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焜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焜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子喘大气，几乎昏厥。
就因为这一番告变的汗马功劳，三年工夫他由员外升到侍郎；当然，这也由于明珠的提携。因此，这一次他奉派到江苏会同汤斌勘问民情回京；到宫门递折请安以后，随即先去见明珠。
这天下极大的春雪，明珠正约僚友在后园玩赏，其中自然有余国柱。明珠跟萨穆哈会面谈话，少不得也有他在座。
“‘豆腐汤’怎么说？”明珠问。
“他说：应该疏溶海口。”
“为什么呢？”明珠讶然，“靳紫坦的法子是一劳求逸之计，很不错啊！”
“就因为屯田的缘故。”萨穆哈说：“凡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他都不赞成。这是老汤亲口跟我说的。”
明珠和余国柱面面相觑，有片刻默然——明珠支持靳辅，并不是因为靳辅的计划，让他佩服；而是靳辅的计划，在他们大有油水可捞。
首先是筑堤束水，动用的公款将达五百万，先拨一半亦须两百五十万，“部费”先扣两成，就有五十万。
其次，河堤两旁涸出的土地放领，明珠准备派出专人去办，其中的“浮收”，大有可观。现在由于汤斌支持于成龙，大好构想，将成画饼。
“你看，怎么办？”
“自然不能说实话。”余国柱便教了萨穆哈一套话，让他面奏皇帝。
“光是这样也不行，于振甲那里也得下一番工夫。”
“这也容易。不必跟他商量，反正他就要回去；相爷就把他的工款多报些好了——这是对不出来的事。”
明珠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的办法。
“倒是‘豆腐汤’！有他在江苏，什么事都不能办。而且还得防其他省分学他的样！”
这句话把明珠说动心了，光是汤斌不肯送红包，还不要紧；大家都学他的样，不卖京里的帐，那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他圣眷正隆，动他不了，又如之奈何？”明珠又说，“我找徐健庵来商量商量看，也许他有妙计，亦未可知。”、
就这当儿，一肚子坏主意的余国柱，想到了“绝妙”的一着棋，兴奋得失去常度，乱摇着手，急促地说：“慢来，慢来，还不到用得着徐健庵的时候。”
“怎么？”明珠一看他这神态，便猜到他心里，“你定有奇计？”
“虽非奇计，至少也是上策。我看不如——。”
他低低地与明珠耳语了一番，才说得两句，就听明珠抚掌称善：“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妙！妙！”
于是两个人促膝密谈，直到算无遗策，方始罢手。第二天上朝，等皇帝御门听政已毕，单独召见明珠，面议最机密的国政时，他找个空隙说道：“皇太子今年十三岁，以前朝的成例，应出阁讲学，伏乞皇上将简高才硕德的醇儒，以为辅导，天下幸甚。”
皇太子名叫允礻乃，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是仁孝皇后所出；生下允礻乃几个时辰，因难产而崩。皇帝伉俪情深，所以不久就将这嫡出的皇二子立为东宫，皇太子生得相貌英武，颖悟非凡，深得皇帝钟爱；此时听得明珠的陈奏，觉得确是宗社大计，不可轻忽，便连连点头，表示嘉许。
“论学问，徐乾学自是好的，但品德不甚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徐乾学曾教过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书，明珠当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亦绝不能说他好，否则所谋就不成功，因而不置可否，直接拿另一个人来比较。
“若论学问优良，品德醇美，徐乾学自然不及汤斌。”
“你这是公论。”皇帝坠入明珠的谷中而不自知，“正跟我的意思一样。”
“奴才忝窃相位，荐贤有职。皇上如以为汤斌可以，何不内召大用？”
“嗯。”皇帝答道，“我想用他为礼部尚书，管理詹事府。你拟一道旨意来看。”
“是！”
“还有于成龙。”皇帝又说：“海口暂时停开，等看今年的水势再说。于成龙在安徽的政绩很不坏，我想升做直隶巡抚。”
这一下，下河的治理，完全可以听信靳辅的主张，在明珠当然求之不得，便恭恭敬敬地答了句：“皇上圣明。”
于是先后发布了两道上谕，擢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另外一道关于汤斌的是这么说：
谕吏部：江苏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特授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这道上谕一发，徐乾学首先就觉得诧异，同时也觉得很不安。高士奇肚子里的货色，他不怕；看见李光地，已视为劲敌；于今再来一个汤斌，真正招架不住，相形见细了。
因此，他去谒见明珠。恰好又有余国柱在座，三个人谈起这件事，明珠都推在皇帝身上，说是他自己挑中的，并没有什么人保荐。
徐乾学也是有名的老奸巨猾，听明珠的口风，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汤斌能够调离江苏，他家子弟在昆山又可以遇事出头，恢复以前的势力，这自是一件好事；但调到京里来，于己大为不利，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教他失去圣眷；今后不妨从这上面着手，想他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心里把主意打定了，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说上许多汤斌真道学令人可敬的话；同时又隐隐讽刺了李光地一顿。就这样把话题阐扯了开去，一点痕迹都不露。
上谕到苏州是三月二十，开头就说：“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简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接着便提出汤斌的名字——读到这里，心头一懔，立刻便觉得双肩沉重得无法负荷。
