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很不高兴，就断然把孔仅撤换掉了。接替孔仅的两任官员--客和张成，都不能让武帝满意。公元前110年，45岁的桑弘羊升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
从青年时期就在武帝身边行走的桑弘羊成了专营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出任大农令之后，他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设置盐铁官的地区，使得帝国之内的盐业管理机构达到35处，铁业管理机构则多达48处，这一管理体系日后不断修补、完善，一直运转了1
000多年。
在桑弘羊的治理下，盐铁专营的成效非常之大，起到了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技术出现重大突破、中央财政收入大大提高以及沉重打击了地方势力等多重效用。
首先，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生产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放大--这是所有国营事业的共通之处。许慎的《说文解字·盐》中描述，"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六十里"。这当然是非常大的规模了，非私人事业所能及。据当代史家陈直等人的研究，汉初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5万人以上，每处铁官则平均多达1
000人，在官营之前，国内最大的私营铁器商的人员规模亦不过如此。据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其总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在3
000平方米的已发掘区域，就找到了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发现熔铁炉7座、炒钢炉数座，还有烘范窑残迹和大量耐火砖、铁渣等等。
在主持专营事务的过程中，桑弘羊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他说："政府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政府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在经济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段论述规模化生产优势的文字。
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西汉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很不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汉人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最为高超的，远非周边少数民族可以相比拟，《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盐铁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当然是最大的。据计算，当时每户每月平均所需食盐在三升左右，以全国人口5
000万计，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在盐业专营上的获利非常之大，估计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自此，朝廷又出现了"用饶足"的景象。
盐铁专营的最后一个成效，则是全面地打击了地方割据力量，在经济上大大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在管仲、商鞅之时，实施专营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收入，提振国力，而到武帝时期，则显然不仅于此。盐铁专营后，拥有上千人规模的私营生产企业不复存在，商贾豪强的隐患去除大半，而地方诸侯则被剥夺了最大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赵国的冶铁业很发达，赵王多次投诉中央委派下来的铁官，张汤把他顶了回去，致使赵王对他颇是怨恨。这便是地方诸侯与中央争夺冶铁权的一个佐证。坚决执行专营政策的桑弘羊也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由中央政府把盐铁专营起来，不仅仅是为了利益，还为了重归农本政策，抑制商人，拆散朋党，杜绝兼并之路。"
除了控制住最为关键的盐铁产业之外，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对另外一个高赢利性产业--流通产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其手段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第21节：最后的世族(1)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陶渊明 《桃花源记》
在桑弘羊去世之后的80余年里，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算缗令"再未重启，均输和平准二法基本废止，盐铁专营政策几度反复。自武帝之后，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则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世族势力，在财经上，它与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经济不同，俨然构成为前所未见的世族经济。
第22节：最后的世族(2)
与贵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的，不过它没有法定的世袭性，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宏传》，传主樊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以平民身份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后受封于樊，子孙便以此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业繁荣的南阳，樊宏的父亲"善农稼，好货殖"，"资至巨万"。樊家在当地有农田300多顷，所盖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阁"，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樊家庄园的四周建有自卫的"坞堡"，还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要么是樊姓子弟，要么是雇佣的佃农，他们都只对樊家纳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内。这样的樊家庄园，宛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樊家还与当地的世族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姻亲联盟，樊宏的姐姐嫁给了南阳的一个刘姓宗亲，而刘家又与当地望族李家、邓家结亲。
在西汉末年，这种庄园化的世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
跟历史上所有的现象一样，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势力，主要看两件事情，一是拥有多少土地，二是拥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能够拥有这两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贵族诸侯，日久天长，他们就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终而出现春秋战国的割据局面。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他提出的"军爵制"，即军功受田制度，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战功也能够获得大量土地。此后500余年，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受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
这些因军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不衰，成为所谓的世族，还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关，那就是官僚推举制。自殷周以来，朝廷官吏都是靠推举而产生的，由此出现了一个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门客，唯亲是举，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累世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皆是。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话"，世族门阀由此而生。积百年经营，这股日渐壮大的世族力量惊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们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强气候。
第23节：最后的世族(3)
在公元1世纪前后，有一个孤贫的儒生决定对世族宣战。让人惊奇的是，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登基称帝，然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的改制运动，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民国思想家胡适称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曾祖父王贺曾任武帝时期的绣衣御史，王贺的儿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凤，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史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不过，他非常乖巧，王凤生病，他连日不解衣带地尝药伺候，比亲生儿子还孝顺。他还从小饱读经书，主攻《周礼》和《仪礼》，是王家最有学问的人。
王家腾达是因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宫为嫔，因生下儿子刘骜，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刘骜（成帝）即位后，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凤更是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开始了外戚专政。王莽24岁时被任命为黄门郎，30岁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顺、懂礼、恭谦和十分节俭而闻名，据载他的夫人常年穿着没有拖地裙摆的长袍，腰间系着围裙，来客见了，大多以为是家里的奴婢。这样的外戚当然深得朝野，特别是儒生阶层的欢心，被称为"当代周公"。
王莽38岁时当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马，其后元帝、哀帝、平帝连续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涡中几度沉浮，展现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汉平帝亡故（据传是王莽以药酒毒死的），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假皇帝"，三年后，废孺子婴而登基称帝，国号"新"。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均为戎马出身，唯两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一儒一女，堪称异数。
王莽称帝后，事事以《周礼》为标准，宣布要"奉古改制"。关于王莽改制，后世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托古篡汉"，托古是名，篡汉是实，因而是一场政治闹剧；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地要按周代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其实，就经济改革而言，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备，因为王莽确实是想改革，不过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当时之世，无论是世族势力的壮大，还是土地兼并过度，或财政困难，其实都是中央权力旁落的体现，甚至王莽能篡汉自代本身，也是皇权羸弱的结果。所以，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在随后的10多年里，王莽推出了众多的经济改革政策，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王莽改制，首要之举是" 五均六筦"，这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第24节：最后的世族(4)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从王莽为"
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虽然价格很高也一定要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的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讲得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以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在税赋政策上，王莽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缗之法，他宣布征收个人所得税，所有从事工商业者，无论是养蚕的妇人还是缝补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县官自报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税率缴纳税金，有敢不报者或自报不实者，全部没收所得，并罚在官府做工一年。这一政策如何落实，史书不载，估计又是为某些官吏敲诈民间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条是铸钱国营化。在这一项改革上，充分展现出王莽改制的混乱和随意性。
