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插手文化界
1．“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的侵占，因此，协会一成立，双方就对文化界展开了争夺战。但是“两会”的宗旨都是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争取民心。
陈果夫介入文化界的时间比较早。早在民国初年，当陈其美在上海主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时，陈果夫即给《中国日报》撰写过新闻通讯一类的稿件。由于当时陈果夫生活还没稳定，处在动荡时代，因此，除了给有特殊关系的《中国日报》写点稿件外，还没能够涉足文化人行列。
1927年蒋介石下野以后，陈果夫和戴季陶避居上海。这时宁汉政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共产党在各地掀起了武装暴动。为了抵御共产党和武汉方面汪精卫的宣传攻势，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邵力子、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策动王新命、何炳松等十大名教授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反对吸收外来有利中国的文化”。蒋介石复职以后，陈果夫以武力为后盾，攻击左派作家在上海提倡的普罗文艺为“破锣文艺”，迫使其将大本营移居天津，并策划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创办《中国文艺月刊》，陈果夫在上海文艺界初战告捷。
陈立夫对文化界的潜移默化作用更为重视。他认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消除共产主义思想滋生的土壤比破坏共产党组织本身和把共产党人从肉体上消灭更为重要。而在同时，若想使国民党内部“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也得靠文化的影响。在此思想指导下，陈立夫在1928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时，更侧重调查的是党员的思想。对共产党，也更多使用诱惑、政治瓦解、思想说服等手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使用的共产党叛徒很多，著名的特务机构道署街全体干部中有2／3是叛徒。以后，曾为中共高层领导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也是CC派诱惑投降的。这些被国民党“感化”了的共产党叛徒，在精神信仰被瓦解之后，往往卖身投靠，并反噬共产党，其危害非常之大。如上述的顾顺章投靠国民党之后，供出了秘密设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若没有打进国民党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事先获悉，并火速通知上海共产党中央，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可见陈立夫思想文化攻心政策是非常毒辣的。
1929年12月，南京政府颁布《反省院条例》后，其权力所及省区，普遍设立反省院，反省院由二陈控制，其目的也是进行思想瓦解。
出于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陈果夫、陈立夫逐渐把触角由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伸向了文化宣传领域，这便和由“天子”门生黄埔学生组成的复兴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来，国民党组织思想系统是双轨并存的，一般党员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管，军队系统则归总司令部政训处。在开始的时候，双方势力都比较小，而活动空间又很大，彼此尚能和平相处，但随双方势力的扩大，冲突日渐激烈起来，以至互不相容，互相对抗。
黄埔军校学生开始插手文化领域始于蒋介石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在时间上，要比二陈晚得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热潮的压力，蒋介石为收买民心、统一力量，倡导了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他于1932年3月，召集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曾扩情、康泽、戴笠等人，组成了“中华复兴社”。“中华复兴社”的行为准则为“需要既是真理，行动既是理论”，极力主张避兔空谈，倡导实际行动。“中华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它的三位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就动起手来，开始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著述著作，主张“行动”，号召“硬干、实干、快干”。他们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从上述观点看，“复兴社”和“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但在具体办法上就有区别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励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说，复兴中国要“以恢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贺衷寒、刘健群等人的这些演说著述活动，虽然已经走出军队政训系统，插足社会宣传，但更多的还是政治说教，不属文化领域。从上述刘健群、邓文仪二人的观点看，“复兴社”和二陈的“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但不久，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萧作霖等人就发现，他们这套口号式的政治说教，对于糊弄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可以。但对于高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等，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正赶上南昌行营召开讨论“剿共”的设计委员会，萧作霖也奉命参加，他到处讨计。设计委员会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张彝鼎献计说：“我看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是不行，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张彝鼎还送给萧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后，萧作霖对张彝鼎的看法就高于邓文仪、贺衷寒和吴寿彭以及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大家均赞成有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活动的必要，而开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选择一处有影响的地方打开局面，带动全国的必要，于是选择了上海，希望在上海打开局面，造成声势，以吸引全国文化界人士参加。这样，就决定派萧作霖去上海与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复兴社”分子说干就干。1934年12月，萧作霖到上海，立即与刘炳黎、孙伯骞、倪文亚等人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组织。首先得到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同意参加筹备委员会，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的“复兴社”分子，开始大力招收会员。不到一个月，就招收了七八百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大学教授也有百余人，其他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和少数作家、报刊编辑、记者等。随即举行了选举大会，选出吴铁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恒、刘炳黎、倪文亚、孙伯赛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推吴铁城、刘炳黎、萧作霖等为常务理事。这样，“中国文化学会”在上海的局面就算初步打开了。“复兴社”分子主办的一些刊物如萧作霖主办的《青年与战争》周刊、康泽主办的《中国革命》周刊都迁到上海由萧作霖负责发行。“复兴社”又将萧作霖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另办一《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途》月刊，“复兴社”共有五个刊物在上海发行。这种阵势，对其它地方“中国文化学会”分会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杭州紧接着就成立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陈立夫对自己在文化界建立的势力范围本是充满信心的，他也一直想建立一个统辖全国文化界的机构，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迟迟未能动手。不想“复兴社”分子们不知天高地厚，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是几个人一核计，拟了一个宣言，“中国文化学会”便即产生。接着，竟不顾规矩，不择手段在文化界展开活动。“中国文化学会”刚成立，在武汉的《扫荡报》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刊出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消息和该会负责人员的名单等新闻特讯，随后由该会书记萧作霖亲自率领大批“复兴社”分子进军上海，打着名誉会长蒋介石的旗号，到处伸手。“复兴社”的这一行动，打得CC派措手不及，为了想出应付办法，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沧波、程天放、萧同滋、吴醒亚、潘公展、丁默屯等江苏、南京、上海一带CC干将，齐聚上海，共议此事，商讨对策。最后，还是吴醒亚有办法，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一面由陈立夫、陈布雷去面谒蒋介石，申诉“复兴社”违背蒋介石的禁令，插手不应由“复兴社”去搞的文化教育界的工作，要求蒋介石勒令“复兴社”停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动并取消“中国文化学会”；另一方面，尽速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争取早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据CC骨干之一黄敬斋回忆：
“某星期日上午10时左右，吴醒亚、潘公展二人陪同一位穿青色长衫、身材瘦小，文弱似营养不良的小学教师模样的朴实中年人来到，黄认识来客是自己昔时曾受过其指教的前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CC系的最亲密的战友陈布雷先生。他来到之后，同丁默屯和黄打了一个招呼，未坐下就对黄说：‘请你引导我上你的办公室去，我有东西要你帮着抄写。’黄一面答允着，一面就引导陈到自己的办公室，请陈坐在丁默屯日常办公的座位上，并给陈准备好的纸笔。陈一面命黄坐在他的对面，一面对黄说：‘等我写完一张，就请你用蜡纸钢板刻写一张，二人同时工作，可以快些完工。’他边说边就开始工作起来。这位先生，真不愧是名扬四海的文章高手，在不到两小时之内，就一口气写成了各约千余字的两篇文稿，一篇较长的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宣言》，另一篇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前者的内容，现在脑中只留有个模糊印象。似乎是说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粹…，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特殊国情，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极权统制’的前途。文中以‘黛获不同器’来强调共产主义同中国本位文化之不能共存的道理。后一文约略列举了如下几点纲要：一、开宗明义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最高信条；以能竭忠尽诚，信从拥护这一信条为国民之最高和最光荣的道德品质。二、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法西斯独裁统治，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剿共，反对团结进步，诽谤御侮抗日。三、在经济上要求统一全国财政金融，实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行的中央集权官僚垄断资本的‘统制经济’。四、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接受和发展西方先进科学，反对不适合国情的破坏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斗争学说和全盘西化论的奴隶思想。在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实行‘文化统制’政策。五、在军事上，必须实施军队国有，集中于中央政府，任何党派和社会集团不得拥有武装力量。政府有权剿灭、收编、改编任何土匪部队和地方或私人武装。‘必须先安内然后始能攘外’，必先充实国力，完成统一，始有国防外交。……这两项文件，当时由黄敬斋在陈布雷的亲自指点下，用蜡纸钢板各刻写油印了百余份。接着于三日之后，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借原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在陈立夫、吴铁城、程天放、张道藩、周佛海诸人亲临主持的仪式上，宣布通过文件后，分发给了到会的人士和上海各报社通讯社的现场记者。于当日晚报和翌日早报上，连同成立大会的新闻，全文刊出。”
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的进攻，所以该会一经成立，双方立即开战。
首先，双方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中展开争夺战。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属政学系，和双方既有矛盾，也有勾结，这次乐得坐山观虎斗，看两派都打得头破血流。他两派都不得罪，哪一派邀请开会，他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是两派都得罪不起，所以也两面都参加了。但从干得活跃热闹上说，文化学会似乎影响更大。因为文化学会吸收了大批大专学生参加，这些人在“复兴社”分子的鼓动下，干劲十足，所以，文化学会首先在声势上超过了文化建设协会。
