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然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运动员。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宗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升高搞不好会还会弄出冠心病，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于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被诱惑的人一个个栽下天堂去。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又生硬。
据说著名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如果我们早点放开新闻监督，也许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当然不是所有贪官都象他这样倒霉，他们吃了无数鸡鸭鱼肉睡了无数女人还在吃鸡鸭鱼肉还在睡女人还将吃鸡鸭鱼肉还将睡女人，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算不是他们自己还，也将是他们的重子重孙还。崇祯在树上吊死时，也许至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Well，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问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去。戈尔巴乔夫倒台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片苦心为何换来如此下场，对不起，老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积重难返”。
我常常觉得佛教有它的科学性，它讲因果，讲报应，讲积德与积怨。当然它没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但道理却未必经不起检验。很难想象一个人终日鸡鸭鱼肉而能够做到血脂如常，或者睡女三千仍然健壮如牛。怀抱权力就象怀抱一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总有一个最后接到炸弹的倒霉蛋。
去年国内有本卖得挺火的官场小说《苍黄》。读了之后我简直对基层官员产生由衷同情。我想做官真累啊， 今天要组织截访，明天要组织删贴，后天要暗算某人，大后天要被某人暗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权力几乎就是个负担。我想我要是书中的县长局长主任什么的，肯定无比悲怆，不就是多吃几口肉多睡几个女人嘛，活得如此心力交瘁草木皆兵过街老鼠，这事到底划不划算。
但我最感同情的还是清末的光绪。他甚至没有选择去追逐权力，而只是被权力选择。孤单的少年，坐在空旷皇宫的巨大座椅上，徒劳地守卫一个空心帝国。小小年纪要凌晨四点起床，要读枯燥的诗书，要严守礼仪，要忧国忧民……100多年后，他应该是大街上一个穿耐克鞋听ipod的孩子，但是他不幸生在了100年前的爱新觉罗家庭。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庞培注视那个信使一样注视过宫中的太监，想：若我能像他一样成为水中的浮木，该是何等的惬意。我想世上大约没有谁比那些身处权力顶峰的人更懂得权力的悲剧，但这只能是他们无处言说的秘密。
快乐的可能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如此优雅的平庸
不会就是这样吧。这是我看电影《影子写手》后半部分时，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的一句话。一个导演都叫什么什么斯基了应该是很厉害、厉害到不至于这么好莱坞这么偷懒这么乔治布鲁尼吧。但，我一直在等的那个情节转弯始终没有出现，导演波兰斯基在那个俗套故事里越走越远，直到他风衣飘飘的背影消失在好莱坞式的政治正确里，而观众也在被注射了一针道德兴奋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那个俗套故事”，指的是近年好莱坞层出不穷的“都怪CIA、都怪FBI、都怪跨国公司”的阴谋片。剧情一般都是这样的：无辜的人莫名死去，一个无关的人不小心成为调查者，重重疑云下他发现死者之死“不是那么简单”，一步步调查使他揭开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而知情也使他陷入了被追杀的命运，最后他成功地将秘密公之于世——哇，如此骇人听闻！原来是CIA的阴谋，FBI的阴谋，跨国公司的阴谋——到底是这三个中的哪一个不重要，反正它们都是一家。
要不我怎么哀叹“不会就是这样吧”。在《谍影重重》系列中，CIA就是个杀手机器训练营；在《不朽的园丁》中，议员和制药厂合起伙来残害非洲贫民；在《Syriana》中，CIA和石油公司合谋刺杀中东王子……经受过这么多政治阴谋片的洗礼后，我以为，以波兰斯基先生拍文艺片的背景和他惊世骇俗的生平，对伊战这个题材，他可以拍得棋高一着，但他举起的棋子在空中停留了半天，最后还是落在了“中情局阴谋”这个俗套上。
《影子写手》几乎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英国前首相朗已经下台，却由于在任时将英国卷入伊战和虐俘丑闻而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并被国际法庭起诉。这时他的传记写手麦克突然离奇自杀，新的影子写手来到朗家。原本该写手只想挣一笔“快钱”，却通过麦克的遗物发现了朗生平的种种疑点，他开始调查朗把英国推向伊战的真实起因，一场惊心动魄的侦查就此展开，最后他发现……他还能发现什么呢，和其它那些正义感过剩的导演一样，他发现了CIA这个倒霉蛋。
也是，如今不批判CIA批斗谁。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抗议，批判恐怖分子小心人家穿着自杀炸弹去你家拜访，批判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当心人家外交部抗议，柿子还是要找软的捏，只有骂中情局政治上最安全——CIA总不能组织员工到导演家门口抗议吧。再说这个鼻青脸肿的CIA身上已经被踏上了一万只脚，再来第一万零一只又何妨。批斗CIA岂止安全，还华丽丽呢——观众们血管里时速500公里的正义荷尔蒙正在寻找出口，请给“打倒”这个动词一个宾语吧，一个简明扼要的宾语，一个喊起来嘎嘣脆的宾语，现在波兰斯基把这个宾语交给了观众，谢谢导演，打倒CIA，哦耶。
阴谋论的剧情放在《谍影重重》这样的电影里无可厚非，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动作片，但放在《影子写手》里却令人失望，因为它选取的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因为波兰斯基似乎有比娱乐观众更大的雄心，因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一场关于伊战的严肃辩论真正展开。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于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其缘起竟成了30年前一个女大学生不小心选了某个教授的一门课。
当然导演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朗的角度讲故事。在被法庭起诉之后，花花公子朗终于有机会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为自由而战的人被惩罚，而恐怖分子被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在飞机上与影子写手辩论时，朗又得到一次机会反击指控，可惜波兰斯基对朗如此吝啬，给他的自辩时间似乎不到一分钟。飞机上那场戏，让我几乎以为电影要拐大弯了，要从一杯可乐拐成一杯伏特加了，可惜波兰斯基的手迟疑的一下，咕咚，将可乐一饮而尽下去。
不过斯基毕竟还是斯基，虽然情节令人失望，电影画面仍然很诗意。最后一幕中，汽车的急刹车声之后，朗的传记草稿一页一页在伦敦的街道上飞起，非常文艺，非常悲情，非常地波兰斯基。不解风情的我，却几乎笑出声来：哇，朗的妻子露丝也太神奇了吧，30年来无怨无悔地效忠中情局，为它背叛国家，利用丈夫，献了青春献爱情，就差没从血泊中掏出七根火柴了。我想诗意它也不能拯救平庸吧，优雅的平庸也只是平庸吧，我想影子先生不是作家吗，家里怎么可能没个订书机。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语言的贫困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希腊电影《狗牙》的开场白，说的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而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围了起来，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幸福安全。他们还说，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外界的信息，孩子们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
在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在这“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上面只能坐着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沙发，神奇被定义成平淡，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大洋国的字典编辑兴奋地宣告，新话是世界上惟一词汇量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像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概念，但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爱是
