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国光社印行《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静静的顿河》（苏联ＭA唆罗诃夫作长篇小说，第一卷，贺非译。同上。）
《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苏联ＶA伊凡诺夫作小说，侍桁译。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为：
《士敏土之图》（德国ＣA梅斐尔德木刻十幅。珂罗版印。）
《铁流》（苏联ＡA绥拉菲摩维支作长篇小说，曹靖华译。）
《铁流之图》（苏联ⅠA毕斯凯莱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毁。）
我所译著的书，景宋〔１〕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载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２〕
里，但是并不完全的。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就顺便
另抄了一张书目，如上。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
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
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
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
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
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
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
，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
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
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
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
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景致命的，是：创作既
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
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
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
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
；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
大的“绊脚石”〔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
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
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
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
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
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
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
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４〕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５〕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
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６〕（ＥAＲｅｎａｎ）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饨吡Ψ乐拐馊醯悖蛭矣置髅靼装椎刂溃菏澜缇霾缓臀彝溃Ｍ窃谟诮吹摹５
葡露雷阂褂直毒跗嗲澹阍诎倬仓校疟市戳苏庖环啊?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鲁迅于沪北寓楼记。
〔１〕 景宋 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
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
〔２〕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台静农编，收入当时关于《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
记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３〕 “绊脚石”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
《琐记两则》中，暗指鲁迅为“青年作者”的“绊脚石”说：“我所唯一希望于已成名之作
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
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
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４〕 “可怜无益费精神” 语见韩愈诗《赠崔立之评事》：“可怜无益费精神，有
似黄金掷虚牝。”
〔５〕 “进步的青年” 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
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
，是精神的堕落！”
〔６〕 卢南（１８２８—１８９２） 法国作家。著有《耶稣传》等。
二心集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所作杂
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
初版。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
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本版与初版相同。
序 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
压迫。《语丝》〔１〕和《奔流》〔２〕，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
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
了一本《新地》〔１〕。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４〕，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
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
塔〔５〕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
”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６〕。蜗牛庐者
，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
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
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
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
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
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７〕谨案在“清党”以后
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
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８〕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
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９〕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
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１０〕来，
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
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
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１１〕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
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１２〕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
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
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１３〕，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
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 Ｍｅｈｒｉｎｇ）〔１４〕的论文，大意说
，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
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
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
１５〕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
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
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１６〕。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
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
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
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
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
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
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
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
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
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
，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
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１〕 《语丝》 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１０〕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２〕 《奔流》 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
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３〕 《萌芽》 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
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
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４〕 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
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
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
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
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５〕 象牙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
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 “蜗牛庐” 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
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
炙，呻吟独语”。
〔７〕 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
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
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
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
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
？”等语。
《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８〕 “庶几得免于罪戾” 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９〕 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 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新月社成员梁实
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０》 《文坛贰臣传》 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
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
“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
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
件之屈服”等等。
〔１１〕 唐有壬的信札 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９〕。《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
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１２〕 “通虏”、“通海” 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
、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１３〕 “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 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凌里作》。皇
，原作王。
〔１４〕 梅林格（１８４６—１９１９） 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
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１５〕 “不满于现状” 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２〕。
〔１６〕 《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
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一九三○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１〕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２〕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
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
“言论自由”的文字〔３〕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
“硬译”》，以为“近于死译”。〔４〕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
，以及在《文艺与批评》〔５〕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
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６〕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
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
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
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
‘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７〕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
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
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
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
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
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
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
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
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
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
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
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
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８〕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
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
典》〔９〕，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的意思就是：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
ｃｌａｓｓｗｈｏ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
ｔｏｎｌｙｂｙｈａｖ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
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
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Ｃｈｅｍｉｅ译作“舍密
学”〔１０〕，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
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
（《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
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
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
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
。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
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
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
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
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
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
”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１１〕先生的
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１２〕，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
１３〕，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１４〕。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
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
”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
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
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
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ＡＢＣＤ者自以为新学家，
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
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
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
首译诗〔１５〕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
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
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
，举出一段文字来——“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
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
。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
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
’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
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
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
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
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
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
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
经》〔１６〕，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
〔１７〕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
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
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
”，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
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
于我如浮云”〔１８〕。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
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１９〕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
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
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
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
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
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
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
〔２０〕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
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２１
〕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
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
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２２〕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
２３〕，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
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
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
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
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２４〕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
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
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
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
他们”，〔２５〕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
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
，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２６
〕说地体运动，达尔文〔２７〕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
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
化的缘故。
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２８〕“
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
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
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
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
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
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
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
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
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
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
。”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
”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
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
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
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
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２９〕。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