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见到了她，认识她以后，就常常到她家里去闲聊。1995年初我从美国回来时，带回来一些玉米蛋糕粉，那种被现代食品工业处理过的蛋糕粉，只要按照包装上所指示的那样加蛋，加水，加热，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做出一只大蛋糕来。那时我希望自己能在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拿出自己做的蛋糕来招待他们。可是没想到我家没有可以调节温度的烤箱。于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整套东西，就在壁柜里扔了一年，直到过了保质期，我把它们扔掉。
当我告诉戴西时，她摇着头说："不必要用烤箱，下次你来，我教你用一只铝锅，用水蒸，照样能做出好吃的蛋糕来。"
那天我知道，她曾用这样的办法，在被扫地出门后，在贫民窟的煤球炉子上，用完全被煤烟熏得通体乌黑的铝锅，做过许多个彼得堡风味的蛋糕。说起来，这也许就是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她，而且希望为她写下来的最初的故事。那里面有一，种微小但纯朴的坚持感动了我。
她总是那么勇敢地坚持着生活中细小的熟悉了的方式，是为了什么呢？她从前对艾尔伯德婚约的放弃，从前劝姐姐放弃参加上海小姐的选举，认为那是无聊的，再从前对西式衣服的放弃，和后来在大浪淘沙中点点滴滴的坚持，是什么把它们统一在她的身上
1962夏天 五十四岁 煤炉上金黄色的Toast
If one day you do not have an oven, you should know how to make toast with an iron wire frame.This is what you really need to learn, and to learn right now.
这一年，由于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在广州发表讲话，安抚知识分子，放宽国家在政治上对地位不同的公民的待遇，中正终于被上海的同济大学录取。
戴西请了假，带中正到北京去看静姝。这是她1934年毕业离开北京以后，第一次回到自己度过大学时代的城市。宽阔的大马路上得得地走着乡下来的马车，小巷口堆着绿皮大西瓜，小贩切开一个沙瓤的西瓜招待客人，用黄色的蒲扇一下一下赶着苍蝇，皇家花园的池塘里盛开着莲花，在午后的强烈阳光下，散发着薰香。带着一双儿女的戴西，来到一个安静的院落里，那是当年她在上燕京的时候常常来的地方，是她最要好的同学罗凤仪的家，她的母亲是中国第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女留学生庚同壁，是康有为的女公子。
北京的夏天是非常宜人的，要是你午后大太阳的时候坐在树下，让大树青黄色的阴影影罩着你，听树上的蝉叫，看阳光下华北高远的碧空，喝北京芳香的花茶，杯子里蝉翼似地浮动着一星晒干了的茉莉花瓣，可以在这时聊天，可以在这时怀旧，也可以在这时什么都不想。
戴西已经很久没有再享受这样的夏天了，那时她很年轻，很美，很骄傲，她燕京的同学直到几十年以后，还能回忆起那个骄傲的郭家小姐："我们都知道她，她是网球队长，一个男生为她退婚要发疯，整天站在校园里等她。可她一定不知道我们，因为她总是把下巴抬得高高的，进进出出不理人。"现在，燕京的老人这么说到她。
那时，她常常在周末跟着罗凤仪回家。那时她们都是漂亮时髦的燕京女生，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早上她们俩在康家厨房里，用美国进口的电烤箱烘土司片吃。她们在桌上等着，一分钟以后，烤黄了的土司片会跟着停止的开关，从烤箱里弹起来。
那个早上，康同壁来到厨房里，她取出一个铁丝网来，叫厨子捅着了煤球炉子，教她们把土司放在铁丝上，在煤火上烤。她灵巧地在火上翻动面包片，它变得像从烤箱里烤出来的一样黄脆。然后，她把用铁丝烤出来的上司放在她们面前，说："要是有一天你们没有烤箱了，也要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土司出来。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学会的，而且要在现在就先学会它。"
然后，罗凤仪和戴西一起，在铁丝上学习烤面包虽然她们那时有当时非常贵也非常时髦的土司烤箱。她们以后用坏了一个又买了新的一个，不过，在那个早上，她们真的在康同壁的指导下，学会了怎么用铁丝烤。
戴西在此以前没有与人谈起过这件事，也许因为从前她并不真的知道那个早上对她的意义。到她二十八年以后第二次看到康同壁，她再也没有用过铁丝。然而，当她再见这个睿智的老太太时，隔着对艾尔伯德的退婚、对吴毓骧的爱情、在利西路老宅由瑞士人规划的大花园里两百桌盛大的订婚园会的岁月。当然也隔着独自在产房里，在难产中生下自己的孩子，战争，解放，枪，丈夫的被捕与死去的岁月。还有后面接踵而来无休无止的清洗女厕所。1958年她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上洗脑时，她还必须每天在大家没有到以前，先去清洗女厕所。小孩子跟着她，管教她，要她这样做，那样做，直到他们大家都满意。她在那时学会了怎么将马桶冲洗得非常干净，还学会了服从：无论是谁，他要她去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争辩。后来，她又洗了更脏的女厕所，那是在农村劳动的时候，农村的厕所是一个在地上挖的大洞，里面放了大木桶。戴西要将装满了屎尿的木桶从大洞里拔出来，送到粪池里去倒干净，然后再将它们抬到河里去洗干净。她在那时学会了独自去做最脏的事，洗厕所在那时表示对人的惩罚和侮辱，并不是单纯的劳动。清洗厕所的人，没人帮助，没人同情，全要靠自己。而且天天如此。
隔着这许多，她想到了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老太太教自己学会在煤火上，用铁丝架子烤出火候正好的面包片。
她们互相贴了贴脸，平静地互相问候。
静姝由于在北京住，她也经常去康家，老太太也教过她怎么用铁丝烤面包。
那天，老太太亲自陪戴西和她的一双儿女去了颐和园，在开满了荷花的皇家湖泊边上照了相。隔着年代久远的黑白相片，我好像还是能闻到在夏天华北强烈的阳光下，荷花与大大的荷叶，绿色的湖水与岸边的青草发出的强烈气味，清爽而浓重，强劲而自在。这一天，离戴西许诺教我用铝锅在煤火上蒸出一样好吃的蛋糕，有三十四年。三十四年后，1996年的一天，戴西曾准备要教我做蛋糕。戴西那天的脸，也像照片上一样被隐藏在天光的暗影里，让人看不清楚。
她对我说："当然，蒸出来的蛋糕不会像用真正的烤箱，温度被控制得很好那样，蒸出来的蛋糕不会那么香，可也不错。"
那天其实我不是真正想要学，也许像三十年代初的戴西一样，于是我说："等我再从美国买了蛋糕粉回来再说。"
戴西说："不需要蛋糕粉也可以的，我们可以有更地道的配方。"
可是她没有坚持。
我也没有坚持，我真的是愚蠢的。
1962夏天 五十四岁 让我们也荡起双桨
She never told her children that she was sorry, and never complained about her husband. She restrained her shock and sorrow for being widowed at middle age, and concealed from her children the gloom and grief which she felt.This is how a mother takes pains in loving and protecting her children.
