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
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
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
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
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
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此于鲁迅之直译外国文学，及其文
坛之影响，而加以訾支者也。
平心论之，鲁迅之译品，诚有难读之处，直译当否是一问题，欧化的国语文学又是一问
题，借曰二者胥有未当，谁尸其咎，亦难言之也。钱先生而谓，鄙言为不然耶？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
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
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
众耶！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是则于鲁迅之创作亦加以訾
支，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鲁迅为右倾，亦可谓独具只眼，别有鉴裁者也！既不满意于郭沫若蒋光赤之左倾，
又不满意于鲁迅徐志摩之右倾，而惟倾慕于所谓“让清”遗老之流风余韵，低徊感喟而不能
自已，钱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当今之世，左右做人难，是非无定质，亦于钱先生之论鲁
迅见之也！
钱氏此书出版于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记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报》的《火炬》。
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
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存起来，
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最后是《大美晚报》，出台的又是曾经有过文字上的交涉
的王平陵先生——
骂人与自供 王平陵
生小子道长论短，有所述作，无不讥为“浅薄无聊”；同样，较有修养的年轻人，看着
那般通材硕儒们言必称苏俄，文必宗普鲁，亦颇觉得如嚼青梅，齿颊间酸不可耐。
世界上无论什么纷争，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类思想的冲突，因为多半是近于意气，
断没有终止的时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毁谤人家故意找寻人家的错误当作是一种职业；而以直
接否认一切就算是间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只许他们自己知道
，别人是不准过问的。其实，有时候这些人意在对人而发的阴险的暗示，倒并不适切；而正
是他们自己的一篇不自觉的供状。
圣经里好像有这样一段传说：一群街头人捉着一个偷汉的淫妇，大家要把石块打死她。
耶稣说：“你们反省着！只有没有犯过罪的人，才配打死这个淫妇。”群众都羞愧地走开了
。今之文坛，可不是这样？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如同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
毒的评语，就就骂人是代表官方说话；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么“方”说话！
本来，不想说话的人，是无话可说；有话要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
方。鲁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了。
像这样的情形，文坛有的是，何止是鲁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报》的《火树》。
记得在《伪自由书》里，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论为属于“官方”〔１５〕，这回就是对此
而发的，但意义却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的话看起来；好像是
说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
了，那么，说人反动的，他自己正是反动，说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
刻毒的评语”了，耶稣不说过“你们反省着”〔１６〕吗？——为消灾计，再添一条小尾：
这坏习气只以文坛为限，与官方无干。
王平陵先生是电影检查会〔１７〕的委员，我应该谨守小民的规矩。
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
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
；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了
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
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
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
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
子成名”〔１８〕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１９〕，藏真
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这《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
在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还是真的带住罢，写到我的背脊已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
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
〔１〕 《社会新闻》 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２〕。该刊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
三年十一月九日）发表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书后》一文，攻击鲁迅说：“《伪自
由书》，鲁迅著，北新出版，实价七角。书呢，不贵，鲁迅的作品，虽则已给《申报·自由
谈》用过一道，但你要晓得，这里还有八千字的后记呢，就算单买后记，也值。并且你得明
了鲁迅先生出此一书的本意，是为那些写在《自由谈》的杂感吗？决不是，他完全是为了这
条尾巴，用来稳定他那文坛宝座的回马枪。”
〔２〕 《十日谈》 邵洵美等办的一种文艺旬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创刊，一九三
四年十二月停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
〔３〕 “盛宫保” 指盛宣怀，参看本卷第１３３页注〔２〕。清廷曾授他“太子少
保”官衔。一九一六年盛死后，他的家属举办过轰动一时的“大出丧”。
〔４〕 《中央日报》 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创刊，当时在南京出版。
〔５〕 《改造》 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改造社发行。一九五五年
二月停刊。鲁迅应改造社之约写了《火》、《王道》、《监狱》三篇短论，发表于一九三四
年三月出版的《改造》月刊。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将三个短论组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６〕 《人言》 周刊，郭明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二月创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
《谈监狱》载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按章克标、邵洵美都是《人言》
的“编辑同人”，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到“章（克标）编《人言》
”的事，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
〔７〕 丸造氏 即内山完造，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６〕。
〔８〕 贬落了黑诗人 见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载《现代》第五卷第六
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现代美国文学专号”。
黑诗人，指美国黑人作家休士（Ｌ．Ｈｕｇｈｅｓ １９０２—１９６７）。
〔９〕 《鲁迅翁之笛》 刊于《十日谈》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静
（陈静生）。画中为鲁迅吹笛，群鼠随行。曹聚仁曾在《涛声》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
三年十一月四日）发表《鲁迅翁之笛》一文，批评了这幅漫画；接着漫画作者在《十日谈》
第十一期发表《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进行答辩。《涛声》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
国民党政府吊销登记证而被迫停刊。
〔１０〕 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 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
今余杭）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
代》等刊物。
〔１１〕 现代“语录体” 指当时林语堂等提倡的模仿宋人《语录》的文白夹杂的文
字。
〔１２〕 武官们开的书店 指上海神州国光社。该社在一九三一年后曾接受国民党十
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的投资。
〔１３〕 《大美晚报》 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
一月起曾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１４〕 托尔斯泰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时，写了一封给俄国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
载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两月后曾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指
斥他们发动战争的罪恶。又托尔斯泰很不满意当时的教会（俄国人信奉的是希腊正教），在
著作中常常猛烈地加以攻击，他于一九○一年二月被教会正式除名。
〔１５〕 见《伪自由书·不通两种》附录《官话而已》。
〔１６〕 “你们反省着” 或译“你悔改吧”，是基督教《新约全书》中的话。
〔１７〕 电影检查会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由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的“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是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机构之一。
〔１８〕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语出《晋书·阮籍传》：
“（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竖子，对人的蔑称，与“小子”相近。
〔１９〕 中权 本指古代军队中主将所在的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中权后
劲。”晋代杜预注：“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这里引申为政治中枢，是说当时一些文
人在反动当局指使下进行造谣诬陷的阴谋活动。
花边文学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
书局出版。
序 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１〕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
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
，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
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２〕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
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３〕，小品文半月刊《太白》〔４〕之类，也间或写几篇
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５〕，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
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６〕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
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
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
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
》，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７〕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
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
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
〔８〕，官家的书报检查处〔９〕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
