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
作者/李佩甫
第一章
我是一粒种子。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此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过程了。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嘴巴，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比如说，在我的潜意识里：电话铃响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不过，现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里来了。
在我最初进入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你要问我最怕什么？我告诉你，我最怕的是电话铃声。每一次电话铃响，都会让我心惊肉跳！
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
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
虽然我满身是芽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因为，家乡父老还等着我植下的荫凉呢。
三十年前，当我背着行李来到省城的时候，下了火车，已是黄昏了。满眼都是灯。灯就象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却没有一盏是我的。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因为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了。那时候我顺着柏油马路往前走，公共汽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响着，人流象潮水一样涌动，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单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没有乘车。不是钱的问题（那时公共汽车坐一站五分钱，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扎下来的城市。
每当我走过一两个路口，就会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路牌。那时候的路牌很简约，一根刷了蓝白两色漆的铁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个刷了红漆的铁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车一个牌。牌子上标着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觉得亲切。我以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了。
不客气地说，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象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呲”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嗨一声：你大爷的，我来了。
我边走边问，走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当我摸到单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学院门口，传达室的老者告诉我说：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我说我是来报到的。老者说：我知道你是来报到的。人事部门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来，明天上午八点……我站在那里，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有点懵。我顺着一条条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边走边想，我该往哪儿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饿。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车站去蹲一夜？虽然那时我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六块六毛钱（这是我读研节约下来的），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住旅馆。我根本就没有住旅馆的意识。再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住旅馆是要证明的。在报到之前，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无处可去。
就这么走着走着，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油菜！我紧紧地抓着这个念头不放，心里一边一边地念着：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个人的儿时小名。他也是无梁村人，吴老根家的儿子，大名叫：吴有才。吴有才在部队里当了三年工程兵，复员后转业到颍平市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建筑工人。记得夏天里他回家乡时我跟他见过一面，他穿着一件“的确凉”短袖衫，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工地迁到省里去了。在省城盖大楼，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们都去，到时找我！我知道，他也就这么顺口一说。他知道村里人没有机会到省城去，才这么说的。这叫“巧让客碰上热粘皮”，可我真的来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后，我终于想到了这么一个老乡，七不沾八不联的“关系”。可什么路什么街呢？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那是冬天，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灯撑着，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别的。城市最寒冷之处，是让人看到了差别。
在飘着雪花的夜晚，我顺着马路往前走。那时城市里刚刚时兴羊皮衣，百货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驼色、蓝色、红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带子一扎，腰就细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显臀肥。马路上响着很时尚的“的儿、的儿”的节奏，圆润饱满的节奏，叫人春心荡漾的节奏（后来，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时候，城里已经没人再穿羊皮了，它过时了，成了三陪小姐的着装了）。那时，我的眼是在乡村里经过节俭训练的，尚不敢乱看。
省城的路有经、纬之分，我从经一路一直走到经十路，尔后从纬九路拐到纬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黄河路，农业路，京广大道……夜渐深了，天空飞舞着雪花。有灯光的夜晚雪花象粉色的天幔，扬扬洒洒，给女羊皮们那“的儿、的儿”的节奏输送着温文尔雅的诗意。可我，走着走着，却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味。
灯光里有针，有薄荷，一丝丝的。无论走到那条路上，我都能闻到一股薄荷的气味，那是从灯光里冒出来的。我的腿很沉，越来越沉。可我的脑海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就象是大海捞针一样，我先是使用了“联想记忆法”，尔后又使用“排除记忆法”，“谐音记忆法”，甚至“油菜记忆法”，每到一个路口，我都站下来看一看路牌，尔后去想油菜的嘴脸……油菜，你到底在那条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看见油菜挥着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锃锃的，他说：“上海全钢防震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建筑工油菜的时髦。这就是那个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灯光和狗咬，毛蓝布和的确凉。他穿着“的确凉”、戴着“上海全钢防震的”手表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时候，我多次靠在电线杆上，靠着一份冰凉，小心地打量着这个城市。它会属于我么？
有一刻，我以为我想起来了，好象是嵩山路，我就问嵩山路；走到了嵩山路，我又觉得他说的好象是衡山路，尔后又是香山路，黄山路，榆树街，椿树街，鼓楼街，清虚街……街边上，楼房里的灯光一盏盏熄了，只有路灯亮着。我还在走，很机械地走。我实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这已经不是疲惫，是麻木。我对自己说，再走一条路，只一条。如果还找不到，我就调头回去……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回车站吧，回火车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还是不甘心，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着寒森森的空气，就象走在荒原上一样，满心的凄凉和荒芜。路边的商场已经关门了，连个借脚取暖的地方都没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脸都是陌生的。我在寻找一丝温热。那是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里？
此后我问我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几乎走了一个晚上，走了半个城市，执着去寻找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么就这么傻，为什么不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呢？你还可以打打电话，找一找昔日里的那些大学同学。可你连打电话的想法都没有，你没有“电话意识”。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乡在推着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护。
也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你必须拥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则缺一不可。如果你没有“身份”，也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城市就象是一个迷魂阵，随时都会有危险。商人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早在几百年前，精明的晋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也许是他们有过许多沉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那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许多办事处，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事方便的“关系处”，一个据点。
我知道，在报纸上，人们都反对拉“关系”。岂不知，“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是最离不开“关系”的。尤其在精神世界里，人们靠“关系”活着。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所有的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没有人反对自己。我还算幸运，在凌晨两点二十七分，我终于找到了“关系”。
我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为了他的体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头告诉我说：有。有这么个人。
建筑工人吴有才睡在一栋正在施工中的七层楼的（还没有安装门窗）毛坯房里。当他穿着裤衩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时候，眼瞪的象牛蛋，嘴张得象簸箕，那两只手抖抖嗦嗦、象是大冬天握着两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他！
油菜傻了。
