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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

_4 陈丹燕(当代)
1990.4 八十一岁 童年时代的咒语
  Now she has come back alone, smilling in the sunshine that once upon a time shone on her. She will never again wear that skirt trimmed with white laces, and her shoes will never again be in such a clean state that one cannot tell the sole from the vamp. Her face lights up with deep smile, which is typical for the elderly.
  奇迹般的,戴西在澳大利亚度过她八十一岁的生日,而且把这一天留在了照片上。所以我们能看到,澳大利亚那些高高的树,在阳光和大风里没有落下多少叶子,而且还在南半球的秋天里,满树开着小小的结实的黄花。那里的雏菊也井没有全部凋谢,戴西在花店里看到了许多,那是她的花,她的朴素而但白脑花。这是大洋洲无数秋天中的一个,戴西实现了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的梦想,回到澳大利亚她的出生地去看一看。
  八十年代,戴西去了美国看自己的亲人,去了新加坡看自己丈夫家族的亲人,这都比不上回到澳大利亚,去看自己离开时的老房子,悉尼科罗顿街2号,一栋八十年前在用煤气灯的老房子。戴西是不是还能如愿找到它,我不知道,她没有说过。要是房子已经不在了,她一定不会觉得奇怪,她自己也早已不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了,她离开这里时,曾对小朋友解释说,爹爹要带着全家到一个叫"上海"的中国餐馆吃饭。现在,她早已经知道,"上海"这个当时遥远的单词,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她才知道这晴朗的干净的地方,真正是她一生中的乐园。
  从前,在老房子里,郭家有两匹马,大哥哥里昂照料它们,可以得到两个便士。后来由沃利照料那两匹马,他不像里昂那样细心照顾马,总是差比他小的戴西去喂马吃草,为了让戴西听话,沃利答应要分一个便士给她。戴西很起劲地干完了活,去问沃利要自己挣来的那一便士,沃利叫她把手摊开,戴西就摊开手准备接钱,可沃利把一便士放在她的手里,然后乘戴西张着手的时候,又马上把它抢去。他说:"我是说要给你一便士,可我没说那一便士你可以收着!"
  经历了爱情和对爱情的失望,经历了为一个风流男子的妻子、为一双曾经十全十美的孩子的母亲,经历了独自度过的难产之日夜,经历了在陌生的监狱停尸房向自己丈夫不能相认的尸体走去的下午,经历了在江南薄淡的阳光下目睹一窝小老鼠在劳改资本家的棍棒下的惨死,经历了一个富家女子在大时代中动荡起伏的漫长人生,戴西现在再也不会为沃利生气了,她回忆起这些,会觉得生命之初的美好与单纯,在八个孩子里,她和沃利是最好的手足。
  她现在独自一人回来,她在从前照耀过她的阳光里笑着。她再也没有穿那白色蕾丝的裙子,她的鞋子再也不会因为没有走路而干净得不用分鞋底和鞋面。甚至她脸上不再是八十年以前的安详和孩子的庄严。她的脸被老人深潭流云般的笑容轻轻掩着。
  我相信她和家乡那些笑容淳朴的人在一起旅行的时候,会说到自己的童年,说到怎么在悉尼的幼儿园里学做白脱油的事,她在回到美国继续写作课的时候,还把这故事写了下来。
  一天早上,老师给我们看了一瓶牛奶。"我们来做白脱油吧,"她说。于是我们都很热烈地看着她。她把牛奶瓶交给第一个孩子,说:"你用力摇一分钟,然后传给你边上的同学。"
  这样,每个孩子在传到那瓶牛奶的时候都用力摇了一分钟,然后再接着往下传。不一会儿,我们都注意到,有零零星星的白脱油粘在瓶子边上来了。
  "接着摇。"老师说。
  这时下课铃响了。
  "想要出去玩的,可以出去了。想要接着摇白脱油的,就留下来接着干。"老师吩咐说。
  我的两个小朋友过来对我轻声说:"出去玩完昨天的跳房子吧。"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能交到朋友不容易,我很高兴她们对我好,所以我马上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出去玩跳房子了。
  当铃声再响,我们三个人回到教室里,发现我们的椅子被放到了一边,别的孩子围在一起接着摇他们的白脱油,而老师告诉我们三个人,就自己坐在椅子上。
  他们看着手中瓶子里的白脱油越来越大,高兴得不得了,当老师宣布白脱油已经做好了的时候,他们都微笑了。然后,老师发给他们每人一小片面包,然后在面包上涂上刚刚做好的白脱油。我们三个人什么也没有。
  "这是为了惩罚你们不在这里做白脱油,而是出去玩。"老师解释说。对我而言,它等于什么也没解释。是老师让我们选择的,可我们为了自己的选择而得到惩罚。
  要是戴西那一次真的还找到了在科莱斯脱街上的幼儿园教室,站在她曾经被排除在小朋友之外的教室里,她会想到更多的吗?