萧作霖指导下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名为“文化前卫队”的组织。这个组织举行宣誓典礼时，邀请“中国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前往监督和观礼。由于萧作霖身兼总会书记长和上海分会党务理事，便由他一人同时代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萧作霖携带的礼品很特别，是一把剑和一把大刀，剑作为总会的礼品授与，大刀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为“文化前卫”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文化前卫队”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都是浙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以及中央航空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和少数高中学生。队员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队长是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也是大中学生，有1000多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后边和左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右手握拳举起。宣誓由赵龙文领头，他念一句，全队队员跟着念一句。监誓人是萧作霖，立正站在主席台正前方。宣誓完毕，由浙江分会常务理事蒋坚忍代表分会为“文化前卫队”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礼仪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方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交给跑步前走的护旗兵，再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由萧作霖代表总会授剑，代表上海分会赠刀，在萧作霖和蒋坚忍讲话后，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乐表示宣誓典礼完毕。
“文化学会”在斗场上也几乎打垮了“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文化学会成员与CC团成员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争夺战，最后双方动起武来。由于“复兴社”中青年学生人数多，势力较大，尤其是“复兴社”所派领导学生的人又是黄埔学生出身，他们按军队建制对自己的力量进行编组，然后在学校按作战部署进行战斗。CC分子经不住这种有组织的进攻，抵挡不住，以至被包围得无法出校。吴醒亚和潘公展急得没办法，只得找“复兴社”在上海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得了势的“复兴社”领导人竟避而不见。最后不得已，他们请出了上海市长吴铁城调解，“复兴社”的人才同意同吴、潘谈判。在这次争夺战胜利之后，“复兴社”分子简直不把CC团放在眼里，气焰更加嚣张。
在斗场上获胜的文化学会分子，确定也想在文化上干出自己的一套。所以在对CC团大力进攻的同时，继续招收会员，召开座谈会和举办讲演会。经过上海分会理事会决定并在会员中进行了一些讨论后，在《前途》月刊二卷八期，还出一个文化统制专号，贡献文章者有吴铁城、贺衷寒、刘炳黎、茹春浦、董任坚、李冰若等十几人。
正当“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传来了噩耗。“复兴社”的干将之一邓文仪于1934年六七月间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而获罪于蒋介石。陈立夫立即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多不良影响”。蒋介石在愤怒之下，一面撤销了邓文仪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禁止其一切活动。这样，下层闹得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化学会”，终因上层不抵陈立夫的进攻，而最后在一日之间烟消云散。
实际上，即使没有陈立夫的告状和邓文仪失职触怒蒋介石，“中国文化学会”的寿命也是不会长的。蒋介石交给“复兴社”的活动范围是军警特系统，“复兴社”插手文化，早就越出了职权，只是蒋介石最初没有找到打击他们的借口罢了。
二陈和“复兴社”分子的斗争并不仅限于文化领域。
由于“复兴社”分子大多为黄埔军校出身，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才是蒋介石事业的惟一嫡系，只有自己才是正统。即使像陈果夫、陈立夫这样和蒋介石关系非常深的人，他们也以敌对派系视之，对其横加打击。蒋介石对任何人、任何派系都不是十分地相信，所以在用人时，其职权范围十分明确。黄埔系的势力范围是军警特，二陈的CC团主要是党务、文化和教育。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意图了然在胸。陈立夫在当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局长时，曾试图并吞“复兴社”势力下由戴笠任处长的军警处，在并吞失败以后，也不再做非分之想，知道打不进“复兴社”系统，所以也就不做此努力。可“复兴社”内的黄埔学生就不同了，他们自恃是蒋介石的门生，到处插手。所以“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往往是“复兴社”分子采取主动。但是，由于每当看到CC团招架不住时，蒋介石几乎都出来袒护二陈，所以“复兴社”分子哪一次也未取得完全胜利，差不多都是大闹一场，不了了之。
“复兴社”与CC团的争斗收获最大的是河南。在“中国文化学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争斗正烈的时候；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一个“融党于政”的主意，将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的党权一下子从二陈掌握中夺走。黄埔学生乘机进入各省党部，黄埔一期学生、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萧洒一度控制河南省党部。由于萧洒胡作非为，在河南搞得天怒人怨，CC团乘机向蒋介石告状，萧洒被撤职，CC团才夺回河南党务大权。但由于河南军政系统都为“复兴社”控制，并不断向CC进攻，CC分子事实上仅能龟缩在省、县党部内。
在江苏，1933年10月以前，省主席是顾祝同，CC分子势力不大。陈果夫继任江苏省主席以后，CC分子几乎控制了江苏的各个部门，“复兴社”分子只是在江苏省保安处还能存留，因保安处副处长“复兴社”分子李守维为顾祝同亲信，陈果夫拿他也无可奈何。1937年顾祝同回任江苏省主席后，除了党务和教育两系统外，CC分子几乎全部为“复兴社”分子取代。
CC分子和“复兴社“分子在各地愈斗愈烈，有些甚至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系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当然属于CC，可“复兴社”分子硬要他加入“复兴社”，当他拒绝时，“复兴社”分子就捏造罪名逮捕了他。在江苏，公务员训练总团为李守维控制，尽管主席是陈果夫，但李守维对CC分子并不手软。李守维手下的柯伯勋，竟把犯过失的两个CC学员捆绑起来；派几个士兵手持手枪，把二人押送到省政府去，要求陈果夫严惩，给陈果夫难堪。陈果夫也不客气，以柯伯勋“行为粗暴，管训无方，处理不当，不配担任这重要的军事训练工作”为由，将他赶出了江苏省公务员训练总团。在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把中央政治学校三个特务学生绑架杀害。任觉五称这三个学生是“复兴社”成员，因犯严重错误被处死。而陈果夫说这三个学生是他们的人，被“复兴社”无故杀害，并把官司打到了蒋介石那里，最后蒋介石处分了任党五。
双方对于叛投对方的人，更是设法打击。1932年3月初，黄埔学校第二期毕业生葛武榘经人介绍参加了“复兴社”。他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陈立夫。有一次贺衷寒到陈立夫处去，恰好在陈立夫的桌子上发现了这封信，贺衷寒于是乘陈立夫不备，把这封信偷了回去，并由监察提出，弹劾葛武榘。这事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大骂贺衷寒不该偷信，对葛武榘也未按“复兴社”纪律泄密者处以极刑惩办，最后把他调往西北胡宗南处。
2．“天下第一菜”与陈果夫
陈果夫在江苏主政期间对文化十分重视，把“食文化”发展到了顶峰，他集“江苏菜”之大成，创造了“天下第一菜”，从而使江苏的“天下第一江山”、“天下第一泉”与“天下第一菜”鼎足而立，相得益彰。为推行“三民主义”，陈果夫特拟订了“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纲领”。
烹饪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陈果夫在镇江创造“江苏菜”，从“江苏菜”又创造了“天下第一菜”。1934年秋，在江苏省举办了一个全省物品展览会，在这个会里，他看到江苏省各县物产甚丰，以各县可供饮食的特产而论，已是美不胜收，于是便想到要摘其精华，创造出一种“江苏菜”来，各地流行的地方性质的菜肴，有所谓“京菜”、“苏菜”、“粤菜”、“川菜”，但这些菜是没有一定的标准，而且也不能代表那一省的精华。陈果夫所主张的“江苏菜”，是要确立一定的标准，集全省名菜加以剔择，留下若干种最精美的，以为全省菜肴的代表，这便是法定的“江苏菜”。如何产生法定的“江苏菜”呢？是先确定“县菜”。各县的饮食特产味美质佳素负盛名者，便是该县的“县菜”。由“县菜”中选出“省菜”来，再由各省的“省菜”中选出“国菜”。“国菜”产生之后，它更代表中华民国的最高烹饪，凡国家大庆及宴请外宾时，皆可用之。中国的饮食是举世无匹的，“国菜”又集全国饮食之大成，烹调之精，滋味之佳，可以想见。但“国菜”的确定，要等各省“省莱”齐备之后。而代表江苏饮食之精华的“江苏菜”，却因陈果夫的计划之实现而确定了。当陈果夫与江苏建设厅筹备物产展览会的各位选择“江苏菜”的时候，定下几个原则：第一，必须是江苏的原料，江苏的做法；第二，是要各县的名菜，并且要名副其实，的确美好；第三，要充分表现江苏特有的风味与格调，使人们在吃这菜之时，能联想到江苏文物之盛，物产之丰。经过半个多月的选择、设计、配合。研究，终于在那年展览会闭幕的一天，在江苏省内尝到了理想的标准“江苏菜”，与宴的人都浮着兴奋的笑容，带着期待的心理。在宴会所见到的一花一木，一器一皿，都带着浓厚的江苏色彩，饮的是江苏名茶，一共有“碧螺春”，“茅芦”、“雀舌”3种，喝的是“洋河高粱”、“海门葡萄酒”、“南翔郁金香”、“金坛黄金酒”等7种江苏酒，吃的是江苏水果，如“锡山梨”、“萧县石榴”等4种，至于菜肴，共有30余种，如六合龙池鲫鱼，南通鱼翅，如皋火腿，枫径蹄筋，镇江鲫鱼，扬州狮子头及酱菜，常熟酱鸡，南京板鸭、江阴凤凰包鸡，太仓肉松，高邮双黄蛋，淮阴鳝鱼，常州酒酿圆子，苏州的熏鱼、酱肉，无锡排骨，洋澄湖的清水大蟹等，真是洋洋大观，舌不暇接，这30余种的“江苏菜”，有的是直接派人去买来的，如苏州酱肉之类；有的是探问了烹调方法，采购了原料，命厨师如法炮制的；有些原料，因为物品展览里有现成的，便就近取材，吃的分外有味。那天是“江苏莱”的处女席，一共有两桌，大家吃了大小30余菜，还有余勇可沾，又吃了一碗“天下第一菜”。不用说，这次的宴会，是集江苏菜肴的大成，经过品评，标准的“江苏菜”终于确立了。
“天下第一菜”是陈果夫在江苏时，公余之暇的一个改良性的趣味之作，这个“新食谱”已经很盛行，甚至流行到南洋、美洲去了。人们对于食物，普通的要求是要它味好，但食物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仅仅味好是不够标准的。理想的食物，除菜好以外，还要色美，味香，音和，一言以蔽之，要顾到“声”、“色”、“香”、“味”四者俱优，还要真正能滋补身体，有益卫生。几年前陈果夫在杭州，有一次陪朋友吃饭，吃了好几样菜，内中有样是番茄锅粑炒虾仁，后来又吃神仙鸡，因为这两样菜，就联想到一个改良的新法，那就是后来的“天下第一菜”。这个新的做法，蕴藏在心中好久，但没有实验成功过，、在京、湖等地都经过，结果都失败了，直到这次“江苏菜”处女席中，继尝试成功，完全做到了理想的标准。
“天下第一菜”的做法很简单，先用鸡汁煮沸，加虾仁番茄成汤，另备一定厚度的油炸锅巴，趁两者热度很高时，掺合起来，便发奇响，鸡和虾的味美，番茄颜色鲜艳，锅巴味香，而且加汤进去时清脆可闻。所以吃这个菜时，不仅看到鲜艳的颜色，而且听到悦耳的声音，耳、目、鼻、舌，处处满足，既热闹痛快，又中看中吃。不仅如此，一个菜的本合原料，要具有意义，才不愧天下名菜。鸡是有朝气的禽类，具傲然独立的气概，虾之为物，能屈能伸，不愧大丈夫本色。这个菜的原料只有四样，却具有五项巧妙的配合与对称。四件原料鸡虾番茄锅巴中。动物植物各半，其为“对称”一也；动物中一水一陆，其为“对称”二也；植物中有中有外，其为“对称”三也；动物中一傲一屈，其为“对称”四也；锅巴性燥，汤性温，其为“对称”五也，实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这个菜既包括动植物中外水陆的四种原料于一器之中，而这四种原料的配合，除具有上述的“声”、“色”、“香”、“味”以及种种意义之外，复寓于蛋白质、淀粉、脂肪以及丰富的维他命。对于身体十分有益。它能这样面面顾到，十全十美，当然不愧天下名菜了。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几件原料的价钱并不贵，常人可以做来吃，所以是非常平民化的，并不像人家信口开河所说的，这是名贵“主席莱”。当初这个菜吃是吃了，并没有名字，后来想到它既尽善尽美，陈果夫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下第一菜”！江苏省会的镇江，是有著名的“天下第一江山”和“天下第一泉”的，加上这个“天下第一菜”，不是鼎足而之三，相得益彰吗？
陈果夫又写了一篇《天下第一菜颂》，辞藻甚美，把“天下第一菜”’的种种好处，真是综述无遗了。《天下第一菜颂》如下：
是名天下第一菜，色声香味皆齐备，宴客原非专惠口，自应兼娱眼耳鼻。此菜滋补价不贵，可代燕耳或鱼翅。番茄锅巴鸡与虾，不独味甘更健胃。燥与湿兮动与植，中外水陆品类苹。勇能赴敌屈能伸，因物尤可激志气。我今郑重作宣传，每饭不忘愿同嗜。
陈果夫病中，每作歌自遣。1943年冬，将新旧各歌，凡44首，连同各作曲家所制之谱，编为《鹤林歌集》，盖取洁白宏远之意，并为异日之纪念也。陈果夫“自序”谓：“集中所录，不过为个人作歌之尝试；惟堪自信者，各歌无论为谱为词，均本三民主义之一贯立场，以发扬固有文化，唤起民族意识，鼓励进取，陶淑风化，养成服务及快乐的人生观为目的，并力求通俗，俾易普及。”
抗战胜利那一年，陈果夫将手拟“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纲领草案”，以示友好。
“新中国之文化建设运动纲领草案”摘要如下：
