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也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向陈立夫告别：
“蒋先生既然要加人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陈立夫、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自此以后，陈立夫虽同中共方面仍有零散的接触、交谈。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而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往延安之路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3．“西安事变”中二陈站错队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陈果失、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蒋平安回到南京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指责，为此二陈十分恐慌，极力弥补过失。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机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1200多万元。这次损款所购的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又同情中国抗日，所以在飞机价格和性能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远远不及。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1党政系统；2政治军警系统；3小学生；4教职员与学生；5商界；6商界；7商界；8自治人民和农民；9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所必须；但是，祝寿活动是公开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甫、刘屹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部署北方军事时，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见蒋介石，对蒋说西安形势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去西安一次。通过各种情报来源，蒋介石也知道情况紧迫，在这一天日记中，他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东北军之所以军心不稳，为上述所谓察绥战事关系很大。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百灵庙击败德王、李守信部和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取得了当时震惊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对全国人心影响很大。击败德王、李守信、王英，在当时的影响上，类同于击败关东军。而东北军在北洋军阀时期及以后，素称能战，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以东北军独力，对付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两部合力尚有余，当时傅作义率部攻占琢州后为张学良包围，傅作义虽拼死力战，但最后终因力尽接受改编。但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几乎是每战必败，一丢东北三省，二丢热河，1933年长城抗战，西北军宋哲元，中央军杨杰、晋军傅作义都有上佳表现，唯有东北军何柱国，一战便丢了九门口，致使东北军大失脸面。以后蒋介石把东北军只放在后方支援的位置，不再放在正面前线，蒋此举对东北军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东北军离开华北之后，辗转于湖北、陕西，因失去基地，经费缺乏，蒋介石减去该军军饷的五分之一，使该军将士更有倍受歧视和颠沛流离之感。时时梦想打回东北，一雪屡败之耻，二复经济待遇。因此，当看到傅作义取得“百灵庙大捷”之后，东北军对打回东北更加跃跃欲试。
东北军被蒋介石逼赴陕西“剿共”，实非东北军所愿，所以在作战中，也难免打滑偷懒。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督阵时，胡宗南率军向陕北进攻，按计划东北军应协助作战。但东北军诸部或逡巡不前，或行动迟缓，最后形成了胡宗南孤军深人的局面，1936年11月，山城堡一战，胡部一旅被歼，一旅被击溃。
而在此时，东北军从上到下都对共产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对此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第一次人陕，蒋即有察觉。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写道：“中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之所以派东北军去“剿共”，一是因为东北军不愿去贵州，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蒋系中央军请部正忙于整理，不愿因向西北大规模派兵而致整理中断。所以1936年12月4日，蒋决定亲赴西安，安排“剿共”，并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蒋方震、陈调元、邵元冲等人召到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将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调蒋鼎文、卫立煌、王均、樊甫、万耀煌请部中央军近30万人，开往西北，准备如果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厌倦“剿共”，便将之调往福建、安徽，而将中央军调至前线。
这时正值1935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夕，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也趁势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建议，蒋称张“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南京，最先察觉西安发生问题的是陈果夫的老友曾养甫。因为他主管交通通讯，当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后，曾一度下令和外界断绝一切通讯联系，曾养甫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立即命令查找原因，12日下午5时，证明西安发生事变。陈果夫立即从曾养甫处得到了消息，但关于蒋的下落，曾未能查明。在曾养市查明西安事变之前，为查核有关西安方面的消息，陈果夫还找陈布雷打听情况，据陈布雷日记记载“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西安之消息，余怪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
有关蒋介石个人的消息，最早来源是军方。1936年12月12日下午4时，驻扎在豫西一带樊甫部转张学良西安去电，称蒋在西安“失踪”。下午6时左右，南京政府接到了张扬在西安发出的通电，通电除八大主张外，明告南京发动事变的目的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些消息在南京首先为何应钦得到。
1936年12月12日下午5时，陈果夫在从曾养市外得到西安发生政变的确实消息后，立即又打电话向何应钦核实，何应钦回复说确有其事，但真相到底如何，还不清楚。陈果夫于是在和曾养甫商量后，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戴季陶、于右任等人到他的寓所商量对策，这时西安方面的八大主张已传到南京，大家略做商量之后，便一齐来到何应钦的住宅。
