之。机，射箭的关键。言语如枢机，门没有枢，倒下来事小，弓箭而无机，反被敌人射穿，那可是要命的事。
因此，公孙昆邪的话语，重点自然落在后者。然而，凡人听话多是听半截，断章便取义，才误了事实与真理。
《世说新语》记载了两件极有意思的事。
顾恺之给裴叔则（晋朝的裴楷,尝任中书令,人称裴令公,仪容儁伟）画像，完成是完成了，尤感觉不理想，便在脸颊上添了三根毛。看画人不理解这是何意。顾长康说：“裴楷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三根毛便是他才智的外露。”看画者想想，倒也是，“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其实顾长康是骂人不带脏子，貌似褒扬，实则贬之，这不明摆着说裴楷“面生毛”么。
也是这位顾先生，要给殷荆州画像。我不上镜，不必烦您大驾。顾却说：“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这显然是在说翻白眼嘛。
讲话的技巧如彼，防却也是难防啊。
公孙昆邪是在提醒景帝，李广勇则勇矣，但小心这小子恃勇好强，轻开边衅，引发边境大规模军事冲突，而凭当时国力，远不是匈奴的对手。这才是典属国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就很明白了，公孙昆邪管得是外交事务，自然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国策。
于是，景帝将李广调防到离边境稍远、距京都稍近的上郡（陕西榆林）。
14阵前解鞍
没事找事，是公孙昆邪对李广的判断。而李广似乎对典属国善意的批评不怎么领情，或者竟至于没领会。李广也真会没事找事，甚而差点丢了性命。勇则勇矣，而李广此时已然不是士兵，不单只是冲锋。身为将领，他考虑的事情应该更全面才对。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欠周到的事。
匈奴骑兵又大举进犯上郡，景帝派了一个亲信宦官（中贵人）前往上郡，说是要拜李广为师，学些阵法，准备抗击匈奴。
其实这些阉人，除了捣乱，什么事也成不了。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制。他们穿着鲜亮的衣服，簇拥在制高点，名义是督战。当看到前方战事顺利时，这些不男不女，喜笑颜开，忙着写战报，功劳全是他们的。当见到军前稍却，这些人旗帜鲜明的开路走人，导致军前几番崩溃。
关于景帝为何派宦官前往军前，史无明言。但我以为，不单单仅是学阵法那么简单。如若这样，上林苑地盘够大了，不必千里赴前线。我以为景帝的葫芦里，一定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药。或者监视李广的行动，看看暗地里还有无与梁孝王偷情摸爱，或者担心典属国所说，好斗而轻开边衅，让太监做个耳目。
实际情况是，中贵人来到了前线。
却说这个中贵人，学业不上心，立功倒是心切。一天，带了几十名骑兵，也不通报李广，径直离开大营往北找死去了。
他们一路耀武扬武，一路游山玩水，一路游目骋怀。
路上遇到匈奴人，且只有三个。
中贵人先是一惊，继而大喜，感觉立功的机会到了。这和这些人的习性有关，他们成群结队在后宫，便习惯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眼下匈奴只有三个人，正好相欺。
中贵人拉开架式要打。匈奴人却是射雕手，相当于现在的阻击手。箭法那个是了得。一眨眼功夫，先前还耀武扬威的几十名骑兵，全落在了马下。中贵人也中箭，落荒而逃。
从中贵人只身逃脱的情形看，完全可以肯定，这家伙躲在最后，溜得最早，逃得最快。这三条，保了他一命，那几十名骑兵却全成了他的挡箭牌。
中贵人在我的地盘出事，这很没面子的，也不好向皇帝交待。
李广二话不说，翻身上马，只带了百来名随从，替中贵人报仇去了。
他们快马加鞭，一口气追出几十公里远。那三个射雕手却连马都没骑，正徒步不慌不忙地走着。
李广命令随从张开两翼，包抄过去。自己却军前立马，与三个射雕手对峙，情形有点象决斗，就看谁的出手快了。李广要没两下子，那也不是李广了，太史公也不会给他单独作传。
其中两名即时呜呼唉哉，生擒了一名。这也是李广的算盘，带回去给中贵人解气。
正当李广将生擒的射雕手绑在马背上，准备回去。前方却烟尘突起，数千名匈奴骑兵突然出现在李广面前。他们也发现了李广，人数这么少，杀！
慢。别是汉军的诱饵。
李广没惊，他们倒先受惊了，一忽拉抢占山头制高点，观察李广的动静。这些匈奴人，也是打战打出的谨慎，要是他们有那三个射雕手的一半勇气，距上郡几十里远的土山包，或许就是李广的最后归宿了，还用扯什么“李广难封”那么远。
随从显然慌张，准备调转马头，辙。
李广是喜欢冒险轻进，喜欢感情用事，但他遇事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却是最大的优点。要换成我，早跑了。
李广要求士兵不要惊慌，惊慌无济于事。敌人正看着呢。千万不要慌，以免被敌人看出破绽。
现在我们远离大本营几十公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要是我们仓皇撤退，匈奴人乘机掩杀过来，我们没一个人可以活着回去。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是，留在原地不动，给敌人造成我们是诱敌的错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大家相信我。
李广的这个判断在当时确是最佳的选择。还不止此，李广甚至命令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一直行进到距匈奴阵地不到二里的地方，才停下来。
原地解散，解鞍下马休息。
李广第一个躺下，头枕着马鞍，闲暇地看着蓝天，也看着不远处山头上，显然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匈奴人。
几百年后，唐朝的柴绍，也用了这个办法，不仅是让吐谷浑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是恐惧。柴绍与吐谷浑大战，先是越战越勇，后来渐渐有点支不住。吐谷浑居高临下，射箭如下雨。
此时，柴绍却让军中艺人弹胡琵琶，二美人在阵前扭屁股对舞。吐谷浑的士兵竟被吓住（怖之），不知道柴绍发什么神经，搞什么花样，竟然停止攻击，停战看演出——这真是奇妙无比的事，也只有在冷兵器时代才有，要现在，一炮轰过，脚丫子都难找，还轮到你摆谱。
柴绍却乘其无备，派精兵摸到吐谷浑背后，发动攻击，虏众大溃。
士兵才不管这些，他们只管自己的命。都是爹娘生的，得养爹娘，没准家里还有美妻，我死了，美妻怎么办，归你。
