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胖子暴跳如雷，拔出手枪威胁要毙了李亨根。但是，豪斯曼上尉赞同李亨根的见解，认为应当给他更多的时间集合他的部队。李和蔡是老对头了。尽管在日本军队中时蔡胖子就是李亨根的上级，后者却得到了韩国军官序列编号的头一名——10001。蔡胖子只得到了10002号。
由于前线崩溃，第2师成了议政府和通往汉城直道的唯一防卫力量。但是，李亨根的两个营，连同他们无效力的火箭筒，无力挡住俄国的T－34坦克。
坦克突破这两个营的防线冲进城内。坦克后面的朝鲜人民军步兵如潮涌般进入韩国军队的防线，不久，这两个营的残部就逃进山林。没有有组织的部队派往议政府，很明显，汉城很快就要遭到攻击。尽管这座城市内并无惊恐之状，往南的主要公路上却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少，他们把行李包袱背在背上和顶在头上。一些男人还牵着牛。
汉城电台现在由韩国陆军掌管。工作人员仍然在履行职责，但是只允许广播经军方批准的节目。政府希望使人民保持镇静，以使公路和铁路不要被慌张的难民们堵塞，一整天都在发出安定人心的公报。已数次重复播送穆乔大使的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已度过了骚动不安的24小时。”但是，韩国军队表现良好，他们的阵地比头天黎明时更加坚固。“我深信，独立的大韩民国热爱自由的公民们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
他并没有报告说美国妇女儿童，包括豪斯曼的家属和泽勒斯的妻子，已经登上了挪威的肥料船“雨林”号。尽管船上仅有12个人的居住舱室，可是在启锚离开仁川港之前，却有682名乘客挤满了甲板。
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200名使馆人员去日本。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月26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的顾问们，包括约翰逊部长，通过了所有的建议，于是，会议在充满信心的感觉中结束了。杜鲁门诚挚地对艾奇逊说：“我当了5年多点时间的总统，我还花了5年时间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朝鲜。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
正是这个决定叫许多注意华盛顿情况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和头号冷战斗士艾奇逊的亲密关系。他们是古怪的一对儿。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一个小镇好动不安的前服装零售商，曾经每天晚上都在水槽里洗他自己的袜子，而那位艾奇逊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流外交官，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讲究优雅。有条理又直率的杜鲁门正放心地让艾奇逊处理外交事务，而艾奇逊把杜鲁门看作是“我的总统”，正在以极大的敬意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就是这么古怪的一对儿正在合伙创造历史。
第3章 “炸桥啦！”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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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28日）
1
当参议员诺兰德和康纳利正在参议院争辩时，而在汉城，国防部长申善模正在敲李总统卧室的门。这是6月27日凌晨2点，李夫人感到准有不祥之事发生。“阁下”，申激动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汉城！”
“不！”李把门敲得呼呼直响气愤地喊道“誓死保卫汉城！我决不离开！”几分钟后，一位警官到了。他递给总统一份报告：坦克已到达市郊。这下子，李匆忙穿起衣服，没觉察到这个报告是个计策。他与顾问们见面时，表示同意撤离首都。一位前总理敦促他们到汉江的南岸，然后把桥炸掉。这将不仅阻止朝鲜人民军过江而且迫使韩国军队在首都作战。
他们决定在早上7点用一专列疏散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眷。普通官员将在一个小时后乘第二列火车离开。总统一行整理行装。大约4点钟乘车穿过漆黑一团的街道奔往火车站的专列。不久，专列过了汉江直驶大田。
外交部长卞荣泰和另外两位官员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告诉穆乔他们对李承晚内阁会议决定表示不满。他们发现大使馆正在焚毁绝密文件，火光熊熊。大厅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箱子和旅行包。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们正在用钍炸弹破坏译码机器，精力旺盛的警卫官员亲自抡起大锤砸碎电话交换机。他们要干什么？卞问穆乔，穆乔面色镇静，没有做明确的劝告但向他们保证他不会离开汉城。
大使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他让他的手下人被北朝鲜人抓住，他将受到严厉谴责。但如果他让他们走得太早，他也会遭到非难。大约清晨5点，穆乔，一位实干者，决定撤离所有人员，他本人和少数几个志愿者除外。一小时后，他打电报给国务院说李承晚和大多数内阁成员已离开，“我建议与少数几个志愿者继续留在汉城直至最后关头。”但他接到命令“在无法安全脱身之前”加入李承晚的队伍。
火车站里几乎一片惊慌。上午7点，内阁成员的专列拥挤不堪，有许多人爬到车厢顶上。而高级官员却没几位上了车，大多都被那些坚持带走家财的夫人们拖延了。
韩国官员百姓都在慌乱地打算逃跑。那些错过了头班车的人们正准备乘8点钟的专列，但站长拒绝发车，原因是他没有接到命令。谁都找不到交通部长。北朝鲜飞机撒的传单满街都是，要南朝鲜投降了事。国防部长申善模担心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逃跑就不会作战了。他还担心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会堵塞汉江大桥。因此在上午10点广播了一个称政府仍在指挥，没有离开城市的声明。这一招儿具有戏剧性的效果。秩序相对地恢复，许多人放心地回家了。
但是负责公布消息的头目听到这个弥天大谎被激怒了。他给申打电话表示抗议。国防部长答应更正报导并在上午11点HLKA广播电台宣布政府的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不过，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些人还留在汉城。但是行使职责的政府却没有了。
