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最后他说：“要艺术大众化，只有一条路，就是新形式
的探求……只有在新形式的探求的努力之中，才可以谈有条件地采用旧形式。”
〔３〕 《艺术底内容和形式》 日本藏原惟人所作的论文。译文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
十四日至五月十日《动向》上连载。
〔４〕 《姊妹花》 郑正秋根据他自己所作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故事
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上海上映。
〔５〕 宋的院画 指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宫廷画家的作品。它们在形式上都以工整
、细致为主要特点。
〔６〕 米点山水 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画。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
、米友仁（１０７４—１１５３），润州（今江苏镇江）人。他们的画不取工细，自创一种
皴法，以笔尖横点而成，被称为米点山水。
〔７〕 猛克 魏猛克，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８〕 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 名寅，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
人，明代文学家、画家，擅长山水、仕女画。
连环图画琐谈〔１〕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
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
”。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
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
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
〔２〕，《二十四孝图》〔３〕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
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
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
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
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
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
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
，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
，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
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４〕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
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
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五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燕客。
〔２〕 《圣谕像解》 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曾颁布“
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
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
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
晓。”
〔３〕 《二十四孝图》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所传孝子二十四人的故事，编为《二十
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
〔４〕 艾思奇（１９１０—１９６６） 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四
年五月六日《动向》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中说：“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
，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不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
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
，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儒 术〔１〕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
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
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
，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
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
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
，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
，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
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
’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
，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
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
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
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
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
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
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元
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
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
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
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
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
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
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
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
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
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
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
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
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
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
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
：《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
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
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
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
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
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
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
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２〕 元遗山（１１９０—１２５７） 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
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
。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
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
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
言。”著有《遗山集》。
〔３〕 崔立（？—１２３４） 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
元年（１２３２）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
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
〔４〕 王若虚（１１７４—１２４３） 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
。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５〕 刘祁（１２０３—１２５０） 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
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
十二卷。
〔６〕 凌廷堪（约１７５５—１８０９） 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
《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
〔７〕 张德辉（１１９５—１２７４） 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
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８〕 余阙（１３０３—１３５８） 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
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
集。
〔９〕 颜之推（５３１—约５９０后） 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
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１０〕 卢文鞍（１７１７—１７９６） 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
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
文集》等。
《看图识字》〔１〕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
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
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
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
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
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
，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
”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
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
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
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
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
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
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
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
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
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
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
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
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
，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
，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
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
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
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
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
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
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拿来主义〔１〕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
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
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
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
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
，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
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
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
？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
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
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
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
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
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
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
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
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
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
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
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
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
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
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
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
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
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
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２〕 “发扬国光”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
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
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３〕 “象征主义”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
“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
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
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
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４〕 尼采（ＦD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德国哲学家，唯意?韭酆汀俺恕闭苎У墓拇嫡摺Ｕ饫锼瞿岵傻幕埃谒摹对妓固乩缡撬怠ば蜓浴
贰?
〔５〕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
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隔 膜〔１〕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２〕里的有几
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撤回文证来〔３〕。待到孟森的《心
史丛刊》〔４〕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
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５〕，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
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６〕，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
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７〕，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
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
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
别的——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
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
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
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
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
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
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
。再问：
‘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
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
及之。”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
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
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
，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
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
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
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８〕，
也仍然活不出。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
，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
非因为是“炎黄之胄”〔９〕，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
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
这就是“思不出其位”〔１０〕。譬如说：
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
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
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
，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
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
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
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１１〕，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
”。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１２〕就因为还不
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１３〕。
六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第一期，署名杜德
机。
〔２〕 “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该社以诗文鼓
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社员发生分化，一九二三年无形解体。由南社社员辑印的清代文字
狱中被害者的遗集，如吴炎的《吴赤溟集》，戴名世的《戴褐夫集》和《孑遗录》，吕留良
的《吕晚村手写家训》等，后来大都收入邓实、黄节主编的《国粹丛书》。
〔３〕 清末有些留日学生从日本的图书馆中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
印出后输入国内，以鼓吹反清革命。
〔４〕 孟森（１８６８—１９３７） 字莼荪，号心史，江苏武进人，历史学家。曾
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心史丛刊》，共三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
七年，内容都是有关考证的札记文字；其中关于清代文字狱的记载，有朱光旦案、科场案三
（河南、山东、山西闱）附记之“查嗣庭典试江西命题有意讽刺”案、《字贯》案、《闲闲
录》案。他在论述王锡侯因著《字贯》被杀一案时说：“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
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
。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于字
书而置《康熙字典》为一家言，与诸家均在平阝少马之列，此王之所以罹辟也。”
〔５〕 指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事。故宫博物院是管理清朝故宫及其所属各处的建筑
物和古物、图书的机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
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
〔６〕 《清代文字狱档》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其中资料都
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实录三种清代文书辑录。第一辑出
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冯起炎一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