  也许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找。因为这一次她也不光是为了怀旧回来,这一年,中正将要完成他的博士课程,戴西希望能帮中正在澳大利亚找到工作。但是她没有如愿。这一次她取得了澳大利亚护照,但从未对人说起。从这一年以后,她是以一个侨民的身份生活在上海。
  中正最后留在了美国。
  戴西显然最低限度,不想让中正再回到中国。
  然而,她自己回到了中国。
  这总是每个知道她经历的人最疑惑的问题,为什么戴西还要回到中国呢?
  戴西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曾有一个中学请她去与学英文的学生座谈,当时,也有学生问到她,她说:"因为我是中国人,这里是我的家。"
  戴西从澳大利亚回国后,又有人间她,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她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上海,我不能离开我的生活,所有我熟悉的,我的医生,我的理发师傅,我的床。"
  戴西最后一次从美国回来,因为医生认为她有中风预兆,所以她决定不再去美国,也不再去澳大利亚。我问她,她说:"我没有钱在澳大利亚生活下去,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她简短地说完以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1996 八十八岁 戴西与松林
  Songlin said that it depended upon the individual person, not upon the class that the person belonged to. A former maid always used to bad-mouth him in front of the mistress, even accusing him of breaking dishes so that he would be reprimanded. In the end, it was that maid who stole U.S. dollars from mistress.
  在家庭发生变故以前,戴西家一直有好几个佣人。从江南乡下出来的松林,就是在吴家做茶房的。他在吴家的工作,是跑腿,陪静姝上芭蕾舞课,陪中正玩。解放以后,年轻的松林离开吴家,去厂里当工人。他有时在休息天,还去吴家看看。
  后来,松林回了自己老家,与吴家断了往来。
  1976年以后,松林又回到了上海原来的工厂里工作,他就又去吴家花园找原来的东家,然后发现戴西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花了好几个星期天,他从亭子间找到戴西现在住的地方,问到里委会去,请人查户口登记,他只说自己是远房亲戚,从乡下来。
  最后松林找到戴西的时候,主仆二人在昏暗的门道里高兴得大叫起来。
  松林从此常常又在休息天去戴西家里,帮她收拾家,换季的时候帮她去拿席子,放被子,装电风扇,做些重活。这时他已是一个退休工人了,不再会毛手毛脚,打烂戴西家的细瓷碗了。
  等戴西更老了一些的时候,到银行去取钱,都等到松林来了一起去,松林总是先出门叫好出租车,看到有可疑的人,就将自己挡在那人与戴西之间。"就像以前的保镖一样。"后来松林说。
  开始时,戴西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她觉得奇怪了。松林从前称呼自己"少奶",现在他不再这样称呼,可他一直没想出合适的称呼,他并不敢叫戴西郭老师,因为他觉得自己没当过学生,不能叫老师。于是,他就几事走到戴西面前才问,免了称呼。这时,松林再也没要戴西的工资。"我就是去帮帮她的,她老了,孩子都不在,她从前和我没什么矛盾,大家一直好来好去。"松林说。
  这时,原来戴西家的厨子,一直跟着戴西家,直到"文化大革命"吴家被扫地出门才离开,也随着政治形势松动,找到了戴西,当年,中正回家来弹琴,让和警察在楼上的妈妈知道自己回来了,就是他从厨房里急跑出来,怕中正做错了事,要把他从琴凳上拉下来。厨子烧得一手福州菜,是戴西最喜欢的。于是他每个星期来戴西家一次,为她烧一天的菜。直到有一天,已经老了的独身的厨子在街上被车撞断了股骨,瘫痪在床上。
  戴西带着自己烤的蛋糕,找到厨子的家,她对厨子说,从前他在吴家的时候,吴家就说过要为他养老,就像从前那些长年在郭家干活的仆人。现在,她要照顾他的余生了,她会为他付医院的钱,会找一个护工来照顾他。她给了厨子一张存折,那是给他的钱。可是厨子不久就在床上自杀了。
  直到戴西临去世的时候,还说到她家的厨子,像谈到一个家里人。
  到郭家老司机的后代想要学英文到英国留学时,他回来找了戴西,成为戴西的学生。到了春节,他们家一大家人,请戴西去一起吃团圆饭。老老小小坐了一大桌,大碗大碗的白斩鸡和松鼠黄鱼,他们在一起吃了饭,照了相,戴西和这家的老人们一起坐在上座。
