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蔡苇香眼里，那个中午一定是猩红色的。她是揣着怎样的心态：是好奇？还有胆怯？她大约想探寻一点什么。可她看到血了么？一滴一滴的鲜血引着她向苇荡深处走去。苇荡太大了，太深了，一丛一丛的芦苇，一条条蜿蜒的小路……哪一条是春才走出来的呢？
　　在那样一个中午，春才一定是在苇荡里站了很久很久。太阳当头照着，苇荡里一片静寂，有虫儿在呢喃，当他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他心里都想了些什么呢……一道红色的血线就那样飞出去了，很决绝。
　　也许，一句歇后语的诞生，给了蔡苇香天崩地裂般的记忆。不知道小小年纪的蔡苇香在河坡里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受了什么样的刺激？按村人的说法，她后来“匪”了。这个“匪”字，在村人眼里，是“叛逆”和“暴徒”的意思，是超出日常生活规范的非常规行为。
　　我只知道，人们在接受经验或教训时，思维是反向的，往往矫枉过正。以至于多年之后，她能卖出一盆价值七十万的汗血石榴。
　　那么，一个秘密与另一个秘密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也许，那一眼，也是很要命的。
　　仅仅当了三个月的赤脚医生，蔡苇秀的胸脯就挺起来了。当她挎着那个小药箱走向田野的时候，她脚下的黑面带襻的布鞋是有弹性的，就像安装了弹簧一样。身上的枣花布衫迎风飘动着，似也有了与村人不一般的味道。一个带有红十字的小药箱，就好像垫高了一个乡村姑娘的身份，成全了她的虚荣心。在一些刮风的日子里，她还会着意戴上县里培训班发的白帽子、白口罩，背着药箱，一弹一弹地走在田埂上。按村里人的说法，这就更有些“狗啃麦苗”的意思了。
　　那时候十八岁的蔡苇秀，虽然每日里背着个药箱在村里晃来晃去，可她毕竟是支书的女儿，没结婚的小伙子是没人敢打俏皮的。村里的小伙子们只是远远地望着她，就像是看天边的云彩一样。春才呢，本来就是个不爱说话的闷葫芦，所以，最初，两人之间自然不会有什么瓜葛。
　　可是，有一天，春才的手被篾刀割破了。春才的篾刀是用钢条特制的，十分锋利，伤口割得很深，那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先是有了女人们的惊呼声，而后就有人说：秀呢．快叫苇秀！
　　刚好蔡苇秀挎着个药箱走到场边上，听到喊声就赶过来了。春三月，她还戴着一个大口罩，显得人很秀气。她蹲在春才面前，打开药箱，从里边拿出红汞、碘酒和一小卷纱布，什么话也没说，就给他包扎起来。包了之后，蔡苇秀看了春才一眼，春才也看了她一眼，两人都没说什么。可据蔡苇香后来说，两人是说了话的。当着那么多人，两人是用眼睛说话的。蔡苇秀：疼么？春才：不疼。蔡苇秀：别沾水。春才：嗯。蔡苇秀临站起时，眼睫毛眨了一下，她看见春才的棉袄上少了一个扣儿。
　　后来，那个蓝扣子是蔡苇香给春才送去的。蔡苇香来到春才家，站在门前说：春才哥，扣，给你个扣儿。春才怔了一下：扣？蔡苇香说：扣。我姐让给的。而后，她放下那扣子，就扭头跑了。
　　—个扣子，又能说明什么呢？
　　一个扣儿是一种态度？一个扣儿是一种暗示？这没人知道。
　　在此后的日子里，两人仍然没有说过话。只见蔡苇秀时常拉着苇香在村口站着，往远处的苇荡望去。若是跟春才碰上了，两人互相看一眼，也不说什么。这就像是猜谜，两人眼里似都有话要说，可谁也没有说。像是你在等我开口，我也在等你开口，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等着。
　　或许，是那个带有红十字的小药箱垫高了蔡苇秀的虚荣心。如果不是那个小药箱．蔡苇秀也就是个乡间的柴火妞，她就不会像城里人那样的“矜持”，那样的“狗啃麦苗”，她一定会转到麦垛的后边，把要说的、想说的话说出来。正是那个小药箱使她平添了更多的傲气，那个药箱成了一种身份的写照，所以她必须“矜持”。那时候，在村人的心里，“矜持”是属于城里人的。她在城里培训了三个月呢！
　　也许，她娘吴玉花根据自己婚姻的不幸，给了女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那告诫一次、两次、三次……经过一些时间后，说不定就起了作用了。
　　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许蔡苇秀的“窗户”一直开着呢，半掩半开，似掩似开，欲掩欲开……在田野里，在场院里，在收席点，在芦苇荡里……那“窗户”一直开着，用“矜持”作伪装。我猜。
　　也许，对面的“窗户”也开着呢。“窗户”里放了很多声音，也只是放着，而后一篾一篾的，用手织在席上……
　　一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桃花开了，杏花开了，梨花也开了，草开始往疯处长了……
　　夏天来了，风热了，花谢了，麦子就要熟了，“窗户”仍然开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默默的。这就像是一种相互间的折磨，是无声的锯，锯得让人心焦。
　　后来就有人上门给蔡苇秀提亲了。也正是那个挎在她身上的带有红十字的药箱，陡然提高了蔡苇秀的身价。提亲的外村人提着点心匣子一趟一趟地往老姑父家跑，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像赶会一样。吴玉花每次送客的时候，声音高高的、亮亮的，说：人不错。多懂事呀。不找个像样的城里人，妞是不会嫁的……这些春才都看在眼里，可他仍然没有说话。也许他更不好说什么了。
　　或许，是村庄里的声音刺激了他？
　　在童年里，我一向认为，“老扁”（蚂蚱的一种）的叫声是绿色的，“铁头”（蚂蚱的一种）的叫声是锈色的，而“大牙”（蚂蚱的一种）的叫声偏黄，有点下流的小黄。火红的是“知了”，油色的是“蛐蛐”。还有驴，驴的叫声极为嘹亮，就像是号角，伴随着尿气，大黄。老牛的叫声是蓝色，悠长，宽厚，绕着谷垛，带着余音儿。村里的狗也能叫出两种颜色，一种是血红，有敌意的，龇着牙，暴烈，带有警告性质的；另一种是酒红，含有醉意，像酒一样浓，后味和缓，就像是隔着柴门的乡叙或是老友间的问候。至于那些不知名儿或是说不清名儿的虫儿们，在夜深的时候，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像是五颜六色的合唱了，唱着有翅膀的歌。
　　那时候，在无梁村的一些夜晚，每到夜半时分，夜空中总是会突然响起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一声一声地呻吟着，先是连声的“呀……”而后就“嗷”，听上去尖厉刺耳，“呀”声不绝，就像是心上扎了根刺！
　　后来人们知道了，那是兔子家女人在叫床。
　　兔子家女人是从南方带回来的。兔子在南方当过三年兵，复员后带回了—个女人。这女子看上去眉眼还周正，两眼大大的，就是黑，又黑又瘦。最初人们都叫她南蛮子。按兔子的说法，两人是部队拉练时认识的，她蹲在路边卖榴莲，他多给了她五毛钱……而后她非要跟他。还有的说，这女子是个“二不豆子”（那时候，在无梁，凡是只会说实话的人，被统称为“二不豆子”，即半生不熟），脑子不扭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都发现，这女子果然是脑子不够数，傻乎乎的。问她什么，就说什么，只会说实话，不会应酬，脑子有问题。总之，她跟兔子成了亲之后，村里的夜晚就不太安生了。后来，村里人就给她起了个绰号：一呀。
　　白日里，女人们时常逗她，说：一呀，你家杀猪呢？
　　她说：没得。
　　国胜家女人说：你家床腿换了么？
　　她说：没得。
　　海林家女人说：你是蛐蛐托生的？
　　她说：没得。
　　保祥家女人问她：夜里，你那样嚷嚷，好么？
　　她拍着手说：很好。很好。很好。
　　众人都笑了。海林家女人说：你傻呀。哪有这样说的？
　　海林家女人还出主意说：你实在忍不住，嘴里咬块手巾。
　　她摇摇头，仍然说：没得。不好。
　　众人又笑了。
　　一呀刚来的时候，她不知道村里人在说什么，村里人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时常是你说你的，她说她的……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互相猜出了些意思。这才知道她也算是少数民族，可以生两个孩子的，于是就接连生了两个娃。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小个女子，黑得像炭花一样，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动静，竟然还会生出两个白白净净的娃儿。人们只好说她是命好。不过，那夜里的叫声仍然是很刺耳的。
　　春才家离兔子家最近，前后院住着，窗户对着窗户，也就十多米的距离，每当那刺耳的叫声响起时，春才在干什么，他又会怎么想，这没人知道。倒是春才的娘，一天早晨，当母鸡抱窝的时候，手里拿把笤帚，站在院里骂过两次，说：我叫你叫，瞎叫个啥？那是人声么？浪茬茬的！
　　有一段时间，一呀非缠着春才要跟他学编席。可春才娘死活不让她进门，话说得很难听。一呀没有办法，就到收席点去缠春才，可一呀的南方话春才一句也听不清，再加上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净打岔，让春才觉得很别扭。每每验完了席，他扭身就走。一呀就跟着他，一路走一路跟，还时不时地拽着春才的衣裳角，屁股一扭一扭的，大声喊着：春哥哥，春哥哥，你睡（说），你睡（说），给睡睡（说说）有啥子么……惹得一村人笑！
　　每当这时候，春才就红着脸，大步逃开去。有两次被兔子撞见了，兔子急忙蹿出来，拽住一呀就往家走，硬把她拽回家去了。有一次，两人还关上门打了一架……后来，一呀再也不提学编席的事了。
　　夜里，一呀照旧。
　　早上起来，碰上兔子的时候，别的男人都会跟兔子开玩笑，说：兔子，看你瘦的。兔子，床腿又断了吧？只有春才不跟他开玩笑。倒是兔子有些不好意思了，见了春才，说：才，那个啥……春才说：啥？兔子说：也没啥。就是……春才又说：啥？你说。兔子说：那啥，那蠢娘们，你多包涵吧。春才不问了，什么也不说，扭头就走。
　　这年夏天，要割麦的时候，村里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连派出所的人都来了，说是要破案，弄得一村人都很紧张。
　　那是案件么？
　　等过了很多日子之后，我这样想：那不是案件，那是饥渴。
　　这是一个很蹊跷的案子。一天夜里，老姑父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公社开会回来，看见他家房后一个窗户边上竖着一根黑糊糊的木头桩子。他不记得他家后墙那里放有木料，一天不在家，谁伐树了么？他已经走过去了，却仍然有些疑惑，就退回来，相隔也就二十几米远的距离，他大声咳嗽了一声……就是这一声咳嗽，惊了那“木头”！靠着窗户的“木头”居然动了，只听一串咚咚咚的脚步声。那真的不是木头，是—个人！
　　老姑父大声吆喝着：站住！可人早跑得没影儿了。
　　进了院子，老姑父才发现，二女儿蔡苇秀在屋里洗澡呢。是有人在偷看女儿洗澡。当晚，吴玉花站在院子里跳着骂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老姑父发现，在他家后院的菜地里，有一行脚印。那脚印慌不择路，仓皇地穿过菜地，一印深一印浅，一直通向后街……那菜地是头一天刚浇过的，地是湿的，所以那脚印特别醒目：一行大脚印，分明是男人的。
　　老姑父当即叫来了治保主任，治保主任慌慌地跑了趟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用尺子量了那脚印，而后就说要一个队一个队查，一家一家地查……当时，我也跟着村人跑去看了。菜地里，那脚印很大，在湿地上一窝一窝印着，按现在的尺寸换算，至少是四十二码以上。