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
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
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
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
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
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
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
天祥方孝孺〔１０〕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
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
，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
，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
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
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
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
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
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
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
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
论自由的要求〔１１〕。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
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
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
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
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１〕 《申报》的《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２〕 新任者 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
鲁迅相识。
〔３〕 《中华日报》 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
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
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 《太白》 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
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５〕 青年战友 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
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６〕 “花边” 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７〕 文公直 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８〕 《闲话皇帝》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
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
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
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
被称为《新生》事件。
〔９〕 书报检查处 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
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
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１０〕 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
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
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
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１１〕 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 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
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
，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
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
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
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１２〕 北五省的自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
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
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一九三四年
未来的光荣〔１〕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
〔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
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
，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
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
。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
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
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
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
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
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
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
为有趣。
一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 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
“宣传共产”。
〔３〕 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 法国小说家、记者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
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 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
３７） 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
《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
东会议。
〔５〕 “外国文氓” 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
、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
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
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
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
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
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女人未必多说谎〔１〕
赵令仪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
“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
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
，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
，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
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
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
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
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
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侍桁 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
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
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
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
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
〔３〕 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 德国哲学
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
非之心。
〔４〕 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 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
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
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５〕 杨妃 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
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
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
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６〕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
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
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７〕 “妇女国货年”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
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８〕 “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
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
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
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
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
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
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批评家的批评家〔１〕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
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
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
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
，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
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
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
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
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
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
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
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
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
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