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三十五岁 把微笑丢在哪里
Pregnancy takes away from a woman the sense of mystique and treasure towards her own body while she was a maiden. It also takes away the self confidence of a pretty gril. The body, which has carried a baby, is by no means tender any more.
突然看到八年以后戴西的脸，在那上面看到了成年人的笑容：那样的自制和礼貌的笑容，这笑容像一面轻纱一样笼在戴西的脸上，遮住她在长长的日子里遇到的那些事，那些失望给她的伤害，也小心翼翼地遮住自己的向往，这一年，她三十五岁了，已经是懂得用一个淡淡的笑容将心事关在心里的年龄。这就是成年人的笑容，实际上我们都不能说它是一个笑容，只能说，这是一种成年女子人世渐深的表情，一种淡淡的惊痛，一种沉默的自尊，一种坚忍的安静。她并不想倾诉，所以用一种笑容将话题遮了去。
1936年那飞扬的笑容已经不见了，虽然她的下巴还是高高地仰着，她总是高高地仰着的。
有时，我看着她这年轻母亲的相片，猜想她那国际饭店时代的笑容是丢在哪一年。
是1937年吗？那一年，日本人燃起的战火渐渐逼近了租界，8月日本飞机轰炸了南京路，海伦离开上海去美国躲避战火，锦霓新装社关门了。这一年戴西失去了她喜欢的工作。她怀了孕，于是离开上海去香港。可是她不喜欢香港，在孩子要出生之前又回到上海。日本人炸了她丈夫的牛奶厂，YH失业了。
生活不再是十全十美了，它一点点展开了漫长的苦路，像罗马郊外的那条略石的大道一样，当年那稣在黄昏的大道上急急地赶路，有人间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说他急着赶去城里被罗马士兵抓，那是他的命运。我们都不是那稣，戴西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她，战火拿去了她喜爱的生活，怀孕拿去了一个女子在少女时代对自己身体的神秘和珍爱，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对自己的自信，被孩子利用过的身体无论如何不再是娇嫩的了，在生产的时候，无论你怎么被赞美是在创造着生命，但你知道那时你更像是动物，没有一个女子洁净的尊严。
戴西的笑是丢在这一年吗？
或者是在1941年？那一年戴西的第一个孩子静蛛已经三岁了，是个头上打着大蝴蝶结，穿着缝满了蕾丝的连衣裙的漂亮小姑娘，她记得那时爸爸失业在家里，天天出去玩。妈妈为中华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妈妈喜欢与德国人合作，有时妈妈开着家里的汽车带着她一起去拜耳大药厂，小时候的玩具里，也有来自拜耳大药厂的东西。
那一年出家门去工作，不像第一次做锦霓新装，这一次有了补贴家用的意思，但事情并没有糟糕到非出去工作不可，家里的佣人一个也没有离开。所以，里面还有戴西自己愿意出去做事的心愿。所以，上海的大大小姐圈子里说这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千挑万选，还是嫁错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抛头露面，她并不真正十分介意，她不以为能工作是丢人的事，一个女子能靠自己的工作挣钱，总比寄生要光荣。自己什么都能做。才是值得夸耀的，就像二十年以后，她在青浦劳改地挖鱼塘，别人不相信她能坚持下来，可她不光坚持下来，还完成挖鱼塘的指标，回到家，她得意地对自家的孩子说，没有什么是妈妈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能吓住妈妈。不过，这一次工作也没能继续下去，不久租界解散了，她因为不愿意与日本人一起工作而再次回到家里。
这是戴西第二次失去她喜欢的工作，这时她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独立的，创造的，但是她还是没有找到。
戴西的笑也会是丢在这一年里的吧。
或者是在1939年，这一年戴西家的经济情况不行了，丈夫挣不到足够的钱交房租，于是她带着全家住回娘家。
我猜想，这一年她对丈夫应该是失望的，他一直幻想要迅速致富，因为一劳永逸以后，他就能好好去研究他喜欢的各种新鲜流行的玩意了，他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只图风流调傥的公子。所以面对一个男子养家小的责任，他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于是他总是投机，他开酒厂，失败了，与人合伙做生意，失败了，1943年的生活对他来说，太严峻了，他不能担当起这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10月，中正出生。戴西难产，他仍旧离开产院，去过他的夜生活。也许他不是不爱她，他就是无法担当他为人夫、为人父沉重而乏味的责任。
我不知道戴西是不是像大多数女子那样，对自己爱的人，在心里放着一个英雄救美人的梦幻，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一起吃饭时为自己拉开椅子，一起出门时为自己拉开大门，舞厅里要是有一个座位要让自己坐下而他站在身边的人，却在自己为他生孩子难产时，不肯等在医院里，而是去俱乐部玩纸牌。
总之，一点一滴的，戴西失去了从前脸上的透明。她仍旧秀美富丽的脸上敷着成年女子的笑意，像是四十年代女子用的那种肉色粉底，密密地遮住原本的颜色。就像绝大多数这样的母子照片一样，母亲的怀抱里，年幼的孩子仰着胖胖的脸，毫不知情地欢笑。
1945 三十六岁 Easy Come Easy Go
Together with a few friends, she asked an exiled White Russian chef, who used to serve in the Royal Russian Palace, to come over and teach them make cakes. Thereafter, Daisy would never like to have the cakes sold at the local bakeries.
这一年，太平洋战争随着原子弹的爆炸而终于结束。
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上海，戴西的丈夫发现，原来财政部长刘攻芸是亲戚，于是，他由财政部长安排。进入国家敌产管理局工作，负责管理德国人在沪的资产。自从二十年代回国，一直事业不顺的吴毓骧终于时来运转。
吴毓骧也和当时的同事一起，多少将没收的德国战俘财产占为己有，使得他那"get rich quick"的理想终于得到实现，吴宅的日子一天天丰厚起来。熬过了战争，吴宅的日子，真的开始花好月圆了。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洛仑日后回忆说：
"三舅妈家里的家私是清一色的福州红木，擦得雪亮，银器和水晶器皿是一大柜一大柜的，沙发又大又软，坐进去好像掉进了云端里。三舅妈的圣诞树高到天花板，三舅妈的厨子做的福州菜最好吃，她做的冰激凌，上面有核桃屑。"
"三舅三舅妈去逸园跳舞，回来说看到了影后胡蝶，还看到标准美人徐来也在跳舞。"
"三舅妈生了表妹，头顶绑了个大蝴蝶结，漂亮得像个洋娃娃，小表弟，胖嘟嘟的，口里唱着童谣：来叫come去叫go，侬格father就是我。"
有一次，吴毓骧回家，为儿子带回一整套当时在上海非常罕见的欧洲玩具战争模型，许多造型逼真的小兵，大炮，飞机，步枪，小旗，全是用上好的塑料做的，半个小指大的小兵身上，能看出来军服的钮扣。那是从德国战俘家没收来的东西。当时那套精致的小兵，让中正非常喜欢，所以他一直保留着它们。
说来吴毓骧是喜欢得意的生活的，这段时间是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士很愉快的日子，他能给自己，也给家人带来春风得意的日子。戴西没再出去工作，她和几个朋友请了流亡到上海来的俄国宫廷点心师来家里，教她们做俄式蛋糕，以至于戴西终生不愿意吃在上海西点店里卖的蛋糕。而到四十年以后的八十年代，她当年的厨子摔断了腿，躺在阁楼上没人照顾，她在家里做好蛋糕，乘公共汽车给厨子送去，那又是后话了。
戴西家养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德国种大狗，一直到戴西葬礼后的家庭聚会上，还有人提到那时的狗。
那段时间，戴西过着无忧无虑的少奶奶的日子，孩子已经大了，她在考虑让自己的漂亮女儿跟一个白俄老师学芭蕾舞。她亦陪着爱玩的丈夫打通宵麻将，吴家牌桌上的椅子没有靠背，戴西能打一整夜牌，都不用靠一靠。
二十年以后，这套玩具兵在吴宅被扫地出门时，被再次没收。这一次，它们落到哪个男孩子的千里，被谁的爸爸下班时带回家，就不再有人知道了。中正说。在玩具兵被没收的时候，他记起来，在爹爹把玩具兵下班时带回家来的那天，戴西在一边看着，说："Easy come，easy go，"
但吴毓骧说起来，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总是按照自己不那么谙熟世故的心思去处世，像个鲁莽的孩子。
1919年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革命者的思想基础。而他亲身参加五四学生游行，还被警察抓起来，关到监狱里。
1945年的时候，他作为战胜国的官员管理德国敌产，可他觉得那些远在中国经商的德国人不是敌人，所以他虽然把人家家里孩子玩的玩具兵带回家给自己孩子玩，但一直善待那些德国商人，和他们成了朋友。后来，德国人回了国，就与吴毓骧一起做进口生意，这使他终于做成了一个公司，成了老板。
1949年解放的时候，他的事业很好，他的家庭很好，他送洛仑一家离开大陆时说："日本人在上海时。上海人照样过好日子，共产党更没什么好怕的了。"
1956年他的公司正式与国家合营，那一年永安公司也与国家合营，当时的永安总经理在家里唱京戏《山东响马》，而吴毓骧去跟着职工敲锣打鼓。
1956年的时候，他参加工商政治学校学习，对政府"大鸣大放"，成为右派，被革去经理职位，要他做小工，他回家对孩子说，要他擦地，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把拖把拧干。
1958年他在办公室被捕，有一个匿名电话打给戴西，告诉戴西，吴毓骧的汽车停在九江路上。当时所有的资本家都已把私家汽车锁在自家车库里，改雇三轮车上班，并穿中山装，只有吴毓骧，是一直开车开到最后一天。当戴西在九江路找到自家那辆黑色的福特车，将它开回家时，才发现它的车况很糟，根本是不能再开的。那时她想，也许他天天开车，是等待一次事故。
1963年，吴毓骧被判需向国家偿还巨额美金和人民币，他的家产，连同戴西的首饰衣服，甚至那件当年在葛文斯基照相店里照了许多相，如今已经开始老坏了的婚纱，皆被充公。
1946 三十七岁 波丽安娜
Pollyanna would always say:"I have never believed that we ought to deny discomfort and pain and evil, I have merely thought that it is far better to greet the unknown with a cheer."