中国文化有5000年之历史，有独特之精神。近百年来，因科学后人，未能光大。影响所及，不但未能对世界文化有新贡献，而旧日光辉，亦自黯淡淹没，以致自信丧失，不免存依附之心。今观世界各国，未有国家独立而其文化依附他人者，此吾人应有所警觉，而自发奋者也。最近10余年来，……在思想上、行动上散布之种种恶劣风气，使吾固有之美德受害最烈。其在教育上注射之毒素，尤难消除。故今后吾人欲恢复全部中华民国，必须注重全部中华民族之一切。不但应知恢复土地与人民主权，以及将来物质建设之重要；而恢复文化以及建设文化尤为重要。如能全部恢复，而有新建设之精神，方能建立一独立自强之新中国。不然，徒有其表，而无其实，不足立于世界列强之林也。国父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原系集中外古今文化之大成，而以中国之优长文化为其中心，吸取世界文化之优长，以补我之不足者，故为最进步，最优良，最适合之主义。今国社会主义已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消灭，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亦必因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了同时消逝。其所存者，仅为我伟大之三民主义。将来各国之所共行者，亦必为接近我最进步、最优良之三民主义。吾人更应自信而力行之，不可有丝毫怀疑者也。然欲实行三民主义，未能一蹴而几，必须人人在文化上有一致之方向，始能如众星之拱北辰，而成就其伟大也。兹谨依照国父“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之遗训，拟订“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纲领”如次：
（一）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礼俗、社会……必须建立一完整而适合中国社会背景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独立的中国制度。
（二）中国必须加强提倡固有之八德，尤应发挥“爱”的精神。故互助、团结、服务、负责、为公，以及信义、勤俭。守法等美德，必需用教育、领导、提倡、奖励与宣传等方法，使人人具备，以完成国民独立高尚之人格。
（三）举凡文学、艺术、音乐、风俗，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固有独特之风格及优长，除违背时代及新道德标准者外，均当保持发挥，对于他国特有之风格及优长，亦当尊重与理解。
（四）中国必须实行民主，而又必须依照国父民权主义之途径，自己建立最进步、最完美之民主制度，以造成世界上最新之民国。
（五）中国对于现代科学，必须提倡，并须切实学习，迎头赶上。以吾民族固有的聪明才力，继承过去光荣之历史与创造发明之精神。
（六）为使全国国民普及吸收世界之文化，以光大中国文化起见，应选择外国各种优良著述大量翻译。至学校必须应用之课本讲义，参考书籍，其原有各种文字，尤应于五年内，一律译成本国文字教授。如五年之后，教师仍以他国文字、言语教授学生者，众以为耻。
（七）中国固有文献，应于10年内，全部整理。去芜取精，分类编成全书，俾学者易于学习，易于比照研究，并可向各国宣扬吾文化之优点。俾中国之优良文化，为世界所重视。
（八）中国语言、文字之统一，必须利用最新之工具，努力促成之，以五年为期。如五年以后，中国之读书人不懂国语，不通国文者，众人耻之。
（九）凡以留学生因所习他国语言、文字，思想趋向不同，而生隔阂，相互歧视，排挤，嫉妒，致有派别争端，无形为其他文化侵略之工具，而影响新中国文化之进步者；应为国人所鄙弃。
（十）凡践履笃实之士，以及对于科学上有发明，事业上有独立之建树，学术上有独特之创造，政治上有优良之成绩者，应为国人所崇敬。
（十一）中国各大学，必须于短期内建立有可以为世人取法之学科，使他国青年亦可来中国就学，以便文化交流，且对世界学术上，不致成为徒享其成而乏贡献之学校。
（十二）提倡积极、乐观、进取、和平、活泼、力行之兴国精神。反对消极、悲观、畏缩、依赖、自私、浪漫，妒忌。斗争、怨恨等亡国现象。在任何地方，任何事业，任何文艺，均作一致之主张与表现，以振作人心，挽回国运，共同努力，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纲领草案”，只有12条，绎其要旨，约有三端：一是要有独立性；‘·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完整而适合中国社会背景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独立制度”。要独立，就不能成为他国的精神奴才，更不能变做他国的侵略工具。因此主张，第一：“各种课本及参考书籍，应于5年内一律译成本国文字讲授，除外文课参考书籍，应于5年内一律译成本国文字讲授，除外文课程外，如5年后教师仍以外国语文讲授者，众以为耻。”第二：“凡留学生‘因所习他国语言文字，思想趋向不同，而是生隔阂，相互歧视、排挤、嫉妒，致有派别争端，无形为他国作文化侵略工具，而影响新中国文化之进步者，应为国人所鄙弃”。二是要能发扬光大：一面“要在十年内，将固有文献加以全部整理，去芜取精，分类编成书，俾学者易于学习，易于此照研究，并可向各国宣传我们文化的优点，仰中国之优良文化，为世界所重视”。一面希望“中国各大学要在短期内建立有可以为世人取法的学科，使他国青年亦可来中国就学，以便文化交流，且对世界学术上，不致成为徒享其成而乏贡献之学校”。三是要求进步：“中国对于现代科学必须提倡，并须切实学习，迎头赶上，以我们民族固有的聪明才力，必须继承过去光荣之历史与创造发明之精神”。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美术、音乐……以及生活方式等特有之风格及优点”，除违背时代及新道德标准者外，固当“保持发扬”，但对于“他国特有之风格及优点”，亦当“尊重与理解”。至对于“中国语言、文字之统一，必须利用最新的工具促成之。以5年为期，如5年以后……不懂国语不通国文者，众人耻之”。此外，对于提倡固有八德，发挥“爱”的精神，提倡积极、乐观、进取、力行……之兴国精神，反对消极。悲观、畏缩、依赖、自私、浪漫、妒忌、斗争……等亡国现象，亦特别强调。
陈果夫说：“五四运动原是青年爱国运动，后来变了质。有些人想把民族文化的渊源，一刀割断，全盘移植西方文化。这一点，我绝对不赞成。我却赞成白话文，不但赞成，而且实行，因为我觉得白话文比文言文的效果大，容易普及。罗志西同志的一篇文章感慨很多，他怪别人不提倡白话，不重视白话，有点冤枉。以我为例，这些年来我的文章，只有极少数的用文言，还是浅近的文言，其余都用白话，我总不是他的信徒？”
陈果夫说：“蒋梦麟、汤惠芬两先生来访，并兴谈文化：中国本身若不建设文化，成了真空，则任何国家均可利用文化侵略，灭亡中国。吾人固需有强大之军事建设，但军事在非常时期始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文化则无时无地可以或缺。保留旧制度、旧习惯，为中华民族将来着想，实有必要；因外来文化之侵略力大，不能不用此为最佳之抵御防线也。”
3．响应“新生活运动”
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立夫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陈果夫未当常务委员，陈立夫未当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被推为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成立后，陈果夫即约集专家，成立礼俗、教育、出版、新闻、史地、语文、音乐、美术、戏剧、广播等专门委员会，设计了计划纲要与许多具体方案。《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系遵照国文《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的遗训而订定，提经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通过后，复于翌年4月20日，提报中央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陈果夫后来在中央政治学校对学生将该会的组织与计划纲要，有详尽的报告与说明：
本党为执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曾组织了一个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央派我主持的。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中曾组织很多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文化问题。如社会风俗、音乐、艺术、戏剧、电化教育、出版事业等。并订定文化事业计划纲要，计原则3条，纲要20条，以作各专门委员会研究之共同依据。民国27年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又约集几个同志提出一个确定文化政策的议案。议案的内容是根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所定的文化事业计划纲要重新整理而成。原则3，纲领22。大会决议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今天我把提案同大家讲一讲。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固然要根据三民主义来实施，文化建设尤其重要。文化的力量比武力还要大。校长曾说过：外国人估计中国的国力，什么都查察得清清楚楚。有多少枪，有多少炮，有多少兵，可是他们就没有估计到中国5000年的文化力量。我们同日本能够战争如此之久，可以说完全是我们5000年所积聚的文化力。因此，我们建国，不能只讲经济，讲武力，不讲文化。中国的文化除了近代科学不如人之外，其他一切都有我们的特长，为其他国家所不及。今后建国，在文化方面的建设，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有三个原则：
一、根据总理“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之遗训，以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
二、以文化力量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加强全国民众之精神国防，以达民族复兴之目的。
三、对于一切文化事业，尽保育扶持之责，以督促、指导、奖励及取缔等方法，促成全国协同一致之发展。
以上是建设民族文化的三大原则。根据这三大原则，定了22条纲领。这22条纲领，同政治的各方面都有关系，我们能把文化建设起来，我们的国防力量才有基础，才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纲领一：遵奉总理伦理哲学之遗教，为国民精神教育之总纲，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之项目，以礼义廉耻为国民生活之规律。
党员守则12条，包含八德四维三达德。党员守则又叫做国民守则，这是文化建设的第一件要事。国民精神教育，当以党员守则作纲领。这是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当努力使之恢复。
纲领二：表彰先贤、先烈、民族英雄之言行事迹，以发扬民族正气，策励社会人心。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也不知产生了多少位大人物，足以使后世子孙景仰效法。可是流行的教科书中，除了孔子、孟子很少几个人之外，就只有看见外国人的传记，外国人的赞扬。为什么不表彰中国的先贤、先烈而赞扬外国人呢？因为中国先贤、先烈的嘉言效行，都夹在大部的历史中，没有编成可作教材的，编书人不肯用工夫，直抄外国人的比读二十四史容易，就不知不觉去赞扬外国人了。这是很危险的事。一个学生脑子装满了外国东西，不知道本国先贤、先烈的伟大，还成一个中国人吗？循至中国人看不起中国，失去民族自尊心。所以今后建设文化，必须注意表彰先贤、先烈的言行事迹。
纲领三：厘订文武合一之国民生活规律，以达生活军事化，集体化，生产化，劳动化，艺术化之目的。实践为国家、社会服务之人生观。
达一条是在建设文武合一文化。文人不懂武事，武人不懂文事，都不能使政治、军事配合完善。因为文武不合一，所以抗战开始以来，有许多地方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其实像孙子兵法，不仅武人用得到，文人也用得到。用兵不能不懂孙子兵法，办外交，修内政，还是不能不懂孙子兵法。
纲领四：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准则，重新估定各地风俗习惯，订颁国民生活历，以齐一国民之习俗。总理在“民族主义”中，讲形成民族的五个力量是：血统、语言文字、生活、宗教、风俗习惯。要齐一整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比较容易做到，交通发达，无线电广播发达以后，语言就会统一起来。中国文字的统一由于考试制度的建立，将来如果言语列为考试科目，也是统一语言的一种方法。血统、生活也有方法齐一，宗教比较难，打破或改造一种坚强的信念是不容易的；最不容易的是风俗习惯的融化。我们把古今有关风俗的记载集合起来，采其优点去其不良，订定一种全国可行的国民生活历，使全国国民都照着做。这件工作我已经约了几位同志做了几年，从今年起，我已经制之国民生活历，逐日张贴在图书馆里供大家研究。将来把一年间应有的活动摄制电影，以为宣传教育之用，但因国民的服制与礼节还没有确切的规定，所以还不能开始摄制。
纲领五：订颁与国家社会家族个人现代生活相应，繁简适中，文质合度之礼制。
这一条的作用，与前条大致相同。目的在重建中国为礼义之邦，与改良生活习惯。
纲领六：创制发扬民族精神，与国家社会与公共生活相应，庄敬正大，刚健和平之乐章。
音乐最能陶冶性情，过去政府很不注意，以致靡靡之音遍播全国。近来教育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可惜材料不多。几次盛大的音乐会，演奏的曲谱，西洋的居多，不合中国人的脾胃。中国的音乐庄严和平则有余，刚健则不足。歌词不是失之粗俗，就是失之太文。我在江苏，要做一个导淮人海歌，征求各县所作的，大都粗俗；请著名文人作的，又太深奥。可见歌词之撰拟，并不容易。我为作本校校歌，曾搜集不少别校校歌作参考，许多校歌也犯文词太典雅的毛病。
纲领七。本“迎头赶上”之精神，采取世界各国科学生产之方法，以增进国力，发展民生。
中国科学不如别的国家发达，所以弄到这地步。虽然有些不及人，也有些是不注意把自己固有的方法，去改良求进步。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各种事物都有特殊的研究，所谓家传秘法，坏在没有公开的研究，以致弄到失传。如农业上的区田法田川田法，是中国人早就研究出来的两种增加生产的方法，新的农学家，虽然承认是合于科学原理的，但他说了这句话就完了，要他做一次实验就不肯。所以我们要迎头赶上，固然要采取世界各国的生产方法，但是根据原则第一项发扬固有文化，则更不可忘记采取古人已经研究出来的方法。
纲领八：加紧推行全国标准语，以促成语言之统一。
推行标准语的最好方法，是利用广播无线电。在抗战前，中央广播无线电室的播音节目，各地土语已逐年减少，预备减到完全不用方言播音。抗战以后，为增加抗敌宣传力量，重又加重各种方言之广播，将来当再继续战前政策。
纲领九：确定汉文正楷为正规字体，并就文字源流及
结构，研究其沿革变迁，订定简易正确之文字教育法。
中国文字有中国文字的特长，有正确的写法。现在不论字体，不论排列，奇形怪状，无所不有。到一个机关去看他们的统计图表，几乎认不出是什么标题。也不知应当从上向下读，还是应当从右到左读，更不知道应当是从左斜到右斜。字体是杜撰的，行列是随便的。如此还成一国的文字吗？再说文法，中国文到今天还没有一本可用的简单明了的文法。文法是教育国文基本的东西。为普及教育计，应当整理出一部文法来。
纲领十：取缔拉丁化汉字及任意不正规花纹立体字。
纲领九已经说明，不正规的文字不应当有。既不应当有，就应取缔，所以这一条作消极的规定。又：中国宇是世界最优美的文字，有5000年的历史，不应拉丁化。拉丁化的结果，势必把5000年的文化遗产，束之高阁，再无人能读古书，岂不是把立国家宝贵的精神都丧失了！后代子孙还会知道自己是5000年高尚文化的中国吗？
纲领十一：本国人相互间不得使用外国语言文字。
中国人应当说中国语，尤其是中国人对中国人交换意见，不用中国语而用外国语，简直是忘本。中国人不信任中国自己的东西，到处用外国东西，精神上早就亡国了。其实叫密斯特陈与叫陈先生，意思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用中国固有的称呼而用外国语？签起字来，用ABC或直书姓名，效力有什么不同？何以不用汉字而用外国字？以致中华民国有纪元，中国人不用本国的纪元而写1941。看看都像是小问题，其实关系大得很，不可不注意。我们万不能国家未亡，精神先亡，精神上亡了，国家就非亡不可。
纲领十二：切实整理我国原有文献及历代发明，以发扬团有文化。
纲领十三：提倡科学研究，普及科学常识，并以国家民族之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之准则。