真是要命啊，碰到这样的事，这样的将领。
士兵的担心是有道理，明明是紧迫万分，几千匈奴骑兵驻扎在山岗上，仿佛枕头上悬着一桶水，要是随势冲下来，起飞都来不及，不要说跑了。然而却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地野餐，谁能安生。
李广的答案是：谁能跑过大水？敌人想看到我们亡命逃跑，而我们偏不跑，还前进，还就地解散。敌人肯定会嘀咕越打越大，决不敢轻举妄动来攻。
事实也真是如此。匈奴人尽管人多势众，却是体力胜过脑力，也不学学柴绍的侧翼包抄，也不派个哨骑远远打探一下。要是这样，李广也无使诈的机会。
事实是，双方就这么耗着，阵地上只有马毛在飞。
没错，这是一场典型的心理战，无异于一场赌博，赌的就是双方的心理素质，谁是胜者就看谁额不冒汗。也真难为李广，那个心理压力无疑是大腿上放一块石头，然后被告知，坚持到明天。他的名垂史策，确实有过人之处。
过了一会，胡阵上一个白马小将突出阵前，去巡视他的边沿阵地。
这无疑是在找死啊。经常在“动物世界”看到鹰的攫食，李广此时的进攻速度，估计也是如此。
他迅速翻身上马，带了十几名随从，突将前去。可怜那个白马将，连死估计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着实是一个先声夺人的好办法，匈奴人决计想不到，区区百来号的人还敢前来攻击，他们一直怀疑汉军主力就潜伏在这群山中的某处。于是眼睁睁地看着李广射杀白马小将，眼睁睁地看着李广安全撤回阵地，眼睁睁地看着李广，下马，解鞍，休息，横七竖八，估计还假装着鼾声如雷。
确实是勇气，无话可说。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从中午，直到天色已晚，直到午夜，阵地上只有马在不停的燥动，打着响亮的喷嚏。
匈奴人最终还是没战胜狐疑，乘着夜色，悄然撤走。
而李广的百来号人，真在阵地上睡着了吗？真地大敌当前，而羽扇纶巾的那么轻松？世上哪有如许事呢，不过也是一种赌博，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气+定力，如此而矣。李广充其量只是小智，大智才是卫青、霍去病的指挥大兵团作战，有勇有谋，屡建奇功。
中贵人又哭哭啼啼：将军去哪了呀，我们都替你担心。
战果是：杀了三个匈奴人，生擒一个，交由中贵人生猛油炸全凭他。而身为将领的李广，却擅离职守，一天一夜，弃大军于不顾，只是为了替中贵人报仇。而大军又不知他的去向，只好原地待命。
那可是边境上郡。
15关于汉武帝（1）
眼下暂且把李广的事搁在一边，说说汉武帝刘彻。因为汉武帝的出现，从此终结了此前汉朝一味防守的态势，卫青、霍去病那几场惊心动魄的远距离打击，也从此终结了匈奴猖狂的时代。
现在想来，刘彻与他的这两个亲戚着实不容易。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继位，时年16岁。在位时间50多年，占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时间。这位帝王中的奇才，一生干了几件漂亮的大事，仅疆土面积比秦始皇时代都大，扩充建制28个县，可谓光照千秋。
汉武帝是一个权利欲望极强的人，从一个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汉武帝继位之初，年龄尚小数，由祖母窦太后当权。武帝二十岁时，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的同母弟弟田蚡做了丞相。因为有姐姐做靠山，田蚡也是只见抬轿的，不见挑刺的。
一天，田蚡专题向汉武帝汇报朝中人事变动情况，推荐了一大批官员，重要职位全是他的人，名单一溜老长，有的甚至一开始就被授予二千石的职位（省部级）。武帝沉着脸问他：“你准备任用的官员完了没有，我也想用几个人。”从此，知趣的田蚡只好遇事少管。
可是田蚡知趣，并不等于“丞相”就知趣，“丞相”手中依然握有巨大的权力，这些可以呼风唤雨的权力竟然让汉武帝垂涎不已。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无不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一旦领导对属下有看法，这个下属便不大有好日子过。汉武帝时代的丞相便是如此。
与丞相争权
初初看来，这好象是一个伪命题，皇帝是国家元首，丞相是政府文官首领，丞相由皇帝任命。按理说，丞相权再大，也大不过皇帝，敢与皇帝争权，那还有命，咔嚓一声，身首两处。
但是在汉初，高祖定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丞相均由功臣封侯者担任。这些功臣封侯者，地位高，声望好，本事大，在朝中自然有一帮势力，所谓的功臣派。甚至于敢跟皇帝过不去，打天下多少大家都出过力，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我说的就是不对的。于是屡屡找皇帝的茬，所谓犯颜直谏，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有些不当说的话他也敢说，皇帝也都敬他三分。
曹参代萧何为相，整日醉生梦死，无所事事。惠帝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又不好明说，只好托曹参的儿子出面，婉转的打探虚实，这老儿想干什么。曹参将儿子臭骂了一顿，而且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帝，直捅捅地问惠帝，是你历害还是你爹历害。惠帝哪敢与刘邦比，自然是说我爹历害。曹参又问，您看，是我历害还是萧丞相历害。惠帝想了想，说，自然是萧丞相比你强那么一点点。曹参来劲了，那不就得了，我们按班就部就可以了，还需要忙乎什么。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惠帝也没办法他。
文帝时，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很是无礼。申徒嘉一次将他逮着，狠狠地训了一顿。按理说，消消气也就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可是这小子却没完了，直接找文帝论理，“陛下喜欢一些文人雅士，可以多给他们钱，让他们富贵，至于朝廷之礼，却不可以不严肃。”言外之意，你皇帝用人要注意影响，不能随便什么人都用。你说牛不牛。
