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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册-李佩甫

_2 李佩甫(当代)
  小学校长苗国安给老姑父说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尔后说:抓紧吧。三十个村子,就剩一个指标,听说明天就上会定了,是不是得送点礼呀?
  此时此刻,全村人异口同声地说:送!这得送。
  这一个“送”字,经全村人的热喉咙喊出来,显得铿锵有力。
  那会儿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后,他靠着树的阳面,我靠着阴面。我不禁脸红了,心里怦怦乱跳。那时候,我还会脸红,此后就不会了。
  人们都在等着老姑父说话,可老姑父就是不开口。我知道老姑父不开口的原因,这是逼着他去找公社武装部长老胡,老胡是他的战友,这是让他去给老胡送礼……他不愿去求老胡,他还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这一次,全村人不答应了。人们象“森林”一样地围着他,立逼他说话。“送”是必须的,人们甚至开始议论送什么的问题了。有的说,队里不是还有几桶小磨油么?有的说,代销点有烟,赊上几条好烟。有的说,光烟不行,还得有酒……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哪里,就象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得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象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她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导火索。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象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象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撕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象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博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廻繁往复,就象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象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象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利、脆!就象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即含蓄而又泼辣,即生动而又斑澜。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浆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渲泻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劫。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常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的就象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辩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只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象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攥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她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象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象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交諑。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份,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象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房……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撕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螫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攥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当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姑父给我写的第一张条子,就是要我去寻找苇香。
  此后老姑父又给我写了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一直写到我在学校里无法生存,辞职下海为止。这也是我仇恨老姑父的原因。
  十七岁的小苇香是突然之间失踪的。那时候她正上高中一年级,在学校里已经有了绰号:“小洋马”。她的母亲曾经被人称作“大洋马”,她现在已经出落成“小洋马”了,漂亮是不必说的。暑假里,在“小洋马”回到无梁的第三天,她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村子里有许多传言,议论纷纷……最靠谱的消息是,她被一个骑着摩托到村里收购头发的小伙子拐走了。
  为此事吴玉花跟老姑父又打了一架。两人除了互相责骂、大打出手之外,就是心急火燎地分开四下去找……他们甚至还报了警。
  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查到苇香的任何消息。于是老姑父就让人给我捎了一张条子,让我帮着去寻找蔡苇香的下落。
  我已欠下了无梁那么多的人情,老姑父的“条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于是,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在颍平城里整整寻找了三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旅店,每一个派出所我都去过了,我还托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们也帮着查找,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苇香的任何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无梁,专程向老姑父禀报情况。
  然而,当我带着礼物赶到老姑父家的时候,老姑父却不在家。我问吴玉花:花姑,老姑父呢?吴玉花冷冷地说:死了。
  那一天,当我找到老姑父的时候,老姑父又喝醉了。他躺在场院的麦秸窝里,成了一滩泥,怎么也喊不醒。
  在无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在村人的抬举下,老姑父经历了由陪酒到馋酒再到醉酒的复杂过程。如今,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已成了人们说的那种“熟醉”,一喝就醉。有几次他醉的很不像样子,被人们从家里抬出来,晾在村街里的一张席上。据说,那天老姑父吐得一塌糊涂,等他醒来时,他身边卧着两条狗,一只黑狗,一只黄狗,狗也醉了。
  这个“狗醉了的故事”在无梁传开后,很是影响老姑父的声誉。人们再见老姑父的时候,眼里就多了些不屑。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老姑父给“哈一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当他在村街里行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笑容就淡了许多,对此,老姑父肯定是有些失落的。
  这年冬天,我在省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无意之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苇香。
  我说过,我本是立志要当一个学者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是省财贸学院的一个讲师,可我已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省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在这次研讨“平原部落文化”的会议上,我碰上了一个已小有职权的同学,那时,他已官至副处。读研究生时,我跟这位绰号叫“骆驼”的同学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感情还是有的。一天晚上,当我与他争论平原文化到底是“脸文化”、还是“脚文化”的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吊吊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他说,不让你喝,就是让你开开眼界。尔后他说:洗个脚。
  那天晚上,在省城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骆驼把我领进了一家“脚屋”。这家挂着红灯笼的“脚屋”门面并不大,里边却别有洞天,进门后是一条长廊,对着长廊是一间间写有牌号的格子房,同学走在前边,我懵懵懂懂地相跟着,心里怦怦乱跳,就象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请。骆同学进了一间格子房,当我跟着他也要进的时候,骆同学回头狡黠一笑,给我指了指隔壁的一个房间,说:哥们儿,背背脸吧。尔后就昂首走进去了。我愣了一会儿,在一个小伙子的导引下,进了另一间格子房。这是我凭生第一次“洗脚”。说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脚是如何“洗”的。
  那是一间很简单的格子房,决不象现在的“洗脚城”那么浮华。里边只有一只沙发和一张单人的按摩床。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只沙发上,尔后我就看见了苇香。
  苇香是端着一个木盆进来的,木盆里盛了泡有草药的热水……当时我已经惊呆了,就那么木然地坐在那里,看着苇香。离开无梁那么多年,苇香早已认不出我了。可我还能认出她来,她右边的眉头上有一颗痣,按古人的说法,这叫眉里藏珠,是大福大贵的命。可苇香却跑到省城给人洗脚来了。
  虽然她的穿着跟城里人没有差别,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能认定她就是苇香,并不是单凭那颗眉痣,我是闻到了一种气味,来自无梁村的气味。那气味是在无梁的熏风里日积月累泡出来的,就象酒一样,是洗不掉的。
  我惊呆了的另一个原因是苇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甚至比她母亲年轻时还要漂亮。据我的观察,苇香身上已没了未婚姑娘的那种青涩。她就象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两只大美眼忽闪忽闪的,胸脯圆润饱满地挺着,一件粉红色的裙装把屁股兜得紧绷绷的,衬得细腰宽臀,前凸后翘,真就象她的绰号,一匹活色生香的“小洋马”。
  她蹲在我的面前,一边用夹生的普通话说:先生,我是2号,很愿意为您服务。一边给我脱着鞋袜……我那会儿身子一阵发紧,简直不敢看她。当她把我的两只脚送进热水盆里的时候,我才打了一个激灵,从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于是我试着问她:姑娘,你家是哪里的?
  苇香说:山东。——那时候,她已经学会说假话了。
  我说:听着象本地口音哪?
  苇香看了看我,说:搭界。
  我说:不对吧?听口音……
  她飞了我一眼,说:先生,你查户口呢?
  这时候她正抱着我的脚用力地揉搓着……我心里一酸,突然想起了老姑父,我看见老姑父在槐树下“谷堆”着,一脸的沧桑。曾经的炮兵上尉决然想不到,此时此刻,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正在省城的一家“脚屋”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按脚呢。算起来也有十八、九年了,她给她的父亲洗过脚么?
  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问:姑娘,你出来做这个,你家里知道么?
  苇香不回答。苇香说:先生,我们这里有泰式,有港式,有全套,你做么?
  我又一次试探说:你一个姑娘家,家里多操心哪……?
  苇香说:港式的168,泰式的268,全套带打飞机468,很舒服的。
  我迟疑着说:全、全套?
  那时候我只是个穷书生,囊中羞涩,我惊讶地说:这、这么贵呀?那洗脚呢?
  苇香说:光洗脚80。做个全套吧,又不用你付钱。
  我连声说:不,不不。太贵了。
  那时候,掏80块钱洗个脚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的莫名惊诧一定是让苇香看到了,她的嘴角稍稍撇了一下,有了一点让人看不出的蔑视。我甚至读出了她那无梁口音的潜台词:穷酸。充什么大蛋!这地方是你来的么?
  我说过,那是我凭生第一次进洗脚屋。脚洗了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却如坐针毡。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站起来的,在我将要离开那个格子房的时候,我突然多了一句话。我回过头来,望着她,说:苇香,还是回去吧。
  苇香突然抬起头,象麋鹿一样警惕地望着我,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我说:我不会认错的,我就是无梁人。
  苇香的眉头耸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她看着我,有那么一会儿功夫,她象是陷入了回忆之中,一直在搜索记忆信号……末了,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再次撇了撇嘴,用戏谑的口吻说:先生,想泡我是吧?别来这一套,我见的多了!说完,端着那个木盆,快步走出去了。
  我当夜就给老姑父打了电话,老姑父是坐火车从颍平匆匆赶来的。我去火车站接上他,直接去了那家“脚屋”。一路上,老姑父反复问:是她么?真的么?我只是点点头。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正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给我洗的脚。
  可是,当我们赶到时,却扑了个空。那个脚屋的老板说:什么2号?我们这里根本就没这个人。我跟老姑父不容分说,闯进去一个屋一个屋挨着找,终也没有找到。正是我多了句话,苇香才走的。茫茫人海,又到哪里去找呢?
