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
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
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
来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Ｔｓ－ｃAＹA及Ｙ－ｆAＴA上 十一月廿九日。
回 信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
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
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
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
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
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
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
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３〕，痛
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
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
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
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
，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４〕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
，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
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
，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
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
，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
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
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
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
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
，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
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
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
ＬAＳA启。十二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２〕 Ｙ，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Ｔ，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
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３〕 戈兼（ＴAＧａｕｔｉｅｒ，１８１１—１８７２）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遄骷摇Ｋ钕忍岢觥拔帐醵帐酢钡墓鄣恪Ｖ行∷怠赌嘈〗恪贰⑹纭端赖南簿纭返
取?
〔４〕 波特莱尔 参看本卷第２２９页注〔５〕。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
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关于翻译的通信〔１〕
来 信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
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
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
是你个人和Ｚ同志〔２〕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
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
，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
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
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
只是“纱笼”（Ｓａｌｏｎ）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
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
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
，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
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
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
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
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
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
！）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
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
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３〕。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
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４〕。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
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
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
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
绍·给·大·众。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５〕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
６〕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
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７〕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
）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
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
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
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
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
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
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
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
，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
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
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
“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
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
”。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
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
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
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
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８〕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
—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
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
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
，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
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９〕。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
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
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
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
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
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
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
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
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
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
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
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
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
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
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
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
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
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
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
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
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
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不用口
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
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
。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
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
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１０〕里
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
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
（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对·于·新·的·极·好·的·有·
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
上的。”
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
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
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
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
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
—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
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
他这样苦恼着的想：
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
·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
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
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
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
个什么人在·妨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
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很，他对于他生活的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
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谁也想
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
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
（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
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这些
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功·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这些
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
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
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
个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
。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
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
，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
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再则，还有一个例子，
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
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
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Ｔｙｐｅ）——文
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
。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
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
·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
…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
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
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
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
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回 信
敬爱的ＪAＫA〔１１〕同志：
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
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
开过口。“强聒不舍”〔１２〕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
言，失言”〔１２〕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
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
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
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
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
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
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
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
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
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
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
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
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
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
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
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１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
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１５
〕，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
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１６〕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
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１７〕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
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
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
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
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
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
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
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
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
《大乘起信论》，〔１８〕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
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
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
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
，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
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
”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
“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
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
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
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
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
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
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
以据为己有。
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
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
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
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
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
，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
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
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
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
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
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
，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
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
“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
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
，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
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
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
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
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
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
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
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
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
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
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
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
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
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
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
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
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
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
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
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
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
“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Ｍｅｎｓｃｈ”，都是单数，但有时也
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
，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
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
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
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
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
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
，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
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
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
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
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１９〕）和基督教社会主义〔２０〕的偏见（如辛
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
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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