以上两条的用意，刚才已说到，不再重说。
纲领十四：关于人文学科之教学，应以中国社会现实为中心。
这是大家都有的经验。大学教授教政治学、社会学，所用的材料都是外国货，他就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在中国地方教中国学生，教出来的学生是在中国社会服务。原也难怪，中国人文学科不太发达，教授们无法获得现成材料。然而正因无现成材料就应当努力去收集。否则，中国本位的人文学科，将永远不会产生了。
纲领十五：建立三民主义的哲学、文学及社会科学之理论体系。
纲领十六：实施总理纪念奖金办法，以策励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及社会服务之进步。
纲领十五是目的，纲领十六是方法。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有一个决议，拨款几百万元，以作总理纪念奖金之用。
纲领十七：厉行以民族为本位之教育，力求国民教育之普及，成人教育之推广，并发展女子教育，以培养仁慈博爱、体力知识两俱健全之母性。
国民教育的基本在女子，我在《服务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家庭教育问题，大家可以看看。
纲领十八：明定奖励出版办法，保障著作人之权益，以提高出版道德，文化水准，并取缔违反民族国家利益或妨害民族意识之言论文字。
这一条的用意很明显，无用多加解释。
纲领十九：设立国家学会，选拔文学艺术科学等积学之专家，以奖进学术研究之深造。
学位是一种名器，名器不可滥，滥则失去尊贵与奖励作用。因为我们还未设立国家学会，国内自称为专家，甚至冒充得过外国学位的很多，这是不应有的现象。学位当由国家授予，专家不能滥称，名器有限制，而后学术的研究，才有人肯下工夫。
纲领二十：推广新闻、广播、电影、戏剧等事业，以发扬民族意识为主旨。
新闻是社会教育最有效的工具，新闻办得好，许多东西不必教，可以传授给人民。新闻办不好，许多诲淫诲盗的事，也就教会了国民。电影戏剧也是如此。侦探小说与电影，近来外国也禁止了，的确那是一种不良的教育。广播办得好，全国只要有很少的好教员，就可以教很多的学生。各地方学校，只要备一架收音机和一个副教员，就可以达到给人人受优良教育的机会。
纲领二十一：各宗教的文化事业，有利于民族国家者，应扶助其发展。
从反面来说，对于国家民族无利的宗教文化事业，就可以不扶助。反民族国家的利益，当然加以取缔。
纲领二十二：宣扬吾国文化于世界，以促进入类文化之向上，生活之淑善。
外国人到中国来拍电影，常常把中国的坏现象拍成影片，很少能宣扬我们中国高尚文化的。他们拍电影，目的只为赚钱，吸引观众。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眼光，他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点所在。这种文化宣扬工作，只有我们自己做。这种工作做得好，足以促进世界大同。
本党文化政策，自确定到现在，从民国25年算起，已有5年整。从民国27年算起，也有3整年。但时间虽经过那样久，实施的成绩却很少，因为执行不力，并无成就可言。各位同学将来出去服务，既不是到前线杀敌，都是在后方从事建设；建设文化是你们的最大责任。所以我特意把本党文化政策提出来和各位讲一讲，希望你们将来能努力执行，以奠定抗战建国的坚固不拔的基础。
1933年2月，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发起于南昌，普及于全国。陈果夫即配合新生活运动，研究全国各地习俗。文化计划委员会的礼俗专门委员会起草《中华国民生活历》，初稿首成，而沪战猝起，遂匆促付印百册，分寄各地图书馆，以防散失。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随政府西迁而撤销，该稿后在子多次修正，始于1947年出版。
陈果夫对人民生活习惯与文化，兴趣颇浓。1930年冬，取湖州府志四时俗尚篇撰成《改良湖州风俗决议》一文，主张民间俗尚应适合时代环境，嗣又托何仲萧编为1933年改良风俗日历一种，分发乡人，以资倡导。
以后组织研究并编成“移风易俗”教育电影剧本及《通礼新编》一书，提倡中国本位文化与现代国民礼仪，全备书中。《通礼新编总纲》云：
一、本编根据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第七条之规定，依据历代礼制，并参照现代需要，订定各种通用礼节，以养成全国人民之自然秩序，完成社会建设。
二、往昔制礼，详于庙堂而略于民间。礼书所载，多为国家政典与以上生活。今政由民主，法尚平等，故本编内容，均限于一般国民之公私生活。生活不离食、衣、住、行、育、乐六事，而必以礼节之，方臻合理。故综人之一生，自人世以迄身后，由家庭而社会，凡尊卑长幼相处之道，食、衣、住。行、育、乐，以生以养之节，乃至婚丧喜庆，皆备奉其礼，以为准则。至若元首仪注，政府荣典，如册封、授勋、觐见、宴飨等，以及外交及军队礼节，或已颁行，或另有专设机关，从事纂订，概从略。
三、在纯粹农业社会时代，生活简单，竞争不烈，进退揖让，无嫌繁复。近时都市文明，日益发达生产重心逐渐进入工业化，人事繁多，时间宝贵，关于论文，不得不趋于简易，以节省人力物力，而利推行。
四、中国以礼立国，顾礼之涵义，向极广泛，举凡典章。规范、伦理、政制等等，皆以人礼。故2000年来，人民崇礼精神，基础较厚，而于私法观念，甚为幼稚，甚至礼法间有冲突之处。本编于兹，力为矫正。其涉及私法者，皆使融合无间，以求礼法一致，而使礼教法治，相辅而行。
五、制礼必从其宜，谓于时、于地、于事，成相宜也。盖必如是，方能经权常变，各如其分，而无窒碍难行之弊。本编因革捐益，悉以是为准。要之，主以中和，切于实用，固有文化优点，尽量保存，现实生活需要，择要充实，以求有种于个体与群体之发展。
六、近世交通日便，国际往来频繁，而中外礼制，亦日趋大同。故本编于西洋现行之社交礼节，其可取者，皆择要采人，或酌予变更，期能普遍适用于我国社会，取精用宏，庶礼之内容，益趋于现代化、标准化焉。
七、中国自昔以礼设教，至明且备。良以礼之可贵，在能陶淑风化，陶冶人格于不知不觉之间。故齐民以礼，终为教化重心，施政极则。今人事活动，范围益广，礼之为用，更深且博。本编于各项优良俗尚及积极事项，如崇尚发明，努力为公，注重卫生，提倡节约，推行新运9振兴国产，阐扬文教，皆尽量容纳，寓意其中。俾使观感之余，更具有充分之教育意义。
八、婚丧喜庆，习俗所沿，向来认为人生大事，以故当事者对于彼此未来之个人及家庭幸福，咸怀有无穷之希望。俗礼多有宜男宜祥之举，本编亦酌予采用，藉以鼓励进取，安慰身心，增进彼此之自信与互信。
九、礼者不仅谐民正俗，维持社会秩序，抑且继绝举废，利导人群进化，故表彰有功，鼓励为善，亦其任务之一。本编于政府荣典，如勋章、奖章、褒状、私人重要著作及其它荣誉，均尽量予以公开佩带，或展览之机会。俾能昭示大众，增加其本身之作用与价值。
十、我国社会组织，系以家庭为单位，故人民于家庭道德，较为重视，而于团体生活，不甚措意。因之，安分守己，习于保守，公私界限混淆，权利与义务观念欠清。值兹建国伊始，举凡现代国民应有之新德性、新精神，亟应倡导培植，以促进社会事业之发展，奠定今后公共生活之基础。本编于兹，皆三致意焉。
十一、衣服为障身之具，其适当与否，关系社会观瞻及民族健康者甚大，而又与礼相为表里。故厘定全国公私共同之服制，以发扬国光，安定社会，使因形式上之整齐一致，而增进全国人民精神团结之统一，实为要图。爱从历史、艺术及现实生活观点，复根据年龄、性别之不同，列举服制要点，别为附录，以供参考。
十二、本编以人生重要活动先后次序分篇，凡章二十，节八十有四，自个人以至家庭社会，公私应有仪节，粗备于是。所望内政当局勿以制礼为缓图，早颁鉴定之本，使全国人民有所遵循，政教人员得以躬率导化，则本编之作，与有荣焉。
4．医疗原则
民族的强大，不仅需要国富，而又更要民强，没有强壮的身体，犹如水中捞月，因此在人口上首先要注意质量。调七情，正思虑，节嗜欲，讲养生，方能强身健体。
1935年9月，陈果夫有见于卫生教育的重要，结合友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卫生教育社”，推行卫生教育，陈果夫被推为理事长。会中决定十条《卫生原则》，希望人人实行，身强力壮。这十条《卫生原则》，简易可行，也不必花钱，而且易于记忆：
一、浴日光；二、畅空气；三、慎饮食；四、重整洁；五、勤劳动；六、善休息；七、适环境；八、正思虑；九、调七情；十、节嗜欲。
抗战爆发后，“中国卫生教育社”迁到重庆，1941年儿童节，陈果夫发起“保护童婴运动宣传周”，特意撰文呼吁；题为《有将来才有生趣》：
个人家庭，国家民族，其所以能生生不息，奋斗迈进者，端赖有未来之希望以鼓励之。是以无论其为个人为家庭，或为国家民族，无不由今天希望明天，由现在希望将来。有将来之无限希望，故于生存竞争之过程中，虽然历尽艰难险阻，而亦在所不辞，盖希望将来有成功之一日也。但人生有限，事业无穷，以有限之生命，作无穷之事业，自不能尽如理想，以达目的。所以未完成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将来之子子孙孙，因此，虽毕智竭力，呕尽心血，而亦有自得之业也。但其子孙承之，一面发扬光大，一面又创造新文化，如是更迭不停，自强不息，于是造成社会进步之原动力。换言之，有将来而后始有生存之乐趣。个人之将来在事业，家庭之将来在子孙，而国家民族之将来，则在人民。人民乃国家之主体，儿童即人民之根源。有健康之儿童，而后有健全之国民，有无量数之儿童，而后有强大之民族，有活泼儿童，而后国家民族始有蓬勃之朝气。儿童是国家未来之命脉，是民族兴起之生命。所有儿童均系国家未来之主人翁，无论为个人，为国家，均应爱护之，培养之，使之繁荣成长，蔚为大用。因此，为儿童着想，亦即为将来着想。但自儿童本身之责任观之，却不仅为将来已也。继承列祖列宗过去之光荣历史，发扬五千年灿烂悠久之文化者赖儿童，充实现在之生活，发挥社会之生气者赖儿童，增强未来之活力，延续未来之生命者，更赖儿童。继往开来之责，自当期望未来主人儿童之身，吾人宁能不注意及之。
至于保护婴孩、培育儿童之职责，成年有子女者，因负主要之责任。但此种责任，自狭义眼光观之，虽属为个人、为家庭，倘从广义眼光观之，即是为社会、为国家，因此，保护儿童，亦为社会大家之责任。社会保护儿童，其直接福利，虽施诸儿童，而间接亦即施诸社会本身。成人保护子女，直接虽为家庭，而间接亦即造福社会。吾人应知人之生存，不仅为自已，于个人或家庭之外，对于国家也有更多更大之责任。为个人应爱护自已，为国家尤应爱护自己，故凡伤儿童，无疑伤自已之生命，更无疑伤国家之元气。为父母者不宜徒顾一已目前之舒适与享受，置儿童幸福于不顾。社会大家，更宜特别注意，特别同情困苦之儿童，以最大之力量保护之，培育之，使社会、国家、民族之寿命，得因此而绵延无疆。
其次，人类生存，本于互助，而互助之力量，当发源于相爱。夫妇父子之相爱，家庭互助之基础也。亲戚朋友之相爱，社会互助之基础。人群团体之相爱，国家民族互助之基础也。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是即相爱之扩充，亦即互助力量之扩充。爱儿童及能增加入类之相爱，如斯方为国家。民族繁荣发展之途径，世界大同之基础。
由以上种种之关系，保护婴孩，培育儿童，当为社会大家人人应有之责，平时如此，战时尤然，甚盼举国成年人士，共同协助政府，培养国家、民族继起之生命，须知有将来才有生趣。
是年秋，“中国卫生教育社”在渝举行第三届年会，陈果夫鉴于民族健康问题的重要与严重，特提出《发动民族健康运动方案》，经大会通过，陈果夫被推为主任委员，并亲手撰写《民族健康十二要旨》，向各界传布，希望共同努力推行，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发展全民族的健康。全文如下：
第一节奖励优种增殖
这是我们积极改良种族的一项重要意见。强国必须强种，俗语有句话“聪明有种”，天才可以遗传，同时，各种疾病，如梅毒、癫疯之类，也可以遗传。我们民族过去有不少的优良种子，所以有很光荣的文化，有一代一代不断的人才产生，所以才有数千年伟大光荣的历史。如令我们要强种，必须要使这等的优良种子繁殖，同时更要积极防止劣种遗传，俾使我们的民族此后在质和量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这样必然地要注意到一般人的婚姻问题。婚姻本来是异性男女的结合，来组织家庭，延长民族的寿命。这两性的本质如何，便要影响到我们民族的后代。所以小一点说，婚姻似乎只系着男女双方的幸福；大一点说来，全民族的命运，也与此有很重大的关系。因此现行的婚姻制度，应当设法改善，如有缺点，应当加以纠正，而政府对于双方当事人的结合，亦应当予以合理的指导与监督，不能说是私事，专取一种放任态度。这里我们的主张是：
一、由中央设立婚姻主管机关，以主持奖励婚姻事宜。
二、在重要都市及人口稠密区域，设立婚姻咨询处。
三、由政府颁布奖励优种增殖的各种法规。
四、以各种方法从事奖励生殖的宣传。
五、建议政府，应于法律规定结婚双方交换健康证明书。
六、从事于人种学、优生学、种族学、遗传学方面的调查与研究。
七、从事于防止身心劣质遗传的研究。
第二节保护产妇婴儿
在痛苦中生产的妇女和初生的婴儿，在理我们应当随时随地去扶助的。从民族健康的观点上，我们尤其应当予以适当的保护；不过，婴孩最好须在最小的时候，不但在哺乳时的孩子，即尚在母亲肚里时候的胎儿，也得加以注意。所以产妇的健康，女工的保护，助产方法的改良，以及妇婴卫生教育的推广，都是目前当务之急。办法是：
一、提倡妇婴保健，如免费接生，孤儿公养，杀婴堕胎的取缔，举办托儿所、妇孺医院等。
二、唤起女工保护，如妇女劳动条件的改善，事业的限制，优待女工中的产妇、孕妇等。
三、组织母亲会、育婴保健会等，以从事社会的妇婴卫生教育。
第三节维护儿童体格
一个人生了下来，如果在小时候有了缺点，或是身体不健康，就应设法检查出来，立刻加以矫正或治疗。或为鼓励一般做母亲的起见，对于健康的儿童有比赛，好的应当予以鼓励，教养不得其法的也要加以纠正。这样，一个孩子从小强健，长大成人，不但个人可以克享其应有的幸福，即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亦可负起艰巨的使命，所以我们有下列几项细目：
一、检查儿童体格。
二、矫正儿童缺点。
三、扩大儿童健康比赛运动。
四、从社教上、学校里、家庭中，来实施预防儿童体格缺陷的教育。
第四节防御传染疾病
传染病的势力很大，它确能控制一个民族本身的发展。中国民族从古到今，老是受到它的支配，损失委实不少。防御的方法，必须先要使人人知道它的危险，哪些是传染病，何以会传染。传染病已为人所知的大约有七八十种之多，也都应该使人明了，如天花、肺结核以及各种地方性疾病的预防，都应该使大家特别认识，那么，传染病可以不生，社会才得安宁。没有传染病，自然民族的健康更有保障了。下列四项，便是如此：
一、发起每年定期的防疫运动。
二、提倡种痘及预防注射。
三、发起大规模的结核防御运动。
四、发起地方病预防运动。
第五节防止性病蔓延
性病现在全世界各处活动着，它的蔓延非常迅速，而性质又非常危险，小则一生痛苦，影响事业；大则贻害子孙，受累无穷；而其所以能够传染，大半由于杂交关系。我国向来是主张一夫一妻的，并且有伦常的维系，就是为了要维持我们优秀的民族之故。我国从前没有梅毒，自从西洋人在广东和我们通商，才把这毒染给当地的人，由是辗转递传，深入内地各省。因此，梅毒的名称，也叫做广疮，就是这一个来历。目前娼妓尚无法可以完全扑灭，社会上既有了病态，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更不能不设法去解决，万不可为了面子，闭着眼睛老是说娼妓已经禁绝了。对于娼妓，我们主张政府应当去积极干涉，加以管理。私娼务必禁绝，公娼应领执照。一方设立检查机关，施以定期检查，使各种性病不致蔓延。如果发现有了性病，便立刻要她们进医院去治好。这样，娼妓纵然存在，她的流弊便可以减去不少了。列举言之，为：
一、扩大性病防御的宣传。
二、由各地政府设立娼妓检查机关，严格执行。
三、调查并统计娼妓的人数，为娼原因，并执行改善其生活。
第六节提倡健身运动
身体要好，民族要强，不单是为着消极的防止疾病，而且是应该积极的锻炼身体。每个人的身体锻炼好了，犹如身体上有了国防，每一部分都好似一条坚固的防线，就不怕外患。有了好的身体，微生物不易侵入，疾病自少。运动必须要普及，尤其要鼓励大家的兴趣，要多设立设施完善的运动场所，而且要特别注重竞赛，养成风气。下列各点，便是针对此而设：
一、城市乡村在适宜地点户设运动场所。
二、义务传习适合各人身体的运动方法。
三、普遍组织运动团体。
四、鼓励各项运动竞赛。
第七节推行正当娱乐
一个人平时没有娱乐，固然不好；有了娱乐，如果是不正当的更不好。我们要民族健康，非得要有正当的娱乐不可。古人的喜欢音乐，讲究射御，便是他们业余的消遣。所谓“正当”二字，应当怎样讲呢？简言之，即是有益无损的意思。像散步、游园、歌咏、阅览书报、栽植花木，都是有益身心的娱乐。赌博、饮酒等却是劳神伤身了。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当然各人所选择的娱乐亦不同，但是得要有一二种的业余兴趣生活，庶几精神有所寄托，则对于人生兴趣盎然，做事自然也能起劲，可以减却不少烦恼。儿童和成人的娱乐，一样重要，户外娱乐，尤宜积极提倡：