有一支很美的儿童歌曲，是描写北海公园的，成为整整一代在五十年代中成长的人，关于五十年代的美好回忆，五十年代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从五十年代初，直至六十年代初。这个时代对大众来说，有着和平，积极，努力，淳朴，还有适时的浪漫情怀。这是一支著名的歌曲，许多人来到北海公园，租了小木头船，坐上去，看着绿色的湖水清亮地一层层地荡漾开去，心里都会响起它的旋律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看到戴西一家在颐和园那与北海差不多同样的皇家湖泊上泛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听到，也想到，也在心里唱过这支歌。
昔日的阳光明亮地照在静姝年轻的笑脸上，她划着木桨，穿着戴西在锦江为她新做的连衫裙，她的样子真的与那支歌很般配。
中正坐在船头照的相，他不光照了欢笑着的姐姐，还有一些北京高高蓝天上浮动的白云，以及绿树和红墙。凡是从上海这样多雾的城市到北京的人，总是会被它那些雪白的、在阳光里几乎是灿烂的云彩感动，我记得我十六岁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时，看着夏天优雅地在天上浮动的白云，几乎要哭出来的情形，心里的感动应该要用歌剧里的声音才能形容。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正也是这样。
戴西的脸，在静姝的笑颜与白云的中间。那一刻，一定有风吹过，她伸出手去拂着水面上潮湿的微风。她带着自己刚刚没有了父亲的儿女，度过一个尽量愉快的假期。她知道静姝为了这样的家庭背景不能出国演出，中正则险些不能上大学。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抱歉的话，也没有对自己丈夫的抱怨，但她收起中年守寡的惊痛，让她的孩子看不出阴影和痛苦，这是一个母亲挚爱和保护孩子的苦心。
她欠过身来，成为欢笑着的静姝的背景。躲在玩得正高兴的静姝背后，她正在享受贴着水面而来的风，它带着足够的水汽，十分宜人。虽然没有笑容，但她的脸是柔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放松了的，让人想起一块坚硬的冰在阳光下软成了水。她会在此刻想起那支儿童歌曲来吗？对戴西来说，这歌真的太轻柔了，但也有着它不能质疑的美。
她到底是一个曾用煤火上的铁丝架烤过上司，并享受了它的主人。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家，她不知道会有什么等着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更不知道会让她做什么。一起去的人，全是劳改的对象。她们住在原来的鸭棚里。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后来，戴西这样回忆。在这里，戴西度过了第一次异常艰苦的日子，她挖了好几个鱼塘。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不久，戴西接到通知，要求她马上回上海，公安局要找她。于是她搭船回家。在回家前，她接受了难友的忠告，先悄悄通知了波丽，让她知道自己的去向，不至于会失踪。当她离开青浦那肮脏的凹地时，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戴西回上海坐的也是一条木头船，也是绿色的河水，也有阳光。只是南方的阳光照不透绿色稠重的河水，那些浮满着绿色植物的河床里，据说有着致命的寄生虫。
她坐在行李上，行李下面就是煤渣，小木船缓缓地穿过绿色的田野，周围充满了绿色，还有黄色的硕大的丝瓜花，紫色的紫云英，白色的野菊花，粉红色的喇叭花。她看见一个农家的小女孩，在河边上跳着走路，她把花采下来，戴在自己头上。
在航行结束以后，她就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的判决书，已经在监狱中去世的吴毓骧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他把自己在香港存有的外汇与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兑换人民币，属于非法套汇；他在与外国商人的讨价还价中，允诺要是对方多买，就考虑给对方优惠，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他在家中私藏枪支，是图谋不轨。于是戴西必须为丈夫的罪行还清六万四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等着戴西的，是抄家和彻底的清卖，她父亲给她的三个钻石戒指，被估价三百元人民币，包括家用的亚麻床单和请客用的瓷器，也被一一估价，然后运走。在所有家产充公了以后，戴西被告知，她还必须代替丈夫向国家偿还十四万元人民币，她并没有被捕，而是成了一个夫债妻还的负债者。
那次在寂静河道上绿色的航行，让戴西一直记得。直到她去世前不久，她还提到那条再也找不到了的小河，她记得它是那么绿，那么静，那么好。还有那个穿着破衣服，头上插满了野花的小姑娘，她那么幸福。
1998年秋天，9月24日的下午，离戴西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我带着玫瑰去看她。在此以前，我与戴西在电话里约了许多次，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并深感疲劳，他说："我只要做一点点事，就要上床休息，我简直是把自己扔到床上去的。"
那时，从前的茶房松林已经来到戴西家照顾她，静姝两个星期前离开时，对戴西的身体很不放心，于是松林放下嫁女儿的家事来了，静姝这才离开。戴西有一天想要吃小馄饨，于是，她让松林到外面的街市上去买一客小馄饨来，可松林说外面的肉馅太脏了，不可以吃。要是真的想吃，就自己买肉回来做。戴西叹了一句："我早就不是从前的少奶了啊。"可松林还是坚持要自己做干净的。等松林做好了干净的小馄沌，戴西已经没有胃口吃了。
她看到了鲜花，抱怨我为什么又带鲜花去，那太贵了。
我说不贵，秋天的花不算贵，秋天的玫瑰带着一种将要逝去的美。我把花放到她的手里，她的手很凉。
她抱了抱它们，笑了："它们真的是太漂亮了。"
她虚弱得拿不动花瓶，于是她第一次要求我为她做事：在花瓶里装一些清水。水装来以后，她把花束放了进去，整理好它们的枝叶，轻轻地用手背抚了一下正在盛开的白色玫瑰，说："我总是喜欢花的，一辈子都喜欢。"
我真的庆幸自己那天带了花去看戴西，于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她被细小的美丽的事物牵起的笑容。此刻，我想起从前在华沙旧城的一个教堂门口买的戒指，那是一朵用银子做成的玫瑰花，盛开着。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的开放，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它凋零。
1964 五十六岁 沸腾的大锅
Those dark personal feelings mingled with criticism burst out like these wage breaking out while the drainage is suddenly busted. It might spout very high, as if it were eruptive fountain.