等他们到何应钦住宅时，何宅已聚集很多人，冯玉祥也到了。在成立军事委员时，蒋介石为委员长，以冯玉祥为副委员长作陪衬，这时冯玉祥在蒋被扣的情况下，想以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但大家都不同意。查阅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因无此项规定而作罢。最后，李烈钧出面调和，决定将军权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由何统一指挥军队，负军事全责。经过内部协调，决定于午夜一点在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在紧急会议上，戴季陶态度最为坚定要求讨伐张扬，孙科未说话，而冯玉祥语言含糊，会议开到凌晨3时，做出了决定：一、明令免除张学良、杨虎城所兼各职，通电全国，将张杨罪行公布于众；二、军事委员会常委增加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等；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与各执行委共同负责，军队指挥权归何应钦。四、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12月13日，陈果夫又与叶楚伧、陈布雷和曾养甫等三人在叶楚伧家开会，讨论对外宣传口径，最后决定：一、由全国各报，用同一口径发表一声讨张杨宣言；二、由叶楚伦拟稿，电令各省市党部指导民众团体主张一致；三、由陈布雷拟稿，由陈果夫用江苏省主席名义，电各省主席一致主张，寄镇江拍发；四、由何应钦领衔，以何和黄埔同学会名义电各省各军，共同发布宣言。这四条办法实行后，遂告成了国民党地区舆论上的一致。各地省主席相继向陈果夫复电，表示自己的态度。据陈果夫自己说：“各省主席复电，大都很好，其中以龙云有决断，复电最快，以马鸿逵来电最有情感。”陈果夫还给杨虎城去了一电，“反复劝导，及晓以利害，杨亦有回电。”
宋美龄在10月22日本和蒋介石一起飞西安，但返回洛阳后，因病前往上海治疗。所以，12月4日蒋介石再去西安，宋美龄没有同行。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宋美龄还在治疗。她后来回忆说：“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美龄得此消息后，甚为恐慌。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澜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各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文字之标题矣。”宋美龄、孔祥熙偕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一起乘夜车返回南京，12月13日到达南京。
宋美龄一到南京，立即获得了南京政府有关应付政变措施的信息，她颇不以为然。她认为此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指责进攻西安和通电惩办张扬的决议“太硬”。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因此，宋美龄声称她对南京方面已作出决议：“余个人实未敢苟同。”13日下午3时，南京再次开情况通报会，陈果夫会见了一些人，听取各方意见，并与叶楚怆商定了宣传口径。因宋美龄、孔祥熙返回南京后，在如何处理事变问题上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论。13日晚，陈果夫至孔祥熙寓与孔和宋美龄等人商量进攻与谈和的利害问题。14日下午5时，陈果夫返回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当天，陈果夫“因离京距西安更远，消息隔阂，京中各方面意见不一致，晚上穷思苦想，竟不能安眠。”第二天中午，与江苏省党部成员聚餐，因江苏省党部人有召开镇江市民大会，声讨张杨计划，陈果夫劝罢。他认为“镇定后方，不能自造肇乱之因。集会结社足以肇乱，是以有式严令之颁布。凡处变时必须明顺逆、正反与动乱之关系。”陈果夫又告诉他们：“事变突发时，应注意各方建议之决择，万不可如急病时之乱投药石也。”15日下午乘车返回南京。
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命何应钦为讨伐逆军总司令，何立即就职，并举行了白衣誓师仪式，把蒋已看作死人。在就职誓词中，何发誓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十几个师开向西安，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发生战斗。同时，何应钦命令空军轰炸西安，由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才改为轰炸西安近郊，以向张、杨示威。同一天，陈果夫以中央政治无人负责为由，与曾养甫商议，拟请正在上海的张静江到南京主持。同时，修改了主张讨伐的意见，“各方建议营救者，分别派出工作，或接受其意见”。但仍主张讨伐是最有效的办法。
宋美龄反对何应钦讨伐张、杨的理由，最得力为两点：一、讨伐必然导制内战，即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以借口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二、讨伐必然导致蒋介石被杀，而蒋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何应钦对宋美龄的主张并不尊重，他公然声称：“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但他也不敢承担“引起日本侵略”和“蒋被杀”的罪名。恰在此时，日本的一则声明在舆论上帮了宋美龄的忙。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在要求南京进攻张、杨的同时，其答应日本将给予军事援助，并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日本此举，无疑于昭告世人南京进攻西安对日本有利，这等于是证实宋美龄关于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的看法。而日本政府指使李守信通电支持南京讨伐张杨，更使何应钦难堪，这简直是把何应钦看作等同于李守信的汉奸。性急的日本外相本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却由于手法拙劣而起了正好相反的作用，这使宋美龄在和何应钦的争论中逐渐取得了主动。她继续采取措施，一方面竭力采取行动阻止讨伐扩大化；另一方面给去西安调解的端纳打电话，要他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命令。蒋介石于是下令停战3天。但何应钦以该命令是蒋介石在被胁迫下作出的为由，拒绝执行。1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会再次举行，孔祥熙报告了蒋鼎文已被释放一事和其它有关消息。张静江由上海到达南京。陈果夫断言，张学良发动政变不是共产党主使，而是张学良已接受共产党的思想。
12月17日，蒋鼎文携蒋介石亲笔手令从西安到洛阳，18日抵南京，要求南京停止对西安的攻击宣传，命令停战。蒋鼎文向南京政府报告了事变的全过程，并通告了邵元冲死难的消息。19日，蒋鼎文将从西安捎回的蒋介石日记一本交给陈果夫。陈果夫致电山西赵戴文，又请张静江致电阎锡山，要求二人居中周旋，请张学良放蒋介石。20日，赵戴文复电陈果夫，说他已向张学良说项，但张回话含糊其词，所以未奉阎锡山命亲去西安。同一天，宋子文和端纳直飞西安，会见蒋介石和周恩来。当天晚上，阎锡山致电南京，说张学良已缩小要求目标，不造内战，但求抗日。同一天，和张学良关系密切、对张颇有影响力的杜重远应陈果夫之召到南京，陈果夫问他对事变的看法，杜重远说：“张意无非：①求出路；②好奇、立异、喜新；③冲动。所谓放人及抗日主张无非掩饰之辞。此事不可为，此人亦不足有为，已去电责之矣。”陈果夫认为杜重远是人民阵线人物，所以向他介绍了蒋介石处理对日问题的想法：①如果打，就一定要打败日本；②不能糊里糊涂葬送国家；③国策不能任意改变，比如对付日本，不先巩固北平、天津，却先去收复察哈尔、绥远的失地，必然导致混乱。
12月ZI日，宋子文自西安返回南京。孔祥熙告诉陈果夫说，张学良在找台阶下台，要价已经报出来了，以后要看我们的还价了。由于宋子文可以和蒋介石直接谈话，陈果夫大为不满，他抱怨说：“留学生问题极为重要。凡变乱之起，常有不明国情而言之成理之新归国留学生在内，故今后派遣留学生，不能不重订办法。”第二天，宋子文与宋美龄、蒋鼎文、戴笠三人飞往西安，具体和张学良谈判放蒋事宜，23日谈判成功，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
当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协商放蒋时，1936年12月23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再一次召开，决定以林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补选居正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代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以林森为主席。24日上午，蒋鼎文、戴笠返回洛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各大员认为解决西安事变已成功在望。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到洛阳，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一时全城欢欣若狂，爆竹声深夜未止。人人欢跃，面有喜色”。26日中午12时，蒋介石在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中走下飞机，“腿两部行动时，似不自如，幸精神尚健旺”。“明故宫机场人山人海，热烈欢迎。下午5时委座召集训话，叙事变经过，与本人态度始终表示不屈之精神，听者无不感动，至于泪下。”有趣的是，当洛阳、南京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蒋介石安全归来的同时，西安也举行了盛大庆祝会。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经过“西安事变”十几天的折腾，陈果夫感慨颇多：一是他认为人民的觉悟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各地军政长官之觉悟程度相差甚远；二是青年运动最难处理，有主张搞的，有主张禁止的；陈果夫自认为有计划、有组织地搞青年运动，会有好处，但具体办，怎样适度，很难掌握；三是不要轻易负责任，在事变期间，有许多人对陈说：“你的责任重大”，“此事你要做点主”，“你要负起责任，然后才有办法”之类的话。陈果夫认为，对说这些话的人要留心，因为乱子很多就是这些人引起来的。
