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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３〕 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
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
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
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
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
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４〕 “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５〕 《Ｌｅ Ｊｅｕ ｄｅ Ｌ’Ａｍ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ｔ》《
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
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
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
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
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
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
尔跋齐所说的话。
可惨与可笑〔１〕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
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２〕。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
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３〕，宣统年间用“革
党”〔４〕，民二以后用“乱党”〔５〕，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
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
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
周纳〔６〕。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
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７〕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
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
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
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
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８〕发表了。因为他们“
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
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
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
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
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９〕委
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
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１０〕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
差缺”〔１１〕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
《京报》。〔１２〕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
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
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
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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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２〕 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２６５页注〔６〕。
〔３〕 “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４〕 “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５〕 “乱党”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
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６〕 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７〕 “整顿学风”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
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已（男女）合
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装行，甚于洪
水猛兽。”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外，并将
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顿学风”，参看本
卷第１２０页注〔４〕。
〔８〕 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假
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
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
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１８７１—１９４０），字季龙，安徽歙县人
。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８〕。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
阳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９〕 清室善后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政府
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１０〕 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
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
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１１〕 “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
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一部分强
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
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
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１２〕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
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
。”
记念刘和珍君〔１〕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
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２〕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３〕，
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
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
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４〕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
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
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
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
，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
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
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
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
，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
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
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
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
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
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５〕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
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
。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
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
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６〕，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
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７〕，往日的教职员以
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
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
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
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
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
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
的张静淑〔８〕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
，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
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
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
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
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
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
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
，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
，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
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９〕说过，“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
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
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
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
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
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２〕 刘和珍（１９０４—１９２６）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
。杨德群（１９０２—１９２６），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３〕 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４〕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
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
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
月刊。
〔５〕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
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
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
、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６〕 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
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
授课，表示支持。
〔７〕 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８〕 张静淑（１９０２—１９７８）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９〕 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７３页注〔５〕。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
中的四句。
空 谈〔１〕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
，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
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
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２〕，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
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３〕。
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
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
。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４〕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
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
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
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
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
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
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
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
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
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
，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
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５〕坟前还
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
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
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
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
他道：“谁叫你赤膊？”〔６〕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
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
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
。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
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贾德耀 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
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３〕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
》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
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
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
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
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
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
……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
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
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