在朋友间流传的戴西落难的故事里，她的苦难好像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或者是我们习惯地这样想，在我自己的印象里，1966年以前全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些好日子，直到1966年的夏天，才像水龙头一样被关上了，像一个魔法时刻。等到此刻，我在戴西临终前，在中正的帮助下整理她的年表时，才发现事实远不是这样。
事实是，五十年代是一口在柴火上被烧着的大铁锅，锅里的水早已被慢慢加热，从温凉变得烫手，只是大多数人浑然不觉。直到1966年的沸腾，变得不可收拾了，才让人大吃一惊。
在戴西身上开始的，要早得多，人们对他人的仇视和虐待在戴西的经历里，早已开始热身，到"四清"运动开始时，已接近疯狂。
按说，在1963，年五十五岁的戴西，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当地从农场被调回办公室，把她放在打字员的位置上，她以为这就是退休的前兆了。可是事情并不这样，过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她开始是希望退休的，这样可以离开每日对戴西来说已经身心交瘁的"上班"。可当党支部书记告诉她马上去业余大学报到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只有服从这一条路可以走。于是她去了业余大学。
她一定也想过怠工的，所以她强调了自己从来没教过书的事实。于是她先被安排到李老师的班上去听课，向李老师学习教学方法。然后，戴西想要好好地教书，于是她小心地吸取了李老师的优点，又加上了自己的长处，还运用了早年学习的心理学知识。这样的教学法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可是戴西马上就发现李老师对她的痛恨，特别是他班上的学生开始越班来听她的课以后，她意识到，那是一个老师对另一个同科老师的嫉妒。可没有在意。
"四清"运动开始时，首先因为戴西大夫的问题，她成了靶子。从北京来的"四清"工作组来到业余大学以后，第一个就选中了戴西。他们刚开始一点不了解戴西，于是，工作组利用了戴西丈夫的判决书。他们认定戴西是吴毓骧后面的指使人，男人死了，戴西却因此得到解脱。
不久，我意识到他们深感兴奋的是，他们想要我交代我自己的罪。每个下午，我们系里的两个老师，其中一个是党员，一个还不是，就会把我叫到一间小房间里去，连着几小时对我严加盘问，就像拿我做BBQ 的烤肉。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交代一切，然后，到傍晚时，我就得把我说的都一一写下来，第二天带着去上班。他们总是要我承认那些我从来没做过的事，要是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我抗拒交代。这样的情形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有一天我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认为我已经精神过劳，他很同情我，于是给了我一些药。我吃了他的药，发现自己在下午审讯的时候居然也昏昏欲睡。而后，我再也得不到那些镇静剂了！在晚上时，老师们开会讨论怎么使运动进行下去，我不能去开会，因为很可能他们要讨论到怎么对付我，我被送到小房间里关着，等会议结束以后，我才能回家。有一天，我在小房间里等到很晚，一直没人来通知我回家，原来他们都早开完会回家了，只是忘记我还在小房间里等着！
我晚上回家，就用我的打字机把交代打出来，准备明天上班的时候去交。有时候我真的想反抗，我不想再写了，但是中正总是说：妈咪，你还是要写的，去写完吧。于是我就咬紧牙，写啊写。中正总是帮助我的，就像从前我劳动打石头的时候，他来帮我把我搬不动的大石头先砸碎。
由于有了戴西这块靶子，"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戴西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戴西的老师，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戴西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对那个时代的人用通常的德行尺度来衡量，那让人感觉残酷。因为在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然而，对这样的软弱，今天人们表现出来的谅解，其实深深地污染了后人的心灵，也污染了德行的尺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戴西。那个曾被戴西抢去学生的英文老师，他每次都发言，每次都能把一件件小事演绎成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事，惊心动魄而且栩栩如生，将批判会推向吸引人的高潮。一个人对他人的妒忌心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将对手推进无法还手的失败境地，使其再没有机会与自己抗衡。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些在批判会上慷慨激昂的脸后面的私心，也许可以化为群众的革命运动中的极大动力。
那些阴暗的私人感情夹杂在批判中迸发出来，像在管道里默默流淌的污水，在限制它的管道突然爆裂时，会喷得很高，简直就像一眼喷泉。
一次，学校召开了百人大会，那是一个为了谴责我的罪行而开的大会。我坐在大家的面前，人们在我面前站起来发言。他们谴责我的那些事是那么充满了想象力，以至于我开始想要听他们说的了。
有一个人说的事甚至让我觉得想要笑出来。一个女老师说，从前我到永安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直接就上五楼的办公室去，那些售货小姐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带上来，那些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个托盘里，她们端着托盘依次走过我的面前，我靠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香烟，一只手端一杯茶，要是我看中什么，就点一点，她们就把那东西留下来。而我从来就不付钱。
我想我这是在听阿拉伯故事了，这哪里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可在那时，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时我明白过来，人的妒忌心有时因为是同行，有时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在一个人不可能是郭家漂亮的小姐，但他对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心存向往，常常在不肯启齿的向往和异想天开的想象里，会夹着嫉妒的怨愤。常常心头这些难言之隐导致了激烈的虐待，它们利用了一场堂而皇之的政治运动，而所有的一切，其实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像被虐待的人那样拥有。
有时，貌似纯洁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非常脏的个人背景。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要夹起尾巴做人，尽量不要得罪任何人。那些教导过我的人，常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的人，现在回想他们长相不同的脸，我发现他们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非常谦恭的表情。但要是仔细看他们，会发现他们那恭顺的神情，全是百宝箱的盖子。此刻我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懂得了对别人任何不经意的冒犯，包括自己天分上的长处，都会在某种时刻成为杀身之祸。他们所跋涉的世事，常常是崇高与卑鄙泥沙惧下的。
而戴西经受这一切的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戴西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戴西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西一度离开资本家的连队，与靠边的女干部们一起劳动。她还是必须每天把盛满粪水的木头马桶，从女宿舍里端出去倒掉，并清洗干净。虽然大家都不是得意的人，女干部的地位与戴西还是有微妙的不同。那时戴西已经独自端不动沉重的马桶了。于是，每天有一个女干部帮她一起把马桶抬到粪坑边上，别的事，由戴西一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一个女干部看到戴西那样熟练地刷洗马桶，她会不会想到为什么戴西会熟练如此？
八十年代以后，戴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历成为海外的传奇，外国的新闻记者找到戴西，这时，戴西已经是一个独自住在一条上海安静大弄堂里的白发老人，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但仍旧保持着明亮的眼光。
香港记者前来采访，回去以后，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戴西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过去的确有一栋房子，现在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文化大革命"以后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家产，她照着吴家的规矩，为静姝、中正和自己各留了一份。那时中正已经在美国生活，于是她把中正的一·份存在外汇银行里。他说："记者总是最大的说谎者。"
英国BBC电视小组来到上海访问戴西，他们要求戴西领他们去拍摄利西路的郭宅，那处带着大花园的大房子。戴西领他们去了。他们问到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大概可以折合多少英镑。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那么清楚。于是，戴西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回答了正确的数字，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他们会觉得无法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房子租金的便宜程度。但是，BBC却认为是几十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六十分钟"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他是全世界权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采访了许多世界重要人物。在北京，他成功地采访了邓小平。然后他来到上海，要采访戴西，这时，戴西久经磨难的经历在海外被许多人传说。华莱士希望戴西能亲口说自己在中国大陆经受的磨难，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不能想象的。戴西接受了华莱士的采访。可没谈多久，戴西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她拒绝回答华莱士提出的任何关于自己吃苦经历的问题。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从此，戴西对外国的媒体抱着警惕和审视的态度，她认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自尊。
而这时，一些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年轻人，去到美国，发表了关于中国生活的小说，书里常常把中国的生活描写得一团漆黑，全然没有了人性，甚至真的人吃了人。
1968 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She tried her best to keep calm, to avoid using language with emotion, but she could no longer be at ease. She was like a kid who fell and cut her knee, although in great pain, she would only dear to peek at the bleeding with a quick glance, not having the courage to look into it directly.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时我感觉到气氛不同了。当我走到南京路上的时候，发现人们从这里冲到那里。靠近河南路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来，他们在街的当中烧了一把火，把招牌放在火上烧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围在一起叫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怎么对付"四旧"的，马上我就会学到怎么对付资本家的了。我被认为是一个资本家。虽然我在公司里从一开始就是英文秘书。