这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1946年的戴西一家，因为境况的改善和孩子的长大，开始常常合家出去旅行。
孩子们跟妈妈很亲，这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我以为知识妇女的母亲不会让孩子感到非常亲切的，特别是美丽的母亲。但戴西的孩子们说，的确妈妈不管他们吃饭，也不陪他们睡，那都是佣人的事，可妈妈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她总是能够适时地教他们许多东西，她为他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的孩子尊敬她，在乎她，直到静蛛六十一岁，中正五十六岁，他们还会争论到底当年妈妈最喜欢谁。
戴西的一对儿女，都有富庶完美的童年。可是在他们的童年里，戴西都为他们读了一本1913年出版的著名的美国童书《波丽安娜》。在英文词典里，波丽安娜从女主人公的名字引申成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盲目乐观、不知祸之将至的女人。波丽安娜总能够直面人生，可她懂得凡事总向好的一面看，要是她遇见了什么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井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波丽安娜不在乎钱，喜欢自然淳朴的事物，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也许它是戴西自己童年时代，在中西女塾的图书馆里读到的书，是她从小喜欢的书。在二十年代的美国，它是畅销书。可那时在校园里总是高高地仰着自己的下巴、不爱理人的戴西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波丽安娜呢？
静蛛和中正记得，在妈妈的嘴里，波丽安娜是真正不可战胜的女人，什么都不能损害她。可为什么戴西要在睡前读书的时候，为女儿和儿子讲波丽安娜呢？
要是戴西知道从五十年代开始，她将有这么漫长的磨难，我想，她会在1949年时与许多郭家亲人一起移居海外。
而到了漫长磨难开始以后，静蛛因为家庭关系，整个中国芭蕾舞团出国演出了，就留下她和几个家庭背景不好的演员不能去。中正好不容易在政策松动的那一年上了同济大学，却成为反动学生被关押。这时。他们才常常想起妈妈在床前读过的《波丽安娜》，那个美国的快乐女孩子，成了他们的精神榜样。
1966年12月，戴西和中正被红卫兵扫地出门。他们搬到一个下面是厨房的小房间里，六平米大，与房子里已经住着的另外两家人一起合用厕所。当他们把几件被允许带出来的家具搬到亭子间里，他们发现屋顶是漏的，因为中正看到有一缕阳光直接从房顶射到了地上。有朋友找来了几块二手的塑料片，帮他们补好漏洞。有一次中正开玩笑说："我觉得可以剪几个星星出来，贴在塑料片上。这样我可以想象自己是睡在星空下。"
戴西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件事，并写下了自己的心情。戴西写道："我很高兴他能在整个事情里看到这样积极的景色。"
1998年的秋天，戴西去世，我、静姝和中正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关于戴西的事。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并不完全知道戴西到底遇到过多少可怕的事，她从来没对他们说起过自己在劳改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丈夫去世在监狱医院时的心情。她从来没有说过自己遇到过什么可怕的事。有一次，她对静姝偶尔说到自己在崇明农场时，跟着大队人马一起去挖河泥的事，"我总是对没见过的事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当时我已经六十岁，没有力气下去挖河泥了，于是被安排去照看大灶，为工人们烧开水。炉火总是不好，我于是老是往里面加东西，想让它烧得好，突然我感到火灭了，我马上把头伸进去，想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时从烟囱里吹下风来，炉里的柴突然燃烧起来。我的脸上立刻遍布黑灰，半边的头发和眼睫毛被烧掉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诉苦，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说，你看，我还做过这些事。我是能干的。从前她还告诉我她在法国公园门口卖成蛋，她能找出来什么蛋的蛋黄煮熟了一定有油。那时候是我们家刚刚被扫地出门，根本没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还要发生的时候。她老是抬着自己的下巴，很神气地说这些别的资本家也许会觉得过不去了的事。照我看来，那就是波丽安娜的样子。"已经六十岁了的静姝况。
他们的妈妈戴西，也是他们的精神榜样。
中正说到词典上对Pollyanna这一条的解释，说："词典解释错了。那种乐观是比盲目要坚强的东西。只要看我妈妈，就会明白。"
在1946年杭州明丽的阳光下，这个穿着大花旗袍的美丽太大，这个敞着开司米毛衣的精致小姑娘，这个结结实实、神情安宁的小男孩，这三个晚上睡觉前分享波丽安娜并喜爱她的人，我真的为他们庆幸，庆幸他们能在静好岁月里就已经读到并喜爱波丽安娜，就像阳光永远留在照片上他们的脸上一样，波丽安娜也永远明亮地留在他们心里。
1948 三十九岁 美妇人之月的阴面
After this, her life full of upheavals. Like a nut being smashed open, her soul and spirit sent forth such aroma, which would not have been given out if they were confined by ordinary life. Since then, her life became one that was aesthetic. Others saw magnificence in it, yet she herself endured endless suffering.
在这一年，戴西漂亮的女儿静姝已经到了一个白俄芭蕾舞演员在上海开的私人学校里去，学了一年俄国式的芭蕾舞了，以后新中国的好几个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小时候都曾在这里由俄国老师启蒙。这几乎是静姝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段日子，那时她是个理直气壮的小姑娘。
戴西胖胖的儿子中正是戴西心爱的，他生性很温和，而且老实，他喜欢小动物，小时候他是吴宅里狗的好朋友，也是吴家小花园里羊的好朋友，要是他摔了一胶，会放大声哭。而要是他高兴，他也会放大声笑。像所有家里比较小的那个孩子一样，他也常常做姐姐的跟屁虫，虽然大孩子不那么愿意他跟着，他也在所不计。
1947年，吴敏骧终于开出了自己的公司--兴华科学仪器行。他在敌产管理局时期管理的德国人回了国，因为非常时期建立起来的体贴，德国人开始跟吴毓骧做医疗器械进口到上海的生意。吴毓骧经历了失败的牛奶厂生意，酒厂生意，终于自己站住了脚跟，到1948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国际贸易商人。他的发际向后退去，他脸上的皮肤开始松弛，那爱玩的年轻时代神情里的机灵与时髦，已经渐渐融进了中年人的持重和倦怠。
而戴西，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美妇人了，她的脸上除了美和宁静以外，还能看出来所经历的人情世故的痕迹，那是一些含而不露的力量，使她能将一家体面的人轻拢于自己的肩下。她使得这一家人该是漂亮的，都漂亮，该是健康的，都健康，她已经不是那个小心翼翼对待婚后第一天早餐的小妇人了，那时她家里有一个叫松林的男孩子做茶房，一个叫金花的女人做佣人，还有一个福州菜厨子。松林常常不小心把碗打碎，金花就向戴西告状。过了五十年，松林回忆起来，说："少奶当着金花的面说，要是碗都是不会碎的，还要碗铺子干什么呢？后来，等没人的时候才对我说，下次不要一次拿大多碗，小心一点。少奶是好人。"五十一年以后的初秋黄昏，松林为戴西送终，为她擦去自己最后从眼里流下来的泪水。
戴西是一家人的核心。要是你用手把她遮去的话，你会发现这张完美的合家欢突然散了架子，靠着她右边的静蛛，从大大眼睛的自信与探究里浮现出惊讶与不安；而靠在她左面的吴毓骧，则有了原来看不见的悲哀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一种火焰将要熄灭时闪烁出来的悲哀。而当你把手指拿开，戴西再现在他们的上方时，这就又是一家让人羡慕的人了。
要是你再用手指把照片上的两个孩子遮去，戴西夫妇之间在气息相通的情形里，少了当年站在石头台阶上的订婚照上的那种欢愉，多了一种共同担当着什么的伙伴的默契，和一种微妙的疏离与抵触，这是稳固而烂熟的夫妇的神情。这应该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以后，尘埃落定的夫妇的样子吧。
戴西的生活，在1948年是安稳的，平静的，就像所有建立了十多年的家庭一样，好像往肩后一看，已经能望到几十年以后的日子，也许她的孩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她的丈夫也这样一天天老了，负责了，白头到老，像1948年的贺年卡上写的一样："岁月静好"，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一直到谁都要遇到的生老病死，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要是这样，戴西就会像一个没有打开的核桃，谁也不知道在淡褐色的硬壳里，她有一颗怎样的心，蕴藏着怎样的精神。