12月27日早9时，陈果夫乘车返镇江，“到时镇江民众正从体育场出发，秩序井然，甚为欣慰。有许多小孩，闻委座出险，莫不发狂打跳，大人则跳跃一如儿童”。28日晚，陈回到南京。29日上午，南京召开会议，取消所有的讨伐案和讨伐会。蒋介石以西安事变虽为张学良所发动，但他本人为全国最高统帅，应负失察之责为由，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职。国民党中常会立即通过一个挽留决议，并由国民党全体中常委前往蒋的寓所，当面挽留。蒋介石坚决请求辞职，最后中常会准给蒋一个月的假，回老家休息。12月31日陈果夫也返回了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至此，惊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结束。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救出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二陈的态度与何应钦是一致的。
然而，何应钦坚决主张讨伐却另有隐衷，他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而以自己取代蒋介石的位置，何应钦在戴季陶、居正、吴稚晖、叶楚伦、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支持下，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
不料西安事变竟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后，张、杨释放了蒋介石。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刚开始，蒋介石还表扬了二陈，认为他们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主张和态度是正确的。但不久，二陈就因在事变中支持何应钦而遭蒋介石的指责了。
蒋介石、宋美龄、陈布雷等以宋美龄的名义，合伙炮制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大大地讽刺了何应钦、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武力讨伐派。
但二陈毕竟是蒋的亲信，虽然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蒋介石还是让他们为自己做事。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仍由陈立夫主持。
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并坐下来与共产党谈判，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挨了蒋介石的骂，这时就不得不更加跟紧蒋介石，以弥补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了。
1937年5月，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陈立夫即指示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康泽：
“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要求他们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的这些指示，根本不敢超出蒋介石限定的范围。
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为了抗战，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战中去。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张冲在南京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虽没有公开露面，但每一次谈判前，陈立夫都要召见康泽、张冲两人，指示意见；每一次谈判后，也要康泽、张冲汇报情况。在陈立夫的指示下，康泽、张冲等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稿上签了字，同意了中共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也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陈立夫主持的国共秘密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第十二章 重庆谈判
1．“执棒与执肉”的叫嚣
抗战胜利，国民党内有人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陈立夫听后大发雷霆：“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
1945年8月10日下午6时许，山城重庆无线电波中传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讯。中央社的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口号。
这仿佛是一枚精神原子弹在人群中爆炸，当天晚上，重庆便成了欢腾的海洋。
重庆各报以“抗战胜利和平再造，百万市民热烈狂欢”等大字标题，报道了重庆市10月夜欢呼胜利的场面。《国民公报》报道，“9时许，市区鞭炮大放，较之新年犹为热烈，声音喧动山城。”“大小市街，人行道两侧，市民排列，人如长蛇。”《新华日报》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千千万万市民涌向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与此同时，成都、昆明、西安等城市也如同重庆，全都欢喜若狂。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并宣布即日起放假3天。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陈果夫已在病中，听说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半，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并与之长谈，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昼夜不眠。
陈果夫善于用诗文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10月21日，是民国元老居正70大寿，他以晚辈身份赠祝寿诗一首：
先知先觉居先生，
仁爱心肠广济人。
五十年来勤国事，
而今司法更严明。
在兹胜利双庆月，
举杯宜称万众心。
国泰乐成人益寿，
再加七十不为增。
一天早晨，陈果夫早早起床，迎着寒风在院里转了几圈，他染上肺病以后，一直习惯于早睡晚起，尤其早晨怕冷，稍有冷风侵人，便咳喘不止，今天他却一点不觉得冷，也不咳嗽吐痰，只觉得精神焕发，心花怒放。他面朝太阳踢踢腿，摆摆臂，活动了一会，仍觉得余兴未减，转身回屋，磨墨铺纸，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这些喜联，寄托了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陈立夫同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兴奋之中，他找到陈果夫，兄弟二人共道欣喜之情，同时也对国家的未来展开宏图构想。
陈果夫有肺病，早已与酒绝缘，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他和陈立夫破例饮了几杯，席间，兄弟俩谈笑风生，各抒己见。
陈果夫饮下一杯，直觉得全身像燃烧起来，脸也随之变得通红，他问陈立夫：“日本人投降了，你认为共产党能不能成气候？”