  而松林就这样一直照顾戴西,有时戴西的外国朋友请吃饭,也把松林一起请去。直到她最后的日子里,他住进戴西放箱笼的小房间里,照顾她,直到戴西去世。因为松林来了,一直在上海守着戴西的静姝才放心回北京去。
  就是这一天,戴西想吃外面卖的小馄饨,可松林不肯去买,他要自己剁干净的肉馅,给戴西做小馄饨。戴西犟不过他,说:"松林,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少奶了啊!"但松林置若罔闻。他剁了馅,买了薄皮,包好了。可戴西没有来得及吃。
  "去世的时候,她一定是难过的,因为我为她洗脸的时候,擦到了她的眼泪。"松林说。
  葬礼上,松林也送了一个鲜花的花圈,这一次他再也不能没有称呼了,他称呼戴西为"老伯母"。
  葬礼以后,郭家留在上海的亲戚在一起吃了一顿"豆腐饭",松林在席间招呼客人,照顾穿了黑色丧服的静姝和中正,静姝说,就像从前他管着他们姐弟一样。席间,大家都敬了松林酒,女人们为松林布了菜,感谢他照顾戴西:"辛苦,松林。"大家这么说。还说,"没有松林,不知道怎么办。"
  我问松林,他觉得戴西和他是不是两个阶级的呢?
  松林说,这是看人的,不是看阶级分的。像从前的女佣人,在少奶面前一直告他的状,打碎了碗也要去告诉,最好让主人罚他。可这样的人最后要偷东家的美金,要是说起来,她也是无产阶级呢。"我和少奶,大家好来好去,没有什么别的。"松林说。
  中正带着戴西的遗像和遗物回美国以前,对松林说:"我会照顾你的晚年的。"
1998 九十岁 上帝这次看见她了,成全她了
  I talked about the analogy to the cracked walnut, mentioned the aesthetic life, which was painful for a gentle female. She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said:"If life really wanted to bestow something upon me. I would just accept it."
  9月24日下午,为了归还戴西传记所用的最后二十六张照片,也为了祝贺戴西从医院康复,更是为了在写作之前最后向戴西问一些细节,我带着玫瑰来到戴西的家。那条湖南路上长长的,绿树覆盖着的弄堂。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寂静无声,我看见一只瘦小的麻雀在地上跳着走路。漫长而酷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从绿叶的缝隙里望过去,三楼上,戴西房间的窗子大开着,她没有用空调,这会给她那已经用了九十年的肺带去更多的氧气,当时我以为她的肺和心脏真的洽好了。
  她在等我,新烫了整齐的头发,雪白的卷发轻轻环绕着她的脸,她化了妆,这是她对客人的礼貌。她夏天生病以后,我第二次看到她。第一次我贸然去医院,她并不喜欢人看到她躺在床上的样子,所以我静候她回家的那一天。她的病房杂乱老旧,绿色的墙壁上好像有许多陈年污渍,上海有些老人熬不住酷暑,纷纷住进医院。她病房外面的走廊上,就有一个老妇人的加床,那老妇人满面可怕的病容,让我不敢看她。而她生怕别人看到她躺下的样子。
  看到我去了,她做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摸了摸脸,说:"我多难看啊。"其实她并没有让人觉得可怕,只是看上去虚弱了,在窄小的病床上,也只有小小的一团。
  那是间公共病房,所以她一直盼着回家,她可以有私人空间。
  屋里非常凉爽,她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靠近大红卧榻。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曾来看她,她就是坐在这里,告诉我最冷的时候她抱着家里的取暖器取暖,直到晚上脱衣上床,才发现身上的毛衣毛裤都被取暖器上的石英管烤焦了。那是对老人非常危险的事,我那时劝她开空调,可她说,热空气总是向上的,所以就是开了热风,它们也会集中到天花板上去,没有用处,只有浪费电。
  我说:"你快不要省电了,你的孩子听到你在上海这样过冬,心里一定会难过的。"
  她没听清我说的话,很严肃地接口说:"不,我不要我的孩子来照顾我。是有人说,我的孩子在美国,一定要养我,照顾我,我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孩子和我之间,没有一定要什么什么的。他们并不应该要照顾我,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要是他们想来照顾我,这是因为他们的爱,而不是他们的责任。我从来不要我孩子的钱。"
  这是真的,我知道。
  所以我看到她穿着薄薄的衣服,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为她高兴起来。我说:"你看上去真好。"