我是在四十年以后，才第一次看到戴西的相片的。那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是个建筑摄影师。我看到两张并排放在一起的幻灯片，一张戴西的订婚照，另一张是新近戴西到原来的台阶上去照的相，黑发的女孩子成了白发人，身边的男人已经不见了。那是我第一次含含糊糊地听到她的故事，是一个富家女在红色城市里如何受苦的故事。其实那些落难时的对比和受苦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记住了，但没有感动。
后来，又过了几年，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从新加坡来，希望我和她一起去看一个老人，她说那是个有意思的老大大，吃了那么多苦，可是六次离开中国，又六次回到中国来。在新加坡时遇到她，听她说，有一晚她做梦，梦到"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梦醒以后，她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来了，自己是不是还能再经历一次。她的结论是，她还能再经历一次。我的朋友大笑地说："你说这个老太太好不好玩？她吃了这么多的苦，好像很不在乎啊，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人不能想象的。"这一次，我和她一起去看了老太太。很冷的天，她站在小圆桌前，把一架老式的石英管取暖器向我推过来，说："你暖一暖，大太冷了，"这就是老年的戴西，那天她的头发如雪，穿着天蓝色的毛衣，还是很美的一个人。
那天我们说到了她的生活。她说："要是没有后来的解放，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吃什么苦，可是，我也永远不知道我能吃什么苦，我有多大的力量。现在，我可以说，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生活，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
解放拿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反右拿去了她的丈夫，四清拿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拿去了她的房子和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及她的家庭，从1966年起，她开始独自生活。
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想起了第一次听戴西说这话时的情形，想起了上海阴冷的冬天里那没有暖气的房间。这张照片轻轻地、无意识地在戴西的生活上划了一条线。在此以前，她有着像汉堡包一样柔软轻易的人生，那是别人看着平淡、而自己过得舒服的人生。而在此以后，她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得壮美，但她历练苦难。
"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
八十八岁时，冬天一个人独自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的戴西，骄傲的微笑像钻石一样在脸上闪烁。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吸引了我，那就是因为她脸上那不可多见的笑容，在老人的脸上，那生机勃勃的、骄傲而妩媚、顽强而俏皮、清新而甜蜜的笑容，那常常只能在孩子脸上见到的笑容。现在我是这样怀念她的笑容，在我的记忆里，她的脸，像黑夜中池塘里的鱼一样，带着水声跃出了水面，发亮的身体在暗色中划过，我感到它，但看不清它。我真的想要再次见到它们。
八十八岁的垂垂老年，她是这样审美地回望自己的生活故事，好像是在庆幸自己没有平静而乏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记得在与她相处的最后一年里，有一次她给我看了一本在新西兰出版的图片书，照片上全是老人，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老了，才是没有fun 的。什么也做不了啦。"这就是她唯一一次对自己现状的抱怨，那天，她接着说，"你看他们脸上的皮肤，那么松，他们的笑都被皱纹埋起来了，不好看。"
美满有时对漫长人生来说是乏味的吧。但是有谁用自己的手主动打烂美满的生活呢？何况戴西这样随缘的人。现在戴西漫长丰富的一生在她留下来的照片上蜿蜒而过，从理性上说，我觉得要是戴西一生把合家欢的气氛保持到最后，是对她品质的浪费，要是没有以后的五十年，她的品质就是一颗终于没有被强力敲开过的核桃，世界上永远没人知道她有这样芳香的心，也许包括她自己。可要从感情上说，对她要经历的惊涛骇浪，我常常不忍心多问，因为戴西说过，要是自己再说一遍，常常就像又经历了一遍一样。
戴西留给家里人看的回忆录，写到七十年代便戛然而止，她自己说还没有完成，可常常不再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是不是因为相对平静的七十年代以后，没有多少再激动人心的事情了呢？就像经历了从前奢侈的生活以后，戴西对它们在回忆录里几乎没有描写一样，经历了直落的生活，戴西对劫后余生的寂静，也一笔带过。实际上，是她常常不愿意多说的艰难的生活，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富家女子。
1951 四十二岁 尚不知魏晋
They often traveled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Kong, and never felt the necessity to leave forever. At the time they really believed, as all Chinese people, that the Fifties were the Golden Age.
兴华科学仪器行的生意做起来了，戴西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吴毓骧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戴西他们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留在上海的朋友像从前一样，又恢复了周未聚会。那些当年躲日本人后来躲国民党的朋友，都从藏身的地方回来，重拾过去的日子。这个1951年的午后，他们吃了家里大厨做的饭，谈了天，大太们说到跟着晚报上的插花专栏学习插花的心得，小孩们在外面疯过了，被大人招呼来在一起照相。
日后，要是让戴西拿放大镜看照片里儿子那时有多高，女儿的辫子那时有多长，她一时还不能确定这张照片的年代。她常常分不清这是解放前还是五十年代初的照片。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变成了共产党的五星红旗，而他们从来就不那么注意旗帜的不同。
那一年他们在上海与香港之间来来往往，从来没觉得有什么必要要一去不回来。这时，他们真的与全国人民一起认同，五十年代是金色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他们去香港的申请不再被批准，他们还是想，不去就不去，没什么要紧，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生意。
1954 四十五岁 再次成为职业妇女
这一年，国家开始控制外贸生意，不允许用英文以外的语种与外国通信，兴华科学仪器行做的是德国生意，来往信件本来由雇用的德国秘书处理，现在只能改用英文，于是，德国秘书回了国，生意上的信件就由公司的职员写好，送到戴西家里来，让她润色。久而久之，戴西正式作为公司的英文秘书参加工作，这一次，是她第三次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妇女，每个月从公司得到两百元人民币工资。
1955 四十六岁 戴西穿上了长裤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aw Daisy with slacks in her photograph, and it felt strange. This reminded me of once seeing a girl, wit hbeautiful Japanese silk stockings, put on a pair of white sneakers.
戴西在四十四年以后，指认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照片时，有许多照片，她已经不能记得是在哪里，是谁为自己拍的，也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她就点着照片告诉我说："你看我穿的是什么衣服，要是西式衣服。一定还没有从默梯尔（中西）毕业。要是我穿裤子，或者是穿由旗袍改成的大襟上衣，就一定是五十年代中以后。"
于是我找到这张，她穿着从旗袍中间剪开的大襟衣服，带着已经长大变瘦的儿子旅行的照片。静姝已经到北京去上舞蹈学校，当芭蕾舞演员了，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西穿着长裤的照片，感觉有一点奇怪，让我想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子将一双穿着很漂亮的日本丝袜的脚，穿在白球鞋里。
这一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国家联营，高级职员降薪。吴硫骧带头主动把自己的六百元月薪降到三百元，戴西也主动将自己的薪水降到一百四十八元。
1955 四十六岁 双重的生活
After forty, the life that she had experienced gradually enriched her mentality, and since then, her mentality modified her feature bit by bit. It showed in her wrinkles, her eyes, her shaded smile, and her lips.