陈立夫放下酒杯，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地道：“我敢断言，中国必将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陈果夫干咳两声，陈立夫忙递上手帕，陈果夫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地擦擦嘴巴道：“共产党虽不成气候，但在抗战中却扩大了军事力量，地盘也扩大了不少，这对我党我军可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啊。”
陈立夫仍不以为然地道：“别忘了，日本人是向国民党投降，而不是向共产党投降。就目前的格局来说，论军队，论武器装备，论地盘，共产党恐怕是忘尘莫及吧？再说，我们还有美国人的支持……”
陈果夫又干咳几声，摆摆手，打断了陈立夫的话：“可是，共产党有民心。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承认多党派的合法存在，这不能说与共产党的宣传没有关系。”
陈立夫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来说：“必须维护国民党的权威，绝对不允许两党并存！”他叹了一口气，又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道：“皮之不存，毛将存焉？”言外之意是，国民党的合法地位取消了，CC还如何生存，没有了CC，二陈的命运就发发可危了。
陈果夫见陈立夫有些激动，便不作声了，他又接二连三地咳嗽起来。
这时，陈立夫想起了一件往事。
还是在抗战胜利前夕，陈立夫参加了一个国民茶话会，当时因胜利在望，茶话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
开始，陈立夫一言未发，悉习倾听他人的意见。
有人提出，抗战胜利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一旦成功之日，国共两党仍需继续合作，以期和平建国。
听到这里，陈立夫一下子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指着那位不识时务的官员斥道：
“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
那位官员被陈立夫的举动吓了一大跳，随后又问：“此话怎讲？”
陈立夫哼了一声，仍然气冲斗牛地道：“现在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对共产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提国共合作，简直是不识时务！”
与会官员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
陈立夫坐下了，稍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道：“我再重申一遍，从今以后，我绝不允许再有人在我面前提国共合作。”
茶话会不欢而散。
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半年的时间了，但陈立夫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想起来更是不寒而傈：没想到在国民党内部，仍然还有人主张国共合作！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打了多年的仗，积怨甚深，对共产党只有消灭，除此以外没二话，但面对共产党军事实力的扩充，解放区的扩大，他也隐约有所担心。
陈立夫在政坛上可谓活跃分子，而陈果夫因为病魔缠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卧室中呻吟，整天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淡化对政治的热情。
一日，陈果夫、陈立夫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来家叙谈。
梁漱溟早年是北大教授，对中西文化颇有造诣，二陈对他的学问功底也深为折服。
一阵寒暄客套之后，陈果夫道：“梁先生，果夫若非身负党国重责，真愿随先生于翰墨书香之中，以求人生之趣啊。”
他长叹了一声，挪挪身体，接着道：“先生之志，令我顿生羡慕之情，愿先生切勿再从事军事政治，多从事文化研究。”
陈立夫也帮腔说：“中国文化渊远流长，灿烂辉煌，大有其研究价值。”
梁漱溟不明白二陈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他不好询问，只是捋了捋胡须笑了笑，坦荡地说：“不管研究政治、军事，还是研究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土再承受战争了，不管内战还是外战，最后遭殃的是人民，当然，战争也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的衰退。”
陈果夫连忙随声附和：“梁先生言之有理。”
陈立夫也道：“是的，是的。”
梁漱溟接着说：“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朋友之间莫谈国事。”
陈果夫接过来说：“鉴于身体的原因，我对政治的兴趣也淡化了，余下时间，好好拜梁先生为师，争取在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上有所建树，可现在又觉得力不从心啊。”
陈立夫说：“梁先生，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你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梁漱溟捋了捋胡须，呷了一口茶，半晌才说：“愚认为贵党应该改弦更张，励精图治，进行彻底的清理与整顿。你看，老夫说莫谈政治却又谈起了政治。”
陈果夫道：“梁先生颇有高见，我们愿洗耳恭听，俯首领教。”
陈立夫道：“梁先生尽管讲下去。”
谁知，梁漱溟却闭口不谈了，二陈见话题到此结束，也不好再追问。聊了一会，梁漱溟便起身告辞。
送走梁漱溟，陈果夫与陈立夫密谈了一阵，他们从梁漱溟的言谈中悟到了一些东西，两人经过反复研究，拟出了八条建议，决定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府邸。
陈果夫、陈立夫鱼贯进入，宋美龄笑脸相迎，互相问候。
蒋介石从卧室走出来，主动和二陈打招呼，看得出，蒋介石今天情绪很好。
陈果夫道：“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委座也一定喜不自禁吧？”
蒋介石笑了笑：“那是，那是。将士的鲜血总算没有白流，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陈立夫忙随声附和：“抗战胜利，我党我军功不可没，委座功不可没。”
蒋介石笑笑，没说什么，他对陈立夫的恭维已习以为常了。
陈果失道：“我们兄弟二人今天来您府上。是想请教一下，抗战胜利后，对我党建设将有何新主张？”
蒋介石笑笑，看了二陈一眼，然后对陈果夫道：“依你兄弟二人之见呢？”
陈果夫忙不迭地说：“余认为，我党应改弦更张，进行彻底的清理与整顿。”
蒋介石耸了耸眉毛，陈果夫把话停住了。
蒋介石又笑了一下：“接着说。”
陈果夫接着道：“我有八条建议，供委座批评。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人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恨；五、性格不可让人捉摸，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之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事变。”
蒋介石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
陈立夫帮腔说：“国共两党，不共戴天，对于共产党，只有消灭之。”
蒋介石忽然站起来，向窗户跟前走走。
陈果夫与陈立夫面面相觑。
蒋介石转过身来道：“党内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实话，我也有不满情绪，但你二位的批评是不是有些过重了？”
陈果夫不语。
陈立夫低下头。
蒋介石又笑了起来：“尽管言辞有过重之嫌，但这八条建议是以证明果夫、立夫的忧国忧民意识，闻过则喜嘛。清理与整顿，是必要的，但我自有主张就是了。”
陈立夫接过来说：“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委座认为该如何处理？”
蒋介石的答复却完全出乎二陈的预料，“我决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惊讶不已。
蒋介石笑着解释道：“如果抗战一结束，我就急忙与共产党分手，那么，国共两党分裂的责任不就加在我的头上嘛，我为何要做这等傻事？”
陈立夫道：“那也不能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啊！”
蒋介石在屋内踱了几步，慢悠悠地道：“傻瓜才与他平分秋色呢。我们也要抓民心啊。抗战八年，中国老百姓吃尽战争的苦头，如今抗战胜利，人心思定，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当中国的希特勒。”
陈果夫道：“如果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不就等于与共产党和平建国嘛？”
蒋介石打断陈果夫的话：“果夫尚不完全理解我之用意。这些年，延安对我来说一直是块心病。剿共剿了十几年，共匪反倒地盘更大，人马更多了，所以，我这块心病也就越来越重了。”
陈立夫道：“那为什么还要邀毛泽东来重庆呢？”
