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
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６〕创
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
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
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７〕。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
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
·不·是·汉
·鸯·蝴·蝶
〔８〕
·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
线〔９〕，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
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
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１０〕。这实在是出
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有·些·作·者·不·写“·
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
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
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
“·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
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Ｑ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
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１１〕之流的什么“第三种
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１２〕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
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
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
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
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１
３〕，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
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
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１４〕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
·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
在·文·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
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
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
的一文〔１５〕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
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
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１６〕，
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
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１７〕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
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
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
·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
·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
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
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
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
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
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
，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
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
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
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
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１８〕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
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
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
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
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
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
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１９〕先生的“时期性”与“时
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
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
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
，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
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
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２０
〕，译过几章《死魂灵》〔２１〕，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２２〕，此外，也并未
到过咸肉庄〔２３〕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
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
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
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
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
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
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２４〕约我谈话了，到得
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２５〕一
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
转向以后的穆木天〔２６〕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
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
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２７〕发表了ＯDＶD笔录的我的主张以
后，《社会日报》就说ＯDＶD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２８〕向
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
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
他的办法〔２９〕。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
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
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
？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
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３０〕。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
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
，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
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
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
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
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
有“安那其主义者”〔３１〕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
联名的战斗的宣言〔３２〕。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
，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
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３３〕，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
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
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
”，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
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
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
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
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３４〕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
”，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
“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
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
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
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
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
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３５〕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
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
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
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３６〕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
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厍，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
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
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
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
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
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
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
。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
（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
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
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
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
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
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
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
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３７〕。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
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
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
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
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
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
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
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
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
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
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
。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
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
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
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２〕 徐懋庸 参看本卷第２９３页注〔１〕。
〔３〕 巴金 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
》、《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４〕 “文艺家协会” 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
。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５〕 “先安内而后攘外” 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
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
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
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６〕 《文学界》 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
。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
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７〕 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
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
段话。
〔８〕 鸳鸯蝴蝶 参看本卷第４１９页注〔９〕。
〔９〕 法国的人民阵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
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
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
外的例证。
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
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
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
比较落后的作家。”
〔１０〕 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
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１１〕 杜衡 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４〕。杨邨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９页注〔９〕；
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１２〕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
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
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
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
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
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
文艺。”
〔１３〕 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
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
，所拥护。
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
…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１４〕 “白衣秀士”王伦 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１５〕 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１６〕 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
》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１７〕 茅盾 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
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１８〕 聂绀弩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２〕。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
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
“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
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
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１９〕 辛人 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
《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
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
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
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
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
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２０〕 两本版画 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
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２１〕 《死魂灵》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
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２２〕 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
《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
〔２３〕 咸肉庄 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２４〕 指沈端先（夏衍）。
〔２５〕 田汉 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
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２６〕 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
脱离“左联”的报道。
〔２７〕 《现实文学》 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
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ＯDＶ（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够傻男拧泛汀堵巯衷谖颐堑奈难г硕范摹?
〔２８〕 周文（１９０７—１９５２） 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经人，作家，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
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
者的信表示抗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
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
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
〔２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
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
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３０〕 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
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
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３１〕 “安那其主义者” 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ｅ的音译。
〔３２〕 战斗的宣言 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３３〕 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 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
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
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一九三九
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
大的破坏作用。
〔３４〕 傅郑 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３４８页注〔４〕、第５２２页注〔
４〕。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３５〕 “二十一条” 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
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
〔３６〕 左联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
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一九三五年
底自行解散。
〔３７〕 《斯太林传》 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
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１〕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２〕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
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
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
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
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
木板的《訄书》〔３〕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
得很。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４〕和作
邹容〔５〕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６〕。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
办杂志《浙江潮》〔７〕，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
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
疰。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８〕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
门。
螭繇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９〕。我爱看这《
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１０〕，是
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１１〕斗争，和“××”的×××斗争〔１２〕，和“以《红
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１３〕，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
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
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１４〕民国元年革命后，先
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
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
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
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
热肠”（见《民报》第六本）〔１５〕，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１６〕又攘
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
，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１７〕，为巨大的记念而已，
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１８
〕，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
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
狱〔１９〕，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２
０〕，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２１〕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梵。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２２〕
，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
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
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
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２
３〕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
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
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
三事》一书。
〔２〕 太炎 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
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
氏丛书》（共三编）。
〔３〕 《訄书》 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１〕。
〔４〕 康有为 参看本卷第４３页注〔１１〕。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
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
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
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