　　村里的女人们议论纷纷，也有好事的女人慌忙把自家男人的鞋拿出来比比。也有人高喊：抓住把鸡巴给他割了！村子里乱哄哄的。人们都去看派出所所长老黑的脸，他的脸黑风风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无梁村一共有十个生产队，一家一家查是很慢的，仅查了三个队，就有七双鞋被派出所的人拿去了，说是要“比对”。一时又人心惶惶。那些鞋子被搜去了的汉子们，一个个大喊冤枉，指天喊地地赌咒发誓，没有—个人承认。
　　这一天，赤脚医生蔡苇秀没有出门。她一直在屋里躲着，好像是也没脸出门了，很羞愧的样子，连中午饭都是她妹妹蔡苇香给端过去的。
　　这天下午，忽然又有消息传来，说是公社派出所所长老黑去市公安局刑侦队借警犬去了。只要那狼狗一牵来，到时候，闻到谁是谁。那狗鼻子灵着呢，光闻闻那脚印，就能闻出人的气味来！等着吧。
　　而后，治保主任叉着腰，在村里一遍一遍地大声吆喝：招了吧。要招赶快招，还有个解救。老蔡说了，村里解决，就不送你去派出所了。若是不招，等“哈顿”来了，咬你个卵子！
　　有人问他：“哈顿”是谁？
　　他得意洋洋地说：就是县上那狗。
　　就此，村里人都知道“哈顿”就要来了，案子马上就要破了……人们还听说，“哈顿”是洋狗，英国种的。一听说英国种的“哈顿”要来，连村里的柴狗们都显出了羞隗不安的样子。这一天，无论大人孩子见了狗就踢。狗们大都溜着墙走，还时常冷不丁地被搜去了鞋的汉子们跺上一脚，夹着尾巴“呜呜”叫着，仓皇地躲开。狗们很委屈，平日里连个名儿都没有，谁叫了就一声“嗷，过来”，那是让它们吃屎的。有名的也不过大黑、二黑、三灰子，怎么能跟英国种的“哈顿”比呢？
　　“哈顿”可是顿顿吃肉的警犬哪！
　　一村人都惶惶地，等着“哈顿”，尤其是村里的男人们，—个个都灰头土脸地听着女人们的詈骂。女人们却异常的兴奋和不安，一群一群地站在村街上议论着，到底是谁呢？是哪龟孙呢？若是自家的男人，这日子还怎么过？是啊，“哈顿”就要来了。“哈顿”一来，案子就破了……一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哈顿”也没来。据说，“哈顿”有更重要的案子要破，来不了了。
　　到了傍晚时分，老姑父站在村街里，突然郑重宣布说：算了，算了。焦麦炸豆的时候，都下地去吧。
　　治保主任说：案子不破了？
　　老姑父沉着脸说：嚷嚷得外村都知道了，啥体面事？丢人不丢人？别再查了，算了。
　　治保主任说：那，证据呢？
　　老姑父说：啥证据？
　　治保主任说：就那鞋。收上来的鞋，还在大队部呢。
　　老姑父一摆手说：臭烘烘的，退了，退了。
　　就此，一个眼看就要侦破的案件就这么半途而废了……
　　可治保主任不甘心，仍对人们说：这叫外松内紧。等“哈顿”忙过这一阵儿，派出所还是要查的。
　　那一天傍晚，在收席点的仓房里，好事的女人们唧唧喳喳地把村里的所有男人全滤了一遍，从谁谁数到谁谁……一个一个，把那些可怀疑的对象全都筛过了。女人们一边议论一边骂着，说没一个好货！数着数着自然就数到了春才的头上。有人说：春才那么面，他不会吧？又有人说：咋不会，狗还恋蛋呢。
　　就这么说着，县供销社派来收席的老魏把话头接过来了。因为春才的席编得好，老魏对春才的印象就特别好。老魏说：别欺负人家春才，人家春才那天晚上跟我下了一夜棋……要说就说我。我么，还有可能。
　　这时，女人们又把目标对准了老魏，一个个说：是啊，怎么没想到？还有老魏呢。老魏这龟孙也不是什么好人，成天嘻嘻哈哈的，一身贱肉，憋着一肚子坏。
　　还有的指着老魏的鼻子说：就他。就是他姓魏的。贱不唧唧的，前天还摸我一把……不是他是谁？
　　老魏本来在县供销社当会计，不知犯了什么错，被贬到了乡里来收席。开初的时候，他一肚子怨气，嘴里骂骂咧咧的，经常无端地把女人们编好的席打回去，说这里那里不合格，惹得女人们全都在背后骂他。后来老魏慢慢住习惯了，村里还给他开了小灶，专门找了人给做饭吃，一天两包烟供着。他终日里跟编席的女人们打个情，骂个俏，占个小便宜什么的，也很得意，就乐不思蜀了。
　　经这么一说，女人们也就越发怀疑老魏了。是啊，老魏这人，流里流气的，每日里闲得蛋疼，还真有可能。
　　然而，老魏说了一句话，就把他的嫌疑给解除了。老魏伸出脚来，说：可惜，我脚小。
　　女人们嘻嘻哈哈地都拥上去跟老魏比脚，说：你脚小？比比。
　　可是，突然之间，女人们都不吭了。只见春才扛着一捆席走进来……春才把席往地上一放，说：老魏，验吧。
　　老魏说：你的免检，不用验，放席垛上吧。
　　春才就把那捆席放在了墙根的席垛上，老魏说：才，下一盘？
　　春才说：改天吧。而后，他再没说什么，身子硬硬地走出去了。
　　其实，并没有人怀疑春才，春才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可事后第三天，春才就下了河坡了。
　　春才在县医院里住了三个月。
　　回来后，在人们眼里，他就成了—个废人了。
　　在平原，有一句俗话叫：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原本，春才编的红炕席是供不应求的，外村来预订的很多，而且都指名要春才编的席。就因为出了这么一件事，人们都害怕犯了忌讳，春才编的红炕席也没人要了。
　　这事传得很远，在颍河镇的集市上，过去，春才的席可以以五倍的价钱卖出。现在，席仍是春才编的席，卖席的却不敢打春才的旗号了……凡卖席的，都说是马集的。马集也是个编席村。
　　此后，春才再去“收席点”交席的时候，无梁村的女人们再也不去招惹春才了。女人们都离他远远的。人还是那个人，依然高大俊美，依然是无梁村最好的手艺人，可是，就因为割了那一刀，一切都改变了。在人们的眼里，春才已不是过去那个春才了。
　　有一段时间，许是好奇心作祟，全村的人，都想看看，割了那物件之后，春才是怎样尿的？这成了一个巨大的悬疑。那时候，只要春才一出门，就有很多人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跟上去，就是想看一看“那个”。那时村街上只有一个厕所，厕所旁总是站着很多人……这真是邪门了！整整一年过去了，哪怕是前后脚跟着，却没有一个人能探明，春才他是如何尿的。
　　终于，有一天，村里钟声敲响了。老姑父站在场院里，黑风着脸，大声说：有一件事，我得把丑话说前头。无论你是谁，别管是天王老子，敢再添油加醋，敢再日白一句，我掰他的牙！就这话。散会！这个会，开得莫名其妙，老姑父什么也没说，可谁都知道，这特指春才那件事。
　　后来，公开的场合，没人敢议论了。可慢慢地，在村街里，有一个声音在悄悄地行走，那是躲着人背过脸的时候，一句歇后语就此诞生了。这是无梁人的幽默。这幽默很冷，这幽默诞生于一种很荒唐也很可怕的性意识。由于与己无关，同时也包含着一种看似无所谓的、又叫人哭笑不得的悲壮和昂扬。那其中的含意很驳杂，你说不清楚的。
　　春才呢，每天仍照样下地干活，照常在庄稼地里、在泥里水里走，秋天照样去芦苇荡里割苇子，照样编席……只是没有一句话。除了娘的声音，周围也没有话。村里人见了他，谁也不说什么——也许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氛围是很压抑人的。
　　在一段时间里，每到夜半时分，总好像有一个影子在围着村庄一圈一圈地转悠。那脚步声一踏一踏的，在无梁村的夜空中回荡，而后一步步走向苇荡……不久，人们就知道了，那是春才。说来，无梁村人还算是善良的，他们怕春才寻短见，就报到了老姑父那里，老姑父就派我暗暗跟着他，记三分。就此，我跟着春才走了许多个夜晚。
　　在田野里行走的这个人，就像是一个活着的鬼魂，他的怪异常常让我惊诧。
　　那时的田野，总是流动着很黑很浓的夜气，那夜气就像是流动的丝绸一样，又软又湿，伸手可触。在浓密的夜气里，他那一踏一踏的脚步声浑厚而缥缈，黑夜掩护着他，那夜气就是他的衣裳，他披着夜气趟过田野，显得很从容，很洒脱。地上的草时常挂着他的脚，那些野花野草也像是很同情他的样子，软软地铺在他脚下，蒺藜草、马屎菜、格巴皮、小虫窝蛋……给了他弹性的呵护。他经常站住身子，抬起头，望着天上的星空。星河灿烂，一闪一闪地亮着。他会突然小跑一阵，就像是要飞起来的样子……而后，他一阵疾走，一阵慢走，越过田埂，走向苇荡，最终停留在望月潭的边上，就那么默默地站着。潭里印着一弯月亮，月亮在水中一悠一悠地荡着，他望着水中的月亮。我想，这时候，他是很想成为一条鱼的。他一定是在想，人要是成为一条鱼，会多么幸福。有时候，他会抓起一个大坷垃扔在水里，听水的响声，也像是在试水的深浅。那响声在暗夜里嗡嗡的，显得很闷，在月光下荡出一圈一圈的涟漪。而后他伸出两手，做一个“大”字，像是要纵身一跳的样子……当我一次次把血气提到喉咙眼里，刚要大声喊叫的时候，他却扭回头来，拨开芦苇丛，顺着蜿蜒的小路走了回来。他终也没有变成鱼。
　　在一些日子里，我脑海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念头：他是鱼变的么？他为什么不尿？
　　春才每次夜游回来，他娘总是在门口等着他。春才娘说：儿呀，不管你咋想，你只要是头前走，娘都跟着你。春才一声不吭。
　　有时候，我猜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的前置词是“假如”。没有“假如”，就没有“后悔”。后悔本身不是错误，而是时间的错位。人一旦后悔了，那需要谴责的就是时间了。
　　我猜，在此后的日子里，“后悔”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我曾见他在田野里一次次地顿足，一次次去踢脚下的土，一次次地捧着自己的脸，一次次地摇头……这又是为什么呢？“后悔”含在夜气里，含在土壤里，含在泛着腥甜的庄稼棵里。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后悔”像影子一样伴着他。他后悔没有把那句话说出来？他后悔那个夜晚的鲁莽？他并不缺乏变成鱼的勇气，可他身后总是跟着一个“后悔”。所以，在经过了无数个夜晚之后，他留住了生命，完成了一种残缺。
　　也许，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人既然活着，就有后悔的时候。人只有后悔了，才会活下去。难道说，这就是—个生产“后悔”的村庄？
　　半年后，春才不再夜游了。
　　就此，老姑父和全村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在经过了那些个夜晚之后，他成了一个思考者。有一段，他几乎不出门，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呆呆地在屋子里坐着，人像是傻了一样。那时候，春才娘跟人说，他病了。可谁都知道，他是心病。他跟谁都不说话，几乎成了一个哑巴。就是偶尔出门，他也是直来直去，不跟任何人说话。
　　我猜，春才的思索长达数年时间。当他从“后悔”走向活着的时候，他早已错过了“升华”为鱼的机会了。思索之后也许是沮丧，为“后悔”之后的活着而沮丧，为错过了成为鱼的机会而沮丧。
　　后来，我曾认为是“单纯”害了他……他与我不同。他从小受到的褒奖太多，他长相俊美，浓眉大眼，他的一流的编席手艺给他带来了太多的赞扬，这不免造成了他心性的脆弱？可是，仅仅是因为单纯还有明亮，就能使一个人拿起篾刀把人们称为“命根”的东西割掉么？这显然是说不通的。那又是什么呢？不然，就像村里老辈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望月潭中了邪了。那潭里有一个老鳖精和七个无常鬼（曾经淹死过七个孩子），四男三女。
　　在过去了很多时光之后，我又想，这也不是愚昧。这与愚昧没有关系。这或许是一念之差？是潜藏在心里的犯罪感在作祟，是“耻”的意识。然而，这“耻”的界定又是很模糊的。“耻”一旦包含在“纯粹”里，那结果就是一种极端。可是，关于“耻”，这是人类给自己限定的一条准线，如果没有这条准线，那人与动物就没有差别了。