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汤大人高升”，没有人不替他高兴；但不是高升为总督，而是到京里去当尚书，苏州人真个“如丧考妣”，又痛又急，双泪交流；整个苏州城像沸了的油锅，街谈巷议，都在谈汤斌调升的事。
汤斌走了，哪里再有这样一位好官？刚刚过了两年好日子，若是调个像余国柱那样的人来，如何得了？当初金圣叹哭庙，说是抗逆朝廷；如今要把朝廷特简的好官，留在苏州，这总不犯法吧！于是乡绅们纷纷集会，商量如何“攀辕”？
“皇帝真正是好皇帝，只要晓得百姓舍不得汤大人，一定会俯顺民意，收回成命。就怕下情无从上达；能达到御前，时机也已经晚了。”第一个人说。
“这是三吴百姓，祸福所关的大事。朝廷派来的官，刮地皮的，我们不能撵他，那是以下犯上；遇到好的，总也要让我们说句话。”第二个人说，“如今是非常之变，应有非常之举，才能感格天心，震动朝廷。”
“这话说得不错。”第三个人附和，“留是一定留得住的，只怕我们决心不够。”
“怎么样表示决心？”第四个人说，“汤大人在潼关、在江西，老百姓也是不放他，结果只好夜里溜掉。所以要表示决心，先要表示给汤大人看，让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江苏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放他走，也许他自己就会上折请求留任。”
“这话对！”有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我们罢市！”
“罢市？这——”老年持重的，不以为然，“这不太好吧！”
“不是好不好，要问对不对？”那个小伙子又说，“只有这样子才留得住汤大人。在我，汤大人如果真的走了，我的生意也不想做了，罢市的意思在此。”
这个道理说不通，但大家都觉得事出非常，应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罢市就罢市，为了汤斌，少做两天生意也无所谓。
汤斌听得这消息，大为不安，特地邀约士绅到巡抚衙门劝导。无奈这不是三数乡绅可以改变得了大家的意志的；因而一方面舌敝唇焦，苦劝放行；一方面声泪俱下，苦苦挽留。
除了静悄悄罢市三天以后，苏州百姓又聚集辕门，号哭挽留；同时在通衢要道，设下几匦，预备筹集路资，派人上京叩阍，要求汤斌留任。看看事态严重，汤斌不能不出告示了。
含泪和墨，杨斌在无限激动中，写下这样一张告示：
本都院抚吴三载，一饮一食，无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钱谷、簿书鞅掌，昼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窃，力实有限。
今蒙圣恩优擢，辅导东宫，职任重大，本当闻命就道，因钦件部案，限满当结；稍稍料理，即星夜北上。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挽留数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
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实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尔等士废读书、农废耒耜、商度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朝之后，或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
念况圣主眷财赋重地，以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
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亦欲使尔育姓知君臣大义，朝廷恩德；自今以后，领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忠信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安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斗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王之说复兴淫祠。早完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倦倦望于尔百姓者。
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丸当往来于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又不忍遽然而去；但君命不敢留，辅导东宫之任，亦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无复纷纷扰乱可也！
最后两句话，情见乎词，几乎懊恼得不耐烦！于是有那比较理智的，认为这样坚留不放，有害汤斌。因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如果迁延不克，小则误了程限，有罚薪之类的处分；大则会引起朝廷的误会，以为汤斌有意恋栈，故意发动百姓，搞出这套花样。而且也有知道朝中妒忌汤斌的甚多；如果趁此机会，暗进谗言，那就真的“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因此，汤斌才得略略安心，昼夜赶办有期限的案件，将钱粮簿册，弄得清清楚楚，连同钦颁关防，王命旗牌，委派苏州府的同知，以及当初送关防来的那个抚标中军的武官李虎，专程送到总督王新命那里，接着束装起程。
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
6、辅导太子
汤斌是闰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车子进了彰义门，照例先行到宫门请安，递上折子；然后回到预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简陋，草草安顿，立即草拟奏折，准备举荐他在夏峰的同门，做过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的耿介，一起来担负辅导太子的重任。