  老姑父蹲在地上,象孩子一样哭了。
  老姑父的眼是后来失明的。
  据说,自苇香失踪后,老姑父与吴玉花不再打架了,也打不动了。村里人还以为两人终于和好了。可战斗并没有结束,两人回家后互相瞪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在吴玉花,那一眼一眼的全是鄙视。老姑父呢,那情愫就显得更复杂一些,有迷茫有恍惚还有悲凉。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眼看人都看花了,可他的内心仍……矛盾着。唾沫都吵干了,还说什么呢?两人几乎没有话。没有话的日子更为可怕。那就象是情感的灯油干了,熬尽了,剩下的只有沉默。
  老大出嫁了,老二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个人的日子,一个在酒里泡着,一个在恨里泡着,就剩下瞪眼了。对外,两人还保持着最后一点体面。凡有人来,吴玉花就“嗯”一声,那意思是说,找你呢。此刻,老姑父也会“嗯”一声,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默契。这时候,老姑父的伤残补助已增加到120块了。这每月120块钱的卡仍在吴玉花手里攥着。老姑父喝酒也只有靠支书的身份了。可他老了,面临改选,那身份越来越不值钱了。有时,每当钱取出来的时候,老姑父也偷过两次,一次拿十块二十块的,可被吴玉花发现后,藏得更巧妙了。这几乎成了两人间的一种游戏,一个藏,一个找,四处翻着找。可二人之间仍是什么也不说,恼了的时候,就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恨恨的。瞪眼不算什么,这还算是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那年冬天,村里改选后,老姑父不再是村支书了。可他的眼却得了很严重的白内障,仅通一点路,几乎就算是失明了。
  老姑父常常一个人在村口的大石磙上坐着,闻着风里的声音,找着跟人说话。村里人从他身边走过,有时会给他搭句话,有时就走过去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的怅然。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慢慢地站起身,拄着一根棍子摸着走回去。
  那时候,老姑父曾托人给我捎过一个口信儿,说他“想听听国家的声音”。可信儿没有捎到(一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是想要一个价值26块钱的小收音机)。拍着良心说,我不是找借口,我只是……等我听说后原打算要给老姑父治眼的。可不幸的是,那些年,我一直在奔波之中。当我定下心,要给在老姑父治病的时候,我又……此后,说实话,我已自身难保,顾不上他了。
  可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十多年的苇香却突然回来了。
  苇香回无梁,又一次造成了全村人的轰动。那是夏日的傍晚,苇香坐着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回到了村里,桔红色的落日映在那辆出租车上,就象是一团红色的火焰突然降临在村子的中央。
  那时候,老姑父拄着一根竹杆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就象是一堆灰。当苇香坐着出租车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只是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气味、还有一股子他说不出名堂的香风。
  村里的女人们立时就把苇香围住了,她们叽叽喳喳地感叹着,一个个说:苇香啊,真是苇香回来了!啧啧,都认不出来了!
  苇香身上穿着一条米黄色的飘裙,脖子上挂着一个黑十字纯金项链,衬着她那雪白的肌肤,高耸的胸脯,更显得成熟饱满、美艳无比!她看上去就象是仙女下凡一般,莲步轻移,下车后她仅走了两步,那高脚酒杯样的鞋跟儿在地上“的儿、的儿”地凿出了两个羊蹄状的印痕。顿时,那声响象是在敲打着众人的心。于是,女人们一个个狠下心来,指着村口,说:苇香,你爸,村口那人,就是你爸呀。
  苇香站在那里,仅朝着远处望了一眼,说:是。我爸。我没花过他一分钱。尔后就提着皮箱,挎着手包“的儿、的儿”地回家去了。
  老姑父仍然在那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一直坐到天黑。老姑父想女儿都快要想疯了,可女儿回来了,却看都不看他一眼,老姑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有好事的女人跑到他跟前,说:老蔡,你家苇香回来了,坐卧车回来的。他说:哦,回来就回来吧,我又看不见。
  据说,苇香回村后,一下子就与母亲吴玉花搂在了一起,又抱又亲又哭的,两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夜体已话……吴玉花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也是如花似玉呀。不免心里百感交集,抱着女儿大哭一场!
  还有人说,苇香回家后,对父亲十分冷淡,甚至连句亲热的话都没有。一再重复的只有一句话:这屋里啥味?妈,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大味呢?而吴玉花总是撇撇嘴说:……老不死的,你别理他。
  每当她一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老姑父就悄没声地拄着那根竹杆走出去了。
  一天,老姑父在村路上截住了苇香,他对着空气说:给你丢哥捎个信儿,就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苇香说:啥音儿?你眼都瞎了,还听个啥?老姑父说:你不懂。他懂。苇香说:我就知道,你操他的心,他啥鳖孙人呀!你以为他还在学校教书呢,早跑得没影儿了。老姑父说:他,上哪儿去了?我就让你捎个信儿……苇香说:屁。一个穷酸!你就指望他吧。老姑父气了,说:你给我站住!苇香说:我忙着呢,没功夫跟你扯闲篇。老姑父举起拐棍,在村路上一阵乱抡!可苇香早走得没影了。
  很快,人们就知道苇香挣了大钱了。苇香回来不久就让村里批了一块地,十天之后,一座三层小楼拔地而起,而且里外都贴了瓷片!
  这是村里盖的第一座小白楼,很扎眼的。当一挂鞭炮响过之后,全村人都跑来看……人们一声声地感叹说:有个好闺女,就是不一样啊!
  可老姑父却拒绝到新房里去住。老姑父把苇香叫到灶房里,很严肃地说:苇香,我问问你,钱是哪儿来的?
  苇香随口说:挣的呗。
  老姑父说:怎么挣的?你干什么挣这么多钱?
  苇香一下子恼了,苇香先是赏了他一口唾沫,苇香把唾沫吐在地上,恨恨地说:你瞎着个眼,问啥问?你管我呢?你操过我的心么?你操过家里人的心么?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就说那时我小,你给我姐也行啊,你给了那兔崽子!……
  就在这时,吴玉花冲进来,一连赏了老姑父六口唾沫:……呸呸呸呸呸——啊呸!
  老姑父伸手去抓竹杆,可那竹杆一下子就到了吴玉花的手里,紧接着连跺带踩,倾刻间断成了一节一节的竹片!
  老姑父的嘴一下子就歪了……老姑父中风了。
  老姑父刚得脑中风时,两人都吓坏了,当即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可是,在医院里挂了几瓶水之后,待老姑父稍稍好了些,苇香又急着回城里去,于是两人一商量,就又把老姑父拉回去了。
  苇香这次离开村子虽是悄悄走的,却一下子带走了六个姑娘。苇香回村从没说过城里的一个字,有人问了,也只含含糊糊地说是倒腾衣服之类……可这六个姑娘却执意要跟她走。
  据说,一天早上,天不明的时候,苇香带着六个姑娘悄悄地走了。村里人的目光很含糊,就象是预见了什么,可谁也不说。
  据说,老姑父回村后,虽然已口齿不清,却用手指着,执意地住在了老屋里。最初,吴玉花每天还会给他端饭吃,一天给他端个一碗两碗的,吃不吃就随你的便了。可老姑父半边身子不能动,大小便都几乎不能自理,屋子里自然臭哄哄的。偶尔,出嫁了的大女儿回来,会给他收拾收拾,可大女儿又不常回来……所以,吴玉花再进老屋时总是捂着嘴,把饭碗放下就走。
  据说,有一段时间,在大女儿的哀求下,吴玉花也曾经请了一个乡间的老中医给老姑父治过病。老姑父头上扎着一头的银针,由大女儿和大女婿扶出院子,尔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在村路上往前挪,惊心动魄地走了十几步远……就此,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的老姑父终于看到蓝天。
  据说,有那么几日,老姑父瘫着半边身子,头上扎着一头银针,天天象孩子一样在村街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着学走路……村里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一个人,如今却落到了这步境地?!那就象是对病态的一种残忍地展览,谁看见都忍不住想上前扶他一把,说:天哪,老蔡,你咋这样了……?!可最终都被吴玉花喝止了。吴玉花象是押送犯人一样跟在他的后边,一叠声地说:别扶他,别扶。他能走。他会走。让他自己走,练练。老姑父就歪着身子自己走,一步一步……那情景惨不忍睹!后来,老姑父在学步的路上又摔了一回,此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还是据说,日子长了,擦屎刮尿的,吴玉花也侍候烦了。有时候,吴玉花也逗他,她会长时间地看着这堆“灰”,说:老不死的,你把手举起来,我看看。老姑父就试着举那只瘫了的左手,可他使不上劲。吴玉花就说:举两只手,两只手都举。老姑父就听话地、一高一歪地举起两只手……这时候,吴玉花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老不死的,你投降了?你也有投降的时候?你瞪我干啥?你瞪你瞪你瞪!……说着,就再赏他一口唾沫!
  还有的时候,吴玉花嘴里正嚼着一点什么,见老姑父瞪她,就“呸”上一口。有一天,她嘴里正好塞满了石榴籽,家里的石榴结果了,又大又甜,她吃了半个,把半个放在窗台上,就那么手里端着一碗饭,塞着一嘴石榴籽走进了老屋。那时候,老姑父正歪着瘫了的半个身子在撒尿……屋子里尿臊气四溢。把吴玉花呛得一嘴石榴籽喷在了老姑父的脸上!骂道:老不死的,糟贱人也不拣个时候!啊呸!
  老姑父歪在那里,一脸的石榴籽,一脸浆糊糊的石榴汁液。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嘴一歪,突然笑了……他的笑容一定很狰狞。
  吴玉花放下碗,匆忙逃出了老屋。
  据说,老姑父是2002年秋天去世的。
  是的,我没有参加老姑父的葬礼。这也是我至今愧疚不已的。
  那时,我早已辞职下海了。为了远离我这帮乡亲,为了躲避老姑父那源源不断、几乎要把我逼疯的“白条”……我一气之下逃到了上海,成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黄马甲”。后来这十多年里,已经跟村里没有任何联系了。
  据说,老姑父的葬礼声势浩大、极度哀荣。蔡总,蔡思凡女士,也就是过去的蔡苇香小姐,现任平原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下子请了四班响器对吹,无梁村一街两行站满了看响器的人们。在“喜洋洋”、“百鸟朝凤”及“你牵着马、我挑着担……”的音乐声中,悲痛欲绝的蔡思凡女士曾哭晕倒过去三次!