景帝时，功臣死绝，景帝依然沿续国策，封功臣之子为列侯，继为丞相。也就是说，汉初的体制，当丞相必须要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拥有爵位，再就是身为功臣或者功臣之子，否则一切免谈。
而汉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必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
当是，中央政府官员的设置分为三公九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管军事，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再插手其他政事。
御史大夫手下有个御史中丞，也就是副御史大夫，此人可了得，专门驻扎在皇宫里面，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而御史中丞归御史大夫管，御史大夫归丞相管。也就是说，皇帝的一举一动全在丞相的眼里。这样一来，没错，显然是丞相大。
丞相手下有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太常，管宗庙礼仪等事。光禄勋，掌论议应对，其职责有点象现在的中宣部。卫尉，掌门卫屯兵，是皇宫的卫兵司令，李广就曾任过此职。太仆，掌车马，相当于现在为领导开车的司机。廷尉，掌刑狱，犯了皇帝的法，都归他管。大鸿胪，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宗正，管皇帝家族的事。
问题的关键在大司农与少府，都是管财政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现在没有职位相当，免强说来有点象小金库。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家公费开销，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动用大司农的钱，这一点政府是有明确规定的，尽管是家天下，也由不得皇帝胡来。问题是，少府是九卿之一，而少府归丞相管。换句话说，皇帝不能动用政府的钱，丞相却是可以动用皇帝的私房钱。丞相又比皇帝派头。
汉武帝是什么人，他哪受得了这些，于是想方设法打破祖宗之法，甚至于与丞相过不去。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而公孙弘是布衣出身，在朝中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好控制，也听话。而公孙弘当上丞相后，才被封为平津侯。由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
而且在武帝朝，丞相不得善终的很多，或者自杀，或者下狱处死。当初公孙弘听说武帝要他出任丞相时，竟大惊失色，叩头求免，不肯接受相印。武帝不肯。公孙弘退朝后，仰天长叹，我们家从此完了（休矣）。没几年，果真被族灭。
武帝为了把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架空，便极力加大内朝或称中朝的权利。武帝一改以前的用人成法，大力提拔那些平民士子中有才干的人士，充任政府要职.同时，另给他们加上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而后者都是皇宫内的官衔。于是，他们出入禁中，整天陪在皇帝身边，顾问应对，参与大政。从此丞相便靠边，没他什么事，仅是充位而矣。
更猛的是，武帝进而设置大将军一职，挑选自己信得过的外戚当任，完全把太尉架空，进而把太尉一职废除了事。汉元狩四年（前119）又设大司马，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号之前，权势竟然超过丞相。比如，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任大司马膘骑将军。武帝临死之前，以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衔尚书事，辅佐朝政，有废立之权，权倾朝野。
而武帝加强中朝权利的直接后果是，给外戚干政铺平了道路，进而出现大司马大将军王莽，将国家整个夺了去。
修理诸侯国
于是，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也就是化大为小、化整为碎，把原来只有长子继承的诸王国，改为可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这些新封的侯国不再受原王国的节制，而是由当地郡守来管辖，地位相当于一个县。
而原来的王国越分越小，地盘越来越促，力量越来越弱，所辖不过数县，地位相当于郡，自然不足以与中央抗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支脉愈加疏远，也就如土财主一样的吃田租，当安乐公，自然不得与闻政治。
然而只要武帝不高兴，连安乐公也做不成。公元前122年，有人告淮南王与衡山王谋反，武帝借机连同其幕下宾客一同拔了根去，牵连致死的据说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古人是以右为尊，官员被贬因此多称左迁，武帝的意思很清楚，意在打压王国。后者则限制士人与诸侯王的交游，此举也是了得，从此断决了战国以来风行一时的游士之风。士人安心回家读书做学问去了。
在此基础上，以“欲加之罪”的办法，进一步剥夺地方侯国的爵位。比如，汉武帝规定，每年八月会同诸侯祭祖，各诸侯必须出钱助祭，有的诸侯国因为出钱太少（金少），或是所铸的钱成色不好（色劣），都要被夺去爵位。这样被豪夺的地方诸侯爵位有一百多个。而汉初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至武帝太初年间，全国仅剩五人。
由此可见，武帝做事，环环相扣，心机极深。
消灭地方豪强
武帝连同根亲戚都要修理，那些地方上财大气粗的土财主，武帝更是看着不顺眼，主要也是他们不知趣，不听话，因此，自然也在修理之列。
这又是环环相扣中的重要一环，做好了这一步，武帝也就可以在朱雀街上独步了。
汉初，刘邦为了得到支持，允许地方豪强私营冶铁、煮盐、铸钱，而在当时，此三项是钱生钱的大买卖。尤其是铸钱一项，等于人人都可以开造币厂印钞票，换谁谁不乐意干。地方豪强于是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质钱牟暴利。而有些盐商，富可敌国，积财巨万，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高利贷商（子钱家）。
