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０〕说，很给了大众不少
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
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Ｆａｂ
ｒｅ）〔１１〕，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
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
；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
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
，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
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
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
，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
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
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
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
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
讲国学〔１２〕，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
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
而不刊”〔１３〕之论也。
七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越
丁。
〔２〕 《太白》 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６〕。
〔３〕 南山 即陈望道（１８９０—１９７７），浙江义乌人，学者。曾任《新青年
》杂志编辑、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等。《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
十日《太白》第二卷第七期。它开头说：
“保守文言过去有过两道策。……直到最近，才由章太炎提出白话比文言还要难做的话
头来，勉强算是缴了第三道。”其后引证了章太炎自己的话：“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
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
学，如何可写白话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
，‘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
是唉’，‘唉’即‘也’字。‘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即白话之‘罢’字……‘矣’转
而为‘哩’，……‘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
’，不应用‘呀，唉，罢，哩’也。”（按章太炎的话见于他的讲演稿《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
〔４〕 太炎 即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０〕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
太炎先生二三事》。
〔５〕 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 江西弋阳人。辛亥革命时曾组织“中国社会
党”进行投机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汉奸，任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
在上海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这里说他“谈到小学”的一些话，是
同年三月在上海“讲学”时说的。
〔６〕 《说文解字》卷十下：“，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从心。多则切。”又
卷十二下：“，正见也，从从十从目。徐锴曰：，隐也，今十目所见，是也。除力切。
”
〔７〕 岐黄 指古代名医。黄即黄帝，名轩辕，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岐即岐伯，传说
中的上古名医。今所传著名医学古籍《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时医家托名黄帝和岐伯所作
。其中《素问》部分，用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讨论病理，故后来常称医术高明者为“术精
岐黄”。
〔８〕 六法 中国画过去有“六法”之说。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名录》中说：“画有
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
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９〕 维尔晓（１８２１—１９０２） 通译微耳和。德国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细
胞病理学的奠基人。早年曾拥护达尔文主义，后来却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著有《细胞病理
学》等。
〔１０〕 赫克尔（１８３４—１９１９） 通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
论的捍卫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等。
〔１１〕 法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 法国昆虫学家。他著的《昆虫记》出版于
一九一○年，是一部以生动活泼的文笔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当时我国有好几个节译本，
如《法布尔科学故事》、《昆虫故事》、《昆虫记》等。
〔１２〕 一九三三年前后，章太炎曾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国学。他在《
制言》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讲学吴中三
年矣。”
〔１３〕 “悬诸日月而不刊” 语出汉代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在这封信里，引用
张伯松赞美他的《方言》稿本的话：“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刊，这里是掉下的意思。
“靠天吃饭”〔１〕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２〕，民国初
年，状元陆润庠〔３〕先生也画过一张：
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
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
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４〕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
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５〕，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
，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６〕聪明，曰：“轻
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
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
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
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７〕，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
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８
〕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
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
不大值得的。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七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
珂。
〔２〕 《靠天吃饭图》的碑 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
（１８１３）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
…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３〕 陆润庠（１８４１—１９１５） 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
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４〕 植树节 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
为植树节。
〔５〕 “五日一风，十日一雨” 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
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
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６〕 《幼学琼林》 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７〕。该书的首二句为：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７〕 “天何言哉” 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８〕 斯坦因（ＭDＡD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 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
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
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几乎无事的悲剧〔１〕
果戈理（ＮｉｋｏｌａｉＧｏｇｏｌ）的名字，渐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了，他的名著《死
魂灵》的译本，也已经发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至于
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