  吴玉花也哭了。他们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吴玉花还是掉泪了……
  在葬礼上,吴玉花对人说,老姑父走的很平静,脸红扑扑的。那天中午还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好好的,下半夜就咽了气。可另有人说,吴玉花半个月都没进老屋的门了。还有人说,蔡总真是个好女儿,在老姑父临去世的那些日子里,她曾多次专程从城里赶回来,一次次进出老屋去看望他的父亲,一点也不嫌脏,可真是孝顺哪。
  这些都是“流窜犯”梁无方后来告诉我的。无方是个“上访专业户”,他一生都用在告状上了。我是在出差途中碰上梁无方的。五方又到北京上访来了,在北京火车站一个角落里,我碰到了他。我请无方在餐厅里吃了顿便饭,喝的是小瓶的二锅头。五方喝了酒之后,就随口告诉了我老姑父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愣住了,面有愧色。
  我原以为,欠老姑父的人情,该还的都还了,还要怎样呢?可是……我甚至暗暗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老姑父如果在天有灵,为什么不给我托个梦呢?
  可就在这时,五方吐着一嘴酒气说:其实,老蔡没有死。
  我又一次愣住了,我说:方叔,你啥意思?
  五方说:老蔡成了一棵树。
  我说:方叔,你到底啥意思?
  梁五方朝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说:我是说,老蔡进城了。老蔡的头,在省城盆景园一个大花盆里栽着呢。
  我说:方叔,你喝多了吧?
  五方说:不多。就小二两酒,还是二锅头……接着,他又说:丢儿(他叫我的小名),你听我说。全村人,就我一个儿没使“封口费”。所以,这话我敢说。换换家儿,没人敢告诉你。
  我吃惊地望着他,说:封口费?
  这时,梁五方突然伸出手来,五方说:爷们儿,给俩吧,意思意思。你给俩钱,我就告诉你。这叫“信息费”,如今讲这个,你看着给。
  我先是怔了一下。尔后我从兜里掏出皮夹,从里边抽出一叠钱,大约有两千,放在了五方的面前。五方看了,说:够一句。
  往下,五方的话说得我心惊肉跳,好久都没回过神来……是啊,世道变了。可再怎么变,在平原的乡村,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也不敢相信。我看着梁五方,期望着在他脸上能读出点什么?虽然是酒后,梁五方仍不象是在说假话的样子。他眸子里是有亮光的。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现在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听了梁五方的话,我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我告诫自己,从“流窜犯”梁五方嘴里也说不出真话来。
  可是,分手后,当我走进软卧车箱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里很痛,象针扎一样痛!我的公司总部在深圳。回到公司后,我一连数天心神不宁,夜里也开始做恶梦了。有一句话,象炸雷一样不时在我耳畔响起:给口奶吃!给口奶吃!……我明白,我是欠了债的人,老姑父的人情,我是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
  后来,我按梁五方的指引,去了一趟省城的盆景市场。
  在市场上,我挨着走了一遍。在一盆标价一百二十万、名为“汗血石榴”的盆景前,我站住了。那一刻,我的心怦怦乱跳。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难道说是一种感应么?
  这时,盆景园的老板走过来,说:先生,这可是我的镇园之宝,想要?
  我说:这盆石榴,一百二十万?
  老板说:你如果真想要,借一步说话。
  于是,我跟着这位老板进了里间的一个摆有茶具的花房里,进了花房,老板让人泡上茶,尔后对我说:先生,我在这里说的话,出了门就不认了。不瞒你,这株石榴是我七十万进的,养了三年了。这株石榴跟别的盆景不一样,是用血肉喂出来的。
  我望着老板,老板脸上一层油。我说:牛肉还是羊肉?
  老板低声说:我往下再谶一句,可别吓着你。你看这个盆特别大,它的最下边,垫着的是一颗人头。
  我说:人头你也敢卖?
  老板说:不是我卖人头,我卖的是盆景。至于它下边埋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但是,我之所以敢卖这么高的价,它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就这株石榴,它一天一个价,你出了这个门,改天再来,说不定就是二百四十万了。
  我已在生意场上泡了这么多年,我知道老板话里有诈。可我不想再讨价还价了。假如老姑父在天有灵,他……我说:这盆石榴我要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老板说:你说。
  我说:你必须告诉我,这株石榴的来拢去脉。说说,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老板朝周围看了一眼,尔后,探过身来,低声说了一些话……
  我说:真的么?
  他说:不打诳语。
  ……如今这株石榴就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带有花卉图案的磴红色的大盆,花盆巨大,就象一只半截缸那么大,盆中的石榴的长势很好,树干和枝条都是经过最高级的盆景师修饰过的(上边有铁丝捆扎过的痕迹),虬虬髯髯地塑造成了迎客状,它甚至还结出了两个大石榴。
  当我把这株石榴“请”回来的那天夜里,我曾经专门搬了把椅子,坐在石榴前,想跟他说说话。可一夜过去了,“石榴”始终没有开口。有一阵子,当我歪头打瞌睡时,隐隐约约地觉得门响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风?
  是的,我闻到气味了,来自无梁的气味。那气味一日日地熏染着我,使我不得安宁。每次从它身边走过时,我都忍不住想打烂那盆,看看下边是不是垫着人头(我甚至专门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我说,如果那下边确实是一颗人头,不管人死没死,都是犯罪。而且,那些拿了“封口费”的乡亲,属隐匿不报,将视为同罪。)……?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夜半时分,我都能听到那盆石榴的声音。那株栽在花盆里的石榴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知道,这也许是幻觉。我也多次告诫自己:别怕,这是幻觉。可这幻觉太吓人了,足以让我颤栗,让我浑身发抖。
  它说:我想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该怎么办呢?
  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是“流窜犯”梁五方的诳语。
  可五方,曾经的梁五方,又是无梁最聪明的一个人,他会骗我么?
  第三章
  你知道什么是“枪手”么?
  坦白地说,二十五年前,离开学院之后,我成了一个“枪手”。
  或者说,我曾经当过“枪手”。
  你不要误会,我没有杀过人。也不是替考者。顶多算是古人称之为“捉刀”的那一种。很多年来,我一直羞于提起这段往事。那是一个“伤”,我不愿碰它。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在生活中,你只要退一步,一旦越过了底线,你就很难回头了。
  我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只有一个字:钱。
  这一步走的太远。在做决定之前,我抛了一枚硬币。那是我手里仅有的一枚硬币。我问过我自己:要“国徽”还是“麦穗”?我选择了“国徽”。在我的潜意识里,“麦穗”是底,“国徽”是面,那是“天安门”。
  我一连抛了三次,第一次是“麦穗”,我心里说糟糕。可接着两次,都是“国徽”,我赢了。我向“天安门”进军,印在钱上的“天安门”。
  我们是奔着钱去的。一直到多年后,骆驼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南辕北辙,走错了方向。
  那年的风沙很大,北京很冷。
  我蜗居在北京的一个“地下人防工事”里,呼吸着污浊、潮湿、阴冷的空气,等待着与人接头。这活儿是“骆驼”牵的线。
  客观地说,“骆驼”是我命中的贵人。如果不是“骆驼”,我不会到北京来,更没有后来的……当然,现在“骆驼”已经不在了。“骆驼”从国贸大厦的十八层大楼上跳下去了。安息吧,骆驼。
  “骆驼”名叫骆国栋,是来自大西北的才子。骆国栋之所以被人称为“骆驼”,不仅仅是因为他晒了一脸的高梁红,是他身有残疾。它生下来就是个罗锅,且一只胳膊粗,一只胳膊细(那只细胳膊佝偻,几乎是废的),背上还多了一块类似于“驼峰”的东西。但他绝顶明,连续三年考大学,连考连中,分数是足可以上清华的料,可每次体检,他都被涮下来了。可骆驼并不气馁,第四次,凭着他那扎实的古文底子,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成了我的同窗……那一年,研究生刚读了不到一个星期,骆驼又差一点被涮掉。因为他时常披着衣服去上课,显得人吊儿啷当的,多次被辅导员训斥。后来辅导员发现:他的一只袖子是空的,他把那只患有残疾的胳膊绑在了身上,藏起来了。
  于是,辅导员就以他生活不能自理为由,坚持要他退学。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学院。那天中午,当他去学生食堂打饭的时候,学生们看见他,一个个说:“骆驼”来了。“骆驼”来了。他就是那个全省考分第一,身有残疾,要被辞退的学生……我们虽然同情他,却没有办法。可骆驼却从容不迫,脸上看不到一丝沮丧的样子。他站在打饭的队列里,不时有人扭头看他,可他置若罔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单手,从容地打了饭,坐在饭桌前从容地把饭吃完,尔后又到水池前洗了碗筷……这才找校长去了。没人知道他跟校长谈了些什么,结果是:他留下来了。一年后,他做了校学生会的主席。三年后,他带走了中文系的系花。
  毕业后,我们天各一方,只有我和骆驼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那时候骆驼已经做了官了,毕业刚刚三年多,他就官至副处,虽然只是计划部门的一个闲职,可他毕竟是官员了。骆驼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他远在大西北,却不断地在信中用发烫的句子向我发出信号: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临了!……那时候,一个副县级官员敢于辞职,这在当年几乎是不得了的事情。可他却毅然决然地辞职了。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我个人的观察,骆驼身上虽然有些匪气,却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所以,我才信他。
  可是,当我辞了职,来到北京后,却发现事情远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样……北京很大,可我却象老鼠一样,蜗居在一个由“地下人防工事”改造的格子房里,焦急地等待着骆驼。后来我才知道,等骆驼的不是我一个人,是三个人。
  骆驼比我们晚到了三天。骆驼气魄大,是直接从兰州飞过来的。骆驼说,他本打算比我们早来一天,先安顿好了再去车站接我们。可那边突降大雪,大雪封了机场,他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不过,骆驼已先期来过三次了。
  那天下午,当骆驼的“西北腔”出现在地下防空工事的过道里时,有三个人同时推开了格子房的门。一个是我,一个是湖北的寥,一个是安徽的朱。事前我们并不认识。当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时,湖北佬最先伸出手来,傲傲地,说:寥。他就说了这一个字。朱说:安徽的,我姓朱。寥和朱是一前一后来到这个地下防空工事的,这个由地下防空工事改造的旅社对外叫“红旗招待所”。这也是骆驼事先定好的接头地点。现在,加上骆驼,一共四个人。后来,我们被人统称为“杂鱼”。
  就这样,我们来自天南地北的四条“杂鱼”,带着各自的梦想,游到首都北京来了。
  那天下午,骆驼说:对不起,各位。抱歉,来晚了……尔后他说,看过故宫么?我们都摇头,没有。我们人生地不熟,等人等得心乱如麻,哪有这份心思?骆驼说,既然来北京了,故宫还是要看的。走,我带你们看故宫去。咱们相聚北京,故宫要看,钱要挣,酒要喝。看了故宫,我请各位喝酒!