从这一年的照片上，我们能看到戴西开始了双重生活，在与公司同事一起去莫干山旅行的时候，她和她丈夫都穿着人民装，他们像被揉皱了的道林纸一样穿在棉布的、朴素的、随着身体的活动布满皱褶的人民装里，依稀能看出他们与新装之间的距离。而在他们的家里，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仍旧精心穿起旧衣服，戴西还穿着从前留下来的美国玻璃丝袜。这其实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们的生活里开始有了一些不能告人的秘密，他们做什么，不再理直气壮。
后来，戴西回忆这一年的时候，写下了那些不光是在家里放一棵大圣诞树而不是毛泽东画像、穿美国玻璃丝袜和旗袍而不是人民装的秘密。
我们俩一起在外贸上班的时候，我们总是吃完午饭以后，到咖啡馆去，吃午饭时咖啡馆里总是很挤。一个陌生人（对我来说）示意我们可以加入他的桌子，我们就过去了。然后，我意识到YH认识他，他给YH一个袋袋，卷在报纸里，YH马上把它掖到我的手提袋里。
然后我们离开，等我们下班回家以后，他叫我把钱拿给他。我坚持要知道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他说他与这个男人做生意，这些现金是他应得的利益。
一次又一次，YH让我去见那个叫S的犹太人，从他那里带回一袋袋钱。我猜想有些事不对，但是我总是服从他的吩咐。一次，他叫我去国际饭店在顶楼新开的餐馆和犹太人一起吃饭。我是一个神经质的人。那次一点东西也吃不下。等我拿到了钱，我都做不到马上离开。
川被捕以后，那个人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天黑以后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去见他。我去了，在指定的地方走来走去，就是没有看到他。突然他在门边出现了，他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去一家附近的餐馆，我怕这里有人监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想我有最坚强的神经。）
我跟着他，他给了我一个纸袋，他说他已经知道YH被捕，所以这是最后一个袋袋了。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此后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秘书来叫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他们要问我一些问题。
他们排出七八张护照照片，问我是不是认识里面的什么人。我立刻在里面认出了S先生，但是我把每张照片都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摇头说：
"外国人的脸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我说，"我分不出来。"他们要我好好看清楚。我脑子转着，想要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中午要到了，我们吃了饭再干。"他们于是告诉我先去吃饭，再回来。
我回到那间屋子的时候，照片又在桌子上排成一排。我看着它们，然后注意到在边上还有一叠纸。我认出来那是YH的笔迹。我假装看那些照片，其实我在看YH在纸上写的东西，我看到了那上面有S先生的名字，还有一句"只有我妻子知道这些"。于是我明白过来，YH已经交代了。
我再次看那些照片，表现出拼命在回忆的样子，然后说：
"我真的不能说什么，但是这个人看起来有些面熟。"我挑出5先生的照片。
"他叫什么名字？"他们问。
我告诉他们我想不起名字来了，但是他们告诉我再想想，因此我说我以为他的名字应该是以S开头的。
"那就对了。现在你告诉我们所有关于他的事。"他们说。
我说了我是怎么在咖啡馆里看到他的，我知道他和我丈夫做生意，也说了有时我丈夫让我去为他收袋袋，但我从来不知道袋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们对我说的东西满意了，就告诉我可以离开了。
一个女子在四十岁以前的容貌，是先天的，她的美丽与否来自于她的家庭和她的运气。但是四十岁以后，她经历过的生活渐渐丰富了她的心智，那时候开始，她的心智一点点改变她的容颜，她脸上的纹路，她的眼睛，她笑容里的阴影，还有她的嘴唇。因此，许多人都说，在一个四十岁以后的女子脸上，可以看到她的一生，她的心灵，还有她是否真正美丽。
在这些照片上，我们尚不能清楚地看到戴西的变化，她脸上是比从前要多了一些笃定，一些忍耐，一些风情，一些圆通，还有一些由于不得已的双重生活带来的一种悻悻然的神情，那是资本家家庭的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表情，夹杂在谦恭柔顺的神情里面，让敏感的人将他们与别人，在见到第一面的时候就区别开来。
到了九十年代，她的脸相，经过四十年双重生活的压力，仍旧是温和妩媚的，雪白的卷发环绕，上了大红的唇膏，还是老派妇女的审美观，但我想到了一只狐狸，优雅，聪明，狡诘，它站在黑色的树林外，白色的雪地上，审度着，带着"你知道了些什么？你想对我干什么？"式的疑问，随时准备逃遁。此时，二十年代的率真已经荡然无存。
1998年，在戴西的葬礼开始以前，从美国回来奔丧的中正，十四岁起便与戴西一起经过了艰难时世的男子，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望着雏菊和董草环绕着的母亲的遗像，葬礼上将要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庄严的合唱代替了《葬礼进行曲》，这是不同寻常的，所以管理音乐的人一直在试音，莫扎特的合唱断断续续地响着，上千朵鲜花散发着被切下来以后的汁水的气味，中正垂着双手，那是小时候他留在照片上的样子，他望着母亲的相片，她脸上那种狐狸的神情还在生动地隐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将整个眼球逼红。那时我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著名的句子："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他应该是最理解母亲面容变化的人了吧，这一个"爱"字里面，有多少可以解释成"痛惜"？
1957 四十九岁 吴家花园湖石边
At the time, under the decorative rock behind them, there was a hole dug in 1952. A pistol was hidden in that hole, That was the third pistol that her husband took care of for George.
1957年来临的时候，戴西一家还过着小院阳光下的双重生活，当女儿静姝从北京回家来，他们就用自家的照相机在小院里照相，她们穿上再也不能穿到外面去"招摇"的花旗袍在树下照了相，在花园里的小花坛边上照了相，又在草地上照了相。
在小花坛边上的石头前照相时，静姝笑着，她是个爽朗的女孩，生活很难在她心上留下阴影来。虽然她常常教训弟弟西式的男女相处之道，一起出去要男子拉开大门，帮助女子脱大衣，要是和一个女子一起去咖啡馆，男子要为女子买咖啡，要是在街上走路，男子应该走在女子的外侧。有时中正忘记了，她会用脚去轻踢迟钝的弟弟。但是从本性上来说，她不是那种真正斤斤计较的细心的小姐，她能够很快就把一、切看开了，即使是遇到了后来家里被全面查封，她解释起来，也是双手一摔，说："没什么，我们家照样好好的，呼拉呼拉，他们把我们的家具拿走了，然后，我们家到了'七重天'楼上，郭家已经离开上海的那些人家里去，把他们放着的家具选了选，拿回来用，呼拉呼拉的，又是满满的一大家子，什么也不缺了。"
戴西在边上也笑着，她们像是两生花。
我想，戴西的心事应该比静姝要多得多。
这时，在她们身后的那块小湖石下，有一个小上洞，洞里埋着一把左轮手枪。这已经是她和她丈夫经手为乔治解决的第三把手枪了。
在1949年以前，郭家经历过一些未遂的绑架，所以郭家的男人总是随身带着手枪。到八弟乔治打算从中国大陆逃跑出境的时候，乔治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在办公室留下来的枪。当时政府不许私人收藏武器，乔治怕惹麻烦，危及自己不能顺利成行而不敢交出武器，所以先拿了两把左轮枪来找戴西帮忙。戴西和丈夫夜里把车开出去，一把枪被他们丢在没人的路上；另一把枪在去波丽家在虹桥的花园里玩的时候，乘人不备包好了丢在花园的小溪里。
在乔治定下日子要走的前夕，他最后去清理解放前就已经离开的二哥的办公室，无意中触到了什么机关，在写字桌的内侧突然跳出一个暗抽屉，里面赫然又是一把枪。乔治说到底是一个不懂世故的老实人，又已经被自己险恶的处境吓怕，他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暗抽屉再弄回原样，于是就再趁黑夜把枪带给戴西来处理。
戴西的丈夫答应要再帮乔治一次，戴西以为他们又要连夜开车出去。可他说，他有了一个新办法，更安全的。他并没有说，只是把枪先埋在花园里再说。他到底有什么新的好办法对付这把其实不存在任何暴动意义的左轮手枪，他没有说，一直到被捕。所以，直到戴西在四十年以后去世，她都不知道他对那把给家里带来了大麻烦的无用的枪，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的丈夫，当年在可以随时买到枪的时候，玩汽车，玩纸牌，跳舞，迷美式棒球，可就是不玩枪。
乔治星夜逃往南方，经香港去了美国。
戴西则坐在他留下的枪上，笑着照相。她真的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张像原样子笑着的相片了，她的生活就要全然改变。
"他们真的没有社会经验啊，"四十年以后重提往事，静姝说，"随便把枪扔在哪里，也不能往家里拿啊！哪怕乔治舅舅就把它留在办公室里呢，反正人已经走了，在美国了，你还有本事到美国来抓我啊。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没有社会经验啊，怎么能把那东西埋在家里，随便扔在什么地方不就完了，谁能知道就是他们扔的呢？还要扔到波丽姨妈家的小河里去，后来清理小河的时候，抽干了水，一下子大家看到了河底下的那把枪。把波丽姨妈吓死了。好在我妈没告诉波丽姨妈是她扔的，要不然她肯定说不圆这么大一个谎，又害了一个。"