司马相如的岳父卓氏，其先赵人，靠冶铁致富。秦始皇“山东迁虏”政策颁行，卓氏夫妇俩推着独轮车，前往四川。同行的人都争相向当地官员行贿，希望留在交通便利、生活条件稍好的地方，比如城郊之类。唯独卓氏，不嫌偏远，来到临邛，而此地盛产铁矿。于是，即山铸铁，所生产的农具，垄断滇蜀一带的买卖。富到什么程度呢？家中仅仆人就有千把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同郡的程郑氏，也做铸铁生意，自然不能与卓氏抢地盘，于是打起西南的少数民族的主意，也富埒卓氏。
南阳孔氏，以铸铁发财，平常没事干，到处游山玩水，结交诸侯，每次跟随出行的小车有几十辆之多（连车骑），人送外号“游闲公子”。
山东曹邴氏，也以冶铁起家，兼营高利贷和运输业，后两项的生意遍及全国，富比吴王刘濞。
洛阳师史氏，专门经营运输业，只要有人烟的地方，他们的足迹就能到达那里，生意忙到没时间回家，数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以至积财七千万之巨。这是史记《货殖列传》中仅有的准确数据。
宣曲任氏，大发战争财。秦灭亡时，地方豪强忙着入宫抢金抱银，沾沾自喜。独任氏派人抢粮食，囤集起来。楚汉战争，打得一蹋糊涂，田地也没人种，粮食贵到一石万金。于是那些金银全归了任家。
同样发战争财的还有无盐氏，七国之乱时，长安列侯封君随军出征，但没有钱置办行头。怎么办，只好象商人借。而那些商人因为局势不明，刘濞嚣张，都不肯贷款给他们，怕连本都回不来——所以说商人是为富不仁就在这里，所谓大义不大义关他屁事。独无盐氏，出资千金相贷，条件是利息十倍。三个月之后，吴楚之乱平，无盐氏千金变万金，成为关中巨富。
上述诸家，他们的先人都是六国时的资本家，秦统一天下，实行了所谓的“山东迁虏”，也就是将六国后人、豪族强行迁出祖居地，分散各处。他们来到新地方，依然继承父业，从事工商业行当，是以致富。
这其中也有很多六国贵族之后，也被迁到关中，他们仕途暗淡，转而致力商业。其中齐国田氏家族，很多人都成为富商大贾。
民间有句俗语，无田不算富。农业经济时代，田才是根本。于是大商人转而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他们靠着财大气粗，侍强凌弱，自然也与官家往来密切，所谓红顶商人是也。
但并不等于说，所有商人地主都是为富不仁，比如师史氏，家财七千万，那是人家走西口，拼老命拼出来了，并不是全然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任氏虽居奇取胜，但力行节简，全然不同一些商人的“一杯梳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奢侈，要求族中子弟亲自力耕，任氏家规说：“凡不是自家田里出产的东西、自家妇女的女工衣饰，不得衣食。凡族中子弟，遇事不尽职尽责的，不得吃酒食肉。”因此，富者数世。
除地方豪强外，汉初还沿续战国时期的游侠之风，而这些游侠同样令武帝感到头疼。
比如颖川灌氏，代表人物是灌夫，家产数千万，胆大力大，喜欢斗狠，喜欢打抱不平（任侠），喜欢结交豪杰，每天在家里吃饭的宾客就有数百人。宗人宾客为了垄断买卖，与民争利，横行乡里。
有些游侠，以侠义相标榜，劫富济贫，还有点梁山好汉的样子，比如朱家、剧孟、郭解等。但更多的所谓游侠，简直与强盗无异，他们为祸乡里，动不动就以小事杀人，搅得地方不得安宁。有些游侠本身就是地方豪族。
于是，为了铲除这些豪强与游侠，直接成为武帝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的起因。由此看来，凡事都有因果，并不都是平地惊雷，读史的细心处便在这里。比如张汤为御史大夫，就大力诛锄豪强兼并之家。周阳由为郡守，每到一任，必夷其豪。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地方官员承风袭旨，治下也多残暴。
它的好处是有效抑制了豪族的发展势头，但用刑过滥，其结果是，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者法再做一遍，从而激起了民变，百姓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幸而出了个中兴之主的汉宣帝，战战惊惊，励精图治，总算把王朝的车轮拉了回来，才避免了覆舟。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作为重量级拳击手的武帝，举目全国，基本上找不到对手了。
16关于汉武帝
汉武帝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一雪刘邦平城之败、吕后受辱之耻。而在与匈奴开战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权利要收归中央，才能令行禁止，这个他做到了。
打战光靠嘴不行，光靠勇气也不行，得有充足的粮草，得有精良的武器，而这些都需人钱。钱从哪来？二个部分，一是靠吃祖宗的遗产，二是与商人争利，夺得巨大财富，才使对匈作战有了物资保证。
而随着的战争的深入，国家财力耗费巨大，因此，也相应出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政策，比如盐铁的国家专卖，影响力直达清末。元朝进而设置“盐运使”，其全称为“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这些官员往往兼都察院的盐课御史衔，故又称“巡盐御史”。明清沿袭此制，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就是一个巡盐御史。这个我们将在后文随着战役的展开，一并叙述。
打战做事，肯定要用人，白痴的不行，唯唯喏喏的不行，赵括的不行，临事一死报君恩的也不行，得有干练之才，担得了责任，做得了大事。
武帝用人，一不看背景，二不看相貌，三不看钱多钱少，只要有能耐，皆可以委以重任。因此，武帝开启了一个平民入仕的时代。
汉初的用人政策
汉初用人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选郎。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任职满三年以上的，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任子”。平民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也可以候选为郎，叫“货郎”，前提是，商人除外，钱再多也不行。
