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
记之类》。
〔３〕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
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
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
以的。”
〔４〕 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
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 西万提司（Ｍ．ｄｅ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 通译塞
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６〕 诺威 挪威。
〔７〕 改造社 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
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再论重译〔１〕
史 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
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
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
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
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
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
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
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
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
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
。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
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
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
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
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３〕，鲁迅译的《毁灭》〔
４〕，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
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
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５〕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
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６〕。所以我们所有
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
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
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
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
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
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３〕 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
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 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５〕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
）》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
，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
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６〕 绥拉菲摩维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 苏联作家。《铁?鳌肥撬某て∷怠?
“彻底”的底子〔１〕
公 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
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
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
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
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
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
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
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
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
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
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
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
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
七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知了世界〔１〕
邓当世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
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
〕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
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
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
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
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
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
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
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
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
听的。
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
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
；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
，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
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
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燧人氏，神农氏 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
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３〕 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
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４〕 “与民同乐” 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 拉芳丁（Ｌａ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 通译拉·封丹，
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６〕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算 账〔１〕
莫 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２〕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
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３〕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
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４〕，其实，并不是的。
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５〕这些
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
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
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
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
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６〕。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
，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７〕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
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
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几位学者 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
ｃｅ）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３〕 小学 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
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４〕 犹太人 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
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５〕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前者指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
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
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
况。
〔６〕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
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
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 重修 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
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
”。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
年七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
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
２６７页注〔２〕。
水 性〔１〕
公 汗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
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
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２〕，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
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
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
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
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
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
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
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
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
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
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
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买办”的白话文 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一文中，曾说鲁迅写的《倒提
》是“买办”手笔，参看本书《倒提》附录。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１〕
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
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
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
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
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
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
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
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
“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
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
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
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
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
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
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
》上的《易卜生主义》〔６〕，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
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
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
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
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
”。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
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
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
：“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
“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
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
”，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
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
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
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
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
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
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
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
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
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
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
，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
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
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
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
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
，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
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
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
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
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 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
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
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
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３〕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语见《论语·学而》。
〔４〕 《中国文法通论》 刘半农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
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５〕 “霞飞路” 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
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
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
〔６〕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
六号。
〔７〕 康伯度 即“买办”，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４〕。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
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１〕
康伯度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２〕，
是白话的“鲁里鲁苏”〔３〕，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
，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
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
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
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４〕
的，桐城派〔５〕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