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当时的绅士们很不满意，一定的照例的反击，是说书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
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罗斯地主的情形。这是说得通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而看他的家信，
有时也简直和书中的地主的意见相类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罗斯的地主的情形罢，那
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
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
，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罗士特来夫，是地方恶少式的
地主，赶热闹，爱赌博，撒大谎，要恭维，——但挨打也不要紧。他在酒店里遇到乞乞科夫
，夸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过狗耳朵之后，还要摸鼻子——那狗的耳朵。‘是的
，会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
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种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圆滑的应酬，是我们现在还随时可以
遇见的，有些人简直以此为一世的交际术。“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样的鼻子呢？说不明
的，但听者只要这样也就足够了。后来又同到罗士特来夫的庄园去，历览他所有的田产和东
西——
“还去看克理米亚的母狗，已经瞎了眼，据罗士特
来夫说，是就要倒毙的。两年以前，却还是一条很好的母狗。大家也来察看这母狗，看
起来，它也确乎瞎了眼。”
这时罗士特来夫并没有说谎，他表扬着瞎了眼的母狗，看起来，也确是瞎了眼的母狗。
这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却确是嚷闹，表扬，夸示着这一类事，又竭
力证实着这一类事，算是忙人和诚实人，在过了他的整一世。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
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２〕，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
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
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
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七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
署名旁。
〔２〕 “含泪的微笑” 这是普希金评论果戈理小说的话，见于他在一八三六年写的
《评〈狄康卡近乡夜话〉》。
三论“文人相轻”〔１〕
《芒种》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是为以前的《文
学论坛》上的《再论“文人相轻”》而发的。他先给了原则上的几乎全体的赞成，说，“人
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
这也是不错的。”中间虽说“凡人在落难时节……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
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
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
割，较为心愿。”看起来好像有些微辞，但其实说的是他的憎恶骗子屠夫，远在猿鹤以至麻
疯病菌之上，和《论坛》上所说的“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
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话，也并不两样。至于说：“平心而论，彼一是非，
此一是非，原非确论。”则在近来的庄子道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似的卓见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论的主旨，并不专在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难定，于是爱憎就为
难。因为“譬如有一种人，……
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
”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
”的。
到这地步，我们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泪了。“似是之非”其实就是“非”，
倘使已经看穿，不是只要给以热烈的憎恶就成了吗？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又不得不爱护“非中之是”，何况还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细的
方法，于是就不适用了。天下何尝有黑暗，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
总有Ｘ分之一的光的吗？看起书来，据理就该看见Ｘ分之一的字的，——我们不能论明暗。
这并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却正走到“无是非”的结论的。他终于说：“总之，文人相
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
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人无全德，道无大成，刚说过“非中之是”，胜过“似
是之非”，怎么立刻又变成“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铁，就是文
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击，怎么同时又说是“手无寸铁”了呢？这可见要抬举“
非中之是”，却又不肯明说，事实上是怎样的难，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举了许多对手的“
排挤”，“大言”，“卖友”的恶谥，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无阻，却还是觉得“手无寸铁”
，归根结蒂，掉进“无是非”说的深坑里，和自己以为“原非确论”的“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说成了“朋友”——这里不说“门阀”——了。
况且，“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结论而言，
就先没有动笔的必要。不过要说结果，这无须动笔的动笔，却还是有战斗的功效的，中国的
有些文人一向谦虚，所以有时简直会自己先躺在地上，说道，“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
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论战中的了，却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
”旗来，推得干干净净，连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论“文人相轻”竟会到这地步，这真是
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备考B
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魏金枝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
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
恶，便有些为难了。
譬如有一种人，他们借着一个好看的幌子，做其为所欲为的勾当，不论是非，无分好恶
，一概置之在所排挤之列，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但他
还要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这是我们在谈话是非之
前，所应最先将它分辩明白的。次则以趣观之，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对于腰骨硬朗
的，他会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对于下一点的，也会装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给你当头一
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时是非，便会煞时分手，各归其主，因之好恶不同，也是常事。在此
时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
凡人在落难时节，没有朋友，没有六亲，更无是非天道可言，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
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
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
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所以，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
任其咎。但近来那般似是的人，还在那里大登告白，说是“少卿教匈奴为兵”，那个意思，
更为凶恶，为他营业，卖他朋友，甚而至于陷井下石，望人万劫不复，那层似是的甜衣，不
是糖拌砒霜，是什么呢？
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
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种》第八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
署名隼。
四论“文人相轻”〔１〕
前一回没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里，还有一点很有意
思的文章。他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重甲而轻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张文
人应该对谁都打拱作揖，连称久仰久仰的，只因为乙君原是大可钦敬的作者。所以甲乙两位
，“此时此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甲说你的甲话，乙呢，就觉得“非中之是，…
…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把“门阀”留给甲君，自去
另找讲交道的“朋友”，即使没有，竟“与麻疯病菌为伍，……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
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了。
这拥护“文人相轻”的情境，是悲壮的，但也正证明了现在一般之所谓“文人相轻”，
至少，是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朋友乃五
常〔２〕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
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