  这天,我们一行四人,在骆驼的带领下,看了天安门,看了故宫……那时候去看故宫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也许是下午了。我们走在留有近六百年历史记忆的青砖地上,看着这个有着一重重殿宇的巨大院落。这些在我们心目中无比神圣的所在,瞬间就倒坍了。后来细想,倒坍的不是建筑,建筑一旦矗立在大地之上,它就是有生命的。倒坍的是一种想像中的“幻觉”。好比是一尊想像中的神,光焰万丈的神,它突然站在你的面前,成了现实中的一个老人,戴着瓜皮帽的老人,你还信他么?起码,它在我心中倒坍了。皇城楼子,当你一旦走近它的时候,它显得就不那么高大了。它是雄伟的,也是冰凉的。它没有热度,看上去等级森严,使人无法亲近。故宫也是一样,它的红墙、它的琉璃瓦,它那巨大、空旷的院落,它那粗大的褪了色的朱红廊柱,那雕有九条龙的青石照壁以及挑着夕阳余辉的飞檐,一处处刻有龙的石阶,还有龙椅、龙墩、龙床……在夕阳下,都显得冷冰冰、阴森森地,仿佛也鬼影绰绰,是一处让人防范、畏惧的所在。
  骆驼没有食言。当天晚上,看了故宫之后,拐过府右街后的一条巷子,在一个巴掌大的饭馆里(后来,它居然成了北京最有名的私家菜馆),骆驼请我们撮了一顿。在饭桌上,嘴里嚼着花生米,骆驼举起手里的啤酒杯,豪迈地说:吊吊灰,北京没什么了不起。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开国皇帝是北京人。从来都是外省人打进北京,占领北京,我们将成为新一代的占领者!喝酒!(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句话并不是冲北京人说的,或者说“北京人”只是一种借指,那是对整个时代的宣言)……于是我们一齐举杯。
  那天晚上,我们一醉方休。醉了的骆驼唱起了大西北的“花儿”:城头上跑马没打过蹶,我打虚空里过了。刀尖上出了没带上血,我们的想心上到了……骆驼一开口喉咙里就可以喷出血来,唱得我们热泪盈眶,把啤酒杯都碰碎了!是啊,“我们的想……”在我们四人中,骆驼是天然的“领袖”。骆驼不开口便罢,只要一开口,就有无限的煽动性。仿佛打我们一出生,就该走在一起的。曾记得,当年,在一个文学社的聚会上,骆驼就是凭着一曲“花儿”摘走了中文系的系花。
  可是,第二天上午,我一觉醒来,便听到了骆驼怒不可遏的咆哮声:混蛋!是你让我们来的,对不对?是你求爷爷告奶奶(你打了多少电话?)……请我们来的!我把弟兄们召集在一起,我们都辞了职,你他妈又变卦了?早干甚?你敢变卦?提头来见!今天,你要不说清楚,我这一缸子热血就摔你这儿了!……
  骆驼的咆哮声把我们吓醒了。那时候,我还在梦中,满天飘的都是钞票,我还在云端里坐着数钱呢。我正驾着五彩祥云,“巡天遥看一千河”呢!……一眨眼地功夫,当我醒来时,没有了祥云,我们仍然蜗居在“地下人防工事”里,事情却起了变化了。
  我们三个人,各自披着棉衣,光身穿着裤头子从不隔音的房间里跑出来……我们慌了。我们站在各自的房门口,怔怔地看着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骆驼。
  当骆驼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先是怔了一下,突然跳将起来,故意大声说:走!兄弟们,马上收拾东西,咱走。不干了,都走!蛋子子,马上离开这里!我跟这狗日的算总帐!……
  站在骆驼对面的是一个穿军大衣的胖子。胖子肥头大耳,脖子很粗,看上去富富态态的,腰里挎着一个BB机(那年月,BB机是个很时髦的东西)。他有些惊愕地望着骆驼,一个劲说:表哥,表哥,你别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
  骆驼仍然大声吼着:你像个老表么?表球个甚?!我不是你滴哥。你他妈就是个骗子!从今往后,咱一刀两绝!
  这时候,过道里有人嚷道:吵什么?让不让睡了?!……胖子看住在地下室里的人都涌出来了,忙拽上骆驼,求道:哥哥,走,走,咱上去说,咱到外边说……说着,硬把骆驼拽上了台阶,两人吵吵嚷嚷地出了地下室,到外边去了。
  一时,我,寥、朱,三个人一下子傻了,我们互相看着……
  湖北佬说:搞么事?瓜西西的,这不是唬白人么?
  当骆驼回来后,进了房间,看着我们三个,他一下子脸色变了,变得脸色刹白。我们四个人面对面坐着……片刻,骆驼突然甩起袖子,在我们脸前扇起了一股风,尔后,他举起右手,“啪啪啪啪……”单手,一连甩了自己十几个耳光!接下去,他站起身来,弯下腰,郑重地鞠了一个躬,说:好兄弟,对不住了,我向各位请罪!
  骆驼的气势又一次把我们震住了。骆驼就有这个能力。是的,我们在骆驼的召唤下,相约而来。我们是来挣钱的。就象骆驼信里写的那样,我们“同打虎共吃肉”。我们要“堂堂正正地挣钱”!骆驼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要编一百本书!全是古典文化,是精典中的精典。他说:特别是儒家和道家,不仅是中国的,那也是人类的精典。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有神的话,孔子才是神!……想一想,我们四个人,都是学历史的,都是“笔杆子”,我们各自带着一支笔打进北京城,我们要的是“名利双收”!骆驼说,什么都不要带,就带一支笔,这就是我们打进北京的“武器”。我们计划的很好,我们依靠“北图”(国家图书馆),无本生利。骆驼说:三年,也许用不了三年,我们一个个就成百万富翁了!虽然是“枪手”,可我们出售的是“古典文化”,我们还有体面。
  可现在,骆驼告诉我们,那狗日的书商变卦了。老万,万国仓,靠盗卖金庸和梁羽生的武打小说起家,有俩钱儿就想当文化名人的掮客,他食言了。骆驼说:真操蛋,他嫌编“古典”太麻烦。还要买书号,还要出版社去审,一关一关的,风险太大……万一印出来卖不动,砸手里,他就倾家荡产了。所以,他改主意了。
  廖说:苕啊,我荷包里就剩几个蹦蹦了儿。
  朱摇着头,说:尻死,尔小气巴巴的。
  是啊,我们都辞了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房间太小了,屋子里烟雾缭绕,我们开始唉声叹气,我们怪自己太盲目,我们对骆驼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了。我们已弹尽粮绝,我们四个人,搜遍所有的衣兜,总共凑在一起才剩一块八毛钱。
  这时候,骆驼从兜里拿出了一千块钱,他把钱放在桌上,说:这是饭钱。我从老万那里逼出来的。
  我们看着桌上的钱……骆驼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背水一战!……往下,骆驼自己的脸先先就红了。他有些碍口,可他还是说了。他说:老万,这狗日的还有个方案。他说是预备方案。是个操蛋活儿。他说绝对赚钱。只是……唉,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说了吧。
  我们来了,我们豪情万丈,到了却接了这么一个活儿:老万的意思是要我们“捉刀”日弄一套“情感”系列小说。说“爱情”高尚了些,他其实是要我们“攒”一套下三路的文本,一套关于“男女性关系”的系列小说,往手抄本上“靠一靠”……而且,此人盗心不改。他说他已经“攒”好了名字,作者的名字就叫:艾丽丝。还要注明:美国。一时间,我们成了制造“美籍华人女作家艾丽丝”的“地下工作者”了。他还说:一本一万,愿干就干。
  我们很矛盾。我们一开始就活在矛盾之中。我们号称是文化人,我们都读了大学,可我们已经鬼迷心窍,本意是来搞“古典文化”的,可往下一出溜,就成了“垃圾文化”的生产者了。而且还很“老鼠”。我们躲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去给老万打工,制造一个虚拟的、号称来自美国的“艾丽丝”……很堕落啊!
  骆驼先捧着脸哭了。骆驼说:我对不起兄弟们,这是一次牺牲。为了将来,我们也只好暂时牺牲名誉了。暂时的……我们都捧着脸,已不是脸的“脸”,愁容满面。我们没有了退路,我们被“钱”扒光了身子,我们已经活得不象人了。
  我们四个人唉声叹气,整整议论了一个下午……可我们毕竟是文化人,当扒光了身子的时候,我们还想留下一条“裤衩”,这就算是我们的遮羞布了。最后,我们相约,就是写“性”,也要有底线,点到为止……骆驼安慰我们说:经典还是要做的。等我们有了钱,甩了老万,跟正规出版社联系,一定做!