第25节：长安城里的商人(1)
西汉自武帝以来，百余年间，一直通行五铢钱。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 《忆昔》
公元750年前后，大唐开元年间。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长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远山，猛然间，看见一条白龙横卧于山中。他问左右的人，是否看见了什么异象？大家都说没看见。玄宗急忙下令，速把王元宝叫来问问。王元宝到后，定睛看了一会儿，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状。"玄宗叹息说："我听说至富可以比得上贵。我是天下最贵的人，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
王元宝是长安城里最富有的商人，从事的是商贸业，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有一次，玄宗问他："你到底有多少钱？"元宝悠悠地说："皇宫的后面有一座南山，我用一匹绢捆一棵树，树都捆完了，我的绢还没有用光。"绢在唐代可以当货币使用，一匹绢在开元年间可换得十多石栗，元宝之富可以想见。
王元宝的故事被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此时的中国已经承享了整整130年的太平，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极盛时刻。
经历400年的南北分裂后，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
中国史专家、当过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他对此的回答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欧洲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时期，并从此再未"统一"--20世纪末期出现的欧盟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模式。而中国则有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公元589年，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几年之内征服大江南北，结束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
而诡异的是，这个实现了统一大业的王朝跟800年前的秦王朝一样，竟又是一个短命帝国，它从统一全国到丧失政权前后仅仅29年（公元589~618年）。更为诡异的是，这两个短命帝国却都各自完成了几个影响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确立了符合大一统需求的郡县制度，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第26节：长安城里的商人(2)
科举是政府通过定期执行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数在90万字左右。它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1
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来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质上，科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当这一制度被确立之后，其他成材途径都被认定为"异端"，其中就包括通过经商成为优秀的商人。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评论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长安东至潼关，是为广通渠，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继续广征民力，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2
700余公里的大运河。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巨大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开为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此而已，是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现，与汉初 "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蔑视商人的国策，不过在经济上却营造空前的宽松环境。
第27节：长安城里的商人(3)
唐初诸帝对商人的压抑仍然是不假颜色的。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李渊驾崩，辅佐父亲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后世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视之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汉高祖都非常讨厌儒生和商人一样，李世民也讨厌两类人，分别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十分警惕，尽管科举的推行已在制度上解决了问题，可是民间思维却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让礼部把天下的姓氏谱牒全部收集起来，修成一部《氏族志》。礼部呈上来的资料，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这让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293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说，"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对于民间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亲一样，主张将之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特别的识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军士是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孙们所沿用。唐高宗时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骑马--"禁工商不得乘马"。文宗时期，规定商贾及其妻子不得乘坐带有檐子的马车，并指出最近出现了商贾骑着装饰华丽的高头大马四处驰骋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贾不能骑马的命令。
第28节：乱世思弘羊(1)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白居易 《盐商妇》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100多年间，天下长治久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10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8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900多万户，仅仅5年后就只剩下190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乱被平息后，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第一个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敛。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战乱期间，颜真卿据守河北抗击叛军，军费困竭，为了筹措军饷，他在河北首创了榷盐法，对食盐实行"官收官卖"。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出任此职的第五琦仿行颜真卿的办法，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
第29节：乱世思弘羊(2)
第五琦的专卖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此举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在170多年之后，再一次实行食盐专营。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10倍，由原来的每斗10钱上涨到每斗110钱，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饿死景象。然而，以此为代价，政府收入大幅上涨，专卖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40万贯（一贯为1
000钱）的收入。
第五琦之后，刘晏（公元716~780年）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财大师。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三字经》。八岁那年，唐玄宗禅封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三字经》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20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贾谊那样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于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所面对的局势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庞大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13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10多年增长了15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之一。
第30节：乱世思弘羊(3)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历来史家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读，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作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将近20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第31节：虚弱的繁荣(1)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宋·谚语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有宋一朝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开国160多年后，首都汴梁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100多年。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北、南两宋加起来300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曲求全，对内温和文治，18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
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这一特征投射在社会制度上，就是国家的成长路径不由自主地趋于内生化，"稳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其后的制度变革均以此为思考起点。
如果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则可以看到，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清末学者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南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第32节：虚弱的繁荣(2)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36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 000~6
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10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京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
700人，作坊工人5
000人，再加上配套人员，总数也将近一万，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人工厂"。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700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远非前朝可比。为了促进流通，宋政府取消了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四条：其一，商品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不必分开，居民被允许自由地向街开店，这使得流传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历史；其二，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其三，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终于得到政策上的认可；其四，放松了价格管制，任由市场波动决定。我们可以认定，近1