吴有才抱着两只膀子，冻得咝咝地说：丢，是丢（我儿时的小名）？你，你你你……怎么来了？我说，看工地的老头人不错，说你在七楼。他说：是老朱吧？朱师傅，老乡，一个县的。说着，他赶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两点半了。你咋这时候摸来了？还没、那个啥…吧？说着，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没粉刷的墙，墙上楔着一个钉子，钉子挂着一个提兜，提兜里装着他的碗筷。我说，都啥时候了，早吃过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说，让来省城找你么？他听我说吃过饭了，一颗心放在狗肚里了。说是啊。是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我说，我是来报到的，来晚了……他看着我，连声说：先睡，都快三点了，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象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象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象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象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说：丢，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他说：还是啥子研究生？我说是。他说：调省里来了？我说是啊。他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我说：……啊。他说：乖乖，大学教师？我说：……啊。他突然坐起来，身上披着被子，两腿一盘，说：丢，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空军飞行员。我说，是……吗？他说：不骗你。丢。我身上有癣。要不是我身上有癣，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我就是飞行员了。我说：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说：当初，二婶给我说个媒，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个屁？……丢，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他老三闺女真不象他亲生的，水灵灵的，瓷白！……我嗯着嗯着，我的心已经睡着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油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豆浆、烧饼、油条、胡辣汤还有酱咸菜。尔后，我正始去学院报到了……报到后，我终于在省城分到了一个床位。
一间房子，住三个人，有我一个床位。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味和特点。
你闻到这个城市的气味了么？风里、空气里是不是有点沙？有沙吧。
这是一座毗邻黄河的城市，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就含在那有沙的气味里。在时间里，沙已被磨成了面儿，颗粒很小很小，可它还是沙的味道。带一点碜，一点涩，一点水腥，一点甜，一点点儿咸。这里还是“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这里有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线和飞机航线。更早的时候，它还有黄、淮两条水路……四通八达。就此你明白了吧，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虽然是一个“十字路口”，可它的历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那就单说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它的商业氛围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种一次性交易、不要回头客的作派。但一旦呆的时间长了，它又是宽容的、保守的、有情有义的。
我曾认真研究过这座平原上的城市，虽然它交通发达，可它又处于中原腹地，其生活节奏自然比一线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半拍。生活节奏一慢，人情往来就多，人事关系就相对地要复杂一些。这里的人事关系是由一个个“单位”组成的。单位又与单位相互交叉幅射，一级一级的，成了一个个由人与单位，人与家庭、楼房、街道组成的网。白天里“单位”是魂，人活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到了夜晚，灯光就是魂了。灯光聚拢人气，给人以方向。如果没有灯，城就死了。我很庆幸，我是个有单位的人。
刚进省城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脸上刻有字么？
同事都笑着说，没有。没有。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说新来的？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我是学院的老师了。我已经上了户口，转了关系，有了单位，还怎么着？
报到后的第五天，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一把钳子。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整天嗡嗡响，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哒哒响的窗户，就近借把钳子用用。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说：你谁呀？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他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陪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么？我扭头就走，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
初来时，我有一年的实习期，是系里的助教。我的态度很好：上班第一个来，打水扫地抹桌子；下班最后一个走。我见人就点头，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走在学院的路上，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对我说：小豆子？我家的纸箱子……噢，新来的？我很沮丧。我怎么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黑么？我回房照了照镜子，我象新来的么？我“新”在什么地方？
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我说过了，我见人就点头，微笑。但点头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学问的都是“刺猬”，要有距离感。不能过于近，过于巴结，不能涎着脸对人笑，要似点似不点，就象见了老熟人一样，浅浅的点，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这且得练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我发现，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这也许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得慢下来，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会显得迟疑，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找谁呢？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的夹上两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似看似不看，这就对了。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
在我正始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之前，我还需要适度的“包装”。那时候，“包装”是一个新词，还没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于是，拿到工资后，我又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大多是仿名牌。这没人能看出来。这样，我走在学院里，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床位。
我开始大量的阅读，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从历史到文学、哲学、心理学，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我逮谁读谁，一边读一边记笔记……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学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我还知道，对付城里人，舌头上必须有新词。
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也叫朝阳房。工字楼座北朝南，采光很好。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下边是古色红墙，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朴中透着贵气，显得厚实，庄重。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型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树，朱墙上爬满了红叶，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呱哒、呱哒”地从楼道里走出来……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我的机会来了。一个副教授，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我做为临时救场的“替补”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课。我问讲什么？系主任说：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你替下来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这届学生底子薄，你只管放开……于是，我就这么“匆匆”上了讲台。
说老实话，我并不“匆匆”，我是早有准备。
没想到，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那是一堂大课，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最开初时乱嚷嚷的……现在，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开始，一看那么多人，我有点慌。可我记住了一句话，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他说，球，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我霍出来了，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临进教室前，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老周他五十九岁了，讲的都是些文革前老掉牙的东西。而我，讲的全是新东西。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
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沉默了三秒钟之后，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吴志鹏。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不认识。我想，从今以后，他们就认识了。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慢毒药”先生告诉我的。我说：同学们，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知道么？……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温期顿.邱吉尔在一九四零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议会时，在即席演说中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我心里说，白菜们，我得先把你们吓住。）……于是，我放开喉咙，一直讲到下课铃声响的时候，同学们仍瞪着眼在教室里坐着……尔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下课了，学生们忽一下全围上来了。女同学乱纷纷地拿出笔记本向我提问题。她们一个个甜甜地叫着：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么？……说实话，这时候我的贼心悄悄地溜出来了，我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十分敏锐地打量着这些女大学生，我的“第三只眼”在寻觅、扫描着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鸭蛋脸儿？苹果脸？笼烟眉？柳叶眉？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可我必须矜持。我告诫自己：要矜持。
那个日子我至今不会忘记。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课后的第七天。三个“七”，所以我记住了。那天下午，一个女学生来到了我的寝室。她敲门的声音非常优雅，富有弹性，象打电报一样，“的的、的的”，两下一节，一共敲了四下。当我拉开门的时候，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那不是化妆品的香味，那是带有夏日阳光的女人的肉味，鲜活的、生动的、甜的。她背对着阳光，金灿灿地立在那里。她身上穿着一红色的短袖连衣裙，两只臂膀上的皮肤闪动着象牙般的光泽。她静静地站在门前，在她身上，阳光是流动着，就象是镀了阳光的金色液体，熠熠地环绕着一个美丽的活色生香的女人。一个按现在的说法，叫有态儿、有范儿的女人。我觉得连阳光都醉了。是的，先有光线和味道扑过来，尔后才是活色生香。那气息准确地告诉我，那是可以点亮整个世界的、熟了的气息。就象是樱桃，向阳坡的，鲜艳欲滴的。就象是葡萄，吐鲁凡的，晶莹剔透的，熟了的玉色。那么，一个女人熟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几乎是几何级的果实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个字：“蓬荜生辉”。我明白了，那是专对女人的，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间屋子。
她说：吴老师，我是外语系的，听过你的课。
我象是被人打了一闷棍，我的神思还没有转回来，我“噢、噢”了两声。
她说：对不起，打搅你了吧？
我说：噢噢……尔后又急忙更正：没没没，没有。