  她也笑了,笑着说:"就是我一点东西也不要吃,没有胃口。"
  我以为她是大病初愈的虚弱,所以说,下次等她恢复了一些,我陪她去红房子吃牛尾汤,那是会长力气的食物,还可以陪她去一个同性恋者的酒吧。那是夏天时我准备去的地方,她知道了,也要跟着去。当时我很惊奇,惊奇得大笑起来,我说:"你一进去,大家都会很奇怪的,你去这样的地方!"
  她也笑起来,但是反驳我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我连Hard Rock都去过,我就是对没去过的地方有好奇心。"
  这是真的,我知道。我还知道她在路上走,不让人扶,上车下车,也不让人抉,她讨厌别人照顾自己。自助才能让她真正高兴。她的脾气四周的人都知道,有新认识她的人和戴西一起出去吃饭,就会有熟悉她的人在上台阶的时候先告诫:"不要扶老太太,不要扶,让她自己来。"
  后来静姝在葬礼上哭了,我才知道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她自己上楼梯,走上三楼,连静姝想要扶一扶她,她都不要,几天以后,她就因为衰竭而去世。
  这一天我们工作的主题,是要请她解释这二十六张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照片。在漫长的艰作日子里,她在照片上仍旧高高扬着下巴,直视的眼睛里总是可以看到仁爱和勇敢。
  她坐在靠窗她的老位置上,那天她说的话,像平时一样多,说到她的回忆录,说到她想要继续写下去的故事,说到她的计划,等传记的清样出来以后,我将请她看清样,说到她到北京过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联系。她说她喜欢上海,觉得这里有她的生活。翻看照片的时候,她点着一张正在为学生录音的照片说,这是她最喜欢的照片,要是她去世,她愿意用这张照片做她的遗像,因为这张照片证明了她在工作。
  是的,直到这个夏天开始时,她还送走了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学生,是她家司机的后代。
  她到24日那一天,还对我说准备通知学生她回家来了。她可以说是真正工作到去世,而且以自己还在工作自豪的老人。所以,在三天以后,她的这张照片被放大,成为葬礼上的照片。
  那天,我们谈到我要写的故事。我一直想问她面对自己生活中如此多的坎坷,心里是否有怨慰。我在1996年认识她,开始采访,从没听到过她的抱怨,静姝和中正也没有听到过。她周围的人,其实没人真正知道她内心到底藏着对自己一生怎样的评价。有一天我们几乎已经接近了,我说到那个关于敲开的胡桃的比喻,被强力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以后可以散发出来的芳香,说到审美的人生,对一个温良女子来说的痛苦。她望着我,然后说:"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她从不用"是"和"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
  到9月24日这一天,我还是想问。
  时间很快地过去,两个小时以后,我想要结束谈话,可最后的问题仍旧没有问。我说:"下一次,我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你的生活是否真的没有怨言。"
  她站在椅子前,她说:"在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学校请我去做英文的演讲,南洋中学有一个女学生问我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我回答她说:'我是中国人。'"
  在黄昏中,她的白发在房间四周的暮色中闪着光,我看不清她的眼睛,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在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我问中正,也问了静姝,他们想了想,回答我说:"要是她这样说,就是她在回答你。"
  与静姝姐弟分手,我没有回家,而和我丈夫去拜访我们从前大学时代的同学,他从美国回来,从前在纽约的大部会博物馆研究中国金石。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我们希望能给戴西的葬礼写一副挽联。我们三个人围着微微发臭的中国墨汁而坐,坐了很久,最后决定了挽联: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
  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在那一刻,我确认了关于戴西故事的新书的名字。