上午11点40分，李承晚的火车到达了大邱，此地在汉城东南150多英里。他踏上站台时显得憔悴。“我犯了平生大错，”他说。他的顾问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但他死倔不听。他非得回去不可。一小时内，火车向北开去。李夫人关心他的身体，递给他一杯茶，但他没理睬，双目紧盯着窗外。“我们一到水原，”他喃喃地说，“就能乘小汽车返回汉城。”当火车返回途中到达大田时，交通部长告诉他汉城已落入“赤色分子”手中。李承晚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站长室短暂休息；在那儿，总统听穆乔的助手说联合国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杜鲁门总统将派遣军事力量。李承晚由悲转喜，决定将南朝鲜的第六大城市大田当作他的临时首都。
穆乔已经通知其他外国外交官们说美国人正在乘飞机撤离。法国代办让他的妻儿和美国妇女一起离开，但由于许多法国公民，尤其是天主教教士拒绝离开，他本人因此决定留下。英国公使维维安·霍尔特，一位单身汉，也拒不离开。当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听说所有剩下来的美国人都被汽车送到金浦机场时，他召见了他的秘书威廉·布思神父并让他安排所有外国教士撤离。他自己留下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曾是囚犯，因而也不怕北朝鲜人。
这个爱尔兰裔美国人伯恩告诉穆乔，“我的职责是留下”。布思神父回来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好了——他已从他的上级——卡罗尔主教那儿得到允许和主教呆在一起。伯恩主教，这位身材修长，头发灰白，长着一双快乐的蓝灰色眼睛的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住布思的手。他俩都不知道这个地区其他外国天主教教士们也都将仿效他们的榜样。新教牧师们都离开了，只有拉里·泽勒斯和其他5个卫理公会传教士被隔断在开城。
穆乔在住宅中打点了一些随身物品，然后开车直奔美军顾问团总部，在那里，他了解到有一批15名代表麦克阿瑟的军官在大约下午6点将到达水原机场。他离开汉城的最后时刻到了。
10个人围坐在韩国军队司令部的天鹅绒覆盖的圆桌旁，他们是总参谋部的全体人员，4个内阁部长和豪斯曼上尉。如往常一样，参谋长蔡胖子坐在桌首主持会议。“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国防部长申恳求说；“让我们宣誓！”
豪斯曼上尉说：“等一等，”他让他的司机去旁边他的房子，“在我卧室壁柜的上层有一瓶威士忌，把它拿来。”
几分钟后，他们举杯宣誓战斗到底，如果必要，不惜生死。他们决定在距汉城和水原之间的安养建立司令部。大家走了之后，蔡胖子抽出他的左轮手枪放在桌上。
大约下午2点30分，一支小护送车队——蔡胖子不在内——开过了汉江桥。车队的电台从麦克阿瑟那儿收到消息，命令美军顾问团“坚守原岗位”。有限的美国海军部队不久就到达。重大的决定正在拟定之中。“欢呼吧”，豪斯曼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统统回你们司令部去！”然后命令一个韩国爆破工兵撤除放在桥上的炸药。
豪斯曼想起蔡胖子还把他的手枪放在桌上呆坐着。他命令司机迅速开车去司令部，祈求在蔡胖子打穿他自己的脑袋前赶到那儿。他快步冲上楼梯来到办公室。蔡胖子还坐在桌旁，手枪也仍放在那儿。豪斯曼告诉了他从麦克阿瑟那里传来的消息。豪斯曼离开房间，他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去让朝鲜人都听到从东京传来的消息。大约下午4点30分，HLKA电台广播说麦克阿瑟司令部正在汉城建立一个战斗指挥部。美国人答应空军将直接参加明天早上的战斗。“国防军决心坚守他们现在的阵地。”广播在军乐之间每10分钟就这么重复一次。人们不知道想些什么，但是具有魔力的名字麦克阿瑟产生了效果。
汉城的北面，朝鲜人民军重兵压境。韩国军队的残部正在溃退。有一些完全溃乱，有一些顽强战斗。他们没有反坦克地雷，杀伤性地雷也所剩无几。但是，韩国军队工兵学校一位指挥官匆忙组成的一个小组，用炸药在汉城北边几公里的一个桥上摧毁了4辆坦克。
就在几乎人人都打算离开朝鲜时，穆乔的副领事哈罗德·诺布尔一直竭尽全力想从东京赶到朝鲜去。终于，他在那个早上离开了日本，但是C－54飞机在途中耽搁，直到下午2点才在金浦着陆。出生在朝鲜一个传教士家庭的诺布尔，永远忘不了他在机场听见到的景象。200人焦急地等待登上他刚离开的飞机，为的是能去安全之地东京。逃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胡子拉碴，看上去像戴着杂色帽子的海盗，他们正从行李里倒出不重要的东西，开盖的空箱子乱丢在沥青路上。
二秘汤姆·科里含糊不清地告诉诺布尔汉城已被占领，北朝鲜人已过了汉江，目前正在汉城郊外大工业区永登浦。“如果你想活一条命，就乘飞机回去！”
“穆乔在哪儿？我必须和他在一块儿，”诺布尔坚持说，他以前在陆军情报部门工作过。
“他不见了，没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诺布尔决心与李承晚政府在一起，直到得到命令，“政府在哪儿？”
“没有政府让你去找了！它垮台啦！”
诺布尔震惊了，但仍坚定不移。他从东京一路赶来不是为了逃跑，同时，没有后悔药吃了。他向大使馆安全官员询问：“穆乔怎么样了？”
“哦，他被关在他的房子里了，如果你想当个囚犯，你就去找他吧。”
正在这时，一个海军上士艾尔·埃姆斯利坐着吉普车来了，吉普拖车上堆着高高的行李包。诺布尔想，搭车去釜山吗？他至多想去水原。如果美军顾问团不在那儿，他就继续南行。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给了埃姆斯利和诺布尔一支卡宾枪、一支45毫米口径手枪和一些弹夹，因为他们要经过永登浦，这个地方据说被北朝鲜人占领了。
他们开车向南经过郊区、要道路口和铁路，诺布尔一路上举着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街上空荡荡，寂静中透出不祥，但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几分钟后，他们安全地通过了这座城市。驶进水原时，诺布尔让埃姆斯利把车开到机场去，美军顾问团可能驻在那儿。如果那儿有相当于政府的机构，他就加入其中。否则，他将继续向釜山方向去。当他们快到机场时，一辆墨丘利牌汽车急速朝他们开来，穆乔在驾驶座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助手。诺布尔激动地挥着手。两辆车停下了，诺布尔跑向穆乔的车。
“你究竟打算去哪儿？”大使粗暴地问。“日本吗？”
“不，我报到。”
“哦，上来，”他说道。
