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 怪（二）〔１〕
白 道
尤墨君〔２〕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
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
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
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
眼”在这里——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
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
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
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
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
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
？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
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
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
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
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
“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
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
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 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
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
一文。
迎神和咬人〔１〕
越 侨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
〔２〕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３〕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
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
作法〔４〕，长官禁屠〔５〕，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
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
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
掉了。〔６〕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７〕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
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
·怨·恨·而·至·于·咬，·则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
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
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８〕。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
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
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 记：
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
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
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
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
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３〕 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 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
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
。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
《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
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４〕 天师作法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所谓“慈善家”及僧
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
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
〔５〕 长官禁屠 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如一九三四年七月
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６〕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
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
岸，咬断喉管。”又同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
，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时，徐必向
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７〕 《精忠说岳全传》 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
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
〔８〕 “天讨” 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
看书琐记（三）〔１〕
焉 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
。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
，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
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
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
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
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
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
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
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
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
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
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
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
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
与创作家》。
〔２〕 “文坛的悲观”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
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
的黑暗时代”。
〔３〕 “文人相轻” 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大雪纷飞”〔１〕
张 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
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２〕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
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
回李焰生〔３〕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
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
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
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
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
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
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
》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
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
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
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
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
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
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
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
案担任辩护。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
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
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
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
读书人。
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
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
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
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３〕 李焰生 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
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由大众
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
四年七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
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
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
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汉字和拉丁化〔１〕
仲 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
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
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
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
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
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
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
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
，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
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
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
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
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
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
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
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
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
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
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
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
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
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
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
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
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
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
，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拿出货色来看！” 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
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
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
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 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 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
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
篇文章。
〔４〕 胡绳 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
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
。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
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５〕 《海上花列传》 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
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
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
〔６〕 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
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
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
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
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莎士比亚”〔１〕
苗 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２〕，一提便完；梁启超〔３〕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
有人注意；田汉〔４〕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
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５〕，连拜服约
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６〕。
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
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
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
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
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
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
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
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７〕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
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
〔８〕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
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
？”
（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
——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狭斯丕尔” 即莎士比亚。严复《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词人狭斯
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
〔３〕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饮冰室文集》。他在《小说零简·新罗马传奇·楔子》中说
：“因此老夫想著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
同去瞧听一回。”
〔４〕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 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翼戏剧家联
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待》，《柔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分别于一九
二二年、一九二四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５〕 见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表的《莎剧凯撒传中所表
现的群众》。参看本书《又是“莎士比亚”》。
〔６〕 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 指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他曾在北京《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发表译文《莎士比亚论金钱
》，是根据英国《Ａｄｅｌｐｈｉ》杂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号登载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段翻译的。约翰生（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
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梁实秋曾著《约翰生》一书（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并多次推崇约翰生，如在《文艺
批评论》一书中说他是“有眼光的哲学家”、“伟大的批评家”。马克斯“牛克斯”，是国
民党政客吴稚晖谩骂马克思主义的话。
〔７〕 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说：“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
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
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
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
〔８〕 “《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 参看本卷第４５０页注〔６〕。
商贾的批评〔１〕
及 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
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
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
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
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
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
（《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
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
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
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
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
，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
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
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
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
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
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
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
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
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
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林希隽 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
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３〕 希隽 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
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