蒋介石道：“我相信他不会来，如果他不来正合我意，说明他与我党合作无诚意，我先礼后兵，日后刀枪相见，责任就不在我啦。”
蒋介石道：“我也自有主张。”
2．初晤毛泽东
毛泽东在重庆谈笑风生，陈立夫曾暗中指使特务寻机谋害毛泽东。陈立夫对陈果夫说：“面对毛泽东我有一种敬畏，这是在蒋先生面前从未产生过的感觉。”陈果夫说：“这正是我怕见毛泽东的原因。”
1945年8月，蒋介石给延安的毛泽东发去了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建国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把何应钦找来：“我问你一句话：《剿匪手本》你那里还有吗？”
何应钦一怔道：“那是民国十六年间所印的，是吗？”
“正是正是。”蒋介石喜孜孜地吩咐道：“现在，我决定把《剿匪手本》重印；请你马上命令各区立即印行，越快越好。”
“是是。”何应钦吞吞吐吐一阵。我回去马上就下令。”
这时，陈果夫在一边插话了：“委座，这个时候再印《剿匪手本》，会不会引起闲话？”
“我已经想好了。”蒋介石起立道：“反正是那么回事，今天印，明天印，民国十六年印，民国三十四年印，都是一样，你们放心好了。”
陈果夫说：“现在，我们只希望毛泽东不敢来，那就什么都好办了。”
紧接着，蒋介石又连续给毛泽东去两封电报，事不过三，如果延安方面再无反应，蒋介石就完全争取主动了。
谁知，8月2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强烈地表示了挽救国内和平的迫切愿望，另外又拍来电报，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即飞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建国大计。
蒋介石闻讯，脸色灰白，坐在沙发上半晌不说话。
蒋介石久久才问：“延安还说些什么？”
“报告先生，”陈布雷说：“他们宣言说，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来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奋斗。他们还提出了六条具体办法。”
“大使馆也知道了？”蒋介石问陈布雷。
“是的，刚才大使馆的秘书还来过电话，说赫尔利大使马上就再来拜访您。”
这时，门卫喊：“赫尔利先生到！”
蒋介石忙起身迎候。
赫尔利一见面便说：“这是有点意外的，不过，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值不得沮丧。”
蒋介石苦笑道：“是的，赫尔利大使恐怕要辛苦一趟了。”
“这种旅行也在我们预计之内。”赫尔利道：“蒋将军准备派谁跟我走一趟广
蒋介石略一考虑：“我派张治中陪你去。”
“好的，好的。”赫尔利道：“张治中很精明，他就是也曾主张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人吧广
“不，倒不是张治中。”蒋介石道：“而是吴鼎昌。”
赫尔利道：“那我们明天就走。”
蒋介石道：“好吧。”然后又自言自语地道：“我总觉得，毛泽东这个电报不一定靠得住，等你们到了那边，三句话不投机，他便乘机下台，说不去了，不去了。”
赫尔利皱眉道：“蒋将军，在毛泽东的电报还没收到的日子里，我同你的估计一样，认为他是不敢来的；但他的电报到这之后，我的看法便和你不同，我认为毛泽东是会来的。”他又劝蒋介石道：“不过，毛泽东来不来，对我们的做法不受影响。他不来，我们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利用谈判拖延日子，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那时候，别说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就是剩下共产党人个个都是毛泽东，个个都是周恩来，也无法挽救，只有灭亡了。”
蒋介石搔搔头皮：“毛泽东来了，要同他谈些什么，我还真没想好。”
赫尔利道：“不管谈什么，既然毛泽东来了，蒋将军千万告诫你的部下，不得胡来，否则图这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哗然，或者更使红军奋激，那我们就不合算了。”
“你放心，赫尔利大使。”蒋介石道。
当夜，蒋介石找来陈立夫、陈果夫密谈了一阵。
后来，戴笠人报，陈立夫、陈果夫退出。
蒋介石对戴笠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或许来重庆，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万一到达重庆以后，对我们可是个大好机会。”
戴笠精神大振：“是！”
“不过我自己已答应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蒋介石道，“决不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什么意外。”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
整个山城为之轰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和学生自动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毛泽东等的到来。那天风和日丽，渴望团结、和平、民主的人们，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汇集机场，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机场上人山人海。“毛先生，欢迎您！毛先生，欢迎您！”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部分文官武将主动迎上前去，毛泽东挥动帽子，缓缓举步，慈祥地向欢迎的人群答礼，有些人被毛泽东的举动感动得流泪。
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谈话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头戴一顶灰色的拿破仑帽，身穿一件宽大的蓝灰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牛皮鞋，身材魁伟，神采奕奕，他的简短讲话引起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大约半小时以后，机场上的欢迎场面才结束，毛泽东等三人被送往曾家岩桂园休息。
在这里，毛泽东等人用过午餐，稍事停留以后，便驱车来到红岩村13号，与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党内同志见面。
当晚，蒋介石在别墅——山洞林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走下汽车时，蒋介石赶紧迎了上去。在此，国共两党的两位最高领袖互相伸出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蒋介石很有风度地道：“润芝，你好！屈指算来，我们已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上次我请你来，你没有来，你派林彪来了。”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道：“我这不是来了嘛。”
蒋介石双手抱在一起：“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毛泽东谦逊地道：“我们久别重逢，实在令人高兴。”
蒋介石道：“欢迎润芝到重庆来，希望你能多住些日子，我们很好地谈一谈。”
毛泽东道：“感谢蒋先生的好意，还请蒋先生多多赐教。”
两人再一次握手，历史留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客人们被引进客厅就座，应邀出席坐陪的，有国民党政府大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祯、周至柔等，还有赫尔利大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
宴席间，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
宴后，毛泽东等人即下榻于林国二号楼。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8月30日，才搬回红岩村居住。
对于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陈果夫、陈立夫是极力反对的。陈果夫重病在身，显得力不从心，而陈立夫则三番五次找蒋介石，力陈自己的主张，仍一口不变地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消灭，不存在和谈。
对于陈立夫的态度，蒋介石从内心赞同，但对他的露骨又极不欣赏。他不得不承认，二陈搞党务是行家，但搞政治斗争就显得缺乏头脑，有时甚至表现得极为幼稚，缺乏策略，只知道一味地蛮干。
为了怕陈立夫的激进与蛮干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体计划，所以，他不让陈立夫担任国共两党谈判的代表。
蒋介石委派了王世杰、张群、邵子力、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展开谈判。
对此，陈立夫耿耿于怀。
