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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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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条来的，这个条文规定，儿童犯偷盗、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致成残废和杀人罪的，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条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较轻，不是像对成年人那样“满打满算”。这已经是为未来的娃娃犯人开辟的通向群岛的第一个小口，但还不是大门。
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有趣数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岁（比这更年幼的就不计算了）到二十四岁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发生时正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几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个群岛居民的半数。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却置身于监狱中，并且还占了它的一半人口。这同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不大协调，但数字就是数字嘛。这些数字说明，群岛从来也没有缺少过年轻人。
但它应当年轻到什么程度——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决定的。在这一年，在历史的柔软粘土上，伟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压了进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宁格勒、搞垮自己的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儿童——他那么热爱的儿童，他是儿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还同他们一起照过相。这些恶作剧的淘气孩子，这些厨娘们的子女，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制服他们，便想出一条妙计：对这些儿童从十二岁（他的心爱的女儿也已接近这个界线，他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年龄）起可以满打满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说，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所解释的，“适用一切刑罚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枪决）。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当时很少理解各种法令的意义，我们老是看着斯大林手里抱着一个黑头发小女孩的肖像……十二岁的孩子自己去读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却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出来。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对于“在铁轨下放置各种物品”的也从十二岁起判刑（噢，这是在训练年轻的破坏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对于第十二条没有规定的其余各种犯罪——从十四岁起判刑。
这时发生了一个不大的干扰。卫国战争开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发表惊慌失措的讲话后过了四天，在德国坦克正冲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的时候，又发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个法令，很难说，现在什么对我们更有意思：表明当局在那些火烧眉毛的日子里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时的无动于衷的学院派作风呢，还是法令的内容本身。事情是这样的，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向最高苏维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状（可见大恩人也是了解这件事的），说是各法院对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适用得不正确：他们对蓄意犯罪的儿童才判刑。这种心慈手软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主席团在战火中作出说明：上述解释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导入了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于是它按照检察长的意见向最高法院说明：在儿童不是蓄意而是过失犯罪的场合，也可对他们进行审判，适用一切刑罚方法（即“满打满算’）！
真了不起！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谁也没有接近过这样根本解决儿童问题的做法。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对过失行为判刑——直至枪决！
一九七二年三月，当听到一个十四岁的英国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贩卖麻醉品被判处了六年徒刑的时候，全英国都大为震惊——怎么能这样做呢？！可是当阅读斯大林的关于娃娃犯人的法律时，你们的左派领袖的眼睛和心灵都到哪里去了？
“儿童？！你们为什么消灭儿童？”一纽伦堡法庭审判席上的偶然对苏联国内法律一无所知（忘了自己过去是怎么审的了）的苏联法官尼基琴科震惊于被告们的罪行，表示了天真无邪的惊讶。英国、美国、法国的法官们带着更加诚实和聪明的神态和他并排坐着。
只有这样才能把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这样才能把集体农庄的穗头保护好！现在粮仓可以不断充实起来了，生活可以繁荣昌盛起来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儿童将走上漫长的改过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样有子有女的党员检察长们谁也没哆嗦一下！——他们毫不为难地签发逮捕证。那些党员审判员们也谁都没有哆嗦一下！——他们睁着明亮的眼睛判处儿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劳改！
因为“剃”穗头，判给这些小家伙的不少于八年！
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也是八年！
黄瓜不是这样计价的。萨沙因为从集体农庄的菜园子里偷了十条黄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岁的小姑娘莉达在库斯坦奈省的钦吉拉乌斯区中心的街上连泥带土地把从卡车上像一般细水似地漏下来的谷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来。因为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不是直接从地里或从仓库里，考虑到这个减轻罪责的情节，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审判员发了善心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个说明：对带有儿童胡闹性质的盗窃行为（在花园里偷几个苹果）——不判刑。根据类推，法院认为可以稍稍从轻处理（而我们可以从中推论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苹果是判过刑的）。
很多人因为从厂办学校逃跑而被判刑。诚然，对这种行为只判六个月（在劳改营里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请看看远东劳改营里对待“死囚”的情景；派他们从厕所里运粪。一辆双轮大车，上面有一个大木桶，满满装着恶臭的粪水。许多“死囚”有的架辕，有的从旁边和后面推——粪桶晃动时粪水溅在他们身上，而穿着哔叽衣服的脸色红润的“母狗”们哈哈大笑，用棍子驱赶着孩子们。——还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运到萨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们就用刀威胁着“信用讨”这些孩子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所以，就是六个月有时已经足够了）。
当十二岁的孩子跨进了成年犯人监室的门槛，作为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在几乎与他们不自觉生活的年数一样多的野蛮透顶的刑期方面、在口粮、烂菜汤、铺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样待遇的时候——“未成年犯”这个共产主义再教育的旧名词不知怎的便失去了价值，轮廓模糊，含义不清了——于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个响亮的无耻的字眼“娃娃犯人”！而这些苦命的公民——还不是国家的公民，但已经是群岛的公民，自己也开始带着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复起这个字眼来了。
他们的成年时期就这么早这么奇怪地开始了——从跨进监狱门槛的那一瞬间。
一套连沉着稳健的勇敢的人们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岁的孩子们头上。但年轻人依照年轻生命的法则不会被这种生活方式压扁，而是会生根、适应。好像在幼年时期毫不困难地就可以学会新的语言、习惯一样——娃娃犯人一进门就学会了群岛的语言——这是盗窃犯的语言，掌握了群岛的哲学——可这又是谁的哲学呢？
他们从这种生活中吸取了整个最不人道的东西，全部发腐的毒汁——可是却那么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在襁褓时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这种毒汁。
他们那么迅速地长入了劳改营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天内！好像对它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好像这种生活对他们一点也不新鲜，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继续。“他们在外面也不是穿丝着绸长大的：剃穗头的、往衣服口袋里装土豆的、到工厂上工迟到的和从厂办学校逃跑的，不是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里并不是一切都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着体面的外衣，有的为母亲的好言相劝所软化。在群岛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则是四足动物眼里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残忍的强盗才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成年人看到的群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去同它对抗！孩子们则是以童年时代的圣洁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岛。所以几天内孩子们就成了野兽——而且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最坏的野兽（当你瞧着马的安详的大眼睛或爱抚着俯首认罪的狗的耳朵的时候，你怎能说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条规律：如果别人的牙齿不如你的坚固——你就去把他嘴里的食物夺出来，它就是你的了！
群岛上有两种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单独的儿童教养院（主要管押还不满十五岁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劳改点（管押年龄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残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这两种方式都一样能够发展凶狠的兽性。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盗贼理想的教育。
请看尤拉·叶尔莫洛夫。他自述说，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经在自己周围看到了许多诈骗、偷窃、投机，暗中对生活有这样的看法：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骗。我却不想怕什么！那就是说，我将去偷窃、欺骗，过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毕竟还是走向了另一面。学校里用光辉范例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当他看透了“亲爱的父亲”后（获奖者和部长们现在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水平！），他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写了一张传单：“打倒斯大林！列宁万岁广’当下就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给了个五十八条一10，与少年盗窃犯关在一起。于是，尤拉·叶尔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盗贼的法规。他的生存的螺旋线急速地绕起圈来——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盗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认识。
