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
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
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
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
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
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
，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
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
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
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
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
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 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
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
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
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 “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
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１〕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
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
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
，《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
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
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
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
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
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
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
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
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
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
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
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
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
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
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
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
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
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
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
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
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
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
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
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
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
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
〕，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
“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
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
，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
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
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
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
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
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
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
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
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
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
。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
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
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
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
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
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
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
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
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
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
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
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
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
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
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
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
；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
，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
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
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
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
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
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
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
，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
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
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
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
；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
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
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
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
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
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
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
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
，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K，——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
。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
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
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
，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
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
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
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
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
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
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
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
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
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
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
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
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
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
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
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
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D D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
》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
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
为是高鹗续作。
〔３〕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 Ｇｏｄ 英语：上帝。
〔５〕 象牙之塔 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
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
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
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 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
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 托尔斯泰 即列夫·托尔斯泰（Q．^．bTK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骷摇３錾碛诠笞宓刂骷彝ァＫ淖髌肺耷榈亟衣渡郴手贫群妥时局饕迨屏Φ闹种肿锒瘢
庇中锏赖碌淖晕彝晟坪汀安挥帽┝Φ挚剐岸瘛薄Ｖ谐て∷怠墩秸牒推健贰ⅰ栋材
取た心崮取贰ⅰ陡椿睢返取！墩秸牒推健肥撬砸话艘欢昴闷坡厝肭侄砉獠牡某
て∷担从谝话肆曛烈话肆拍辍?
〔９〕 指吴稚晖。参看《而已集·革命文学》。
〔１０〕 陈YK明（１８７５—１９３３）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
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等曾参加讨伐陈YK明的战争。鲁
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
，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
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１１〕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一
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徐州。
〔１２〕 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
九二五年盘踞东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１３〕 叶遂宁（`．_．cIMUJU，１８９５—１９２５）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
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
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著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
俄罗斯》等。梭波里（_．`．TdTKL，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锩找虿宦谙质瞪疃陨薄Ｖ谐て∷怠冻就痢罚唐∷导队Ｌ铱ǖ氖
焙颉贰?
一九二九年
关于《关于红笑》〔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２〕，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
文章〔３〕。《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
版的《域外小说集》〔４〕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
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
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
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
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
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
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
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
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
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
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
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
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
，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
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
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
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
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
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
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
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
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
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
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
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
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５〕——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
社去的。
梅川〔６〕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
，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
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７〕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８〕一
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
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
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
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
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
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
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
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
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
，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
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
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
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
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
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
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
。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
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
“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
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
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
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
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
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
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
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
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
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 《华北日报》 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 鹤西 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
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
○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
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
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 梅川 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朝花社”成员。
〔７〕 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
。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 《竖琴》 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译文刊载于一?哦拍暌辉隆缎∷翟卤ā返诙淼谝缓拧?
通 讯〔１〕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
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
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
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
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
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
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
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
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
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
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
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