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６〕，是指做“载飞载鸣”〔７〕的文
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
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
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８〕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
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
，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连称号或诨名起得不得法，也还是因为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
署名隼。
〔２〕 指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和施蛰存编选、周作人题签的《
晚明二十家小品》。
〔３〕 果戈理夸俄国人善给别人起名号 在《死魂灵》第五章末尾，作者有一段关于
诨名的议论：“俄罗斯国民的表现法，是有一种很强的力量的。对谁一想出一句这样的话，
就立刻一传十，十传百；他无论在办事，在退休，到彼得堡，到世界的尽头，总得背在身上
走。”
〔４〕 “关东觥觥郭子横” 《后汉书·郭宪传》载：“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今安
徽太和）人也……（王莽）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
乃征宪，拜博士。……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
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
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
觥觥，刚直的意思。
〔５〕 “五经纷纶井大春” 《后汉书·井丹传》载：“井丹字大春，扶风噤（今陕
西噤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
纷纶；浩傅的意思。
〔６〕 “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 这两句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
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
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
各地赞同他们的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７〕 “载飞载鸣” 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评论《社会通诠》译者严复的文
笔说：“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
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
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见《太炎文录·别录》卷二。按《社会通诠》，英国甄克思著。
〔８〕 洋场恶少 指施蛰存。参看《准风月谈·扑空》。“革命小贩”，指杨邨人。
参看《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题未定”草〔１〕
五
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
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
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
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
”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
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
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
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
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
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
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
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
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
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
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
。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
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
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
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
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
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
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
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
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
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
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
’，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
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
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
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
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
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
。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
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
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
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
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
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
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
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
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
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
。”（《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
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
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
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
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
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
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颇有点难。说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绽。还记得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抡
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的时候，曾经说，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从冷落堆
里提出作家来。这是好的，虽然勃兰兑斯曾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但我们似乎也难
以斥他为追随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这一张支票，到十多年后的现在还没有兑现。说得远
一些罢，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
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
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张露薇先生的期限还要少到约十分之九的样子。
然而讲已往的琐事也不易。张露薇先生说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的时候，“中国也有鲁
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
作品？”这质问是极不错的。我只得招供：读得很少，而且连高尔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
几本也不知道。不过高尔基的全集，却连他本国也还未出全，所以其实也无从计算。至于祝
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却并
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７〕。这也并非怕有“奴性”，只因没有人来邀，
自己也想不到，过去了。发不妨，不发也不要紧，我想，发，高尔基大约不至于说我是“日
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发，也未必说我是“张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但对于绥拉菲
摩维支〔８〕的祝贺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因为我校印过中译的《铁流》。这是在情理之
中的，但也较难于想到，还不如测定为对于高尔基发电的容易。当然，随便说说也不要紧，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
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于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
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
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
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
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
—的嘴脸的轮廓了。
八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
目下原有小注：“一至三载《文学》，四不发表。”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
就。
〔２〕 “生脑膜炎”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
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
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
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三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
〔３〕 《益世报》 天主教教会报纸，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一九
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
〔４〕 张露薇 原名贺志远，吉林人，曾主编北平《文学导报》，后成为汉奸。《略
论中国文坛》一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题目分别为《意识正确的文魔们的新梦》和
《茅盾先生的法宝》。
〔５〕 纪德（ＡD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 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ⅰ兜亓浮贰ⅰ短镌敖幌烨返取０投耍ǎ菵ｄｅ 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
）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幻灭》等九十多部。
〔６〕 成仿吾 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７〕 关于祝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一事，上海《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
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刊出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等人署名的《高尔基的四十年
创作生活——我们的祝贺》一文，并不是祝电。
〔８〕 绥拉菲摩维支（ＡDＣDＣｅｐａdMpGKMZ，１８６３—１９４９） 苏联作家?Ｋ某て∷怠短鳌酚刹芫富氤芍形模逞感戳恕侗嘈：蠹恰罚痪湃荒晔辉乱匀
惺槲菝宄霭妗?