一、从事各种正当娱乐的指导与宣传。
二、由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筹设各种正当娱乐场所。
三、提倡各种正当娱乐竞赛，以鼓舞其兴趣。
第八节戒除不良嗜好
吸烟、酗酒、赌博、冶游等，谁都知道是有害的。这种有害的嗜好，必须要戒除。其他个人的怪癖，以及生活上恶劣的习惯，亦当用斩钉截铁的精神，毅然予以屏除。务使个人的精力、时间和资财，不致盲目地浪费，减损整个民族的实力。关乎此，下列各项，尤为要着：
一、推进禁毒运动，并促使各地禁毒工作的完成。
二、发起节饮运动。
三、举行戒除不良嗜好的比赛。
四、用展览会、电影、广播、书报等方式，劝戒其他有碍健康的恶劣习惯。
第九节改良生活环境
人类的生存，大都是受着环境支配的力量。好的环境，我们要力求去适应；不好的环境，我们便应当设法改善。除掉空气之外，水是供给人们生活机能的重要的东西，必须设法要有好水饮。有了清洁的饮料，可以减少许多的疾病。房屋的建筑，污物的处理，和我们日常身体的健康很有关系。还有那些有害的昆虫，如坟、蝇之类以及鼠类的扑灭。还有扰乱心神的环境的改善，都是必要。所以要有优良的生活环境，来延长我们的寿命，便不可不注意到下列的几样事情：
一、指导改良水井建设。
二、指导池水或河水旁置设沙滤水井，以获得人工的地下水。
三、促进上下水道的建设。
四、提倡饮水消毒。
五、宣传房屋建筑的改良。
六、提倡合理的污物处理。“
七、纠正有碍健康的不良习惯。八、劝导改善扰乱心神的恶劣环境。
九、发起毒害昆虫及鼠类扑灭运动。
第十节扩充卫生设备
有些卫生事情，必须要设备，假使工具和设备不能完善，或者与人民的经济不能配合，纵使你横讲卫生竖讲卫生，也好比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到理想中的优良境地。关于这一点，必须要政府或地方上有力的团体来协助，始克有济。所以我们主张：
一、改善都市村镇各种的卫生工程。
二、由政府或地方自治机关贷款人民，改善卫生设备。
三、请政府设立卫生器材厂，廉价供应各种卫生用品，并提倡卫生材料的自给。
第十一节注重合理营养
吃是一天不可少的，吃得好固然有益于身体，但是不一定价钱贵的东西就好。犹如吃得多固然是好，但过多亦未必有益于身体。真正吃的好，必须食物中要有充分的营养而易于消化，再调煮得法，则不但可以滋养身体，补偿每天的消费而有余，而又亦可增进食欲，使精神常感快乐。所以我们主张要以合理化，应该要先研究怎样经济，怎样选择食料，怎样调配得宜，怎样布置食所。下面是改善吃的方面的几个要点：
一、宣传营养常识。
二、制定经济营养食谱。
三、传习调配食品的方法。
四、介绍廉价营养品。
五、倡设合理营养食堂。
第十二节讲求心理卫生
人应该是常常乐观，乐观就是健康的良药。人在纷坛错综的社会中，不如意事常居八九，假使再不乐观，替自己留些余步，则不免于痛苦。须知精神受刺激，肉体各部立受影响。所以凡属心理上已有了毛病，或不安的情形，应当马上就设法矫正，而且要加以调查和研究，以为日后的预防。至于一般人的心理卫生，应当怎样去讲求呢？这个答复是：
一、由政府于各重要城市或医院中设立心理卫生咨询处。
二、调查心理失常的原因并设法矫正。
三、利用各种方法启发乐观的人生。
我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有关民族健康运动的细目，唯一的目的，便是希望-一见诸实行，并且希望明了卫生情形而懂得健康重要的同志们，和我们来合作，一致努力。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便可永远地独立于世界，和其他各大民族一样，得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了。
陈果夫订《卫生要旨》十项，在1936年“中国卫生教育社”年会中曾经提出通过，只是原则性的十条；本届加以补充，有详尽的说明。全文为：
民国25年，中国卫生教育社开会，通过我所提出的卫生十大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意在力求完备和扼要，以便作为普通卫生教育纲领之用，并本此纲领，以推行卫生行政。
在中国古代政治上，实在找不出完备的卫生行政。只有狭义的环境卫生和医药学以及民问的卫生习惯。如唐、宋时代的医学教育，便非常发达，似乎盛于今日。可惜当时缺乏卫生行政，以致卫生事业无从推广。只有汉武帝时，信奉方术，亲自把灶，提倡厨房卫生，把祀灶的事情，普及到民间，以神来管理家庭卫生及饮食卫生，所谓东厨司命，其意即谓灶神能操纵人的生命。祀灶可以延年，所以不可读犯灶神，这样一来，人民始不敢把肮脏的东西放在厨房里。食物能保持清洁，是饮食卫生的第一步。
至于卫生理论，仅道家较为重视，不但讲求生理上的调护，就是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等心理卫生也非常注意。庄子好讲养生，即是一例。而孔子所谓“鱼馁而内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等，也是卫生之一道。但是道家讲卫生并无合理的目标，及其末流，烧丹练气，倡为长生不老之说。道家的炼丹术在化学史上虽可视为有相当的成就，而秦始皇、汉武帝就是因为迷信方士，而上当不小。长生不死现在尚不可能，不过一个人若能讲究卫生，定可延年益寿。据生物学家研究生物的寿命所得，一般动植物的寿命，约为其成年时的年龄六七倍，或者相反的六七倍（如犬自出世至成年为2岁，其寿命则为二岁之六七倍，即为12岁至十四五岁；如蚕白蚁至成蛾，为40天，由蛾至死则为六七天）。照此推算，人类成年为16岁，则其寿年应可达到100岁以上。至于事实上，人们很少活到100岁，乃因不重卫生，早年所丧所致。譬如：我国一般人，除了农夫之外，很少浴到日光；又如房屋漱隘，空气不流通；人们又往往不慎饮食，不重整洁，虽能勤于劳动而不善于休息，环境变更，不知适应，且思虑不正，喜怒无常，纵欲任性，皆为普遍的事实。凡此种种，无不可使长期的寿命变成短命，如果人们能免除上述这些损害，善自保养，则必能活到标准年龄．是毫无疑义的。
要保护生命，应知道生命的要点。通常身体外部稍受微伤，对生命的妨害很小。要是生命的中心体受损，便可立致死亡。这个生命中心体，便是在头脑。中国古时针灸学书上也说，头后脑有一穴为致命之处，如针此穴，可以使人立刻死亡。人类对于脑部的重要地方，保护异常周到，有了坚硬的头盖骨，和柔软的头发，还要戴上帽子，又当有物从高处落下，或受人打击时，往往不知不觉，用手抱住头部。这都足以表示头部的重要。并且我们饮食养身，而各部精华，则用以养脑，这个脑便是生命的中心，而脑的中心体，相当于佛家所说的舍利子，风雨不能蚀，水火不能侵，是人生最坚硬，最宝贵的精华。相传有些和尚，生前对于身体保护周密，元气未泄，生命中心体完整无损，则在死时，尸体焚化之后，可以从尸灰里找得出发光的舍利子来。人的中心体，是否火不能焚化，尚待研究；但是为生命要点的脑子，确是十分重要。讲究卫生的人，不可不特别留心去保护。人的主要部分健全，就是他部有点小患，也容易医治恢复。若是不固其本，仅齐其末，则所谓医了病不救命，还是无用。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才能讲卫生，才能适当地运用下述的十项卫生原则。
第一节浴日光
日光为生命四大基本要素之一。古代印度哲学家说，生物基本要素，为地、水、风、火四物，这四种东西，和中国当时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不同。五行是用来表示动作，而地、水、风、火，则是构成生物不可少的元素。所谓地就是土，水就是雨水，风就是空气，火就是日光。有了土、水、空气和日光四种基本要素，错综组合，乃成无数生命。土为生命托命之所，所谓生养万物者；水为生命成长发展之源泉；空气有维持生命营养作用；而日光则为生物永远生存之泉源，即所以维持其种系绵延不断，故除土之外，日光实为生物生命之重要因素。
讲到日光对于人类的积极效用，我们可说日光是由皮肤进入身体的食粮，也可说是健康粮，绵延粮。日光里面包含有一种叫做紫外线的短波光，可以刺激皮肤，透入骨髓，使红血球的色素增加，而促进其活动能力，像下了精神总动员令后，各方活力增大，便可抵抗疾病的侵袭。同时，日光含有热度，根据物体受热则膨胀之理，可使皮下血管即末梢血管涨大，血液流通较易，因而扩展流通的范围，使体内新陈代谢的作用增加。小孩多浴、日光，则发育较快；成年人多浴日光，则身心加倍强健；女子也因日光浴而增加生育能力。有人研究过，纸比玻璃容易透过紫外光线，所以北方人用纸这窗，而不用玻璃，乃是很合卫生的举动。日光的积极作用，在能杀死微生物，若干病菌在阳光极盛之处，不出数小时，有些甚至在几分钟几秒钟内，就被杀死。这种效力，可以阻止许多传染病的流行。此外，白光还可以治神经系炎、贫血病、肺病及慢性的骨节发炎等病症。在大城市中，不易得到日光浴，故有人造太阳灯之发明，为一种治疗慢性病的重要工具。不过我们利用日光，也须适当，若运用不当，反而受害。例如，头部暴晒于烈日下过久时，脑筋便要受伤。日光浴固然可以治疗肺病，但若肺病已到吐血时期，则晒太阳必使病势加重。他如心脏病、肾病及各种热病，患者也不宜于日光浴。总之，我们应该明了日光的作用是发展性的，凡不宜于发展的病，皆不宜用。
浴日光应有良好的办法。德国当欧战之后，有一位学者发现日光浴的好处，大加鼓吹，于是许多青年男女，都赤裸着身在公园里浴日光，结果因有伤风化为政府禁止。所以欲使民族强健，应该有良好的设备，如儿童公园之类，令男女小孩，分别领受日光浴。列子杨朱篇上载有一段故事：宋国有一个农夫，喜欢晒太阳，一天他忽然觉到太阳的好处，便向他的妻子说，负日之暄，人无知者，以获吾君，必有重赏。后来人们都以为这是一个笑话，那农夫是一个傻子。日光无处不有，何须你来献给国君？但从另一观点看来，他并非要把日光献给国君，而是贡献日光浴的方法，叫国君采用和提倡，那不是很好么？照这样说，日光浴在中国几千年以前，便已有人发明了。
第二节畅空气
空气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故其重要性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实则人类最重要的食粮，就是供给呼吸的空气。国父曾经指示过空气的重要说，一人每分钟要呼吸16次。照此推算，每天要呼吸空气23040次。若空气缺乏，便要窒息而死。空气的功用，可以救命，可以治病，可以调节体温，流畅血液，使废物容易排泄出外。
人体呼吸空气的重要器官为肺部，与树上的叶子相当，应加意保护，使能充分吸收空气。其次为鼻孔与气管，都是空气的通道，也须不使发生毛病。人类每天呼吸次数，大致有一定，但运动时可以增多，休息时也可减少，应有适当的调剂。组成空气的原素很多，氧占20%，其余大部是氮，二氧化碳约0．4%，我们需要含氧较多的空气，而二氧化碳则不宜超过1％以上。
屋内要有好的空气，必须开窗户，务使空气流畅。中国老式房屋多半只有一面开窗，一般人以为窗户太多，容易令人伤风，医师也往往劝人少开窗户。其实窗户对于健康并无害处，不过开设窗户的位置，须要适当。室外常有不良空气，如临接厨房，厕所，或直接受冷风吹拂之处，自可不设窗户。以前我有一位朋友，住在南京，当他家一搬入新居，家里人便常常生病，因为那屋里老房客曾死了几个人，于是大家都惊异着说，里面一定有鬼怪作祟。后来我去考察一下，见那房子开间甚小，不能不开窗，而重要门窗，皆当着西北风，住者受了冷的过路风侵袭，故多数人容易生病。我在家乡时，曾看见一座房子平时不利于居住，后有一外国人搬入，把窗户大开，流通空气，那房子反变得非常适于住宿。又某次有一个房间，人们都说里面有水獭压人，不能寄宿，我不相信，便去试住。晚上当我刚要入睡时，身上真的感到受有极大的压力，朦胧中把手在胸口摸索，似乎躺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大为惊奇。醒来后我便把窗户打开，减去床上的毛毯，再入睡时，即非常安适。这样，才明白旧屋窗户不开，地面潮湿，气压较高，加以盖毯过多，因而梦魇。由此可见房子开窗的重要。中国旧式建筑，也有许多是暗合于这种卫生原则的，如大门前设立照墙，其作用一面因可挡住视线，看不见门内某些不好看的风景；另一方面便在遮住风，使不能直接吹入门内。大门内的便门，或分为二，或设于偏侧，不与大门正对，大厅上多安置屏风，大厅后入退堂之门，也多分在两侧。这些布置，都可使室内不直接受到风的侵袭，而令空气曲折流通。屏风是一种很好的设备，顾名思义，便可看出它的用途。日本自唐朝学了去，沿用到现在，并且对于屏风的艺术，十分讲究，在上面装饰种种书画。可是我国近年反不大通用了，这不能不说是件可惜的事。中国的老式房子，也有几个缺点，就是常把居室和厨房连在一起，宾客来时，烹茶敬客，烟气薰得客人流泪，比所喝的茶还多，这未免反使客人得不偿失。房子的位置和窗户方向，固然要适当，但窗户何时开闭，更有研究之必要。大概说来，房内凉，房外热，或房外有大风，或久晴初雨，地面尘土与暑气蒸腾的时候，都应将窗户暂闭，待室外空气转佳时再行开放。此外窗户之开闭，与空气的湿度、气压及室内情况，皆有密切关系。
乡下空气比较清爽，城市人烟稠密，空气多污浊。所以好工厂与戏院，常有通风筒设备。将来人口愈繁荣，人口密集之处，也许有氧不足的危险。说不定还要用长管从乡下导引新鲜空气入城，如自来水管一般。在人口过多区域，吸烟和烧火皆可使空气变为恶浊，妨碍卫生。譬如：重庆市的空气中就充满煤气、尘土，早晚昏昏沉沉，形成一种早晚的烟幕，这种不清洁的空气里，一定还含有多量的微生物。有人研究过，空气中约藏有微生物90多种，其数目实堪惊人。要改良城市，最好办法是用电气代煤，这一点是办市政的应该重视的。城市里一年内，因空气不良而造成的死亡率，如加以统计，也许要比敌机空袭的牺牲大得多。不过因空气不流畅而牺牲，是无形的，不易被人发觉罢了。在城市空气未曾改良之前，城市中的人，应该常常到乡下去换换空气。
畅空气的重要条件，除了要流通之外，还该注意其是否凉爽适中，干湿得宜，及其洁净与新鲜之程度。
第三节慎饮食
我国人对于慎饮食一项，素来注意，故谚云：“病从口入”，此即戒人慎饮食之意。又谓：“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子”，此即戒人多食之意。我们对于食品应知所选择，发臭的东西，都已变质，不应该吃，只有中国的臭豆腐干，与外国的“弃思”（即CHEESE的译音，为一种奶酪，有臭味）例外。颜色不鲜的东西，多已腐坏，吃了必定有害。不合口味的东西，吃下后不易消化；陈旧食品亦然。而且吃坏了一次，以后胃里就不欢迎，永远不能再吃，吃了就不消化。我幼时有一次吃了祭孔的陈旧牛肉之后，就不消化，后来还遵照俗传方法，用稻草煮水吃了，才得消化。乡下人说牛生时吃草，所以用草煮水吃，可以消化牛肉。这真是一种神秘得实可笑的方法。这一次虽然好了，可是以后凡吃牛肉，总是不消化。饮食最忌过饱，亦不宜太偏于一二味，通常主人宴客，必须劝客多吃，实不合卫生之至。饮食分量应有合理的节制，普能以吃饱到食物占胃容量的十分之七八为最适宜。若吃得过多，肠胃消化力不够，不能完全消化，为害甚大，反不如少吃还有功效。所以有句俗语：“吃得多，不如吃得少；吃得少，不如吃得好。”有人研究，食量小者往往与食量大者所做的工作是相等的。我在江苏省政府时，曾经查究过江北导淮工人的食量，及江南运河工人的食量，加以比较，江南的工人，比江北的工人吃得多，但工作效能反比江北人低得多，这便是多吃无用的证明。日本习俗，从小孩时起，就限制食量，这种办法虽然还有别的作用，但在卫生上亦颇合理。饮食除要节制之外，更要有定时，零星小食，也有害于身体健康，不如在一定时间正食为有益。但许多人得到好吃的东西，往往自己不能节制，所以好的反变成坏的，有益于身体的食物，甚至反有杀身之祸。
还有中国各地的人，吃的习惯，各有不同，就是前年许多中央政校同学，在学校附近调查，发现附近居民，有每天吃两顿的，也有吃三顿的，有吃杂粮的，有吃粥的，各各不同。在广东则每天吃四顿，甚至五顿之多，而有些人早上不吃东西，也并不觉得饥饿。早晨不吃，固然无大妨碍，却也不是好习惯。因为身体像一架机器，不加煤自然不能工作。但是机器也不应发动得太早太快，否则消耗养分也愈多，早晨愈吃得早，吃得饱反愈易感到饥饿。中餐前后工作较多，稍为多吃无妨，晚餐则量宜少，质宜精，所谓“夜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吃东西要注意季节，如夏季不能多吃饭，所以小菜应该好些，并且宜清爽宜于消化。冬季则应吃得讲究，又不妨多吃些。有人提倡饭后吃水果，这是水果生产过多地方的人想出来的办法，我们不可完全相信。要知饭后吃水果如成为习惯，则没有吃的时候，与多吃油腻品会有同样的结果，引起便秘的毛病，非再多吃水果不能解决。本来无事，自已找出事来，变成不吃便要便秘，结果自已的消化能力便降低了。关于饮料方面，近年来许多人喜欢汽水，且好饮冰，这些都容易招致疾病。饮了汽水后，最好不要立刻运动，尤忌将饭与汽水同吃。
饮食应注意配合烹调，中国人对于这点，倒很讲究，如吃虾蟹，必加以姜醋，使成美味；吃糯米饭时，多用油条佐食，糯米饭是粘而实的东西，与油条合食，可使其增加空隙，促进消化；又如烧饼内置葱条，外加芝麻，可以减少火气；他如豆浆与油条并食等，也是好的配合法。这些小吃，味道大致都很美，所以吴稚晖先生常常说，他最喜欢吃小食店的食品。不过小食店不大洁净，至于味道，实在比花了很多钱的珍贵食品，还要好得多。