  当天晚上,骆驼接了一个电话,是老万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神神秘秘地说了一段话……后来,骆驼告诉我,老万要请我们“会餐”,去吃“A菜”。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A菜”?开始我们以为老万要请我们吃西餐,都很高兴。湖北佬说:么子,是老莫吧?(北京有名的“莫斯科西餐厅”)早听人说过。后来才知道,老万是想让我们这些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土老帽儿”长长见识,开开洋荤……让骆驼带我们去一个地方看录相。路上,骆驼附耳低声对我说:“A菜”,就是黄带子。
  这晚,我们晕头转向地走在一条条胡同里。在北海的后边,一大片民宅里,隐着那么多不知名的胡同。拐弯,再拐弯……我们很紧张,心里很贼,我们一个个仿佛都成了偷儿,一身的鼠气。冬天里,北京风沙大,天上昏着一个月亮,黄月亮。我们在京城的月光下走着,谁也不说话,我们已无话可说。
  在一个曲里拐弯的胡同的尽头,一根电线杆子下边,我们看见了戴着棉帽子、脸上捂一大口罩,身穿军大衣的老万。老万先是打一手哨儿,就象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尔后,他上前挨个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象是安慰的意思。接着,老万领着我们穿过一条很窄的巷子,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门,灯亮了之后,我发现,这是两间平房,平房里堆着半屋子书,全是盗版的武打小说……另一间房里,靠墙放着一张电视柜,柜子里是一台二十寸的“松下”牌电视,下边又是一台“日立”牌录放机,柜前摆着几把折叠椅……老万低声说:坐。坐吧。今儿让各位开开眼。我先提个醒儿,出了门可不能说。
  老万蹲在电视机前摆弄了一阵子儿,等到电视上出现画面的时候,他先是把灯关了,又拉上窗帘,尔后小声说:对不起了,各位,你们看吧。我得把门锁上,在外面给你们望着点“雷子”(警察)……说完,他一边蹑手蹑脚地往门外走,一边又对骆驼说:哥哥,尿的话,那边角里有一桶,将就将就……尔后,门轻轻地关上了,就听见了锁门的声音。
  在电视余光的照射下,我发现,他们三人的脸是绿的。我知道我的脸也绿了。我们都绿着一张脸,木瓜一样地坐着……我们很害怕,气儿都不敢喘。下贱哪!我们真成了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了。电视画面上出现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脱得光溜溜地,裸着一亮一亮的肉体……我的心怦怦直跳,头发一丝丝竖着,恐慌多于惊奇,极度地紧张!镜头一闪,眼前晃着一双巨大的、红色的高跟鞋,网状的黑丝袜,“的儿、的儿”的走过来,跨过一道道白色的门,接着是叽哩咕噜,是喘息着的女人……身后就是门。门虽然锁着,可我们还是怕……A菜,这就是狗老万说的“A菜”?
  当带子放到一半时,屋里的电话响了!电话铃“当啷”一声,象炸开的炒豆一样,一直响个不停!……我们吓坏了。我们扭过头,呆呆地望着放在书堆上的电话机,大气都不敢出!湖北佬颤声说:关关关、关了吧?
  这时候,只见骆驼甩了一下袖子,站起身来,走到书垛前,拿起电话,“喂”了一声,紧接着,他看了看我们,咳了两声,说:……哦,哦,吃着呢,药吃着呢。雷尼替定(胃药),有,还有呢。没事…放心,放心吧……突然,他一脸庄重,严肃地说:不说了吧?我们正在开会。开一个很重要的会!……嗯,不说了。你也保重。
  打完电话,骆驼袖子一甩,一言不发,又重新走回来,坐下继续看录像……
  绷紧的空气松下来了,寥动了一下身子,说:小情儿吧?
  朱说:嫂子。嫂子。
  骆驼先是不吭,很严肃地坐着……片刻,他淡淡地说:查岗。查岗的。
  我有些吃惊,我终于看到了骆驼的另一面,狡诈的一面。他就象是一个天生的演员,他的演出到了逼真的程度。在一片叽叽歪歪的哼咛声中,他居然说:“我们在开会”?!我想,那一定是他的老婆,当年的“系花”打来的……骆驼真是个人物啊!
  往下,我们总算有了点活气,我们开始小声议论着画面上的男男女女……说实话,直到这时,我们才有了些感觉,头皮不再发炸了。
  灯亮了,当听到开门的声音时,我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一连三个小时,我们吃了一肚子“A菜”,小肚子发涨,都憋着尿呢。
  老万摇着身子走进来,说:怎么样,各位?解瘾吧?看炮兵演习……有灵感了吧?
  骆驼说:吊吊灰。
  我说:狗球。
  寥说:……板麻养的。
  朱说:小闭辣子。
  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其实,我们只是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倍受熬煎的情绪。四个成年男人,饿着肚子,来吃“A菜“……这里混杂着:欲望、惊恐、羞惭、刺激、堕落……还有尿意!
  在回地下招待所的路上,顺着一条条胡同,我们走在老北京的夜色里。对于外乡人来说,北京的冷是透骨的,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是“风刀霜剑严相逼”。我们一边走一边搓着手、哈着气、说着无用的废话。
  骆驼说:脱光了,人跟鱼一样。
  我说:牲口。人也是牲口。
  寥说:白肉。白条子肉。
  朱说:小日本的,倒温和些。
  这时,湖北佬突然说:……得签合同,我们得跟“板麻养的”老万签个合同。
  骆驼说:对。也对。签,我明天就跟他签。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还是湖北人聪明。寥说:不是一本一万么?那就一人签一份。这样保险些。
  骆驼有领袖意识,骆驼很严肃地提醒: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时候,社会上才刚刚有“万元户”之说。一万,在我们看来,是个巨大的数目!我们接下了这个活儿,我们不再说什么了,我们心照不宣。
  往下,昏天黑地的日子开始了。
  按老万的要求,我们一人一本,每人每天“攒”四千字,六十天交初稿……如果能顺利过关的话,我们每人可拿一万元。往下,再接着“攒”。
  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可以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学会吸烟的。
  从此,我们龟缩在地下室的格子房里,一个个都熬成了烟洞里的红眼老鼠……我们已很难凑在一起了。骆驼是一个习惯用左脚敲门的人。也许,做为一个有残疾的人,他必须极致,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下去。他那只残了的胳膊,肩膀头和牙齿的配合也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穿衣服时,他先用右手把衣服套在胳膊上,尔后肩头一耸,牙一咬,就提上来了……一瞬间就会把衣服穿得周周正正的。骆驼走路经常会晃着膀子,他右边的肩膀摆动的幅度很大,不时地要耸一耸肩,就象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其实,他不是骄傲,他是为了保持平衡。进门或出门时,他的左脚总是最先探出去,宽一些走,他是以脚代手探路的。
  骆驼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先是一支一支地抽烟,不停地咔痰,他的烟灰缸总是堆得满满的……尔后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咳嗽声,炸了肺一样!他的写作从早上四点开始,一直写到下午四点,尔后门“咣”地一声(他是用肩膀开门的),他拿着温水瓶走出来,甩着袖子,去打一壶开水,泡方便面吃。
  寥是夜战。晚上九点开始,一气写到第二天上午,把笔一扔,蒙头大睡。他要一直睡到下午才吃饭。他吃的是泡饭,打一盆米,就着一包榨菜,用开水泡一泡吃两顿。吃了饭穿着一双拖鞋,“吧嗒、吧嗒”地四下串,拍拍这屋的门,再敲敲那屋门,探一头问:板麻养的,写了多少?你要是不理他,他就接着串。间或,我去敲他的门,就见他坐在屋里的床头上,扳着一双臭脚,这是他的思考方式……
  朱成了“磨道里的驴”。他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动静很大,象戴着脚镣似地。要么就是倒立,他的思考方式是“倒立”,象壁虎一样贴在墙上。他住的那间格子房,墙上全是他的鞋印子。朱也吃米,他让人从家里给他捎来了一个小煤油炉子,想偷偷地做饭,被招待所的管理员小莉发现,给没收了。朱很懊丧,嘴里骂骂咧咧的。他的写作是从撕纸开始的,每每写上几行,他就开始撕纸了,“兹”一张“兹”一张,地下全是他扔的纸团……有时候,他敲一敲格子板,问:kao怎么写?说完,他吃吃地笑了。我也笑。
  我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睡;睡不着了,又爬起来写……这是个体力活。我坐在桌前,一日日开着台灯,白天也当晚上过,整日里掉头发,头昏脑涨的。我和他们不同,主吃面食。方便面分了好几种吃法,泡着吃、干着吃、煮着吃,吃了几箱子。后来我在方便面里吃出了一股鸡屎的气味,一闻见就想吐。
  我们住的格子房成了一间一间地囚室。我们各自困在囚室里,联络方式是相互敲格子板。我睡颠倒了,时不时会敲一敲朱的那一面格子板,问:几点了?该吃饭了吧?朱说:刚送过水。那就是上午九点。有时候,也敲寥的这一面,没人应,那就是说,已是下午了,寥睡着了……还有的时候,实在是写不下去了,我就在北京的胡同里串来串去,象流浪儿一样。我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有时候,半夜了,还去敲胡同口纸烟店的门。后来,我竟跟胡同口一家纸烟店的老头成了熟人。他说,住“红旗”的都是笔杆子呀。我没有回答他,我没脸回答他……我们走的是下三路,我们是“枪手”。
  偶尔,聚在一起时,我们就去邻近的小店里喝啤酒,打牙祭……尔后就互相追问:今天写够了么?
  驼驼说:头三天,我都是一天八千字!今天才写了几百字,写不下去了……
  寥说:脑壳子疼。我一天五千,今天写了三千,麻麻虎。
  朱说:小闭辣子,不是人干的……
  我说:……王八编笊篱。就编吧。
  喝醉了的时候,我们就大骂骆驼,说是他逼着我们签下了“卖身契”!尔后逼他唱“花儿”。骆驼认帐,袖子一甩,扬起脖子就唱:……板子打了九十九,出了衙门手拉手。大老爷堂上定了罪,回来还要同床睡!谁把俄俩的手扯开,快刀提到你门上来!……寥大声叫道:板麻养的,多好的细节呀,我用了!
  朱说:买。买。尔把钱买!
