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
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脑里想，在自己的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她总能以
“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陆续发表出来，以“
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
。自然，凡有神妙的变迁，原是反足以见学者文人们进步之神速的；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
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２〕，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
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呢？亦惟有活该吃苦而已矣！
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
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
活几天，乐一点。无奈爱管闲事是他们吃苦的根苗，坐在家里好好的，却偏要出来寻导师，
听公论了。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
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
卜而后知的。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
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３〕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
。待到有一天，你发见了一颗新彗星〔４〕，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５〕之后，
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
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６〕罢：这是艺术。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
”，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
面求种种的美”。〔７〕“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
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那么，立刻看夜戏，去求种种的美去，怎么样？谁知道呢。也许学者已经出戏园，学说
也跟着长进（俗称改变，非也）了。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８〕。的
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
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
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
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
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
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
胎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师大学生一归她们被占的本校，就有
人引以为例，说张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学生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９〕
。如果这样，北大学生确应该群起而将女师大扑灭，以免张胡或李胡援例，确保母校的安全
。
但我记得北大刚举行过二十七周年纪念，那建立的历史，是并非由章士钊将张胡或李胡
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样的比附，简直是
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
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
。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２〕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据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
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
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３〕 这些“名言”都是胡适说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
）《四烈士土冢上的没字碑歌》一诗中，歌颂“炸弹！炸弹！”和“干！干！干！”；但在
五卅运动后，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
动与求学》一文中，又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４〕 发见了一颗新彗星 这也是对胡适所说的话而发的。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
六日所作《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
绩。”（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５〕 刘向（约前７７—前６）、刘歆（？—２３），父子二人都是汉代学者。这里
说“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是讽刺当时一些毫无根据地乱下判断的考据家。
〔６〕 这是京剧《三娘教子》中老仆薛保的唱词。“小东人”指小主人薛倚。
〔７〕 这些都是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
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
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
〔８〕 《妇人论》 叔本华的一篇诬蔑妇女的文章。曾由张慰慈译为中文，题为《妇
女论》，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在译文前，还有徐志摩的介绍文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９〕 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后，
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
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
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闲话》里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
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
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
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
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
“公理”的把戏〔１〕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
平湖饭店〔２〕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
事；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３〕，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
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
有胡敦复〔４〕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
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
，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５〕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
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
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
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
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６〕，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
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７〕，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
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
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
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
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
界公理维持会”〔８〕，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
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
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
匪”〔９〕，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
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
，“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
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
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
，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
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燕
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
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
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
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
子”〔１０〕，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
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
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
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
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
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
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
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
常有日本浪人〔１１〕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
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
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
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
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
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
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
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
１２〕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
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
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
》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
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
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
”（《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
数了〔１３〕；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
》（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粻骂”〔１４〕，而忘
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
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
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
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
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
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
“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
“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
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
，到北京来骗一口饭〔１５〕，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１６〕的了
。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
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１７〕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
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
有些城狐社鼠〔１８〕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
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A A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太平湖饭店 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３〕 章士钊复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
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
警察解散女师大。
〔４〕 胡敦复 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
长任内，将该校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通告，寄给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
刊发表。通告中有“许（学生）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
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
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
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５〕 校务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
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
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６〕 肉麻透顶的呈文 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
、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
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
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７〕 分润金款之利 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
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１５９页注
〔５〕。
〔８〕 “教育界公理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
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
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
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
，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
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
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
，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９〕 “土匪”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
人为“土匪”。
〔１０〕 “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
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
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
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
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
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
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
九日）的《说奁》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
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１１〕 日本浪人 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１６０３
—１８６７），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
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１２〕 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
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
，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
停顿。”
〔１３〕 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
的把戏》及其注〔８〕。
〔１４〕 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
，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１５〕 骗一口饭 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
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
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１６〕 “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１７〕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一九二四
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１８〕 城狐社鼠 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
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
土地庙（社），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１〕《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
的宣言〔２〕，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
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
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
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３〕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
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４〕，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
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
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
，——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
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
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
主〔５〕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
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
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
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６〕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
，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
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
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
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７〕，虽是
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
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８〕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
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
。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
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９〕。凡这些，从现
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１０〕，立功海外的
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
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女大学生的宣言 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
……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３〕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
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
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
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
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
发问”的话。
〔４〕 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
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５〕 木主 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
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６〕 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
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７〕 “通品” 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４〕。
〔８〕 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
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
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
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９〕 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１６２４—１６６２）、张煌言（１６２０—
１６６４）、朱之瑜（１６００—１６８２）等人。
〔１０〕 “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
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
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
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
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
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后 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
ＺＭ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１〕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
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２〕ＺＭ君
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
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
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
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
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３〕……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
，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４〕名士的“登彼西山，赋
彼其诗”，齐燮元〔５〕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
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
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
，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
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
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
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
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
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
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
摩“诗哲”的信〔６〕，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