她笑了。她的笑容象“蜜制三刀”，那是我童年里最爱吃的一种小点心。她听出了我的混乱。她的眼睫毛很长，眼睛大大的，象鹿一样。嘴也大，嘴唇肉肉的，红鲜鲜的，牙齿很白，笑意在嘴角上含着，鼻尖上亮着细细的汗珠，一切都亮着，饱含着汁液，饱含着韵致和味道，好象随时可以溢出来。真好！樱桃熟了，真好！
我承认，我竭力掩饰着，不让我眼里跳出“手”来。可我仍然不能抑制心里生出的欲望，一种强烈的想去抚摸她的欲望。那白嫩的皮肤就象丝绸一样，流动着光的液体……我惶惶乎乎地听见她说：我姓“mei”，叫“mei cun”。
我说：是美丽的美么？
她说：是梅花的梅。
我立即说：这个姓氏不多呀。哪一支？是商王的后人，还是八旗的后人？
她睁大眼睛，惊讶地望着我，笑了，说：我也说不清……我是东北人，满族。
说实话，我醉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醉过？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有吸烟吸醉的。有吃肉吃醉的……可我说的不是这些。我坦白地说，我是看女人看醉了。也许你不相信，可我确实是醉了。也许，我忍耐的时间太长了，我对那鲜艳怦然心动，对女性的美丽怦然心动。我一连醉了七天，七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
那天下午，我只觉得我的天灵盖在咝咝地冒冷气，那是一种集合全部能量、要冲上去的感觉！……如今，我已忘记了我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可我知道我醉了。
人都有醉的时候，可醉的方式不同。你绝对想像不出我醉后的表现。我象疯了一样，一连七天在操场上跑步！……梅村，她叫梅村。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边的那一排，正对着学院的大操场。我破例给自己买了一身红色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疯狂地、象晕瓜一样地到操场上去跑步。我每天一早一晚，都到大操场上跑步，其余的时间是在准备“跑步”。那七天，我整日里晕晕腾腾的，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可我一直跑啊跑。早上，当晨铃响起的时候，我绕过什房院，绕过学生宿舍，猴急猴急地窜到操场上，就为看上她一眼！晚上，当熄灯号吹响之前，我仍在操场上跑步……就为能看她一眼！
天哪，我一共才看到过她三次。
操场边上有一盥洗台，水泥台上装了一排自来水管，那是让学生洗漱用的。第一次，是早晨，我看见她刚起床，端着一个洗脸盆从寝室里走出来，头发束成简单的马尾辫，丫站在水泥台前洗漱。我控制着跑步的速度，刚好在她扬起脸的那一刻，跑到水泥台附近，我扬起手，很矜持地跟她打了声招呼：早上好。她望着我，笑了，说：吴老师，跑步呢？我说：噢，锻炼锻炼……尔后，我招招手，就慢速跑过去了。那时候，她脸上还挂着水珠儿，一脸睡后的海棠红，带着晶莹水珠儿的海棠红，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里。我第二次见她，是晚上。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个剪影儿，朦朦胧胧的剪影：那是临风的玉树，夏日的荷花，秋熟的海棠，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在操场上跑步时，昏昏沉沉的，象中了邪一样，满眼都是她的影子。第三次，黄昏时分，在阶梯教室的外边，她站在台阶上，朝着我微微一笑，有一束光亮，撕锦裂玉般地、响箭一般地射中了我……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有一天半夜里，我实在是忍熬不住了，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她寝室门前，“咚咚咚”敲了几下门……可就在最后一刻，一声“谁呀？”把我给吓醒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扭头就跑，象兔子一样。我听见我的脚步声象炸响的鞭炮，心跳象偷灯油的老鼠，吓得我七魂走了六魄！当我一口气跑进了操场南边的杨树林，觉得安全的时候，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用最恶毒的语言在心里咒骂自己……骂是骂了，可我仍然贼心不死，在操场上整整跑了一夜，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梅村！梅村！梅村！
要是换一人，可能就疯了。可我没疯。
我要问，你能扛住这种诱惑么？谁可以抵得住这样的诱惑？！
我告诉你，我扛住了。
第八天，在我跟她接触后的第八天，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自己的贫穷。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贫穷。我曾经不惜丧失尊严地混进了一个检查寝室卫生的小组，以检查卫生的名义进了她的寝室。她寝室里有四张双层高架床，共有八张床铺。梅村住的是靠里的一个下铺，一个靠窗的位置。我在她那漫散着淡淡香气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钟（我多么想躺上去呀），她床上铺着素雅的蓝白格格床单，在床单的外沿，还罩的一条长条的毛巾垫单；我看见她床头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皮箱，牛皮的。箱子上叠放着她的一叠叠衣服，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床头上，它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竟然是那种很贵的、当时商场很难见到的丝棉被……床下摆着一双小巧的丁字型的女式半高跟皮鞋，也是很贵的那种。桌上除了课本、书籍，还有个人自费订阅的《大众电影》、《诗刊》之类。这还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女孩子，窗台上放有铁制的、有彩色图案的饼干筒，有成听的奶粉，大白免奶糖，还有诸如美加净银耳珍珠霜、洗发香波之类的一溜小瓶子……都是上海产的。这在八十年代，都是高档的、最贵的奢侈品。我也从侧面了解过她的情况，她的家庭条件很好，她在班里学习也很好，很有优越感，她还是她们班里惟一带工资上学的学生。看到这些后，我心里直打鼓：天哪，这是我能养得起的女人么？
说实话，她把我吓住了。我知道，在城市里，追一个你喜欢的女人是要花钱的。我一个还未评上职称的助教，一个月才五十二块钱。我凭什么？
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我反复地问自己：你想当蔡国寅？还是想当吴春才？一想起老姑父，一想起梁五方，还有“八步断肠散”……我就不寒而栗！罢了，罢了。既然你想做一个城里人，既然你那么喜欢她，既然你想占领这座城池，那就得有一个长远的狩猎计划――“狼计划”。慢慢来，不可操之过急。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要追到这个女人。我要娶一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我再一次告诫自己：要矜持。要有步骤。要忍。
此后，我开始实施我的“狼计划”了。我得有论文，我得先把讲师评上。尔后还得有著作，有了著作才可以评教授职称，这都需要时间……我再也不到操场上去跑步了。时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宝贵的，我得张开每一个毛孔去吸收、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来的方块字……尔后化蛹为蝶。我得把自己磨成锥子，顽强地钉在一个点上。我得是一张弓，把自己拉满，尔后才能射出那只响箭！每当我看到梅村的时候，我都背过脸去，尽快地走开。我咬住自己的舌头，咬住自己的心，我的牙齿象铁钉一样坚韧！……我得扛住自己，站稳了。
我要说，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电话铃声，我就会在本校娶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当老婆。尔后戴着金丝眼镜，围着驼色的羊绒围巾（我童年的梦寐以求），顺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
可电话铃响了。
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明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份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给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那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象一张纸似的人事关系，我甚至悿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３８７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３８８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３８７，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的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３０２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的不错么。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微微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象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她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接的第２２７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８００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８００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７９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８００，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象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事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象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象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象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凭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我说：你身子……？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说：那你……？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
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伟大领袖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象…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调走了……调哪单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我对着电话说：喂，我是谁？我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调你一万吨小麦。你谁呀？……我是你大爷！
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每当我打完电话，回过头来，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吴志鹏，你吃人奶拉猪屎，驴粪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电话，就象是躲瘟疫一样。流氓很好，流氓很轻松。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来了，心一墨，我就跳出来了。有那么几次，我也来点恶作剧。每每有电话铃响起，凡是找我的，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我坚决不说人话，不说中国话，我给他来叽哩咕噜：first, second , third ,forth……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就象是跟“土地爷”说话。满嘴跑舌头，作的是假揖，烧的是空香。在乡村，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我不敢推辞。老姑父在电话里说，丢，出事了。我一听，顿时心惊肉跳！我壮着胆子问，出什么事了？老姑父说，你六婶，也就是印家女人，还记得吧，你吃过她的奶。她孙女，三岁，去年掉河里淹死了。我噢了一声，竟然不敢大声回话……老姑父说，你听见了么？我说电话里有杂音，听着呢，我听着呢。老姑父说，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就是坤生他两口，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还是“龙凤胎”。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顿时，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声音都变了，开始颤抖，说：怎、怎么了？老姑父说：难产。医生说，得剖腹……丢啊，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着头皮说：行啊，行。
我心里说，我又得托关系了。我找谁呢？可我还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时候，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个卖“脸”的，村里人派我卖“脸”来了……当我四处求告，上下托人，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他丫站在教室外边，脸苦的象窝瓜，眉头皱得象晒干了的生姜。我心里一沉，忙问：生了么？他说：生了。我说：是龙凤胎么？他说：是……我说：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边，他却慢慢地跪下了。他满脸都是泪，跪在我的面前。