论毛笔之类〔１〕
国货也提倡得长久了，虽然上海的国货公司并不发达，“国货城”〔２〕也早已关了城
门，接着就将城墙撤去，日报上却还常见关于国货的专刊。那上面，受劝和挨骂的主角，照
例也还是学生，儿童和妇女。
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
用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自然，倒并不说这一类人就是什么奸，但至
少，恰如摩登妇女的爱用外国脂粉和香水似的，应负“入超”的若干的责任。
这话也并不错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塾
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
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
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
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
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３〕。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
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
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青年里面，当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挂一枝万年笔〔４〕，做做装饰的人，但这究竟是少数
，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
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
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了“庙
头鼓”，谁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学科，古书的提倡，一面却又有教育家喟然兴叹，
说他们成绩坏，不看报纸，昧于世界的大势。
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却要推前清的官僚聪明，他们
在上海立过制造局，想造比笔墨更紧要的器械——虽然为了“积重难返”，终于也造不出什
么东西来。欧洲人也聪明，金鸡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为去偷种子，还死了几个人，但竟偷
到手，在自己这里种起来了，使我们现在如果发了疟疾，可以很便当的大吃金鸡那霜丸，而
且还有“糖衣”，连不爱服药的娇小姐们也吃得甜蜜蜜。制造墨水和钢笔的法子，弄弄到手
，是没有偷金鸡那子那么危险的。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
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要不然，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个白费。
但我相信，凡有毛笔拥护论者大约也不免以我的提议为空谈：因为这事情不容易。这也
是事实；所以典当业只好呈请禁止奇装异服，以免时价早晚不同，笔墨业也只好主张吮墨舐
毫，以免国粹渐就沦丧。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然而这办法却是没有好结果的，
不是无效，就是使一部份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黄
棘。
〔２〕 “国货城” 一九三五年上海一些厂商为扩大宣传提倡国货，特设立一个临时
性的国货展销场地，称为“国货城”，于六月五日（夏历端午节）开幕。据同年六月十三日
《申报·国货周刊》报道：
“本市国货城开幕以来，营业甚盛，每日到城购物及参观者，十分拥挤。”
〔３〕 “文房四宝” 即笔墨纸砚。此语在宋代即已通行；北宋苏易简著有《文房四
谱》一书，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
〔４〕 万年笔 日语：自来水笔。
逃 名〔１〕
就在这几天的上海报纸上，有一条广告，题目是四个一
寸见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只看题目，恐怕会猜想到这是展览着外科医生对重病人施行大手术，或对淹死的人
用人工呼吸，救助触礁船上的人员，挖掘崩坏的矿穴里面的工人的。但其实并不是。还是照
例的“筹赈水灾游艺大会”，看陈皮梅沈一呆〔２〕的独脚戏，月光歌舞团的歌舞之类。诚
如广告所说，“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举两得，何乐不为”，钱是要拿去救命的，不
过所“看”的却其实还是游艺，并不是“救命”。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
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弄到暂时非把“解
放”解作“孥戮”〔３〕，“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
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
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
面。
天津《大公报》〔４〕的副刊《小公园》，近来是标榜了重文不重名的。这见识很确当
。不过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为了作品好，不是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张
上，却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许多前辈作家附在来稿后面的叮嘱”：
“把我这文章放在平日，我愿意那样，我骄傲那样。
我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了，我愿着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东
西来得还更新鲜。”
这些“前辈作家”们好像都撒了一点谎。“熟”，是不至于招致“厌倦”的。我们一离
乳就吃饭或面，直到现在，可谓熟极了，却还没有厌倦。这一点叮嘱，如果不是编辑先生玩
的双簧的花样，也不是前辈作家玩的借此“返老还童”的花样，那么，这所证明的是：所谓
“前辈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盗名的，因此使别一批羞与为伍，觉得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
厌倦”，决计逃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就舒舒服服，还是作品也就“来得还更
新鲜”了呢，现在很难测定。
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小公
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５〕，造消息，
或自称“言行一致”〔６〕，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
，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７〕，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
曰“现代杰作”〔８〕——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
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将来使人笑，使人怕，还是使人“厌倦”呢？——现在也很难测
定。但若据“前车之鉴”，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大约也还不免于“悲夫”〔９
〕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C C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杜
德机。
〔２〕 陈皮梅，沈一呆 都是当时在上海游艺场演唱滑稽戏的演员。
〔３〕 “孥戮” 语出《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
戮汝。”意思是“不但你自身，连你的儿子也都杀死”。
〔４〕 《大公报》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
英敛之。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后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曾
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版等。
〔５〕 “掏腰包” 指杨邨人、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的自我表白。该刊创刊号
（一九三五年五月）刊出的《〈星火〉前致词》中说，他们这刊物是“由几十个同人从最迫
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创办的。参看本书《四论“文人相轻”》及其注〔８
〕。
〔６〕 “言行一致” 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
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
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７〕 顾凤城在他所编的《中外文学家辞典》（一九三二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中，
除外国文学家外，收中国文学家二七○人，其中也列入了他自己的名字。
〔８〕 刘海粟编《世界名画》（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都是近代外国著名画家的作品
，每人一集。其中的第二集是他自己的作品，由傅雷编辑。
〔９〕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
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１〕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
社式〔２〕，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３〕。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
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
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
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
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４〕。有的
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
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
〔５〕。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６〕，那可更了
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７〕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
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
俏”罢。
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
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８〕，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
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
：“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９〕；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
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１０〕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
，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
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
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
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
“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
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
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
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
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
’的情趣”〔１１〕，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
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C C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
署名隼。
〔２〕 太阳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
邨、孟超等，提倡革命文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该社和创造社都曾奚落过鲁迅年老
。
〔３〕 “倚老卖老” 《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
刊有署名巴山（杨邨人）的《文坛三家》一文，就《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
“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
〔４〕 指邵洵美。他在自办的《十日谈》旬刊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
文章，攻击有些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作文卖稿的。他自己却
靠岳家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钱开书店，办刊物。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讽刺他“有富岳
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不久，《中央日报》上就刊出署名“圣闲”的《
“女婿”的蔓延》一文，攻击鲁迅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
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５〕 指杨邨人、杜衡等办的《星火》月刊。该刊创刊号所载《〈星火〉前致词》中
说，当时“文坛已经被垄断”，“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
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因此他
们要办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个同人从最迫
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
们的预算，于是才大胆的把创刊号付印了。”
〔６〕 这里是指杨邨人。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的
《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
，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
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