　　有时我还会想，春才就像是一个大油锅，他是自己熬煎着自己。他喜欢编席，可现在他编的席没人要了。本来，村里有个收席点，春才还可以编席，可近一段收席点突然撤销，老魏也走了。在不编席的日子里，他的整个人生彻底哑了。他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期望，那人生的巨大缺憾又该如何弥补呢？是啊，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仅后悔是不能度日的。熬煎的日子久了，他又会怎样呢？
　　可突然有一天，春才爆发了。
　　那是一九七二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雪，天寒地冻，村街里的钟声再次响了。不一会儿，大队部里就站满了人。这是—个全村人都必须参加的大会。由公社武装部长老胡亲自带队，来传达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九一三事件”。
　　那天晚上，老胡的声音很瓮。当文件传达完的时候，一村人都静静的，默默的，没有人说一句话。在这样—个时期里，人们已习惯不乱说话了。在平原的乡村，除了喇叭碗儿里说的，人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就在这时，春才突然蹿出来，猛一下跳到汽灯的下边，大声说：我不相信！
　　三千口人的大村子，文件传达完之后，突然跳出这么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一下子把宣讲文件的老胡给说愣了。公社武装部长老胡怔怔地望着他，说：你你你……说啥？
　　春才再一次大声说：我不相信！
　　公社武装部长气得直翻白眼，指着他说：你，再说一遍？
　　春才又说：怎么会呢？我不信。我不相信！
　　老胡骂道：狗日的，反了你了！拿绳，给我捆起来！
　　这就像是羊群里突然蹿出了一只野兔！又像是冬天里突然炸响的雷！一下子把人们炸傻了，一村人都傻了。人们怔怔地、默默地看着春才：就这一个割了阳物的人，一个没蛋的人，一个长年不说话的闷葫芦，他突然跳了出来，说话了！他竟然敢怀疑上头传达的文件，他竟然对来自上面的声音发出了不该发出的疑问，这还了得！
　　老胡气得把枪都掏出来了。老胡一边掏枪一边说：我他妈崩了你！快，别让他跑了，民兵呢，拿绳！给我捆公社去！
　　不料，春才也跳将起来，指着自己的喉咙，说：崩，你崩！
　　老胡瞪着眼，掏枪的手抖动着，呼呼地直喘气，他大声喊：老蔡，老蔡呢？咋鸡巴教育的！
　　人们傻傻地望着春才，疯了，他一定是疯了。
　　会场乱了。有人往前挤，有人往后退，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有人一边往后退一边嘴里嘟哝着：这孩子，真傻得不透气了。也有胆大些的，上前拽住春才，低声劝道：别吭了，一声也别吭了。治保主任带着民兵们呼啦啦跑上前来，围在他身边，拿着绳子，怔怔地看着他。
　　此时此刻，正在屋里拿烟的老姑父从大队部里蹿出来，急忙上前拦住老胡，说：老胡，老胡，你别跟他一样，他是个二毬货，他啥也不懂。算了吧，算了。
　　老胡咬着牙说：不行，给我捆起来。王八蛋，反了你了！
　　老姑父死拽着老胡，反复说：老胡，年轻人不懂事，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交给我，我收拾他！
　　老胡严肃地说：老蔡，这事可不是小事，你可不能护着他！狗日的，他还一脖子犟筋！你不信？你算个毬啊！老胡扭身一指：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老姑父连声说：有病，他还真有病。我跟你说，他病得不轻。来，你来，上屋说……说着，他把老胡拽进大队部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两人从屋里走出来，老胡仍气呼呼地说：我管他毬不毬的，要不是看你的面子，非把狗日的捆了！
　　老姑父说：知道。我知道。给我一个面子，我担保了。你就交给我吧。
　　公社武装部长老胡最终还是看了老战友的面子，没有把春才捆走。当天晚上，老姑父当着老胡的面，让民兵把春才关到豆腐坊里去了。
　　那一晚，如果不是老姑父力保，就春才那脾气、那操性，一旦把他绑到公社，他必死无疑！村里人都这么说。
　　后来，渐渐地我才明白，春才的爆发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与上头传达的文件无关。他这是一，种经长期压抑后的发作，是后悔之后才得以升华的、近乎于叛逆式的发问。他开始怀疑了，这正是他思考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说，从此，他不相信人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问号。那问号一旦在人心里种下来，就会波及整个社会。有了这个问号，才有了后来的变化。那时候，春才思考了，可他义缺乏正确的引导，想不通的地方太多，这反而加重了他的迷茫。迷茫之后便又是沉默。
　　老姑父也曾经试图开导他，老姑父当过兵，老姑父也有不理解的时候，可老姑父懂得执行命令。老姑父拿报纸上的话教育他，可老姑父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无论老姑父说什么，他都是沉默。也许，春才的不相信是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否定。他发问，他怀疑，这是一种对自己重新认识的开始。
　　就此，在无梁，春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怪人。人们很不理解，人们都说，你管那闲蛋事干什么？那是你该管的么？在无梁，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与己无关的，都可以说是闲蛋事。可话又说回来，其实，真正的闲蛋事，无梁人又是最愿意掺和的，比如，谁谁与谁谁……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再后来，经老姑父批准，春才独自一人搬到了远离村子的豆腐坊里，跟着哑巴磨豆腐。那磨一夜一夜地响着……后来哑巴去世了，他就一个人包了豆腐坊，一天记十二分。大凡来买豆腐的，都把钱或豆从窗户里递过去，而后有豆腐递出来，仍是无话。
　　春才的豆腐坊很快就有了名声了。
　　四乡的人都说，春才的豆腐是可以上秤钩着卖的。
　　春才一旦踏心去做一件事，就做得很极致。他磨豆腐的豆子筛了又筛，豆子磨出来的浆白亮亮的，上锅熬的时候，那火候掌握得极好，而后再用卤水去点。他弄的卤水放在一个特制的木桶里，一般人是不让动的。等豆汁熬成，点好后，用细布滤出来，晾到一定的程度，再放上一块青石板压上一夜，那豆腐就成了。
　　我至今仍记得那头老驴，豆腐坊的日子是与驴共事的日子。那头老驴终日头上戴着“碍眼”在磨道里走，一圈又一圈，这像是一种骗着过的日子。驴戴着“碍眼”，驴并不知道它的日子是重复的，驴还以为它一直在往前走，它还有希望……黄昏时分，春才就把驴牵出来，在豆腐坊外的空地上打个滚儿，咴咴地叫上几声，这就是它一天劳作的酬谢。春才对驴很好，打了滚儿之后，春才会把它全身用笤帚扫上一遍，扫得千干净净的，这也算是给驴解了痒了。而后，他再把驴牵回屋去，拴在槽上，铡草喂料……这时光很碎、很具体，不知春才在驴的日月里看到了什么？
　　驴一踏一踏走，很安静。
　　从表面上看，春才也很安静。
　　最开始春才的豆腐只给村里做，供应偶尔来驻村的干部们和学校新立的小伙房。后来，邻近村子里的人也可以拿豆去换。可每日里他只磨两盘豆腐，供不应求，老早就有人端着碗在那里排队了。若是碰上红白喜事，在没有肉的日子里，春才磨的豆腐就成了席面上的一道主菜：过油豆腐。
　　常年守着那盘磨，也许，春才把自己的心思磨在豆腐里了。磨嗡嗡地响着，春才随驴一圈一圈地走。那日子由豆磨成浆，上火熬了，再由浆点成豆腐，这过程很漫长很琐碎，但日日紧迫。他终日在磨房待着，与那头驴为伴，驴在走，他的心思也在走，谁也不知他的心思游到了何处。所以，他看上去不急不躁的……可那个时候，他不急我急呀。
　　我承认，少年时期，我曾经是无梁村最馋的—个孩子。早些年，我偷吃过老姑父串亲戚用的点心。那捆好的点心匣子放在大队部的办公桌上，趁老姑父上厕所的工夫，我偷偷地用两个指头捏出来两小块，至今我还记得：一块“小金果”，一块“三刀”，我曾经认为“三刀”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我甚至还偷喝过句儿奶奶的中药，我以为熬的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捧起瓦罐偷偷地喝了一口，烫得我舌头都麻了。等春才磨豆腐的时候，我已经大一些了，不好再偷嘴吃了。可我还是很馋，很想吃他磨的热豆腐。春才的豆腐坊不让任何人进，我也只好望“豆腐”兴叹了。在假期里，我曾经一圈一圈地围着磨房转，实指望着能够吃上一口热豆腐，我甚至在手心里藏了一小撮盐末……可春才一直在豆腐坊里待着。他不出门，我一点机会也没有，想偷也偷不到。
　　后来，春才也许看出了我的用意，我的眼神里一定是长出馋虫了。一天，我磨磨叽叽地又来到了他的豆腐坊外。他是背着身子，却突然说：丢，你把箩给我递过来。
　　我说：箩？
　　他说：箩。
　　豆腐坊外的空地上晒着两只盛豆腐的大笸箩……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豆腐坊。在豆腐坊的墙上，并排挂着钩子、豆单、大勺、挑杆、碍眼、缰绳、驴套、扎鞭、扫磨的笤帚，一样一样都归置得整整齐齐的。豆腐坊里散发着一股热烘烘的豆腥气，还杂着驴粪和人的汗腥味。驴在磨盘一旁拴着，打着响鼻儿，蹄子一脚一脚地踢着地上的土，看来驴也有不耐烦的时候……春才扭头看了驴一眼，驴不踢了。那是头老驴。
　　春才光着脊梁，一直不停地忙活着。我着意地观察他的下身，他穿着一条黑裤子，裤腿绾着，一切似乎都与常人一样。一直等他忙完了，突然间，他掀开了热腾腾的豆腐锅，人整个罩在了热乎乎的蒸汽里，片刻，那蒸汽里递过了一个蓝边的小黑碗，碗里盛着一碗热豆腐。这碗豆腐是拌了调料的！里边有葱末蒜泥和盐，上边竞还汪着一星儿豆油。真香啊！他示意说：嗯……我慌忙接了过来。
　　我记得，在那年的暑期里，我一共吃了他十几碗热豆腐。每一次，他都找一理由把我叫进去，给我盛一碗热豆腐吃。至今想来还余香在口。每次吃完，他接过那小黑碗，随手放在一个水盆里，而后再嗯一声，那意思是说：滚吧。
　　我还记得，学校快开学时，那天吃完了豆腐，他突然神神道道地说：国家一定是出奸臣了，你信不信？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近视么？吃黑豆吧。黑豆好。老鼠吃黑豆。他这话，把我说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过了一会儿，他像是清醒些了，问我：县中图书馆有书么？我说：有，不多。他说：啥时回来，给我借一本。我说：行、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我一直没有兑现。
　　后来，我知道，能进他豆腐坊的，还有一个人。
　　在我离开村子之后，无梁村又出了一个叛逆者。
　　老姑父的三女儿蔡苇香，刚上中学不久，就被学校退回来了。
　　她先是因为传递纸条。她竟然在课堂上给一个男孩子递纸条。而后，她居然和两个县城里的男孩子一起躲在学校操场上的一个角落里偷偷吸烟。三个人一支烟递来递去的，你吸一口，我吸一口，被巡夜的校长用手电筒照在脸上。她还逃过学，跟人跑到县城公园里闲逛……就这样，她先后被学校退过三次。