我说：坤生哥，你这是干什么？
他神魂颠倒地说：…我看见闫王爷了。
我说：谁？……怎么了？
他喃喃地说：闫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
我说：你起来，起来说。到底怎么了？
他说：兄弟，你是贵人，学问大，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我厉声说：起来！
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脑瘫。医生说是脑瘫……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轰的一声，我脑子一下子短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说：兄弟，妞（病）重，妞就不说了。这男孩（病）轻，你得帮我保住，我求你了。
我哄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可我同样是六神无主。我只是说：你别急。想想办法，咱想想办法……我突然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他是想把我拽到无底洞里去。我吓坏了，立时就有了想逃跑的念头。
此时，坤生哥已经迷了。他象个疯子似地紧紧地拽住我，哀求说：丢，兄弟，我求告无门，只有来找你了。你嫂子剖了腹，还在病床上躺着，俩小的都在电烤箱里……一夜抢救花了五千七，我就带了三千块钱，就这还是凑的。人家说，得再交两万，再不交钱就停药了！兄弟，妞我不要了。妞不说了，那男孩还有救，你救救他吧……说着，他又要下跪。
我拽住他，不让他往下出溜，再一次问：脑瘫？
他机械地说：脑瘫。
我继续哄他，我说：你别跪我。走，我领你去个地方……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再向人借钱了，我也借不来钱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要脸了。我的脸已薄成一张纸，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我领着他走上大街，在茫茫人海里漫无目地的走着。天黑了，到处是灯，彩色的灯，霓红灯一处一处闪烁，晃得人心慌。我望了望天空，如果天上能下钱就好了。可天上下不来钱……他紧跟着我，一步不拉地往前走。我却只想把他甩掉。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甩掉他的办法。坦白地说，那时候，我随时都会抽身走掉。
走着走着，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甩掉他的办法。我把他领到了一家报社的门前，伸手一指，说：坤生哥，不是我不帮你，你兄弟一月才７９块钱，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债，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说：我给你想个办法。
他神色迷离，两眼发直，说：……你是说抢银行？
抢银行？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丝念头，这念头把我吓住了。我也看见银行了，我看见了银行的大字招牌，“中国人民很行”……是啊，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往歪处想了。
我说：你找死啊。谁让你抢银行了？你看见对面了么，那是报社。你也别跪我了，跪我没用。我给你写几个字，你到报社门口，往地上一跪，把这张纸举起来，只要里边有人走出来，你就跟人说，边哭边说……这事，只要报纸登出来，说不定就有人管了。
他很无助地望着我，说：兄弟，你呢？
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借钱，能借多少是多少。记住，他们不答应你，千万别站起来……说完，我拔腿就走。
我真是个流氓啊。我就这么把他撂在了大街上……我狠下心来，象逃跑一样大步往前走。我对自己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心就软了。等我走了一段路，拐过一个街口，侧过身，悄悄地回望着报社门口，只见他果然跪在了报社的台阶上，手里举着我写的那张纸……他很无助，不时地四下望着，他在找我呢。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坦白地说，我没打算给他借钱。我已经很“孙子”了，借钱的人都是孙子。我堂堂一个大学教师，见人就借钱，这算怎么回事？我很无耻。我知道自己很无耻。童年里我吃过六婶的奶，吃过六婶擀的芝麻叶面条，我还吃过印叔的烤红薯，在大雪漫天的时候，印叔在麦秸窝里找到我，把我背回家去，给我了一块烤红著。我上大学时，六婶塞我手里六毛五分钱……这些我都记着呢。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拿什么报呢？
我一时悲凉，一时气愤，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激，只想一头撞到墙上去。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这么憋屈？说起来我是个大学教师，走出来也人五人六，体体面面的。可我算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就割不断这层关系？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层皮呢？我心里说，我都快要给逼死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上午，我刚刚跟系里的主任吵了一架。老魏是个好人。一直对我很赏识、很照顾。就连我的职称，我的讲师资格，都是人家老魏给争取的。评讲师需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可那时候我只发表了两篇，有两篇还在“路上”呢……是人家老魏在评委会上力排众议，给我争取来了一个指标。可老魏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老魏一激动喜欢叩桌子角，他的指头弯起来在办公桌上连连敲击着说：志鹏，做学问应该心无旁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我怎么了？老魏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堕落。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老老实实做学问。整天勾勾连连，到处拉关系？还到处伸手问人家借钱？！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视金钱如粪土！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一身的农民习气！……说实话，那一刻儿我很不冷静，我就象是给人揭了秃疮上的疤，我就象是让人踩住了老鼠尾巴，“农民习气”这四个字太扎心，是我最不爱听的。我一下子暴跳如雷！我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摔，说：我他妈就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查一查，查三代，谁敢说他不是“农民”？！老魏气得嘴角上冒白沫，他没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逊，敢顶撞他？！老魏的语调突然低下来了，他无比失望地说：好，下不为例，我再也不说你了。你走吧。我当时一怔，赶忙挽回。我说：魏主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摆摆手：不说了，不要再说了。
现在想想，人家老魏说的对呀。我是个做学问的人，我好不容易、连轱辘带爬地逃出来了。我何必呢？……我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我必须割断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不然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生！
我一路走，一路安慰自己：不是你不想救，是你救不了他们。他们没文化，不知道脑瘫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查过资料，脑瘫就是新生儿先天性缺氧缺血性脑病、脑损伤并发的综合症，而且就目前来的医疗状况来说，全世界尚无特殊治疗方法……那就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把自己填到无底洞里去。我卖脸卖够了，我再也不想求人了。
我对自己说：跑了吧。
这天夜里，我象做贼一样，又偷偷地去了一趟儿童医院。我心虚，我要看看“包袱”甩掉了没有？儿童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抱孩子的妇女。那些孩子的哭声乱麻麻的，就象是油锅里煎出来的号角；那些妇女的眼光更可怕，一个个都象刀片一样……我尽量躲着她们，侧着身子走，我连正面对人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悄悄地来到后院的住院部，顺着一排病房的后墙朝着婴儿室看。看了婴儿室又去看特护室，我不知道哪个保温箱里的婴儿是六婶家的“龙凤胎”？他们不是下凡的“金童玉女”，是闫王爷派来的“小鬼小判”，他们是讨债来了。我不敢走的太近，我怕被人认出来。这时候，要是谁叫我一声“丢儿”，那会把我魂儿吓掉！
我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灯光下，电流嗡嗡地响着，我看见患病的婴儿在一个个保温箱里躺着……孩儿，你那么小，你受罪了。孩子，这可不怨我。谁让你不脱生在富贵人家呢？你要是希腊船王的女儿就好了，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有整整一个顾问班子为你效劳；你要是英国皇家贵胄也行，生在白金汉宫里，有皇家御医为你操心……可你生错了地方，谁让你生在了平民百姓家呢。孩子呀，你要是有怨气，就去找闫王爷告状吧。千万别怪到我头上，我担不起呀……我心里很酸。我不是狼，我还没有变成狼呢。我只有当狐狸了，逃跑的狐狸。也许明天或者后天，老姑父就带着无梁村的人来了，他们会把我“吃”了。他们一个个会点着我的鼻子说，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冤哪，我冤死了。现如今我已塌了一屁股的债，我甚至不敢到学校食堂里去吃饭，我怕人看出我的寒酸。我总是趁没人时才去打饭，我只吃五分钱的咸菜……我还知道那个名叫梅村的女学生已开始对我有点意思了。我看出来了。可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鲜花是人家的，美女是人家的，你是一堆臭狗屎，就不要瞎想了。
唉，我本想着，再熬上几年，评上教授职称，说不定就当上“博导”了。可我连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怎么给人“解惑”？
我就是“惑”。
那晚，我在大街上整整走了一夜。
我在考虑，是不是把这个好不容易挣来的“铁饭碗”给砸了？
这几年，我已先后发表了九篇论文。我的新作就要出版了，我快要评上副教授了，还有女学生梅村的目光，媚媚地、水水地、含情脉脉地……这一切我都不想舍去。
鲜艳欲滴呀。就那声音，滴溜溜地，火焰焰地，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呀。我曾告诫自己：忍住。啥贵不吃啥。可我还是忍不住偷一眼偷一眼地去看她。我说过，我不再“跑步”了。我咬着牙，苦读苦熬，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铁律。可是，从此，那梅村倒找上门来了，不时地找我提些“问题”……有几次，我在食堂里碰上她，她说：吴老师，你怎么这么晚呢？都没饭了。我说：噢噢，有点事，耽误了。我忍着，不看她，故意不看她。再后，在通往饭厅的路上，我又碰上了她几次……我发现，她是有意的。她的衣服经常换，每次都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招惹她，她招惹你。这就是反作用力效应。有时候，距离拉得越大，向心力就越大。我有什么办法？
女学生梅村告诉我说，要常喝酸奶，酸奶养胃。我应着。我说，噢。女学生梅村说，早上最好吃一个鸡蛋。晚上最好喝一杯牛奶，吃一个苹果。我说，噢噢。可钱呢？钱。她还说，你听音乐么？日本喜多朗的，浩翰，广袤，苍凉。你一定要听。她知道什么是苍凉？城里人，干部家庭，家里四个老人供着，还说苍凉？她不知道，我背着一座山。我不会告诉她，我也不敢告诉她，我到底是谁。我还是想看她，远远的……农家孩子，活人要紧哪。
在她面前，我还要伪装下去么？
在这里，我还要伪装多少年？
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车声渐稀，天空中残缺着半个带豁口的月亮，惨白。我望着一座一座楼房，我望着那一格一格的灯光，我到现在还没混上属于自己的“灯”呢。我还需要熬很多年，才能在其中一所楼房的“格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纵是这样，我也愿意熬下去。我本来就是个苦出身，我不怕吃苦。再说，这比我以前好的太多了……可那些电话淆搅了我的专家梦，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我一脑门子都是电话铃声。我被狗日的电话困住了，一根线就把我给拴死了。电话实在是太可怕了，我都得了电话恐惧症了。兔子说，丢，大事你办不了，小事总可以吧？你给我买几瓶农药，我地里生虫了。五方说，丢，你给我递个状子吧。也就是串个门，递给省政府，最好给省长说说我的事，老冤……铁蛋说，丢，你给我弄个文凭，假的也行，出门让我也唬唬鳖儿们。国灿说，兄弟，给你哥办个证，就是那种营业执照，操，我卖个凉粉，动不动就罚我。连成哥说，丢，你在省里，人头熟，给银行说说，也给咱贷点款……保贵说：丢丢丢，我尻，给弄两吨化肥！到时候咱五五分成，我给你回扣……狗日的电话！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走”的念头，这念头如此强烈。我心里说，我得走，我得离开这里。不然的话……
我难受啊！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把坤生哥撇在了报社门口，他还在那儿跪着呢。不知要跪到什么时候？我实在是无法面对他们……钱，在这里，成了一种声音。成了尊严的象征。钱已经把我被逼到了死角里，无路可走。钱爷爷，钱奶奶，钱祖宗，我的乡亲在那儿跪着，你叫我怎么做人？！
我象游魂一样在大街上转着，从大学路，到大石桥、九孔桥、栈桥、湖北路、南京路、花园路……我对自己说，辞职吧。你没有办法，你见死不救，你也救不了谁。既然如此，你实在没脸再在这个城市里呆下去了。