他在儿童教养院里看到了什么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现象。长官和看守们打着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国家的饭。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粮从厨房里进了教育员们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们成天战战兢兢，成为不声不响的、听话的犯人。”（这里应当说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粮不是普通的劳改营口粮。尽管把少年犯判处了长期徒刑，政府并没有变得不人道起来，它没有忘记，这些子女也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主人。因此，在他们口粮中增加了牛奶、黄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员们怎能经得住这种诱惑，而不把勺子放进娃娃犯人的锅里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们不作声呢？也许从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长大起来会告诉我们比《雾都孤儿》更为悲惨的故事？）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残酷世界的斗争时，彼此间谁也不反对谁。他们彼此不认为是敌人！他们是集体地、成帮地投入这个斗争！社会主义的萌芽？教育员们的暗示？哎哟，爱说废话的人，别嘟哝了。这是盗贼世界的法律下达到了他们身上！盗贼是成帮的，盗贼是有纪律和头目的。娃娃犯人——是盗贼的少年队员，他们遵循着长辈的训诫。
哦，当然，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紧。派来教育员——三颗星的，四颗星的——给他们讲伟大的卫国战争，讲我国人民的不朽功勋，讲法西斯的暴行，讲斯大林对儿童的阳光雨露般的关怀，讲一个苏维埃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关于社会的“伟大学说”只是建立在经济上的，从来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心理规律；任何一件事情重复上五次六次，就会引起不信任，再多几次——就会引起厌恶。从前的教师们和现在的从厨房里偷东西的教育员们向他们硬性灌输的一切，都使这些娃娃犯人感到厌恶（甚至部队军官的爱国主义讲话：“孩子们！你们得到信任去拆除落伞。这是贵重的绸子，祖国的财产，要好好爱惜它！”——也没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额完成定额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绸子都割成了无用的碎块——（克里沃舍科沃）。在所有这些种子里，只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对五十八条犯的敌意，对人民敌人的优越感——被他们接受下来。
这是他们往后在普通劳改营里所需要的。暂时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民敌人。尤拉·叶尔莫洛夫——也变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则换成了盗贼的守则。在这大锅粥里谁都不能不被煮烂！无论哪个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变——如果他不立即宣布自己是盗贼的少先队员，他就将被踏坏、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这个誓……（读者！把你们的子女送去试试……）
在儿童教养院里——谁是娃娃犯人的敌人呢？看守和教育员。同他们也就有斗争！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力量是——团结，第二个力量是——不受惩罚。只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们推到这里，而一旦来到群岛上以后，便有一条神圣的禁忌保护着他们。“长官，牛奶！给牛奶！”——他们号叫着，像打鼓似地敲着门，弄坏板铺，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会被称为武装暴动或经济反革命的事情。他们丝毫不受威胁！马上就会给他们拿牛奶来！
一队娃娃犯人在严格的押解下被带着穿过城里，这样郑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觉得害臊。才不是这样呢！小犯人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声口哨！！——谁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队有什么办法呢？开枪？打谁？难道可以打小孩子吗？……他们的刑期也就于此结束了！一下子从国家手里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愿当笑柄？——那就别去抓孩子们！
未来的小说家（在娃娃犯人中间度过了童年的）会给我们描写娃娃犯人的许许多多花招，他们怎样在教养院里恶作剧，报复教育员，给他们吃苦头。他们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来尽管很严，但娃娃犯人由于不受惩罚就发展得非常胆大妄为。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对女人肉体的兴趣，一般说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这种兴趣更被绘声绘色的故事和夸口烧得极为炽烈。所以他们不放过机会去发泄。请看一个插曲。在克里沃舍科沃隔离区（第1劳改点）里，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装订车间的女少年犯柳芭坐着聊天。她为着什么事激烈地反驳他们。这时男孩子们便跳了起来，抓住她的两脚高高地提起。她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两手撑着地，裙子落到她的头上。男孩子们就这样抓住她，用空着的手去抚摸她的身子。然后并不粗鲁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们吗？逃开他们吗？没有，照旧坐下来继续争论。
这已经是一些十六岁上下的娃娃犯人了。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离区（区里有一个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里，进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汉那样神气活现地上那里去）。
在儿童教养院里，娃娃犯人劳动四小时，学习四小时（然而，整个这种学习全是装模作样）。转到成年犯的劳改营后，他们得到十小时的工作日，只是劳动定额少些，口粮标准却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是十六岁上下转到这里，但在劳改营里和到劳改营以前的忍饥挨饿和不正常发育，使他们在这种年龄看上去还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的兴趣都落后了。在这里有时按工种把他们分成一些单独的作业班，有时就同年老的残废的犯人混合编在一个班里。在这里要求他们做的是“减轻了的体力劳动”，简单说就是营内儿童劳动。
在儿童教养院以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没有看管人员所觊觎的那种儿童口粮了——因此，看管人员已经不再是主要敌人了。出现了一些老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试试自己的力量。出现了一些女人，在她们身上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盗贼，肥头大耳的劳改营的突击队员，他们乐意去指导娃娃犯人的世界观，教练他们偷窃本领。向他们学习——是诱人的，不学习——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由的读者，“盗贼”这个字眼儿也许听起来是带有责备味道的吧？那他就什么也没有懂得！在盗贼世界里，念起这个词来，像在贵族圈子里念“骑士”这个字一样，甚至还要毕恭毕敬，像说神圣的词那样，不是放大嗓门去念。将来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贼——这是娃娃犯人梦寐以求的，这是他们一帮自发的努力方向。就是他们中间最独立不羁的——思量着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这更可靠的命运。
有一次，在伊凡诺沃递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板铺上挨着我躺着的是一个年纪过了十五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仪式有点勉勉强强，似乎他的年龄已超过了这个阶段或者已经感到疲劳。我想：这个男孩子还没有毁掉，比较有头脑，很快就会离开他们。我们聊起天来。他是基辅人，他的父母中一个已经去世，一个把他扔了。还在战争前，九岁的时候，斯拉瓦就已开始偷东西，“当咱们这边的来了以后”，以及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也偷，他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过早出现的若有所思和郁郁不乐的微笑对我说，他往后仍打算靠偷东西过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说明：“当工人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挣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过好日子。”我想补充了解他回避开的两年——基辅被占领的两年，便问：“你在德国人占领时做什么来啦？”他摇摇头说：“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我工作了。在德国人统治下我哪能偷呀，他们当场就会把你枪毙。”
在成年犯人的劳改营里，娃娃犯人们仍保持着自己行为的主要特点——齐心协力地进攻和齐心协力地回击。这使他们变得强大，并摆脱了各种限制。在他们的意识里，可以容许的和不能容许的之间没有任何禁止越过的界限，更没有什么善恶观念。对于他们说来，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碍他们的，都是坏的。他们所以养成一种厚颜无耻的举止作风，因为这是劳改营里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胜的地方，假装和狡猾对他们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装成宛如圣像画上的少年，使你感动得掉眼泪，而这时他的同伴却在背后掏空你的口袋。他们这帮记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报复得不能安生——为了不被这伙小强盗纠缠上，谁也不去帮助受害者。目的达到了——把对手们拆散了，娃娃犯人们就一群扑上去对付一个。这时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他们这么多人一下子猛扑上来，你都来不及发觉他们、区别和记住他们。你被搞得手忙脚乱，招架不及。
苏济讲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劳改营克里沃舍金诺第二（惩戒）劳改点的几个场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阴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里。长官们不干涉隔离区的生活（既没有标语，也不讲课）。盗窃犯和娃娃犯人称王称霸。几乎不出工。伙食也就与之相适应。然而却有许多空闲时间。
在作业班员们的护送下从切面包房里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们在箱子前面假装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业班员忙去从地上拣面包。二十份口粮中，他们只来得及拣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拉脱维亚人马尔丁松穿着英国飞行员的褐色系带高筒皮靴（带子用小钩一直系到膝盖）出现在隔离区里。他甚至夜里都不脱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气。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机会，霎时间一齐向他扑上去，霎时间消失了——皮靴没有了！所有的带子都被割断，靴子被拉了下来。寻找？往哪里找！马上就通过看守员（！）把皮靴送到区外高价卖掉了（娃娃犯人们什么不拿到区外去卖！每次当劳改营领导可怜他们年幼，给他们稍好一点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给他们从五十八条犯人那里剥夺来的床垫片——不消几天，所有这些东西都卖给外面人换了马合烟，而娃娃犯人们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秃秃的板铺上）。
一个不谨慎的自由雇员牵着一条狗走进隔离区，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时分他就可以在营区外买到自己那条狗的皮：狗一眨眼间就被诱走，宰掉，剥皮，烤熟了。
再没有比偷盗抢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饱肚子，又快乐。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为谋利的娱乐以及奔跑。如果给他们锤子去打炮弹箱，他们会不断挥舞起来（甚至女孩也一样），把钉子钉进随便碰上的什么东西里去，钉进桌子，钉进墙壁，钉进树墩。他们经常彼此角斗，——并不只是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们真的也在板铺上，在过道里角斗，追逐。他们踩在人们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么东西弄翻，把什么东西弄脏，把什么人吵醒，把什么人撞倒，并不是有必要——他们在玩耍！