中国历史的抑制商人，全在商人的斤斤计较，只为一家谋，不为众人谋，这种脾气一旦带到官场，连国库都要搬家里去，怎生得了。于是不行。
郎是皇帝的侍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平时替皇帝站岗放哨，皇帝出行，则出面警戒，充当车骑。郎在郎署学习“汉家故事”，以备补授别的官职。汉初，选郎是出仕朝廷的重要途径。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汉初就规定，陇西等边境六郡的良家子，因军功卓绝的，可以选为郎。李广和他的堂弟李蔡因此才有机会入侍京师。
二是推选“孝悌力田”。这是汉惠帝开始搞的。所谓“孝悌力田”，孝是为人子的孝敬父母，悌是为人弟的友爱兄长。力田，则如刘邦的哥哥刘仲，上心经营田业，家道殷实，当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古人很看中孝悌之道，专门有一本书叫《孝经》，便是教人子的随顺父母。皇帝也倡导以仁孝治天下，因此，在帝王的谥号前，往往要加一个“孝”字。刘邦是汉朝的开山祖师，自然是后人对他孝，他自无孝天下的道理。因此汉高祖前面就不加“孝”。而后的汉惠帝，史上便称孝惠帝，武帝刘彻，便说孝武帝，以此类推。
这两种人可都是国之础石，孝惠帝便免除他们的谣役，以示表彰，“导率”乡人，大家向他学习，皆成好人。
后人讲西汉的选举制，常称“举孝廉”，始作俑者是汉惠帝，但真正形成固定的国家制度，则是汉武帝。
三是举“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全称是“举方正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此一种选举是无定期的，随意性很大。始作俑者是文帝，武帝也有用到，至如后来的曹操也用到。
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举贤良主要有三种。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或者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
贤良选到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
汉武帝用这种办法提拔了很多人才，比如董仲舒、公孙弘，都身居要职。田千秋因为上书言事很合武帝的口味，被授予大鸿胪一职，数月后即超升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见武帝的用人力度。
以上三种，第一种才是汉初官员出身的主要途径。因此，后人才讥讽汉初是大官镣大地主子弟垄断官位，把持朝政，平民布衣自然没得机会。
武帝的作为
而这些膏梁子弟，对于想干一番事业的武帝来说，自然不够用，或者用处不大，纨绔有余，干练不足。于是，汉武帝为了拢络更多的人才，实行了两项有名的制度，一是举孝廉，再就是设立太学。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得以确立。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一年举不出一个人来。这些食国家俸禄的二千石们，心思很明显，不愿布衣来与自己的子弟抢饭碗。于是武帝动了肝火，使出了他的惯用技巧——屁股挥指脑袋。
二千石如果不举孝，等同于不奉行诏令，以不敬罪论处；不举廉，就是为官不胜任，就地撤职。
事实证明，拳头就比口头好用。
而太学的设立，完全等同于现在的学校，旨在将国家培养人才的策略常规化，免得临时抓瞎。其重大意义也不必细说。
于是，这两项制度的得以贯彻实施，王侯将相也真的不必有种，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是出身寒门，也是有机会入仕为官的。自此以后，丞相多是读书人出身，开启了平民书生的时代。同时也结束了一个风行战国、至武帝继位前还有遗风余韵的时代，这便游说之风。
春秋战国时期，讲究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平民的儿子只能当平民，这是成法，也是规矩。有读书人想要有所作为，只有一途，游说，无非是要找个好买家，把自诩的毕生绝学售与帝王家，混个人样出来。其人便称为辨士，大儒如荀子，也被人目为辨子。成功的例子是苏秦，身佩六国相印（副丞相），风光了得。
至秦汉之际，这个风气仍然存在。比如孔鲋，孔子七世孙，此子骨头也硬，秦始皇禁天下藏书，他偏不听，而且多藏儒书。陈婴替他担心，孔鲋说：“我为无用之学，知我者，我把他当朋友。秦不是我的朋友，我有何危险可言。”言外之意，我深藏不露，不为秦用，赢秦政府自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秦末之乱，此子却是希望有用，于是抱着儒书四处投奔叛军首领，结果也可想而知。
而察举与太学，则告诉天下士子这样一个事实，通过正常的渠道，完全可以一展怀抱，为国家所用，而不必到处卖弄，累累然如丧家之犬。
17关于马政
这是个决定战局成败的关键。
汉初，我军是吃尽匈奴骑兵的苦，匈奴人大有“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你驻我扰，你疲我追”的态势。我们知道，当时，汉朝战马奇缺，刘邦要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都找不到。马贵到什么程度呢，“马至匹百金”，一匹马价格高达一百金之多，简直就是宝马车。当时，普通人家，积财千金，算是富贵了。
因此，汉朝着意加强马政建设，一门心思地要培养起自己的骑兵部队，彻底取代行动迟缓的步兵方阵。
秦汉之际，战争的主力兵种是以车骑为主，轻骑兵还只是配合作战，取它的机动灵活的性能，比如偷袭等。著名的白起那一战，是出奇的发挥了轻骑兵的重要作用，但还是以车骑为主力。
而在完成这个步骤之前，大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马政。
关于马政的源起，直接从秦朝说起。后人多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发源于赵，事实是这个版权应该归属秦国。
汉初沿袭秦制，在西北边境设立养马苑，也就是军马场，共有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皇帝亲派侍卫充任苑监，手下工作人员达3万。这些养马苑直接归中央的太仆寺管，不受地方节制，最高养马长官是太仆，九卿之一。