　　老姑父气坏了，曾揍过她两次。有一次还把她捆在院里的一棵树上，用皮绳抽她。老姑父这次着实发了狠，眼里含着泪用皮绳狠狠地抽了她一顿。当老姑父的皮绳落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居然用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他，那头扬着，脖子梗着，目光足很决绝的，就像电影里面对敌人的英烈一样，看得老姑父心里毛毛的。老姑父还是有些舍不得下手，抽了她几绳后，就此喘着粗气，蹲下来抽烟。
　　这时候，吴玉花又冲上来了。吴玉花手里掂着一只鞋，就用那鞋底子拼命抽蔡苇香的脸，她一边啪啪打着，一边吼叫着说：我叫你不要脸，我叫你不要脸，我叫你不要脸……她这股狠劲完全是冲着老姑父的。这是一种宣泄。在平原，有一种说法叫“没窟窿繁蛆，找一卖藕的”。连蔡苇香都看出来，母亲是借她的脸，来发泄对父亲的强烈不满！于是母女二人很快就完成了情绪的对接，当鞋底子抽在蔡苇香脸上时，她仿佛并不觉得疼，虽然嘴角都流出血来了，她仍然情绪高昂地还嘴说：你打，你打，你打……打死我算了。
　　老姑父很惊讶地在地上蹲着。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吴玉花用鞋底子抽女儿的脸，一个姑娘家，怎么能抽她的脸呢？你让她以后怎么出门？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听出了那弦外之音，吴玉花分明是借题发挥，对准他的。可她打的又是女儿，不便多说。于是，他张着嘴，说：你，这……而后长叹一声，丢下皮绳，背着手走出去了。
　　等老姑父走后，吴玉花丢了那只鞋，上前给女儿解了绳子，用指头点着她的头说：三妞，你真不争气呀。而后又说，洗洗脸，去你二姐家躲几天，别让那老鳖孙知道。
　　据说，第二天，老姑父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带着一些礼物再一次赶到学校，向校长赔礼，希望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可校长说：老蔡，不是我不给面子，是没有一个班主任愿意要她。她一来，弄得一个学校都不安生，你怎么养了一个女光棍？
　　于是，老姑父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蔡苇香退学后，先是躲在她二姐家住了些日子。后来，她回村不久，就义有闲话传出来了。保祥家女人说，这年的夏天，她在东边的地里薅瓜秧，亲眼看见老三蔡苇香在一天夜里进了豆腐坊。那时候春才的豆腐坊已经扩大了，新添了几盘磨，又新盖了两排房子，还起了一个名：春才豆腐坊。保祥家女人说，苇香在豆腐坊里把自己脱得光光的，对春才说：才哥，你太亏了，你摸摸我吧。
　　保祥家女人说，机磨嗡嗡响着，春才没有说一句话，春才就那么站着；蔡苇香也站着，月光下，只见白花花的……这姑娘太野了。
　　蔡苇香长了个天胆，她说：你别怕，是我让你摸的。你摸摸我，我不会给人说的。 蔡苇香还说：我知道，你恨我姐。头前我二姐还说，那时候，我姐一直在等你，就等你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说呢？
　　夜很静，磨一直响着……
　　蔡苇香捧着自己的两个乳房，一步步走到春才跟前，说：哥，你摸。要不，我摸摸你。你脱了，让我看看。
　　保祥家女人说，她看见春才一脸惊恐，一步步往后退着，而后他扭过脸，满脸都是泪水……而后，春才又蹲在了地上。
　　后来，蔡苇香穿上衣服后，哧溜哧溜地，吃了一碗新磨的热豆腐……
　　就此，人们常见蔡苇香到豆腐坊里去，而后又端了豆腐出来。这时候蔡苇香成了除我以外唯一可以进豆腐坊的人。
　　据说，有一天，她手端着豆腐，突然说：春才哥，干脆我嫁给你算了，我不想上学了，就跟你磨豆腐。
　　春才怔怔地望着她。
　　蔡苇香说：你别怕，这是我自愿的，我去跟我爹说。
　　蔡苇香果然就给老姑父说了。老姑父一时目瞪口呆……吴玉花像是气疯了，嘴里一迭声地骂着：贱。贱。贱！真贱哪……拿起棍子就打！蔡苇香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嚷嚷说：我就是要嫁给他，我就嫁给他！
　　蔡苇香跑了。老姑父又跟吴玉花打了一架。这天深夜里，老姑父背着手进了豆腐坊。磨一直响着，没人知道老姑父给春才说了些什么。老姑父大约也知道这事不怪春才。老姑父是个讲道理的人，当支书这么多年，老姑父已习惯给人讲道理了。豆腐坊的墙上映着两个黑影儿，一团黑影在墙上晃着，一时蹲一时又站。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春才再没让蔡苇香进过豆腐坊。
　　据说，一天夜里，蔡苇香溜回来悄悄地拍豆腐坊的门，可豆腐坊里悄无声息。蔡苇香说：不让我进也行，我饿了，给我碗豆腐。而后说，我就说说，看你吓的。
　　村里还是有了些传闻，说些很低级很下作的话。可春才已经这样了，虽然有些传言，倒也没掀起什么波澜。再说，蔡苇香毕竟是支书的女儿，人们私下里传了些日子，也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蔡苇香就此再没了踪影。有人说，她是跟一个骑着摩托来村里收头发的小伙子跑了。
　　后来，春才曾经过了一段极红火的日子，他甚至还有了女人。
　　在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之后，他的豆腐坊得到了迅速的扩展。那时候，当了镇长的老胡急着要找—个万元户当典型，找着找着就找到了春才的头上。当年，曾经要拿枪崩了他的老胡，不得不一次次屈尊来到村里，动员他当典型。老胡说：春才，春才同志，呀呀呀，真是不打不成交啊。
　　可春才不去。春才很拗。春才在豆腐坊里前前后后忙活着，一会儿查看火候，一会儿又去招呼发豆芽的人，无论老胡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闷着葫芦不开瓢。老胡就跟在他后边，不停地给他讲道理。老胡说：春才，春才呀，县长要给你挂花呢。十字披红，跨马游街，多荣耀啊！去吧。去吧。咱全乡就推你—个，你不去谁去？我还想去呢，可我没这个资格呀。老胡走着走着，不小心被挤在了磨道里。他肚子大，被磨盘卡住了，就那么硬挤就是挤不过去，他一下子火了：操，这等好事，我还得求你咋的？
　　春才硬是一声不吭。
　　后来，老胡气呼呼地去找了老蔡。在大队部里，老胡说：老蔡，那鳖儿咋回事？咋狗肉不上桌呢？老姑父说：你做做工作嘛。老胡说：我喉咙都说干了，舌头都磨烂了，他还是抱着葫芦不开瓢，这工作你去做！老姑父说：我也没法。你捆他，你把他捆去算了。老胡怔了一下，说：捆他？老姑父说：捆。这回我不管了，你捆他。老胡眨眨眼，说：噢，这王八蛋，还记恨我呢？那时候……是形势。老姑父说：那你说咋办？
　　老胡气坏了，在大队部一跺脚说：我操，有猪头还进不了庙门了？让他狗日的发家致富，我还得求他？
　　老姑父说：他执意不去。就算了吧？再说了，他是个实诚人。我给他算过，满打满算，一年下来，也就挣个七八千，不够一万……
　　老胡却说：咋不够？驴呢？磨呢？还有地里收成……这是任务。他背着手在大队部里走了一圈，说：不去不行。名都报上去了。不去，上头会以为咱颍河镇弄虚作假。这样吧，老蔡，你去。你顶他去。
　　老姑父说：这不妥吧？上头要的是磨豆腐的万元户，我又不会磨豆腐。万一说漏了嘴，非砸锅不行。
　　老胡说：那这样，让他媳妇去。就说他病了。让他媳妇顶他去。
　　老姑父苦笑了一下，说：蛋都没了，哪来的媳妇？
　　老胡说：是么？一个没蛋子货，他操兴个啥？不求他了，你去。多好的事，给一万块钱呢！
　　老姑父眼一亮：有钱？
　　老胡说：可不，奖一万！
　　老姑父说：去，这得去。
　　老胡说：这事可交给你了。不管是准，得应着名去个人。老胡走时还骂了一句：真他妈狗肉不上桌！
　　老姑父在豆腐坊蹲了半夜，而后对春才说：才，这豆腐坊，该添些设备了。春才说：我也这么想。我都打听了，一套设备上万，钱呢？老姑父说：钱我给你解决……春才说：真的么？老姑父说：这还有假？我陪你去。最后．经老姑父动员，春才还是去了。春才并不傻。
　　那天，老姑父亲自陪着春才来到了县城，住在了县委招待所。当天晚上，县长到招待所看望大家来了。县长挨屋—个一个看，老姑父领着春才来得早，就住在头一个房间里。县长一进门就握住春才的手说：老段吧？城西武家坡的老段，养猪大王，你猪养得好啊！春才手一抽，说：我……不是。县长唔了一声，略嫌尴尬，仍抓着春才的手，说：那你是老马，蘑菇大王！春才又说：不是。不是。县长回头看了看办公室主任，说：噢，我明白了，你是老俎，俎庄扣蔬菜大棚的，蔬菜大王，好，大棚好！春才又说：不是……这时，老姑父在一旁说：马县长，我们是颍河镇无梁的，他是磨豆腐的。县长低头看了一下手里的表格，笑着说：我说呢，一股子豆腥气，你叫春才，是吧？春才说：是。这次，虽然说对了，可县长已没了兴致，说：好好！休息，休息吧。
　　待十个“大+”全看过后，在过道里，县长气呼呼地说：咋搞的，也不按个顺序？到底谁是一号？表上写的不是老段么，“蘑菇大王”？办公室主任忙解释说：无梁来得早，住房就没按顺序……县长说：你这是严重失职，乱七八糟的。马匹都准备好了么？办公室主任说：都准备好了。县长走了儿步，又回头说：那个那个，二O一住的那个，叫啥呀？办公室主任忙说：春才，无梁的，吴春才。县长说：明天，让他走头一个。办公室主任说：这一号原先安排的是“蘑菇大王”。县长说：改过来。“豆腐大王”，就“豆腐”吧。你没看，那种蘑菇的是个斜眼。别净弄些歪瓜裂枣的，让人笑话！
　　第二天，在县政府门前，锣鼓大响，鞭炮齐鸣，前边有警车缓缓开道，紧跟着是披红挂花的马队。十匹从养马场借来的高头大马一字排开，一色的枣红马，个个油光水滑。果然就让春才骑在了最前边的第一匹马上，马县长亲自执缰，给春才拉马坠镫……只见四周闪光灯闪烁着，记者们围着拍了很多照片。
　　不知春才骑在马上感觉如何？老姑父告诉我说，春才刚上马时，还有些拘谨，有点不好意思，晕腾腾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身子一歪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可走着走着，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的头慢慢就昂起来了。后来，在县长的一再示意下，他也学着挺直身子，开始给欢呼的人群招手。春才招手时仍然不笑，严肃得就像是参加阅兵式的将军。这些都是老姑父后，来告诉我的。
　　春才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成了本县夸富游街的第一人！他骑在那匹高头大马上，十字披红，在惊天动地的鞭炮和锣鼓声中，由县长亲自牵着缰绳走过了整条县府大街，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主席台，从县长手里接过了一万元的红包。
　　客观地说，春才并不是本县当年的首富，甚至也不能算是颍河镇最富的万元户，可他由于形象好，排在了夸富游街的第一位。就此，所有的闪光灯都对准了他。一时间，春才的光辉形象先后登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报纸上……
　　紧接着，还有让春才想不到的事情。“状元郎”回到村里后，从第三天开始，就像赶会一样，陆陆续续的，先后有上百个姑娘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无梁村。有套车的，有骑车的，有步行的；有家人跟着来的，也有独自一人来的；有城里的，也有乡下的，有的还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学生，竟然还有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赶来的……她们都是来相亲的。她们手里都拿着一张报纸，报纸上登有春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照片！