任何儿童都这样玩，但普通的儿童毕竟有父母（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毕竟”），有某种管束办法，可以制止、感化、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劳改营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动娃娃犯人——简直是不行的，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线，他们的耳朵听不过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生气的老人们动手去制止他们——娃娃犯人就把重东西往老人们身上扔。娃娃犯人们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开心的！——抓起残废人的一件军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戏——逼着老头像他们的同龄人似地跑来跑去。他生气了，走掉了吗？——那他就再也别想看到这件军便服！他们卖到营区外去了，换烟抽掉了！（这时候他们会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到老头身边：“老爷子，给对个火！算了，别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对于成年人，对于做了父亲、祖父的人们说来，娃娃犯人在劳改营这块狭小地方的这些狂暴游戏，要比他们的抢劫和饥饿贪婪更为难受，更感受辱。这是想不到的一种最刺激人的屈辱办法：把上了年纪的人与顽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还凑合——不，是交给孩子们任意摆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坏事的，他们根本不想侮辱人，他们不装模作样：他们除了自己和年长的盗贼犯外，的确不把任何人当人！他们当初是这样认识世界的——现在仍抱住这种观点不放。下工的时候，他们插入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站不稳脚的、发呆的或沉浸在回忆里的成年犯人的队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队伍冲得七倒八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领头的——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他们吵吵闹闹地说话，经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冲着上帝、基督和圣母骂娘，大声喊叫各种关于性欲方面的下流话，丝毫不避站在旁边的上年纪的妇女，更不用说年轻女人了。在劳改营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达到了脱离社会的最高自由！——在营区内漫长的点名时间，娃娃犯人们彼此追逐，冲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乡下佬，干吗站在路当中？”），或者围着一个人，像围着一棵树那样，你追我赶地奔跑，而且比围着树转更方便，因为可以拿他来挡住自己，可以扯他，摇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时刻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当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被毁坏、被扔到遥远的劳改营坑里去毁灭、饥饿的死亡已经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更无法用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去同情那些少年们，原谅他们在这种凄凉地方的游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上年纪的受尽折磨的人满腔愤恨地向他们叫嚷；“小毒蛇，都把你们瘟死！”“渣子！疯狗！”“你们都死绝！”‘很不得亲手把他们掐死！”“比法西斯分子还坏的野兽！”“真是专门放出来要我们的命！”（在残废人的这些叫喊中放进了多少仇恨，如果话能杀死人——那就已经把他们杀了。）是啊！这些家伙好像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害我们的！——因为劳改营的主管人员不管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祸害来了（好像在一盘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来，给人的印象却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来的，在我们的系统中许多折磨人的好办法也是这样搞成功的）。你会觉得基督教神话里的小鬼就应当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样。
况且，他们的主要游戏和他们的标志——他们常用的标志，致敬和威胁的标志——就是两股叉：食指和中指叉开做成好似活动的犄角的形状。但它们不是低人的，它们是刺穿东西的，因为老是向着眼睛伸去。这是从成年盗贼那里承袭来的，表示一种严重的威胁：“杂种，抠掉你的眼睛！”这是少年犯的一种心爱游戏：在一个老人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头那样伸出一对双股叉，手指照直地向着眼睛移动过去，马上就要捅进去！老人身于往后仰，他们还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后面一个娃娃犯人已经紧靠着脚伏在地上——于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声中啪嗒一声朝天跌倒，头碰在地上。他们永远不会扶他起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这只不过是寻寻开心。你拿这些小鬼一点没有办法！老人艰难地撑起有病的身子，愤愤地低声说：“要是有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产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滥要比从沿着火山口朝上喷射冲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来得容易。
这些法西斯小顽固就这样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盗贼薰陶的共同行动培养了出来。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丧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浓密更迅速地把劳改营的种种恶习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孩子的心灵软化的时候，劳改营的主人们也不许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教育的任务。一个男孩子请求从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劳改点转到他父亲服刑的第二劳改点去。没有允许（因为规章要求分开关押）！这个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里被运到第二劳改点去，偷偷地住在父亲身边。他们以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场慌乱，还用钉耙搅粪坑——莫非是淹死在那里了？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
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第一个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个刑期呢？）。他们收割了二十次。他们使
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
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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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古拉格的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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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不幸者”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没有逮捕权”（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逮捕”（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谈话！还有读报！问答晚会。每个工棚里的红角！完成计划的进度表。生产任务数字！五花八门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标语！
在那幸福的时代，缪斯在群岛阴森的广阔大地和无底深渊的上空翱翔。缪斯中第一个和最高的是司颂歌和口号的女神波吕许漠尼亚。
优秀的作业班将得到荣誉和奖励！
突击式地工作吧，你将得到拆抵！或如：
诚实地劳动吧，全家在等待着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这里有什么名堂吗？第一：如果已经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还在，没有被捕。第三：就这个样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过诚实的劳改营劳动你才能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击出征吧！”喂，谁能无动于衷呢？……
还有具有尖锐政治题材的戏剧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剧的塔利亚女神）呢？例如：红日历服务！活报剧！改编成戏剧上演的宣传审判会！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会主题大合唱！音乐滑稽剧“刑法典条文进行曲”（五十八条是瘸腿女妖）！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们去追求光明呀！
还有文教科的文娱干事呢！然后还有——无神论工作！最后是这些宣传队：
突击工作者们着了忙，
推起小车摇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评呀！——连突击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传队一到惩戒工段来举行一个音乐会：
听吧，伏尔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卫在工地上，
这就是说——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手
这就是说，在国保局里一
有共产党员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罚犯人，特别是惯犯们，马上就扔掉纸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还有这样的措施：一群优秀突击工作者访问强管连或惩戒隔离所，并带着一个宣传队。起初，突击工作者们想尽方法指责拒绝出工的犯人，向他们说明完成定额的好处（伙食会改善）。然后宣传队就唱了起来：
到处在热火朝天地奋战，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也在
战胜冰雪严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活，
为了有吃，有喝——
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请回营区，而且马上搬进突击队工棚（从惩戒棚），马上给他们吃的！艺术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传队外，各宣传队不脱产，只在演出口多领一份粥。）
还有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们自己的协助下同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只要深思一下，这里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意思就是，在作业班会议上将有一个犯人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全份口粮，他工作得不好，最好还是把二百克给我吧！
还有——同志审判会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们称为“同志道德审判会”！审理赌博、打架、偷窃等案件——但这难道是审判会干的事吗？并且，“道德”这个字眼儿发散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气息，后来就把它取消了。）从改建时期起（从一九二八年起），审判会开始审判旷工、装病、对财物照管不善、出产废品、损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审判会的成员中没有混进阶级异己的囚犯（只有杀人犯、当了“母狗”的盗窃犯、盗用公款犯和纳贿犯），那么审判会就会在自己的判决中向领导请求采取剥夺会见亲属、外面送来的牢饭、折抵刑期、假释以及将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转押他处等措施。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别有益的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创议是来自犯人自己的。（当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开始审判一个过去的富农分子，他就说：“你们的审判会是同志审判会，我对你们来说是富农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们无权审判我！”不知怎么办好了。请示了劳改营总管理局政治教育处，那里回答说；审判！一定要审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劳改营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呢？“不能听任劳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让他过去的犯罪习气旧病复发”（举例说，要使五十八条犯人不去考虑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远也不能脱离教育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很有帮助，那就是：每个杆子上和每个工棚里的扬声器！它们永远也不应当停止出声。它们应当从起床到熄灯一直不断地向犯人们解释怎样使自由的时刻接近；每小时报道工作进程，报道先进的和落后的作业班，报道哪些人在起妨碍作用。还可以推荐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同个别拒绝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实的犯人进行广播谈话。
当然还有报刊，报刊！—一我们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国有出版自由的真实证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个国家里还能让犯人有自己的报刊呢？
报纸第一类是墙报，手写的，第二类是大印数的。两类报刊都拥有一些鞭挞（犯人们的）缺点的无所畏惧的劳改营通讯员，这种自我批评受到领导的鼓励。至于领导自身对这种劳改营自由报刊的重视程度，德米特拉格的第四三四号命令中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极大部分短评没有得到反应。”——报纸还刊登突击工作者的相片。报纸作指示。报纸揭发问题。报纸还阐明阶级敌人的动向——以便给予他们以更沉重的打击（报纸——契卡行动科的优秀合作者！）。一般说，报纸反映着劳改营的生活进程，它对后代子孙是不可估价的证明材料。
举例说，阿尔汉格尔斯克关押所的报纸在一九三一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犯人生活的富足兴旺景象：“痰盂、烟灰缸、桌子上的漆布、无线电广播装置、领袖们的肖像和墙上宣传党的总路线的鲜明标语……——这就是被剥夺自由者所享有的应得果实！”
啊，多么昂贵的果实！这在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还是这个报纸在过了半年以后写道：“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地开始工作……生产财务计划完成率提高了……伙食却减少和变坏了。”
咳，这没有关系！这恰恰是没有关系的！后者——是可以纠正的。
