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责任。”
〔４〕 锻炼 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５〕 四烈士 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
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
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
，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
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
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
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６〕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
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
，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
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
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
如此“讨赤”〔１〕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２〕执政府前开２排枪
，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
三临北京之空中〔３〕，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两妇人和被炸伤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
“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于府前枪杀之四十七人，则第一“明令”已云有“误伤”矣；
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又云“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之行为”矣；而国务院会
议又将“从优拟恤”〔４〕矣。然则徐谦们所率领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们都有符咒，
能避枪炮的么？
总而言之：“讨”则“讨”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论。归根结蒂，“烈士”落葬，徐谦们逃亡，两个俄款委员会委
员〔５〕出缺。六日《京报》云：
“昨日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在法政大学开会，查良钊主席，先报告前日因俄款委员
会改组事，与教长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发言，略云，政府此次拟以外教财三部事务
官接充委员，同人应绝对反对，并非反对该项人员人格，实因俄款数目甚大，中国教育界仰
赖甚深……。”〔６〕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员会”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于“中国教育界”良非浅甚少也。“从优拟恤”，谁曰不宜！？
而今而后，庶几“中国教育界”中，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
四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
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系军阀称国民军为“赤化”，称他们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
”。
〔３〕 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国民
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自二日起，连续三天飞临北京投弹（作者此文写于四月六日；此后奉
军飞机还曾到北京投弹数次）。奉天，辽宁省的旧称，当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地方。
〔４〕 “从优拟恤” 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开会后，发布“
怃恤令”说：“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时群众复杂，互相攻
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属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
〔５〕 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 应为三人，参看本书《可惨与可笑》及其注〔１０〕。
〔６〕 此段引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京报》（文中的“六日”应为“五日”）发表
的《九校代表对改组俄委会意见》的新闻。九校，指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
、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九所
国立大学。下文的五私大，指当时北京的朝阳、民国、中国、平民、华北等五所私立大学。
无花的蔷薇之三〔１〕
１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
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
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
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２〕（《现代评论》
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
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
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
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做那有名的小说《Ｄｏｎ Ｑｕｉｊｏｔｅ》的Ｍ．ｄｅ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先生，
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Ｄｏｎ Ｑｕ
ｉｊｏｔｅ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
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
余的便都烧掉了。〔３〕
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
，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
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
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４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４〕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
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５〕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
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
６〕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
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
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
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
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
确凿的。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７
〕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
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
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２〕 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
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３〕 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
，参看本卷第２３９页注〔３９〕。
〔４〕 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 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
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
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
，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
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５〕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６〕 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
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
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
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究系何报，未详
。
〔７〕 伊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
。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
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
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
新的蔷薇〔１〕——然而还是无花的因为《语丝》〔２〕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
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这回可要开花了？
——嗡嗡，——不见得罢。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
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
桃。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
，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
“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
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
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
〔３〕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典字旗〔４〕。介乎中外之间，超
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
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
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５〕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
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６〕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
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
〔７〕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８〕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
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
〔９〕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
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１０〕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
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
饭；如果大师兄〔１１〕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
〔２〕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
；一九二七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
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的“改成中本”，指《语丝》从八十一期起由十六
开本改为二十开本。
〔３〕 《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时事短评栏有《北京
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
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
“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
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４〕 红典字旗 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典字会的
会旗。
〔５〕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诬蔑
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
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
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
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
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
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
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
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６〕 “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话
。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
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
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
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７〕 山格夫人（Ｍ．Ｓａｎｇｅｒ） 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
她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８〕 “有些志士” 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
》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
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
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
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
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
〔９〕 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
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
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
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
生纠葛。
〔１０〕 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
动。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当时统治阶级
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义和团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一
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
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
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
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参看本卷第２７１页注〔１０〕。
〔１１〕 大师兄 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
一头领，称为大师兄。
再来一次〔１〕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
，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
，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
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
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２〕是亦大可以已者
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３〕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
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
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
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
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獱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
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
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
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
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
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４〕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
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
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
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５〕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
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
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
“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
〔６〕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７〕。
那“动机”〔８〕，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
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
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
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
安住”在租界里而已〔９〕：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
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
的，不过是小事。〔１０〕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
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１１〕。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
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
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
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
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２〕 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
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
。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
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
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３〕 《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
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４〕 《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
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
作“国相”。
〔５〕 “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１１４页注〔５〕。
〔６〕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
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