9月1日，山城重庆刚下了一场雨，雨后的空气显得格外新鲜。这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
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艺界人士、社会名流贤达发出了邀请。
在被邀请的人员名单里有陈立夫，但陈立夫并不知道酒会中也有中共方面的代表。
晚7时，陈立夫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地来到中苏友协大楼。
一进门，陈立夫忽然感到气氛有些不大对头，大厅内，挤满了各种服装的客人。
国民党官员孙科、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等人早已到达了会场。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
大家热情握手，互相问候。
另一边，等候着的却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
众人有说有笑，却并不人座，像是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
陈立夫感到纳闷，他胡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并不时地和熟人打招呼。
忽然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陈立夫猛地抬头一看，只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大厅门口。
毛泽东神采奕奕、面目慈祥，他迈着巨人的步伐走进大厅，和大家—一握手。
没等陈立夫反应过来，毛泽东的一双大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他。
毛泽东微笑着说：“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该是陈立夫先生吧，久仰久仰啊。”
陈立夫显得十分尴尬，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住地重复着：“欢迎……欢迎……”
宴会开始了，在频频的祝酒中，才摆脱了陈立夫的尴尬。
毛泽东、周恩来站起来，向大家祝酒，大家一饮而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举着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泽东说：“陈立夫先生，山城幸会，不胜荣幸之至啊，润芝敬你一杯。”
陈立夫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来给他敬酒，他感到很被动，忙站起来，举起杯语无伦次遭：“谢谢……欢迎……”
毛泽东笑着说：“我先干为敬。”说着，一饮而尽。
陈立夫也痛痛快快地喝了下去。
毛泽东、周恩来正要走，陈立夫却拽住了他们，他亲自给二位斟满酒，自己也满上，端起来说：“承蒙毛先生、周先生的真诚厚爱，立夫也敬你们一杯，祝您们健康幸福，诸事如意！”
毛泽东说声谢谢，又先干了。
周恩来也笑笑，一饮而尽。
陈立夫与二位相视一笑，把酒喝干。
这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喝酒见面后，陈立夫心中掀起阵阵波澜，毛泽东太了不起了。
他当天就找陈果夫，把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对陈果夫讲了：“我认为毛泽东无论相貌与气质，乃至举止言谈，都非常让人敬畏，这是我在委员长面前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感觉。”
陈果夫没见过毛泽东，他也有耳闻，听了陈立夫的话，他干咳了几声，道：“确实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啊。”
陈立夫接着说：“他那种随和大度，侃侃而谈，出口成章，还有他那浓厚的湖南腔，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还有他那博大的胸襟和坦诚的态度，让人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
陈果夫皱着眉头说：“毛泽东能够来重庆，对我党就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有如此的胆魄与勇气，实在出于我之意料。”
陈立夫道：“看来毛泽东这班人，不是我们党说的山沟沟里的‘共匪’，从来重庆以后，各界人士对他们的态度来看，共产党收买人心的手段是比我们高明啊。”
陈果夫点点头。
此后数日，陈立夫又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感触颇多。
9月2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陈立夫作陪。
9月5日，晚上8时，中干校礼堂。
蒋介石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
陈立夫出席了这次茶话会。
毛泽东仍然春风满面，操着一口湖南腔，显得很活跃，他说：“古人说的好，和为贵啊，国共两党也该是以和为主，和气生财嘛。”
蒋介石道：“润芝言之有理，我请你来重庆，不就是为了和平建国嘛。”
陈立夫听不太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但对“和为贵”三个字，却记得一清二楚。他内心有一种危机感，他知道，毛泽东打出“和为贵”的招牌，从舆论上已经在全国人民心中争取了主动，占据了位置。
眼观毛泽东的言谈举止，除让陈立夫从内心感到一种震慑外，他还希望能想出一个办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同时，陈立夫还在背地里策划了一些破坏和谈的活动，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只要有人与中共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和谈进行少量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直接交陈训愈或陶希圣，再由他们面呈陈立夫。
陈立夫为破坏国共和谈可谓费尽了心机，他利用控制舆论工具的权力，对和谈的消息进行多方面的封锁。
3．不是冤家不聚头
陈立夫曾想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却被毛泽东驳得无言以对。毛泽东拜访陈果夫，陈果夫以病为由推辞。在反共问题上，二陈的口径完全一致：对共产党，只有消灭！”
陈果夫、陈立夫积极反共，且为国民党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拜访陈立夫。
毛泽东的访陈计划，令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深为不解。
毛泽东认为：“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进行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周恩来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坦然一笑：“不人虎穴，焉得虎子嘛，我毛泽东既然敢来重庆，就已经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了。再说，我相信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周恩来、王若飞说不服毛泽东，只好执行这一计划。
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了。
拜访陈立夫未成，9月18日，毛泽东又去拜见陈果夫。
此时，陈果夫正在病床上呻吟，听到毛泽东来重庆的消息后，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听陈立夫说看见毛泽东的感受，不知为什么，他从心眼里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此时，毛泽东却来拜访，来得那样突然，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陈果夫有些不知所措，尽管他对毛泽东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但他还是想见毛泽东一面的，但绝对不是现在。一来自己没心理准备，说些什么呢，如果说错了，自己担当不起责任；二来自己这副病态，恐遭共产党人耻笑，想来想去，干脆以体弱身衰为由，婉言谢绝了。
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毛泽东当然有些扫兴。
回到住所，毛泽东仍不甘心，他说：“刘备拜访诸葛亮不是三顾茅庐吗，我毛泽东莫非还不如刘玄德，去！”
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又一次光临陈公馆，拜访陈立夫。
陈立夫对毛泽东的再次拜访已经有心理准备，后来又听陈果夫说，毛泽东也曾去拜访而被谢绝，他想，毛泽东一定还会来。
陈立夫起身相迎，握住毛泽东的手热情地说：“有劳毛先生大驾，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毛泽东风趣地道：“上次来访未遇，很扫我兴呐，怎么？陈先生，你不介意润芝的痴心不改吧？”