这一切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呀？……哦，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完美的事物寿命多么短促！这种紧张而有朝气的乐观的旋转木马式的教育制度往哪里去了？！而这种教育制度是来自先进学说的基础，它曾许愿说，再过几年我们国内就不会有一个罪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特别有这种感觉）。突然，冰川期到来了（当然是很需要的，完全必要的），——于是，各类创新的柔嫩花瓣纷纷凋落了。突击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劳改营的报纸呢？突击、捐献、认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呢？文化委员会和同志审判会呢？扫盲和职业技术训练班呢？当已经下令把扬声器和领袖们的肖像从隔离区里收拾掉的时候，这又算得了什么！（痰盂也不摆了。）犯人们的生活马上黯然失色了！它马上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最重要的革命监狱成果！（但是我们毫不反对；党的措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有艺术性的有诗意的标语形式已经不受重视，标语变得非常简单：完成！超额完成！当然，谁也没有直接禁止美学教育，禁止缪斯飞翔遨游，但它的可能性大大地缩小了。拿沃尔库塔的一个营区为例。九个月的冬天结束了，三个月的凑凑合合、可怜巴巴的夏天已经来临。营区的讨厌而肮脏的外观使文教科长心里疼痛。在这样的条件下罪犯不可能真正地去思考他自己置身于外的我们那个制度的完美。于是，文教科就宣布几个星期回义务劳动。犯人们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做“花坛”——不是用什么花草，这里什么也不长，而是干脆在毫无生意的小土丘上巧妙地铺砌苔藓、地衣、碎玻璃、卵石、炉渣和碎砖，以代替花卉。然后在这些“花坛”四周设置抹灰泥用的板条做成的栅栏。虽然效果不像高尔基公园里的那样好——但文教科对此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说，过两个月一下雨就会把一切都冲掉。冲掉又怎么啦。明年重新再做就是了。
还有，政治谈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独劳点里，从苏霍别兹沃德诺耶来了一名宣讲员（这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后把犯人们赶去听讲演。这个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作需要而及时的讲演：“关于希腊爱国者的斗争”。犯人们昏昏欲睡地坐着，一个躲在另一个的背后，毫无一点兴趣。宣讲员讲述爱国者们受到的可怕迫害，讲到希腊妇女们含着泪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演结束了，一个从里沃夫来的带点傻气但又颇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来问道：“首长公民！请您说：——我们可以给谁写呢？……”这一来，说实在的，已经把讲演的积极影响化为乌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来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这样一些：在犯人给长官的申请书上注明完成定额情况和他的表现；给各房间分发经过检查的信件；合订报纸共藏起来免得被犯人卷烟抽掉；一年三次举行业余文艺表演；设法给美术家们搞来颜料和画布，以便他们能装饰营区并为长官们的私邸画画。稍稍给行动特派员一点帮助，但这是非正式的。
在此种种以后，无怪充当文教科工作人员的不再是一些主动热情的指导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头傻脑、死气沉沉的角色。
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时把它们打开，取出信件，重新关上——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挂在营区内显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别写有：“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致苏联部长会议”，“致内务部长”，“致总检察长”。
请写吧！——我们有言论自由。至于该送到哪里，该送给谁，这由我们来解决吧。这里有专门阅读这些东西的同志。
投进这些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呢？赦免申请书？
不仅有这种东西。有时还有告密情（初出茅庐者写的）——文教科自然会分清，它们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该拿到旁边的办公室去的。还有什么呢？没有经验的读者就猜不到了！还有——发明！非常伟大的发明，这种发明应当使现代的整个技术根本改观，至少可以把发明者从劳改营里释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诗人也一样）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呀！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时候，在抬担架和挥丁字镐的时候（找不出别的更合式的时间），这些尤拉纳斯女神的侍从们蹙着额头，努力在发明什么足以使政府吃惊和燃起它的贪欲的东西来。
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杰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
有的人，虽然很少见，——突然被带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不会解释，不会说出来，免得把事情搞坏，而在劳改营里则谁也猜想不到，为什么正是把他带走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过些时候又被送了回来（他现在也不会说，免得被当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层浓厚的烟幕。这是合乎犯人们的性格的：用讲故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这个在天堂岛屿呆过的人，曾看到过导管的另一端：发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里是怎样阅看的。这里我允许自己使这本不愉快的书的耐心读者稍稍开开心。
有一个叫特鲁什里亚科夫的，过去是苏军中尉，在塞瓦斯托波尔受震伤后，被抓去当了俘虏，后来在奥斯威辛呆过，这一切经历使得他的神经似乎有点不正常。他从劳改营里提出的某种设想颇能引起上面的兴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学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这里他成了真正的发明喷泉，长官们刚否定了他的一项发明——他马上就提出第二项。虽然他没有把任何一项发明搞到计算的程度，但他是那么充满灵感，气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们不仅不敢怀疑他在搞欺骗，而且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很严肃的工程师坚持说，特鲁什里亚科夫以其思想深度来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牛顿。诚然，我并没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制他本人提出的雷达吸收器的任务，他要求得到高等数学方面的帮助，我被作为数学家派到他那里。特鲁什里亚科夫对任务作了这样的说明：
为了使飞机或坦克不反射雷达波，它应当拥有某种用多层材料（这是什么材料，特鲁什里亚科夫没有告诉我：或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选定，或是因为这是发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盖物。电磁波在这些层的边界上经过前前后后多次折射和反射，应当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现在我的任务是，虽不知材料的性能，但应当利用几何光学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来证明一切都将像特鲁什里亚科夫所预言的那样——而且还要选定层次的最佳数！
不言而喻，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特鲁什里亚科夫也什么都没有做成。我们的创作联盟也就解体了。
不久，我作为图书管理员（我在那里也当过图书管理员），收到特鲁什里亚科夫送来的一份馆际（从列宁图书馆）互借预约单。那上面没有指明作者和书名而写着：
“随便什么关于洲际旅行技术的东西。”
因为当时只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宁图书馆除了儒勒·凡尔纳以外，几乎什么也不能给他提供（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当时很少想到）。在准备飞向月球的尝试失败后，特鲁什里亚科夫又被扔进了无底深渊——回到了劳改营。
信件还是从劳改营里源源而来。我被派进（这一次是作为翻译）清理从劳改营送来的成堆的发明和专利申请书的工程师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译人员，是因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许多文件送来时都是用德文写的。
但是，这并不是申请书。而且，也不是自愿写出来的东西。读它们的时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这是一些从德国战俘那里逼取、强求、压榨出来的东西。因为很清楚，总不能把这些德国人在俘虏营里扣留一辈子：就算在战后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后还得把他们放回老家去。所以应当在这些年内把可能对我们国家有用的东西都从他们那里套出来。至少取得被带到西方占领区去的那些专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象这是怎样搞出来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认真的德国人报告：有什么专长，在哪里工作过，担任什么工作。然后，必定是契卡行动第三科挨个儿把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叫到办公室去。先是尊敬地（这使德国人受宠若惊）详细询问他们战前在德国做过的工作种类和性质（他们已经开始想，是否将要让他们离开劳改营去做享受优待的工作）。然后从他们取得不泄密的书面具结「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国人是不会做的」。最后对他们提出硬性要求：书面叙述他们生产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点和那里采用的重要技术的新成就。德国人明白了他们在夸耀自己过去的地位时，已落入了怎样的陷阱，但已经晚了1他们现在不能什么也不写——他们受到恐吓说如果这样做就永远不放他们回国（按那些年代的情况来判断，这看来是很可能的）。
深感内疚和压抑的德国人勉强拿笔写了……由于无知的契卡行动人员没有能力深究供述的实质，而只根据页数作评价，才使他们获救并免于供出重要的机密。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则几乎永远也抓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供述或者是矛盾百出的，或者故意笼上一层学术性的迷雾而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或者一本正经地去说明那些连我们祖辈都已清楚知道的“新成就”。
但是那些用俄文写的申请书——它们有时奴颜婢膝得令人吃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在劳改营那里，在恩赐的可怜的星期日，这些申请书的作者小心地防备着邻居知道他们写的内容，大概撒谎说是在写赦免申请书。他们的低等智能是否能预见到，阅读他们呈送至高无上君主的字迹工整的报告的，将不是懒惰成性的饱食终目的领导，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犯人。
我们翻阅一份写了十六大页（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来的纸）的设计详尽的建议：1．“关于利用红外线警卫犯人隔离区”。2．“关于利用光电管计算通过劳改营门岗的人数”。还附有图纸，狗崽子。还有技术说明。序言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虽然因为犯了罪按五十八条被判长期监禁，但我
在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并愿协助
对我周围的凶恶的人民公敌实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将
蒙见召而离开劳改营并获得必要的资料，我保证可以建
立起这一套系统。
竟有这样的“政治犯”！这份报告在我们手上传阅时伴随着感叹声和劳改犯式的骂娘声（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下来写了如下的评语：该设计方案技术上不合规格……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规定……不赢利……不可靠……结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劳改营的警卫……
犹大，你今天在远方的劳改点上做的是什么梦？我要把一根杆子插进你的喉咙，让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这是沃尔库塔寄来的一包文件。作者抱怨说，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我们的祖国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他写道，他在沃尔库塔经常思考这件事，他愿意从铁丝网后面来帮助党和政府。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标题为
PAH——原子核衰变但这个方案（听熟了的话）由于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缺乏技术书籍（好像那里有文艺书籍似的！）他未能加以完成。因此，这个野人请求暂时只要给他寄一本放射性衰变指南来，在此以后他保证很快就能完成自己的PA月设计方案。
我们坐在桌子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并且几乎同时做出了一样的两行短诗：
你这个PAH（拉亚）
能搞出个鸡……！
然而，在劳改营里确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在衰竭和毁灭，但我们亲爱的部领导却并不急于在那里发现他们，给他们找到比较相当的用武之地。
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奇热夫斯基在他的全部劳改期内，一次也没有在“沙拉什卡”里找到一席之地。奇热夫斯基在进劳改营之前在我国也是很不吃香的，因为他把尘世的革命和生物过程同太阳的活动性联系起来。他的整个科学事业是异乎寻常的，研究课题是出乎意外的，容纳不进科学的方便框框中去。当时人们不理解怎样把它们用于军事和工业目的。在他死后，我们现在读到赞扬他的文章；判明了心肌梗塞由于磁暴而增长（十六倍）的现象，作出了感冒流行病的预报，探索了根据血沉曲线早期发现癌症的方法，提出了关于Z——太阳辐射的假说。
苏联宇宙航行之父科罗廖夫虽然被送入过“沙拉什卡”，然而是作为航空学家被送进去的。“沙拉什卡”的领导不允许他从事火箭研究，他就只好在夜里去搞。
（我们不知道，朗道是被送进了“沙拉什卡”还是被运到远方的岛屿上去了——他的肋骨被打断，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卡皮察出来说情救了他。）