000年来中国商业流通的运营模式在此基本定型。
这些政策无疑对工商贸易的刺激是空前的。汴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的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唐长安城要小，但是人口总数却达到140万左右，密度之高非常惊人。城内有8万多名各类工匠以及2万多家商店，每日车水马龙，挥汗成雨。流传至今的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以生动而细致的笔触定格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样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第33节：走到尽头的变法(1)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政治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这是继公元前81年的那场盐铁会议之后，又一次记录在案、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此时的宋王朝已开国110余年，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发作了起来--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权贵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贫富差距显著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4倍，但还是入不敷出，发生重大危机。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当时朝中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其为"拗相公"。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在宋代，这个人正是王安石，他对宋神宗建言说，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仿效伟大的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延和殿的廷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他面对面交锋的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因为宋朝对文士从来宽松，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放肆，双方辩锋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辞赏"引起的。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辞赏"，他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频繁，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支出。"
第34节：走到尽头的变法(2)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那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地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6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1
000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羊，不过，与前辈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第35节：走到尽头的变法(3)
桑弘羊推行均输法的初衷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以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为目标。而王安石明确提出自己之所以要"均输"，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轻重敛散之权"，防止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利"的特征昭然若揭。其次，王安石专设发运使衙门，还从国库中专项拨备出500万贯、300万石大米，作为均输的本钱，这也是桑弘羊及刘晏所没有尝试过的，表明王安石的均输更加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在推行均输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输法晚了两个月，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手笔，据他自己说，这一思想源于《周礼·泉府》--尽管他曾说过"祖宗不足法"，不过在后来，他不断地到《周礼》中去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利息总计为40％。王安石以现存于各地国有粮仓中的钱谷1
400万贯石为青苗本钱。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第36节：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1)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杨维祯 《盐商行》
泉州商人蒲寿庚昼夜难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叹息。城门之外，一支丢盔卸甲的残军正急切地等着他作出一个决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烧长江之南，蒲寿庚的一念之差，即将直接影响南宋王朝的存亡。
13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即"天赐蒙古人的坚强大汗"。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5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7岁的赵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缘故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12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10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十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400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赵（宋端宗）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负隅反击，因此任命蒲寿庚闽广招抚使。
第37节：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2)
然而，蒲寿庚在这时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小皇帝进城。众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流窜。1279年，宋军在广东新会与追兵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兵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幼主在崖山投海殉国。脉衍300多年的宋王朝自此终结。
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后世学者常常把南宋的失败归罪于统治者的道德沦丧--沉迷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不过，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却不同，他认定，"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性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投靠元朝的蒲寿庚得到了回报，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南宋宗室3
000余人，尸堆成冢。终元一代，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80艘，家藏珍珠130石。
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随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100多年后。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确规定"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入朝当官"。（"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不但保全了上百万生灵，更把泉州带上了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并与亚历山大港并列为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海港。
蒲寿庚对泉州的崛起居功阙伟。在他的主导下，泉州与上百个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货物贸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海船数量一度有15
000艘之多。他还在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每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因商贸之繁荣，泉州商人名闻天下，元代学者吴澄记载，泉州是"富商巨贾之窟宅，号为天下最"。
蒙古人在13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元朝不但统治了中国，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战争，成为欧洲和东北亚历史的一场梦魇。据国内外学者考证，蒙古大军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1亿人左右，其中约有7
000万为中国人，这一项纪录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统治将延续到1368年，前后长达98年。在后世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100年。不过在一个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298年，这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被关在监狱中，无所事事之余，他向狱友罗斯特·切罗口述了他在1271~1295年之间游历东方的传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元朝的经历。这次讲述被编成一部书，就是日后非常出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第38节："男耕女织"的诅咒(1)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
--《汉川县志》
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万三与当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谈，有过一番很精彩的对话，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过，他不会想到，仅仅10多年后，他将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沈文度将爬着去见一位官府新贵。
沈万三是元末名气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沈万三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珠宝。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助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2
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军。
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第39节："男耕女织"的诅咒(2)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莫测变幻。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您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还是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
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地区的巨姓大族离开故土后顿成离水之鱼，资产全数流失，在数年之内，或死或迁，无一存者。这些人留恋昔日的豪华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籍"。对于这种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3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第40节："男耕女织"的诅咒(3)
《明史·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