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
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
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
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
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
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
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
’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
《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８〕先
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
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
，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
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
》〔９〕，《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
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
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
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
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
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备考B：
推荐者的立场 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
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
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
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
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
，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
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
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
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
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
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
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
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
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
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
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
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
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
ｅｅ……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
“Ｍｒ．Ｘ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
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
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
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
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
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
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
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
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
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
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 围 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
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
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
“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
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
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
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
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
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
《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
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
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
还记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
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
“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
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
？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
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
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
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
。（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
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
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
》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
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
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
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
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大晚报》 参看本卷第２４页注〔４〕。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
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３〕 “逍遥游” 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４〕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
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５〕 义和拳 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
群众组织。一九○○年（庚子）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
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６〕 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部《文学
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部《佛本行经》。
〔７〕 《归心篇》 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
，本为一体”，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种种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子
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８〕 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
〔９〕 《孟子》 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
弟子纂辑而成。
答“兼示”〔１〕
丰之余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
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
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
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
”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
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
，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
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
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
”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
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
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
而已。”〔２〕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
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
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
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
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
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
３〕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
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
《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
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
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
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备考B：
致黎烈文先生书 施蛰存
——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
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
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
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
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
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
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
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
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
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
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
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
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
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
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
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
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
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
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
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
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
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
，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
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
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
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
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
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
。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唯无是非观 庶几免是非
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
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
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余 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
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
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
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
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
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
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
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
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
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
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
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
，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
。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
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
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
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
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
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野兽训练法〔１〕
余 铭
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在中华学艺社的三楼上给我们讲
“如何训练动物？”〔２〕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
已
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
心情去感动它们。
……”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
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３〕，所以文明人就得用
“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４〕。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
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５〕。然而所
“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
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
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威德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６〕等，报上语焉不
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威德（Ｒ．Ｓａｗａ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４７） 德国驯兽家。据一九三
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华学艺社讲演者为海京伯马戏团中
的惠格纳，施因年老未讲。中华学艺社，一些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一九一六年成
立于日本东京，原名丙辰学社，后迁上海，改名“中华学艺社”。曾发行《学艺》杂志。
〔３〕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孟轲的话，见《孟子·公孙丑》。
〔４〕 “民无信不立” 孔丘的话，见《论语·颜渊》。
〔５〕 治民的大人物曰“牧” 《礼记·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
古代称“九州”的各州之长为牧。汉代起，有些朝代曾设置牧的官职。
〔６〕 东方大乐”及“踢毽子” 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在惠格
纳讲演后，放映电影助兴，其中有《东方大乐》及《褚民谊踢毽子》等短片。
反 刍〔１〕
元 艮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
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２〕罢——对不起，“古书”又来
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
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３〕。倘要知道得详细
，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
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
，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
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
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
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
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
赞同的。”〔４〕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
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
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