  在最后一天,我们说了再见,她送我到楼梯口,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在她轻轻向我摆手的时候,我再一次想到第一次我看见她,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她走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几个年轻的女子觉得自己是几个鲁莽的男人。直到最后一天,她仍旧很优雅,这是她真正至死不肯丢弃的。
  过了一整天,第二个黄昏,就是她辞世的时刻。她到底没有说出对自己一生的怨言,也许这是她想要保持的精神。
  最后的黄昏,戴西自己去上了厕所,自己走回到床边,躺下,几分钟以后,她开始呼吸困难,然后,很快地离开。戴西实现了自己一生独立,不要别人照顾的理想,得以安详、干净、体面地谢世。在这个平常的初秋黄昏,上帝终于看见她了,听到她了,成全她了。
  在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以后,戴西轻声说:"我怎么这么累啊。"

  当我写完这本书,为它打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是一个深夜,比我预计的时间要早,
  原先我以为会写到黎明。在终于安静下来了的、夜空发红的上海的深夜,我的心里,在戴西的故事被写作拿开以后。呈现出来的,是对许多人的谢意,这本书真的不同于我曾写过的那些小说,要是没有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没有冥冥中的缘分的帮助,我以为自己写不了。
  首先当然是戴西,与戴西两年的交往,平淡但亲切,在等女儿上完琴课的时候,上戴西的房间里去聊天,她雪白的头发像一朵云一样浮动在窗台前。她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老夫人,她让我想念。
  还有她的孩子静妹和中正,静妹对整本书做了仔细的核对,中正从美国带回来了书中绝大部分照片,静妹使这本书尽可能的准确,中正使这本书有了重要的照片的基础。还有他们的回忆、眼泪与自豪。
  在这本书的写作准备阶段,我真的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为我准备照片和翻拍照片的莫束钧,是最早听到完整的故事,看到最初的全部照片的人,是他蹲在翻拍机前望着镜头里的旧照片,说出了自己的感想:"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技玉叶。"就是在那一刻,我获得了这个词,后来,它成为书名的重要部分,也是他在下班以后,到印刷厂的电脑里去一一修补旧照片的不足,最早的照片,已是八十多年前的了。每一次都是他傍晚时将照片和底片送来我家楼下,像一个送;决递的人一样,小心地把大信封从横挂在胸前的大书包里取出来,说:"完好无缺。你不必失去你的命。"因为我对他说过,要是这些照片出了差错,等于我的命出了差错了。
  每次我称谢,他会说:"就算我也为老太太做了点什么。"
  所有接触到戴西故事和她的相片的人,都向我伸出帮助的手,照相店里印相片的伙计,图书馆里做彩色复印的女孩,综合阅览室和地方文献阅览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上海史的研究者,知道我在写书的朋友们,甚至计程车司机,葬礼那天我抱着花赶计程车,司机是个满脸烟色的中年人,将我和花飞一样送到医学院路,然后说,他从来没敢开过这么快的车。是因为戴西这个人这个故事,触动了这些与她偶遇的人。
  能写下戴西的故事,是我的幸运。
  3月的星期天,是我写完以后的一个阴天,我又去了戴西生前住的那条大弄堂,这是我从秋天以后,第一次回到这里,许多的绿树,路边开着白色的桃花,我这才意识到这一季的冬天已经在写作中过去了。沿着树和花慢慢走下去,就看到绿色的铁门,那是戴西家的大门,只是走上去,再也看不到她了。
  但这个冬天,我天天都和她的故事,她的一生在一起。我学习她的仁慈和坚强,通过每一天的写作。但愿我学到了一些,但愿我在自己生活的小风浪中证明我的所学。在戴西家的弄堂里看了三楼绿色的窗,看了绿色的大铁门,看了安静的树,黑色的细竹篱笆和小小的瘦瘦的白桃花,心里觉得很安慰,就像明白戴西现在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好好地愉快地生活着的那种安心。仿佛就看见了戴西那里也开着小小的瘦瘦的桃花。
  谢谢戴西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与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我在1996年遇见戴西,在1998年决心要为戴西写一本书,在戴西的葬礼上,我曾说,希望她能在我的书里得到永生,现在,我热切地希望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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