波丽是宋美龄的闺中好友，那时她已经为自己少女时代有这样一个好友而成了惊弓之鸟。
在乔治离开以后，戴西的丈夫拿了园丁用的铁锹，去院子里埋下手枪，而戴西则在楼上面对花园的小阳台上望着他。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壮年人了，挖地不甚利落，或者说，他对这一类的体力劳动从没有任何经验，他弯着高大的身体，他的身影在花园的黑色竹篱笆墙那里泛出白影子来，矮小的棕搁树沙沙地响着。他的脸在眼角的皮肤松弛下挂以后，显现出一种愁苦的样子。这是戴西不能忘记的晚上，上海的平静的、不大凉的、宜人而秘密的晚上，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妇做了如此大胆而幼稚的事。
1958 五十岁 最长的一天
They never discussed his feelings towards the plight he was in. Maybe Daisy was not as strong as she became later, and neither of them wanted to face the grave shadow that was reaching out for them at any moment. Maybe they wanted to pretend that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这一年，戴西的丈夫吴毓骧被划为右派。戴西从此开始她炼狱的生活。
在1956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政府正式合营，并入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吴毓骧从资方成为机械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科长，被派到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一边被洗脑，一边参加了对共产党的大鸣大放，当时，他大概以为积极参加各种共产党鼓励的活动，是正确的表现，或者他的生性就是不能好好设防的，容易激动的，没有更多目的就像他年轻时代跟着清华同学去参加"五四"游行一样，这一切，就像他当时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收听美国广播。不是要知道反华宣传，也不是要知道被封锁的世界新闻，而是忍不住要听美国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在这同时，他认识了更多的工商界前任的资方，他们在一起郊游和聚餐，互相以"老"相尊，吴毓骧开始被人称为"毓老"，甚为得意忘形。
但是现在不能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了，甚至在当时，连戴西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确定。他们在一起旅游，在一起吃饭，在自家花园里照相，熟悉在季节转换时的那些清晨，他因为支气管敏感而爆发出的一连串咳嗽和喷嚏声，就像德国木钟里的小木头鸟按时出来叫时一样。可他们从来不谈论他对于自己处境的感受。也许戴西还不像后来那样坚强，她和他都不想面对越来越近、伸手可及的巨大阴影。也许他们都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也许他们认为说了也没用，反而是徒增烦恼。他们就这样在阴影逼近的时候紧紧关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嘴，像鸵鸟。
当1957年到来，吴毓骧在一张《解放日报》上，看到自己上了右派的名单。可是他不知道在他的档案里，从来就没有右派的材料，到1980年全国右派甄别平反时，已经在提篮桥监狱病逝二十年的吴毓骧，因为档案里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记录，而被无法平反。谁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解放日报》的右派名单上。
很快，他被通知不再担任业务科长的工作，改做清洁工，他回家来，向佣人学怎么将拖把拧干，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到了这一天，戴西夫妇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发家致富的时代没有到，根本没有到。而他们慢慢失去一切的日子，倒是不由分说来到了。
戴西也离开外滩的办公室，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去学习。在学习班上，她也第一次学习怎么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子，送去修路用，支援国家建设。开始她不懂，后来，她知道在砸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厚手套。
1958年3月15日，戴西在学习班上被通知说，公安局在家里等她，要她马上回家。
果然有两个警察在家里等她。自从家里的保姆偷了美金那次，家里来过警察，这是戴西家中第二次有警察进入。这一次，他们是来通知她，吴毓骧已经被捕，要她将入狱要用的行李送到思南路的看守所，那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那些可以送去的东西，包括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纸，但不可以送牙膏牙刷，怕牙膏里藏着毒药，牙刷的硬柄会用于自杀。
戴西说："我听到警察对我说这些话，几乎惊倒。"
这时，她听到楼下的客厅里传来了琴声，有人在弹琴，她听出来那个人在弹中正这个星期正在练习的曲子。然后，她意识到，是十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他从来不热衷弹钢琴，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要让他当一个音乐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拖拉着学琴。她一开始在心里奇怪，怎么中正今天这么起劲，然后，琴声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知道自己的亲人回来了，虽然只是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可他是自己的亲人，这种安慰让她清醒过来。
过了三十七年，中正从美国回来看戴西，他回忆了那一年三月十五日的情形，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天，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那个下午长大的。在这一天以前，他还是一个贪玩的男孩，每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要戴西将他一大早叫到自己卧室里，训一次话，重申戒条。到第二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情晨，再把他叫到卧室里，将上学期的话说一遍。
那一天，中正放学回家，一进门，大厨子就把他拖住，告诉他家里出了大事，现在警察和妈妈就在楼上。中正希望妈妈知道自己已经回家，但他觉得不能上楼去，他觉得楼上有巨大的危险，于是，他到客厅里去弹琴。琴声一响，吓得大厨摇着双手飞跑过来，要将他往琴凳下拉。中正对厨子说："这样，妈咪就知道我回家来了。"
戴西日后说，是中正的琴声把灵魂重新带回来给她。
他们一起为吴毓骧收拾了一个包裹，准备送到第一看守所去。
在他们就要离开家以前，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戴西非常陌生的男人的声音。他告诉她吴毓骧开去上班的黑色福特车，就停在离单位不远的九江路上。他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中正和戴西一起去送了包裹。按照地址，他们来到一处非常热闹的街市中，沿着阴沉的灰墙一直走，走到开在边上的铁门边上，就能进出一处平房。里面有一长排木头柜台，后面坐着没有戴帽子的警察。他们给了戴西和中正一个号码，一夕之中，现在它代表着她的丈夫，他的爹爹，他成了一个号码，直到他去世，他一直叫一六七五号。
在警察检查东西的时候，中正透过通向里面大院的门，看到了一棵矮小的塔松，还有空无一人的院子。它看上去甚至可以说是宁静的，令十四岁的中正非常惊异。中正就这样记住了这个门框里的院子，那是他爹爹住的地方。以后，是他代替无法出来送东西的妈妈，为关在这里的爹爹送了整整三年的东西，他每次都耐心地等着将家里的东西送进木门去的警察回来，他会带回一张小小的纸，上面有爹爹写的自己的号码，表示东西已经收到，也表示自己还活着。对中正来说，它是表示着自己还能与爹爹有某种联系的证明。那对十多岁时突然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来说，是重要的安慰。
当时吴硫骧每次都要家里带棉线去，中正对此十分不解。直到吴毓骧去世，中正陪戴西从监狱里将他的遗物取回来，才发现他所有衣服上的扣子都被剪去了，为了要让衣服能包住身体，吴毓骧将棉线搓成了小绳子，代替扣子。这是后话了。
谁也没有看见高大风流、一表人才的吴毓骧穿棉线当扣子的衣服，是什么样子，最后一次，看着他出门，他还是整整齐齐的，用穿西服的样子异常端正地穿着布做的人民装。
这一天，一定是中正和戴西的生活中最长的一天。
送完东西出来，他们一起去外滩的九江路，把家里的车开回来。那辆黑色的福特车，已经用了许多年。公私合营以后，在外滩上班的资本家们，大部自己收敛了平时的气焰，开始雇三轮车，或者和职员们一样，乘公共汽车上班。只有吴毓骧，每天开着自家的汽车去，就是直接去厕所，取了拖把做清洁，他也要开了福特车去。