刚刚拿起笔，忽然有数骑快马到门，求见汤斌：是一名御前侍卫，传旨即召汤斌进宫。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时候提起，说是看见汤大人在宫门请安，”那御前侍卫说：“皇上急于想见，吩咐即刻宣召；已经赐了‘紫禁城骑马’，请汤大人马上就走吧！”
于是汤斌又向北磕头谢了恩，匆匆出门；御前侍卫带了一匹御厩的好马来，骑上就走，进宫直到景运门前下马，引入乾清宫西暖阁，皇帝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行礼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话，他向汤斌这样致慰：“你在江苏，能够洁身自励，统率僚属，实心任事，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员，有才的不少；操守谨慎的，未能多见。你以前陛辞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平日不敢自欺’这句话你说过做到。我很高兴，所以特地拔擢你当礼部尚书，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汤斌答道，“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苏巡抚，奉职无状，时虞陨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尽心力，勉图报称。”
“江苏的情形怎么样？”
“苏州、松江两府，去年丰收；西淮、扬州水灾，蒙圣恩减免因赋，赈恤百姓，万民欢呼，感恩不止。不过徐州一带，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较严重。”
“你一路来，所见到的情形呢？”
于是汤斌据实奏陈，提到安徽凤阳、蒙城一带，饥民遍地，谋用无策；皇帝恻然不欢，连连摇头。
“江苏的风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辞时，蒙皇上面谕，苏州风俗奢侈浮华，饬臣到任后，当以移风易俗为先。圣驾南巡时，面谕臣民，敦本尚实，反璞还淳，万民百姓，无不感动。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诫，风俗已渐渐改观。”汤斌又说：“苏松一带的淫词，臣已分别拆毁，百姓亦无惊扰；但神棍兴风作浪，无时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态复萌，已特上奏疏，请旨颁谕，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请。”
“这是对的，当然要准。”皇帝又问：“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以后，有司颇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
“你那里有好官没有？”
“有！”汤斌答道：“松江知府鲁超，才具甚优。”
“祖进朝呢？”
“祖进朝是很朴实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样？”
“王新命对政务甚为熟练，与地方甚为安静。”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龙那样吗？”
这是指老于成龙，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总督。老于成龙的操守，只有汤斌自己与陆陇其可比；王新命当然不及。汤斌无意伤害王新命，但亦绝不愿说假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踌躇，考虑措词。
“似于成龙的廉洁，世间原不多见。亦难以于成龙的作为来律人。”汤斌很婉转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错了。”
皇帝最通达人情，觉得汤斌这两句话，既未隐瞒真相，却又存着恕道，所以点点头，不再多问王新命的情形；问到已放为直隶巡抚的小于成龙。
“如今的直抚于成龙，你看他如何？”
“成龙曾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颇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担当，皇上用他做巡抚；天下无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这番陈奏，皇帝入耳相当高兴，“对了！”他嘉许地说，“你说的‘清而不刻’这句话很好，做清官原要发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声，做出许多矫揉造作的事来，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担当，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百姓之累。”
“是！”汤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务必与民休息；告诫部属，亦总以不用事，安静为言。”
“苏州的乡绅呢？”皇帝问道：“我往日常听说，吴中的乡绅，最喜欢多事，近来如何？”
“近来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
“宋德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尧峰山中养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谨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见乡绅以私事干渎。”
“那也因为你刚正的缘故，如果你自己跟乡绅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来，他们就放不过你了。”皇帝又问：“有博学好古的人没有？”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