我国的大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以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现在他带着服完十年徒刑后仍令人惊奇地保持着的孩子般真挚的笑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死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在劳改营里又害了一场营养不良性腹泻病。在此以后，让他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人口处当守门人（男犯洗澡时另派身强力壮些的，他在那里顶不住）。他的任务是：只放赤身裸体空着手的妇女进洗澡房，要她们把一切东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别是乳罩和裤衩，因为卫生科认为这些东西里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处，而妇女们恰恰不想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设法带着它们通过洗澡房。斯特拉霍维奇的外表是这样的：一把大胡子象凯尔文勋爵，前额像悬崖，有普通人的两倍高，简直不能称为前额。妇女们对他又是恳求，又是詈骂，又是生气，又是嘲笑，邀请他到墙角的一堆桦树条帚上去……——这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是无情的。那时她们就一致愤恨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阳萎症患者。有一天突然把这个阳萎症患者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多不少——去领导国内第一个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至于那些被听任在一般劳动中毁灭的科学家——我们就不知道了。
关于那些在科学发明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被捕和消灭掉的人（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就研制出了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我们能从哪里得知呢？他们的发明随着发明者的被捕被封存了。
在劳改营的散发着恶臭的缺氧的气氛中，文教科冒着黑烟的灯光，一会儿迸发，闪烁，一会儿只发出隐约可见的微明。但就是这样的灯光，人们还是从各工棚、各作业班走出来，汇集到那里去。有一些人是抱着实际的目的：从书籍或报纸里撕下纸来卷烟抽，搞点纸去写赦免申请书，或者用这里的墨水写点什么东西（在工棚里不能有墨水，就是在这里也是糊起来的：因为可以用墨水来盖假戳子！）。有的是去炫耀一番：瞧，我是有文化的！有的是为了到已经厌烦的本作业班外面去找些新人厮混厮混，说说闲话。有的是去听点东西来给“教父”打小报告。但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疲乏的人为什么不在板铺上躺躺，休息一下酸痛的身子，反而不可解释地被什么东西吸引着到这里来度过晚上短短的半个小时。
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觉使心灵稍稍感到一点清爽。虽然到这里来的与现在坐在作业班的“小车厢”上的那些人一样，同样是饥饿的人，但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口粮，不是粥，也不是定额。在这里说的不是组成劳改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这上面也就包含着心灵的抗议和头脑的休息。这里说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往事，那是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过的。这里也谈论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落入监牢的幸运儿在外面过的快乐得难以形容的行动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也议论艺术，有时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乐到那里去！”
灰烬从纸上掉下来，轻轻落在键盘上。
老契卡人员没有错，这首奏鸣曲真的是描写劳改营的声
如果在劳改营里出现个诗人——允许他做的事情是在讽刺犯人的漫画下写题词和创作顺口溜——也是讥讽违反纪律的犯人的。
诗人也好，作曲家也好，不可能有别的主题。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长官做出什么可以触摸到的、有用的、可以拿到手的东西来。
散文作家在劳改营里则根本不可能有，因为他们永远不应当有。
当俄罗斯的散文进了劳改营的时候，一个苏联诗人悟到了这一点。过去了！——没有回来。进去了！——没有浮出来—…·
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规模，关于遇害者的人数，关于他们可能达到的水平——我们永远也作不出判断。关于在起解前赶紧烧掉的笔记本，关于已经写好的片段和那些装在脑袋里并与脑袋一起扔进了冰冻的万人坑里的庞大构思，谁也不会给我们讲了。涛还可以用嘴唇贴着耳朵朗读，还可以记住并把它们或关于它们的记忆传下来，——但是散文一般不会预先讲出来的，它存在下来比较困难，它太庞大，太不灵活，与纸张关系太大，因此很难通过群岛上的种种波折。谁能在劳改营里下决心去写呢？例如A·别林科夫写了——落到了“教父”手里，反弹回来就是加刑。再如M·H·加里宁娜，她根本不是个什么作家，不过在记事本里写下了劳改营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将来会对什么人有用”。可是——落到了行动人员手里。她——关进了禁闭室（还算便宜对付过去了）。再如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格一夫，他是个不加看押的犯人，在营区外某地写了四个月的劳改营大事记，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把它埋进了地里，自己则从这个地方永远被赶走——大事记就这样留在地里了。在营区里不行，在营区外也不行，在哪里行呢？只有在脑袋里！但诗可以这样写，散文却不行。
我们这些受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和司史诗女神卡利俄珀养育的人有多少遭到了毁灭，是无法根据我们几个幸免于难的人用任何外推法计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并没有活下来的概然性（拿我为例来说，我把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从头到尾回忆一遍后，确信我是本应死在群岛上的——或者是为活下来而百般迁就，以至失去了写作的需要。救了我的是一个附带的因素——数学。这个因素怎样能运用在计算当中呢？）。
从三十年代起所有称为我国散文的东西——只是流入地下的湖泊留下的泡沫。这是泡沫，而不是散文，因为它没有反映出这几十年所有主要的东西。优秀的作家们扼杀了自己最优秀的本质，他们置其实于不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全自身和他们的作品。那些不能放弃深度、特点和耿直的作家在这几十年内不可避免地需要把脑袋搬一搬家——大都是通过劳改营，有的则通过在前线的丧失理智的逞勇好强。
一些哲学散文家、历史散文家、抒情散文家、印象派散文家、幽默散文家就这样走入了地府。
然而，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
我斗胆最概括地来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不管世界已经存在了多少时候，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可融合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样，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仅把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还把那些因家庭或因个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话，把凡是不需要靠双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层——那么这种划分几乎将是囊括无遗的。
那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和一般思想）。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描写、思考）上层人，即描绘自身、自己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思考下层人，“小兄弟”。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即描绘自己。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第四个领域——这就是全世界的民间创作。在这方面闲暇时间是一个分数，它以微分系数的形式分配给单个的人。无名的贡献——不是有意编出来、而是在幸运时刻灵机一动而形成的形象、说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数。但创作者却多得不可胜数，这几乎都是一些受压制的满腹牢骚的人。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一年惩年地口头相传，经过了几十万次的淘汰、冲洗和琢磨。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民间创作的黄金沉积。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冷漠无情的，因为在它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备尝艰辛的。属于第四领域的文字创作（“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全是萌芽状态的、无经验的、不顺畅的，因为这里总是缺少个人的才能。
第三领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样的无经验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无结果的、无创造艺术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样犯了革命者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把高等阶级的缺陷都归咎于它本身，而不归咎于整个人类，没有想象到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有效地继承下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颜婢膝的崇拜。
第二领域（“从上而下”）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这样一些人所创造的，他们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义感强于他们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们的艺术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这个领域有一个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些作者同情、怜悯、哭泣、愤懑——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们总是从旁边和从上面来观察，怎么也不为下层人设身处地着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脚已经跨过了篱笆，却不能移过第二只脚去。
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就是这样在奴役中形成的，阳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同时进行了这种试验。
把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投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游览参观，而是让他们变成残废，死亡，并且毫无回去的希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多老练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当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这样，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妨碍上层理解下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悯——消失了。怜悯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启蒙作家！）们的推动力——怜悯也迷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自己未能分担厄运，由此之故他们认为自己更加责无旁贷，应当大叫大喊去揭发不公平现象，同时却忽略了彻底去观察下层、上层、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为数最多的是业余文娱活动的参加者。这个职能——指导业余文娱活动，仍留给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轻时所担负的一样。在个别岛屿上，业余文娱活动的产生和消失好似来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样合乎规律的，而是突发性的，出于一些领导上知道而犯人却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文教科长半年一次要在总结报告中写进点什么东西，也许是上面的什么人要来。
在荒僻的劳改点上是这样做的——文教科长（在营区里通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担任的教育员代替他转来转去）把手风琴手叫来，对他说：
“听着。搞起个合唱队来！一个月以后就得给我演出。”
“首长公民，我可不识谱呀！”
“你要他妈乐谱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别人跟着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组织班子，有时与戏剧小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练呢？文教科的房间派这种用场嫌小，需要宽敞一些，而俱乐部礼堂当然是没有的。一般派作这种用场的是劳改营的食堂——那里永远被烂菜场的蒸气、腐烂的蔬菜和煮熟的鳝鱼的气味熏得恶臭难闻。食堂的一面是厨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临时搭的木板台。晚饭后合唱队和戏剧小组就聚集在这里（环境——如A·格-曼画的图中所见。只是画家画的不是本营的业余文娱活动，而是外来的文化宣传队。现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钵，把最后几个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进观众来了。读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个农奴女演员们有多少快乐的表情）。