文帝时期鼓励全民养马，但养马的费用奇高，据说，一匹马所用的粮食相当于12个士兵的口粮，怎么办？
于是，文帝采取晁错的建议，“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所谓车骑马，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主要用于前线打战。民间养马一匹，可以免除三人的徭役。而当时的制度，九等爵位以上的人，才可拥有一人免徭役的特权。由此可以国家扶持养马政策的力度之大。
汉武帝元鼎五年，政府还给民间提供良种母马，促进优生优育，母马可以呆在你家三年，三年一还，条件是到时收利息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所养的一头小马，政府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归养马人。
至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中央政府仅在长安地区的养马量就多达四十万匹，而赛马会竟然不让牡马参加。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时汉朝有养马量少说也在70万匹以上，决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这还不包括民间的私人养马量，仅公元前119年那一战，民间私从出征的马匹就达十多万，可见民间养马的数量是相当大的。
武帝还在北军（当时中央有北军、南军），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八校尉，每校人数约七百，指挥官即称校尉。其中，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即是专门为组织训练骑兵而设置的。
武帝又增设羽林骑，召募西北六郡（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及战士军士的子弟担任，一方面充作侍卫，一方面作为培养骑兵将领的人选。
这样，马也有了，骑马的人也有了，这些人可不是运动员，于是汉匈之战便不可避免。
18李广出将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也就是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举孝廉的那一年。
刘彻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六年前，刚继位当皇帝的刘彻听说李广和程不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将。于是任命李广为未央宫的警备司令（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宫的警备司令。官居九卿之一，也算是显赫了。
这两位昔日的战友，自打李广于公元前156年离开京师赴任陇西都尉之后，十六年弹指一挥间，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当年的青壮小伙子，二十五六岁，如今是几经风沙，苍老自是不必说不得，彼此相见肯定要唏嘘一番，感叹一番，带到长安酒肆饱醉一场，开怀畅饮一场。
故地重游，物是自然人非，有太多的话要说，就让他们在长安的某个酒肆说个痛快，这也是人之常情，历史人物也是人嘛。
对于李广来说，这个任命是相当重要的。从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平定之后，他出任为上谷郡守，至公元前140年，李广辗转在边郡任太守，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虽说太守也是打战说了算的人物，但毕竟还是要安邦治民，不会全然把心思放在军事上。
《史记》上说，“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所谓军屯，大概类似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或者如王震当年在南泥湾的部队，平时士兵即是农民，耕种劳作，农闲训练。边疆有警时，农民即是战士，操家伙上。因此，政务要占去他的很多时间。
文帝时，晁错上书建议徒民实边，说：“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容易扰乱边境，往来迁徒，时来时去，这是胡人的生业，也是中原王朝之所以戍边的原因。如今，胡人经常牧马塞下，见边防松懈时便侵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兵卒则不足以御敌，多发则千里而至，敌人得到风声早跑了。若聚而不罢，又徒耗钱粮。但要是撤走，则胡人又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而百姓不安。
而士卒御边，一年更换一次，无法全面熟悉胡人的伎俩。不如让人民常居边地，一边耕作，一边备胡。可以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每邑不少于一千家，先盖房子，备田器，然后招募百姓，或者赦免罪人，减免赋税，分给他们冬夏之衣，能自给而后止。这样，使邑里相救，以御胡兵。”
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汉之军屯大概始于此。
《通鉴》在表述此意时说，“广与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意思是明白了，而“屯”的意思却没了。
而现在，他是全然遂了心愿，可以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扑在地图上，做个全职将军，领兵打战。
当时驻扎在京师的部队不多，主要分南北军。北军负责防务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程不识不久即改任北军司令。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的各郡国选调。尽管此时李广手下的士兵不多，也就万把人，但对李广来说，也尽够抄心的了，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李广统领部队的上线。
我很想写写程不识这个人，可惜历史资料太少，又不敢胡编戏说，怕惹了众怒，挨砖头，只好留作遗憾。只知道，程不识为人清廉，谨守朝廷文书法令，在景帝时由于屡次直言进谏被封为太中大夫。
