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
，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
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
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
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
”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
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
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
“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
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 Ｗｉ译做王，…
…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
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
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译 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
？“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
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
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
，用王译 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
）《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
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
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
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
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D D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Ｓｈｅ 英语：她。
〔３〕 指鲁迅的四弟周椿寿（１８９３—１８９８）。
〔４〕 “四凶” 传说是尧舜时代著名的坏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
浑敦、穷奇、蓜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杂 语〔１〕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
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２〕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
的，可惜“诗哲”〔３〕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
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ＡＢＣＤ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
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
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
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
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４
〕。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
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
〔２〕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 指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与我国京剧
艺术家梅兰芳的握手。参看《坟·论照相之类》第三节。
〔３〕 “诗哲” 指泰戈尔。当时报纸报导中称他为“印度诗哲”。
〔４〕 化名写文章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的事，当时曾多有发生。如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
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几全系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指出
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替他辩护。不久，
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连写几篇文字替
他分辩。事实上，“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又一九二五年二
月十八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芳子”的《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伴”》一文，恭维廖
的作品“是‘真’是‘美’是‘诗’的小说”，鲁迅在《两地书·一五》中说：“我现在疑
心‘芳子’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琴心’一样的”。
编完写起〔１〕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２〕，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３〕的，据说
，《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
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４〕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
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
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
尾巴上的一点〔５〕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６〕上。我于他们
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
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
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７〕，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
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
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８〕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
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
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
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B：
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
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
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
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
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
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
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
，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
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
集外集拾遗补编》。
〔２〕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
妻的新护符〉》。
〔３〕 陈百年 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
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
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
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４〕 《妇女杂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
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
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
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５〕 《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
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
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
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６〕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
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
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７〕 “流弊流弊”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
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
〔８〕 章先生 即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
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
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
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
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
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
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
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
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
著者自叙传略〔１〕
《阿Ｑ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
国文学的王希礼（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２〕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
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
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
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３〕
，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
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
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
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
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
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
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
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
，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
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４〕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
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５〕，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
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
，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
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
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
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
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
，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
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７〕了，分在机关科〔８〕。大约过
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９〕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
在东京的豫备学校〔１０〕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
学对于日本的维新〔１１〕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
，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１２〕，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
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
小计画〔１３〕，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
个别的人〔１４〕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
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
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
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１５〕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
，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１６〕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
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
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
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备考B：
自 传〔１７〕
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
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
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
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
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
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
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
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
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
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
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
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
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
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
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
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
，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
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是应《阿Ｑ
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其中《阿Ｑ正传》序》译成俄文后，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宁
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Ｑ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选集）一书。
〔２〕 王希礼 原名波·阿·瓦西里耶夫（G．Ａ．GHIJKLMN，？—１９３７），苏?恕Ｒ痪哦迥晔呛幽瞎窀锩诙砉宋释懦稍薄?
〔３〕 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 《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帮（皂），帮臣舆，舆臣
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４〕 青年批评家 指成仿吾。他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二月）
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阿Ｑ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
，而结构极坏”。
〔５〕 《阿Ｑ正传》发表后，曾出现这样一些评论：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说：“
《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
”（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现代评论》一卷八期）冯文炳的《呐喊》说：“鲁迅君的刺
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Ｑ，更要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见一九二四年四月
十三日《晨报副刊》）周作人的《阿Ｑ正传》说：“《阿Ｑ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
他多是反语（ｉｒｏｎｙ），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见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
日《晨报副刊》）。
〔６〕 变故 指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场案入狱一事。
〔７〕 水师学堂 即江南水师学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初分驾
驶、管轮两科，不久增添鱼雷科。
〔８〕 机关科 即管轮科，现称轮机农业。
〔９〕 矿路学堂 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１０〕 东京的豫备学校 指东京弘文学院，创办于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纳治五
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的学校。
〔１１〕 日本的维新 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
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
，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１２〕 俄日战争 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
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 小计画 指和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和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等
事。参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说集〉序》等。
〔１４〕 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１５〕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
赴教育部任职，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不久，第一科移
交内务部，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被委任为第一科科长。
〔１６〕 指收入本书的《斯巴达之魂》、《说恂》和收入《坟》中的《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１７〕 本自传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本文加注后重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
田园思想〔１〕（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
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
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
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
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备考B：
来 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
馆，顺便走了进去。
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
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
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
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
，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
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
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
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
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
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
……，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
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
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
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３〕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
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
是在流放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４〕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
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
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
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
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
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
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
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
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
！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Ｃｏｓｅｔｔ〔５〕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
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
。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
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
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
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６〕，看到主人Ｖｒ
ｏｎｓｋｙ〔７〕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
及至后来读了Ｈａｒｄｙ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Ｔｅｓｓ〔８〕，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
魔了！不过以Ｈａｙｄｙ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Ｗｅｓｓｅｘ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
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
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
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径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