冷食非常危险，最好要弄清洁后才吃。我国人向来的习惯，必须喝煮开的水。请客人喝浮头茶，认为大不敬。外国人喝冷水多半是冷开水，或蒸馏水，但现在我国习惯上所喝的冷水，都是生水。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喝过冷自来水，不知国内自来水设备尚未完善，结果患伤寒病而死。我国北方如山东、甘肃等省人民，也有喝冷水的，但是在喝冷水之前后，例吃几枚大蒜，大蒜有杀菌的效用，故大致无妨；我们不吃大蒜的、最好要喝开水。烹茶时，亦应把水切实煮沸，照从前的习惯一样才好。
在饮食前后，要注意几件事情，凡吃干燥或粘性食品之先，须喝水或汤少许以润胃肠，否则，食物粘住肠壁，不易消化。饭前饭后，应休息脑筋，让血液循环于肠胃，起消化作用。就以我来说，我的身体不健康，固然由于肺部有病，但据医师考察，主要原因还是在消化方面，我自已也以为这是对的。因为我在青年求学时期，饭前饭后间空时，都用来看书报，日久习惯养成，饭后血液流行于脑部，致患消化不良之症。
每个人随其身体需要养分之不同，其食品之原素，应妥为调剂。身体到底需要哪点元素，颇不易知道。大致说起来，凡口所喜欢吃的东西，多半就是身体所缺乏的。例如，小孩喜欢吃糖果，即因其身体需要糖分之故。又我曾经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研究过各地方人的食料中，缺乏何项元素，想用政府力量，加以配置，使各地分配得当，人人能得到充分的营养，然后可谈到民族的健康。这并不是一定属于医学范围内的事，乃是我们大家应负的责任。
谈到饮食的需要，应以水分为最多，每人每日约需水58两至75两，自不能多喝，但须注意其清洁，含矿物质过多的水，也不宜于饮用。
饮食不清洁，可以引起许多疾病，如伤寒、痢疾。霍乱，肚中的寄生虫，如绦虫、蛔虫，皮肤上的颗粒病和肠、胃的炎症等。饮食太多太少，因可致病，就是太冷太熟，亦可致病。调味不妥，或滋养分太偏于某种原质，亦可致病，所以饮食固有益于人，而不可不慎重将事。
第四节重整洁
整洁可给人以精神上的快感，如垃圾处理得法，即可增加整齐之感。中国的垃圾桶，可分二种：一是字纸篓；一是垃圾桶。德国的垃圾桶，则分做三类，凡金属类废物，皆另置一桶，便于再加利用，而且都处理得清清楚楚，给人以整齐美观的感想。在上海常有人专门收集字纸，加以烧毁，甚至有捐款万元以上来协助这种工作。烧毁字纸的目的，原在消除不用的文字，以减少许多文字上无谓的纠纷，及表示重视文人作品，勿使纳于沟壑，可是无意中更收到了养成整齐习惯的效果。中国古时极端注重清洁，洒扫一事，列为幼童教育第一项功课。试看现在一般学生，连自己书桌的书籍，都不加整理，比起古人来，真是相去有天壤之别了。而且一般人对自己的身体都不曾弄整齐，头发蓬乱不去修剪；有些女人虽注意头部，但往往将整齐的头发烫成蓬乱，以摹仿外国人的恶形，这种现象，岂非过犹不及！许多人多是衣服褴楼，不加修补，衣扣不扣好，鞋子不拔上，家庭中东西坏了，不加修理，放置不整齐，不打扫揩抹，似乎习以为常，这种坏习惯，人类不应该有，而今竟是很普遍。有人认为这也许和养猪有关系，猪是一种最不整洁的东西，乡下人天天和猪在一起生活，染了猪的习惯，又常吃猪肉，影响到性格，便变成不好整洁。环境既不艺术化，情绪自然不会高尚起来。
要使整个社会整洁，应先从个人做起。要使个人整洁，应从小养成习惯，然后由个人推诸家庭，由家庭推诸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卫生事宜，应有专门负责人员管理，如河道、街道等，若无专人管理，决不会弄得整齐清洁的。
其次，谈到住所的清洁卫生，首先应注意两个地方，一是厕所，一是厨房。许多人为简便计，把厕所同厨房放在一处，因厕所的污秽，影响到厨房的清洁。这种布置，简直像把一个人的饮食器官与排泄器官连在一起，其不合理与危险性之大，莫过于此！此外，如沟渠之疏通，垃圾之处理，灰尘碎屑之扫除，亦为清洁卫生的要素。随地吐痰，尤易发生极坏的结果，痰盂最好倒入厕所，一共消毒。
身体的清洁卫生，直接影响个人的健康，非常重要。平时要常常沐浴以涤除皮垢，恢复疲劳，更须常常保持口腔清洁，养成刷牙的习惯。一般人刷牙多在早晨，实际刷牙以晚上为最宜。牙齿之坏，大半由于吃糖过多，尤其是在睡前吃糖而不刷牙，最易损坏牙齿。小孩牙齿变坏，都是因为吃糖的缘故。我的牙齿本来很健全，后因身体患病，医师劝我每天睡前吃杏仁露等物，结果引起了剧烈的牙痛，并且入睡时，左侧在下，久而久之，左边牙齿渐坏；右侧在下，日久则右边牙齿也坏了。后来我每晚停止吃有糖的东西，才不致继续坏下去。此外，如痔疮病的原因，则为大便后不洗肛门。可见身体不清洁，随时随地有害病的可能。
至于住所环境的清洁，首要条件是要附近有水，没有水的地方，断不能清洁的。大城市多半有河流调节，故虽人烟稠密，尚不觉得污秽。蒙新边境，地广人稀，皆因其地无水，不适于居住所致。清洁不但与水有关，即与火及热度亦有密切关系，有时候可用火处理许多不清沽的东西。一个清洁的环境，含有充分的卫生教育作用，尤其是小孩子在清洁的环境里，无形中便养成了清洁的习惯，其效力之大，远胜于父母严格的教导。
中国社会对清洁运动有种种规定与习惯。例如沐浴，每人除在出生后，结婚前，每年除夕，及死后皆有一次照例的沐浴外，并在习俗上，规定清明节与立春日须沐浴理发，三月三日用香草煎水洗澡，五月五日用泽兰、富蒲水洗澡以却病，七夕为女儿节，女子以木叶沐发，八月十二日加盐于汤中洗澡，立冬日用各种香草、菊花、金银花煎水沐浴，此外，沐浴之规定还很多。公共清洁方面，则有七月七日或伏日淘井，除夕家家储水，用药加于井内消毒，然后将井盖好不用。至次年正月初三开放。三月三日洗涤厨房用器，每月初一、十五祭灶，须检查厨房清洁。统计关于厨房的卫生运动，每年差不多有三十多天，而以送灶日为最重要。厕所的清洁扫除，则只规定每年在正月十五举行，可惜太少了（这一天是上元节，家家要祭紫姑。相传古时有一位女子名叫紫姑，在这天被人虐待死于厕所，所以后来妇女们每年这天必打扫厕所致祭，表示同情）。四月八日为浴佛节。六月一日有些地方有修理厕所、疏通沟渠的习惯。六月六日为家畜清洁之日，洗猫狗并晒书。而比较普遍的大扫除，是十二月十五日起至除夕前止，约有十几天。这个时期的规定，很是合理的。一则因为冬天天气寒冷，许多虫类蛰伏不出，便于杀除；再者冬天是比较闲暇之时，人人有功夫来扫除。这种运动，非常经济且最普遍，比日本由警察押着，分别月日令人扫除要好得多。至于杀虫，则有春季的惊蛰节，在这时候，虫类多半初生，用石灰扑杀之，最为简便而有效、清明节也是杀虫的时候，许多人在前一天吃螺，把螺壳散在屋瓦上，此时瓦上正生长瓦虫，瓦虫闻到螺壳的气味，多入壳内，食其余肉，不久之后，把螺绑壳扫去，无意中便连瓦虫也扫除干净了。这是一个巧妙的除虫方法，可是乡下人只知循例做去，并未懂其中用意。五月五日端阳节，吃大蒜，饮雄黄酒，并以酒拌雄黄于屋角里与树上，再燃苍术、白芷薰屋，这些都是杀虫运动。捕鼠运动在灯节以后，正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家家布置捕捉老鼠。这种运动，关系清洁卫生也很大。以上所述各种节日的人事活动，多是良好的习俗，我们除了要使个人及家庭有清洁的习惯之外，更要特别重视公共卫生，对于这些良善的合乎卫生原则的运动，尤当谋所以改进和扩大。
第五节勤劳动
劳动的功效，可以增加肌肉弹力，流通血脉，促进新陈代谢，使身体灵活强健。每个人都应有适当的劳动，尤其是读书人，常常用脑筋，若不劳动，则身体必致偏废。本来人生下来，就是好动的，婴儿堕地，就会哭叫，实是一种简单的运动，后来随着年龄的渐长，而能爬能走，能跑能跳，以至能做各种复杂的运动。运动应周到并有合理的调整，要找一种能使身体各部都运动得到的运动，颇不容易。若能做各项运动，即可补救这种缺点。
劳动的程度，应视各人的年龄而异，幼童发育未全，不可做过于繁重的工作。“劳动法”上所以规定种种限制，即是这个缘故。同时，劳动要有节制，若轻举妄动，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青年、妇女、老年人，皆各有其适宜的劳动而各不相同，要知道选择，才能获益。小孩运动较多，壮年劳动较为剧烈，老年人则不宜运动过多。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体力。女子到四十几岁时，多半要加胖，如要防止，则在四十岁左右时应有适当的运动。病人也不可以缺乏运动，但不宜过于激烈，或过于劳苦，以免妨害病体。大致说起来，每人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之间，要二小时至四小时的时间，花在体力的劳动上，如果不能做到，至少也要有半小时以上的运动，以维体力，才算合理。
还有劳动最要有恒，要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做到这一点，身体没有不能锻炼强壮的。一个习于劳动的工人，平日越是忙着劳动，身体越是强健，一旦工作中断，反而感觉不安，甚至因此生病。古人说：“流水不腐”，反转来说，不流的水自然易腐。人的身体亦然。陆九渊说：精神不运则愚，血脉不运则病。所以劳动的人不病，不劳动的人反易生病。总之，劳动应适当，使劳心、劳力平均发展，更要勤敏有恒，不可一曝十寒，这样才算得到了“勤劳动”的精义了。
第六节善休息
我们一方面要勤于劳动，另一方面则要善于休息，俾劳动与休息，有合理的配合。劳动与休息，表面看来，似乎是两件事情，其实是不可分的；因为要休息得好，才能工作得好。不善休息者往往愤事。许多人因睡眠不足，而致性情失常，或易迁怒，或易肇祸。例如：汽车司机便常因此而碰车压伤人。但是休息也不可过多，过多又与勤劳的原则相违反了。数年前上海有一所肺病疗养院开幕，要我题字，我就主张医师不应专门一病人休息，最好使他劳动的能力慢慢提高。譬如：劳动、滋养与休息，均假定为一百分，渐将滋养和休息增二、三分，而将劳动增一、二分，每若干日增加一次，每加至相当时期，停止劳动数天，则于病人身体受益较大。若只知叫病人休养，而不使劳动，即使痊愈，一旦工作恢复，旧病往往复发，那么，病人还是病人，不能算已健全。
合理的休息时间，最好每五天休息半天，十天休息一天。暑假不应有过长的休息。我国古时风俗，夏天都是照常工作，只有冬天因为天气寒冷，工作较少，才有相当时日的休息，这是最合一切生物休息的原理。
至于个人一生的休息时期，除年老退休之外，男子在16岁至18岁问，女子在14岁至16岁间，最需要充分的滋养与劳动恰好调和的休息。青年女子，应每月有适合生理的固定休息时期，这一点关系一个人终身的健康和幸福很大，父母教育子女，不可不加注意。
休息的方式极多，午睡为良好休息之一种，但不宜睡得过久。静坐也是休息的方法，不过切不可迷信静坐可以升天成佛，长生不老，否则，一味打坐，反足入魔，自害其身。最重要的休息方法是睡眠，据统计每天睡眠时间，幼儿应有16至19小时，时间最长，以便生长。16岁以上的青年，应有七八小时。壮年亦与此相近。老者宜于多睡，但一般老年的人，因经历世故较多，入睡颇迟，早起成习，结果睡眠反而减少。严格地说，这是与卫生原则相背的。睡眠不足，往往可以成为神经病，懂得卫生之道的人，必清心寡欲，以安睡宁神。所以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梦是睡眠和休息的大障碍，其原因很多，凡运动不足，消化不良，患病或吃了某种东西，皆可引起做梦和失眠的现象。失眠最大原因，便是心境忧虑，睡时用心过度，衣褥不良或太多，致血液上升至脑。过量饮用刺激性饮料，如茶、咖啡之类，晚上气候变动，精神受了影响，或白天做错了事情，半夜回想起来，心中懊悔等等，这些原因都可直接引起失眠。而病人神经感应能力较强，尤易患失眠症。治理之方，厥为适当的劳动，使心神镇静。每夜睡前洗脚一次。有时吃药也能医治失眠，惟安眠药不宜常用。据我个人经验，胡桃肉颇有治失眠之功用，但尚不能确实证明人人适用。
除了睡眠之外，游览、音乐，或其他艺术欣赏，也是休息的方法，只是不要过于用心、用力。闲谈不但可以为休息之法，且可于无意中增进许多知识，但茶馆中空气不好，声音嘈杂，像苏州、杭州、广州等处习惯，一般人往往在茶馆里坐至一天半天之久，彼此闲谈着，那就太不合算，而且是超出休息范围之外了。总之，休息的作用，要能使身心活动，保持相当轻松的节奏，而不强烈兴奋，时时使整个情绪上发生悠然的快感，才为上乘。
第七节适环境
所谓环境，不外天、地、人、时四个因素。天是指天气。气候不良，不但人要生病，即是其他生物也不能生存t中医治病有变换气质一法，便是变动人体内的环境，使病菌不适于生存。这种方法，在西医叫做杀菌，其理论不同，其结果则一。如用钙质或鱼肝油治肺病，即是这个道理。
地是指地理环境。地点与气候对于健康皆有密切关系，因水土不合者致病，乃常见之事。平原与高原气候绝不相同，海滨与大陆也相差很远。大陆气候急剧多变，海滨有海风调剂，比较温和，若在某种地方已经住惯，忽然改易环境，便难于适应。至于地球各带的气候则更悬殊，寒带生物常不能生存于热带，热带生物也不能生存于寒带。其次，地方的风景也与人的性情有关，所谓山性使人塞，海性使人通，离山近的人多迟滞好静，离海近的人多活泼好动。从这一方面看，沿海而居，似乎较好；但在另一方面看来，沿海的人做事多喜投机取巧，而山居的人比较有毅力而能实干，似乎近山而居，又比滨海的人要好些。他如住在四面皆山而不开拓的地方，往往使人的眼光不远大，这些都是地理可以影响人性之明证。论语上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山水之移情养性，古人已知所选择了。还有地点与安全也有很大的关系。如道路车辆很多，往往有伤身的危险。如四周多坟山，则空气与水均成问题。至于风水之说，虽属荒谬不经，然就这种观点而论，也不得指为毫无理由。
时是指季节。四季的推移，与生物的存亡生息关系很大。善于卫生之人，应该明了季节变化的影响。中医定方用药，也有按季节而异，便是为着适应环境。人的生理，在春天生机向上，在秋天生机向下。故在春天病菌之生机特别发展时，应该预为防范；到秋天某种病菌特别活跃，而人之生机向下，与病菌相反，易被病菌乘虚而入，尤应加以防范。当3月下旬与9月下旬，即阴历二三月间和八九月间，正在春分秋分，这两个时期天气变化剧烈，温度湿度升降无常，最难调护身体。所以春分秋分之时，应对健康特别注意。一年中季节之适应，春须节欲，夏须防疫，秋须免疫，冬须却病，而当天气寒冷之时，尤宜注意呼吸器官的卫生。
以上所说是自然环境的适应。自然环境固然有好有坏，但主要的还得靠自己去改造。同时，还应顾到人为的环境，若人为的环境不好，心境、性情与习惯都要受到恶劣影响，则虽有良好的风景或气候，仍是不适于卫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处，不期其善而自致，与恶人处，欲避其害者不能。孟母择邻，不厌三迂，其重视环境的眼光，何等远大。假使一个小学门前住着许多不整洁的人，弄得地下乱七八糟，肮脏已极，那些小学生看惯了这种榜样，个个不知整洁清洁为何事，就是精神上亦要觉得不爽快，教育功效至此，便完全失败了。还有如居处附近若太嘈杂，应该迁避，迁居是适应环境的较好方法。比方说，当江南黄梅时节，天雨沉闷，便搬往青岛或北平小住，等到江南天气转好，复迁回来；又当天气过于干燥，迁居海滨，过于暑热时，就搬到气候凉爽的山林里“去。这都是有益于身体的。我国地面辽阔，南北气候不同，将来交通便利之后，当使许多身体不好的人民，有机会像候鸟一般迁居南北，以适应环境之变化。不过在适应环境的时候，有一点不可不加注意，就是不要使环境过于舒适，譬如：冷天室内专赖火炉，出门反易受寒；夏天在房中安置冷气管或电风扇，未尝不觉舒服，一旦离开居室，必致犯暑；且自奉过优，每每减少身体的抵抗力，若不顾及，反将受害。
关于秋天环境的适应，首先注意到伤寒、痢疾和疟疾三大传染病。伤寒、痢疾都由饮食不慎所致。疗养伤寒，须有耐性，许多人生此病后，因不耐长时期的休养，心意烦躁，饮食随便，不知调节温度，致病复发而死。疟疾之媒介为疟蚊，应该扑灭之以防传染。
第八节正思虑
《大学》上说：“心有所愤，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又古语说：“寡思以养神，安心即乐。”都是说明思虑对于身体的重要及正心的道理。生活不舒适可以致病，思虑不正尤易毁灭身体的健康。
所谓不正的思虑是什么呢？第一是过分小心，换句话说就是过虑。第二是妄想，即是痴心妄想。要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如想做英雄好汉，升官发财，而不顾到自己的能力，且无办法，及至失败，精神委靡，身体衰弱，变成神经病。第三是爱神秘，这种思想，都从神怪小说上得来。第四是自怨自艾，无自信心，常陷于悲苦中不能自解。第五是悲观消极，往往自杀而死。第六是联想过远，终致失望。第七是盲从别人，复又反悔。第八是怕死心理，过于怕死，反多痛苦而向死亡之路。
医治思虑不正的方法，在变换环境，使思想彻底觉悟，走上正轨，或用催眠术以医治之。但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以为莫过于笃信宗教，在精神上从根救起。某次，有一位女子，常常怀疑她丈夫有外遇，无论什么女人和她丈夫谈过一次话，她总以为他就是娶那女人过来，因此，感觉异常苦闷，常向我探问，每次要经我剖析劝解一番，才得无事。后来我觉得她常常来问，过于麻烦，便送她一个神像，劝她信奉宗教，结果她这病就无形中消失了。由此可见笃信宗教为医治精神的良药。本来药的功用，在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不正者正。宗教使人摒除孽障，致静凝神，以皈依大道。虽不免有间以迷信，而其平不平，和不和，正不正的效用，则不亚于药物。