用什么东西招引犯人来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呢？在营区里的五百人中，也许有三四个真正的歌唱爱好者——那么合唱队由谁来组成呢？合唱队中的相会对男女混合营区说来就是主要的诱饵！被任命为合唱队指挥的A·苏济觉得奇怪，他的合唱队怎么会那样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彻底教会——一批批新的参加者纷至沓来，他们一点没有嗓子，从来也没有唱过歌，但都要求参加。拒绝他们，不考虑刚刚苏醒的向往艺术的志趣将会是多么残酷！然而，一排练起来，合唱队员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许业余文娱活动参加者熄灯后两个小时内在区内走动——去参加排练和从排练归来，这两个小时被他们用来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在音乐会正要开始前，把合唱队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营（解送的事与喜乐会不属同一部门管辖）；文教科长把合唱队指挥（就是那个苏济）叫去说：
“你出了力——我们很赞赏，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到音乐会上出面，因为五十八条犯人无权指挥合唱队。所以请你给自己培养一个副手：挥挥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对于某些人说来，合唱队和戏剧小组不光是聚会地点——而且还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毕竟还存在，一般说——还存在……瞧，从仓库里送来了粮食袋上弄下来的褐色粗纸，发给大家抄写角色台词。传统悠久的剧院工作程序呀！还有角色的分配呢！还有考虑谁将和谁在戏里接吻呢！谁穿什么！怎样化装！看起来将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还可以拿起真正的镜子，看到自己穿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连衣裙，两颊上还有红晕。
幻想起这一切来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剧本！这是些什么剧本呀！这些专用集子，上面打着“只供古拉格内部使用！”的戳子。为什么——只供？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喂猪的泔水，在外面没人喝它，那就倒到这里吧！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给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剧本找到的出路。谁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轻松喜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这种剧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劳改营的图书馆里有高尔基的书，但它的好多页被撕下来卷烟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劳改营里，文学家H·达维坚科夫凑集了一个戏剧小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不平常的小剧本：写拿破仑在莫斯科（大概能够上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排练——好像，有什么能妨碍演出呢？主角由过去的女教师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沦陷区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导演也很满意。突然，在一次排练时出了乱子：其余的妇女起来反对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传统性的，导演本可应付过去。但妇女们叫嚷的是：“角色是爱国的，可是她在占领区跟德国人……！滚开，毒蛇！滚开！德国人的臭……，趁着还没有把你踩烂！”这些妇女是社会亲近分子，也许还有五十八条的，只是没有触犯叛国罪那个分条。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行动科教唆她们的？但是身上背着那个条文的导演不能为女演员辩护……于是季娜就大哭着走掉了。
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我不需要干净的内衣，
请不要把门打开！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恶的野兽！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
怎样把你：
像鸟一样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仑不会再次受到嘲弄，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不会再次受到颂扬j戏根本不会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乐会不开了。这样，业余文娱活动就进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会终止了。直到下一次来潮。
它就这样像抽风似地活着。
有时，一切都已经排练好，所有的参加者都完整无缺，在音乐会前谁也没有被捕，但是北铁劳改营文教科长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节目单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许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们求也没用！”——说着就亲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却想要念我心爱的恰茨基“的一段独白——“但法官是谁？”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习惯念这段独白——而且纯粹是从朗诵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我没有发觉它会有讽今的意味，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把“但法官是谁？”写上节目单并被他们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长前来观看排练，听到下面这一句就已经跳了起来：
“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敌意是毫不妥协的。”
当我念到：
一请向我们指出，祖国的父辈们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这些明抢暗夺罪行累累的人们？……”
他顿着脚做着手势，要我立即从台上滚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几乎当了演员，只是因为嗓音太弱才没有当成。现今在劳改营里我不时参加演出，力求在这短暂的、不真实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奋的女人的面孔。当我听到古拉格系统里存在着由犯人组成的脱产的专门戏班子——真正的农奴剧院！——就渴望能进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轻松地喘喘气。
在每个省劳改营管理局属下都有农奴剧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个。最著名的是——内务部上校马穆洛夫的霍夫林诺农奴剧院。马穆洛夫死死钉住不让一个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员从红普列斯尼亚递解监狱漏出去。他的代理人还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这样在自己手下凑成了一个大话剧班子和初具规模的歌剧团。这是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东西——“我的剧院比邻居的好！”在别斯库德尼科沃劳改营里也有一个剧院，但远逊于此。地主们带着自己的演员彼此往来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时，米哈伊尔·格林瓦尔德忘记了用什么调来为女歌手伴奏。马穆洛夫当即给了他十昼夜的冷禁闭室，格林瓦尔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岛屿上，都有这样的农奴剧院。在那里，这些剧院几乎成了城市剧院，差点儿成为模范剧院，它们在城市的剧场里为自由人演出节目。在头几排位子上坐着当地内务机关的大头头和他们的太太，带着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着自己的奴隶们。押解队员则带着自动步枪坐在幕后的包厢里。演出后，赢得掌声的演员被运回劳改营，犯有过错的，则送进禁闭室。有时连掌声也不让享受一下。在马加丹剧院里，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舍夫中途制止当时颇有名声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众还礼：“够了，科津，没有什么可点头哈腰的，走！”（科津企图上吊自杀，被人从绳索上救了下来。）
在战后年代有许多知名演员通过了群岛，除利津外，还有：电影演员托卡尔斯卡妮、奥库涅夫斯卡哑、卓娅·费多罗娃。对于鲁斯兰诺娃的被捕入狱，群岛上一度议论纷纷。关于她在哪些递解站上蹲过，被送进了哪个劳改营，传闻互相矛盾。有人担保说，她在科雷马拒绝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属实。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战争初期在卢加附近的自己的别墅里陷入了占领区，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德国人举行过音乐会（他的妻子，钢琴家，当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宾斯克劳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记住了他们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脑上把她贴在自己胸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着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声来。
咳，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粮的价值嘛……
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够进那个歌舞团。不久，他们离开了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也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尔卡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他们坐着卡车去作例行的演出时撞了火车。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格拉兹涅克。以我自身而论，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测的。我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经有多少次竭力去争取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为受到挫折而绝望，而这种挫折实际上倒是走运。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娅、舒罗奇卡·奥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卢加的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小组里。在我们被解散赶走以前，我们上演过一些节目。我参加这种业余文娱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是精神上的软弱，是屈辱。一个小小的中尉米罗诺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别的娱乐，可以醉醺醺地来到劳改营里下令：“过十分钟我要看演出！”演员们从被窝里被提了出来，从劳改营的炉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锅煮着什么东西）——过一会我们就在灯光通明的舞台上，对着只坐着一个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旷的大厅，唱歌、跳舞、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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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泽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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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恩·法内奇的民族学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如果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我们打算提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
在发挥自己的假说时，我们决不愿同“先进学说”发生矛盾。
本篇文字的作者为居住在群岛上的土著部族的神秘性所吸引，到那里作了一次长期的科学旅行，并搜集到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群岛上的泽克们构成着一个社会阶级。这是一个为数众多的（几百万的）人们的集团，它对生产有同一的（全体共同的）关系（即：从属的、依附的关系，并且不拥有领导这种生产的任何权利）。它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也有同一的、共同的关系（即：没有任何关系，所得到的只是为苟延残喘所必需的微不足道的一份产品）。此外，他们的全部劳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整个国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光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虚荣心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要是能够证明，这些退化的生物（过去无疑曾是人）比之homosaPiens（智人，也许正好是进化论所缺少的一个中间环节。）完全是另一种生物学类型，那才能引起更大的轰动。然而，这些结论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里只能向读者提示一下。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迫突然地、本不愿意但非如此不可，并且水无返回的希望地加入熊或獾（我们已经不使用那用滥了的狼的比喻）的族类，而他在肉体上果然又经受住了这个转变（谁马上就蹬了腿，当然就算了）——那么，他在过着新的生活的时候，能否在獾中间依然保持着人的体形呢？我想不能，他会变成一只獾：毛会长起来，嘴脸会变尖，他再也不需要吃煮的炸的东西，而完全可以去吃生食了。