其实我心里熬煎着呢，我仍然担着一份心。一直到黎明时分，卖早点的小摊一个个都摆出来了，我到卖胡辣汤并代卖“晨报”的小摊前买了一份报纸。翻开报纸，我一眼就看见了坤生哥，坤生哥的照片上了二版的“头题”！坤生哥跪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张字……二版上有一行烫眼的黑体字：救救孩子！
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我对自己说，孩子有救了……你可以走了。
我之所以敢辞职，敢把饭碗给砸了，也是有原因的。
在省城的这些年，我一直与一个绰号叫“骆驼”的昔日同窗保持着书信往来……他一直在诱惑我。可以说，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还卖弄一句英文：Newmoney（新钱）。我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Newmoney！
可临走之前，我还想见梅村一面。
我对自己说，做个了断吧。
其实，那只是个借口，我还藏着一份私心。我希望她能等我，等我五年。五年后，我回来娶她。古人说的好，“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樱桃熟了，假若五年后再摘，那还是“樱桃”么？只怕早变成“核桃”了？我也知道，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她身后怕是站着一个连的追求者……可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我不抱希望，我只是这样想。妄想。
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我还是想见她一面。你看，我痴心不改呀。
就要走了，我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在我递了辞职报告之后，第二天夜里，我把她约到了学院的操场上。操场很大，月光下，人是墨的，一影儿一影儿的淡墨，是夜色遮蔽了我身上的“穷气”。我一无所有，可我已经有了武器。
我说：我要走了。跟你告个别。
她很惊讶，说：走？去哪儿？
我说：我辞职了。离开学院……
她说：你疯了？不会吧？
我说：就快要疯了。可惜，没疯。
她笑了，说：不发烧吧？
我说：３７度。正常。
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我是个孤儿。
往下，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武器”，我早已准备好的“武器”（记住，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件东西可以使用，那就是“诚实”。）。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时候，“诚实”也可以当作武器。
夜色里，美人还是美人。梅村在朦胧的夜色里就象是仙人，恍恍惚惚地呈现着飘逸的、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有一种虚拟化了的淡雅之美。她的呼吸让人麻醉，就象是虚拟的仙间幻景。她的脚步声一格一格的，节律分明，就象是告别的挽歌，让人心碎。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没有希望。可我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想好了，既如说我得不到人，我至少还能保存这么一份美好的记忆。
月光下，我们两人在操场上漫步。我很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就象是诉说一个外人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有时候，她会突然回过身来，侧着身子，一边退着走，一边惊奇地望着我，好象在说，这就是你呀？真的是你么？有时候，她会意地笑了。笑得很含蓄，很动情，眼里流露出母性的光芒。
我告诉你吧，据我的观察，对那些家景好、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诚实”一旦成为武器，是最能打动人的。
她说：童年里，你的作业本都是烟纸盒做的？
我说：是。
她说：大雪漫天，你独自一人睡在草窝里？
我说：是。
她说：三天里，你就吃一块烤红薯？
我说：是。
她说：抱着一块窑里的热砖？
我说：是。
她说：你对那块热砖说：妈，暖暖我？
我说：是。
夜色里，我看见她眼里有了泪光……
我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个穷人……我穷得就剩下思想了。
她说：你要我等你。等你三年？
我说：是。——（我没敢说五年，五年时间太长了。我怕她等不及。也许，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再告诉她，再等我两年吧。那时候，她如果真能等我三年，就不会在乎再等两年。你说是吧？）
她说：你说，三年后回来迎娶我？抱着９９朵阿比西尼亚玫瑰。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
我说：世上最好的玫瑰。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我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到的。“阿比西尼亚玫瑰”表达的是一个态度：我爱她。这也是我想像力的极限。三年，或者五年后，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来？有没有这个能力？假如我回来，假如她等我……我手里一定会有９９朵玫瑰！
当时，她并没有答应我。她说：你让我想想。我得想一想。
月光下，我望着她。我的眼舍不得离开她。四目相对，我就快要傻了，一个绝望的傻子。我说：好。再见。说完，我扭头就走。我对自己说，走。赶快走。该说的你都说了。再不走，你就失控了。到目前为止，你还正常。一旦失控，往下就不可收拾了……
现在，我也坦白地告诉你，那天晚上我所说的“真实”，只是局部的。我虽然是苦出身，也不是没人管的。我的“诚实”里有诈。
这天夜里，回去后，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房间里空空的。原是三个人住的，现在一个搬走了，一个回家了，寝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明天天一亮，我也要走了。我心乱如麻，我想着梅村，我想着村里人，我想着坤生哥，我想着躺在医院保温箱里的孩子，我还想的我的未来，这一切都不可知。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说过我要切断一切联系，包括……梅村。可是，下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声音虽然很轻，一豆一豆的，但急切。
当我拉开门的时候，月光下，一股带着香气、带着肉味的甜丝丝的气息扑进了我的怀里。这是梅村。梅村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气喘吁吁地说：我睡不着。我想……暖你。让我暖暖你……我脑海里“訇”的一声，炸了！
往下，我就没法跟你说了。我崩溃了。我一泻千里……我又一次失败了。是惨败。我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我哭了，满脸都是泪水，我委屈，我尴尬，我捧着光艳艳的肉体却……她小声地安慰我：你怎么了？吴老师，你别哭，这不怪你。是我不好……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人对我这样，我长这么大，从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暖暖你。这话足可以让我记一辈子！
那晚，我和梅村光光地躺在床上，我们赤诚相见，却……这是我的耻辱。也许，是那对“龙凤胎”害了我。那一对“龙凤胎”各自躺在医院的保温箱里，睁着一双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他们在嘲笑我。
我说：你……真好。
梅村说：实话告诉你，我不是处女。
梅村说：我的童年，也不幸福……
梅村说：我七岁时跟着母亲嫁到了继父家里，我继父很坏……
梅村是善良的。正是我诚实、还有我的失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梅村也坦白地讲述了她的身世。她的声音象玉米粒一样，一粒一粒地、断断续续地响在我的耳畔。可那时候，我整个人就象条死鱼。我被痛苦撕咬着，悔恨交加，脑海里嗡嗡响，根本无心听她说些什么。我只是一遍遍地恨自己的无能！我已经绝望了。
黎明时分，门响了一声，梅村走了。梅村没有责怪我。她只是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走了。
我们没有说再见。梅村，让我心痛的、我惟一爱过的女人，就这么默默地分手了。
我说过要送她玫瑰的。
——近乎于谎言的“阿比西尼来玫瑰”。
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市场。全球９９%的玫瑰都来自这里；全世界所有最名贵的花卉也都在这里交易、定价。这里拥有花卉的最终定价权，尔后由飞机空运到世界各地。另外，当我有了钱，当我能买起玫瑰的时候，我才知道，“阿比西尼亚玫瑰”并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它只是花期长，朵大，是玫瑰的一个品种。
是啊，当我有钱的时候，当我可以买得起任何品种的玫瑰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爱情。我有钱买花了，可我已没有了可以送花的人。
等我后来再见到梅村的时候，她已是离了两次婚的女人，正打着第三次离婚官司，憔悴得不成样子了。见到她时，在一个大风天里，她包着头巾走在大街上，手里牵着一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梅村是善良的。在此意义上说，善良并不等于幸福。善良的人容易轻信，也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这是后话。
对于花卉，我了解的并不多。应该说，就我见到的、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还是那盆“汗血石榴”。
第二章
该给你说一说过去的事了。
老夫今年五十四岁，命书上说，五十四岁是一道坎。所以，该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告诉你了。现在外边乌云密布，正在下雨，趁天上的炸雷还没打下来，我对天起誓：我这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血脉的联系是必须要说的。不管走多远，我都得承认，我是颍平人。
哪怕你一天也没回去过，你的祖籍仍然是平原省颍平县吴梁村（官称）。它也叫做无梁村（民间），那是更久远些的事了。
在纸上，虽然吴家祖籍颍平，可从根上说，吴家又不能算是地道的平原人。据说，吴家从明代才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过来的，但纸上的记忆是靠不不住的。我要说的是，吴家人是有标志的：凡吴家人，脊梁骨的第三个关节比一般人粗大。摸一摸就知道了，那骨节象个大核桃。据说，那是祖先在一次次抗暴中被打断后接起来的。
假如有一天，你去无梁，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303国道，另一条是505省道。303国道从北往南，是全封闭高速公路，横穿三个县份，在颍平城外下路，过七个村就到了；若是走省道，是西北东南向，穿过两个县份，天爷庙下路，过四个村就到了。
我还要告诉你，这里常刮的风是西北风。西北风冬哨秋尘、且钻旋凌厉。所以这里生长的树没有特别直的，一般都是偏东南的朝向。如果你看见路边的树朝着东南歪一点，就象是在给人点头。那么，你就离家乡不远了。
无梁是一个有三千口人的大村子。
从历史上说，无梁曾是个编席窝子。靠着村西那片一望无际的苇荡，这里家家户户编席为生。据说，她们编的席1958年曾获得过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但我从未见过奖杯。过去，这里的男人普遍比女人低，那是背湿苇捆背出来的；这里的女人普遍比男人高，那是她们丫站在碾篾子的石磙上一脚一脚练出来的。
我承认，我曾经摸过无梁大多数女人的屁股。那时候，一大早，无梁的女人们照例会让男人背出一捆一捆头天晚上破好的蔑子来，由她们站在石磙上把编席用的篾子碾平，然后再去编。在村街上，女人们一个个站在圆圆的石磙上，头高高地昂着，靠着脚尖的力量，屁股的灵活，乳房的颤动，驱动着石磙在她们的脚尖下忽东忽西、来来回回地滚动。她们一个个脚法矫健，身子灵巧，就象是技艺高超的芭蕾舞演员。这在无梁曾经是一道风景。
在我的记忆里，无梁女人个个高大无比，屁股肥厚圆润，活色生香。我得说，我那时候已晓些事了，手刚刚可以够着女人的屁股。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屁股都是紧绷着的，就象是一匹匹行进中的战马，一张张弹棉花的张弓，捏一下软中带硬、极富弹性，回弹时竟有丝竹之声。那时候，在初升的阳光下，我会沿着村街一路捏下去，捏着女人哇哇乱叫，这叫“吃凉粉儿”。
我也承认，我还曾经摸过无梁大多数女人的乳房。在这个世界上，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见识乳房最多的男人。国胜家女人乳房上有一黑痣；紫成家女人乳房象是歪把茄子；保祥家女人的乳房奶头极大，就象是一对紫红色的桑椹；三画家女人乳房象个大葫芦瓢；海林家女人的乳房下拖着，就象是长过了的老瓠瓜；印家女人的乳头润着一片麻点点，象是撒满了黑芝麻的水豆腐；水桥家女人的乳房极小，就象是倒扣着的两只小木碗；麦勤家女人的乳房汗忒多，有一股羊膻味；大原嫂子的乳房细白，有豌豆糕的气味；宽家女人奶子又大又肥，饱盈盈的，象是个快要涨破了的气球……说这些，我不是要故意引诱你。我只是说，女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好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童年的吃食。现在人们都讲绿色食品，我可以告诉你，我当年吃的全都是绿色食品。我吃过火烧的蚂蚱，半生不熟的嫩玉米，春天的槐花、榆钱儿、桐花，秋天的高梁杆，掺有棉籽的窝窝头，一股酒糟味（窖坏了）的红薯，一碗一碗的水煮红萝卜，九蒸九晒用盐腌出来的蓖麻叶，还有从“搬仓”（老鼠）洞里掏出来的豌豆粒……可以说，天下的美食我都吃遍了。
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三大美味。第一大美味是榆钱妈做的柿糠沙，也叫“炒星星”。那是晒了一冬的柿子皮加豌豆面、薯干面再加辣椒面等用水和成面团，经发酵后拍成一个个圆面饼在阳光下曝晒，再经手工小拐石磨磨成粉状，最后在烧红的热锅里至少浇半碗猪油爆炒，这就炒成了晶亮亮的、看上去一粒一粒的油沙。吃的时候先甜你一下、再辣你一下，你得一点一点吃，辣得你长伸着脖子，满口生火，一腔红甜。第二大美味是井拔凉水蒜泥薄荷叶拌合乐面。这道面食以秋海家做的最好吃，他家有从县机械厂弄来的压面的钢筒，下边的底是钻了孔的，上边有大杠子穿在钢筒罩上，由两个人推着轧出来的，这叫钢丝面，十分筋道。夏日里坐在树下端上一碗，美呀。第三大美味是泥蛋子红薯麻雀，也叫“双味麻雀”。就是把生红薯掏一孔，麻雀在盐水里泡一泡，尔后塞进红薯里用泥糊了，放在烟炕房里的火道去烤，等泥蛋烤裂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先苦后甜再咸……不说了，我已经流口水了。
