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
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
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
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
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
》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
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
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
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
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
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
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
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
，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
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
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
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
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
，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
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
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
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
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
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
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
，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
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
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
”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
，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
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
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
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
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
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
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
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
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
。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
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
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
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
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
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
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
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
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
》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
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
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
理（ＮD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D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DＡ?睿洌颍澹澹觯芙榱送ぐǎ艱ｖａｎ 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DＥｈｒ?澹睿猓酰颍纾┑摹堆檀泛屠蛄心颍ǎ翫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
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
，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
，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
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
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
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
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
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２〕 未名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
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
《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３〕 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
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４〕 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 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
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５〕 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
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６〕 高长虹 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
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
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
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
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
一理论吗？”
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７〕 未名社被封 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
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
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８〕 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９〕 《外套》 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
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
〔１０〕 伊孛生（ＨD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摇！恫继亍肥撬鞯氖纾缰腥瞬继仄笸加酶鋈说牧α抗亩嗣瞧鹄捶炊允浪拙上啊
Ｋ煲蝗盒磐缴仙饺パ罢依硐氲木辰纾谕局校嗣遣豢暗巧街啵运睦硐氩嘶
骋桑谑前阉鞯梗詈笏谘┍老律ド?
〔１１〕 陀思妥也夫斯基（EDＭDFGHIGJKHLMM，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俄国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１２〕 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
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
〔１３〕 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
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
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
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
〔１４〕 《未名新集》 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
》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忆刘半农君〔１〕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
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
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
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珲
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
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
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
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
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
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
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
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
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
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
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
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
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
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
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
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
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
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
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
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
”〔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
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
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
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
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
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
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
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２〕 半农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
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
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
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３〕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
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
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 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
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
、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５〕 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
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
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６〕 答王敬轩的双珲信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
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
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
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 “她”字和“牠”字的创造 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
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
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
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８〕 《何典》 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
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
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９〕 “驷不及舌” 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
能追之。”
〔１０〕 《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
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
”。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
）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１１〕 禁称“蜜斯” 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
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
女士等。
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１２〕 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
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答曹聚仁先生信〔１〕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
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
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
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
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
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
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
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
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
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
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
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
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
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
。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
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
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
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
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
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
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
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
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
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
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
，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
。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八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
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
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六月十八
、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
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
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
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
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
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
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
（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
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
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
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鲁迅这一篇虽分五点作答，
但并不针对曹聚仁来信所提的问题。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另一信中曾针对这五
个问题作了答复（见《鲁迅书信集》）。
〔２〕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浦江人，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和《
涛声》周刊主编。
〔３〕 罗马字拼音 泛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拼音。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
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个文字改革方
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部分会员及刘复等人制定，赵元任是主要制作人。这种方
案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繁细的拼调规则，比较难学。一九三一年，吴玉章等又拟定了“
拉丁化新文字”，它不标声调，比较简单；一九三三年起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推广
。
〔４〕 赵元任 江苏武进人，语言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
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著有《现代英语之研究》、《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等。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１〕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
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
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
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
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
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
，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
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
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
：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
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
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
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
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
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