这一年，戴西的工资从一百四十八元被减为二十四元。其中十二元是戴西的生活费，另外十二元是中正的生活费，那时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学校规定每个月必须要交十五元生活费，所以，戴西从自己的十二元生活费里拿出三元给他。
我必须要付三元一个月的交通月票，用于上下班。剩下的六元钱，就是我一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了。这仅仅够我吃东西。我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里吃最便宜的午餐，可我实在不能忍受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所以我去波丽家吃晚餐。可红卫兵发现以后，说我们是在地下串联，不再允许我去波丽家。我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我找到了一家，那是在从前的中国城墙边上，一家面条店，它的墙上写着菜单。菜单上写着：
肉丝面：2角5分
咸菜面：1角3分
阳春面：8分
我想吃第一项，可太贵了。第二项也不坏，也更便宜。不过我知道我不够钱吃它，所以我要了第三项，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到1996年，戴西对我提起八分钱的阳春面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都吃光了，再坐一会，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这时，戴西已经遣散了家中所有的仆人。为了付给佣人足够的遣散费，她卖掉了中正的照相机。
12月，戴西和中正被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都未能如数带出。这时，中正告别了1945年时父亲从敌产管理局带回来的那套小兵玩具，它们被留在他的房间里没有能带出来。他们被允许带几件必须要用的家具。从实用考虑，戴西带出来了一只餐具橱，因为她想餐具总是最有用的。那里面从前放了整套的银餐具，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而等到中正回家来，才发现戴西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对以后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她无意中带出来的餐具橱里，有两个扁扁的抽屉，原来是放刀叉的。因为银制的刀叉已经被拿走，中正就用来放自己的底片。在最后一次红卫兵来烧东西时，他们把餐具橱上的盖板翻下来，检查里面的东西，翻下的盖板正好遮住两个抽屉。那满满一抽屉底片因此得以保存，1984年中正去美国时，随身将它们带到美国，当我决定要为戴西写一本书的时候，中正从美国带回了复制的照片，它们是这本书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新居是一间3调2.4平方的亭子间，朝北。学建筑的中正用一个建筑师的精确设计了这间亭子间，搭出了一个阁楼，这样可以让母子有自己的空间，使戴西可以在房间里洗身，而不需要用公用的厕所。这是戴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同住一间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怎么和人共有卫生间。在屋顶上有漏洞的房间里，戴西度过了1966年的冬天，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1月，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郭标夫妇的铜棺被撬开。等中正得到消息赶去时，墓碑，包括那些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了，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人葬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7月，戴西被派到法国公园外面外贸公司下属的小水果店里，卖西瓜、桃子和鸡蛋。
当我在卖桃子的时候，顾客总是问我，哪一种桃子最甜，可我不知道。一天，关店以后，我每样桃子买了一只，尝了它们。因为每天在水果店关门的时候，大概等不到明天开门就会坏的水果，就要很便宜地处理掉。我买了处理的桃子。第二天，我就告诉顾客什么样的桃子最甜，他们都很高兴。
到了卖蛋的时候，她请教店里的老职工，然后懂得要是把蛋放在灯光下，用手拢着照一照，就能发现这是不是一只蛋黄完整的好蛋。当时大多数鸡蛋没法冷藏，在夏天坏得很快。常常有顾客拿了打开的坏鸡蛋来店里要求换新鲜的。戴西学会了对鸡蛋的识别。总是帮顾客先选好，顾客开始信任她，认住她的摊位来买鸡蛋。
从戴西卖鸡蛋的小店一直向北走，经过淮海路到南京西路，就能看到一栋老式的大楼。在那一年，常常有人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巨变来这里跳楼自杀，因为那里自杀事件多了，人们把那栋楼叫作"自杀大楼"。我以为，在1958年就开始经历重大不幸的戴西，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发现自己不光没有否极泰来，反而更加险恶，她没有自杀，已经很不平常。而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二十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里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戴西留下的，是一份回忆录的草稿，就是在她的最后一天，我见到她，她为我签署了同意我使用回忆录和照片的授权书，她还计划等身体恢复了以后，要修改回忆录，但她说明，她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这份文件里，她写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她的叙述开始慢慢变得跳跃和潦草。写到"四清"时，虽然已经日见昏暗，但她还有条理，保持着平静。可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里，常常会突然加进对童年往事大段的回忆，开始，看上去觉得乱，然后，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话。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远在美国，一个人对着打字机和纸，她还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面来呼吸的蛙泳者一样，埋头游一段，就不得不挣脱出来，回到她的童年往事里，在她对童年的回忆里，也没有用任何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只是她的叙述突然单纯，她的回忆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颗小姑娘积极的，向往的，爱父亲也爱家里的马的心在那里有力地跳动。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校隔离。戴西又一次为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变相关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后，每到一个月，她像从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样，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从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不过，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时间。在白天，她总是尽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门，避免路过弄口，因为那里有红卫兵把守，看到了她，他们总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兽一样兴奋起来。在被逼到角落再无路可退以后，她也会挺起胸来。
每次戴西离开弄堂，就必须先在那里竖着的毛泽东像前站十五分钟。那时她已经没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总要等到红卫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后来戴西有了一个主意，她带着闹钟出门，那天，当红卫兵对她叫："时间已经到了，你还站在这里想干什么？"戴西摸出钟来拿给他看，然后说："你错了，还差三分钟才到时间。"
但是，在戴西的回忆录对这一年纷乱的描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影响了她的人。
他让我体会到了在这时想要与任何人论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个医院里的主治医生，他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给他五分钱买车票，她把钱装在他的衣袋里。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的，医生只能站着。他想要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五分钱，可因为太挤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贴在他边上的乘客衣袋里。那个人立刻叫了起来，他说医生是小偷。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医生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医院的党组织，党组织来了人，想要弄明白他们医院最高的医生到底怎么了。这时，医生说出了真相。"为什么你当时不对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呢？"他们问。"因为我想要对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会打我。我想就当我是错的，我才会安全。"
这是戴西的1968年。
这一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断了音讯的波丽和戴西留下了照片，那是他们的家庭聚会上的合影。沃利晒得很黑，好像是刚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大嫂嫂没有什么见老。安慈还有着惊人的秀丽，保留着第一届上海小姐的风范。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在美国长大，不怎么愿意多说中文了。
后来，波丽和戴西先后在上海去世，家中的八个孩子，只有她们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也只有她们俩先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她们都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中国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没有人真正相信她们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真正认同那上面表达的意思。有人说，她们一生被别人说成是寄生的，最后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寄生的，而能做到大多数人不能做出的贡献。
也有人说，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A person, who was suffering not for the masses, could still keep one's tough dignity. Being an ordinary woman, she was doing all thi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own clean record, not willing to let her children encounter any more mishap because of her.
