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 格拉特珂夫（iADACFIQOKL，１８８３—１９５８） 苏联小说家。
《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４１〕 “布尔乔亚”的恶意 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
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
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
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４２〕 亚历舍·托尔斯泰（ＡAＨAZKFS[K\，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威垒赛耶夫?ǎ翧ＢADG`GSIGL，１８６７—１９４５）、普理希文（ＭAＭ凄TjLTJ，１８７３—１９５?矗际窃谑赂锩凹匆殉擅锩笕约绦醋骰疃淖骷摇?
〔４３〕 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４４〕 “艺术之宫” 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
〈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
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４５〕 “太阳” 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４６〕 “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
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
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６〕。
〔４７〕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
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
的肝脏。
〔４８〕 《文艺政策》 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
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
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
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
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
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４９〕 郑伯奇（１８９５—１９７９） 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
当时他在上海开设亇房。
〔５０〕 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 霍普特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Ｇ
ｒｅMｇｏｒｙ夫人，格列高里夫人（１８５２—１９３２），爱尔兰剧作家。
〔５１〕 《文艺生活》 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
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５２〕 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
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
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５３〕 “方向转换” 《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
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
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
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５４〕 片冈铁兵（１８９４—１９４４） 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
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５５〕 “阿狗阿猫” 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
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
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
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
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
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
。
〔５６〕 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
〔５７〕 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东
京之旅》。
〔５８〕 《一周间》 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
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 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
》）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６０〕 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
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６１〕 “严正态度” 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
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
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
容的”。
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
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６２〕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
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习惯与改革〔１〕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
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２〕，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
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
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
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
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
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
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
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３〕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
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
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４〕，都和他们无干，仅
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５〕，出令改革乎
，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
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６〕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
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
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
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
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
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
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
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
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
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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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 禁用阴历 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
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
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３〕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
海华通书局印行。
〔４〕 浪漫古典 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
主义。
〔５〕 “好人政府” 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
》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
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
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
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
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
、“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
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６〕 乌略语夫 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
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
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
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
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１〕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
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
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
手变为“大同世界”〔２〕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
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
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
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
，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
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
，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
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３〕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
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
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
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４〕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
，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
《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
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
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
，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
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
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
，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
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
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５〕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
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
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
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
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
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６〕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
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
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
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
７〕，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
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
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
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
，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
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 “大同世界” 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
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３〕 叶永蓁 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４〕 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
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
“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
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
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
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５〕 波特莱尔（ＣA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１８２１—１８６７） 法国诗人。?渭臃ü话怂陌四甑亩赂锩嗉渡缁嵘繁ā罚⒉渭恿肆碌慕掷菡健５谡
獯胃锩О芎螅ナЯ硕杂谏缁峤降男判模找嫱欠稀Ｋ魇抖裰罚栊床√
睦恚阑蠖瘢杷趟劳觯渎垩崾狼樾鳌?
〔６〕 互助说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反动学说。它认为生物及人类的生存
和进化是由于互助，鼓吹以互助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争存说，即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
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在维护个体生存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条件
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
来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７〕 “允执厥中” 语见《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１〕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
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２〕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
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３〕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
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
飞升，〔４〕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
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
，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
我们能保得定荷马〔５〕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６〕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
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
崇拜”，难以身列门墙〔７〕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
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k
二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２〕 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 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
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
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
》、《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
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
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
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３〕 乐群书店 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
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４〕 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
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
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
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
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
进。”
〔５〕 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 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
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６〕 沙士比亚（ＷA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葱耸逼谟⒐肪缂摇⑹恕Ｖ芯绫尽吨傧囊怪巍贰ⅰ堵廾芘酚胫炖鲆丁贰ⅰ豆防滋亍
返热咧帧?
〔７〕 门墙 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１〕——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２〕成立大会讲我以为
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
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
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Ｓａｌｏｎ的社会
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Ｓａｌｏｎ”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
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
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
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３〕，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
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
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４〕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
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
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
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
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
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５〕又如毕力涅
克和爱伦堡〔６〕，也都是例子。
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７〕的人们，
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
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
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
，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
。举例说，从前海涅〔８〕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
，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
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
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
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
，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
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
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
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
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
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
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
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
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
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
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
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
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
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
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
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
，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
，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
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
志〔９〕，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
。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
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
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
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
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
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
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
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
体〔１０〕，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
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１１〕，原是“进学”〔１
２〕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
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
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
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
，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
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
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１３〕，因为可以造
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
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
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
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
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
），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
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
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
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
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