要知道，岛上的环境与普通的人类环境截然不同，它残忍地要求人或者立即适应或者慢慢死去——所以对人的性格的搓碾揉捏要比陌生的民族或社会环境彻底得多。这只能与转入动物界的情形相比。
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篇文章去谈。这里我们只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局限的任务：证明泽克们构成一个特殊的单独的民族。
为什么在平常的生活中阶级不变成民族中的民族呢？因为他们在地域上与其他阶级混在一起居住，在街上、商店里、火车上、轮船上、戏院里和公共娱乐场所里和他们相遇，通过声音或通过报刊彼此谈话，交换思想。泽克们则相反，他们完全孤立地居住在自己的岛屿上，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和自己人之间的交往中度过的（自由人雇主们，他们的大多数连看也看不到，即使看到了，则除了命令和责骂外什么也听不到）。还有一个情况加深了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他们大多数人在死亡以前没有离开这种状态，即挣脱出去进入社会的较高等阶级的明显机会。
我们谁在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学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家喻户晓的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但不是种族的，不是部族的）共同体。群岛的土著完全符合这种种要求！——甚至还要多得多！（斯大林同志的天才意见，即基于血统的种族部族共同性完全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使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时感到特别方便！）
我们的土著占有完全确定的共同的地域（虽然分割为岛屿，但在太平洋里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在那里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单调得令人吃惊j它全部可以详尽无遗地登录在两页打字纸上（分级伙食标准和对会计室的指示——如何把泽克的虚假工资拨作维持营区、警卫、岛屿领导和国家的费用）。如果把生活方式也包括在经济里，那么它在各岛上是单调到了这样的程度（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以至从一个岛屿调到另一个岛屿的泽克对什么也不会感到新奇，不会提出什么傻问题，而能够在新的地方立即正确无误地行事（“按科学原理安排伙食，按各人的本领去偷”）。他们吃的是地球上再也没有别人吃的食物，穿的是再也没有别人穿的衣服，甚至他们的作息制度对于所有的岛屿都是统一的，并且是每个泽克必须遵守的（有哪个民族志学者能向我们指出所有成员都有统一的作息制度、食物和衣服的另一个民族？）。
文化的共同性在民族的科学定义里应作何理解——那里解释得不充分。我们不能要求犯人有科学与文艺的同一性，理由是他们没有书面语言（几乎所有的岛屿上著民族都是这样的，大多数是由于文化不足，部分泽克则是由于检查太充分）。然而我们却指望在本文中更充分地显示泽克们心理上的共同性、日常行为的一律性、甚至哲学观点的同一性，这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也是在民族的定义中没有说明的。泽克们的研究者立刻注意到的，正是他们这种鲜明的民族性。他们也有自己的民间创作，自己的英雄形象。最后，把他们紧密地联合起来的还有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我们只能用“骂娘话”（来自拉丁语mater）这个苍白的术语作些近似描述的文化之一角。这是一种甚至比全部其余语言更为重要的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因为它使泽克们可以用那种比普通语言手段更为带劲更为简明的方式彼此进行交往。泽克们经常的心理状态正是在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骂娘话中得到最好的放松，并给自己找到最恰当的表达。因此，整个其余的语言似乎退居于第二位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从科雷马到摩尔达维亚的用语上的奇异的相似以及同一的语言逻辑。
群岛上著的语言，就像任何一种外国语一样，外人不专门学就不能理解（举例说，像下面这样一些话读者能理解吗：
——剥下破片子！
——我再咔嚓咔嚓！
——给个光（关于某事）。
——从灯笼里掏！
——公鸡找公鸡，虾米靠边！
上面讲的这一切使我们敢于肯定，群岛上著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先前的民族属性就会逐渐消失。
我们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一族人如果不是由生儿育女的普通方式来得到补充的话，那么它还算个民族吗？（顺便说说，在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中并没有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回答：不错，它是通过被捕入狱的机械方式来充实的（而它却怪癖地把自己的亲生子女交给邻居民族）。然而，小鸡不是也在人工孵化室里孵育——一而我们并不因此不认为它们是鸡，不是照样吃它们的肉吗？
但是，如果说在泽克如何开始生存这一点上还发生某种怀疑的话，那么在他们如何终止生存这一点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他们像大家一样死亡，只是密得多，早得多。他们的葬礼是阴森的、吝啬的、残酷的。
关于泽克这个术语本身说两句话。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官方的术语是被剥夺自由分子。但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改用“犯人”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回想起，当时群岛已开始硬化，甚至官方的语言都要适应新的情况，它不能忍受在土著的定义中有比监狱更多的自由）。缩写为；单数——3／K（犯人），多数——3／K3／K（犯人们）。土著的监护人们就经常这样念，大家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然而，官方产生的这个词，不仅不能变格，甚至不能变数。它是死板的和无知识的时代的当之无愧的产儿。有头脑的土著们的活跃的耳朵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在不同的岛上，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取笑，把对自己的称呼改为五花八门的说法：有一些地方说成是“扎哈尔·库兹米奇”或（诺里尔斯克）“北极共青团员”，“在另一些地方（卡累利阿）较多称为“扎克”（这在词源学上最准确），有的（英塔）则称为“兹克”。我曾经听到过叫“泽克”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变得有生气的词开始变格，变数。（沙拉莫夫则坚持说，在科雷马日常讲话里仍然一成不变地保持着“3e一任a”的念法。可怜科雷马人的耳朵由于寒冷而僵硬了
群岛的气候——永远是极地气候，甚至偶尔有个什么岛屿混进了南边海洋。那上面的气候也照样是北极的。群岛的气候——十二个月的冬天，其余才是夏天。空气本身是蜇人的，刺人的，这不仅是由于寒冷，不仅是由于自然条件。
泽克们甚至在夏天也穿着灰色的软铠甲——棉背心。这与男人们全都剃光的脑袋合在一起，使他们具有外表上的同一性：严峻无个性。但只要你对他们稍加观察，你还会对他们脸上表情的共同性感到吃惊——永远存着戒心的、冷淡的、不怀任何好意的，很容易转为狠心甚至残忍。他们脸部的表情是这样的，好像它们是用这种铜褐色的（泽克显然是属于印第安人种）、粗糙的、几乎已经不是人体的材料做成的，以便能够经常顶风而行，每一步都要防着左右两面受咬。你还会察觉，在行动、劳动和斗争中，他们的肩膀总是耸起的，胸膛准备着接受顶撞，但只要泽克没有事干、只身独处或正在思考——他的脖子就不再能承受脑袋的重量，肩背马上就显出不可回复的佝偻状，甚至好像生来就是这种样子的。他那双空着的手所采取的最自然的姿势是。走路时勾着反背在后面，手腕搭在一起，坐着时就直挺挺地下垂着。当他向你——一个自由人因而可能是个长官——走近时，他也是那种拱肩缩背、灰心丧气的姿态。他将竭力不直望着你的眼睛，而瞧着地，但如果不得不看你，他的迟钝的无意义的目光将使你吃惊，虽然那是表示努力执行你的命令的（然而你不要相信他，他根本不会执行）。如果你让他脱下帽子（或者他自己想到了）——他那剃光的满是疙瘩、坑坑洼洼、显然退化型的不对称的脑壳，将使你感到人种学上的厌恶。
他同你说起话来是三言两语的，不带表情，单调呆板，他如果需要向你请求什么，那就装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偷听到土著们彼此谈话，你大概会永远记住这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咄咄逼人、恶意嘲笑、唐突鲁莽，永远不会是推心置腹的。这种说话方式在土著们身上已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一个土著男人和一个土著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然而这是岛上法律严格禁止的），也不能设想他会摆脱掉这种说话方式。大概也会对她同样用逼迫命令的方式说话，怎样也不能想象出一个说话温柔的泽克。但也不能不承认泽克的话是很有劲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过剩的用语，没有如“对不起”、“请”、“如果您不反对”之类的插入语，也没有多余的代词和感叹词。泽克的话是直冲目标的，像他自己顶着北极风朝前闯一样。他说话似乎是在扇对方的耳光，拿词句当拳头使。像一个有经验的拳击家力求第一拳打击就要把对手打倒一样，泽克也力求第一句话就使对话人不知所措，使他哑口无言，甚至迫使他声音嘶哑。给自己回敬过来的问题，他当即毫不含糊地顶回去。
这种令人反感的作风，甚至今天读者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碰到。举例说，你站在电车站上等车，旁边站着的人在大风中把大团烫热的烟灰抖到你新做的大衣上，有烧着衣服的危险。你用意相当明显地抖落了一次，但他还是继续在抖。你对他说：
“喂，同志，你抽烟还是当心点，好吗？……”
他不但没有表示歉意，抽烟也没有留点神，而是简短地朝你吠叫一声：
“你没有保过险吗？”
当你还在找词回答的时候（因为你不知如何应付），他已经在你之前跳上了电车。这很像群岛土著的作风。一除了直接的、词里套词的骂人话外，看来泽克们还有一套使旁人的任何合理干预和说理都免开尊口的现成说法。例如有这样的说法：
“别扎我，我跟你信的不是一个神！”或如：
“没有（揍）你——别躺下！”（在方括号里我们放上了和另一个骂人的字儿语音上相近的字，句中第二个动词与这个骂人字儿联系起来就会获得很不体面的意味。）
这类骂人话从土著女人嘴里说出来特别难以招架，因为正是她们对基于色情的比喻的使用特别自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道德上的框框不容许我们再举这种例子来为这部调查报告增添色彩。我们只敢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泽克的这种利口巧舌。一个叫格利克的土著从普通的岛上被运到一个特殊的岛去，运到一个秘密的科学研究所去（某些土著天资很高，甚至达到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是，出于某些个人想法，新的优待地位不中他的心意，他想回到原来的岛去。一个由肩章上有着几颗大金星星的人物组成的很有权威的委员会召见了他。他们向他宣布：
“你是个无线电通讯工程师，我们想用你……”这个人不让他们说出“去做专业工作”这句话，就猛地向前凑过去：
“用我？你们是要我——撅院？”于是就伸手去解裤带扣，做了个好像要摆出适当姿势的动作。自然，委员会目瞪口呆了，所以任何商量、劝说都没有进行。格利克当即就被打发走了。
饶有兴趣的是，群岛的土著们自己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引起了人种学和民族学方面的极大兴趣，他们甚至以此自夸，这好似增加他们本人在自己眼里的身价。在他们中间流行着并且经常讲述着一则传奇式的笑话，说某个民族学教授，显然是我们的先驱者，毕生研究泽克的品种，写了厚厚的两大本著作，在书里，他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囚犯——是好吃、懒做和狡猾的（讲到这里，讲述者和听众都满意地笑起来了，好像从一分来欣赏自己）。但是，据说在此后不久，教授本人也被抓进去了（很不愉快的结局，但在我们国家里是不抓无辜之人的，谅必总有点什么吧），推推撞撞经过了几个递解站，在一般劳动中被拖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教授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也懂得囚犯实际上是——响亮、精巧和透明的（鉴定很中肯，而且还有点称赞味道。大家又大笑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泽克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但是，在老岛民的个人范例的基础上、在口头传说和民间创作中，制定出了泽克正当行为的整套法典，以及对待工作、对待雇主、对待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基本训条并传授给新来的泽克。铭刻和体现在土著的道德结构上的这整套法典，提供给我们称之为泽克的民族类型的东西。这种属性的印记永远深深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过许多年以后，如果他已在群岛之外，你在这个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泽克，然后才是俄国人、勒勒人或者波兰人。
在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力求逐一对构成泽克的民族性、生活心理学和标准伦理学的东西进行整体的观察。
对待官家劳动的态度。泽克们有个绝对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劳动的功能就是要吸干他们的全部生命，这表明，他们的主要生路是：劳动时不可全力以赴。泽克们很清楚：劳动是做不完的（永远不要追求快点做完好坐下来歇歇：你刚一坐下，马上就会给你另一项活儿入活儿专爱傻瓜
但怎么办呢？公开拒绝干活？万万不能！——你会在禁闭室里烂掉，饿死。去上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那里，在工作日，不要出大力，而要“泡蘑菇”，不要卖老命；而要磨洋工，瞎对付（就是说，等于不干）。土著决不公开地、断然地拒绝执行任何一个命令——那样他就完蛋。但他会软磨硬泡。“软磨硬泡”是群岛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和说法，这是犯人们的主要救命方法和成就（后来也被自由的苦力们广泛地接受下来）。泽克细心倾听向他发出的一切命令，并且频频点头表示遵从。于是……他走去执行命令。但是……他并不执行！甚至往往连头也没开。这有时会使意志坚强的不知疲劳的生产指挥者陷于绝望境地！这时自然产生了往他脸上或后脖颈上给一拳的愿望，这个衣衫褴楼褛的愚蠢的无思想的动物——我不是用俄国话向他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吗！……多么冥顽不灵呀？（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土著们对俄语的理解很差，我们的一系列现代观念——例如，“工人的荣誉”、“自觉纪律”——在他们的贫乏的语言里甚至没有对等词。）但是，只要长官第二次闯过来——泽克马上就会在责骂声下俯首贴耳地弯下腰，并开始执行命令。等到雇主怒火稍消，继续去干自己的刻不容缓的大量领导事务——泽克在他的背后马上坐了下来，把活扔在一旁（如果作业班长的拳头没有悬在他的头上，如果没有今天就要取消他的配给口粮的危险，如果没有折抵刑期的诱饵）。我们，正常的人甚至难以理解这种心理，但它就是这样的。