在水原西面约2公里的一个农业学院建立了韩国和美国联合指挥司令部后，穆乔和诺布尔去机场迎接美军指挥官约翰·H·丘奇将军。他们接近短短的着陆跑道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他们俩绕着草坪漫步，向美军顾问团官员们询问，那些人正等着撤往日本。突然，从汉城的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消息：所有机场上的美军顾问团军官们和人员整装返回汉城。诺布尔从没见过这么士气低落的队伍。
大约下午6点，诺布尔和穆乔听到一架飞机从西边向停机坪飞来。C－47载着丘奇停在他们身边。穆乔领着一行人来到农业学院，那儿准备了晚餐。就在他们吃晚餐的那个小木房里，设立了丘奇的办公处和使馆办公处，这座木房简陋残破，几乎没有家具。丘奇坚持要去汉城，以便他能了解形势，但穆乔说不可能。往最好处说，丘奇会迷路，往最糟处说，不是被俘就是送命。
在大田的南面，穆乔的助手欧内斯特·德鲁姆赖特赶上了李总统，他正在他的夏日别墅。总统情绪不佳。他讥讽地抨击缺乏美国军事援助，尤其是杜勒斯最近允诺美国绝不会抛弃朝鲜之后。哦，美国的军队在哪儿呢？他声称整个败仗都是因为美国说话不算数。
德鲁姆赖特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不公正的。但他始终保持镇静，直到李总统发完牢骚。他不像穆乔，显得教条并容易发脾气。他只是简单地说他为总统效劳，尽其所为，然后就走了。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他终于和汉城联系上了。遭破坏的大使馆电话交换机终于修好了。美军顾问团的上校W·H·S·赖特仍在韩国军队司令部，报告说丘奇和穆乔目前在水原。德鲁姆赖特匆忙来到省长家，李承晚和夫人已搬到那儿。李的情绪好多了，尤其是听到麦克阿瑟的消息后，“太好了。”
当德鲁姆赖特告诉他丘奇到来时李不停地说：“我要回汉城！”到这时，许多文职政府领导人来了，成群地在省长房屋中团团转，交换小道消息，传递最新传言。
德鲁姆赖特告诉李总统，杜鲁门总统已命令麦克阿瑟向三八线以南的朝鲜提供海空军援助。美国飞机已经在汉城北边攻击敌人的坦克并摧毁其运输线。情绪高昂的李总统紧握双手祈祷，大喊他一定要去电台讲话，鼓舞他的人民！这事迅速安排妥当了。很快，李总统在大田电台讲了话。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人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在汉城西边几英里的金浦机场，两架飞机正在跑道的尽头燃烧。一架C－54飞机在头上盘旋。4个美国记者的脸紧贴着有机玻璃舷窗。他们能看见下面美国人激动地挥动着床单和枕巾，这是金浦仍在友方手中的信号。
飞机着陆了，但发动机仍在吼叫。记者们——《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纽约时报》的伯顿·克兰和《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走下飞机。吉布尼曾劝说希金斯不要一起来。朝鲜可不是女人来的地方。意识到她的一些同事们不喜欢她的那股冲闯劲，希金斯认为她与任何男人不相上下并在欧洲证实了这点。对她来说，朝鲜不只是一个新闻，而且是一次十字军东征。
当乘客们挤上飞机时，机务长提议这4个记者回到飞机上。可回答是：“我们就留下不走了。”
“你们疯了，”机务长喊道，砰地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机门。
飞机轰鸣着飞走了。一阵可怕的寂静。比奇看看四周想，“瞧，我们跑来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附近有3辆军用卡车，堆满了丢弃的箱子和提包。停车场上挤满了丢弃的美国车，足有二十多辆。有的车钥匙还在点火装置上。吉布尼和克兰上了一辆吉普车。希金斯搞到一辆斯图贝克牌车，比奇取了一辆新的道奇车。约在8点钟，3辆车向北朝着战场开去。去汉城的路上挤满朝相反方向逃跑的难民。用树枝伪装起来的卡车正三摇两晃，威胁着吉普上和骑在马上的韩国士兵。
当这支小小的美国车队经过时，人们欢呼招手，希金斯又激动又惊恐。朝鲜人不管是美国的什么东西都产生希望，真令人悲哀。比奇按着他的汽车喇叭高喊着鼓舞人心的蠢话，这时又开始下雨了。“这些可怜的傻瓜们不知道我们不过只是4 个记者，其中一个还是妇女。我手按喇叭也像个傻瓜一样大笑。我高兴得忘乎所以。我不正是民主的象征吗？”
他们向左开到汉江桥上。这是一座高水平的钢筋水泥桥，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桥仍然安上了炸药。豪斯曼的命令无人理睬。汉城的街上没有恐慌。士兵们乘着卡车、吉普车、旧出租车、老掉牙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经过时，人们正安静地向南走去，唱着歌的士兵们并排而行。
记者们径直奔向美军顾问团总部，它靠近韩国军队司令部，是一个阴暗的灰色石头建筑。赖特上校告诉他们敌人离这里只有12英里了。形势多变但充满希望。“南朝鲜人患有恐坦克症。这就是这次退却的部分原因。”
记者们正离开时，蔡胖子将军步履蹒跚地走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我们打得很苦，形势现在好些了。”
玛吉·希金斯在赖特上校指挥部分得了一个住处，其他3位记者和一个副官住一起。
精疲力竭的记者们踡曲在帆布床上睡着不久，一个正在穿裤子的美军顾问团军官喊醒了他们。“他们进城了！朝水原来了！”有人跑下门厅嘲弄地大叫，“美军顾问团——亲亲我的屁股，再见了！”
比奇、克兰和吉布尼匆忙地穿衣，收起他们的打字机和行李包。一个美国少校告诉他们，敌人的坦克正向汉江桥开来。他劝告说：“如果我是你们，我也去那儿。如果你们抓紧，还有时间赶到那儿。”
克兰开着吉普车，这3个男人穿过漆黑的街道向汉江桥那边开去。人人都在寻路朝那儿跑。克兰为抓紧时间在路上左侧逆行，叫比奇精神紧张不已。迫击炮炮弹不断在附近爆炸。
靠近桥时，他们看见豪斯曼上尉就在前头。蔡将军比他们先行几分钟，已经过了汉江。玛吉·希金斯在一辆吉普车上紧跟着赖特上校，只比比奇他们落后几分钟。
因为桥上的路面很窄，一群难民、牛车和自行车挡住了比奇的吉普车。比奇、克兰和吉布尼下车走上前去看出了什么事，然后失望地回到车上。炮声更响了。桥的那一头——安全地带——仅有100码之遥了。克兰拼死命地转动方向盘。“如果我们不在总部停留，我们现在早过桥了。”
在总部停留是比奇的主意，此刻他自己恨得要命。“这不是去想已做过什么的时候，而是考虑究竟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烦躁地说。吉布尼正坐在司机座旁边，一声不吭。突然，天空被一巨大的橙红色火焰照亮了。
他们前面的整个世界爆炸了。比奇看见一满卡车的士兵可怕地被炸飞到空中。他本人的吉普车猛的向后退了15英尺。
豪斯曼的吉普车过桥后几秒钟，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就在吉普车向上弹起时，他的两耳听到了响声。吉普车随着一阵响声坠落在地，却没有翻车。豪斯曼想这一定是一颗炮弹，于是他驱车向南直冲而去。