  往下,我们开始划拳,玩“老虎、杠子、鸡…”,谁赢了,吃一块水煮肉片……
  这天夜里,凌晨三点,在服务台值夜班的服务员小莉突然尖声叫道:妈呀,死人了!快来人哪!……一时,咕咕咚咚地,我们全跑出来了。
  我们一起涌到了公共卫生间的门前,只见朱出溜儿在盥洗台前的地上,裤子在腰上半褪着,两眼紧闭着,昏迷不醒……我们三个赶忙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墙坐着,摇着他叫道:老朱,老朱!……再摸他的鼻息,骆驼说:还有气儿呢。水,水!……
  我说:掐,掐他人中。
  服务员小莉在一旁捂着鼻子说:裤子,快给他提上裤子……吓死人了。
  喊着,喊着,只见老朱慢慢睁开了眼,喃喃说:家败的,我怕是不行了。一夜跑起十八趟,哥哥,我要走起了……说着,他眼泪汪汪的。骆驼赶忙安慰他:酸中毒,你是酸中毒,没事,我那儿有雷尼替定……老朱又勉强睁了睁眼,说:哥哥,冷,我冷。
  我拍拍骆驼,说:别“雷尼替定”了,赶紧送医院吧。
  天太晚了,打不上车。于是,骆驼带头,我们三人轮流背着老朱往医院赶……一路上,老朱哭着说:哥哥耶,我不行了,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家。我实在受不起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们轮流劝他:你没事,你会好的。可听了他的话,我们心里都酸酸的。
  已是凌晨了,北京的风呜呜地刮着,寒气逼人。我们气喘吁吁地轮流背他,累死累活地,好歹在府佑街后找到了一家医院,这是一家妇幼医院。在我们的央告下,总算把他收下了……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累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一直到医院开处方、登记名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叫朱克辉。朱克辉得的是中毒性急性肠胃炎,因为我们那天晚上在北京的小摊上吃了顿水煮肉片,又喝了些凉啤酒,他贪嘴,吃坏了肚子……寥说:板麻养的,入(肉),他吃了多一半!
  朱克辉在我们的看护下,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病总算好些了……可他是城里人,从没吃过这样的苦。他还是说:哥哥,哥哥耶,我实在受不起了,让我走吧。
  骆驼说:钱还没拿到手,你怎么走?我有胃溃疡,比你还严重呢。希特勒说过一句话:不是他们踏着我们的尸体过来,就是我们踏着他们的尸体过去!坚持。
  于是,我们就这样昏天黑地的“坚持“着,苦写苦熬。我们不再出门了,我们天天吃泡面,我们每天数着字数,我们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一天,当我们穿着棉衣走出地下室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树已经绿了。
  最后半个月,我们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我们就快要疯了。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聚在一间格子房里,喝酒、骂娘,各自说着家乡的事情……我们想家了!
  六十天的限期就快要到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钱了……那年月,四个人,一千块钱的伙食费,要说也不少了。可我们摊下来一人才二百五,加上抽烟,隔三差五地打打牙祭,再加上朱克辉看急诊、输水、拿药的花费,一算,骆驼说,没钱了。
  离限期还有五天,我们没钱了。我们看湖北佬,他是个细人。寥说:板麻养的,别暸我,我兜里只剩一蹦蹦儿。我们不信,就地按倒,搜他,竟搜出一张五块的!于是,四个人共了产,打了牙祭,吃了最后一顿火烧夹牛肉……开初,我们还硬撑着,撑到第三天,当我们把各屋剩下的方便面、面包屑收拾干净的时候,就再也撑不下去了。我们三人联合起来,一再地逼骆驼,要他跟老万联系,让老万赶快送钱来。可骆驼说,他打过很多次电话,老万到广州去了,三天后才回来……怎么办?!
  湖北佬灵机一动,说:板麻养的,他不是有BB机么?你“叩”他!
  我们肚子里咕咕乱叫,我们都看着骆驼……我们押着骆驼来到服务台前,我们又甜言蜜语地哄着服务员小莉,四个大男人厚着脸皮赊下了电话费,骆驼一连呼了九遍:“——1855”,说是加急!
  我们站在一旁,说:再呼。再呼。呼死他!
  一个小时后,老万复机了。老万说:操,不是订的有合同么?按合同办事。没钱了?没钱你们先借……等我回去再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傻眼了。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让我们找谁去借呢?这时候,我们再看骆驼。我们饿狠了,我们的目光象饿狼……骆驼一甩袖子,说:我想办法。我来想办法。
  这天夜里,我们各自躺在床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弯着指头,叩墙板“说话”:一下是“饿”,两个是“很饿”,三下是“饿死鬼”……朱连着两下,“说”:“伤了”。“伤了”。“伤了”。尔后又是三下:“猪册滴”。“猪册滴”。“猪册滴”。寥敲的更猛,“说”:“遭页”。“遭页”。“遭页”。尔后三下:“啷门搞”?“啷门搞”?“啷门搞”?五下:“冒得滴串串”。“冒得滴串串”……一直到九点的时候,只听见一阵乱敲,板墙都快要敲破了!
  忽然,骆驼在门外大声说:起。都起。有办法了!
  我们一起重新聚在了骆驼的房间里。骆驼说:我刚从一“漂爷”(指的是从外地来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后来被称为“北漂一族”。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漂爷”。)那里得到一个信息:有一班“攒”电视剧的大腕,在北京饭店住着,正在收购“细节”呢!我们一下子怔了,说:买什么?他说:细节。好的细节。说是以质论价……我们本不相信。在北京,我们曾听说有倒卖“批文”(那是一般人不敢想的)的。从没听说还有倒卖“细节”的?操,哪会有这样的事情?!骆驼说,不管真假。现在,各位都回去攒“细节”。一人五百字,攒好了,明天一早交给我。
  我们真的是饿傻了,我们都愣愣的……骆驼说:快,都回去攒,捡最好的!
  我们明白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得卖。我们成不了妓女,只有卖“脑汁”了。我们的“脑汁”很不值钱……我们各自回到房间,苦思冥想,手揪着头发,头往墙上撞着,攒了一夜的“细节”……第二天一早,交给了骆驼。骆驼拿上出门去了。
  骆驼走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床上,半睡半醒地,等待着出卖“细节”的消息……这一次,我们连叩墙板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骆驼终于回来了。骆驼手里举着三张一百元的票子,说:兄弟们,有饭吃了!
  我们都看着骆驼,我们终于有饭钱了!骆驼说,人真多,全是“漂爷”。他排了整整一上午的队,轮到他的时候,那人看了不到十分钟,就把我们的“脑汁”全毙掉了。他说,北京饭店的暖气真热呀!那人暴牙,衫衣雪白,打着一条金色的领带,看一页就龀着牙说:垃圾!再看一页:…垃圾!接着就不停地说:垃圾,垃圾,全是垃圾!后来,还是骆驼攒的一首“花儿”,吸住了他的眼睛……最后,他还让骆驼当场唱了一遍,把词、曲全都给他写下来,这才给了三百块钱。
  也许你不信,我们就是靠着卖“细节”挣来的三百块钱,熬过了最后三天……往下,就等着狗日的老万来审稿了。
  老万回来了。
  老万来的时候,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一棉布的花格衬衫,手里还托着一个黑色的砖头块子样的东西。老万刚从广州那边回来,嘴里不时夹杂着一两句“鸟语”。他告诉我们说,这叫“大哥大”,全称为:(Cell phone)制式无线移动电话。老万召见了我们的时候,有些显摆地对骆驼说:老表,给家里打个电话吧。现在就拨……老万甚至还拱着手许愿说,只要合作愉快,闹好了,他一人给我们送一“大哥大”!看来,广州之行,老万是挣了大钱了。
  老万这次来,显得很大方,也很谦恭。他先是请我们四人去吃了一顿“北京烤鸭”。在饭桌上,他一句一个“老师”地叫着,挨个给我们敬酒。老万说:老师们辛苦了。我都听说了,苦大发了。吃的是泡面、泡饭、就咸菜……来,来,请请。我先给各位陪个罪!不说了,不说了,这叫苦尽甜来!喝喝,都喝!……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心稍安了些。接下来,老万又拿过他放在桌边的手包,从里边抽出一叠钱来,每人数了十张,拍在我们的面前:我怕各位老师喝不痛快,就先把订金付了吧。我这个人,一向不算小帐。老师们不给我计较,我也不跟老师们计较了。我说了,这只是订金。稿子只要通过了,一万还是一万,一分不少各位的。这放心了吧?喝酒!……
  骆驼也激动了,说:老万,这才象句人话。兄弟们,喝。喝他一个昏天黑地!
  酒过三巡,老万的电话响了,老万拿起“大哥大”,“噢”了一声,说:怎么了?……北京站?你他妈屁大一点事也办不好?!……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说着,老万站起身,鞠了一躬,说:老师们,对不住了。我发的货,在站上出了点小问题,我得马上赶过去。帐我已经结过了。你们慢慢喝,喝好……说完,他拿上手包,又夹上我们四个人没明没夜熬出来的“脑汁”(稿件),扬长而去。
  老万走后,我们先是怔了一下,突然头碰头,抱在了一起。我们四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骆驼甩了泪,说:我们在一起苦过,我们比亲兄弟还亲!喝酒!
  喝酒……小闭辣子!
  喝酒……板麻养的!
  喝酒……驴日的,狗操的!
  干杯!……他娘的狗娃蛋。
  干杯!……尔、尔、尔们。
  干杯!……串、串、串串烧。
  干杯!……你瓜笑撒呢?