陈立夫忙说：“哪里哪里，您是共产党的领袖，能光临寒舍，是立夫的造化。”
一阵寒暄过后，毛泽东纳人正题：“立夫先生，还记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吧？那可是令润芝终生难忘啊。”
陈立夫一直找机会想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前几次都是在公共场合会面，没机会多谈，况且也轮不到他，今天是在自己家里，他终于找到机会了。
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说：“毛先生，立夫早就有句话想跟你说，我认为，中国人应信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目前，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说道：“陈先生，我正想就这个问题求教于你呢。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我们才取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而你们的三民主义呢，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拯救中国吗？”
陈立夫听了毛泽东的话，额上渗出冷汗，他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尖锐，忙说：“毛先生，言重了吧？”
毛泽东立刻收住了笑容，脸色变得十分严肃，他有力地挥动着大手厉声道：“陈先生，恐怕言不为重吧，十年内战，你们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但是，你们不知想过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在抗日战争中，被你们‘围剿’剩下的红军，重整旗鼓，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对日作战的劲旅……”
陈立夫接过来说：“毛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不还是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嘛？”
毛泽东站了起来，表情更加严肃，义正辞严，凛然不可侵犯：“别忘了，是国民党的积极‘剿’共，才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险些招致亡国灭族之祸，难道这一教训还不发人深省吗？”
陈立夫被毛泽东说得满脸通红，语无论次不知所措。
毛泽东见陈立夫有些尴尬，便改变了语气，诙谐地说：“陈先生，看来，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
此时，周恩来插话：“国民党‘围剿’了我们十几年，但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我党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
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周恩来，便从另一个方面人手：“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共产党的武力政权。一国之中，怎能有多种政权存在？”
毛泽东摇摇头，反驳道：“怎么，陈先生又逼我们上山打游击，当山大王？过去我们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那叫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语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没办法，只好上山打游击。”
周恩来接过来说：“陈先生，上山打游击可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啊。现在抗战胜利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国共两党应该再一次携起手来，本着平等、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共同建设国家，使民族兴旺，人民富强，而不是谁迫使谁放下武力，俯首称臣。”
毛泽东又说：“还是那句老话，和为贵，和为安啊。”
陈立夫从心里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说的都是事实，也颇有道理，他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来驳倒他们，尽管他长期在国民党内部掌管党务和宣传工作。
毛泽东说：“怎么样，陈先生，对我们的来意不会曲解吧？”
陈立夫忙道：“哪里哪里。你们这次来重庆，是以证明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的诚意，这正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手泽东道：“陈先生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还希望你能为国共两党的会谈多效力哟。”
陈立夫也说：“那当然，那当然，我一定尽力。”
毛泽东起身告辞。
陈立夫恭敬相送。
送走毛泽东等人，陈立夫陷入沉思之中，说实话，对于共产党领袖的胸怀、度量、才华以及高风亮节，陈立夫深感佩服，这使他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的想法逐渐淡化。相反，有些方面他几乎被毛泽东、周恩来给说服了，所以，他显得十分被动。在毛泽东来访之前，他曾有了理论上的准备，并准备好好和毛泽东展开一场辩论，没承想，自己的理论竟不堪一击，甚至都没来得及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托出，就被完全驳倒了。
陈立夫想了一夜。
陈立夫找到陈果夫，把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陈果夫在病床上认真听着，等陈立夫说完，他无可奈何地说：“这正是我怕见到毛泽东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立夫道：“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有些主张，是颇有道理的，也是能够赢得民心的。”
陈果夫道：“这么多年来，共产党一直消灭不掉，恐怕这就是重要的原因。”
陈立夫道：“不管共产党如何赢得民心，也不管它怎么正义，但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地盘，有美国人的支持，这一点恐怕是共产党所望尘莫及的。”
陈果夫道：“你我都是从政的，搞党务内行，但搞武装斗争就是门外汉了。包括蒋介石在内，未必是毛泽东的对手，不然，剿了十几年，共产党还活得那么自在。”
陈立夫道：“那是日本人救了共产党，不然，他跑到陕北又怎么样，只要在中国地盘上，早晚要剿死他。”
陈果夫道：“共产党枪少，人少，又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又怎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呢？”
陈立夫道：“所以，我们不能改变立场，态度一定要强硬，绝对不能跟他们搞什么和谈，要和谈怎么会等到现在？”
陈果夫道：“我们要提醒委座，对共产党绝对不能手软。”
陈立夫道：“你听委座的口气，还是有和谈的成分。”
陈果夫打断陈立夫的话：“这点你放心，论反共，委座比我们积极，他不会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和谈，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内战还是要打。”
陈立夫沉思了一下，说：“听我们党内有人说，与共产党谈判，我党所提得条件有些苛刻，这样会失去民心。这一点，你怎么认为广
陈果夫道：“我认为这种担心根本没必要。”
陈立夫道：“对！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多少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看共产党吹得凶！”
4．正义难敌
政协会议上，蒋介石被迫实行“宪政”，陈立夫与周恩来等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企图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地盘，结果却让周恩来说服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经过多天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民主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
但是，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至未能达成协议。
10月11日，毛泽东返延安，周恩来则仍留在重庆。
《双十协定》签定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