桥已炸成两半。豪斯曼身后横过一道大裂口，2个记者茫然地站在桥的北半截上。克兰用干巴巴的声音说：“我被打中了，我看不见。我的眼睛有血。”
吉布尼的眼镜粉碎了，也在流血。比奇想这是多精彩的镜头啊！那些坦克一定是把火力集中在桥上了。
但这不是大炮或坦克开火。有人惊慌失措炸毁了大桥。炸死的和垂死的人布满桥上。汽车连人栽进75英尺深的江水中。有些难民们认为江水更安全，正纷纷往水里跳。
“一定还有另一发炮弹，”比奇说。“咱们离开这儿吧。”几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桥在燃烧。伤员们在喊救命。比奇围绕着那辆卡车残骸和车上的死人转了转。他靠着呲牙咧嘴的断桥边沿，向黑黑的江水看了看。吉普车已无路可走了。
克兰血流如注，眼睛已失明。比奇从他的提包中找到一件内衣包住了克兰的头。他还带着打字机。眼前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新闻，如果他能活着写出来的话。3个疲倦不堪的记者慢慢地回身向汉城方向走去，他们不知道玛吉的情况怎样。比奇感到垮掉了，精疲力尽。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们一直互相祝贺找到了汉城这个地方发独家新闻报导。汉城却压在了他们头上。
他们决定回到美军顾问团总部。如果他们要被抓住，那块美国地盘也是最好的场所。比奇希望玛吉还在那儿。
当玛吉和她的司机看见一道橙红色的闪电撕破天空时，司机大叫：“炸桥了！”他掉转吉普车往回开到美军顾问团总部。赖特上校的吉普车紧跟其后。在不时划破了黑暗夜空的炮弹爆炸火光中，他们发现参谋长正在召集人员。赖特感到厌恶。“韩国人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警告就炸了那座桥，”他向玛吉解释道。“太快了。” 城市的大部分却仍在韩国人手中。
玛吉越来越紧张，但赖特用平静的权威口气说：“大家听着，没有人能靠自己迅速撤退。我们一起都在这儿。”他们要找另一条路线离开汉城。可能是座铁路桥，然后他们也能保住车辆。一个大约60辆吉普车、卡车和武器弹药车的车队不久开着车灯离开了。由于没有找到铁路桥，最后他们又停下了。玛吉挂念着他的3个同伴。
“哦，他们可有充分时间，”一位作战军官说。“他们此刻可能在水原，枪在你前头发新闻呢。”她想象他们3人已舒适地安顿好了，在键盘上用全力敲出他们的报导呢。她决心要过江，哪怕是要游过去。赖特上校注意到她低沉的情绪。“孩子，怎么了？担心你弄不出你的报导吗？”她什么也没说。“看，固定这个无线电转向架，如果你的文字不长，我们可以试着为你送出消息。”她愁眉不展地坐在吉普车里等待着天亮。
6月28日，星期三，第一道曙光出现在天际时，玛吉恢复了生气。她把打字机放在吉普车的车盖上开始拼命地打起字来。难民们的队伍在此经过，很多人气喘吁吁地看着这位穿着海军衫和迷彩上装的年轻美国人远远地在烟雾中拼命地打字。
比奇、克兰和吉布尼也仍然还在汉城倒霉的北岸。他们在美军顾问团总部过了一夜。一个朝鲜下士说他知道一条过江的路，他们准备离开这里。吉布尼抽出他的海军谍报员证件烧了。“以防万一，我们不留它。”伯顿·克兰伸手拿了他的皮夹。他在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干过，他也把证件烧了，比奇摸出了证件。他有上次战争留下的海军陆战队证件，因此，没必要毁了它。
当他们乘着两辆吉普车沿着汉江北岸向上游出发时，天色灰白了。就在他们背后的山上传来激烈的枪声。他们终于在江水的支流上——不是汉江——找到了桥，但也断了。数百穿着白衣裳的朝鲜人正在涉水渡江。和吉布尼坐在第一辆吉普车里的一个韩国士兵把车开进水中，向江那边开去。比奇开的第二辆吉普车在中游受阻，毫无指望地陷入泥里。但一群朝鲜人抬起汽车运到了对岸，而比奇一直坐在司机驾驶室里。
他们向着汉江进发，发现岸上挤满了那些盼望过江到安全地带的朝鲜人。江太深了无法涉水，只有用几个小船和筏子摆渡。过了江，他们看见一个大空筏子。一个年轻的韩国士兵和吉布尼坐一条小船去搞到它，克兰和比奇在岸上等着。比奇感到好多了。他说，“我不想谈这个，伯顿，这是从硫黄岛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还活着。”
“我知道你的意思。”
2
在华盛顿。正是晚餐时间。6月27日对于总统来说又是一个闹哄哄的日子。那天上午他接见过副总统和14个国会议员——9个民主党人和5个共和党人。他坐在艾奇逊旁边，让这位国务卿介绍朝鲜危机的概况。军事形势危急，许多国家担心美国可能不会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去击退入侵者。艾奇逊说，未遭抗击的侵略肯定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艾奇逊的话讲完后，杜鲁门宣布，“我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给韩国政府军队以掩护和援助。”杜鲁门请大家提出问题并讨论。大家对于总统采取的行动没有反对意见。当国会议员们从白宫会议室鱼贯而出时，被那些刚刚得到杜鲁门声明副本的记者们围住了，这个声明不仅要求采取行动反对北朝鲜，而且警告中国共产主义分子不要袭击台湾。参议员布里奇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行动。”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新泽西洲的H·亚历山大·史密斯表示同意。一位未明身份的与会者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总统的决定扯出了数不清的麻烦。”《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注意到当杜鲁门走过街道去布莱尔大厦进午餐时是“满面笑容。”而他的顾问们却是“一脸愁容”。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奇生动地描述了总统声明对华盛顿政界的影响：他在这个城市内外居住工作了20年，他从没有感到在首都有这样的宽慰和团结的意识。最令人好奇的是和前一天沉闷的气氛相对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将坐失时机，并且做些毫无效果或华丽不实的事。“我从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股票市场行情也看涨了。
那天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个戏剧性的会议。许多人担心苏联代表马立克会出席会议。头天晚上，查尔斯·“基普”·波伦和乔冶·凯南已经向杜鲁门保证马立克不会出席。这两位苏联问题专家指出莫斯科不会迅速做出决定。