这是一张用在上海市区公共交通月票上的照片，不过从1969年开始，戴西终于可以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中的三元去买月票了，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开始因为从外贸系统送去崇明的，就戴西一个女资本家，她在资本家连队里没地方住，所以她被送去与下放在农场管理资本家连队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里，她知道了，资本家在背地里叫农场"集中营"，女干部们在背后也叫这里为"集中营"。
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小岛上，日本人真的为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造了死亡营，只是最后没有执行。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时巴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以后，戴西被送到另一个农场的资本家连队里去，因为她原来所在的女干部连队要集体迁往"五七干校"。"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发现这里的资本家们之间是友好的，容易相处的，可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戴西在农场度过的最初几个月，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好像独自裸露在狼群中。到现在为止，她是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去芳改地劳动。可第一次她是与自己的难友们在一起，当她被公安局召回上海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冒着危险提醒她，要先设法保护好自己。那是一个人在危险中的巨大安慰。而这一次，她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群可以随意欺辱她的女干部中，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角落，能放松自己。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日子一定比监狱的日子还要可怕。戴西不光没有发疯，没有自杀，她还认为自己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甚至她在那时还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在冬天大家去挖河泥的时候，她也主动报了名："因为我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她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但是，多年以后，戴西回忆起来，发现比起新换的农场，原来的地方真的还是好的。当她来到新的资本家连队，发现这里的生存更加困难，她们常常五点就必须出工，而且没有早饭供应。看管她们的女干部每六个星期就更换一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管教资本家们，没有任何规章可言，但她们都会找所有的机会来批评指责资本家们干的所有的事，让他们天天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是错的。就是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要是有人互相问一问怎么干活，也会马上被干部高声责骂。而大家全习惯了沉默地接受，不作任何申辩。
这也是戴西做的，她在那个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医生的故事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戴西看到了资本家们之间的倾轧、出卖，看到了在重压之下，难友们成了睡在身边的仇敌，为了很小的事情，他们都会不惜伤害别人，为了给干部留一个对自己的好印象。有一次，戴西看到一个老资本家因为无法咽下冷了的白煮蛋，就把它埋到热饭里面，想把蛋焐热。可马上就有人去报告说，这个老资本家贪吃，好吃，把好吃的埋在饭里偷吃。
这时，戴西才知道自己是到了更加险恶的地方。
有一天，她们在田里晒稻草。当戴西将自己草垛的最后一叉草挑开时，发现底下有一窝小老鼠。她从来是怕老鼠的，于是惊得大叫起来，被戴西的叫声惊扰的老鼠们纷纷逃跑，可几只刚刚生下来的小老鼠只是惊呆在原地。这时，一起干活的老资本家们纷纷叫着："打死它们，打死它们！"可戴西下不了手，于是，老资本家们一拥而上，打死了那些已经吓呆了的小老鼠。
这时，戴西明白过来，必须要为更好地保护自己做些什么。而且那必须是一件讨好干部，但不伤害任何人的事，这是戴西的决定。于是，当干部再一次骂她不会用汉字写交代材料和大字报，是十足的洋奴时，她马上表示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学习中文，目标是用中文学习毛选，写大字报和交代材料，并学会看中文报纸。她开始用中文写交代材料，干部看到她写的东西大吃一惊，因为有一半的字是错的。她常常拿着报纸去问干部生字，到了他一时兴起时，也边骂边教戴西认字。
这是她上中学、大学都没遇到过的事，也是写了快十年的交代材料没有做到的事。她第一次学习得如此努力，而且真的在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里学会了用中文写和说。只是，至今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会多少汉字，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在骂声中学会的。常常在有人要与她顶真的时候，她就真诚地疑惑地看着你，表示她的中文还不够好，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有一天，我们开会选在我们这里的资本家，谁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有人互相提名。这时，管教干部说话："你们是不是忘了谁？"
一片寂静。
然后，他说："没人注意到郭婉莹的进步吗？"他叫我走到前面去，告诉大家我是如何努力在工余学习中文的。我说："这都归功于干部，是他强迫我一定要学习中文，我才努力学的。这是我所受到的最好也是最大的压力，让我有了进步。要是他不向我指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进步。"听我这样说，他高兴得要命。
和她在一起劳动的一个人，曾说，这个外国老太婆不愧是1934年燕京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她竟然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保护了自己的自尊，满足了干部的成就感和统治欲，给他留下驯服的好印象，还没有伤害别人，不给自己的心里留下伤痕，而且以自己坚强的生存安慰和鼓励了自己的孩子。
要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
有一天，我和戴西说起这些事，我说也许我会自杀的，可戴西摇摇头，说："不会的。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这就是已经二十多岁的媚，会在戴西九十岁去世时非常震惊的原因吧，因为这个几乎是在戴西照顾下长大的女孩子，认为奶奶是那么与众不同，甚至死亡都不能战胜她，在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危险的事。伤心的事，放在郭家四小姐的身上不能想象的事，最终，她还是端正地微笑着坐在你的面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香气，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她不能够越过的吗？
她还是高高地仰着她的下巴。只是现在，在中西和燕京时代的同学，从前认为她是"高高地仰着她骄傲的下巴"的同学，不这么说了。
要是她是一个落难的共产党员，我会认为她能靠自己对信仰的坚持活下来，就像江姐那样。要是她是一个受难的教徒，我也会认为她会在受难里体会信仰的甘美，像许多中世纪的修女那样。有信仰的人会在为信仰而受难时得到精神上的赞美和升华，可戴西不是这样的人，甚至我们不能说她是真正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她更像一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
她只是一个从小锦衣王食的女孩子，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是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为了不和日本人打交道，马上辞职回家的少奶奶。她更合适于优握的，芳香的，赞美的，精致的。就是当年康同壁曾特意教了她用铁丝在煤火上怎样烤出金黄的上司面包来，也需要有一张安静的桌子和一个煤火红红的炉子给她。她表现出来的教养，对钱的，对侮辱的，对他人的，对自身的，甚至对小老鼠的，其实是一种坚定的骄傲，一种"没有什么东西吓过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吓住我"的骄傲。如今，她那高高仰着下巴的样子，让从前为此感到距离的老同学们骄傲。
从小在江姐的故事里长大的我，惊奇地发现，原来一个人没有信仰，也可以非常坚韧。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而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为的是，不肯伤害自己的清白，不肯因为自己再给自己的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我想她不自杀，不愿意让孩子伤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不知道静姝和中正从来没这样提起过，是像他们的母亲那样，将所有的感受放在心里，还是认为妈妈完全是一个波丽安娜。
1971 六十二岁 光荣退休
It was proven that I was not a capitalist, it was proven by them! Yet, like all capitalists, I have suffered a lot, and they were the ones, who made me suffer. This certificate is the proof."
第一次到戴西家里去的时候，我发现了墙上挂着的镜框，那是一个七十年代式样的老镜框，带着那个时代拘谨和贫穷的气息。里面镶着一张戴西光荣退休的证书。我一直以为只有纯朴的老产业工人才会把光荣退休的证书小心地挂在墙上，没有想到在戴西家也看到了它。
戴西为此非常骄傲。
戴西1971年退休，得以从崇明农场回来。这意味着，她终于可以结束集中营般的生活，得到自己的空间了。我从一个在五七干校劳动过数年的老人那里知道，当他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住的时候，高兴得什么都不想要了，转身就往车站走。我想对这一天的盼望，戴西一定比这个久经沙场的老人要殷切得多。然而，戴西并不因为可以从农场解脱出来，就逃之夭夭，最好再也不要看到给了她那么多痛苦的人和地方。
戴西在情况松动了以后，马上就去找单位的领导，她要一张和所有退休职员一样的光荣退休证书。
领导说，她是资本家。
可戴西说，她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又是一个资本家家庭的成员，可她本人并不是资本家，因为她只是她丈夫公司里的一个英文秘书，公司里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她的股份，她在公司没有决定权。
领导说，她说的一切必须要得到原来公司职员的证明。
戴西就去找当时的同事，她得到了证明。
于是，戴西得以作为一名职工退休，而不再被认为是资本家了。她在这一年得到了这个带镜框的证书，表明她是"光荣退休"。而这一年和戴西一起从崇明退休回来的资本家，没人得到这个镜框。
她特地在镜框下照了相。
她那天说："我被证明不是资本家，被他们证明了。而我像一个资本家一样，吃了所有的苦，也是他们让我吃的。这个证书就是证明。"
这就是它会在戴西的房间里一挂多年不动的原因。直到她去世以后，她的孩子们，还是把它留在她房间的墙上。
1974 六十五岁 亲爱的奶奶不同于众
She was always energetic, and people all wanted to be with her. At the gathering of relatives in Shanghai, it would be boring if she were not there. When going to the restaurant for a meal, even the young people there could not take their eyes off her.