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善的理由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The Road》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它的灾难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象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这是父子间的约定。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于‘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The Road》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什么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象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天经地义。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视为自己的人生污点，难以释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只在诚惶诚恐中心怀莫名感激。
回到巴黎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他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的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艾普若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埃菲尔铁塔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关于巴黎的幻觉仅仅是人关于自己的幻觉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琥珀之城
来了快三年，还没有好好写过剑桥，正好《生活》约稿写“旅居生活”，就写了这篇。因为很快要离开了，也算是纪念。
1.在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
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Mill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但是MillRoad一带的房子，说新不新，说老不老，低矮破旧，看上去象贫民窟一样，有什么保留价值呢？”
“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他说。
“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一个以前10万人的城市变成1000万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那990万人住到哪里去呢？剑桥房价也高，如果有选择的拆掉一些盖楼，可以缓解房价吧。”
“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2.“活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的感觉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象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象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辽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可能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6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颗树和18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一摸一样，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TrinityLane的石板路上，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3.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07年来剑桥之前，我生活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纽约。纽约人声鼎沸、应有尽有、像个巨大机器一样日夜轰鸣。在纽约的6、7年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看演出，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
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5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
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还是，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会叹息：“Terribleweather!”我也叹息：“Terribleweather!”
现在我坦白，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
有一次我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road和Lensfieldroad交界处。雨中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一个瘦长的少年，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我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啊，它和白天如此不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
4.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
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于纬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天就开始变黑。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熬。像16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
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对着一条小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夏天的时候，墙上阳光灿烂，叮咚作响，但从九月开始，太阳开始冬眠，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这样的灰暗的冬天，与其说让人抑郁，不如说让人心慌，仿佛下楼的时候，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
难怪在剑桥期间，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
没办法，一整个大西洋呢。
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客厅里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门厅里一本建筑史……我无亲无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车水马龙起来的。我和自己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厮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
5.我一个英国学生问我：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说：一样啊，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阴郁和沉闷。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当然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50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们，开着一个叫GoverningBodyMeeting的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50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剑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中国报纸的头条可能是本市领导又引进了一个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成绩的情况，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想，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