当马立克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厅进午餐时，秘书长赖伊请他出席那大下午的会议。这将对苏联极为有利。这个苏联人说：“不，我不参加。”听到此话，欧内斯特 ·格罗斯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当他和赖伊开车去成功湖时，美国人谴责他作为老朋友，竟打算说服马立克出席。“特里夫，你能想象出如果他接受了你的邀请将会发生什么事吗？”格罗斯想，在有记录的历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世界组织投票用武力阻止武装侵略。“无论幸运与否，这对哈里·杜鲁门是个重大胜利。”
在伦敦，艾德礼首相对下院宣读了杜鲁门的决议。“这（北朝鲜进攻）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他评论道，“必须制止。”他说在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已奉命支持美国的决议。在安理会上，只有南斯拉夫反对这项决定，杜鲁门在美国从来没有如此博得人心。
第4章 “我们的军队连一天也坚持不了啦！”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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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30日）
1
蔡胖子命令朴基炳上校带着他的第4团死守汉城。但在汉江桥被炸不久，朴基炳命令士兵们向汉江撤退，收集船和空油桶。28日黎明出现时，朴基炳带着仅剩的 50个人抵达汉江上游那座被摧毁了桥梁的完好铁路边。他发现他的250个士兵也正在岸边等待。他们已修建了筏子并找到一条小渔船。朴下命令过江，他们全力过江，奋力推开那些从桥上掉下的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当他们到达南岸时，朴开始组织他的残部。
天空仍然乌云密布，来自日本的空中掩护看来是没指望了。这时天空传来响声，一架美国侦察机出现了。飞行员的报告令人鼓舞，上午7点30分，12架B－26轻型轰炸机从日本起飞轰炸三八线附近的铁路，这是战争中美国空军第一次出击。
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命令向共产主义分子打开所有大门。约在11点，枪声大作。半小时后，身穿平民衣服戴着红袖章的人们涌进来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主教把祭坛布和神器收集起来送到附近的朝鲜牧师那里保护起来。他推着手推车带着几个天主教男孩来了，但北朝鲜人禁止他们搬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许？”牧师问道。“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吗？这些东西属于我们正如属于你们的一样。”
北朝鲜人没话说了，牧师带着他的宝物离开了。由于继续搜寻掠夺，伯恩主教抗议了。
“你们信仰上帝，对吗？”一位北朝鲜人问。
“当然了。”
“太好了。你们不久就会去那儿了。”
丘奇将军在水原的司令部不断接到报告宣布汉城已崩溃。但穆乔大使精干的一秘诺布尔不满意。他说服丘奇的两个作战军官和他一起向北到永登浦南边的安养步兵学校的韩国军队新司令部，在那儿他们得到更为准确的形势估计。他们的吉普车在南逃难民人流中硬是挤出路来缓慢逆进。人群中混杂看成千精疲力竭的韩国败兵，但许多人向美国人挥手欢呼。诺布尔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扛着他们的武器，虽吃了败仗但没有一败涂地。当他们的吉普车过去时，平民们也欢呼鼓掌。美国军装仍是最后胜利的象征。
四五千士兵正在步兵学校的检阅场上整齐地一排排站着或坐着。军官们和军士们正在组建新的部队。韩国军事学院院长金弘一少将自告奋勇重建组织溃散的军队——从北方下来的4个师的残部。他不知道第1师在哪儿，另两个师——第6师和第8师——据说仍在东边作战。
诺布尔询问汉江的情况怎么样。金将军不太清楚。他的确不知道几支韩国军队正在汉江桥东边奋力坚守铁路桥。诺布尔向他的同伴建议沿着江的南岸继续向上游方向去。从永登浦郊区的高处，他们能看见汉城。除了远处炮声隆隆，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当他们走进两座汉江桥南面通道时，一辆军车出现了。幸运的是，这是南朝鲜的军车。一个中尉告诉他们他正沿着江南岸进行侦查。金浦机场未像谣言所说落入敌人手中，也没有北朝鲜人在桥的附近过江。他想他能在炸毁的铁路桥南端的火车站找到第7师师长刘载兴将军。他们向桥走去。车站从另一边爆炸起火，他们小心地走进车站。看不见韩国士兵。但当他们进入车站时，一个卫兵盘问了他们。接着，诺布尔见到正坐在桌旁的刘将军。
他讲了他正在和大约400人坚守铁路桥，他将尽其所能用一门反坦克炮和一挺机枪阻击敌人。但他没有东西炸桥。他求他们从水原送些炸药来。他还希望从步兵学校的金将军那儿得到增援。他请求这两个美国人，派飞机轰炸袭击北岸。
下午1点，白善烨上校正在汉江北岸集合他的溃败的残兵从步兵学校过江。当他们正用渡船和小船过江时，美国飞机吼叫着来到他们头顶上，开始向他们扔炸弹。有些士兵气愤地大叫。美国人的炸弹究竟为什么要炸他们？白善烨也非常气愤，但他安慰大叫的士兵们说这是好事。“美国人来了！他们终于参战了！现在我们有希望了！”
玛吉·希金斯渡过汉江，备受激烈的但打得不准的步枪的火力折磨之后，正在通往水原的山道上，行进在一列漫长的士兵们和难民们的单列队伍中，其中包括韩国内务部长。希金斯决心不添任何麻烦，紧紧地和纵队一起前进。她听到深沉的嗡嗡声，抬头看见银色的美国战斗机正向汉城俯冲。“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了——这一定是麦克阿瑟的消息中提到的‘重大事件’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的参战同时也鼓舞了每一个人，她周围的朝鲜人高兴地狂呼尖叫。附近村庄的妇女们冲出来拉着她的手狂喜地指着天空。
穆乔大使正要乘飞机去拜访李总统，突然有雅克飞机猛烈袭击水原的简易机场。他赶紧躲起来，出来时未受伤，只是满身泥土，一条裤腿破了流了血。他穿着破衣服在下午2点50分左右到了大田，但向往常一样表现得信心坚定。他直接来到李总统的办公室。李夫人觉得他看上去像是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一样。他从国务院得到的唯一指示是“大胆地行动”。因此他自作主张告诉李承晚大量的美国援助正在途中——虽然事实上他不知道杜鲁门的决定会是什么。他满身污泥斑斑的衣服，使他那呼唤信心的热情更显得炽烈。他们必须——并且能够—— 战斗到胜利！
穆乔冒着丢官的危险发誓说美国已决定为南朝鲜全力以赴。美国海空军力量将阻止越过三八线的军事供应。这是韩国美国的联合努力。有些事由韩国人做更好些，其余事由美国人干会更好些。后来，穆乔站在李承晚身边向他泄露了从麦克阿瑟那儿得来的一个秘密消息。他明天早上将来水原以决定为在战争中抵抗共产主义分子应当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并请李承晚在那儿见他。
这一邀请对李承晚来说比穆乔所讲的全部鼓舞的话都更来劲。他说他拼命也非去水原不可。