1965年，在北京的静姝嫁给了一个来自上海的足球运动员，那时戴西正在经历残酷的"四清"运动。静姝当年的男朋友出身在上海的平民家庭，波丽知道这件事，曾写信去阻止，可是戴西明确表示，只要静姝真的爱他，就可以嫁给他。像许多年以前，她对安慈爱情的支持。于是静姝就嫁给了他。
1970年，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凤阳当工人的中正娶了自己师傅的女儿，那时的戴西正在崇明农场劳动，工余拼命学中文。中正当年的女朋友是他的师傅主动介绍给中正的，因为他很同情中正的遭遇，也喜欢中正的为人。戴西曾写信给中正，担心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那么大的差异，是不是会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经历了1964年和1966年的中正，对戴西说："最坏的其实是有知识的人，是心不好的知识分子。而工人，真的会非常善良。"戴西再也没有说什么。等她休假的时候，她去凤阳看望中正和他的妻子。那天小城里的人都来看从上海来的资本家大太，他们说戴西比中正的年轻妻子还要好看。以后每次去凤阳，戴西只穿蓝上衣。
1971年退休以后，戴西曾每年三个月住到凤阳去帮助中正照顾他的孩子媚，每年六个月住在北京帮助静姝照顾她的孩子锋锋和丫丫，当她到北京去的时候，常常也会把媚接到北京去，减轻中正和凤林的负担，我想，她是用这样的行为，表达自己对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爱情而进入她家庭的外姓人的爱与关心。事实上，从媚的小时候到上小学，到中正一家去美国，把媚暂时留在戴西家的中学时代，媚几乎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孩子。至今在戴西房间的墙上，还保留着媚的青春期贴在床头的小粘纸片，那些拇指大小的日本卡通美女。自己的孩子是由保姆照顾大的，自己的孙辈，则是由自己亲手照顾，戴西喂过他们的饭，抱过夜里惊啼的他们，带他们出去玩，教他们说英文，做所有老祖母做的事。她也迎得了他们的敬爱。
可媚长大以后，开始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却说，奶奶真的是不同的。她不是别人家的奶奶，是特别的，她从来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站成一堆说闲话，从来不像老人那样不注意自己的美，要是走在街上没人要注意他们。奶奶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吸引人的女子，总让人喜欢看她，听她说话。她总是兴致勃勃的，让人想要和她在一起。上海的亲戚聚会，要是她不在，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就是去吃饭，餐馆里上菜的青年都多看她两眼。
"她真的是迷人的。"媚说，"她其实教了我大多东西。就像在我小时候，奶奶带我上餐馆的时候，常常要告诉我怎么坐，怎么吃，怎么不要把手肘大大地撑在桌子上。那时我很烦她，不想听。现在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奶奶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我知道还有许多奶奶教我的东西，现在我还不那么明白，要等到将来，我才会慢慢知道它的价值。她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我知道这一定对我很有用。"
媚现在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了，在葬礼上她拉着戴西的手不肯放开。她一直忍不住用自己的手去暖奶奶变得冰凉的手，那是她从小就熟悉的，手指都变了形的手，希望它们能暖过来。她有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想要生一个孩子。在戴西去肚以后，媚说，回美国她就考虑生孩子的事了，她希望自己生一个女孩，名字就叫戴西。
1976 六十七岁 再婚
They would make an appointment to the tea house at a park,or to a friend's place. Daisy would always be together with Mr.Wang.
与在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时期的同事，英国牛津毕业生汪孟立结婚。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汪孟立常常帮助处在困境中的戴西。他们非常谈得来，静姝好像又看到了从前妈妈和爹爹在一起聊天时滔滔不绝的情景。汪先生的四周的人都说，静默的先生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这是一个与吴毓骧甚为不同的男子，他很静，接近于古板，让小孩子害怕。
回到上海以后，他们开始商议结婚的事。中正曾经表示反对，他说自己一定可以养活妈妈，不愿意妈妈为了依靠别人而结婚。
静姝则赞同妈妈结婚，她以为戴西是为了生活的趣味。
于是他们结了婚。结婚的前夜，戴西在汪家的房间里准备得晚了，就预先留宿在她的新房里，当天夜里，戴西坚持要开着房门睡，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结婚以后，戴西与汪先生一起常常去旅行。
"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对又老又病的资本家不再注意，他们从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始聚会，他们总是约好一起去公园的茶室，或者去一个人家里，戴西总和汪先生一起结伴而去。
以后，戴西回忆起第二任丈夫，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不像第一任丈夫那样，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说，没有那么多的fun。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用当年常用的那个老词。
四年以后，发现汪先生患了癌症，戴西开始奔波于医院，直到两年以后，汪先生去世。
戴西再次独立生活，直到去世。
六十八岁 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
They suddenly woke up somethi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those worn out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age, which stand along the streets in Shanghai. These buildings would wake up the history of a city.
在十年中随处可见的大字报，让街道充满不安，人心浮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管是当时打倒刘少奇的，还是后来打倒"四人帮"的，这时都已经在江南潮湿多雨雾的湿润空气里褪色，变旧，像破棉絮一样一丝一缕地挂在墙上。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板上的毛泽东肖像，那红光四溢，下巴带有一粒痣的脸，这时也已经渐渐露出了从前覆盖了的墙面的底色，那是一"些灰色的水泥墙面，是上海城市惯常的颜色。
这一年，国家当真动用了印"毛选"的纸，印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全国的大学在停止了十年考试以后，又要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决定谁可以上大学了。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不再是从前上海学生开玩笑说的"English，阴沟里去"，而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弄堂口的墙上，小街拐角的树杆上，还有电线杆上，六十年代常常贴着揭露别人隐私的小字报的地方，九十年代初贴老军医包治花柳病广告的地方，在1977年时常常能看到私人老师补习英文的广告纸，那时没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写，只是老老实实地用娟秀的小楷写着地址和老师的名字，那时也没有老师敢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写在上面，常常只是写一个姓而已。当时甚至没有一本英文教材可以用，有的老师用的是自己在老式的手动打字机上打下的文章，常常是《Match Girl》，那时上海的文具店里没有改正液卖。老师打错了，就把纸再卷过来，用调键一个一个复打过去，就把错的那个单词覆盖掉。
有的老师则是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课本。常常是许国漳英语，还有老师偷偷使用夹带来中国的《英语900句》。很快的，最时髦的青年嘴里腼腆而欢快地出现了简单的英文句子，像"How do you do"。
戴西在这一年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从这一年，戴西像许多她这个年龄的上海英文老师那样，开始了学校外教授英文课的生涯，她除了去研究所以外，还在家里收了一些学生，开始他们大都为了考大学，后来，他们为了出国留学。在家里靠窗的小圆桌上教英文的生活，戴西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从未停止过。她教过几十个学生，有医生，学生，职员，无业青年，包括邻居家的孩子，甚至还有从前郭家司机的后代，陆陆续续地，他们都出国去了。当戴西八十九岁的时候，她还计划过，想要找到一个传说中已经九十岁还在教英文的老先生，也是燕京毕业的，向他讨教。
在这张最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因为胶片和药水的不匹配而色彩失真的彩色照片上，记录了英文复兴时代的戴西，她脸上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笑容。这笑容，让我依稀想到在锦霓沙龙时代，她的笑容。只是那时，她的脸上没有眼镜，她的头发没有白，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狡黠的神色。四十多年过去以后，才又看到了她由衷的微笑。在戴西家里，到现在还留着一只有两个大黑喇叭的老式笨重的三洋录音机，它让我想到了老师家冬天用来暖手的玻璃茶杯，老师家陌生的烹饪气味，还有老师老式的英国口音和句型，中规中矩的"Yes"，而不是后来我们习惯的美式的一声大大咧咧的"Yea"。
那个时代的年老的英文老师的脸上，有种表情很奇怪，不同于语文老师的举子气，也不同于数学老师的严肃，不同于政治老师的报纸头版气，也不同于音乐老师的浪漫。戴西的笑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里面，你看到了谦恭收敛的同时，也看见古典欧洲般的精美，那是只有那个时代的老年英文老师才有的神情。