因为多年没有维修福特车，而且自己开车在当时已经太过招摇，戴西警告过丈夫几次，希望他不要再开车了，可他从来不听她的。只是他不再让戴西坐自己的车上班，让她改乘公共汽车。
在没有一棵街树、两侧高楼林立、黑黝黝像山谷一样的九江路上，他们找到了孤独地停在夜色里的黑色的车，他们坐了进去。当发动后，戴西发现车况非常糟糕，几乎不能再开。这回家的一路上，它时而失去控制，时而突然媳火，在繁忙的大街上险象坏生。戴西必须集中全部精力。
他们拐上南京路。相去不远，就是永安公司了，那时商厦里灯火通明。它曾是戴西家的产业，它使戴西离开了和平的澳大利亚来到中国，给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她那样生活了五十年，可是从这天晚上起，不再这样生活了。他们的车背着这个大商厦，越开越远了。
他们经过国际饭店，那是戴西二十年代冲进照相店去，把自己的照片从橱窗里摘下来的地方，可那照片又被当时追求她的吴敏骧偷去挂在自己房间里了；也是1936年组织上海第一场锦霓时装秀的地方；是每年圣诞全家团聚吃饭的地方；也是与那个神秘的犹太人8碰头拿装着钱的纸袋的地方；它带着三十年代曼哈顿的气味。可戴西在那一夜，什么也不能想地经过它的身边。要是车况尚好的话，我想也许戴西会想起当年记者紫燕的那篇感慨的报道，当年这个记者感慨富家小姐们与穷人的理想之间的差距之大，现在是不是戴西也可以感慨自己的生活中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他们经过延安路，很靠近那个有大花园的郭家老宅。从前戴西有了什么难处，她就回家去，那里有成群的兄弟姐妹，有强势的父母，他们家的孩子大都以率性的态度处世，因为他们从前不大知道，在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不能掌握的。现在，他们已经四散在美国各地，父母已经过世，老宅已经是国家财产。戴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去杭州玩时摔伤了腿，就开车回家让哥哥帮忙包好。也许她根本没有时间多愁善感，她怕出了车祸。她从那里拐了开去，回到自己的家。
在戴西后来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一句话，表达当时在车上自己的思想。
我驾着根本不能开的车回家，我想YH早已经知道这车是不能开的，我猜也许他就是希望开车时能出意外。
我想，要是我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车里曾掩盖着这样的绝望，会五内俱焚。我不知道戴西会不会这样。因为她没有多说，对一直跟着她的中正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回到家以后，她默默地把车泊进车库，熄了火，再没有去碰它，直到它被政府没收。
吴家的宅子和一天以前一样宁静，站在埋枪的小上堆边上的那棵棕搁树，和一天以前一样在开始暖和起来的夜风里沙沙地响，甚至在甬道上，和一天以前吴毓骧下班回家来的时候一样，泊了车后，留着劣质汽油微微的臭气。而生活从此变了，对吴家花园的每个人来说。
临进家门的时候，中正在后面叫住戴西，说："妈眯，今天我长大了。"
我猜想这张照片是1958年晚些时候拍摄的。那时，戴西一家开始习惯家中的亲人变成一个号码的事实，他们与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的唯一一家至亲--波丽一家去了公园散心。照片上的戴西，还是笑着的，可那笑容里已经没有了神采，而且还看不出后来眼睛里无邪而且无畏的坚定，她的笑容里有一种楞怔，一种恍惚，一种惊惧，她还没有真正适应1958年的新生活，她还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在这张照片里，她开始穿起了长裤，而波丽仍旧穿着大衣和长裙。五卜岁的她，开始了第二次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像浅剧里一样充满了对比与反差的生活。要是戴西一生中，曾有过被击倒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时候。
这是她一生的照片中，最不好看的一张，她的脖子突然缩进衣领，笑容中有种悻然，从前的精致全无，而以后的晶莹也没有。她第一、次在照片中将手没有仪式感地平摊在膝盖上，因为在学习班上，她开始和全国人民一起大炼钢铁，她们在常熟路的一家院子里盖起了土砖灶，在里面黑烟滚滚地，将从私家花园拆下来的铁栅栏，铁门，甚至老式大门上的大铁钥匙，在锅里烧化。日复一日，她的双手已经粗糙不堪，散布着细小的伤口。在这张照片上，戴西像一个正在病苦脱壳的蚕宝宝一样，默默地仰着头。
波丽温文尔雅地笑着，紧紧挨着她著名小几科大夫的丈夫。她和戴西，是郭家留下来的唯一一对姐妹，她自己的处境也在明显地恶化，可她仍旧可以从妹妹的不幸里，被生活警示了自己的幸福，她是因为在对比中发现了自己更多的幸福而紧紧地靠着自己丈夫的吗？要是把左边的戴西和右边的中正遮掉，这就是一张波丽夫妇温情脉脉的合影，带着壮年夫妇合影中不常见的相依之情，还能看到一种柔怀以待的宽厚。在亲近的人的不幸里，人们常常得到了对自己的安全与幸福的证明。它使人们知道感恩和怜悯。
中正严肃认真地直视镜头。他一定是以为一个成熟的男子应该不再对着镜头傻笑吧？甚至也不能像父亲那样在照片里随便和放松。他又瘦又高，完全不是1946年的照片上，那胖而柔和的小男孩子了。从他宣布自己已经长大的那天起，他就真的已经与戴西分担家庭中所有的事，甚至所有的秘密。
波丽的丈夫温柔敦厚地微笑着，将自己的脸关切地伸向镜头。他一手护着自己的妻子，一手护着自己的侄子。那是因为他当年清华留美预备部的同学，自己的姻亲被捕，他感到应该代行照顾和抚恤的责任吧，他伸出了自己的一只手护着没有爸爸的男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温暖人的，一方面也是优越的。可是对波丽的丈夫，现在郭家留下来的唯一一个男人来说，要是他不这样，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这是一张微妙的混合着哀痛和幸福、不甘与庆幸的合影。
当我将它选择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它大真实了。而对戴西的骄傲，戴西的自尊，它又太残酷了。
要是你长时间地看着这张照片，在心里就好像能听见胡桃夹子正在夹碎坚果的碎裂声，清脆的碎裂声，听进去就能感到它的病苦，然后，你才能闻到里面淡黄色果仁的芳香。
1958 五十岁 微微肿胀的笑容
In the general mood of simple cheerfulness, the age of madness and turbulence was approaching step by step. The situation was like a pot of water being boiled. The pot was heating up, and was getting red hot. The process was long and tranquil, yet the water would boil eventually.
因为家里出了事，已经进入北京中央芭蕾舞团的静姝找了一个演出的空档回到上海。她看到了一个平静的家，好像和从前一样。
她看到长高的弟弟喜欢上了照相机，妈妈给了他一架照相机玩，在那时有照相机玩的男孩很少，因为它真的很贵。中正的名字在学校受到强烈的批评，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没有人愿意相信"中正"这两个字并非要追随蒋中正，而是当年父亲吴毓骧感念于小时候上学时，写自己笔画繁多的名字很困难，希望自己的孩子名字越简单越好。于是，中正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忠政，忠于政府。
她看到家里除了少了父亲之外，还少了茶房松林，他是一个老实的海门青年，从前常常陪她去上芭蕾课，也陪弟弟出去玩，他常常代替父母照顾他们，有时像是他们的玩伴一样，现在他离开吴家去当工人了。那时候，静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四十年以后的秋天，是早已经离开吴家的松林代替他们姐弟，为戴西送了终，又是他从上海医科大学的解剖实验室，为他们取回来戴西最后的纪念品：用她的白发盘成的90。戴西在九十岁的时候辞世，由于她最后对祖国医学事业的贡献，上海红十字会特地在使用了她的遗体以后，用她的头发制作了纪念物，表示对她的敬意。
她看到戴西还是像从前一样，高高兴兴的。她问起戴西现在的新地方，从父亲被捕以后，戴西就被召回外滩的办公室，被告知要换一个地方上班。于是，她被换到上海东北部远离市区的江湾正奔路外贸农场劳动，她在那里喂猪。静姝对把一只小猪喂大这件事很有兴趣，她发现妈妈说起来也很有兴趣；甚至她还说到了小时候，她在悉尼曾喂过马，她是那么喜欢马，当他们要离开悉尼回国的时候，让她第一次知道心碎是什么味道的，就是离开她喂过的那两匹马，一匹叫多力，另外一匹叫尼格。
因为她回家，戴西抽空带她去了锦江饭店楼下的裁缝店做大衣和裙子。当时，那是上海最昂贵的裁缝店，老式的精致的木头柜台上，亮着明亮的灯，空气里悬浮着呢子布的羊毛气味，还有已经在别处无法闻到的香水气味，静姝看到，在那家店里，戴西看上去真的和从前一样美丽自如。
戴西还带她去了美发厅，她们一起为静姝商量了一个新发型。于是静姝焕然一新地就回家来了。回到家，中正已经回家，他让姐姐站好，为她和她的新发型照了相。
戴西去了农场，对中正来说，意味着他除了小时候在家里养过的一头属于他的小羊以后，又有了一只小鸡。那是戴西特地从农场的鸡舍里为他买来的。
中正对从前养的小羊几乎不记得了，对家里曾有的那条人见人爱的德国大狗也没有很深的感情，只是不能忘记那只五十年代未来到他家寂静院子里的小鸡。
因为中正还太小，戴西的单位终于同意让戴西每天回家来住，不必像其他劳动改造的资本家一样，住在农场里。只是规定她必须每天七点到农场，晚上要等参加完政治学习才能回家。所以，戴西回到家里，常常是中正早已睡觉了。