这两位兄弟，虽然同为将军，却是性格迥异，个性差别极大，以致带兵的风格也是各个不同。也因此，引起后来的许多评说。
李广行军随意性很大，粗粗看整个就是地方游击队，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通常也是逐水草而居，在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安营扎寨。李广讨厌繁文缛节，幕府一切文书从简，好让士兵早点睡觉。晚上也不派兵站岗放哨，但也不致于全盘松懈，那无疑是找死。只是远远地布置了哨兵，所以不曾遭到过危险。
而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公文簿册往往通宵达旦，军队因此得不到好好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
程不识对李广的治军方法提出异议，简便是简便，易行是易行，但如果敌人搞突然袭击，你手忙脚乱的，拿什么去阻挡敌人的进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纷繁忙乱，但是好处是严阵以待，敌人就妄想偷袭。
李广不同意，他有临阵解鞍的经验在，所以他认为，匈奴人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突然袭击我李广的智慧。倒是我的快乐治军方法，很合士兵的欢迎，他们都乐意为我效力。
事实证明，匈奴人不但不敢偷袭李广，反而害怕遭受李广的袭击，终李广四十多年的为将经历，只有李广偷击匈奴人，断无受匈奴人袭击之理。而士兵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
这真是奇了怪了。而更奇了怪了的是后人，不断对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方法进行PK，主要有三种观点，加上“翰林曰”，算是四种。呵呵，咱也借机风光一下。
19 侦察连连长李广
这也是翰林为什么在上文，长篇引述武帝对匈开战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的原因，倾国倾城与敌开战，搞不好家破人亡的，能不谨慎吗，能不捻断几根老须吗。基于此，后人显然过责刘彻，我以为也是责得无理。
太史公曰：李广为人正直，诚实宽厚，又不擅言词，朴实得象个本分的农夫。平日里，与士卒同甘共苦，“饮食与士共之”。在塞外打战，一旦遇到水源，他总是最后一个喝水，最后一个吃饭，先紧着士兵。李广担任二千石以上官职近四十年，家无长物，也从来不谈论家产的事。凡是皇帝赏赐的东西，他都带到军中，与士兵共享，决不独吞。
正因为如此，李广深得士卒爱戴，死后人人为他尽哀。太史公很是表彰李广的亲民之风。
而司马光不这样认为。
司马光曰：周易上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说，作为将领，领兵打战，不以法治众，军纪不整，就会遇到危险。李广带兵，人人自便，以李广的才略，这样做还勉强可以。但不可以让人效法，因为后继者很难做到这一点。
一般人的性情是乐于安逸，而不看远景。当时，士兵即然以程不识为严苛，而乐从李广，这样，跟从程不识的士兵就会心生不满，进而违抗将令。因而，治军简易的害处，又不仅仅是敌人的突然袭击而矣。
“为将以严终”，作为带兵的将领，除了严字当头，别无良策。效法程不识，即使没功劳，尤可立于不败之地。而效法李广，鲜有不覆亡的。
以上两家，皆不入王夫之的法眼，他认为，两论皆有偏颇。
王夫之把将领分为四种，带兵多的和带兵少数的，进攻型的和防守型的。李广之简易，攻兵之将也。就是说，李广作为先锋，率领小部队发动攻击，他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否则，如程不识一样，有板有眼的，自己还没发动进攻，就把兵力配置完全暴露给了敌人，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作战效果。而象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领，同时指挥几路大军，进行大规模作战，就不能仿效李广，而是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这方面，李广是望尘莫及的。实际上，李广几次陷入被动局面，虽然原因很多，但与他治军上的缺点却有很大有关系。
翰林曰：以上三家，太史公感情用事，借李广浇自己的块垒，便极力张扬他的好处，这与太史公的遭遇有关。他因为替李广的孙子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遭受刘彻的不公待遇，怨恨之余，便倾全力留下的名篇《李广列传》，以彰刘彻的有眼无珠。这点太史公确是做到了，后人之所以赞扬李广，很大程度上是感染太史公的文笔，也佩服李广的勇气。
可见，如在下一般的文人，轻易得罪不得，否则让你青史留臭。呵呵。
而司马光与王夫之，却是不点名对李广作了批评。当年文帝去灞上和棘门视察周亚夫、徐厉、刘礼的部队，趋车径入徐厉、刘礼的的军营，却被挡在周亚夫的军营外，文帝不但不觉得没面子，反倒表扬了周亚夫，说徐厉、刘礼的做法，简直是儿戏。
翰林认为，李广当个侦察连连长是合适的，至于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李广决然做不到。李广的不得封侯，也怨不得天，由不得人。河南大学的王力群在“百家讲坛”上跳着脚说，是刘彻与卫青联手害了李广，此子虽老，却是没把书读透。
20武帝也和亲
按汉朝的军队制度，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位次上卿。武帝时大将军权势超过丞相，这另当别论。
李广已为骁骑将军，按现在的军制来说，此时的李广，起码也是个上将，也可以看出武帝对他的倚重，只是李广没能把握住机会而矣。
李广、程不识在边境时间不长，就撤了回来，原因是武帝进行了西汉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和亲。
此时的汉朝，尽管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但还不是全面撕破脸的时候。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者请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照刘彻的意思，肯定是要打。
大行（外交部长）王恢，老家燕人，曾长期在边郡为官，熟匈奴的情况。他首先发言主战。