　　那相片照得真好。省报记者把骑在马上、十字披红、胸戴大红花的春才照成了一个“当代英雄”的模样！“豆腐大王”的故事经过了记者的合理夸张，意向性地展望，还有从老姑父嘴里逼问出来的所谓“反潮流”之类的事迹……这就像给春才镀了一层金．立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
　　无梁村从没有如此热闹过。春才的豆腐坊门前围满了人，无梁镇的女人们一个个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她们从小学校里借来十几条板凳，从家里端来茶瓶、茶碗，好让从远路赶来的姑娘们喝口茶水。众人在门外高声喊道：才，相亲的来了，开门吧！
　　春才仅仅是在窗口处露了个头，待他明白事情的缘由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任谁叫门也不开。
　　老姑父不得不亲自出面了。老姑父把这些前来相亲的姑娘们全接到了村委会的院子里，安置人给她们做饭，还让她们一人吃了一碗拌了葱、姜、蒜、小磨香油等作料的热豆腐。在姑娘们饱了口福之后，老姑父这才又分别含蓄地告诉她们春才身体上的缺憾。这话说着碍口，在姑娘们的一再逼问下，老姑父的唾沫都说干了，才勉强让她们明白了“那个”事情。
　　前来相亲的姑娘们听了，有的当即就走了。有的仍不相信老姑父说的话，执意要见春才一面。她们手里拿着报纸呢，她们不相信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那个英气勃发的帅哥会是这样一个人。还有的主动到村里去打听情况，一问再问，而后便知道了那句歇后语，这才伤心地去了。
　　就这么陆陆续续地、不断地有姑娘登门，前前后后持续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梁村人在无限的感叹和惊讶中也跟着热闹了一个多月。汉子们眼热得恨不能把自己那玩意儿也割下来，也好这样体面一回！女人们见了面，都摇着头说：一个个花枝一样，都是多好的姑娘啊！
　　让人惊讶的是，在明白了春才的所有情况之后，居然还有一位姑娘愿意留下来，这姑娘名叫惠惠。惠惠说是从河北来的，说是就认定春才人好，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图……就在老姑父一次又一次说明情况，劝她走的时候，这位名叫惠惠的姑娘哭了。
　　惠惠哭着对老姑父讲了她的身世，说她在河北老家曾经结过一次婚，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个赌棍，把整个家都败光了。那赌棍不光是赌，还是个酒鬼，喝了酒就打她，往死里打。她坚决不跟那人过了，她是离了婚从家里跑出来的。她说，只要不挨打，她愿意侍候春才一辈子。这话把老姑父说动了，就去做春才的工作。春才仍不吐口。
　　老姑父说：我做主了，先把人留下，试试。
　　春才不说话，也不开门。
　　想不到的是，这位名叫惠惠、看上去白白净净的胖姑娘，在豆腐坊门前等了三天后，也不管春才愿不愿，竟主动上他家去了。她打听到了春才家的院子，就大大方方地进了春才家。进门后，她拿起笤帚就扫地，而后做饭、洗衣裳什么都干，还连着给春才娘梳了三天的头。喜得春才娘不停地流泪。那是喜泪。
　　而后，春才娘亲自带着惠惠叫开了春才豆腐坊的门……最初，村里没人相信惠惠会跟着春才好好过日子。还有些好事的人悄悄地盯过惠惠，就见她自从进了豆腐坊之后，春才不说话，她也不说，就默默地干活。春才的豆腐坊里有张桌子，桌子有抽屉，抽屉里放着卖豆腐的账和钱，可惠惠从不往桌跟前去。
　　据说，豆腐坊里就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春才终于开口了。春才说：你还是走吧。
　　惠惠说：我不走。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你只要不打我，我愿意侍候你一辈子。
　　春才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这钱，你拿上，买张车票，走吧。
　　惠惠根本不看那钱，惠惠眼泪汪汪地说：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无处可去。
　　春才没有办法了……
　　自从惠惠进了豆腐坊之后，春才的日子开始有了些颜色。每到傍晚时，人们就见豆腐坊前拉起了一道绳子，绳子上搭着惠惠洗的衣服，那就像是过日子的旗子，旗子在迎风飘扬。
　　有时候，惠惠会把两人的饭菜端到豆腐坊外边来吃，惠惠还不停地给春才碗里夹菜。人们看见了，说：多好。
　　后来，一天一天的，人们见春才身上穿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又见这女子在豆腐坊里什么活都干，里里外外地忙活，实在是春才最好的帮手。人们也就信了。—个个都说：春才真是掉福窝里了。也有人说，许是上天可怜他，派了个“青蛙公主”搭救他来了。人们都说惠惠的好话。
　　惠惠每天傍晚时，都要回村一趟，给春才娘洗脚、捏脚、掏耳朵。人们想不到她还会这手艺，都说，惠惠真孝顺呢。
　　春才豆腐坊的生意也越来越火了。四乡的人有很多是来看新媳妇的，捎带着就把豆腐买了。人们都知道这女子是自己跑来的，都想来看看她长得什么样。惠惠呢，也不怕人看。人们看了，私下说：这么好的姑娘，嫁一个……不亏么？
　　春才娘也一直操着春才的心呢。三个月后，春才娘把春才和惠惠叫到家里，对两人说：也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啥，就把事办了吧？
　　春才不吭。
　　春才娘问：惠惠，你说呢？
　　惠惠说：只要才哥不嫌我，我当然愿意了。也别铺张，领个证就行。
　　春才娘听了很满意，说，那我找人看个好儿，秋后就办吧。这么好的媳妇，也不能太省了，钱该花也得花。你说呢，才？
　　春才说：我听娘的。
　　春才娘又说：惠惠，你只怕得回去开个证明吧？
　　惠惠说：娘，证明啥时开都行，不急。
　　就此，春才娘专门去了一趟尚书李，请人给看了好儿，日子定在了阴历八月初七。
　　可是，在夏天将要过去的时候，很平常的一个日子，惠惠不见了……
　　后来，人们回忆说，一早，国胜家的女儿素梅喊惠惠一块进城，说是要扯块布料做衣服。惠惠开初还不愿去。素梅说，去吧，嫂，去吧。惠惠回头看了看春才，春才也说：去吧，你也该买几件衣裳了。惠惠就跟着素梅一块去了。临走时，惠惠还说：二奎家要十斤豆腐，钱在抽屉里呢。春才说：知道了。
　　一直到黄昏时分，素梅一个人回来了。她说，两人在商场里走散了……到了这时候，人们才怀疑，惠惠是不是跑了？
　　人们算了，惠惠在无梁一共待了一百零一天。如果她真的跑了，那她就太有心计了。那是一百天哪，多少个日日夜夜，她在人前走来走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要真是个骗子，一个女子，她也太能藏了。当晚，一村人闹嚷嚷的，老姑父觉得心里有愧，老姑父敲了钟，要动员全村人去找。这时候，春才从一个黑影里走出来。春才说：不用找了。
　　这话说得很含糊，至于究竟什么原因，就没人知道了。有人说：不会吧？惠惠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追着素梅问东问西，素梅说，两人分手时，她还说，要是走散了，就在灯塔处等着。人们又问：你等了么？素梅说：等了。我一直等到天黑。人们乱哄哄地说，看看，看看，你傻呀，她她她，早跑得没影儿了！有的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她不是河北的么？找她去！有的说：河北？河北啥地方？
　　这一问，把所有的人都问住了。可不，河北地界大了。
　　到了这时候，人们才知道，惠惠带走了所有的钱。惠惠之所以待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摸清春才放钱的地方，春才磨了这么多年的豆腐，他的钱都在—个地方放着。现在，豆腐坊就剩下五块钱了。那五块钱在抽屉里放着。
　　素梅百口莫辩，突然说：她的提包还在呢。
　　等人们跑去时，春才豆腐坊的门关着。那惠惠的提包春才早已打开看了，包里装的是一包草纸。看来，这的确是—个圈套！
　　一村人的眼，都让老鹰给叼了！你说这有多沮丧。老姑父骑上车要去镇上的派出所报案去，被春才拦住了。春才说：不怪人家。
　　不久，豆腐坊门前挂出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无论亲疏，概不赊账。
　　此后，在差不多有一二十年的时光里，春才一直在磨豆腐。
　　再后来，当我再一次回到村里，见到春才的时候，他已完全变了模样，成了满脸皱纹的小老头了。
　　这时候，春才娘已下世了。名义上，他现在是跟他弟弟、弟媳和侄儿们一起生活。
　　前些年，听说他的豆腐坊扩建了，在镇上占了好大一块地。豆腐坊也不仅仅是磨豆腐了，他进了一套生产腐竹的机器，在镇上办了一个的工厂，生产腐竹、千张之类的豆制品，曾经非常红火。有一段时间，就靠着那个工厂，他给弟弟家盖起了三层楼的房子。那房子里外都贴了瓷片，屋子里冰箱、沙发一应俱全……院子里还种了花。
　　可不知为什么，他又重新退回到村里来了。我是在村头那间旧作坊里见到春才的。他已成了一个小老头了，脸色蜡黄，手指也黄，那是烟熏出来的。春才过去不抽烟，现在也抽上了。他的目光里像是掺了一种什么东西，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有一点斜视，眼角里有一个极亮的点。看见我的时候，他先开的口，他说：回来了，吸支烟。说着把烟递过来，我有些惊讶地接过了他的烟，而后问：生意不错？他淡淡地说：凑合。
　　时光是可以改造人的，人真是会变的。这一次，春才主动告诉我说，当年，他在镇上办豆制品加工厂的时候，最初生意还行。后来，周围一下子办起了七个豆制品加工厂，七家挤他一家，他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就败下来了。如今，他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我问他为什么，他愤愤地说：他们全都造假！真的反而没人要了。他们还到处打广告，包装也好。接着，又很商业地说：他们是贴牌，我斗不过他们。
　　接着，他说了一个商标的名字，我噢了一声，说：这牌子挺响的，到处做广告。
　　他说：假的。都是找印刷厂印的。只要花钱，啥都可以印。
　　接着，他有些悲伤地说：再好的东西，不掺假，没人要。我的好东西卖不出去，没人要。而后，他又说：你看这腐竹，多好的腐竹，没人要。城里人就认假，吃骗，假了才有人要。真正磨出来的好腐竹，都有些发暗，是暗黄。可城里人偏喜欢黄亮亮的，那都是上了色、掺了添加剂，抹了一层蜡的。
　　我惊讶地问：还上蜡？
　　他鄙夷地说：上。镇上那些厂子，每一家都上，不上没人要。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都上蜡？
　　他突然笑了。很多年了，我还没见他笑过，他嘴撇了一下，笑着说：你知道吧，老八失业了。
　　我迟疑着，我实在想不起了：老八？你说的老八？
　　他说：老八，你都不记得了？
　　经他提醒，我终于想起来了，早年邻村里有一个卖老鼠药的，人称老八，常年在集镇上铺一块红布，摆摊卖老鼠药。他的老鼠药名叫“八步断肠散”。但据我所知，曾有两个“老八”，一个是卖老鼠药的，一个是我老师的绰号，我不知他说的是哪一个。
　　他说：不是回城的老杜……就是镇上那卖老鼠药的。
　　他说：我去看过，他们的厂子，我一家家都看过。他们当然不会说自己造假，可镇上的那些豆腐坊里没有老鼠。
　　他说得很含糊，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老八虽说卖了一辈子老鼠药，可他并不懂老鼠。起码没有我懂。早些年，我跟老鼠说过话。夜里，子时，老鼠从洞里钻出来，爬到我的床头上……
　　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身上有点冷。他说：他们的豆腐坊里没有老鼠。