一个思虑不正的人，轻则身心不快，重则引起失眠，精神萎顿，血液凝滞，消化不良，甚且消极悲观，至于自杀。它的害处，决不小于各种危险的病症，所以我们当正其思虑，凡属不可能的事，皆当抛诸脑后，不去想它。遇有困难，亦匆过虑。《论语》上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问之日：再思可矣。”这便是孔子劝季文子不要过虑，可见孔子也是讲究心理卫生的。
第九节调七情
七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不可片面发展；如饮食一般，必须摄取各种养分，相互调和，然后可使心身强健，臻于康乐之境。
欢喜对于身体本来有益，但要有节制，使其调和。人生下来对于七情，便有自然的调和，小孩最喜好笑，亦爱嚎哭，即是一例。情绪过于偏激，必引起反动。所以有些人对上司极端恭谨，对部下便十分傲慢。有些人在壮年傲视一切，到了晚年却对一切都毕恭毕敬了。
悲哀最易伤害身体，而人生世上必经疾病、死亡等多少不如意事，实无法免除悲哀。故于不得已时，只好拿命和数两个字来自慰。命、数本无其事，不过像数学中的XY用来代表一种理想的安慰者罢了。当然这也是调节情绪之一法。
发怒最难压抑，从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因此愤事，而实际引起发怒的，往往是不值得发怒的事情。如一般人常对小孩及无知识的人发脾气，不知用和缓方式加以教训与开化，结果不但于人无益，于事无补，反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伤肝气。试问，聪明的人哪里会做这种笨事？
怕的心理，人人不免。有些人怕得无可如何之时，便用些奇怪的方法来壮胆子：或者诵经念咒，或则读古来烈士仁人的作品，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因心理作用，也往往能够生效，减少了许多恐惧。在湖南、广东一带，过年过节放爆竹风气甚盛，而小孩更喜欢放爆竹，从小就养成不怕的习惯。所以这几省人，性情强悍，胆量也比较江、浙两省要大些。
爱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爱是偏爱；广义的爱是泛爱，博爱，即爱天下众生。亲子之间，尤其是祖母对孙子多半溺爱、偏爱。世间不知多少父母，国姑息子女而贻害其终身。男女间恋爱，若过于偏急，一旦失恋，必引起病态，或竟造成自杀的惨剧。朋友间的友爱，也不宜于亲挚。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相爱过度，一定难于持久，而至凶终隙末。古人对于夫妻之爱，以“相敬如宾”相劝勉，用敬来调剂爱情，也是使夫妻亲爱能够持久的方法。至于厌恶一件事物或一个人，似不必过甚，应相劝勉：既然厌恶，不妨把他疏隔。
至于欲望，尤须节制。欲望过奢，不易满足，必然感到消极，即算能够满足，也容易耗损精神，断丧身体。
总而言之，各种情绪，都不可失之过激，而应相互调和。若情绪失调，虽有益的举动，也将发生不良的结果。例如：欢喜发笑，本来有益于健康，可是世上却有不少因大笑而死的新闻c须知笑的作用在生理上是筋肉发散，而哭的作用则是收缩，收缩与发散宜得平衡，互相救弊补偏，而各不过度，身心方能免害。他如愤怒可以伤血，哀惧可以伤脑等，皆是显见的事实。故调和七情，是卫生重要的原则之一。
第十节节嗜欲
人人皆有其嗜欲，若不加以节制，将成为败坏身体的因素。节欲功夫的第一步，首要了解嗜欲无度的害处。古人说：“清心寡欲”；吕新吾说“人生娱乐亦不可少，惟勿流于荡而已”；曾文正公说：“勿令嗜欲害吾身体”。大凡少年时候不节欲，年老时必吃苦反悔，或竟析其天年。
一般最易犯的嗜好是烟酒。酗酒时神经兴奋过度，狂呼乱叫，往往泄漏秘密，败坏事机。民元前多少次的革命，都是因为有同志先一天喝酒醉了，把机密泄漏而失败的，即为一例。我们再试调查，凡享年八九十岁之人，类皆不嗜酒者。中国发明酿酒，当早在数千年问，所以尚书，五子之歌，述禹戒便有“甘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的话。喝酒过量，可以引起胃病、中风（脑充血）及心脏病等等。烟也是刺激性极大的东西，虽然暂时可以提起精神，但这无异一种压榨，把精神过度支付，必致早衰。我在江苏省政府时，在会客室里禁止吸烟，有许多来宾，竟因此而不能终席，这就是表示他们的身体，非依托纸烟不可了。还有一些文人，照例要一面吸烟，一面才能写出好文章来，这也是一种最坏的习惯。此外，复有不少的人，因贪口福，或好讲究服饰，而致倾家荡产，或嗜赌博，消耗精神和金钱，养成贪污的劣性。这些恶习，若不彻底革除，代以高尚的娱乐，则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势必渐趋堕落，而无复兴之望。古今大人物都无烟酒的嗜好，总理和总裁便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这些平常人，就容易犯，但是也要知过必改。记得我在15岁的时候，吸过三个月香烟，后来下了一个大决心，把剩下来的香烟，统统抛在厕所里，看着蛆虫把它盖没以后，每当要想吸烟时，就联想到那些香烟上蠕动着的蛆虫，以为天下最脏的东西莫过香烟，便再也不吸了。赌博，我在民间3年也犯过，后来一想，这是自私自利的因素，消耗精神，最不上算，有一天，下了决心就戒除了。一直到现在没有犯过。所以我以为戒除嗜好不难，难在无决心，有了决心，就可以立刻发生效力。
还有性欲是最普通、最重要的，这事许多人都讳而不谈。其实成千累万的青年男女，都因缺乏有关性的正当知识，不知节制，而自亵自戕，为害之烈，不可胜数！一般生物对于性欲，都有自然的节制；人类无此种节制，所以不能永年。人类十六七岁至二十几岁，性欲冲动强烈，最难克制。许多聪明可爱的青年，多因手淫而伤身，或因不能自制而夭折。就整个社会看来，实是重大的损失。我曾经做过一篇文章，提出两极二字来，我以为人的精力都是从两极消耗，这两极便是用脑和性欲。要是二者发泄过度，两端已竭，中间便要空虚，而至衰病死亡。曾及正公说：“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这是说在身体极度疲劳的前后，决不可行房，应该节欲。又在女子生育前后，也不应行房，这和本身与产儿的健康皆有密切关系，不可疏忽。旧俗新嫁的女儿，到夏至必须回娘家歇夏，也是含有节欲的美意。存山子日：“余邻人江姓，年半九十矣，康健犹胜壮年。问其养寿之法，无他奇秘，惟少壮时，六腊寒暑之月，独宿静养，是以至老不衰，且无疾病之苦也。”这也是一种节育办法。又关于节制性欲，中国善书上有严密的规定，如说某月某日为某神的生日，若于该日行房，将遭天谴。又旧时历本上，亦有节欲的规定。这是利用人民迷信心理，或者按照气候变换适当的节制，以调剂他们的性行为，未始不是有益于卫生的。节欲的最好方法，是在白天作最适当的劳动，使晚上易于入睡。生活要有规律，并勿与猥亵的朋友或图书接近。最忌的是逸，逸则淫。假使能节制嗜欲，精气自然圆满，抵抗能力增强，却病延年将不期而致。
上面所说的十项原则，是打破过去一般人只讲生理卫生的惯例，而把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相提并论的一种尝试。我所持的论据，都是本诸个人的经验，内容自有待于修正与补充，不过在这里要特别促使大家注意的，便是伟大的事业，决于卓绝的精神与健康的体格。要有足够担当大事业的精神与身体，便要在平时注意心理和生理的卫生。因此，我们对于这十项卫生原则，应该细心体察，切实履行，若能勇以赴之，恒以持之，我相信对于各人的健康，决不会毫无裨补的。卫生之道也就是人们争取光明前途的幸福之门呢！
第十一章 秘密接触
1．赴苏半途而废
为了寻求国际援助，蒋介石派陈立夫去苏联与斯大林秘密谈判，陈立夫坐船绕道柏林待命，两个月后，又半途被蒋召回。不久“受命”与延安谈判。从而拉开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序幕。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正忙于“剿共”，电令东北的张学良不许抵抗。
按照蒋介石的方针，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了几次“文明抗议”，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也在国联作了“控诉”，然而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良心发现”，反而加紧了侵略步伐。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
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三省全部沦陷于日寇手中。
3月9日，日本人抬出溥仪作傀儡，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向关内进攻。
2月，日军进攻热河省，3月4日，占领省会承德。
3月，日军进攻长城各口。
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却步步妥协：
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承认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
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1933年5月，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抗日。
是年冬，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协定，抗日反蒋。
日本人虎视眈眈，国内民众也思抗战以雪国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调整对内对外方针，开始对日整军备战。
为了寻求国际援助，蒋介石找到了苏联。因为他清楚知道，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以外，非苏联莫属。况且苏联与中国相邻，日本侵略中国，无疑会影响到苏联的安全，苏联不会坐视不管的。
1934年底，蒋介石授命陈立夫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之所以用陈立夫，除了陈立夫本是自己亲信之外，陈立夫赞同在目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中苏两国关系也是个重要原因。早在1932年之时，陈立夫就建议蒋介石恢复中苏邦交，苏联人对陈立夫印象颇好。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暂时放开了自己所作组织部长的工作，而专心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
这一谈判，极为秘密，外界一直无人知晓其内容，直到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才含糊提到了一些当年谈判的内容。
在会谈前，陈立夫分析认为：苏联之所以愿意同中国谈判，是因为它害怕中国与日本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日军就会通过内蒙古，直抵苏联边境，威胁到苏联。而当时德国也已从西线窥测苏联，这样苏联就会陷人顾此失彼的境地。因此在会议中，陈立夫即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也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
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中国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既表示愿意中苏友好，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不太积极的态度。
这样，双方各有算盘，互不信任。虽然双方都愿意中苏友好，但会谈却没有什么积极成果。谈判是停了又谈，谈了又停，秘密进行了半年多。
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起初蒋介石还颇为支持。随着日军在华北活动越来越猖撅，蒋介石压力越来越大。
一夭，蒋介石把陈立夫叫到自己的官邸里，和陈商量谈判事人陈立夫提出：“日人越来越嚣张，我们应加快对苏交涉的步子，打破僵局，争取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出苏联这张牌来警告日本人”。
蒋介石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决定自己亲自出面，打破僵局。
1935年10月，南京孔祥熙官邸灯火通明，但却静得出奇。客厅里只有蒋介石、陈立夫、鲍格莫洛夫等人在会谈。
在会谈中，蒋介石表示目前的僵局均不利于双方。中苏应尽快改善关系，共同对日。为了打消鲍格莫洛夫的疑虑，蒋介石又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
蒋介石的态度感染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也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最好派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
蒋介石接受了鲍的建议，并选中了陈立夫为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12月24日夜，上海码头。热闹了一天的码头，此刻却有些冷清了。
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名为“朴次丹号”的德国邮船，准备先到柏林，再由柏林转赴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有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
邮船离开码头后，很快便驶入了辽阔的大海，海上没有什么大风浪，邮船平静地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船上其他的旅客都睡着了，而住在一等舱里的陈立夫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这一夜，他反复思考了许多问题。他想，到莫斯科后，将与斯大林谈判，听说斯大林意志刚强、办事独断专行，目己该怎样与这样的对手谈判呢？如果谈判成功，将会开创怎样一个新局面呢？万一失败，后果又将会怎样呢？他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想到这里，陈立夫有些惶恐不安了。他再也躺不下去了，从床上爬起来后，走出了舱门，来到甲板上。
此时天已经快亮了。一轮红日正在水天交接的远方跳动着，大海满是金光。陈立夫倚着船舷，迎着拂面而来的海风，顿觉清新，刚才的惶恐不安也不见了。他想：事之至此，已不能顾虑过多，自己唯有努力向前。能否成功，那就听天由命吧。想到这里，陈立夫不觉脱口吟出了一句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经过几十天的航行，船到了德国。陈立夫、张冲、程天放下船之后，即赶到了柏林。蒋介石从国内来电，指示陈立夫、张冲暂时停在柏林，等候命令。
等待是难熬的，陈立夫、张冲在柏林，一等就是两个多月。陈、张由于此行秘密，并不敢在柏林公开活动，只是利用一些有利时机，与德国朝野进行暗中接触，从中摸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两个多月之后，盼着尽快东行的陈立夫忽然接到蒋介石从国内来的急电，命令他立即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回，不得有误。
陈立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蒋委员长的指示他是不敢违背。何况赴莫斯科谈判是否成功尚是个未知数，取消此行对于他来说反而是替他解下了包袱。因此，在接到急电之后，随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起，打道回国了。