匈奴是狼子野心，每次都假惺惺地要和亲，可是每次都维持不了多长的局面。此次和亲，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反正迟早要打，不如早打。
御史大夫（监察部长）韩安国却力主和亲。
匈奴骑兵飘忽不定，难于制御，我军千里出击，人困马乏，匈奴却可以以逸待劳，袭击我军。再者说，我军费尽千辛万苦，即使攻占了匈奴人的土地，除了耗费军资，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那可是不毛之地。
大多数朝臣都赞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想了想，也不急一时，有些事情还得准备妥当，于是准许和亲。
此时，匈奴人的情势是，尽管有一个中行说在从中作梗，但依然贪图享受中原出产的精美生活用品，甚至连军臣单于都亲自往来塞下，也来感受一番中国的月亮。
当年可不比现在，中国的月亮却是圆过外国，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电视上说，某个国家甚至把中国出产的瓷器，当神供起来。至如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把中国的东西抢回去，放在博物馆里，罩上玻璃罩，当镇馆之宝。东西要不好，能那样宝贝吗。没脑子的固然是外国人，但我们中国人也跟着没脑子。明摆地是外国人起妒心，何以中国能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而他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于是一边大刀阔斧地抢我们的好东西，一边还要不遗余力地作贱我们的文化，大肆造谣与攻击，而我们竟也跟着瞎起哄，跳着脚清算祖宗，真是一蟹不如蟹。
此时，汉朝的实力大大超升，五比三的军力对比，使刘彻鼓足了勇气，单方面撕破和约，从此，拉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匈作战。
汉匈双方军力对比如下：
上下山谷，出入溪涧，中国的马比不上匈奴的马；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的骑兵不如匈奴的骑兵；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人比不上匈奴人。这些都是匈奴骑兵的长处，却只有三。
而在平原作战，运用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容易被打散；劲驽、长戟，匈奴的兵器比不上中国；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驽往来，以及摆兵布阵，则匈奴之兵挡不住中国之兵；步兵箭发，万箭同的，匈奴人的皮铠不能阻挡；下马步战，剑戟相接，匈奴兵更不能与中国兵相比。这些都是汉军的优势，却有五，显然胜券在握。
二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为了尽快把胜利变成现实，而不仅仅是上林苑中的演练，武帝相中了一个棋子。
21 马邑之谋
马邑（今山西朔县）位于雁门郡南部，是当时主要的产马区之一，也是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双方为了马邑曾大打出手，河套地区与河西地区这时全在匈奴人的手里，汉军显然再不能失去这个重要的产马区，于中拼尽全力，最终算是保住了马邑。而匈奴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尽管耿耿于怀，匈奴人却也少见的理智，原因是他们也不想失去互市这个便利条件，否则美酒美食从哪里得来，王廷里开宴会，展眼全是吃惯的奶酷，这个后果谁负责？因此，马邑地区民间通商一直不曾中断，也涌现了很多富商大贾。马邑当地人聂翁壹就是其中之一，而他恰恰是武帝相中的一颗棋子。中国自古就不缺红顶商人。
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聂翁壹不可能凭着一介商人的身份，就敢冒然向武帝进言，和匈奴开战，其背后的主谋者极有可能就是王恢。王恢为了达到他的主战思想，或许深谋远虑了一系列计划，其中就包括马邑之谋，而聂翁壹恰好愿意效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聂翁壹，或者李翁壹赵翁壹，一切免谈。
聂翁壹给武帝的建议是这样的：匈奴刚与大汉和亲，对大汉缺乏防备，如果能示之以利，诱使匈奴人深入，我军乘机进行伏击，定可一举歼灭其主力。
汉武帝对聂翁壹的这个计划很是心动，再加上背后有王恢作保，武帝也深信聂翁壹如果是双面间谍，那也是为我所用的好间谍。于是，武帝召集群臣进行商议。
果不其然，大臣王恢与韩安国又在朝堂上掐了起来。这一掐不打紧，韩安国输的是主和，而王恢输的却是性命。
王恢在朝堂上慷慨陈词，他说：“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逼，君臣尚能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却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而如今大汉王朝一统，陛下声威远播（马屁拍得汉武帝喜滋滋的），然而匈奴却侵扰不止，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不已，载棺之车相望于道，正是因为没有坚强的抗敌决心的缘故。”
末后一句说得武帝很是没面子，连忙转话题问韩安国意下如何。
韩安国自然不同意王恢的意见，他搬出高祖说事，高帝被围平城，饿了七天，解围后却无怨恨之心，究其缘故，是圣人以天下为度，不以私怨伤天下之公，所以才派刘敬和亲匈奴，至今已五世得利，还是不打为好。
王恢对韩安国搬出高祖说事很不以为然，他说：“高皇帝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怨，不是因为力量不及，而是为了休天下之心。现在边境不断告急，应该给匈奴人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他们长长记性。”
事实是，王恢为了主战，也是乱说，当年刘邦就是打不过冒顿。奇怪的是，韩安国并没有利用王恢这个明显的弱点进行回击，而是转换了一个话题，大概是避圣人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