2
杜鲁门总统已经呼吁援助南朝鲜。6月28日下午，他公开表态了，在美国新闻协会的一次大会发表了演讲，4大广播网向全国播出了他的讲话。同时，美国之音向海外作了转播。他说北朝鲜的进攻是“一个危险的榜样，尤其危及不发达地区，”并指出他反对侵略的强有力的行动仅仅是保护“和平建设的伟大任务”的一面 “盾牌。”
国内外对白宫给予了热情支持。前总统胡佛宣称“解除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去赢得胜利，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团结一心，行动一致。”《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但是伦敦《工人日报》把他的行动称之为“华尔街为统治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所干出的冒险主义的残暴无情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行径。”
法国大使打电话给杜鲁门说，他的政府和人民已欣然接受“杜鲁门的决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加拿大和美洲国家组织全都赞同杜鲁门。但是苏联的反应令人困惑。《真理报》周日版甚至没有提到朝鲜战争，但在第二天，塔斯社从平壤发出的两条快讯引述了北朝鲜公报，该公报声明是南朝鲜发动了攻击。第二天早上出现了抗议浪潮，谴责美国“直接针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径”。
在北京，46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已听到了外交部长周恩来对杜鲁门声明所作的有力回答，而此时华盛顿刚刚天亮。周认为杜鲁门的决定是“针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他谴责美国命令“李承晚傀儡军队”进攻北朝鲜。而这次进攻只是美国为“侵略台湾、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制造的一个“精心构织的借口，”是“美帝国主义夺取亚洲的秘密计划”中的又一步骤。周恩来讲话后有一次“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毛泽东说杜鲁门是个伪君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起来！”他说道，“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虽然国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赞同杜鲁门的声明，但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激烈地反对。“至少在国会，如果不加抗议就让这事过去了，我们最终就会失去一直由国会拥有的宣战权。而宣战权是由美国宪法只授予国会的。”
尽管白宫有一种欣喜过头的感觉，艾奇逊还是警告杜鲁门说这种一致支持他的政策的明显势头可能不会持久。“总统误解了我的意思，”艾奇逊回忆说，“我的意图是去准备迎接批评和大为费劲的事情。总统却坚持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就没法后退了。对于他和他的党的政治命运所具有的影响都无法动摇他，实际上他也没想到这点。他认为这是正确的，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广为人们所理解。”
3
6月29日上午8点，穆乔大使拜访了李承晚在大邱的住所，发现总统“处于可怕的境地。”李夫人也非常紧张。整个夜里，俩人已听到关于汉城形势耸人听闻的大量传言。很明显，美国对援助韩国什么也没有做！在极不愉快的1小时5分钟后，他们动身去机场。
东京，黎明时分的羽田机场乌云密集，雨水淅沥，麦克阿瑟的助手们决定飞机延迟起飞。麦克阿瑟将军简短干脆地说，“我们走。”麦克阿瑟的B－34型座机“巴丹”号，在那天早上晚些时候迎着满天雨云起飞了。
当穆乔和李承晚正准备乘各自的飞机离开大邱去水原时，B－29轰炸机正成功地在金浦机场投下了一颗颗500磅炸弹，同时，另两架B－29轰炸机正在轰炸汉城的主要火车站。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转告韩国想炸毁铁路桥的要求，它仍然完好无损。仅仅用一小队作战坚决的韩国士兵保卫它，看来是毫无指望之事。沿着汉江北岸的江滩上布满了准备过江的北朝鲜人。
白善烨上校终于设法使他的3000残兵中的一些人过了江。当白善烨带领部队在金浦上边奋力通过泥泞的稻田时，有一半人仍留在江北岸。从东边打来一些机枪子弹，但没有造成伤亡。在步兵学校附近，他遇见了美军顾问团的雷·梅中尉，白善烨又饿又累，找他要些东西吃。梅一无所有。“那么有糖吗？”梅找到一些。白恢复力气后，问情况怎么样了。梅告诉他议政府附近的反攻失败了，但还有希望。美国人正在赶来。空军已经投入战斗，但还没有地面力量。于是白去找到金弘一将军——韩国军事学院院长——告诉他关于从金浦机场一路上被攻击的情况。金弘一将军问白他为什么不反攻。白耐心地解释说：“金弘一将军，我还得在这儿等我的队伍集合。”
当“巴丹”号飞近朝鲜时，麦克阿瑟从通道上走下去告诉他的空军参谋长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说，如果他们不能轰炸三八线以北的目标，北朝鲜人将具有明显的优势。他有攻击三八线以北的授权吗？“没有，”麦克阿瑟的密友和高级助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就在旁边。但麦克阿瑟告诉斯特拉特迈耶制定轰炸共军空军基地的计划，然后回头看着惠特尼， “现在，你在这些命令中找出一些东西在军事法庭上保护我。”
四架“野马”式战斗机为“巴丹”号护航。但是，正在他们接近水原时，一架“雅克”飞机俯冲下来并向没有武装的运输飞机扫射。一位副官大叫“快呼救！”每个人都俯下身子，除了麦克阿瑟。他冲向窗口，“我们的战斗机正在接近攻击它，”将军报告说。“我们会把它好好收拾一顿的。”
合众社的欧内斯特·霍布赖特却在想，“我希望麦克阿瑟不要太去撞大运了，我可不想让他拉我当垫背的去充英雄。”
穿过早几分钟前被轰炸和扫射着火的两架运输机上升起的浓浓油烟，他们着陆了，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再遭攻击，所以，他们都匆匆挤出“巴丹”号。刚刚以一步之差在汉城从共产党人手下逃出来的凯斯·比奇上前迎接麦克阿瑟，“将军，我很高兴在这儿看见你。”
比奇过去几天中亲眼所见的遍布于朝鲜人和美国人中的恐惧与惊慌消失了。