我得说，正是这些绿色食品丰富了我的胃，使我能在无梁村茁壮成长。以至于后来，我一看到辣椒就浑身躁热，满口生火。辣椒是无梁村最常用的一种佐料，是高挂在盐之上的一种生活必需品，正是这种佐料诗意地毒化了我的童年。
话说到这里，估计你已经猜出来了。是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当年，也就是五十四年前，我母亲把我生在一堆草木灰上，尔后就撒手人寰了。在我生下来的第三天，我的父亲，远在三百里外的大唐沟煤矿工人吴大顺，因突发的瓦期爆炸事故埋在了矿井下。那时候，领袖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也就死了，只给我留下了三百元的丧葬费。不象现在，死一个人明码标价要20万……
于是，我生下来的第三天，就成了孤儿了。
现在，我要给你说一说老姑父了。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捏女人的屁股，那是老姑父批准的。
老姑父曾经有过辉煌的前景。早年，他是驻扎在颍平炮兵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炮兵上尉蔡国寅与如今当红的歌星蔡国庆虽仅差一字，命运却迥然不同。
据说，当年炮兵上尉蔡国寅的爱情故事曾经轰动了整个颍平城。当蔡国寅脚踏马靴、腰里挎着小手枪，穿着崭新的军官服，格噔格噔地走进了县完中大门时，他的命运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候，炮兵上尉蔡国寅恋爱了，他看中了一个女学生。他先是一间间教室去找，他的头趴在县完中那烂了窗纸的一个个窗户上朝里边窥探。为看的更清楚一点，他伸着脖子先后换了许多个位置，最后把目标定位在一个长辫子姑娘身上。每当有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时，他就挺直胸脯、双腿并拢，做一“立正”的姿式。那年月人们对军人还是十分尊敬的，没人把他当流氓看待。后来他被请进了校长室。
蔡国寅做为当地驻军，四野榴炮团的一名上尉连长，曾经到县中搞过两次军训，做过一次报告。所以，老校长对上尉十分客气，说：蔡连长，你是英雄。大热天，怎么能让你站在外边呢？
炮兵上尉却说：那胸脯挺的。
老校长说：那天你来做报告时，掌声雷动，学生们很受教育。要是有时间，你再给讲一次吧？
炮兵上尉咂了咂嘴重复说：那胸脯挺的。
老校长推了一下眼镜，说：天太热了，我让人去抱个瓜吧。今年的西瓜不错。
炮兵上尉仍然说：那胸脯挺的。
炮兵上尉说的是半月前他来给学生做报告时，主动跑上台给他献花的那个女学生。这女学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当老校长终于明白他的意思后，很有些为难。
其实，那天他在学校大礼堂做报告时，并不是女学生“主动”献花，而是校方出于礼貌，着意安排的。献花的女学生也是让班主任老师专门挑出来的。那天，大礼堂里掌声雷动，女学生不免有些激动，她红着脸跑上台去，先是敬了一个礼，尔后把花献给了“最可爱的人”……现在，“最可爱的人”追到学校里来了。
老校长的肿泡眼从镜片下望着炮兵上尉，下意识地理了一下头发，咽了口唾沫，目光却有些躲闪，说：要说也是哈，这届学生年龄也都不小了……不过，我得先探探学生的口风。几班的？
炮兵上尉说：长辫子。
老校长说：哦。辫子很长？
炮兵上尉说：梢儿打屁股蛋。
老校长说：哦哦。哪一班的？
炮兵上尉立刻说：三班。三班九排第五个。
老校长翻开花名册看了一会儿，说：唔，我知道了，她叫吴玉花。他又看了看这个小个子炮兵上尉，尔后斟酌着词句说：这样吧，我先做做工作，看情况再……是吧？
炮兵上尉说：好，你做吧。我去操场上等着。说完，不等老校长回话，就扭过身去，一个正步出了校长室，大步来到了操场上，就站在篮球栏的下边。
老校长不过是一个托词，听上尉这么说，他竟大张着嘴僵在那里了。
当天下午，当下课的钟声响了的时候，学生们一下子全都涌出来了，尔后又象潮水一样涌到了操场上。尤其是那些女学生，一个个吱吱喳喳，添油加醋，把一个道听途说的口信儿经过嗑了葵花籽的嘴唇传遍了全校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小个子军官看上了他们的校花！
三班的吴玉花，也只是个子高些、胸脯挺些、屁股圆些，有两条可以甩起来的长辫子，到底算不算校花另当别论。可此时此刻几百名学生一起围在了操场上，象看猴一样地把炮兵上尉围在了中央……
炮兵上尉蔡国寅已在操场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了。此时，他正在篮球栏下来来回回地踱步，等待着老校长的答复。大约是为了平衡内心的紧张，他又走到单杠下，纵身一跃，双手吊在了单杠上……可当他做了一个前空翻，转过身来，却发现他已处在几百人的包围之中，成了学生们观赏的对象了。
那是一个半圆弧形的、象散兵线一样的目光的海洋。女学生们指指点点、捂着嘴吃吃地窃笑；男学生们的目光极为复杂，就象是一匹狼突然闯进了羊圈里……上尉的脸立时就红了，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可他毕竟是打过仗的，也没显得太过慌乱，只是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一个箭步从单杠下跳了下来。片刻之后，上尉连长蔡国寅两腿并拢，上身收紧，先是给学生们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尔后炸开喉咙，狮吼一般地喊出了两个字：
——立正！
学生们一下子懵了，他们下意识地随着口令站直身子两脚并拢……尔后，没等他们醒过神来，上尉连长蔡国寅紧接着又炸声发出了第二道口令：向后转——齐步——走！
那狮子般的吼声是不容置疑的。于是，学生们垂头丧气地退去了……操场上又剩下蔡国寅一个人了。
可是，学生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退回去之后，兴奋点还没有落下来，接着又去追逐另一个目标去了。
女学生吴玉花本也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同学们往操场上跑……可跑到一半她就折回来了，她被一个女教师喊住了。在校长室里，当她明白了事情全部经过，一下子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捂着脸躲进寝室，再也不出来了。
最初，吴玉花也许对上尉军官蔡国寅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那是藏在心里的。她给蔡国寅献过花，当然是见过他的。做为当地的驻军代表，蔡国寅曾经给县完中的学生上过两次军训课；还在大礼堂里做过一次报告。那时候，青年女学生的梦中情人大多首选军人，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当蔡国寅在台上做报告时，学校选吴玉花上台献花，她的确很激动。
那时候，她还是第一次登台献花，心里呯呯直跳，一脸潮红，根本没有看清蔡国寅的脸，只是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对长筒马靴的印象。献完花之后，她行了个礼，就羞红着脸跑下去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客观地说，当时，一个情犊初开的姑娘，对军人，对英雄的爱慕之心是有的。那是深藏在心底里的一点朦朦胧胧的情愫，是精神上的一种迷恋，并没有多想。现在好了，这个军人追到学校里来了。
同学们全都围在了她的寝室旁，房前屋后，那层窗户纸后面全是眼睛，唾沫已把窗纸湿出了无数个窟窿，尔后随着唾沫星子，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话从四面八方飘过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蔡国寅的个头和他的暴牙、还要加上吴玉花的胸脯和屁股……仅仅是一个下午的时光，两个人就都有了绰号：一个是“小炮弹”，一个是“大洋马”。
吴玉花哭了。
吴玉花是个倔强的女子，特爱面子。虽然她对这个来学校做过报告的小个子军官有过片刻的爱慕，但那毕竟是一个人的隐私，是藏在心里的。现在好了，她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了，成了全校人嘲讽的目标了。什么“小炮弹”、“大洋马”之类的绰号以及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传言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还有的说，两人曾经在学校隔墙的小树林里拉过手，早已经“那个”了……由于怕羞，那仅存的一点点爱慕之心早已被流言吹跑了。她觉得她在同学们面前已丢尽了脸面，再也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当天深夜，一气之下，吴玉花就在两个女同学的掩护下，躲开众多的目光，连夜卷铺盖回家去了。
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发生的事，当天夜里这件荒唐事就传遍了整个颍平城。我们颍平人是富有想象力的，经过口口相传，当这件荒唐事从城东传回到城西的部队大院时，已演变成“一个军官跑到县中去偷看女学生洗澡”的故事了。
不巧的是，县完中一位新近从南方调来的女教师，刚好又是当地驻军榴炮团团政委的夫人。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夫人的枕头风自然而然地吹到了政委的耳朵里。再加上全城都在传播“一个军人偷看女学生洗澡”的故事……政委勃然大怒，为了挽回当地驻军的声誉，他当晚就来了个紧急集合……并即刻下令关了蔡国寅的禁闭。
这一年蔡国寅三十二岁，当过十六年兵，打过八年仗，毕竟是立过战功的。弄清原因后，团里也就关了他三天的禁闭，尔后就把他放出来了。可到了第二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站在了老校长的门前，问：那事儿，怎样了？
老校长说：喝水。你喝水。我已经给内人说了，让她给你介绍一个，是棉织厂的女工，个头、人品都不错。人也长得……
蔡国寅说：工作。说说工作。
老校长说：……内人的意思是，对方愿意见面。你看是不是抽时间见见？
蔡国寅说：你不是说要做工作么？到底怎样，给个囫囵话。
老校长说：这个……喝点水。你喝点水。
蔡国寅说：说“工作”吧。
老校长苦笑了一下，说：蔡连长，算了吧。人已经走了，退学了。
蔡国寅一怔，说：退学了？
老校长说：退学了。
蔡国寅说：那就不归你管了？
老校长说：是。不归我管了。
蔡国寅说：好，很好。尔后，他扭头就走，走了两步，又折回头来，说：你告诉我她的家庭住址。
上尉连长蔡国寅第一次进无梁是坐吉普车来的，手里提着十匣点心。
当那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无梁时，整个无梁村的女人们长伸着脖子从石磙上跳下来，一个个唏嘘不已，奔走相告，嘴里一次次重复着两个字：大官，大官呀！
五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很怀疑，假如上尉连长蔡国寅当年知道吴玉花有如此复杂的乡村背景，假如他知道他将成为一株虬髯的老石榴，他还敢不敢来？
可那时候，蔡国寅象是中了邪了，一意孤行，谁的话也不听。他的吉普车就停在无梁村的场院里，又一次成了全村人围观的对象。
那天，无梁第一次有吉普车开进来，人们惊奇无比地看着这个绿颜色的“铁家伙”：先是看那吉普车的辙印，那轮纹能在地上印出花儿来；尔后看那吉普车的车灯，有人说比牛蛋还大；尔后才看那穿着军装的人，她们几乎没怎么看人儿，看的是他帽子上的国徽，肩上的一个杠和三个“银豆”，还有脚上的马靴，人们说那皮靴走起来咯噔咯噔响，带弹簧的；尔后是手里提着的那十匣点心以及他那“您呢您”的东北口音普通话……这一切都让无梁的女人们兴奋不已。可她们并不知道他乘坐的那辆吉普车是从县武装部借来的，他的一位老战友在县武装部当部长；更不知道他脚上穿的马靴是他从东北南下时，一个喝醉了酒的老毛子送给他的。她们只知道这是个“大官”，相亲来了。
于是有人风快地跑去报信儿了。
于是众多的女人们丛拥着老蔡（他很快就要成为老蔡了）朝吴玉花家走去。
可是，当蔡国寅来到吴玉花家院门前的时候，却发现院门、屋门全都关上了。手里提着点心的蔡国寅又一次被晾在了门外。
无梁是普天下最不排外的一个村子。早年，外乡来一个糟头发换针的老头她们都要端茶递水围上半天，何况来了如此稀罕的人物？！无梁也历来不乏热心人。吴玉花家的黄泥墙并不高，女人们屁股一骑一磨就过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女人先后骑过院墙去拍吴家的屋门。这些女人一个个把门搭子拍得叭叭响，昂声高喊着吴玉花的乳名：小花，开门吧，恁姑。开门，我，句儿奶奶。还有的喊着吴玉花她娘的小名：换，开门。你家搭戏台呢？架子不小。
吴玉花的娘自然不愿意得罪全村人。不一会儿，她慌慌地就把正屋的门开了。只是吴玉花仍然躲在耳房里不出来。此时此刻吴玉花心情极为复杂，事情闹到了这一步，她也不知如何才好。在碎嘴女人的嘈吵声里，对于这个穷追不舍的人，她的心理起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她一点一点地回忆着他做报告、上军训课时的情形，突然很想看看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她站在糊了窗纸的格子窗前，用小手指蘸了一点唾沫，在窗纸上湿出了一个小小的圆洞……可她看到的却是川流不息的女人们的屁股。
无梁的女人们串流不息地涌进来。有传话的，有苦口婆心劝说的，有自以为懂普通话做翻译的。女人的屁股一次次从院墙上跨过，把双方的话递来递去……在传话的过程中，无梁的女人们按各自的理解把双方的意思都做了大量的艺术性加工，该删的删、该加的加，来言和去语都是在蜜汁里泡过之后才“翻译”过去的。那就象是用一把把钥匙试着开锁，这一把不行再换另一把……就这么试着试着，四个小时过去了。最后连吴玉花自己都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把钥匙拨动了她的心。等女人们在吴玉花的默许下，正始打开院门待客时，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天黑下来了，在门前站了四个小时的蔡国寅终于吃上了“鸡蛋茶”。那一碗放了红糖的茶水里打了六个荷包蛋，吃了这碗鸡蛋茶的代价是，他必须入赘做上门女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俗和讲究，蔡国寅也都一一答应了。
两人终于正始见面了。在昏暗的油灯下，吴玉花低着头，心里乱糟糟的，虽说也曾偷一眼偷一眼地看……可灯光只有一豆儿，太暗了。桌上的十匣点心挡住了她的视线，终还是没有看太清蔡国寅的脸，她看到只是半边脸，那叫“钢毅”。她原来就知道他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军人，现在仍然只知道他是一名军人。应该说，一个时期的风尚（对军人的爱慕）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意思，也都是稀哩糊涂的。
按照口头协议，蔡国寅是做为上门女婿入赘到无梁村的。听人说，当年吴玉花的婚礼是十分风光的。那年月，她是无梁村第一个坐吉普车出嫁的姑娘。那辆吉普车从她家门前开出来，在众人的追逐下围着无梁村转了一个圈儿，尔后又开回来了。就这么转了一个圈儿之后，上尉连长蔡国寅就此变成了无梁村的老姑父了。