那时候，一个年老的英文老师真正受到许多青年的尊敬，英文老师向我们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来不是只教课本上的英文句子和单词。我想那时的戴西，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师。
这样的老师，通常他们会在12月的课上，用刚刚进口的三洋大喇叭录音机，给学生听自己录的圣诞颂歌，然后做一个关于圣诞的口语对话。他们会在11月的课上谈到火鸡。也许还会带着好学的学生一起AA 制去淮海路上仅存的西餐社吃一一次饭，告诉学生吃西餐时，不能像吃中餐那样分享，而要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一份。他们就这样渐渐地，不由自主地把一个用英文的世界，尽量完整地交到了学生的心里。因此，在以后，她最好的学生会在她生日的那天，带着一个小蛋糕和一小盒蜡烛来上课，他们在一起吃她的生日蛋糕，帮她一起吹灭蜡烛。她会告诉他们，怎样可以做一只最好吃的，带着俄罗斯点心风味的蛋糕。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英文老师也这样教学生，回想起来，在我的1978年，我在英文老师的课上，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的踢踏舞到底是怎么跳的，我的英文老师，当时是七十多岁的燕京毕业生，算起来，他还是戴西的校友。
那个时代突然迷上英文的青年，除了很少的人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大多数人同时是被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遇到的英文老师迷住了，他们突然唤醒了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上海街上的那些风尘仆仆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会唤醒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样。有一次。我的英文老师从他的字典里找出一张过去的圣诞卡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的圣诞卡，告诉我"merry"这个词的解释，和圣诞节的意思，当然，他说是为了教《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穷孩子的生活。当他说到圣诞歌和圣诞树上的大星星时，他的眼睛里发出了明亮的光，照亮了他的整张线条谦卑的脸。
等学完了英语语法部分以后，老师会找更复杂一些的课文来上课。会在课文里学到一些英语的俗语。我记得老师在一个下午教了《New Comcapt English》里的一课，在1980年，这是中国青年可以买到的第一套从外国进口的英文教科书，在戴西家我也曾看到，她用牛皮纸包了书，里面的书页已经完全黄了。一个已经忘了季节的下午，老师在课文里教到一句话"就是乌云，也有它的金边"，老师说，这是非常美丽的天象，也是一个人美丽的生活，虽然这个人的生活像乌云一样，可他还是能拥有一条太阳照耀的金边。那一天，老师握着书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是导师，而不仅仅是英文老师。
戴西说，总有许多人来找她，只要学口语，有人是出国在即，有人是找到了急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有人是觉得用多少就学多少。戴西从来不收这样的学生，她会马上拒绝说："我不会教口语，我不知道只学口语应该怎么教，学英文是接受一种教育，不光是学会用一只工具。"
还有一个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老师，到英文课结束以后，学生问到他的学校生活，圣约翰的学生，在学英文的上海青年心目中，是中国人说比英国人还要文雅的英文的神秘典范。老先生马上换了英文说："要是你还当是在跟我学英文的话，我就用英文告诉你。我们学英文，总是要找一些话题来说，你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的话题。要是你这算是问我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句著名的话，用来形容老的英文教师这样的人："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在我们充当请教徒的小时候，看到他们怎么看也不合适地穿着人民装，说着怎么听也拗口的革命语言，小心翼翼生活，像紧关着大门的教堂一样。而一旦可以说英文了，英文教学就像一双最有力的手，帮他们剥去了罩在外面的烂叶子。
他们在一代七十年代末学习英文的上海青年心里，有着不能代替的连接者的影响。我想，除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人，还没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那些突然在青年面前大放光芒的英文老师本人。应该说，是他们，将已经消失了的对西方世界的联系与亲切的感情，重新种回到我们心里。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后的十年中，上海青年出国的人大大多于其他中国城市的原因吧。这也许是为什么又过了十年，旧上海的生活方式能被新一代人逼真地模仿，上海变成了中国对自己的异种文化最念念不忘的都市的原因。
1982 七十三岁 英文顾问戴西
That was like the feelings of islanders, who stepped onto a vast continent ,which they had seldom been upon. The islanders would suddenly discover that they such colorful prospects, and would be obliged to quickly forget those old drawbridges that they first used to escape from the islands.
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最初是上海的工业系统发现自己需要向外国的机械制造商买新型机器，也需要输出自己生产的工业机械。于是上海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机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职员看不懂英文的商务信函，也不会写，常常带来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四十年前的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上海老人，作为顾问来帮助他们与外国商人联系。当时，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请到办公室里，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信，帮助总经理们判断和谈判。
戴西就在这时，被请到咨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从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后来，被她帮助的年轻职员，也开始可以写通晓的商业信函了。那时，她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被人称为少奶，当然也不是粗鲁的直呼其名，像1967年女佣的儿子来追讨遣散费的时候那样，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戴西当时在静安宾馆上班，当时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也在静安宾馆里，就这样，戴西认识了从她老家来的澳大利亚的商务领事，他们成了朋友。因为商务上的需要，他们在一起办了上海当时仅有的一份信息交流双周英文小报《English Letters》。然后，澳大利亚在上海的商务渐渐顺利发展起来。
戴西在咨询公司当了整整十年顾问。在她八十岁大寿时，公司的总经理和员工为她办了生日庆祝会，他们为她买了大蛋糕，为她唱了生日快乐。这是戴西一生中第一次，由一个公司，因为她出色的工作，为她庆祝生日。她终于得到了爱戴和承认。
1993年我去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旅行，当时俄罗斯刚刚结束了议会与叶利钦政府的武力冲突，市场混乱，卢布贬值，老大大们在冰天雪地里用手托着几个西红柿叫卖，而百货商店里漂亮的狐皮暖袖，竟然是用一张过期的报纸来包的，然后再用小绳子捆一捆。我很喜欢俄罗斯，看到凋败而茫然的社会，心里难过。
在咖啡馆里，遇到一个能说英文的大学老师，于是就说到俄罗斯的将来。
那个大学老师，眼睛微微倾斜，就像屠格涅夫描写的女子一样，有着彼得堡女子时髦而简约精巧的美，就像上海女子一样。她说，彼得堡的情况不好，大概需要二十年左右，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因为俄罗斯已经有了七十三年的断裂，新一代人已经说不上是恢复，也无法连接，而要从头开始。这就是外国商人还不放心也不愿意在俄罗斯经商的原因之一，因为彼此还没有真正找到沟通的渠道。
"而你们的情况要好得多。"老师说，"你们只有四十多年的断裂，老人都还活着，你们可以很快地学习许多共同的法则。"
那时我想到我在上海常常听说，外国商人更信任上海的生意人，他们认为上海的生意人更懂行规。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
是在咖啡淡得像水、甜得像糖精一样的彼得堡咖啡馆里，我明白了那些年老的英文老师和英文顾问，对今天上海特别的意义。
我已经与我的英文老师失去联系多年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才能告诉他这一点。甚至我也一直忘记要告诉戴西这件事。他们是一代曾经到"阴沟里去"的人，现在能让他们在阳光下教授他们的所长，他们一定已经觉得失而复得，不会多想了。戴西在上海工业咨询公司一直工作到1993年，她八十五岁。那一年，上海经济开始快速起飞，上海成为全球关注的爆炸式发展的都市，世界许多重要的大公司纷纷进入上海，年轻一代的上海白领，已经学会用幻灯投影和准确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计划，上海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市场，最早觉悟的青年已经有计划地准备得到MBA的教育背景。"与国际接轨"成为那些年时髦的语言。
接上了轨道，人们隆隆地向前驶去，就像岛上的居民踏上难得一去的宽阔大陆的感觉一样，突然会发现前景是那么开阔，那么纷繁美丽，简直要让人不得不很快地忘记最初逃离岛屿时使用的那些老吊桥，它们长年被吊起在半空，晒得发白，长着发黄的铁锈，像是百无一用的怪物。当踩着它们吱吱作响地往前走的时候，也并不真能确认它们就真的有用，就真的会领着人们去到开阔的地方。
1983 七十四岁 它能证明"我在工作着"
I like this photo very much.I thought that if I died,I would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me with this image.
This photo shows that I am still working.