　　他说得太简约、跳跃，不知“他们”指的是准。他说：老鼠是最聪明的。
　　春才的头发已全白了。白了头发的春才成了一个很健谈的人。他坐在那里，目光望着远处，不停地说着话。
　　如今，春才仍开着一个很小的豆腐坊，只有一盘磨。
　　春才每年都要还债，还他当年在镇上开豆制品加工厂欠下的债务。他的豆腐坊虽小，生意还行，周围村里人仍然吃他做的豆腐。因为人们知道，他的豆制品不掺假。镇上的那些假货，那些鲜亮的东西，都一车一车地卖到外地去了。
　　这么说，当他活到了接近晚年的时候，他的人生仍停留在原点上。
　　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失败者。
　　因为他诚实。
　　我告诉你，直到今天，我手里仍然握有老姑父在一些年份里，为推销春才的豆制品，写给我的七张“白条儿”。每张“白条儿”的第一句都是：见字如面。
　　第十一章
　　你走过鬼门关么？
　　你真正面对过死亡的威胁么？
　　坦白地说，我是面对过的，也就是一刹那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想，是来不及想什么。后来我曾无数次地回忆过面对死亡时的感觉，感觉是没有感觉。实话说，那一刻，我愣住了，就见对面一辆大卡车迎面冲过来……愣了一秒钟的时间，大约就一秒钟，只听见咚的一声巨响，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满脸是血，一身的碎玻璃，一身的痛……这时候，我才有感觉了。我的感觉是：哦，还活着。
　　那时候，我慢慢地从车里爬出来，站在301国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血人！
　　你喝过自己的血么？
　　我喝过，有点成。稍成。
　　后来，当我被送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仍然迷迷瞪瞪的，我怎么就出了车祸呢？
　　我记得我听到骆驼跳楼的消息后，原本是想尽快找一个出口，先下高速公路，而后调头往南。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共过患难……可我调头之后，转过301国道，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看见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轰轰隆隆地，迎面向我冲来。
　　当时，从车里爬出来，我站在十字路口，天整个是红的，太阳像是一汪红刺儿。我就那么站在路口上，一身是血，血像红色的瀑布，从我头上、脸上流下来，流不及了，就喝。那一刻，我浑身上下都是红的，像一面旗……我记得，我伸手拦车的时候，先后有四辆小车从我身旁开过去了。他们躲避我这个血人就像是躲避瘟疫一样……那时，我已经几近绝望。人在绝望的时候，会勇气倍增。后来，当一辆警车开过来的时候，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公路的正中央，伸出一只血手，大喝一声：站住！
　　就是这辆路过的警车……把我救了。
　　应该说，我捡了一条命。我想，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或者说是一种警示……我被送进医院后，先后上过两个手术台。一个是外科的，—个是眼科的。外科手术简单，只是做一些外伤的缝合……外科医生说：你有两处动脉破了。看来，你伤得最重的是眼。于是，就把我转到了眼科。在眼科的手术台上，眼科医生说得更为可怕。他说：签字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左眼的角膜破了，虹膜破了，晶体破了，玻璃体也流出来了，怕是眼保不住了，说不定要摘除……另外，一旦感染，还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右眼，有失明的危险……他好像说了一大堆话，每一句都像是扎在心窝里的刀子。这时候，我又一次绝望了。非常绝望。出车祸后，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眼睛。那时候，好像天还是蓝的……可天马上就要黑了。
　　最后，医生说：你签字么？
　　我说：签。我签。
　　这一刻，我心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呼唤。我脱口而出。你知道我喊的是什么？我喉咙里突兀地冒出一声：妈，妈呀—一可我早就没有妈了。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一个灼热的聚光灯照在我的眼上，那带线的针一针一针从眼上穿过，我感觉那拉出的线很长，那疼也很长，很长很长……疼就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逗号，没有句号：而后又是一针，长长、长长的……就像是在眼上绣花。你一定不明白在眼上绣花是什么滋味吧？那其实就是万念俱灰，那就是生不如死，那就是细疼，一脉一脉地疼，针虽在眼上，浑身上下都是针，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你就只有针的感觉。
　　当做完手术，我蒙着两眼，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像是长了刺儿，很敏感、很扎人的刺儿……我暴跳如雷，一天跟扎针输液的护士吵了三架！我不知道天空的颜色，我看不见周围的动静，我上卫生间是让人扶着走的……针是凉的，风是热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时间是停止的。我脑海里只剩下了回忆，仿佛只有回忆是真实的。
　　我心里很灰。我眼前总像慢放的胶卷一样，把过去的日子一段一段地回放，用回放昔日的时光来镇压那锥心的疼痛……这时候，我总是看见骆驼。我看见骆驼甩着袖子向我走来，骆驼一边走一边唱着“花儿”：城头上跑马没打过尥，我打虚空里过了。刀尖上出了没带上血，我们的想心上到了……每每，放过一段后，我的眼角凉凉的。我知道，我还有泪。
　　我嫉妒窗外的树，我嫉妒健康人的笑声，我嫉妒自由来去的风，我甚至会嫉妒落在窗台上的麻雀，我看不见，但我听见麻雀“啾啾”的叫声和那一下一下地跳步，还有扇动翅膀的声音，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麻雀：去你妈的……我还常常会听到钟声，从心底里幻化出来的钟声，那钟声一下一下，仿佛正在计算着我跌向黑暗深渊的时间。
　　我就这样躺在病床上，蒙着两眼度过了整个夏天……我一天天地熬着。每每，只有窗外蝉的叫声，是我仍还活着的证明。夜里，我的耳朵极为灵敏，哪怕一片树叶掉下来，我也能听到。有时候，我背诵“心静自然凉”，这是我创的五字法则。我一遍一遍地背，可我心不静。一个将走向黑暗的人，心怎么也静不下来。
　　我告诉你，这时候我有很多钱。厚朴堂的股票曾经涨到很高……你很难弄清楚一个人有了钱之后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我的感觉。首先是恐惧。这么多钱，放在哪里好呢？一种可能是投资，投资又怕赔。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呀，钱可以存在银行里。可存在银行里也不放心，万—银行账号被人盗了呢？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惴惴不安，我后来甚至专门去请教了一位搞计算机的专家。这位专家给我支了一个招儿，说当今世界，有一种最新的保密方法，叫“云保存”。简单地说，这就需要设置一连串的密码，把密码保存在虚拟的空间里，在大气层里飘着……我问他，总得有个地方吧？他说：理论上说，有地方。我还是迷迷糊糊的，问：在哪儿？他说：全世界所有计算机的数据，最终保存地点，在美国的一个山洞里。我还是很迷瞪。我的钱，怎么就日弄到“美国的山洞里”去了？你说，这操的是什么心？
　　是啊，我有钱了。我躺在病床上，两眼蒙着，要钱有什么用？一个一个的念头，纷至沓来的念头，逼得人想疯！
　　终于有一天，一只小手递过来了。一只小小的、软软乎乎的手。这小手伸过来，递到我的手里，说：麻沙沙的。
　　这是一个小姑娘。最早，小姑娘只是在门门站着，那脚步声稍远，后来她走近了，走到我的病床前，把小手递给我。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只有五岁，嘴里也总爱说一句话：麻沙沙的。
　　这是最早给我带来快乐、并使我转移疼痛的一个小女孩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麻沙沙”是什么意思？我像童年里品尝一个小糖豆似的，总在心里咂摸“麻沙沙”这三个字。一次次地去猜，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就叫她“玛莎”。一听到细碎的脚步声，我说：玛莎，你过来。
　　玛莎就过来了。她很乖，把她的小手递到我心里，让我握一会儿……她的手很小，很软，指头肚儿光光的，肉乎乎的，像是一块软玉。我看不见，就想，这小女孩一定很漂亮。而后她趴在我的脸前，看—会儿，说：麻沙沙的。
　　她一这么说，我就笑了。
　　有时候，小玛莎在过道里走着走着，“咚”的一下，接着“哇”一声哭起来。我便知道，这准是她又撞在墙上了。心里的泪涌上来。
　　一直到两个月后，我第二次拆了线，去掉了眼上的纱布，露出一只眼来……我才知道，这小姑娘果然像鲜花一样漂亮。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童裙，白袜子，红色的小皮鞋，有两只水灵灵的眼睛，苹果一样的小脸儿，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的小公主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可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脑袋里却长了一个小瘤子。这个长在脑袋里的小瘤子压迫住了她的视神经，她看不见，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常常，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撞在墙上。她的妈妈一脸愁容，说：孩子太小，不能做开颅手术，只能保守治疗……等她长大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是啊，这么小的孩子，你说她招谁惹谁了？这时候，我才明白，“麻沙沙”是一个孩子对眼前事物的准确表达。
　　而后，每当她走过我的病床前，我都会叫上一声：玛莎。
　　玛莎的小脸扭过来，笑着，像葵花一样，说：麻沙沙的。
　　我也说：麻沙沙的。
　　玛莎说：伯伯，你开颅了么？
　　我说：你呢？
　　玛莎说：黄医生说，九岁。我九岁开颅。
　　我眼角一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孩子告诉我，希望还在。
　　后来，第一次手术不成功，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当我试着用一只眼睛去看人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原以为，一只眼和两只眼，是没有差别的。最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差别。下了病床，揭开一只眼的纱布后，天还是蓝的……只是后来我才发现，我缺了一种叫做“交叉视角”的东西。也就是说，缺的是一种视力的自我校正与平衡，灯光是双影，太阳两个，凡是有光的地方都是双的，重影儿……还有无边的恐惧。因为医生告诉我一个词儿，他加重语气说：“交叉感染”你懂么？一旦交叉感染，你的两只眼都完了。
