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
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
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 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
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２〕 《支那人气质》 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ＡDＨDＳｍｉｔｈ，１
８４５—１９３２）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
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３〕 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
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
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
记（七月二日、四日）》。
〔４〕 “亲善”、“提携”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
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
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
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
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寻开心”〔１〕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
。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
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
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
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
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
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
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
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２〕。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
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
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３〕，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
”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
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
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
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
，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
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４〕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
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
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
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
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
〔５〕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
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
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
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
“……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
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
《芒种》本）〔６〕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这“玩玩
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
机。
〔２〕 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
发表的《语录体举例》中说：“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
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录：一
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中举了三本书，第一本即为《野叟曝言》，说它“增加我对儒道
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不久悍膂（聂绀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
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谈野叟曝言》一文中，列举该书的“最方巾气”、“不
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五点，以为“《野叟曝言》
处处和林语堂先生底主张相反，为甚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
渠所著的长篇小说。
〔３〕 讲“潇洒” 林语堂在《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的《
说潇洒》一文中说：“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
”
〔４〕 广东军阀陈济棠于一九三三年间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燕塘军事政治学校首
先实行；后来又成立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读本。小学的《经训读本》共二册，广东
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供五、六年级之用。这里所引的《读
本》中的课文，“身体发肤”等句，见《孝经·开宗明义章》；“天之所生”等句，见《礼
记·祭义》。
〔５〕 《一十宣言》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发表的“中
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
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李季谷（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即李宗武，浙江绍兴人。
〔６〕 这是林语堂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话，见《芒种》半月刊创刊
号所载曹聚仁的《我和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按这篇讲稿曾发表于《论语》半月刊
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无这里所引的话。《芒种》，刊载杂文、
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同年十月终刊。
非有复译不可〔１〕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２〕；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
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
处女。〔３〕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
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
看地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
”，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
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
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
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
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
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
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
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
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
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
，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
，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
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
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
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
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
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
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
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
，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
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
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
栏，署名庚。
〔２〕 “翻译年” 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
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
“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
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３〕 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
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
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 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
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５〕 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
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
。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论 讽 刺〔１〕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
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
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
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
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
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
“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
，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
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
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
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
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
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
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
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
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
“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
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
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
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
，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
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
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
署名敖。
〔２〕 《外套》 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３〕 《鼻子》 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
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４〕 勒浪 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从“别字”说开去〔１〕
自从议论写别字〔２〕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３〕，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
，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
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
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４〕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
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
，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
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还未
必是“曲”说；至于“大可不必”之评，那是极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
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像是一个了。
我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提倡过写别字，假如我在做国文教员，学生写了错字，我是要给他
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刘教授，却和保护别字微有不同
。（一）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
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
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况且（二）现在的学校，
科目繁多，和先前专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纵使文字不及从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
的不写错字的书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质的名目吗？
自然，如果精通科学，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这不能含含胡胡，责之一般的学生，
假使他要学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导淮就尽够了，写“昌明”为“倡明
”，误“留学”为“流学”，堤防决不会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说，别国的学生对于本国的文
字，决不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那自然可以归罪于中国学生的偏偏不肯学，但也可以归咎于
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
改白话以至提倡手头字，其实也不过一点樟脑针，不能起死回生的，但这就又受着缠不
清的障害，至今没有完。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
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
，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
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为别字辩护，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
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这确是轰毁旧营垒
的利器。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辩文的白不白——但“寻开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
为这会引到今文《尚书》〔５〕，骨甲文字〔６〕去，麻烦得很。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
至于这改革的损益，自然又作别论。
陈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这决战之后，重整阵容的最稳的方法，他已经不
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他只问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错。他引了
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来做自己的代
表〔７〕——
“……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
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爸父之蛊’。纵使不能，岂可
在古人写的别字以外再加许多别字呢？古人写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以
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
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种大障碍吗？……”
这头几句，恕我老实的说罢，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
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８〕骨
甲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
能“爸父之蛊”〔９〕。所以陈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张是已经错定了的，就一任他错下去
，但是错不得添，以免将来破坏文字的统一。是非不谈，专论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
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
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
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
，更不会孳乳而成“字”，〔１０〕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
”〔１１〕。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
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
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
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
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
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难了，何先生也承认。不过现状却也维持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
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
《字学举隅》〔１２〕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讫今，什么都
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
。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
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维持现状说听去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史实在不
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仅在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C C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
名旅隼。
〔２〕 议论写别字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半农在《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阅卷杂
诗（六首）》，对当年北京大学招考时学生在国文试卷中所写的别字大加嘲弄。鲁迅在同年
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以后（下）》（后收入《准风月谈》），对刘
的这种态度进行了批评；接着曹聚仁就“别字”问题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报·自
由谈》发表了《谈“别字”》和《再张目一下——续谈别字》两篇文章。
〔３〕 提倡手头字 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杂志社曾发起推行手头
字运动，主张将手头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发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个字。据他们发表的《
推行手头字缘起》说，手头字是“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的字。
〔４〕 陈友琴 安徽南陵人。当时是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教员。他的《活字与死字》发
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报·自由谈》。
〔５〕 今文《尚书》 《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尚书》系汉初伏胜所传，欧阳氏及大小夏侯氏所习，以汉代当
时通行的隶书抄写；古文《尚书》传为汉代孔安国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
书写（后来流传的古文《尚书》，相传为东晋梅赜伪造）。据《汉书·艺文志》称：“刘向
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
〔６〕 骨甲文字 即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在龟甲和兽骨上所刻记载占卜
情况的文字，一八九九年始于河南安阳（殷代故都）发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
〔７〕 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说：“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
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
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最后又说：“我觉得我们的同行何
仲英先生（按陈、何当时都是教员）的话，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国文字学大纲》，一九
二二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 《说文》 《说文解字》的略称。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
音、义的著作。金文，又称“钟鼎文”，是殷、周到汉代青铜器上铸刻的记事文字。
〔９〕 “爸父之蛊” 语见《周易·蛊》初六：“爸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
时魏国王弼注：“爸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
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爸蛊”。
〔１０〕 关于“文”和“字”的这一解释，原出《说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
〔１１〕 关于篆、隶、“真书”（楷书），参看本卷第１０５页注〔１６〕。
〔１２〕 《字学举隅》 清代龙启瑞编，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书，分“辨似、
正灼、摘误”三类。此书刻本的字体，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写而成，故称“翰苑分书”。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１〕爱伦堡（Ｉｌｉａ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２〕论法国
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
书房里工作着，实验Ｘ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
沉没在大洋里面。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
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３〕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
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
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
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４〕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
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５〕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
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
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
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
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
我们的学者〔６〕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
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
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
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７〕自杀，姚锦屏化男〔８〕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
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
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
，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９〕，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
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
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
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
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
于满洲帝国〔１０〕，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
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