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是老部员，熟识同人，负着“验明正身”的重大责任的；接过条子之后，我便
特别多点了两个头，以表示告别和感谢之至意。
其次是花厅了，先经过一个边门，只见上帖纸条道：“丙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满
百元”。我看自己的条子上，写的是九十九元，心里想，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５〕。
……”同时便直撞进去。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说道这“不满百元”是指全俸而
言，我的并不在这里，是在里间。
就到里间，那里有两张大桌子，桌旁坐着几个人，一个熟识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
条子去，签了名，换得钱票，总算一帆风顺。这组的旁边还坐着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监督
者，因为他敢于解开了官纱——也许是纺绸，我不大认识这些东西。——小衫，露着胖得拥
成折叠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
“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
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
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
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
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
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
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
”，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
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
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
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
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
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
，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
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
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
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
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
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
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
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
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
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
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
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
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２〕 Ｃ君 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３〕 檀越 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４〕 方玄绰 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
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５〕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记 谈 话〔１〕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
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
恋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
一番演说，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
的纪念的意思。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
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里，尤其可
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
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
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２〕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３〕，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现在还没有很
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
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始了，后
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帮忙；以后就打胜
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
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教育部得到这些书
，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
所以要从新分一下。——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
什么书了。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
阿派式拉呀，大马色〔４〕呀……。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为那
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５〕成立了
，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至于“克来阿派忒
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
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时整理着的德文书
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
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
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
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人心惊胆
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在苏俄也并不受人
欢迎。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卢布……。总而言之：和苏
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
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
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
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
一百卢布。”〔６〕自然，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
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
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
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
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这个学校，也就是
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然很像不
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
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
，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
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
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
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
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
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７〕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
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
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
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
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
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
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
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
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
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
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
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
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８〕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
是林素园〔９〕。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
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
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
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题《记
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２〕 培良 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３〕 《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Ｍ．]．\NFjhRVST，１８７８—１９
２７）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七
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４〕 该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 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
、政治家。克来阿派忒拉（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前６９—前３０），通译克利奥佩特拉，
埃及女王。大马色（Ｄａｍａｓｃｕｓ），通译大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
利亚的首都。
〔５〕 对德和约 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财产，并
决定重建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６〕 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７〕 “毛鸦头” 即毛丫头。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参看本卷第１２１页注
〔１２〕。
〔８〕 任可澄（１８７９—１９４５） 字志清，贵州安顺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
洋政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９〕 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上海通信〔１〕
小峰兄：
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
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
物”时，他已经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
所以毫无损失，请勿念。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
到北京〔２〕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
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生一点小风潮，因为那四
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
３〕。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
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
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
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
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
块钱完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不过一到
下关，记起这是投壶〔４〕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里，下关
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
，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插烧，
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
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
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
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
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
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
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５〕的善造“流言”，
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须弯
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
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
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通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
“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
手里是一张《消闲录》〔６〕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
怕投壶的日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
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７〕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
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３〕 “使之闻之” 语见《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
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４〕 投壶 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
》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
时，曾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５〕 “无枪阶级”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
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
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
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
，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开枪阶级的头上
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
刑场。
〔６〕 《消闲录》 上海出版的一种无聊小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
月创刊，原名《消闲报》，一九○三年改为《消闲录》。
〔７〕 吉柏希（Ｇｙｐｓｙ） 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
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１〕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２〕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讫记。
〔１〕 软刀 语出明朝遗民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词》：“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
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
〔２〕 这是陈西滢在《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中攻击鲁迅
的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八节。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
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 一九
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
厦门通信〔１〕
Ｈ．Ｍ．〔２〕兄：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
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
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
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
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
，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
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３〕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
。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
。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
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４〕。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
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
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５〕有
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
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
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
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
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
到梅兰芳〔６〕“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
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
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
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
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７〕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
〔８〕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
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
在丛葬中，这是Ｂｏｒｅｌ〔９〕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
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
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
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
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１０〕的，从
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一九二
六年十二月）。
〔２〕 Ｈ．Ｍ．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Ｈａｉｍａ”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
平的戏称，因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３〕 郑成功（１６２４—１６６２）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一六四六年
（清顺治三年），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毅然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
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
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一六八○
年（清康熙十九年）、台湾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
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４〕 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
士正（按即王士肚）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
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
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
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５〕 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
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
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６〕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７〕 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８〕 朋其 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飚社。他
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
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
〔９〕 Ｂｏｒｅｌ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
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１０〕 “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
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厦门通信（二）〔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