　　说实话，我害怕交叉感染。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四个字，我怕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交叉感染的厄运会降临在我的头上……
　　拆了一只眼上的纱布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病房外边的花坛旁，仰望星空。心想，也许哪一天，我就再也看不到了。在城市的夜空里，天是灰的，星星很远，在灰里藏着，你得找，用心去找。我望着夜空，一颗一颗地在天上找星星。找一颗，再找一颗……每找到一颗，心里就会生出一股爱意。多好，星星。那北斗七星，我怎么也找不全，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了“勺儿”，却找不全“把儿”。
　　白天里，我也常常坐在那里—个人发愣。这时候，我望望东边，东边是内科病房，那里边走出来的病人，要么是黄瘦，一脸黄皮，肚子鼓着；要么是一人腰上挂着一个特制的塑料袋，那是装粪便的，远远的，你就会闻到一股味，可怕的、接近死亡的气味；回过头来，再看西边，是心脑血管科，里边的病人大多是轮椅推出来的，也有的是一歪一歪地走，佝偻着手，咧着嘴，滴着涎水，活得很挣扎。医院里住的都是有病的人，这里的人最渴望的是健康……有时候，我会坐到很晚很晚。夜凉的时候，心也很凉。
　　有时候，我会试着想骆驼站在十八层大楼上往下跳时的感觉……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无法想象。骆驼是那么骄傲的—个人，怎么就狠下心跳下去了。骆驼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只有一只胳膊，可他活得很坚韧。每每他用一只手开车的时候，也是他最放松、最自豪的时候。最近几年，他的爱好也变了。他喜欢好车，接连换了好几辆。骆驼最后买的那部车，是意大利产的兰博基尼，价值四百八十七万！可他一次也没坐过，至今还在车库里停放着……在他面前，好像所有的困难都是不困难。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必是拿下！
　　可他为什么非要跳下去呢？他摆平了那么多事情。这一次，他怎么就……我真是想不明白。有时，我甚至觉得，我还不如他呢。死，对他来说，是完结。可我呢，路还要走下去，还有可能面临一世的黑暗。
　　……我的思绪一直是飘忽不定的。
　　还有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童年的那些时光。那日子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现。每每，在睡梦中，总觉得有人在喊我。一夜一夜，我听见有人在喊：孩儿，回来吧。孩儿，回来吧。
　　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就那种密密、绵绵、无声、像牛毛一样的细雨。扎在身上的时候，软绵绵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它不是扎在身上，它是润，是一丝儿一丝儿的润意。就像人们说的，没有声音，有一点点凉、一点点寒意、一点点含在雾气里的那种雨丝儿。当你在田野里奔跑的时候，那雨一针一针地把你罩着，久了会有一点痒，真的，落在脸上的时候，有一点点湿意，凉意，很孩子气的痒意。而后，它一点点透，那湿气慢慢地浸润在你身上，等你跑回茅屋的时候，当你站在屋檐下的时候，回过身，你会发现，在天光的映照下，那雨丝才开始斜了，丝丝亮着。
　　我怀念瓦檐儿上的滴水。雨后初停，瓦檐儿上的水一串一串地滴下来，先还是密的连珠儿，而后就缓了，晶莹着，亮着，一嘟一嘟的，就像是白色的葡萄汁，一点点浓。当它滴下来的时候，在房前的黄土地上滴出一个一个的小圆坑。把地上的黄土砸成一个个正圆的沙窝状，那小圆坑一个一个地在房檐下排列着，先是“奔儿、奔儿”的，而后是“叭”声，再后是“啾”声，那声音是有琴意的。
　　我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咬声。我甚至怀念走夜路时的恐惧。在无边的黑夜里，夜气是流动着的，一墨一墨地流。特别是没有星星的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身后也是无边的黑暗，那黑织得很密，浓得化不开，看不到方向，没有方向，你只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你有一点点怕，越走越害怕，或许远处有一两星“鬼火”，你就更怕……可是，突然就听见了狗咬声，一通狗咬。那声音并不暴烈，只是连声、断句、热烈，还有亲人般的温馨。在黑暗中，听到狗咬声，脚步不由得就慢了，心也就松下来，眼前就像是有了照路的灯，那狗咬处就是你的灯。也仿佛在给你打招呼，说：孩儿，到家了。
　　我怀念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那咳嗽声就是远远的一声招呼，就是一份保险和身份证明，也可说是一种尊严，或许还夹杂着对小辈人的关照呢。在夜色里，那问候也极简短：——谁？——璁。——咋？——耶。短的、远远的、以声辨人，简单、直白、毫无修饰，声来声去，这里边却藏着亲情，藏着世故，藏着几代人的熟悉和透骨的了解。
　　我怀念蛐蛐的叫声。每当夜静的时候，蛐蛐就来给你说话了，一声长一声短儿，永远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态度，永远是那种不高不低的聒语。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心里有了什么淤积的时候，你叹它也叹，你喃它也喃，就伴着你，安慰你，直到天亮。天一亮，它就息声了。
　　我怀念倒沫的老牛。在槽前卧着，一盏风灯，两只牛眼，一嘴白沫，那份安然，宁人。我甚至怀念牛粪的气味。黄昏时分，在氤氲着炊烟的黄昏，牛粪的气味和着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荡着，烟烟的，呛呛的，泛着一丝丝日子的腥臭和草香，还有嚼过后老牛反刍的那种发酵过的气味，臭臭的，有一种续命的腥香……它游走在一堵一堵的矮墙后边，温霞霞的，那是一种混杂着各种青色植物的气场。在这样的气场里，你会自如、自贱、心态低低的，也不为什么，就安详得多，淡然得多，偶然，你抬起头，就会听到老牛哞的一声，像是要把日子定住似的。
　　我怀念冬日里失落在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在有雪的日子里，那蹄印冻在了黄土路上，像一个一个透明的砚台，拾不起来的砚台。偶尔，砚台里也会有墨，那是老牛奋力踏出来的泥，蘸着一点黑湿。夏日里，那又像是一只只土做的月饼，一凹一凹的月饼，印模很清晰，可你拿不起来。你一捧一捧地去捉，你一捉，它就粉了，碎了，那是儿时最好的土玩具……那也是唯一抹去后，可以再现的东西。
　　我怀念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在汪着大月亮的秋日的夜晚，我怀念那些坐在草垛上的日子，也许是圆垛，也许是方垛。那时候，天上一个月亮，灿灿地，就照着你，仿佛是为你一个人而亮。你托着下巴，会静静地想一些什么，其实也没想什么，就是想……多好。偶尔，你会钻进谷草垛里，扒一个热窝儿，或是在垛里挖一条长窖儿，再掏一个台儿，藏几颗红柿，等着红柿变软的时候，把自己藏起来，偷着吃。更有一些时候，外边下雨的时候，你会睡在里边，枕着一捆谷草，抱着一捆谷草，把自已睡成一捆谷草。
　　我怀念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那木橛儿楔在墒上，经汗手摩挲出来的、在岁月里已发腥发黑发亮的那种。上边挂有套牲口用的皮绳、皮搭儿、牛笼嘴；挂有夏日才用的镰刀、桑叉、锄头、草帽；挂有红红的辣椒串、黄黄的玉米串和风干后发黑了的红薯叶；上边挂有落满灰尘的小孩儿风帽和大人遗忘了的旧烟袋……如果墙上的窟窿大了，在木橛儿的旁边还塞着一团儿一团儿的女人的头发（那是等着换针用的），或许是一包遗忘很久了的、纸已发黄了的菜籽或老鼠药什么的。那是一种敢于遗忘的陈旧，是挂出来的、晒在太阳下的日子。
　　我怀念那种简易的、有着四条木腿儿的小凳。那小凳到处都是，它就撂在村街上或是谁家的院子里，也不管是谁家的，坐了也就坐了。那小凳时常被人掂来掂去，从这一家掂到那一家，而后再掂回来，一个个凳面都是黑的，发乌。夏日里，有苍蝇落在上边；冬日里，雪把它埋了，埋了也就埋了，并没人在意。当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稳、踏实。那姿态也是最低的。当你坐上去的时候，没有人来推际，也没人想取而代之。
　　我怀念门搭儿的声音。夜里，你从外边回来，或是从屋子里走出去，门搭儿会响一声，那声音咣的一响，荡出去又荡回来，钝钝的，就像是很私密的一声回应，或是问询。这时候，你忍不住要回一下头，那门搭儿仍在晃悠着，甩甩的，和日子一样……碎屑，安然。
　　我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人就像是在锅里扣着，闷闷地走，嘴里、眼里都有土气，你弯着腰，嘴里呸着，就见远远的，风一柱一柱地旋，把枯草和干树枝都旋到了半空中，荡荡的，帅帅的，像是扯起了一面黄旗。当你从玉米田里钻出头，当你从风里走出来，当风停了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天宽地阔，焐出来的汗立时就干了，那远去的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是想跟风走的。此时此刻，你会想，要是能跟着风走，多好。
　　可当我醒来时，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了。
　　可我知道，我身后有人。
　　后来，不断地有人问我：你身后是不是有人？
　　我都回答说：有人。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喊小玛莎过来。跟玛莎在一起，心里就安静些。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不用说话。她也是人，一个小人儿。
　　小玛莎很好，很懂事。她的小手，让我握着，总是给我很多安慰。她的小脸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大大的，就那么望着你，一处一处指：鼻子在这儿；嘴，嘴在这儿。偶尔，她说：你看见了么？灯里有刺。她说：水里电有刺。她说：远了，花嗒嗒的……我问：近了呢？她说：近了，麻沙沙的。
　　孩子的话，象声、准确、很有味道。但静下心想一想，又有些酸楚。
　　后来，小玛莎出院了。她还要“麻沙”好多年，等再长大些，才会来做手术……玛莎走后，我闷了很长一段日子。那一阵，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愿意—个人默默地坐着。古人有句话叫：慎独。我不慎，是心里独。
　　一天上午，我又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突然听见了—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说：叫叔叔。
