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于广州东堤。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
〔２〕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赴香港讲演，二十日回广州。
文中说的“一月”应为二月。
〔３〕 辰江的通信 载《语丝》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题为《谈
皇仁书院》。他曾亲听过作者在香港的讲演，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
，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说话，原是很
普通的（请鲁迅先生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
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４〕 作者在香港青年会共讲演两次，一次在二月十八日晚，讲题为《无声的中国》
；一次在二月十九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
两篇讲稿后来分别收在《三闲集》和《集外集拾遗》中。
〔５〕 《循环日报》 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
四七年停刊。它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
〔６〕 “藩司”“臬司” 明清两代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为藩司，俗称藩台
。称掌管一省狱讼的按察使为臬司，俗称臬台。
〔７〕 颜之推（５３１—？） 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他
关于学鲜卑语、弹琵琶的话，见所著《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
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
曹为之。”按颜之推是记述北齐“一士大夫”的话，并且表示反对，不是他自己的意见。鲁
迅后来在《〈扑空〉正误》（收入《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过说明。
〔８〕 和尚被焚的故事，见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建炎二年十二
月，“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有僧讼富
民，逋其钱数万缗，而通事受贿，诡言天久不雨，此僧欲焚身动天。燕京留守尼楚哈许之。
僧呼号，不能自明，竟以焚死。”又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有金国“银珠哥大王”一则，记
燕京一个富僧收债的事，内容与此相似。通事，当时对口译人员的称呼。
〔９〕 “学者” 指顾颉刚等。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自
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１０〕 《工商报》 即《工商日报》，香港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
〔１１〕 “清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承认
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到一九二
七年春季北伐军进展至长江下游，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并公布所谓“清党”决议案，大肆兀产党员和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
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１２〕 《晨报副刊》 参看本卷第２０２页注〔５〕。鲁迅经常为《晨报副刊》写
稿，但并非“特约撰述员”。
〔１３〕 “到了汉口”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
革命派，还没有正式决定“分共”，公开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派合流，当时的武汉还是国共
合作的革命政府的所在地。
〔１４〕 “枪终路寝” 即被枪杀于路上的意思，由成语“寿终正寝”改变而来。
〔１５〕 陈大悲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的话剧工作者。一九二三年八月，《
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九月十七日陈西滢在《晨报
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
中的错误。
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
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１６〕 制军 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
〔１７〕 至纫公谊 过去公函中习用的客套语。意思是十分感佩（对方）热心公事的
厚意。纫，感佩。
〔１８〕 《汉风杂志》 时编辑，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
东京。第一号封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
“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前二句见该书卷一
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１９〕 《湖北学生界》 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
一册，名为《旧学》，扉页背面也印有上述《文选》句。
〔２０〕 从予 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
落为汉奸。这里所引的文字见于他在《一般》杂志第三号（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评论
《彷徨》的短文。《一般》，是上海立达学会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六年九月创刊，一九
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２１〕 这个广告连续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香港《循环日报》。
读书杂谈〔１〕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２〕讲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
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
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
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
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
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３〕，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
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
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
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
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
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
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
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
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
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
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
，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
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
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
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
。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
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
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
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
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
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
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
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
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
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
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
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
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
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
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
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
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
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
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
—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
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
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
，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
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
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
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４〕。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
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
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５〕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
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６〕，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７〕，瓦浪
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
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
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
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
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
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
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
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
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
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
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
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
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
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
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
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
；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
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
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９〕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
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
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１０〕，也就是
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ｈａｗ）〔１１〕，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
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Ｓｃ
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２〕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
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
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
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
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
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
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
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
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
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A A
〔１〕 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
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
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
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２〕 知用中学 一九二四年由广州知用学社社友创办的一所学校，北伐战争期间具
有进步倾向。
〔３〕 博物 旧时中学的一门课程，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的内容。
〔４〕 这里说的开一大篇书目，指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开列于一九
二三年。
〔５〕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２６〕。
〔６〕 本间久雄 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
中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７〕 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 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参看本卷第２０页注〔７〕。
〔８〕 《苏俄的文艺论战》 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浪
斯基（Ａ．^．QENEZGOPI，１８８４—１９４３）等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论文四篇。参看本卷
第３４６页注〔９〕。
〔９〕 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
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１０〕 进研究室 “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
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
才之前》等文。
〔１１〕 培那特萧 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
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音辅《思想·
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１２〕 勖本华尔 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籍》
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
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通 信〔１〕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２〕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
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
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
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３〕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４〕——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
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
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
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５〕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
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
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
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
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
，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
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
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
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
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
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
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
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
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６〕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
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
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
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７〕的才子们生气。但那
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
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
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
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
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
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８〕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
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
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
灯》〔９〕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１０〕，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
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
之下又有“缧绁之忧”〔１１〕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
。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
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
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
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
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
“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
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
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
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
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
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ＣＰ和ＣＹ〔１２〕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
么Ｙ什么Ｙ〔１３〕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
督思想的。〔１４〕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
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
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
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鸡〔１５〕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
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
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
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１６〕。这回我看见《闲话》〔１７〕出版
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
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
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
，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
，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
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