曾经有一个晚上，戴西因为总是早上五点起来赶路，晚上十点，参加完政治学习，才能上路回家，有时她实在太累，就在要横跨上海市区的公共汽车上睡着，那天在车上，她找到了一个座位，刚刚开始打盹时，她曾被旁边坐着的人惊醒。因为在夜车上，边上坐着的那个乘客也睡着了，而且把头歪到她的肩上。那个人也睡得那么熟，戴西将他的头扶正，可不一会儿，他又歪了过来。戴西于是把自己的头转向另一边。当公共汽车带着他们走过灯光暗淡、睡意迷离的街道时，戴西自己也睡着了。
等她醒来，发现只有一个夜班的售票员等着她，她已经跟着车子到了终点站。那是一处她从来没来过的地方。
她站在街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家，她迷路了。她在路上站了很久，想要回忆起怎么走，也想要遇到一个行人，可都没有如愿。她也没有打电话回家，甚至没有打电话给波丽，请波丽的丈夫来帮助她，就像许多年以前他帮着她到那个年轻寡妇家，把自己丈夫找回家来那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她没有找警察送她回家。要是一个女子深夜迷路，总是先想到自己应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问安全的人。而在陌生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总亮着红灯的警察署。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信赖警察，他们是保卫大家的温柔的英雄。连小孩子都唱："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那时，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被威胁，生活得积极而单纯，相信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里。其实，从这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人感觉到了暴力的剥夺，像戴西。
在一派单纯愉悦之中，狂暴的时代已步步逼近，那情形，就像是一只慢慢被烧沸的大铁锅。它一点点被烧热，被烧红，这个过程长而平静，可终于会沸腾起来。当锅中的水面十分平静，远没有沸腾的时候，那些不幸紧贴着锅底的水，已经被烧得灼热。而戴西，就正好是被命运安排在紧贴着锅底，而且因为他们处世的不羁，他们成为被推到火力最旺的地方的那一滴水。
她不知道走过多少陌生的街区，最后终于发现自己渐渐走到熟悉的地方了，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家。
这一夜，中正像所有正开始发育的孩子一样，睡得喷香。
只有一个黑夜，中正被戴西叫醒，他睁开眼睛，他看到戴西的笑脸，她正为他打开一只旧纸盒，已经被挤得就要脱底了的旧马粪纸盒子，里面有一个毛线团一样的小鸡。戴西把纸盒捧到中正面前，从此，中正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宠物，一只白勒克鸡。中正和戴西都那么喜欢它，在它小得像一只鸽子一样的时候，中正就特地为它照了相。它是被外面来的黄鼠狼咬死的，中正很伤心。
戴西和中正一起在自家院子里，为小鸡做了一个坟墓。当戴西和中正一起蹲着挖土的时候，他发现她的头发开始白了。
戴西的头发，在照片上是已经能看出来的白了。她看上去是一个寻常的布衣妇人，只是笔直地站成了丁字步的样子，让人猜想她年轻时代也许有风度。
这是最初戴西经历的艰难时世，她脸上想要遮盖住一切的笑容，使她的脸看上去有些肿胀，也许这和她在此刻正度过更年期有关，可我相信，这时到六十年代初，以吴毓骧的去世来平息所有的事情，戴西没有一般妇人那么多时间来注意自己身体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和平冗长的年代里，更年期是一个妇人生活中的大事，而在这时，它对戴西来说，简直不算什么问题。
那微微肿胀的笑容像一张大布，为戴西遮住了所有她正在经历的生活。1958年初将双手平摊在腿上的日子已经过去，她开始在自己的内心找到一种力量，也许是她从来就有的自尊心，它使她保持脸上的笑容。
这时，戴西把自己的双手背到身后去，不让人看到她手指的变形。冬天的时候，她被派到南码头的外贸出口仓库里，去剥东北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大白菜又冰又湿，她整天整天地捧着它们，将它们外面已经烂黄的菜皮剥去，从这里出口去香港。那是她家许多亲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乔治越境的地方，是戴西和丈夫最后一次出境的地方。每天当她结束工作的时候，她的手都已经完全冻僵。从此，她的十个手指开始变形僵硬，不再能拿细小的东西。而戴西说："谢谢天，我并没有觉得很痛，我只是手指不再灵活了。"
戴西竭力挺着胸，那看上去像是本能地想要掩盖着自己开始变厚起来的小腹，像所有对自己的身体变化敏感的女子。但我还是能看出来，她的体形在变得松软，小腹突出了，这是女子变老的标志，就像高速公路上绿色的指示牌一样明确。这一年，她所在的农场扩建，她大多数时间在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当小工，拌水泥，然后爬到竹子搭起来的脚手架上，将水泥筒递给工人，这是工地上最危险的，最没有技术的，也是最累的活。当回家来的静姝问到她的时候，戴西说："你看，我还能爬那么高的地方。别的资本家说他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怕摔下来不死。我是真正的什么也不怕。"三十多年以后，她在美国遇到了肯尼迪总统遗蠕杰奎琳，她问戴西劳改的情况，戴西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形，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在戴西的身后，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花园的围墙，和墙边的棕搁树。那里的地上有一个新挖的土坑，警察从这里挖出了当年他们埋下的左轮手枪，已经锈得完全不能用了的枪，是吴毓骧在监狱里交代出来的。
他们来到戴西的家，再次询问戴西。
在吴毓骧刚刚进看守所的几天，警察曾经对戴西的房子进行过仔细的检查，他们让她打开所有锁着的地方，公开所有家庭财产。然后警察查封了所有的财产。包括找到了房子里秘密的地方，用于存放珠宝和金条以及美金，这是吴毓骧告诉警察的。
所以戴西总是在衡量既不要伤害到丈夫，也不要在丈夫已经交代了的情况下继续掩盖，而伤害到自己，戴西一直装成听不懂中文的样子，因为她实在很需要中文翻译成英文再提问的几十秒钟时间，判断到底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必须说的，当警察们用中文说话的时候，她装作茫然无知的样子，问他们想要知道什么。
这样的情形让我想到她在中西女塾时代的演剧经历，她在校园的长椅上，以一个闺中少女的想象，与人谈爱情的游戏的表情，那张阳光下面假戏真做的笑脸。
警察问："你们家有什么不应该有的东西藏着吗？"
戴西回答："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应该有的。"
警察说："就是那些不合法的东西。"
戴西回答："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法律不允许保留的，你能举个例子吗？"
警察说："就比如像枪这一类的东西。"
戴西明白了。
于是她说："我想我们这里是有一把枪。"
警察问："你知道在哪里？"
戴西说："在花园里，你们想看看吗？"
她给了他们一把铁锹，就是当初吴毓骧用的那一把，陪他们到花园的石头和树边上。
找到枪和一盒子弹以后，戴西为他们做了证词。
这就是照片上的戴西真正的日常生活。要是静姝和中正不问，他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要是他们问起，也永远是跟着戴西，从一个光明的角度去了解那些事，顺便他们也看到了一个永远积极的母亲。她的心是那么不容易被击碎，那样从不缺少爱，是那么顽强。
戴西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父亲的事。她说："你们的父亲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也真的做过错事，比如那些从犹大人手里得到的纸袋。"
他们是从这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公正，这是一种绝不以恶抗恶，真正实事求是的品质。
我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乱世之中，以一颗孩子单纯而宁静的心，体会了许多目睹的可怕故事。我总是想，一个人不能经历大多的艰难和苦楚，就像一张白纸不能老是画错了再擦干净。一张白纸终于会永远擦不干净的，一个人也终于会在苦难中得到一颗怨怼的心。所以，在听着戴西的故事时，我是那样吃惊，童年时代的情形在我眼前飞快地掠过，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奇迹。它是形成在戴西天生的品质中，还是形成在中西女塾那窗明几净的图书馆中，还是在戴西头发默默变白的过程中？
在这时，我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和对人的品质的悲观。我那么高兴地看到终于有一个故事、一个人向我证明，这种孩提时代就形成了的悲观，可以是错误的。我那么高兴地将这个故事说给我的朋友听，把自己说出了一长串眼泪。
像火把沙炼成了金子，把纸烧成了灰，在戴西微微肿胀的笑容里，能看到一种像少女一般纯净的精神，在微弱而尖锐地闪着光。
1961 五十三岁 阳台上的风景
She upheld her own choice, and did not discard it just because it did not bring her the joy and happiness that she expected, she enjoyed and cherished the fun that she got from her choice, and did not evaluate others according to her own gain.