那时候上尉连长蔡国寅月工资九十八元，算是高薪阶层。可这次婚礼，蔡国寅在无梁村一群热心“帮办”的策划下，一一都按当地的风俗办，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置办嫁妆外，那一天吴家开的是流水席，肥猪用了三口，豆腐十盘，粉条一千七百余斤，花卷子馍十四笼，还有烟酒……无梁村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
那天夜里，月亮成了无梁村最亮的一盏灯，几乎全村人都到老姑父的屋后“听房”来了。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等待着一个用普通话说出来的一个“日”字，可他们一直等到露水下来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最后，他们终于听到声音了，是哭声，吴玉花响亮的哭声。
我知道我们终有一天要回归土地。
可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脸。是的，我照过镜子，可我看的是相貌，不是脸。一个人的脸应该包括他的全部生命特征。那时候我还看不清自己。不知自己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皮肤的颜色为什么是黄的，它是怎么染成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颜色来自于土地，我们与平原一个色调。
是的，在时间中，我曾不断地修饰我的记忆。我篡改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的童年……
记得，当我睁开眼，第一眼看见老姑父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与无梁的任何一件物什都浑然一体：谷垛、麻雀、树木、房舍，以及场里的石磙，瓦屋的兽头，颜色是一样一样的。他就象是土生土长、垒在村边的一堵黄泥墙，或是植在路边上被风雨蚀过的乏灰色的老树桩子。他的脸就是一张无梁村的地形图，沟沟壑壑一览无余。那眼泡就象是干瘪了的、浊黄色的、用席篾子划开又撒了一点黑豆的石榴皮。他身上的黑棉袄烂着套子，腰里勒着一根草绳，上半身象是一捆柴禾；下半身又很象是一个大着裤裆、裹了裹脚的老太太。是的，他腿上还七缠八绕地用烂布打了一截不太正规的绑腿，那大约是他惟一当过军人的显示了。
说实话，是碎嘴的女人丰富了我童年的记忆。后来，我才知道，老姑父当年那段曾经轰动颍平城的爱情故事早已烟化了。当年的上尉连长蔡国寅自从脱了军装后，已经是无梁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特别让人惋惜的是，当年的48７3部队，就是曾经驻扎在颍平的榴炮团，也就是老姑父曾经担任过连长的北大院，二十五年后出过一个中将和两个少将，他们都曾是老姑父带过的兵。可老姑父本人却在跟团政委吵了一架后，为了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复员了。
甜蜜是很短暂的。据说，两人结婚后仅串过一次亲戚，去吴玉花她舅家赶会。过完蜜月后，两人接着几匣点心去她舅家赶会，路上还说着话，亲亲热热的。可一到会上，就招来了不少的笑声。两人一个高高挑挑的；一个短粗，炮弹一样，这一高一低，一胖一瘦，显得十分滑稽……吴玉花的老舅望着一身农民装扮的外甥女婿，说：花，咋？不是个官么？（肩上）咋没“豆儿”了？此后，吴玉花再不跟他一块出门了。也许，吴玉花心里的委屈是说不出来的。――当年，她本意是要嫁一个军官的，却阴差阳错地嫁给了一个农民。
结婚没有多久，吴玉花就开始跟老姑父吵架、打架。他们两人几乎是打了一辈子架。老姑父家的水缸被换过无数次了，那是两人打架时用头顶烂的。据说，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吴玉花曾不至一次地问他：你到底看中我什么了？每次老姑父都以沉默相对，不做任何回答。也许，他的沉默就是一种回答。
如果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上尉连长蔡国寅的审美水平应是一流的。那时身高一米七二的吴玉花应该算是魔鬼身材了。她那挺拔的、高耸的胸脯，那一双秀美的长腿，那浑圆饱满的臀部，都是今天活跃在T台上走猫步的材料。
或许，当年的上尉连长蔡国寅把挺拔、高耸的胸脯当成了对东北老家白桦林的遐想？把那一双秀美的长腿、浑圆饱满的屁股当成了对早年骑兵岁月的回忆？我想，他只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梁女人的特征，是编席时站在石磙上练出来的。
感情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在时间中，既然任何物质都会发生变化，那么非物质的感情，本就虚无飘渺，又怎么能恒久不变呢？可上尉连长蔡国寅怎么也想不到，他奔这个女人而来，是要跟她打一辈子架的。
老姑父的军人特质是在无梁村的时光里被一点点侵染、一点点抹去的。在碎嘴女人们的花絮里，最初的时候，老姑父曾到苇荡里喊过操。夕阳西下，他独自一人站在一望无际的苇荡边上，面对着桔红色的落日，面对着一株株在风中摇曳的芦花，老姑父放开喉咙，以“立正，预备——”为始，狮吼一般地喊出了整部“炮兵操典”……
可老姑父自摘下肩章上的那三颗“银豆儿”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在无梁村的生活每况愈下，时常遭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们的蔑视和戏弄。比如，女人们撇着嘴说，曾经见他到村里的代销点去偷偷地捡烟头吸。比如，有一次去邻近的官庄赶会，女人们发现他竟然穿一偏开口的裤子，那还是结婚时，他给吴玉花买的压箱底的货。女人们高高地站在石磙上，见了他就说：老蔡，你比石磙才高那么一点点。在床上的时候，咋办呢？是你抱她，还是她抱你呀？
可不管谁抱谁，不管怎么打，不管是怎么“办”的，老姑父还是把该办的事都办了。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吴玉花先后生育了五个孩子，活下来三个……这也是他生活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
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女人们的一次次嘲弄，老姑父可以忍，吴玉花却不能忍。一天晚上，她突然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听说老胡下放到镇上的公社来了。你们还是战友呢，你去找找他吧？老姑父落到了如此地步，大约就剩下一点男人的尊严了，他只回了她一个字：不。尔后，两人就各自扭过脸去，屁股对屁股，再也不说什么了。
据说，吴玉花流了一夜眼泪。第二天，她早上起来，用摔断了一半的木梳子梳了梳头，踮起腿就跑公社去了。
在无梁，仅仅几年的功夫，吴玉花已消磨了她的全部美丽。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她的乳房干瘪得就象是晒干了的两只老茄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挺拔。她的两条长辫子早就割卖了，头发乱的就象是老呱窝，满是孕瘢的脸上已没了半点颜色。她整个看上去瘦得就象是一只大螳螂，只剩下那两条长杆子腿了。
这一天，她突然踮着两条长杆子腿跑到公社，又是撒泼又是骂娘地大哭大闹了一场。她骂老胡是骗子（老胡就是原县武装部的部长，就是那个借给老姑夫吉普车的人），跟姓蔡的是一路货！她甚至躺在公社的大门口，把一条裤子都在地上蹬烂了……这才把降职下放的公社武装部长老胡给骂了出来，而且骂得他头上直冒青筋，终于给老姑父争得了一点好处。
此后，在公社武装部长的争取下，老姑父才得以按伤残军人处理（他身上有七处伤），每月给七元的伤残军人补助金。
老姑父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
在我出生后的第七天，他站在村中的一棵挂有吊钟的老槐树下，把裹着包单的我高高地举起来，说：从今往后，这就是全村人的孩子。
这当然是他当了村支书之后的事了。
老姑父是入赘的第四年当上村支书的。那是“大跃进”之后，村支书以私分瞒产的罪名被撤职了，老姑父以功臣的名义就此接替了支书的位置。那是冬天，地里就剩下红萝卜了。所谓瞒产，瞒的也是红萝卜。老姑父当了支书后继续瞒产，瞒的仍然是红萝卜。惟一不同的是，他没有把红萝卜拉到自己家里去。他只是命人把地里的红萝卜缨全部割去，给公社干部造成场光地净的印象，尔后半夜带人一块地一块地的收割红萝卜，当天收割当天吃掉，屁都不留。
可老姑父私分瞒产的事还是被人发现了。公社武装部长老胡带着工作组一进村，就声色俱厉地对老姑父说：老伙计，你压线了，踩着地雷了！老姑父跟他装糊涂，说：地雷，美式的？老胡说：我告诉你，私分瞒产，是要撤职查办的！老姑父说：操，你查办我？我还是你入党介绍人呢。老胡说：到底有没有，你给句话？老姑父说：说实话？老胡说：没看啥时候了，你还敢胡日白？老姑父回头看了看村人，一村人哑雀无声，一个个饿鬼一样，眼里泛着绿火……老姑父说：真没有。场光地净！老胡说：老伙计，我是带着指令来的。你好歹给我个台阶下……老姑父贴近他的耳朵，小声说：要说有，也有。就几畦红萝卜，有千把斤红萝卜……老胡说：在哪儿呢？老姑父拍拍肚子，说：都吃到肚里了。老胡说：要是查出来？
老姑父拍着胸脯说：你搜。只要搜出来，你撤我职！……听村里人说，就这样，老姑父铁嘴钢牙，冒着风险（在公社武装部长老胡的极力袒护下），虽然受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却一下子保住了几十亩红萝卜。
那时候家家户户吃的都是水煮红萝卜，一连吃了六个月，一直吃到藏在地里的红萝卜生出有毒的芽儿，吃的人们上吐下泻、直吐酸水。一直到了今天，我们才知道红萝卜具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C，还含有钙质，俗称“小人参”，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啊。可在那样的年月里，人人都仇恨红萝卜，红萝卜把人都吃伤了。
可也正是红萝卜救了全村人的命，也间接地救了我的命。
我出生后不久，就由老姑父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我说过，我曾摸过很多女人的奶子，那都是在老姑父的眼皮子底下干的。那时候老姑父抱着我一家一家串，进门就说：给口奶吃。
那年月，女人们乳房里奶水本就不多，把她们的乳汁吮吸出来很不容易，且都带有一股发酸了的红萝卜味。现在我才明白，那叫酸奶，是含有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的酸奶呀。
我这一生最仇恨的就是红萝卜。那时候，红萝卜的气味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我打的每一个嗝儿都带有红萝卜的气味，过剩的胡萝卜素还有C顺着我的屁股直流！而且，当我厚颜无耻地把带有红萝卜味的奶水一口一口吸进肚子里的时候，无梁女人的目光却象溅着毒液的枪口一样瞪着我，一个个恨得咬牙！可那时候，支书的身份就象是一张特别通行证，使老姑父得以抱着我从这一家走进另一家，昂然地告诉那家的女人：给口奶吃。
是呀，女人们恨我。那时候，无梁村的女人们看见我就象看见了狼崽子一样。虽然她们以善良的姿态解开了她们的怀抱，但无不咬牙切齿地瞪我，因为我曾经多次咬伤了她们的奶头。当年，如果她们有武功的话，早就把我给废了。后来，之所以我脑门上的骨头特别硬（你知道，我出过一次车祸），那都是她们一次次用手指头“点验”出来的。常常，她们一边喂奶一边疼得咝咝唏唏地说：……狗狗狗，牙牙牙，你看那狗牙！
最初，每当女人喂奶的时候，老姑父就会扭过脸去，蹲在院子里默默地抽旱烟。后来，他就习以为常了，不再躲闪了，他可以和我一起享有同等的待遇了。如果用本村五方的话来说，那就是我用嘴吮，他用“眼吃”。个别时候，如果对方的男人不在家，他还有可能与那喂奶的女人打情骂俏，甚至于浪一些的女人会解开整个乳房，呲他一脸奶水！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最早，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是因我而起的。那一天，轮到国胜家女人（也就是后来的三婶）给我喂奶。我至今仍记得，国胜家女人奶上有一颗黑痣，这颗黑痣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这一天，我差点把国胜家女人（三婶）的奶头咬掉！正象她骂的那样，一嘴狗牙。狼羔子。是啊，那时我太饿了，在童年里我就是一个小狗儿，就是一个小狼羔子。那一天，也许是我吸她的奶头上吸的太久了，可除了汗味我一直没有吮出奶汁来，我急了……紧接着就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国胜家女人的嚎叫声惊动了全村人。是的，我吸了很久都没有吮出奶水来。在红萝卜时期，她饿得黄皮寡瘦，奶子干瘪得一点奶水也吸不出来了，就那么吸着吸着吸着，我的牙咬住了国胜家女人的奶头……也就是这时候，在国胜家女人的惨叫声里，老姑父冲过来了。老姑父在慌乱中一下子上了两只手：他一手端住了国胜家女人的奶子，一手掐住我的小下巴……他大约是想把奶头从我嘴巴里夺出来，可跑过来的女人都看见了：他紧抓着的，是国胜家女人那淌着血的白奶子！
一时议论纷纷……据说，当晚，两家人都打了架。在院子里，国胜把他那烂了奶头的女人（三婶）给揍了……另一家，在屋里关上门，吴玉花与老姑父大闹，把水缸都顶翻了！
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女人们每每看见老姑父，就说：一个老狗领一小狗儿，俩祸害。
童年里，我的确是村里的一个小祸害。
在无梁，祸害就是“坏种”的意思，就是一锅汤里掉进了一粒老鼠屎。而我，就是人们眼里的那粒老鼠屎。那时候，在无梁村，单纯从一个个的人来说，我是一个侵略者，是全村人仇视的对象。这可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来。可全村一旦集合起来，当钟声敲响的时候，这仇恨就又转换成了一种“仁慈”。由此可以看出来，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是多么地洞析人心！看好了，“二人”才为“仁”，那是要人们互相监督的；“双丝”染了色，以“心”做秤才为“慈”，这也是让人们互相比一比、秤一秤的意思。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善意，是需要宣扬和激发的。
我得承认，在童年里，除了捏女人的屁股、咬伤奶头之外，我还干过其它的坏事，我是做过很多坏事的。最严重的一次，趁着老姑父去镇上开会的功夫，村人们把我吊在了一棵树上。
现在想来，我童年里做的那件坏事，如果再大一些的话，足可以判刑的。
在我八岁的那年冬天，我刚刚在村里的小学上二年级，也许是特别想做一件好事来表现自己，我却干出了一件天大的祸事。那时候上边号召“除四害”，学校要求每个小学生每个星期上交三个老鼠尾巴。在无梁，对一个家庭来说，交三个老鼠尾巴是不成问题的。可对我这样的一个吃百家饭的孤儿来说，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了完成交三个老鼠尾巴的光荣任务，我曾经扒过无数个老鼠窟窿……那天，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我从大队部里偷出了一小桶煤油。尔后在一些大孩子的纵恿下，把捉到的一只老鼠放在油桶里蘸了蘸，用一只绳子绑住这只老鼠的腿，划火柴点着后放在一个新发现的老鼠洞前，好把这一窝老鼠给轰出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果然，那只带火的老鼠“哧溜”一下钻进老鼠洞里去了……然而，在另一个洞口前，最先钻出来的仍然是这只带火的老鼠！这只带火的老鼠带着六只老鼠从洞口里窜出来，四下奔逃，可我却一只也没抓到。不但没有抓到老鼠，更为可怕的是，这只带火的兹兹叫的老鼠先是窜到了麦秸垛上，尔后穿过三个麦秸垛，又窜进了烟炕房里……不一会儿，场院里就浓烟滚滚了！