冥顽不灵？完全相反，这是适应于客观条件的高度的机灵。他有什么打算？要知道工作不会自己完成，要是长官再一次走过来——不是更糟吗？他是这样打算的：长官今天多半不会第三次走过来了。可是你得想办法活到明天。今天晚上这个犯人就可能被解走，调进另一个作业班，或者送进医院，或者关进禁闭室去——那时他所完成的工作不就会算到别人的帐上了吗？明天这个作业班里的这个犯人可能被调去做另外的工作。或者长官将自己下令取消，认为这项工作不需要做或者根本不应当这样做。由于看到许多这类的事件，泽克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规律：可以明天做的，今天就不做。用泽克的语言说就是：哪儿坐下，哪儿起来。他担心消耗掉可以不必消耗的一卡路里热量（土著们有关于卡路里的概念，并且很流行）。泽克们彼此间就公然不讳地说：谁拉车，谁挨赶（意思就是，谁不拉车，也就随他的便）。总的说来，犯人干活只不过且很日子。
但在这一点上，科学上的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议论过程中的某种弱点。首先是因为，“谁拉车，谁挨赶”这个劳动营的常规同时也是俄国的老谚语。我们在达里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另一种纯粹泽克的说法：“混一天算一天。”试样的符合引起我们思潮起伏；借用论？主题游走论？神话学派？——我们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对比时，发现在农奴制下形成并在十九世纪初已经固定下来的俄国谚语中还有这样一些：
——不要干活，也不要逃活。（惊人！这可不就是劳改营的
“软磨硬泡”的原则！）
——老天保佑样样会干，可别样样都干。
——老爷的活儿干不完。
——卖力的马活不久。
——给你一块面包，让你磨一礼拜的面（很像犯人的反动理
论，说甚至高额的口粮也补偿不了劳动消耗）。
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经过了解放农奴的改革、启蒙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光辉里程，叶卡捷琳娜农奴制下的庄稼人和斯大林的泽克，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互相握起又黑又粗的手来了？……这不可能！
我们的炫耀博学到此为止，现在言归正传。
从泽克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就产生出他对持长官的态度。表面上看，他对长官是很听话的；例如，泽克的一条“戒律”是：不要伸脖子！——就是说永远也不要同长官抬杠。表面上看他很怕他，当长官责骂他或者即使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总是低头哈腰。实际上这里有着简单的打算：避免多余受罚。实际上泽克完全瞧不起自己的长官——劳改营的长官也好，生产上的长官也好。但这是暗中瞧不起，不公开说出来，免得遭殃。每当宣布了什么事情、挨训和受申斥之后，成群结队地散开的时候；泽克们彼此间马上低声窃笑：你会说，咱会忘！犯人们内心里认为，无论在文化程度上、在掌握劳动专业上以及在对生活问题的一般理解上，他们都比自己的长官高明。不得不承认，事实也往往如此，但是泽克们在自己的骄傲自满中却忽略了一个情况，即群岛的行政当局比之土著们在世界观方面毕竟具有固定的优越性。所以犯人们认为对长官“我想怎么摆布就能怎么摆布”，或者“在这里我就是法律”这种天真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一点却给了我们在土著身份和旧农奴制之间划一条区分线的幸运的机会。庄稼人不喜欢地主老爷，常常嘲笑他，但却惯于在他身上感觉到有某种高贵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萨维利伊奇们和费尔斯们都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奴隶。可是这种精神奴役已经彻底结束了。在几千万名犯人中不能设想会有一个是真心诚意地崇拜自己长官的。
泽克有别于你我之辈，有别于读者，有别于我国同胞们的一个重要民族特点就是。泽克不追求受表扬、得奖状和上光荣榜（如果它们不是直接同增发几个包子有关的话）。一切在外面称之为劳动光荣的东西，泽克出于迟钝，认为只不过是一声空炮。这就使他们更加不必依赖于自己的监护人，不必去讨好逢迎。
一般说来，泽克衡量价值的整个标尺是倒过来的，但是，我们对这点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我们回想起，野蛮人总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条肥猪去换一面小镜子，拿一筐椰子去换几颗不值钱的玻璃珠。读者你我所珍视的东西——思想价值、牺牲精神和为未来而无私劳动的愿望——泽克们不仅没有，甚而看得一钱不值。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泽克们是完全没有爱国感情的，他们完全不爱自己本土的岛屿。我们只须回想一下他们的一首民歌的歌词就知道了：
你这科雷马真该诅咒！
毒蛇们发明了这个星球！……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经常采取远走高飞去寻求幸福的冒险行动，俗话叫逃跑。
泽克们看得高于一切并置于首要地位的，就是所谓口粮——这是一块掺有杂物的黑面包，烤得极坏，你我是不会吃它的。这份口粮越大越重，他们就认为越宝贵。凡是看见过泽克们如何猛扑向自己的早晨的口粮，差点连手指头都要一块啃掉的情景的人——事后很难撇开这种违背美学的回忆。他们置于第二位的是马合烟或家种自制的烟叶，并且它的交换比值任意得出奇，毫不考虑交换物中所含有的社会有效劳动量。更其怪诞的是，马合烟在他们那里好似是一种通用货币（群岛上没有货币制度）。占第三位的是烂菜汤（依照土著的习俗，这种岛上特制的汤是没有油、肉、米粒和蔬菜的）。大概，就连那穿着崭新发亮的制服、拿着武器齐步行进的近卫军人的阅兵队伍，都不会像犯人晚上一队队地走进食堂去领取烂菜场的情景那样给观众以如此吓人的印象：这些剃光的脑袋，塌瘪的帽子，系着绳子的破衣烂衫，恶狠狠的歪斜的脸（靠喝烂菜汤他们哪儿来的这一身筋腱和力量？）——还有二十五双皮鞋、麻绳鞋和树皮鞋——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好长官，给口粮吧！跟我们不在一个教门的，靠边站！在这一时刻，争夺食物之前的二十五张脸向你明显地展现出泽克的民族性。
我们注意到，在谈论泽克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什么几乎不能想象有个性、个人和人名。但这不是我们方法上的毛病，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过的那种群居生活制度的反映，这个民族已经放弃了其他民族那么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的传统（他们确信，他们的民族将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补充）。在群岛上，很具有特色的正是这种集体生活方式——不知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已经是未来的曙光。大概是未来的曙光吧。
泽克们的下一个价值是——睡眠。正常的人只能感到奇怪，泽克怎能睡得那么多，并且是在多么不同的情况下。不用说，他们是不知有失眠的，他们不服安眠药，每夜都是一觉到天亮。如果碰上一天不出工，那就整个白天也都睡大觉。确实查明，等着在担架上装料时，他们来得及蹲在空担架旁睡上一觉；他们会在派工时叉开双脚睡着；甚至在押解下排着队去上工时他们也会睡着，但不是大家都会：有的人在这种场合就跌倒而醒过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在睡梦中刑期会过得快些。还有这种说法：黑夜是为了睡觉的，白天是为了休息的。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描写跺着脚领取“合法的”（如他们所说）烂菜汤的一队泽克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泽克的一个主要民族特点的表现——生活上的坚决性（这同他们常常朦胧入睡的倾向是不相抵触的。他们的所以好睡，正是为了在醒时有力量去坚决行动！）。这种坚决也包括字面上、体力上的含意，在达到目标（食物、暖和的炉子、烘干室、避雨的地方）之前的终点线上，泽克在拥挤的人群里会毫不客气地用肩膀往邻人的腰上顶去；两个泽克去拍一段原木——他们两个必定都往木梢那端走去，好让自己的搭档摊上基部。还有比较广泛的坚决性——占据较有利的生活地位方面的坚决性。在岛上的严酷条件下（那么接近于动物界的条件，以致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达尔文的struggleforlife原理应用到这里来），争夺地位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关系着生命本身——所以在损害他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土著们是不知有约束性的伦理原则的。他们公然这样说：良心？留在个人档案里了。在采取重要的生活问题决定的时候，他们遵循的是群岛的一个著名规则：与其受罪，不如去当母狗。
但是，坚决性必须伴随着生活上的灵敏性，困难中能随机应变，才能取得成效。犯人每天都应当在最简单和微小的事情上为了保全自己的一件可怜的破烂东西：一个压弯的饭盒，一块发臭的破布，一个木匙子，一根缝衣针——表现出这种素质。然而在争夺岛上等级制里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中，随机应变也应当是较高级的、精致的、有计谋的骗术。为了不使我们的研究作品累赘——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个泽克当上了总务大院工业车间主任的重要职位。一些生产项目他的车间搞得不错，另一些不行，但他的地位的是否牢固并不取决于业务搞的好坏，而靠他平时摆出的派头。内务部军官们到他那里去，看到他的写字桌上摆着一些粘土做的圆锥形的东西。便问“你这些东西是什么？”——“泽格尔锥体。”——“干什么用？”——“测定炉内温度。”——“哦一哦一哦。”——长官怀着敬意拖长声音说，心想，是啊，我安排了个好工程师。然而，根据这些圆锥体的熔化程度什么温度也测定不出来，因为它们不仅不是用标准粘土做的，而且不知是用什么上做的。圆锥体看惯了，主任的桌上又出现了新玩意儿——没有一个透镜的光学仪器（在群岛上哪里能搞到透镜？）。于是大家又感到惊奇了。
泽克的脑瓜子就应当经常去钻研这种旁门左道。
根据具体情况并通过不断揣摸对手的心理，泽克在行动上应表现出灵活性——从使用拳头或嗓门的粗暴行动直到最细腻的装假，从完全不知廉耻直到神圣地信守诺言，尽管是背地里做出的似乎完全不必信守的诺言（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犯人都神圣地忠于秘密收受贿赂后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在完成私人定货上非常耐心和认真。当你观看一件精雕细琢的岛上手工制品——类似的制品我们可以在奥斯坦金带农奴艺术博物馆里看到——有时真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些用根小撅子支上就向领班交工、随后倒了也不管的手做出来的）。
这种行动的灵活性也在泽克的一项著名规则上反映出来：学就拿，打就逃。
对于古拉格的岛民说来，生活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善于遮掩。他们的性格和意图隐藏得那么深，以致一个还不习惯的初出茅庐的雇主起先会觉得泽克像草一样可以因风吹脚踩而弯曲的严（只是后来他才叫苦不迭地确信岛民的狡猾和不真诚。）善于遮掩几乎是泽克这个部族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泽克应当把自己的意图、自己的行为掩盖起来，不让雇主、看守和作业班长知道，也不让所谓“眼线”知道。他应当把自己的得手事情隐瞒起来，免得被别人抢走。各种计划、打算、希望——不管是他正在准备的事关重大的“逃跑”或者是想在什么地方拣点刨屑来当垫褥，一概都应当隐瞒。在泽克的生活中历来如此，开诚布公——那就意味着失掉……一个我请他抽马合烟的土著向我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把它译成俄语）：你坦白告诉别人，什么地方睡得暖和，什么地方领班找不到——于是大家都往那里钻，领班也就会嗅出来。你坦白告诉别人，你通过一个自由雇员寄出了一封信，大家全都会把信交给这个自由人，他也就会和那些信件一起被逮住。如果保管员答应你把破衬衫换一件——在没有换到手以前别说，换到了——也别说：这样就不会牵累他，对自己也会有好处严日子久了，泽克已经习惯于把一切都隐瞒起来，他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花什么力量去克制自己：他失去了同别人谈心的这种人的自然愿望（也许应当承认，这种不坦率待人好似对事物的普遍的不公开进程的保护反应？因为有关他命运的消息人们也总是用一切办法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
泽克的善于遮掩来源于他的全面的不信任：他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相信。样子像大公无私的行为特别会引起他强烈的疑心。泰加林的法则——这就是他对人们之间关系的“无上命令”的表述（在群岛上确有大片泰加林带）。
最充分地兼备并表现出这些部族素质（生活上的坚决性、无怜悯、见机行事、善于遮掩和不信任）的土著，自称并且也被称为“古拉格之子”。这在他们那里好似一种荣誉公民的称号，这种称号当然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岛上生活才能获得的。
古拉格之子认为自己是莫测高深的，相反，他自己却能把周围的人看得很透，如俗话所说，入木三分。也许这是真的，但是马上就可以发现，甚至最有洞察力的泽克也是见识不完整的，眼光短浅的。一个普通的泽克，甚至古拉格之子，对于与他相近的行为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并且能够准确地盘算自己在最近几小时之内的行动，但他却既不能抽象地思考，也不能概括一般性质的现象，甚至不能谈论未来。在他们的语法上，未来时态是很少用的：甚至对于明天也带着假定色彩来应用，对于已经开始的一星期内的日子，用起来就更加谨慎。你永远也听不到泽克嘴里说出这样的句子来：“来春我将……”因为大家知道；还需要度过冬天，而命运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把你从一个岛屿抛到另一个岛屿上去。真的是：我的一天——就是我的一辈子。
古拉格之子就是所谓泽克戒律的主要体现者。在不同的岛屿上，这种戒律的数量多寡不等，它们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符，如果对它们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那将是一项单独的事趣的研究工作。这些戒律与基督教义毫无共同之处（泽克——不仅是无神论的民族，而且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对于崇高的实体，他们总是急于去嘲笑和贬损。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但是，正如古拉格之子要人们相信的那样，照他们的戒律去生活，在群岛上是不会遭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