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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_84 鲁迅(现代)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
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
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
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
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
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
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
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
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2〕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
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
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3〕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
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4〕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
,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
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
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
敢看他了。
  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5〕,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
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
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
〔6〕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
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
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A   A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一○七期。
  〔2〕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
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
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
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
,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3〕 漱园 即韦素园。
  〔4〕 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5〕 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
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6〕 “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阿Q正传》的成因〔1〕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
是《阿Q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
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
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
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
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
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
。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
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
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
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
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
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
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
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
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
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
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
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
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
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
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4〕这些人有四类
: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
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
;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
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
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
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
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
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Q
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
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
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
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
,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
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
”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
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
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
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
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
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
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
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
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
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
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
,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
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
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
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
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
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
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
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
。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
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
?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
“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
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12〕
。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
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
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
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
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
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
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k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
  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
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
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
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
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
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
血出极多。
  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
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
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
: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
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
,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13〕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
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
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
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
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
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 《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
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
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
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
“呐喊”》。
  〔3〕 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
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
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
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
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
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
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
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4〕 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
滢等。参看本卷第238页注〔29〕。
  〔5〕 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
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
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6〕 “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
和者,不过数十人。”
  〔7〕 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
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
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
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8〕 “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
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9〕 “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
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
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
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0〕 “会逢其适” 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
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
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11〕 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12〕 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13〕 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
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
事。
  〔14〕 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
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
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
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
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
〔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
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
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
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
,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
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葡尾高山寺散
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
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
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
于此早已觉到了。
  (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葡字作葡,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
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
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
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
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
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 纸墨字体是宋;
二 宋讳缺笔〔6〕;
  三 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
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
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
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
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
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葡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
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
,罄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厨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厨,以元代
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
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厨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
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
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
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
,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
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
;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
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
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
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
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 SF 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
《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 跫然的足音 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
  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 德富苏峰(1863—1957) 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
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 《三藏取经记》 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
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
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 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
省略最末一笔。
  〔7〕 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
。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
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 《易林注》 《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
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
。《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 蝶装 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
,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 缪荃荪(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
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 阴时夫 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
部类书,二十卷。
  〔12〕 《宣和遗事》 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
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浙江兰厍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
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新女性》〔2〕八月号登有“狂飙社〔3〕广
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
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
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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