  我们马上就是万元户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我们醉得一塌糊涂!我们各自趴在桌子角上傻笑,开始唱家乡的歌,一首又一首……直到饭馆打烊。
  酒醒之后,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了。我们又聚在了一起,我们已经开始谈论“大哥大”的用法了……不是么?老万已经口头许过愿了。再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都吹嘘自己写的好……我们猜,到时候,老万会不会带着送我们的“大哥大”一块来?那年月,“大哥大”很贵,一只要一万多呢。可我们仍然相信他会送。老万这人江湖,多义气呀。那订金,他掏的多痛快,“啪啪啪”一人拍出十张!还特意说,在稿费之外。我们都夸老万这人不错,够意思!老万还说了,他抓紧请专家审稿。三天时间,很快。
  这三天,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此后,我们分头行动,寥和朱爬长城去了。寥说:么子事?走咯,不到长城非好汉么。我曾经读过一篇“香山红叶”的散文,很想去香山看看。骆驼本要跟我一块去爬香山的。可临行前,他说,他有别的事,要单独行动……于是,我一个人去爬了香山。
  已是暮春时节了。四月的香山,虽然没有红叶,但花红叶绿,空气清新,玉兰绽放,白梨花一树一树,行人三三两两,静处寂无人声,别是一番润味。那时候,山路上已有穿裙子的女人了,裙摆一甩一甩地,很诱人。看见女人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了梅村。我想梅村想得肝疼。如果梅村跟我一起游香山,那该多好!梅村太漂亮了,梅村会不会……?要是老万真的给我们每人送一“大哥大”,我就可以天天跟梅村通话了……等我登到香炉峰时,只见远山如黛,白云缭绕,尤如梦境。此时此刻,我脑海里只有梅村,我分外想念梅村。于是,一念之下,我飞快地奔下山去,跑到最近的一家邮电所,给梅村所在的学院拨了一个电话。我在电话里说:……梅村么?一个月后(我怕话说早了),我回去见你。她笑着说:……带着“阿比西尼亚玫瑰”?我说:是。带着“阿比西尼亚玫瑰”。(此时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世上到底有没有“阿比西尼亚玫瑰”?)我想,到那时候,我已是万元户了。反正是“玫瑰”,不管什么样的玫瑰,都买得起。可是,打完电话之后,我心里突然打起了小鼓儿。我说不清为什么?只隐隐约约的……心慌。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我们还一起到理发店理了发。我们有两个多月都没理发了,一个个蓬头垢面,看上去象犯人一样。理了发,清清爽爽地,我们又一同逛了王府井的商场、书店……各人都买了些书,还有衬衣和袜子……那会儿还都是高高兴兴的。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四人几乎同时拉开门,互相看着……我们都不是傻子。我们就象是未决的犯人一样——等待判决。
  寥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孔子的话。
  我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是老子的话。
  朱说:放马而随之。——这是管仲的话。
  骆驼说:殷之法,灰弃于道者,刑!——这是韩非子的话。
  我们都是学历史的。我们以史为鉴。可怎么“刑”?我们有对付他的办法么?一时,我们又慌神儿了。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到了也没有拿出办法来。湖北佬让骆驼拿出合同来,灯光下,我们重新看了一遍,突然发现,漏洞很多……这时候,我们才明白,稿子一旦交到了老万手里,我们就丧失了主动权。
  最后,骆驼安慰我们说:放心吧。不怕。如果老万变卦,退稿的话,我去联系书商,找出版社……咱再找一家!
  朱说:咱们跟他谈判。咱们四张刀嘴,还说服不了一个“胡同串子”?
  寥说:对头!告诉他板麻养的,订金是不退的。
  说归说,我们终归心里没底。应该说,预感还是有的。个个心里都麻。往下,我们就剩下“侥幸”了……我们相互安慰着,姑且相信老万是仁义的。只是谁也不再提老万送“大哥大”的事了,不敢想了。
  第四天上午,我们焦急地等着老万。等到九点的时候,老万没有来,电话来了。老万又要请我们吃饭。顿时,我们脸上有了喜色……骆驼袖子一甩,说:走!
  寥问:啥子地方?
  朱说:搞什么搞?
  骆驼豪迈地说:杏林会馆!
  人的耻辱都是自己书写的。
  ……我们到了地方才知道,老万说的“杏林会馆”并不是一家高级饭店,而是一家带有洗浴功能的茶社。
  走进杏林会馆,我们是在一间摆有竹器的套房里见到老万的。这是一个有三间房那么大的雅舍,进门要换鞋的。待走上了竹地板铺就的台阶,见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客厅,里边是卧室。进了客厅,迎面亮着白色鹅卵石的池子里种有一丛青竹,墙上挂着画有竹子的古画,房间里摆的也是圈式竹椅、竹桌,还有一套精制的竹编茶具……老万大背着头,裸身穿着一袭白色的浴袍,手执一泥壶,脚下蹋拉着一双细竹篾儿编的拖鞋。看我们进来了,老万微微扬起头,淡淡地说:坐,坐吧。
  我们的屁股刚刚坐稳,不料,突然间,老万竟勃然变色。他在屋里走了几步,蓦地转过身来,抓起手里泥壶,“啪”的一下摔在了地上!咬牙切齿地说:杂鱼!一班儿杂鱼!我瞎了眼了。好心好意,求爷爷告奶奶,竟请了你、你们这么一班儿杂鱼!
  这时,门外突然窜进来了三个精壮的小伙,三人站成一排,一个个看上去身手不凡,领头的说:万哥,有人闹事?
  只见老万摆了摆手,说:没事。下去吧。
  顿时,我们坐不住了,我们屁股下象扎有一万根针!骆驼站起来,说:老万,怎么了?你说清楚。
  老万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摞稿子,那是我们的“脑汁”。他用手托着,随手“卜啷”了一下,又“啪”一下摔在了桌面上,“啊—呸”,他竟朝上边吐了一口唾沫!尔后说:专家说了,不能用,一个字都不能用!都他妈是擦屁股纸,下脚料!……我请你们到北京来,象爷爷一样供着你们。供你们吃、供你们喝,你们就是这样做事的?!
  我们都怔住了。我们让他给骂傻了,我们象孙子一样站在他的面前……寥最先慌了神,求告说:老万,别生气,老万。我,我们也是苦哈哈的,脑壳都累残了,一天都没歇呀……是吧?
  朱说:老万,老万,你就行行好吧。
  可老万继续骂我们“杂鱼”。他说:杂鱼,一班儿杂鱼!一班儿狗操的杂碎!还自称是“笔杆子”,我看是混吃混喝的烂杆子!你们自己看,你们拿回去自己看。干咂咂的,一点色都没有……什么玩意儿?!
  我们脑子里乱哄哄的,我们已经没有了主意。我们都看着骆驼……骆驼说:老万,你翻脸不认人老万?!没有这样说话的!你说句痛快话,咋个办?
  老万说:——凉拌。
  骆驼说:咋个凉拌法儿?
  老万说:活儿太糙。拿回去,改!
  骆驼说:怎么个改法?
  老万扔过来一叠打印纸,说:专家的意见都在上边附着呢,重新来!先说,订金我已经付过了,一分钱我也不出了。愿改改,不愿改滚蛋!
  ……一片沉默。我们万念俱灰,死的心都有了。
  这时候,看我们一脸霜!老万改了口,又说:……老师们,别嫌我说话糙。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了份儿上。我说过的话,决不改口,改好了,还是一本一万!……说完,他看了骆驼一眼。
  骆驼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吐出一个字:走!
  我们象是被缴了械了败兵。我们一口饭也没吃,一个个灰溜溜的,各自夹着自己的“脑汁”离开了杏林会馆。
  一路上,我们悻悻地走着。我们知道上当了。我们上了那“胡同串子”的当了。一个北京的“胡同串子”,竟然按旧社会地痞的路子,请我们吃“讲茶”?!我们低估他了。我们心里翻江倒海,牙咬着一股一股地血气,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老万!同时,我们也暗暗地检视自己,觉得羞愧难当……脸呢?这是京城啊!
  回到地下旅馆,我们这些“杂鱼”已无颜相对,谁也不看谁,一个个溜回屋去……各自偷偷地看“专家”的意见去了。
  这一夜是最难熬的。我突然发现,这地下室的格子房,空间是那么狭小、逼仄,空气是那么污浊、憋闷,那久存的烟味简直令人窒息!我都快要憋死了!我一分钟也不想在屋子里呆了。我推开门,匆匆走出房间,象逃跑一样地上了台阶,一直到跑出了地下通道口,我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走在北京的夜色里,我已经失去了方向感,我只是在走,不停地走……我狼行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看见卖餐点的小贩正在收摊;我看见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汉子哼着小曲儿;我看见蹬板车的搬运工在狭窄的胡同里行走自如……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有一份自己的日子。可我的日子呢?我无路可走,我已经回不去了呀!我继续往前走,瞎走,走不通的时候就折回头,再走……后来,我一直走到了长安大街上,走过北京饭店,走过人民大会堂,走过天安门,我看见了一片灯火!
  等我走回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了。微风中,我看见骆驼在地道口上孤零零地站着,风飘着他的一只袖子……看见我的时候,骆驼突然背过身去,我知道,他掉泪了。
  尔后,他一步步下了台阶,走回了地下旅馆。在地下室的过道里,他回过头,对我说:你也要走么?没等我回答,他袖子一甩,又朝前走去。这时候,我才发现,寥和朱的房门都开着,只是人不见了。
  我们一前一后走进了寥的房间,只见地下扔着一片碎纸;墙上,用墨汁画着一个大乌龟,乌龟的背上写着两个字:老万!……骆驼说:寥亦先,朱克辉,都走了。不辞而别。
  这时候,住了这么久,我才知道湖北佬的名字,原来他叫寥亦先。寥亦先太聪明,当他发觉上当了的时候,就私下里串联了朱克辉,两人在屋子里嘀咕了很长时间。尔后,悄悄地收拾了东西,就不辞而别了。
  骆驼说:是我对不起弟兄们。你要想走,我不拦你。
  我说:你呢?
  骆驼说:我不走。我不能走。我必是拿到钱,我血拼到底了!