15分钟内，麦克阿瑟一行来到丘奇将军的临时司令部。麦克阿瑟听取了丘奇、豪斯曼上尉和其他军官们的简要军情汇报。麦克阿瑟时时用他的烟斗指点强调，提出一个个问题。丘奇原本不打算让任何朝鲜人说话，但麦克阿瑟和诺布尔说服他让参谋长蔡胖子提出朝鲜方面的观点，因为一直是这些朝鲜人在打仗。蔡的英语不太好，因此他通过一位翻译讲话，结结巴巴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象。当他问到蔡未来的作战计划时，回答是：“我将召集一百万人打仗。”麦克阿瑟转向阿尔蒙德说道： “我可无此印象。”
大家都明显看出麦克柯瑟很不耐烦。他敲着膝盖说：“让我们上前线去看看。”几个人尽力劝说他不要作如此冒险之行。敌人的坦克和先头部队已经穿插进薄弱的朝鲜防线并且随时会过汉江。更有甚者，敌人的飞机几乎随心所欲地扫射。
麦克阿瑟平静地回答，“判断战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看实战部队。走吧。”麦克阿瑟一行乘着一辆老掉牙的美国轿车和几辆吉普车向汉江出发了。成群的精疲力竭的溃兵减慢了他们的前进速度。看来，韩国军队全面败退，溃不成军，因为美国人拿不出有力措施去重新组织首次攻击波后的幸存者。当车队到达汉江岸附近时，麦克阿瑟用烟斗柄指着一个小山坡，转向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尼德，我们上那儿去，你说怎么样？”车队蜿蜒爬上灰色的小山。所有人下车向山顶爬去。眼下是一个戏剧性的景象——汉城正在燃烧冒烟。记者和摄影师围在麦克阿瑟周围，从各个角度照相，此时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其他人猛地卧倒在地，然而麦克阿瑟眼盯着破坏景象毫不在意爆炸。豪斯曼上尉为他的临危不惧所感动。这不是虚张声势。他仅仅笔直站立，镇静自若。其他人敬畏麦克阿瑟的这种形象，在每次炸爆时都不再退缩。
汉城景象令麦克阿瑟永难忘怀。“在我眼下，这座小山两旁都是如潮的溃兵，仓皇后撤，身穿黄褐色军装的士兵队伍弯延展开，到处间杂着有明晃晃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车中装满呻吟的伤兵。炮弹在天空中呼啸犹如死亡之神在尖声厉叫。弹痕累累的战场上四处弥漫恶臭，满目荒凉至极。”这景象使他震惊。“在这个饱灌鲜血的小山上短暂停留之时，我制定了我的计划。这计划的确是绝望之举，但是除了接受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大陆的失败之外，我看是别无办法了。”单靠海空军支援无法阻挡敌人了。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占领军投进这巨浪汪涛。“这将是背水一战，却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站在这土山上时，他向他的情报军官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提到了拿破仑在雷根斯堡的情形。用战地望远镜观察了那座依然完好无损的铁路桥后，说了一声：“炸掉它！”然后他走下山，上了车。
尽管有豪斯曼的警告，麦克阿瑟坚持一直向前去看一位老朋友金昌甲（音译）将军——他的师在沿江一带。“我上那儿看看，”他简洁地说，“走吧。”
麦克阿瑟问金战局如何。“哦，我们在这儿”，他指着防御工事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干得更好。我们能守住这儿。”
“打算什么时候撤退？”
“我们不打算撤退！命令我们撤退也不撤退。如果需要，我们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
豪斯曼感到这正是麦克阿瑟上前线以来想听到的。
当麦克阿瑟到达水原时，李承晚正在农业学院丘奇司令部的外面等候。李承晚和麦克阿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认识了。当时李承晚在美国是一名学生，麦克阿瑟在陆军部门服役，现在他们是彼此敬慕的亲密朋友。麦克阿瑟把两只手放在总统的肩上，总统深情地拥抱着麦克阿瑟，然后喊道：“将军，你们真及时啊！”
“总统先生，我原先不知道，”将军歉意地转向一旁说，“对不起了。”不知怎么这恢复了李承晚的好性情，后来当他告诉妻子关于麦克阿瑟的道歉时快活地笑起来了。
两个人私下里谈了1小时之久。麦克阿瑟答应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当将军听说李承晚和穆乔分别乘二架L－5飞机来时，他建议他们同乘一架“山毛榉”飞机回去。他们俩人登上这架飞机，还没来得及系好安全带，飞机就开始滑跑起来。飞机在跑道上才跑了一半，猛然急转弯。一个机务员打开门喊道：“快跳下去！隐蔽起来！”一架雅克飞机正一头直朝他们俯冲过来。
飞行员紧紧抓住李承晚的手跑到附近的一块泥泞稻田里。总统和穆乔一头扑倒在地。飞行员说：“你们最好呆在这儿，我去看看飞机怎么样了。”
李站起来，满身泥污却还在咧嘴笑。飞行员报告说，飞机修好还需一段时间，穆乔建议他们坐上头天留在机场另一端的汽车返回大田。
玛吉·希金斯在水原简易机场的边上低头弯腰，正在用打字机打出关于麦克阿瑟将军访问的新闻报导。这时，这位将军本人带着那顶著名的、已皱巴巴的金带镶边帽，穿着卡其布夏季军装走过来了，他认出希金斯就说，“你好，”并问她是否想就便飞回东京。她高兴地接受了，这意味着她将很快发出她的新闻报导。
15分钟后，“巴丹”号，这架两小时前在4架“雅克”飞机攻击下逃生的飞机起飞了。当他们飞出北朝鲜飞机的航程之外时，麦克阿瑟的所有人员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将军已在他的客舱里写军事形势的完整报告。在着陆前，他坦率地与希金斯谈话。南朝鲜迫切需要注入美国力量。“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守住朝鲜。”目前，他有件事要做。“我到东京时，将把立即向朝鲜派出几个美国师的建议送给杜鲁门总统。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我的建议。”
“巴丹”号下午10点15分在羽田降落了。
4
华盛顿，同一个星期三正午9点15分，各新闻通讯社关于危机的报导远比麦克阿瑟的报告乐观得多。《纽约时报》的林赛·帕罗特写道：“自入侵的共产主义分子打进汉城以来，过去的24小时是南朝鲜共和国最光辉的时刻。”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更准确的信息传到了国防部：汉江防线能否守住令人怀疑。就在正午前，国防部长约翰逊给杜鲁门打电话说那儿的形势是如此严重，下午应当召集他的顾问们开会。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提议派遣美国地面战斗部队。
下午4点，总统在约定会议的前1个小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人问，“我们是否处在战争中？”他反驳道：“我们没有处于战争中。”
“有可能称此为在联合国的警察行动吗？”
“对，就是这么回事，”杜鲁门说——“一次帮助联合国击退一伙匪徒的警察行动。”