　　一个甜音叫道：叔叔好——我一激灵，还以为是小玛莎又回来了呢。
　　我回过头来，看见了卫丽丽，臂上戴有黑纱的卫丽丽。卫丽丽整个瘦下来了，瘦得有些变形了，脸成了窄窄的一溜，眼角周围汪着一圈黑，还有皱纹。女人一旦有了皱纹，就显得特别憔悴。看来，骆驼跳楼，给她的打击太大了！还有公司里的事，检察院的人在查账。可她居然挺过来了。她手里牵着—个七岁的孩子，那是骆驼的儿子。
　　我出车祸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可卫丽丽还是来了。她是第一个来看望我的。她身后不远处站着公司的司机，司机手里捧着鲜花，还有礼物。
　　卫丽丽说：你手机关了。我到处打听你的情况。刚刚才知道，你出了车祸。
　　看着卫丽丽，我心里一酸，说：人，送走了？
　　卫丽丽默默地点点头，说：送走了。送回老家去了。
　　我说：老人，都还好？
　　卫丽丽说：还好。
　　我喃喃地说：我本想送他一程，却出了事……入土为安吧。
　　卫丽丽说：在国栋心里，你一直是他最看重的人，最知心的朋友。他一直盼着你能回公司。
　　我沉默着．百感交集……
　　卫丽丽站在那里，瘦削、单薄，一手牵着个孩子。让人忍不住心疼她。我说：你可要挺住啊。
　　这时，卫丽丽看了我一眼，仿佛有什么疑问。我也坦白地望着她……
　　卫丽丽说：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我说：你说。
　　卫丽丽说：公司里人人都在传，说你吴总身后有人，有高人指点。你身后，有人么？
　　我迟疑了一下，说：有人。不过，不是啥子高人。
　　是的，我身后有人。可我无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就是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事已至此，我也不再辩白，我是劝过骆驼的。想想，还是有些惭愧。
　　卫丽丽说：我明白了。
　　接下去，卫丽丽突然说：你知道我们两人为什么分居么？
　　我仍然沉默，也只有沉默。在这种时候，我不想再提小乔……
　　卫丽丽说：国栋得了忧郁症，很严重，夜夜失眠。有时候，特别焦躁的时候，他头往墙上撞，撞得咚咚响。他怕我睡不好，也怕吓着孩子，孩子也睡不好。他完全是为了孩子，才提出来分居的。
　　我说：是么？骆驼睡眠不好，我是知道的，但说他有忧郁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卫丽丽说：他不让我跟人说。开始他也吃安定，吃到四片，我不让他再吃了。有一段，我们还吵过架。唉，我不该让他一个人睡……
　　我明白了，骆驼的忧郁症是由长期焦虑引起的。这十多年里，骆驼心里一直揣着—个“抢”字，他时刻准备着，一天天地准备着，他弦绷得太紧，终日像一张弓似的，日子长了，人就出问胚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骆驼总是抱着一个大茶杯，不停地喝水……那是他心里有火。现在我明白了，他夜夜睡不着觉，肝火太旺，人已烧坏了。
　　卫丽丽还告诉我，骆驼出事前，曾回过家，跟她见了一面。那是个星期天，他回家后，跟儿子待了一个上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用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给儿子做了一个“皮牛”，枣木的。过去，他也给孩子带些玩具，都是电动玩具，汽车或是飞机什么的。可这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来一块枣木，他用那块枣木，给儿子一刀一刀地旋了一个“皮牛”。“皮牛”做好后，在最下面钉上钢珠，还做了一条鞭，牛皮绳做的鞭……爷俩儿在院子里打。中午，卫丽丽问他吃什么，他说：牛肉面。那是他们分居后，第一次在一块吃饭。吃饭时，他也没说什么。卫丽丽问他：好吃么？他说：好吃。而后，吃过午饭，他摸了摸儿子的头，夹上包走了。
　　“皮牛”是平原乡间的说法，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陀螺。是用鞭子抽着玩的。我曾经听骆驼说过，童年里，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皮牛”，下边镶有钢珠的那种。
　　我问：国栋临走，留下什么话了么？
　　卫丽丽摇了摇头。
　　我说：一句话都没有？
　　卫丽丽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
　　没有遗嘱。那就是说，卫丽丽和他的孩子，是公司的第一序列合法继承人。这么一大摊子，完全落在了卫丽丽的肩上。
　　我望着她，让我吃惊的是，仅仅经历了这么—件事（当然，这不是小事，她的丈夫跳楼了），仅仅才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突发事件，不仅成熟了一个女人的智力，竟然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气度。卫丽丽自始至终没有再提小乔—个字。关于小乔，她一字不提，她甚至都没说夏小羽……她站在那里，一手牵着孩子，目光里透着一种坚毅。
　　临走前，卫丽丽说：吴总，我查过账了。目前，公司投资的其他项目，都是负数。赢利的只有一家，厚朴堂。国栋一直在挖东墙补西墙……现在，从账面上看，你已成了厚朴堂最大的股东。
　　我有些吃惊，说：是么？
　　卫丽丽郑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多保重。这一段，公司有些乱，还有些善后事宜……回头我再来看你。大伙儿还都等着你回来呢。我想，国栋肯定是想把这一摊全交给你的。
　　我抬起头，望着她，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在眼科病房里，我终于找到了对付疼痛的方法。
　　我每晚吃两片安定，这样就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里，我可以忘记自己，忘记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黎明时分是最难熬的。每到黎明时分，你醒了，你仍在病床上躺着，有一丝风从你蒙着纱布的眼前刮过，刚有了一点凉意，可你的思想已经行动起来了。它在走，它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它常常去追逐那辆大货车，就像电影胶片一样，一次次地回放，它不知道那辆大货车究竟是怎么回事。沿着这条线，它又会追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如果时间能退回去，那有多好。
　　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后，你知道我最想干什么？我想说话了，与陌生人说话。在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蒙着一只眼，每天在眼科病区走来走去……那时候，我最先认识了9床。而后又认识了11床。
　　9床的这位，比我年龄大一些。他姓许，人们都叫他老许。老许胖胖的，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无论天气如何，他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出来打水的时候，走得很慢，有时候他也捎带着给人打水，放水瓶时，小心翼翼的，给人以很稳重的感觉。可我，每次见老许的时候，都觉得怪怪的。也说不清怪在哪里。
　　有一天，老许在医院走廊的过道里叫住了我：兄弟，你来，你来。
　　于是，我走进了老许的病房。老许是—个很讲究的人。病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小柜上的茶杯、药瓶也都摆得很规范，每个药瓶上，都贴着他写的字条，那是每次该吃的药量和次数。见我进来，老许搬过一张椅子，说：坐。而后他盘腿坐在病床上，问：老弟，听说你的眼？
　　我说：车祸。
　　接着，老许把自己的一只眼从眼窝里抠出来，说：玻璃的。
　　我怔了一下，说：玻璃的？
　　他说：进口的，有机玻璃。
　　老许是学中医的。他在中医学院上了五年。毕业后，分到一个县级医院当中医大夫，那时候他还是很有雄心的，一本《本草纲目》他都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后来，他一个同学当了院长，院长很器重他，提拔他当了院里的办公室主任。老许问我：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有人器重你，你不能说是坏事吧？老许当办公室主任一当就当了二十五年。他当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管管后勤、写写上报材料什么的。有时候，上边来了人，也陪着接待，喝喝酒。就这样，一天一天，倒把业务给荒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医院先后换过好几任院长，有脾气躁的，也有小心眼的，由于他为人可靠，不占不贪，也都应付过去了。后来调来的这位院长霸道些，把什么事都揽了，不让他管事了。他想，再过些年我就退休了，不让管就不管吧。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上班就是打瓶水、泡杯茶、看看报，下班打打太极拳什么的，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去年，也就是去年秋天，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看院子里的树叶落了，满地黄叶，金灿灿的。他说，也不知哪根筋起了作用，他合上报纸（也许是那一天的新闻没什么可看的），还愣了一阵儿，这才站起身来，去门后拿上一把笤帚，到院子里扫地去了。他是院里的办公室主任，院里有专门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不用他扫地。要说，他已十多年没掂过笤帚了，那天偏偏拿起了笤帚，到院子里扫树叶去了。本来，扫了也就扫了，他把树叶归置成一堆，明天早晨自会有人收拾。可他又多此一举，他怕万一起了风，把树叶给吹散了。于是，他念头又起，索性点了把火，想干脆把树叶烧了算了。烧就烧了呗，他还怕烧不透，可当他拿起一根树枝，低下头去，扒拉着……这时偏偏起了一阵旋风，只听“嘣”的一声，树叶堆里有一个药瓶炸了，很小的一个细脖子眼药瓶，把他的一只眼给炸瞎了。
　　他说，二十五年来，他第一次关心树叶，就炸瞎了一只眼。
　　在眼科病房里，人人都害怕镜子，可人人都是“镜子”。
　　正因为遮住了眼，我们凭感觉在“镜子”里相互看着，感觉就是我们认知的宽度。我们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吃饭时敲着碗，以声辨人，用耳朵当眼使。虽然同病相怜，但还是不由得相互打听着更重些的病人，以此来宽慰自己。11床是后来才认识的。
　　一天夜里，我眼疼得睡不着，烦躁，跑到楼道里，想偷着吸支烟，这时候我看见了11床的老余。听人说，老余是从乡下来的，是个果树专业户。老余四十来岁的样子，习惯性地绾着一条裤腿，身子趴在玻璃门上，从左边移到右边，又从右边移到左边，正往外看呢。我听人说，老余患的是“视网膜脱落”，老余其实什么也看不见，老余是用“心”在看。
　　我说：老余，吸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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