“必也正名乎”〔３〕，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
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４〕这是李太白
先生罢，就早已“感慨系之矣”，更何况现在这洋场——古名“彝场”——的上海。最近的
《大晚报》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５〕在通知我们要在上海交朋友，说话先须漂亮，这才
不至于吃亏，见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个’）朋友贵姓？”此时此际，这“朋友”两
字中还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说下去，就要一步紧一步的显出爱憎和取舍，即决定共同玩花样
，还是用作“阿木林”〔６〕之分来了。“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
有古人说：“义，利也。”〔７〕呜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
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
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来，他们又觉得你并非蠢才，
只因为好奇，未必来上当，就会说：“朋友，管自己走，没有什么好看。”这是一种朋友，
不妨害骗局的朋友。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块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大抵不很高强，
明眼人本极容易看破，于是他们就时时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这并非
在要求撒钱，是请托你不要说破。这又是一种朋友，是不戳穿戏法的朋友。把这些识时务的
朋友稳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执花枪，来赶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窥探底细的
傻子，恶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还要危险。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的叫着“小朋友，小朋
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买儿
童画报，杂志，文库之类，据说否则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
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８〕，才有发表
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
八月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
署名隼。
〔２〕 五常 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
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旧时以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变易的常道，所以称为
五常。
〔３〕 “必也正名乎” 孔丘的话，见《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
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４〕 “翻手为云覆手雨”等句，见杜甫《贫交行》一诗。管鲍，即管仲和鲍叔牙，
春秋时齐国人，二人少年时友善，后齐桓公命叔牙为相，叔牙推荐管仲自代。
〔５〕 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上载有罗侯的《上海话那能
讲头》一文，其中说：“在上海，……要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
，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谈话，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须了解的是，所谓‘朋
友轧得要好，讲个闲话要漂亮’……譬如你们初见面，道名问姓起来，上海的上等朋友就爱
半说话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这位’的意思”。
〔６〕 “阿木林” 上海话，即傻瓜。
〔７〕 “朋友，以义合者也” 语出《论语·乡党》朱熹注：“朋友以义合”。“义
，利也”，语见《墨子·经上》。
〔８〕 “自己的园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杨邨人、杜衡等组织“星火”文艺社，出
版《星火》月刊。他们标榜该刊是“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和“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当
时《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论坛”栏发表署名“扬”的《文艺
自由的代价》一文，批评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学青年“投资五元”，以取得在
“自己的园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杨邨人、杜衡等即以“本社同人”名义在《星
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否认
该刊要作者“投资五元”，说只是“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
。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１〕“文人相轻”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话。如果自己
是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轻则是轻人，他决不用这对等的“相”字。但到无可奈何的
时候，却也可以拿这四个字来遮掩一下。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战术，所以这口诀还
被有一些人所宝爱。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在先，当然是“轻”。
“轻”之术很不少。粗糙的说：大略有三种。一种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
拖敌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的法
子。这形容自然未免过火一点，然而较文雅的现象，文坛上却并不怎么少见的。埋伏之法，
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
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
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此外，已经把别人评得一钱不值了，
临末却又很谦虚的声明自己并非批评家，凡有所说，也许全等于放屁之类，也属于这一派。
一种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漫骂”，一面又竭
力宣扬自己的好处，准备跨过别人。但这方法比较的麻烦，因为除“辟谣”之外，自吹自擂
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另用一个笔名，或者邀一些“讲交道”的“
朋友”来互助。不过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会变成保驾的打手或抬驾的轿夫，而使那“
朋友”会变成这一类人物的，则这御驾一定不过是有些手势的花花公子，抬来抬去，终于脱
不了原形，一年半载之后，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么花头去，而且打手轿夫，要而言之，也
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饱满，是没法维持的。如果能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
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名人喝道〔２〕，自然较为轻而易举，但看过去的成绩和效验，可也
并不见佳。
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抛头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
要时髦些，就可以说是“批判”。尤其要紧的是给与一个名称，像一般的“诨名”一样。
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
，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
易忘记了。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这法术，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却很小。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
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３〕。这
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
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
。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
“关东觥觥郭子横”〔４〕，“五经纷纶井大春”〔５〕，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
。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
”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
人的全般。直到后来的讼师，写状之际，还常常给被告加上一个诨名，以见他原是流氓地痞
一类，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镜，即使毫无才能的师爷，也知道这是不足注意的了。现在的
所谓文人，除了改用几个新名词之外，也并无进步，所以那些“批判”，结果还大抵是徒劳
。
这失败之处，是在不切帖。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
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
到天涯海角。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余孽”，或
“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
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
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
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
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汽车夫发怒，便骂
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虽然也
许博得市侩们的一笑，但他们是决不因此就得“猪猡阿四”或“乌龟阿五”的诨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