1998年9月24日，戴西度过她今生的最后一个下午。那天我和她在一起最后确定将要放进《上海的金枝玉叶》里的照片，这些来之不易的照片，涵盖了她九十年的生活，最早的一张，是她一岁时候的照片，最后一张，是她九十岁生日时在亲友为她开的晚会上的照片，她站在蛋糕边上。差不多全是中正精心保留下来的。
窗前的小圆桌上，被我们堆满了照片。戴西翻动着它们说："从前我有三十多本照相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业余大学的老师全撕光了。那时我想我再也不要照片了，可现在看看，又有这么多了。"
这时，她拿起这张照片，冲印得很粗糙的黑白照片，她说："我喜欢这张。这是在业余大学照的，那时他们又请我回去，每星期为英文口语课录音，那时候学英文的磁带还是不多，许多课文都是我读，然后录下来，给学生在听力课用。"
业余大学就是"四清"的时候虐待了戴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吞没了她所有留下来的照片的地方，也是更早时候，她第一次劳动改造时的外贸农场。那里看门的老人一直在原处，看到她日日来这里劳动，看到她日日来这里上班，现在又看到她回来为学生录课文。他们见面还彼此打招呼。老人说："我记得你的。你不是从前来劳动改造的郭家四小姐吗？"戴西就说："是啊，就是我。"
中正曾反对戴西回去，他说，那地方对你那么坏，怎么还回去为他们干活。
可是戴西还是回去了。有人说，她这是要做给当时批判她、把她说得一无是处的人看看，她还是被学校当成一"个宝贝一样的请回来了。还有人说，这是她的大度，她证明了自己可以对别人有用。可戴西什么也没有解释。
在她失去了许多照片的地方，她得到了这一张照片。
戴西抚着这张照片说："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曾想过，要是我去肚了，我就用这张照片当我的遗像。"
"为什么呢？"我问。
"这张照片表现出，我正在工作。"戴西挪过放大镜来一一点着说，"你看，那是录音室，还有话筒，还有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是的，那是一个老式的话筒。还有一本1983年时在所有文具商店里都可以买到的练习本，图案很粗糙，压色也不准。可这并不妨碍戴西为自己骄傲，为自己工作的骄傲。
她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女子，得到了承认。
一天以后，戴西在家中安然辞世。
七天以后，静姝、中正和媚分别赶回上海，为戴西举行葬礼。葬礼上，这张照片被精心放大，挂在戴西的近旁。
1986 七十七岁 乔治归来
As for Daisy's piano, she went searching in the suburbs, but the one she found there wasn't hers. Then she was drawn to Suzhou, and the one there wasn't her either. Finally she was notified to go to Guangzhou to identify her piano, but she was reluctant to make that long journey.
乔洽回家来了，就是那个当年惊慌逃出、将枪留在吴家的乔治，戴西最小的弟弟，他的脸慢慢长得像在美国的犹太人了，有种缄默的软弱的怀乡。他的太大，是当年戴西结婚时为她做头发的美容师，他们在夏威夷开了家美容店，乔治在店里帮忙。
戴西陪他去看了老房子，那是他们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他们还去看了当年的七重天宾馆，那是从前乔治的办公室；他们也去看了从前郭家的百货公司，现在它已经改名叫"华联商厦"，它仍旧算得上是南京路上的大商厦。从前戴西到店里去买皮鞋，选不到合意的，在店堂里当经理的乔治拿出自己的钱来。说："你到先施那边去看看，快不要在这里难为我们了。就算我送你鞋子好了。"
她向他说了几年前，自己被通知去领回从前的抄家物资的经历，被抄走，没收走的东西里，有一些是1962年以后，戴西从七重天郭家的公寓里搬到吴家花园里用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政府开始清退当时的抄家物资。在大致列出一个当年被抄走的东西的单子，井由政府收去单子以后，戴西便常常得到通知，去什么地方认领自己的东西，有时是去一家教堂，戴西这才知道整个"文化大革命"，教堂关闭期间，许多教堂被征用为仓库。当时，戴西的同事以为她一定会认回一大堆东西，还特地为她找了一辆小卡车去。可是，让她认领的，只是一个已经碎了的白翡翠戒指，而戴西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戒指。
另一次，戴西带着通知去领她的珠宝，她真的领到了一大包，可打开一看，大多数不是她的，她把不是肉己的珠宝又还了回去。
还有一次，原来的单位通知她去拿回当时被抄走的东西，许多人被抄走的东西全堆在一起，到处都是。她找到了自己家的一个保险箱，她那时用来保存中国邮票的。她这次认回了自己家的保险箱，可它的锁已经被撬开过，现在放在里面的，是一些麻将牌。
有时认领东西的地方很远，在大场，甚至在郊县。到大场去认领被拿走的字画时，戴西一进仓库就吓了．一跳，那高大的房子里，挂着上千幅字画，供人认领。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西被拿走了上百幅字画，可她仰头去看密密麻麻的字画，很快头就晕了，有时她发现自己的字画上已经别上了别人的名字，表示已经有人认走了。后来，戴西发现有些出色的字画边上，会出现不同的十个名字，表示同时有十个人认定这东西是自己的。要到最后，才能决定到底那是谁的。
而戴西家的钢琴，找到郊县，可那架琴不是戴西的，找到苏州，发现苏州的那架也不是戴西的，以后又通知戴西去广州认琴，可戴西已经不想再去认了。
戴西从原单位得回"文化大革命"中被扣去的工资。
在政府为吴豌骧案平反以后，政府清还了十年中从戴西收入中扣除的罚款，为此，戴西曾有十年每月只有六元钱的生活费，政府还清退给戴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沃利寄来帮戴西清还吴毓骧罚款的八千美金。
乔治带着侥幸的神情，问起戴西在上海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所有郭家在海外的成员一样，乔治也认定。要是自己当时留在上海，也会像戴西一样经历所有他们不能想象的事。对乔治来说，戴西的遭遇把他当年惊恐出逃的日日夜夜，反衬得几乎是甘美的回忆。戴西说了一些，然后她像从前一样，耸耸肩，摊开双手说："你看，我就这样过来了。我好好地过来了。"
乔治没有问起那三把左轮枪的下落，戴西也没有况。
后来我问起戴西，为什么不让乔治知道他惹了大祸，戴西说："他不是有意要害我们。要他知道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们总是要抓YH的，开始抓他的时候，并没人知道我们埋了枪。就是没有枪，YH也会为了别的理由被抓的。"
1989.9 八十岁 "我今天应该从哪里说起？"
In her memoirs she recorded her experiences during the long periods of the "Four Cleanup Campaig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ere many things that her own children first learned about from her memoirs.
戴西在美国西部中正的家里，在亲友的鼓励下开始用中正的打字机写自己的回忆录，他说是为自己家族里的孩子写的。她是这样开的头：
爱尔莎写信给我，说到里昂写了一些郭家的事，她还为他改了几处。可是一直到爱尔莎和里昂都去世了，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写下来的东西。直到后来，乔治寄给了我。
我一看完，就觉得我也回忆起了一些早年的生活。我最大的遗憾是波丽没看见里昂写的东西就去世了，我知道她要是看到了一定会非常享受它，而且我也知道，要是我们一起读的话，我还能听到在许多方面她的看法。
时光如水湍急地流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来得及写下所有我记得的事。
我今天应该从哪里开始说呢？
为了写得好，她参加大学文学系的写作课程。
在写作班上，戴西一星期要写一篇小文章，作为练笔。她写了自己小时候在澳大利亚怎么跟老师学做白脱油的故事，写了在锦霓时装社时，在杭州的公路上遇到强盗的故事，写了自己小时候怎么和沃利玩"跟着领袖走"的游戏，还写了结婚后第一顿早餐的故事。可是，没有写一个字的"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事。
她解释说："外国人不会懂得这些事的。"
在回忆录里，她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漫长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许多事就连她的孩子也是第一次在回忆录上知道，后来，静姝说曾有外国人想要帮助她发表，戴西没有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