等陈立夫回到国内，他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陈立夫离开南京去上海乘船时，日本方面很快就知道他要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为了阻止中苏谈判，日本一方面在外放出“陈立夫去苏俄”的空气，挑动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顽固分子来质问蒋介石；另一方面，日本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不取消这次谈判，日本将采取“有力措施”。
日本人的招术果然奏效。因为陈立夫赴莫斯科谈判，从头到尾都是蒋介石一人在幕后操纵，极为秘密，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的许多要人都不知此事。如此重大国策，却瞒着政府，当然就有许多人对蒋介石不满了。而蒋介石此时对中苏关系也做了错误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人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入难堪境地。因此，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了陈立夫。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了第一位的矛盾，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成了有识之士的共识。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联合老对手——共产党一致抗日的问题了。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是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的蒋介石做如是想。
这年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在受命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又接受蒋介石交给的另一项秘密任务，寻求与延安接触的途径，打通延安之路。只是后来因陈立夫有莫斯科之行，此事只能暂时作罢。
1936年3月，陈立夫自柏林归国，继续参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在谈判中，鲍氏提出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说：
“苏联政府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他说，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那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鲍氏的话，陈立夫立即转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既然迫切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也就不得不考虑与共产党搞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夏，在陈立夫的陪同下，蒋介石再次召见鲍氏。蒋介石向鲍表示，他正着手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准备同中共讨论抗日问题。但他又强调，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蒋介石既然已经定下了调，陈立夫便开始替蒋介石说话。在与鲍氏的谈判中，陈立夫多次向鲍要求希望苏联出面做中共的工作，劝说中共放弃武装。他说：“如此苏联政府就可以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真诚的同盟者。”
但当时的苏联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并不想在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充当调解人。鲍向陈立夫反复申明：“苏联政府不介人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因为苏联政府在此事上不起任何作用。蒋介石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与中共谈判”。
这样，蒋介石、陈立夫希望通过苏联来与中共接触的途径行不通了，只好另谋他途。
2．受命与延安接触
陈立夫不愧为蒋介石的干将，他很快为蒋介石找到了门路。
陈立夫兵分两路，同时着手与中共接触。
一路是在国外。1936年春，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陈立夫的指示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进行了接触，双方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会谈约定，国共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不久，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另一路则在国内，陈立夫把这任务交给了亲信曾养甫。
曾养市早年在上海曾协助陈果夫招兵买马，后为陈果夫所推荐、提拔，颇得二陈信任。此时，曾养甫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
曾养甫接受任务后，觉得很棘手。因为此事，蒋介石。陈立夫一再强调要秘密进行。如果为外人获知，曾养甫的前途就很难说了。而且，当时国民党仍指责共产党“祸国殃民”，欲尽除之而后快，国统区的共产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很困难，现在去哪儿找共产党负责人呢？
困难很大，但曾养甫最终还是想出了办法。他想起了在他主持的浙赣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湛小岑。湛当年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与周还有私人关系。曾认为湛小岑一定与周恩来还有联系，通过湛能找到共产党。
其实，湛小岑那时已经与共产党、周恩来完全没有联系了。但湛通过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取得了联系，这样，经过许多曲折，陈立夫终于打通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打通关系之后，双方开始了谈判，国民党这一方仍由陈立夫主持，曾养甫、湛小岑具体负责。
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立夫来到曾养甫家，并让曾养市打电话找来湛小岑，准备给中共方面写信，表明国民党对国共双方再次合作的态度及办法。
陈立夫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片刻沉思之后，便一字一字口述起来。湛小岑则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将陈立夫的口述笔录下来，陈立夫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四项条件：
1．K方（指国民党）欢迎C方（指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从中央选择；
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这4项条件由湛小岑抄写多份，从几个渠道传到了共产党人手中。
随后陈立夫又准备派曾养市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还邀请周恩来或中共高层次代表赴南京商议具体问题。
这样，陈立夫从国内也打通了前往延安之路。
1936年9月，中共方面指派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赶赴上海。潘汉年此次赴沪，随身携带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信中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中共与南京联络的联络员）从金陵来，如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主持。呼高应远，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持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之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而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谦，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激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国共合作看来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了。然而好事多磨，不久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态度。
本来蒋介石联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惜“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
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战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虽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但人数已减少到3万人，力量有限。而此时日人有所缓和，党内已经“统一”，是集中国民党力量，消灭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良机。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
既然如此，那么国共谈判在蒋介石看来纯属多此一举。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眇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国共两党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国共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应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步骤，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红军适宜的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匡统一的军事机关；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等等。
陈立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潘汉年的发言。说老实话，陈立夫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认为这个草案确是无可挑剔的。但蒋介石在会谈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密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中共方面提出的这个草案。故而他在一面专心听潘汉年的发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难中共，让中共知难而退出谈判。
潘汉年的发言完毕之后，陈立夫接着发言，他故作坦诚的模样，说道：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真诚”并没有蒙住潘汉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陈立夫的险恶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权与军队，那么中共拿什么与国民党抗衡呢？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就吃了没掌握军队的亏吗？陈立夫所提的条件决不能答应。
陈立夫的话音刚落，潘汉年就站了起来，严正指出：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摆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穿了陈立夫的老底，陈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陈立夫又厚着脸皮说：
“你我均非军事当局，无权决定军事。能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潘汉年一口回绝了陈立夫的建议。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谈的。”
“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这样，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积极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让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曾谈原则’是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这也是当初蒋介石的意思。
但蒋介石已忘了当初的诺言。此时，他正在洛阳指挥大军围攻红军，怎会坐下来与中共平等谈判呢？他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11月16日，陈立夫再次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会谈。这次会谈较之上海的会谈，陈立夫更无诚意可言。
会谈一开始，陈立夫便告诉潘汉年说：
“蒋先生以为上海谈判我方所提各条件并无不妥，不能放弃。希望潘先生能将此意见迅速转告延安。”
顿了顿，陈立夫又故作理解状，说道：
“我知道这样做实在有些委屈贵方了。但如果因此能达成协议，结成统一战线，驱逐日寇，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受点委屈又有何不可呢？”
尽管陈立夫巧舌如簧，但潘汉年不为所动，潘汉年严肃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问题，为了团结蒋先生一致抗日，我方已做出了重要让步，以贵方提出的四个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而蒋先生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试问究竟是我方不愿受委屈呢，还是蒋先生没诚意呢？”
陈立夫见软的不成，便来硬的，他威胁说：
“目前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并且正在拉蒋先生加人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如果此时延安方面仍不愿受点委屈的话，到了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