可是，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13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手令。
面对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中共代表为维护国内和平，于12月27日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建议，国民党也提出三项办法作为对中共提议的答复。
这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并派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到中国，参加国共停战谈判。
经过商议，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10日，又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时停火。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早在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了基调：
“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
他准备在政协会议上，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其目的。退一步讲，即使会议不按他的意见去办，共产党拒不交出政权和军队，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不会受共产党的制约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陈果夫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亲自到蒋介石那里，就写了一封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信中道：
“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重。”
陈果夫在病榻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犹豫再三才写的这封信，面对政协会议即将开幕，他忧心仲忡，坐卧不宁。
蒋介石间完陈果夫的信，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无疑，陈果夫的话对他对党而言，确是忠臣之言，然而，蒋介石明白“整天在病床上呻吟不止的陈果夫，又怎能了解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国民党有8个名额，这8位成员是陈立夫、孙科、张群、吴铁城、王世杰、陈布雷、张厉生、邵力子。
中共方面有7个名额，成员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
会场的气氛也显得格外轻松而热烈。
蒋介石穿着整洁，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今天他是开幕式的主角。
以往，凡是公开场合露面，蒋介石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以表示其威严。
今天的蒋介石却满面春风，笑容可掬，显示出少有的随和与谦恭。
蒋介石一到，会议主席便宜布开幕。
例行的仪式完成以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
蒋介石一讲话，马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威严，他以训斥的口气告诫与会代表：
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
第二，要大公无私，顾会国家利益；
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
蒋介石的下马威，把与会人员给弄蒙了。
蒋介石仿佛知道代表们要听些什么，只见他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道：“乘此机会，我要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几个重要事项。”
代表们肃静。
蒋介石宣布了四条：
一、确保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有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确保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
三、实施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所有政治犯分别予以释放。
蒋介石的话刚落，场内响起掌声。
不少代表为蒋介石的真诚所感动，认为这是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好兆头。
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
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
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
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
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
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
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
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入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的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
1月31日，政协会议举行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神，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完的事业。”
政协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
陈立夫把政协会议的有关情况向陈果夫作了汇报，病床上的陈果夫气得发抖。
的确，政协会议的结果，令二陈沮丧。
尤其是陈立夫，开会前他曾踌躇满志，自命不凡，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国民党的势力，他根本没把“民主协商”放在眼里，更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他自认为政协会议无非就是国民党大会的另一种形式，没想到共产党的代表个个都那么厉害，也没想到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站在共产党一边，提起来，心里便觉得有些憋闷。
陈果夫更是忧心忡仲，他抚今思昔，怅然长叹：“因党的组织不加入，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
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明白国民党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更不知道该如何医治这些问题。
陈果夫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迫之以政，齐之以利也。”
陈果夫的弦外之音是：光靠武力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陈立夫却与陈果夫的主张不同，也许他还年轻气盛，他根本不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仍然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动用武力消灭，他根本不把什么民主放在眼里。
国民党中央召开讨论政协决议的会议，CC派干将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给蒋介石发难。
“国民党完蛋了！”
“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了。”
“国民党投降共产党了！”
“共产党犯上作乱了！”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太软弱无能了。”
“先总理创下的革命业绩，就要毁于一旦了！”
有人还指着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孙科破口大骂，骂他出卖了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