下午5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举行了45分钟的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在朝鲜使用战斗部队投入战斗，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公民撤退——而不是采取进攻行动。
杜鲁门尤其关心苏联的反应，但麦克阿瑟向他保证说他的专家乔治·凯南确认苏联打算“尽一切办法置身事外，但想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同朝鲜和中国混战一气”。
杜鲁门说：“这么说苏联人打算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为他们打仗。”
会议以杜鲁门批准他的军事顾问的提议结束。这些人满以为他们的决定足以控制朝鲜危机。
6月里最后一天的上午，一架载着特殊乘客钟日昆准将的飞机在水原着陆了。直到去年3月，他是蔡胖子的副参谋长，那时他被送到乔治亚的本宁堡步兵学校。发生进攻的那天他正在夏威夷等候去朝鲜的飞机。当麦克阿瑟将军听说后，立刻派了一架飞机送他去朝鲜，因为他认为钟日昆不是韩国头号出色军官，也是佼佼者之一。
当钟日昆走下飞机，蔡胖子——他把钟日昆看成是他的门生——说：“欢迎你回国！”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们乘一辆吉普车向汉江开去，因此钟日昆可以在麦克阿瑟头天爬上的小山去估计形势。当钟日昆吃惊地盯着燃烧中的汉城景象时，炮弹开始在附近爆炸了。每一颗炮弹落地时蔡胖子就骂一声：“赤色杂种！”他们无视危险，站立着，俩人都情感冲动。在返回水原的路上，这位总参谋长昏昏入睡，钟日昆只好紧紧抓着他，免得他掉下吉普车。
5
6月30日上午3点，当蔡胖子和钟日昆正在观察汉城时，麦克阿瑟的加急电报传到五角大楼。韩国军队混乱一团，丢盔弃甲，遗弃辎重。在没有大炮、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情况下，大多数南朝鲜人只是希望延缓敌人的速度。韩国军队无法联合行动，存在进一步被突破的严重危险。
陆军参谋长J·洛顿·柯林斯将军迅速得知这些情况。他急匆匆来到五角大楼，在那儿布雷德利将军可以通过通往东京的电讯线路与麦克阿瑟对话。凌晨3点40分，电讯会议开始，却不是声音传递，屏幕上闪现出问题和回答。这次沉默的历史性会议的神奇特点铭刻在柯林斯的记忆中。“我们深更半夜聚集在陆军漆黑一团的无线电讯室时，空气紧张得凝固了。”
麦克阿瑟重复他最近的建议：派一支美国团级战斗部队迅速投入前线战区。他还要求授权加强那支战斗先遣队以便它能发动反攻。五角大楼的所有人外表上显得平静，但是在明白决定的重要性后，在问题不断地出现在屏幕上时，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本能的急促。在东京，麦克阿瑟和他6个主要参谋人员同样紧张。
柯林斯解释说，在昨天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总统表示不愿投入战斗部队。这时，东京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柯林斯认为这意味着麦克阿瑟坚持他果断的请求，认为决定“刻不容缓。”在与他的参谋们磋商后，柯林斯送去这样的回答：“我将立即转告陆军部长请求总统同意你的建议派一个团级战斗队，进入前沿作战地区。将尽快告诉你，大约在半小时内。”
柯林斯又没有收到回答，因为时间紧促，他没有打算去确保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在他的参谋人员继续通话交换一些次要问题时，他离开了会议室打电话到佩斯部长家里，给他讲了麦克阿瑟报告的要点和出动一个团的紧急要求。
清晨4点57分，佩斯打电话给在布莱尔大厦的总统。杜鲁门已经起床，刮完了胡子，拿起了床边的电话听筒。他听了一会儿，然后说：“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同意使用一支团级战斗部队。”这些话爽快地传了过去，产生了力量。杜鲁门胆大包天，采取了能够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危险步骤。
几分钟后，柯林斯正电告东京，“已批准你向作战地区派一支团级战斗部队的提议。至于进一步集结，随后给你指示。”麦克阿瑟回答：“谢谢。现在还有什么其他进一步的事情？”
给麦克阿瑟最后的话是这样的：“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于你亲自弄到形势的第一手资料的迅速行动感到高兴。恭贺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对于你和你的指挥充满信心。”
6
蔡胖子和钟日昆回到水原司令部时，天已黑了。钟日昆看见一个条子命令他去大田见李总统。他在飞机旅行中和与蔡胖子度过的几个小时中虽已疲劳不堪，还是坐着吉普车出发去大田了。
玛吉·希金斯已返回水原。情况比昨天还糟糕。从东京来的上校们和少校们到处喧闹着奔跑，传递着他们认为是秘密的消息。一些美国记者们感到他们像红色间谍那样被对待。她发现凯斯·比奇和美联社的汤姆·兰伯特为攻击的危险而焦虑。比奇说：“我们搞到了一辆吉普车以备万一有麻烦。有你的座儿。”
她希望这意味着她至少在男记者中赢得了一个同盟者。她和这两位男记者呆在会议室外面，希望从这些川流不息出出进进的人们中捞点信息。突然，会议室的门开了，她听到跑动的脚步声轰轰作响，这时有人用一种尖叫的声音大喊：“向飞机场快跑！”
为什么？三个记者吃惊了。他们跳起来跑到房间里。没有人回答任何问题。玛吉注意到一个老上校向门口跑去，她挡住他：“如果没有什么差错的话，为什么我们都要上路往南去大田？”
“我们被包围了！”上校大喊着推开她跑过去了。
这地方一团混乱。每个人都在寻找交通工具。她听到有人哭着大喊，“赤色分子已到公路上了！”也有人回答，“不，他们在飞机场！”
美军顾问团的一位少校大叫：“我们去保卫机场！”
比奇把他的卡宾枪检查了一遍。“我的上帝，”比奇自言自语地说，“他们真的认为这么一撮人能守住机场吗？”在漆黑的夜晚，三个记者挤进一辆吉普车。一位中士带着机关枪，希金斯所带的全部东西只有她的打字机和牙刷。
在机场，美军顾问团的那位少校组织起大约60个人的环形防御圈。玛吉看着人们埋地雷架机枪。撤退的飞机仍然没有出现，突然传来大官们已向大田逃窜出去的谣言。
“这么说我们根本没被包围！”希金斯对比奇说。“这可是找出来的一条好路！”
接着，他们听说包括丘奇将军在内几乎每个人都已经冒着倾盆大雨向南狂奔。3个记者紧跟上这落汤鸡似的队伍。
钟日昆将军正在大田附近。在长途跋涉中，他已想到他的老师所面临的前途。大多数美国人从来不欣赏蔡胖子。在他们眼中，蔡胖子像一大堆肉山。他短胖的脸看起来毫无生气。他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既有精力又能干的人。钟日昆的父亲是一位在俄国沙皇军队当翻译的漂亮浮华之士。当钟日昆长大时，被送到日本东京军事学院，后来在他班上以头名成绩毕业。二战期间他在日本军队服役。和平到来时，他应征进入韩国军队。1948年成为蔡的副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