要不是这时候中正正在学照相，天天在家里摆弄旧照相机，我想也许戴西不会留下这张照片的，这时，她的丈夫刚刚去世一星期，她还穿着黑色的小袄，她站在1952年的一个晚上站过的老位置上，那个晚上，她站在这里看丈夫将乔治带来的手枪埋好。
在当时，政府不许私人藏有武器，这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也许戴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好站在老位置上照相，她只是希望利用阳光的光线。然而，她站在老位置上，等着儿子对焦距，于是，就看到了树下的新土，那是警察把枪挖出来时留下的。然后，她就会想到当年那个埋枪的人，现在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
戴西这时的脸，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的一个万宝箱。那是一个木匠师傅为我家做的，用来给我两个着迷做矿石收音机的哥哥装他们的东西：松香，锡条，电子管，电线，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零碎。万宝箱是用没有上漆的木片钉起来的，里面有许多小格子，将盖子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幼儿园里玩的大积木一样。我小时候喜欢幼儿园里的那套玩具，可痛恨去幼儿园，于是常常坐在万宝箱边上幻想。可我明白，它看上去再像一块平白的大积木，里面也还是一只什么都有的万宝箱。
戴西的脸也是这样，她望着阳台下面那空空的新土，在儿子镜头里一派的宁静坚忍，不动声色，却不能让我忘记里面的内容。
应该有一个小格子里，装着惊痛吧？
12日，戴西再次接到从监狱来的通知，丈夫由于心肺系统疾病，在提篮桥上海监狱医院去世。她可以在火化以前，去监狱医院的停尸房最后看丈夫一眼。向他告别。
戴西问，为什么不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让她看他，回答是："一时不知道你在哪里。"
"What a lie！"戴西后来回忆说，那三年里，每个月他们都去第一看守所送东西，戴西一直在外贸系统的农场里劳动改造，一天也不能缺席，中正高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在押而没有大学肯录取他，不得不在家自己补习，戴西为他的每次英文课，付一元五角钱给私人老师。秋天到了的时候，戴西曾专门去要求过，给丈夫送一些平时在家用的平喘药，可看守所没有收，说自有监狱医院会照顾他。
戴西提出要让中正一起去见最后一面。
回答是："儿子可以去，但要保证不在那里哭闹。"
中正说："你放心好了，妈咪，我当然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
于是，戴西带着中正来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在一间小房间里，他们看到了停尸床，戴西非常惊奇地看着那张陌生的窄床，那上面看上去好像是平的一样："那么瘦！"戴西吃惊地想，三年以来，她没有再看到自己的丈夫一眼，她的印象里，还是那个高大的中年人，虽然没有发胖，但是绝不是现在那床上薄薄的一缕。
后来，戴西回忆说："YH的头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他看上去好像是饿死的一样，"
所以，应该还有一个小格子里，装着的是惊惧吧。
在戴西和中正决定去认尸的时候，有人告诉戴西，也许她会不认识那具尸体，也许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她的丈夫。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她就应该检查他的手，一个人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是他的手却终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三十五年过去，有一个黄昏，我去拜访戴西，我们说到了她丈夫死的事，戴西隔着小圆桌子向我伸出她已经变了形的手，说："那次，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人的手是很难改变的。我真的认不出他来了，那是一具大瘦的尸体，于是，我去摸了他的手，那是我熟悉的手，是他的手。所以，我知道那就是他了。不过，后来我也想，我的手不是变形了吗？这说明，人的手实际上是会改变的。如果我和他换一换，他摸我的手，不一定能肯定就是我吧。"
中正果然没有哭，他只是觉得冷。
戴西把自己的手绢盖在丈夫的脸上，就带着中正回家了。她也没有哭。
几天以后，戴西取回了丈夫的骨灰盒和遗物。她一直都很平静地忙着丧事，直到那一天，丈夫的骨灰回家来了，回到桌子上了，戴西伏在那个从火葬场买回来的规格统一的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声："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这就是戴西一一从前因为喜欢他对生活铺张的趣味而嫁给他，因为他是家里的男主人而在他花心的时候将他找回家，因为自尊而从不在他落魄时埋怨他，也不在他失忠时控诉他的女子--最后想要对他说的话。当我知道吴毓骧曾经在外面另有女人相好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对一直清澈的尊严的戴西来说，是怎样大的侮辱。她怎么能不失望，不恼羞，怎么能不恨他。他把能带给她的快乐，都带给她了，也把能带给她的灾难，都带给她了。
这真的让人想起张爱玲和胡兰成。
戴西从来不多说她的丈夫，在回忆录里也极少有关于他的事，更没有一句评论。只是在知道戴西伏在丈夫骨灰盒上说的唯一一句话，才能确定，原来戴西是世界上最懂得吴毓骧的那个人，就是她已经坚决收回了自己付出过的爱情，她也还是那个最能体贴吴毓骧的人，甚至还是最能欣赏吴毓骧对新鲜花样有天然无师自通秉性的人，经过这么多的事，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鉴赏力，也没有否定自己的喜好。
这是一种骄傲，或者说是一种自尊，戴西拥有的。她维护自己选择过了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意想中的快乐与幸福就舍弃它们，她只是欣赏和把玩它们的意趣，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也许，她因为从来不缺什么，所以从来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她只坚持自己的感情。这种骄傲的坚持，在1961年的冬天，戴西迎回丈夫的骨灰时表现了出来，像东西在重力之下，摩擦出的火花。
要是你以为这已经是戴西最黑暗的时刻，那就错了。前面还有更艰难的日子在等着她，在那些日子里，她那骄傲的心，会像火把一样明亮。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那些小格子里，还有许多的体贴、欣赏、受伤、嗒然若丧、骄傲、倔强杂乱地放着，但是，戴西一张阳光下面向前方的脸，那关闭的平静，就将一切都遮起来了。就是为她照相的儿子中正，也不敢说自己真的知道每一件发生在妈妈生活里的事，"她不说。许多事，别人怎么对她使坏的，她从来不说，从来不抱怨。"中正说，这时已经是1998年了，不再有人会报复老年的戴西，家族中的下一代希望能知道戴西到底遇到了什么，可她还是没有多说。
是否在某一个小格子里，还装着像上好的松香一样透明而芳香的、戴西一生保持着的自尊呢？
对一个经历坎坷的妇人来说，对别人为自己感到不公的经历保持沉默，是一个女子极大的自尊。
有过牢狱之灾的人都知道犯人的规矩，当犯人离开监狱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不会带一件东西回家，他们把在监狱里用的东西全都扔了，光身出来，表示再也不要回去。而戴西，则把丈夫留下来的东西全带回了家，他的洋铁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许多年。
1961 五十三岁 平安夜
That day I learned that, after being kicked out from her own house, with method like this she made many St.Petersburg styled cakes, using pots blackened by smoke from her coal ball stove in the slums.
由于从澳大利亚归来，郭家一直保持着在平安夜里全家团聚的传统。郭标在世时，总是他来主持圣诞夜的家族聚会。
那时，在上海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回来了，那么多的圣诞礼物，那么多，从起居室一直堆到客厅里去了。晚餐是地道西式的，有火鸡、梅子布丁和所有餐桌装饰。那是爹爹一年里与全家一起庆祝的一天。孩子们为了圣诞节的礼物是那么高兴。看着他们得到礼物那惊喜的样子，大人们比什么都高兴。
后来，戴西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当时的情形。那是在描写了自己丈夫的死以后，她的回忆突然就转向了平安夜的家庭团聚。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的词语。
郭家的长辈相继去后，每年的平安夜就由戴西来主持了。于是，大家都到吴宅过平安夜。五十年代初，郭家有过一张全家族的合影，尔后，大家族分崩离析，四散到世界各地，再也没这样整齐地聚集在一起过。到了1961年的平安夜，郭家剩下来的人在国际饭店聚餐时，戴西只需要订两张桌子就可以了。从前人声鼎沸的情形已经不再，餐桌前空落落的坐着留下来的人，人人脸上都抹着一点点动荡和惊恐。
那一天，戴西穿着黑色的小袄，整理了花白的头发，去参加郭家的聚会，像从前许多个平安夜一样。实在，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圣诞节前夜，她的丈夫才去世二十三天。
我真的很是惊叹她的坚持。平安夜对在教会学校长大但终生不信教的戴西来说，实在算不上是需要抛开个人情感去坚持的理想。她那天晚上做的，不过是一一起吃顿饭，见见平时不常见面的亲戚，听别人说些家常话。而她自己，在五十岁这种不上不下的年龄，成了寡妇。自己唯一的儿子前途未卜，自己的女儿因为家庭问题，不能随团出国演出，在全团出国演出时，她就放自己的长假回家来。而自己对一家人的命运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她还是为了那一天的团聚，端端正正地去了，吃了饭，还照了相。当时的亲戚们井没有真正意识到戴西的变化，他们日后回忆起来时，只是说，老太太这个人很不容易，看不出来她有太大变化，仍旧很活跃，对大部分没敢去参加她家丧事的亲戚，没有表现出任何抱怨。
不过，留在照片上的戴西，丧夫之痛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还有农场劳动留下的劳累，受人歧视迫击的警觉与不安，陷入困境里的受伤小兽的默然，还有在无法抗拒的失去中的悻悻然以及掩饰。戴西在一桌子风韵犹存的亲戚中，独自奇怪地侧昂着头，像是一个对镜头过敏的女子，生怕自己照不好相，心里紧张着，希望着，可就是会在集体照相的最后一分钟做出奇怪的动作，让自己成了照片中最扎眼的那个人。
以后的岁月更加险恶，她已经不能到国际饭店去过平安夜了，饭店里也不再置办圣诞大餐。渐渐，可以在一起过圣诞的，只剩下波丽和戴西两家人，戴西已经家徒四壁，于是他们在波丽家吃饭，而戴西只要为大家做一只圣诞蛋糕就可以了。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波丽去世。
波丽去世以后，因为对过去时光的缅怀，我邀请杰弗利和爱拉与我和媚（被中正留在上海的女儿）一起吃圣诞餐。蓝村餐馆的菜单不错，可倒霉的是杰弗利突然感冒，没有来成。第二年，杰弗利也离去了，我请了爱拉来吃饭。最后，当媚也去美国以后，我就再也不过平安夜了。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仔细地记录着她一生中的圣诞节之夜，这几乎是描写丈夫去世情形的十倍之多。
而当时还是一个不开心的小姑娘的媚日后回忆起来，她觉得那些晚餐是她在上海留下来的最好的记忆之一："我们去餐馆，坐下来，奶奶开始教我怎么吃饭，怎么拿菜，她总是那么美，那么精致，就是在那时，也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包括餐馆里的服务生，他们总以为奶奶是外国人。而当时要是有人以为你是外国人，就是对你最高的评价。"而在此以前，戴西已经留下了三十多本照相册了，还没有过这样的神情。有人形容过这样的神情，就像有人刚刚在这脸上踩了一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