  我看着骆驼,这也正是我欣赏他的地方。
  骆驼看着我,说:你瓜要走,我送。我送你到车站。你要不走,从今往后,咱就是换血的弟兄了。
  我说:我不是不想走。我是……无路可走。
  骆驼说:那好。来,上我屋……说着,我跟着进了他住的房间。这时,我发现,骆驼一直在等我呢。他的桌上已摆好了酒菜:一包花生米,一包酱牛肉,一瓶二锅头。骆驼用牙把瓶盖咬开,把酒倒在两只茶杯里,推给我一杯,说:先暖暖身子。
  酒很辣,一气辣到了喉咙系里……我哈了口气,说:真辣呀。
  骆驼说:辣气好。兄弟,我给你赔个罪呢,都是哥哥的错……
  我说:狗日的老万,真不是东西。
  骆驼说:染一个,咱哥俩儿敞开了喝,碰碰心!
  我说:好,霍出来了。
  往下,借着酒意,就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骆驼跟我交心了。骆驼这时候才告诉我,他的副处级,并不是主动辞的,是另有缘由。我已经说过,骆驼虽然身有残疾,但他才华过人。当年,骆驼山誓海盟地摘走了中文系的“系花”,系花名叫林晓娜。他把小林带到了兰州,两人一起分到了市直机关。林晓娜在组织部工作,骆驼分到了市计委下属的一个部门。本来,两人的生活是很美满的。按兰州话说:“沃也得很”。“满福得很”。况且骆驼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官至副处,可谓前途无量。可骆驼命犯桃花,他跟计委刚分来的一个女大学生好上了。按骆驼的话说,“呢鲜嘎嘎的,水气潮,么得办法”……这事后来被林晓娜发现了。林晓娜悲痛欲绝!她怎么也想不通:你一个残疾人,我一朵鲜花让你采也就罢了,你怎么还长着一副“花花肠子”?!骆驼是条汉子,碰上这样的事,骆驼往地上一跪,说:咱们离婚吧。可林晓娜坚决不离。不但不离,还到处跑着收集证据……林晓娜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到了关键时刻,林晓娜终于使出了杀手锏!于是,有一天,骆驼得到了一个出国的机会。当林晓娜得知他将要和那位担任翻译的女大学生一块出访欧洲的时候,她突然下手了……骆驼是在机场上被人拦回来的。就在骆驼将要登机的那一刻,却突然被拦下了。拦他的是纪委和组织部门的人。人们把他带到了纪委审干处,当众宣布免了他的职,尔后又命他交待他的“作风问题”……那年月不象现在,犯了“作风问题”处理很严重。骆驼先是被免了职,又夹在两个女人的中间,实在是呆不下去了,这才有了出走北京的“计划”。
  人只有交了心,说出了藏在心里的“短儿”才能共事。骆驼睁着一双泪汪汪的酒眼,说:兄弟,一样地柴呀,俄也回不起了。
  再往下,酒喝到九分九的时候,骆驼再一次给我交底说:兄弟,不能再瞒你了。我跟老万不是亲戚,也说不上有多深的关系。那一年,我编写了一部《“道德经”新注》,喝着胆来北京联系出版的事,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我跟他是在出版社大门口碰上的。他夸口说他也要出精典,出一百本精装的。还请我吃了顿饭。在饭馆里论起旧,他称我老表,那是套磁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认识了……坦白说,抓挖这事,我跟老万私底起有过交易。他说过要给我“回扣”的。我算是牵线人,也是一本一万。我当时虽没有应起,也没拒绝呀!这事,也算是我瞒着你们三个人的。我对不起弟兄们。吊吊灰,这人棒槌的很,说了不算。兄弟耶,我给你交了底了,瓦不上光,你不会骂我吧?喝起!……往下,你放心。不管抓挖多少,一分一厘,都是咱哥俩的,咱哥俩平分。哥再有半句假话,哥是畜牲养的,刀劈了俄!
  骆驼也要吃“回扣”?我不由心里一惊!可骆驼已经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他把自己的“短儿”全亮出来了。我们已是亲哥哥亲弟弟了。我自然也交了心:我说了我的家乡、童年,说了我是一个孤儿,说了自己上学、工作的经历……骆驼泪眼哈哈望着我,拍拍我的肩膀,哭着说:兄弟,我的亲兄弟,你娃也是个苦命人儿啊!现在,兄弟耶,从今儿往后,你有个哥哥了,我就是你亲哥哥!
  接着,骆驼问:呢的好儿,叫尼个啥子……梅村?
  我说:梅村。
  骆驼说:一水水嫩儿?
  我说:一水水嫩。
  骆驼说:送啥子呢,阿、阿……玫瑰?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最好的玫瑰。
  骆驼说:哪、哪嗒有“阿比西尼亚玫瑰”?
  我笑了,说:我也不知道。从书上看的。外国的吧?玫瑰……
  骆驼拍拍我说:哥给你寻。哥记扶着呢。等有了钱,哥头一件就去给你寻这“阿、阿、阿比西比亚玫瑰”!走遍天涯,也要寻达来这阿、阿比西尼亚……玫瑰!
  记得,在学校读研的时候,骆驼的普通话就比我说的好。骆驼学什么象什么。骆驼只有在形容什么、或喝醉酒的时候才说家乡话。骆驼的普通话里不时地夹杂着几句兰州话,就显得格外生动。我又一次被他征服了。
  但是,我仍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就在骆驼醉了的时候,就在骆驼扒肠扒肝地跟我交心的时候,在他醉眼的后边,仍醒着一双眼睛!……这也许是我的错觉。
  下午,我一觉醒来,因酒喝多了,头疼得很厉害。往下,究竟该怎么办,我还是很担心。可是,当我去推骆驼住室的门时,却发现骆驼不见了。
  我一个人回到房间,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心里五味杂陈……我一个研究生,上了十八年学,堂堂的大学讲师,怎么就沦落成了“漂”在北京地下室里的一只老鼠?
  可悲呀。
  骆驼很晚才回来。
  骆驼一进门就显得很激动。骆驼甩着一只袖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说:兄弟,错了。我们错了。大错特错!
  我扭了一下身,呆呆地望着他……
  骆驼伸手一指,哇哇叫着,说:你猜我干什么去了?我去清华听了一堂讲座。那娃(教授)是南方人,刚从国外回来的。他讲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廉.F.夏普教授的“投资学理论”……真见光啊!兄弟。我们的投资方向错了。我们应该到南方去。南方!
  骆驼真是个天才!后来我发现,骆驼的天分极好,感觉是一流的……我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说:你怎么不叫上我呢?
  骆驼仍沉浸在幻想之中,骆驼喃喃地说:错了。打起就错了。我们应该去南方。南方是火地,我们的财源在南方……
  骆驼的思绪是跳跃的,他又想到《易经》上去了……我愣愣地望着他,说:现在么?
  骆驼怔了一下,又回到现实中来了。他摇了摇头,说:不。现在还不能去。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去?
  是呀,我们两手空空,我们现在还住在“地下工事”里,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何谈投资?这不是笑话么。
  骆驼突然说:我现在就上街,买把刀,揣腰里……我必是拿到钱!老万这人棒槌得很,得防着点。我跟他血拼到底了!
  我有点怵。我发现,到了这一步,骆驼想玩邪的了……
  我有些不安,问:这活儿,还干么?
  骆驼说:兄弟,你别怕。咱站在理上,活儿还是要干的,咱就做这最后一次,改就改,再熬上一个月……到时候,他如果还不给钱,再说。
  骆驼又说:兄弟,咱也别熬血熬油了。白天咱去听讲座,北大,清华都开有“经济学讲座”……晚上回来给他干,反正又不述名,凑乎事吧。
  往下,我们的日子不是那么苦了。虽然仍窝在地下室里,白天我们到处跑着听讲座,听关于股票、证劵的理论……晚上回来,趴在桌上,继续做“艾莉丝”,“美国”的。我和骆驼把寥亦先、朱克辉撂下的半拉子活儿也接过来了,一人修改两部……草草改了一遍,交上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不久,骆驼真的买了一把刀,揣在了腰里。
  等了十天,骆驼又拿回了一千块钱,说:老万说,……专家说了,不行,还要改。你的意思呢?
  我说:他这是钓鱼呢。不改了。一个字也不改了。
  骆驼也说:不改。什么狗屁专家?都是拿钱砸的。只要给钱,让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我们是学历史的。多年后,当专家在社会上被人称为“砖家”的时候,连汉字都流泪了。)……
  眼看六月了。树上的“知了”一声声叫着,天热了。我们的耐性也熬到了极限……一天下午,骆驼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把一摞子书摔在了桌上!
  我一看,傻眼了。这狗日的老万,真做得出来呀!书,他已经偷偷地印出来上市了。还让我们改?真蝎子!……骆驼咬着牙说:我防着他这一手呢。这书是从兰州我一个朋友哪儿寄来的,“特快专递”!
  书在桌上撂着,四本,作者为:(美国)艾丽丝……版式是国际流行的大三十二开,封面是压膜的。看上去花花哨哨,很西方,很洋气。这就是我们四个人“捉刀”炮制出来的。——汗颜啊!
  老万很狡猾,老万知道我们还在北京窝着。所以,北京市面上一本也没有,老万把书都发到外地去了……
  骆驼气疯了。骆驼拍了拍揣在腰里的那把刀,说:走。带上书,找狗老万算帐去!
  这时候,我冷静下来。我说:真要跟他拼命啊?
  骆驼说:必是拿到钱!这是我们的血汗钱。他要敢不给,血拼了!
  我说:骆哥,你先坐下。我再问一句,真要跟这狗日的拼命么?
  骆驼急了,说:兄弟,你不知道,这人棒槌的很。私下里给我许了一百个愿,一条也没兑现。他连汤带肉一锅烩了,骨头渣子都不给我们剩,只有拼了!
  我说:那就……命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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