那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当全村人赶过来的时候，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三个麦秸垛成了三座火焰山，根本无法扑救。更让人恐惧的是，三座烟炕房也接连烧起来了，南边不远就是牲口屋，牲口屋的后边是保管室，也就是村里的仓库……我的妈呀！
那天刮的是东北风，风助火势，眼看就要烧到牲口屋了……全村人都傻了。
有人说：老天，这咋救啊？
有人哭着说：完了，完了！祸害呀，整个村子都完了！
这时候梁五方站出来了。年轻的五方，全村最聪明的五方，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五方大声说：火是救不下了。九爷，三叔，别的就不用管了，赶快把最南边这个烟炕扒了，把火截断，牲口屋，仓房自然就保住了。
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最靠南边的烟炕房扒了……
那天傍晚，当场院狼烟遍地、烧成一堆堆黑灰时，众人这才想到了凶手。大孩子齐伙把我供了出来，说：是他。丢，丢干的！于是，我被人们当众提溜了出来……这时候我已经吓呆了！
尔后，我就被吊在了场院边的一棵树上……
在那样一个傍晚，我突然发现，目光是可以杀人的。仇恨在飞灰里扩散着，恨意迅速在场院里漫延。那时候场院里站满了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眼里都泛着黑绿色的的火苗，就象是沉默的狼群一样！不，比狼还可怕。我发现我已掉进了“仇恨”的海洋里，我成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点，他们的眼一定饿坏了，个个都想吃人。我坦白地承认，当时，我吓尿了。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人民”的汪洋大海。
然而，就在这时，老姑父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回来了。当他撂下那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场院里，操着他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问：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哪王八羔子，谁干的？！
立时，人们象炸了的火药库，戳了的马蜂窝，又象傍晚时分从柏树坟里飞出来的黑风一般的破嘴老呱，一个个喷着唾沫星子，开始历数我的罪恶……最后，众口一词的结论是：捆上，送派出所！
天已黑透了，只有人们的眼晴是“雪亮”的。老姑父站在树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尔后，又一言不发地勾下头去，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就那么背着手来来回回地在树下走。他气坏了，可是……他一直走到人们唾沫星子干了的时候，才伸手一指，大声说：他，他还是个孩子……尔后，他又走上一阵，再伸手一指，说：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他一直重复着，一连说了九遍。
老姑父一再重复的话就象是巴豆，他一把一把地撒下去，终于泻了人们的心头之火。人群里没人再吭声了。接着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咔着痰的咳嗽声……最后，人群里终于有人说：这祸害，也就是吓吓他。
于是，众人都随声附和说：吓吓他。
老姑父指着我说：丢，祸害呀。
我说过，无梁的风是很染人的。
风无处不在。可风又是看不见的，风只有结果，没有形态。
在这里，风还有一个优雅的称呼：“西伯利亚”。这是无梁人从六十年代村中的大喇叭里听来的。那时候广播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是“西伯利亚寒流”。无梁人以自己超常的理解力删除了“寒流”，留下了具有无限想像空间的、美丽的“西伯利亚”。这只能再一次说明，无梁人是不排外的。
无梁人之所以把风称作“西伯利亚”，是延着光棍汉们的思路走的。这是一种想像力的飘逸，是情绪化了的阴性理解，其中包含着对美的渴望和想往、以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浪漫主义期盼。
在这里，风跟两个字的联系最为密切：一个是“情”，一个是“尘”。“风情”是一个时段的概念，那就象是剪成一断一断、互不连接的奇异景象；或者说是斜阳下在空中飞翔的带一绺断线的风筝，含些许“偷”来的的诗意。可过去就过去了，永不重复。而“风尘”却是一个固定而久远的时间概念，那是一种经岁月侵蚀后带有烙印的苍凉，是一种埋在时光尘土里的永久性的定格。也只有在时间的概念上，风和尘才联系在一起。无论春夏秋冬，就是不刮风的日子，也有风的神迹。
看一看树上的叶子你就知道了，在这里，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
在无梁，一旦“西伯利亚”刻在脸上，那就是岁月。而岁月一旦定了格，那就是风俗了。风俗是一个地域特定的生活习惯。我曾经说过，无梁人是主吃面食的：面条、面饼、面汤、菜面窝窝等。吃面食须臾离不开的就是辣椒，辣椒是无梁人最重要的生活调味品。在庸常的日子里，没有辣子是吃不下饭的。辣椒吃多了，脸上就会生出粉刺来。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个年轻人，一边走一边抠脸上的粉刺儿疙瘩，没错，那就是无梁人了。
当然，这是低层面的。如果要求再高一点，如果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炒上两个菜，那就是吃酒了。现在有人说酒是文化，也就是“辣”的文化，是让人兴奋的文化，“文化”到了极点，也就是一个字：醉。让客人喝醉，这是无梁待客的最高境界。如果哪家来的客人喝醉了，醉成了一滩泥，那是待客的一种荣耀。往往要用架子车拉上，绕村一周，这是多么体面的事情啊！
无梁排在第二的风俗叫：领席。在这里“席”是要“领”的，想一想这有多么优雅。无梁是一个编席窝，最不缺的就是席子。那时候，一张席就是一张流动的床。无梁人最重要、最私密的活动都是在“席”上进行的（一为酒席；二为炕席）。特别是到了夏天，主家领着一张席，客人或朋友相跟着，有瓜的时候，就去瓜地；或者是树下、河边、场院，带着盛了烟丝的笸箩、几根脆瓜，席地而坐，对月而谈……至于说些什么，那就不知道了。那时候一到夏日的傍晚，人人都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说是纳凉，可睡到半夜，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风的时候，就又拉着席走了，也许是去了炕房、也许是钻了麦秸垛，谁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里去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这就是风情。
我说过，最早的时候，老姑父曾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看遍了无梁女人的奶子。后来，我就变成了无梁村的一种“无名税”：先是一家一家地派饭吃，后来就成了一种强行的摊派：一家出二斤麦子或是五斤玉米（由大队统一扣），供我上学。从小学到高中，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时候，我一星期往县城中学背一次粮食。每次回去背粮食，我都会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我最早发现的是，老姑父的酒量大了。老姑父原本是不大喝酒的，喝也是一两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老姑父成了无梁村的“第一陪客”。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或是谁家来了体面的客人，定是要支书作陪的。如果哪一次没有请到老姑父，那是很没有面子的。我记得，在我回去背粮食的那些日子里，常见一些女人找到大队部来，缠着老姑父让他去当陪客。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说：这是干什么？拉拉扯扯的？不去。可他经不住女人的再三缠磨，也就应承下来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这么说，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伙哄抬起来的。特别是村里逢会，那是一年一度仅次于过年的大节气，家家都有亲戚来……到了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后来，在我跟着他走过村街的时候，我发现女人们的笑脸象葵花一样处处开放。我知道，那都是对着老姑父的。女人们亲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却昂着头，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时候，还会说：嗯，记着呢。十三，我记着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姑父已经很习惯地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最初当然是为了方便群众。那会儿需要盖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远门，也是要盖章的。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无论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从家里爬起来，跑到大队部去给人盖章。次数多了，他也有些烦了，后来就干脆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有人来找，就给人盖一下。那公章终日拴在裤腰上，磨来蹭去的，总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盖。所以，每当有女人来找，只要不违犯政策，老姑父就问：哈一下？人家会说：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无梁，“哈”也有亲嘴的意思，次数多了的时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义”？
渐渐地，我还发现，老姑父“领席”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夏天的时候，老姑父常常领着一张席到瓜地或是芦苇荡里去。有时候，他是陪县上或公社下来的驻队干部。有时候，他是领着村里的一群编席的女干部们开会。还有的时候，他领着一张席到处走，从树下到场院，又从场院到水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蚊子。他说：有蚊子。
他心里有蚊子。
我说过，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最早是因我而起。那是他在慌乱中端错了“奶子”……后来的事就难说了。后来人们传的那些，都是添枝加叶、扑风捉影、经过渲染的。那年秋天，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村里小学校长苗国安（他也是无梁的女婿）在县上开会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大学要招生了！是推荐招生。一个公社分了三个名额。得到消息后，他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报信儿，希望老姑父亲自出面，为我争一个。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里，我是一个祸害。是一只吃遍全村的蝗虫。如果能把我推荐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当然，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那时候上大学不但不要钱，还给生活费呢。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们的善意。可小学校长又说，虽说一个公社三个名额，可有两个已被公社干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个了。这一个指标三十个大队去争，能不能争到手，还很难说……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姑父不见了。全村人到处去找，一百个喉咙四下喊，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小学校长苗国安说：敲钟吧，一敲钟，他也许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当钟声响过三遍之后，终于把老姑父敲出来了。老姑父是从苇荡里走出来的，他一手领着席，一手还提着裤子……他没想到村街里会站这么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释说：妈的，撒泡尿，把裤腰带给弄断了。
人们都望着他，人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人们都去看他的裤子……前后村都喊过了，钟也敲三遍了，他才出来，这泡尿有这么长么？
就在这时，吴玉花牵着孩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抖手给了他两耳光！……尔后，她一句话也不说，牵着孩子扭头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来。在无梁，老姑父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式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狈地靠着那棵挂钟的老槐树，平着脸色，略嫌尴尬地说：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裤腰带断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尿尿的问题，可人们还是信了。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人们是心里不信，脸上信。于是人们不再研究“裤腰带”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