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戒律：勿敲（这怎样理解？显然是为了不发出多余的声响吧。）；”别舔钵子，就是说，不要堕落到喝泔水的地步，这样做，他们认为就是迅速和急转直下的灭亡。“不要拣垃圾吃”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条戒律很有趣：不要把鼻子伸到别人的锅里去！我们真想说，这是土著思想的高度成就：须知这是反面自由的原则，这好像是翻过来的“我的住宅就是我的城堡”，甚至比它还高，因为说的不是自己的锅，而是别人的（但自己的当然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土著们的条件，对“锅”应当作广泛的理解：不仅理解为熏黑的拱形器血，甚至不是锅里盛着的不吸引人的具体的羹汤，而且包括获取食物的一切方式，生存斗争的一切手段，甚至还要广泛些：理解为泽克的灵魂。总之一句话，让我像我所愿意的那样生活，你自己也像你所愿意的那样生活——这就是这个原则的意思。铁石心肠的古拉格之子以这条戒律做出了不因无谓的好奇心而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坚决性的保证（但同时也使自己解除了任何道德上的义务：‘即便你在我身旁倒毙——我也不当一回事。残酷的法则，但比之岛上的生番——盗贼们的法则：“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毕竟要人道得多。野蛮的盗贼对邻人决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促使他死得快些，为了使自己死得近些，有时是观赏他的死亡过程以便得到开心或满足好奇）。
最后，有一条综合性的戒律：不要相信，不要害怕，不要乞求。在这条戒律里，非常清楚地甚至雕塑般地体现了泽克的共同民族性格。
如果一个（狱外的）民族整个浸透着这种高傲的戒律，这个民族怎样管理呢？……想想都觉得可怕。
这条戒律使我们放下对泽克生活行为的研究，转而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实质。
我们在古拉格之子身上马上察觉到的并且后来越来越经常地观察到的最初一种气质是：精神上的稳健性，即心理上的稳定性。这里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犯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般哲学观点。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毕生以他们身为英国人或法国人而自豪，泽克则与他们不同，完全不以自己的民族属性而自豪，相反，他把这理解为一种严酷的考验，但是他想不失尊严地通过这种考验。泽克们甚至有这样一则出色的神话：似乎某地有一扇“群岛之门”（堪与古希腊的赫尔克里斯的柱塔相比），在门的正面似乎为进来的人写有：“别丧气！”背面则为出去的人写有：“别太高兴！”泽克们还补充说，主要的是，这些题词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傻瓜是看不见的。这则神话往往表现为一条简单的生活规则：来者匆愁，去者勿喜。犯人对群岛的生活和群岛毗邻地带生活的看法，正是应当通过这个线索去领会。这种哲学正是泽克的心理稳定性的源泉。不管他所遭逢的境况多么阴暗。他总是皱起自己那粗糙的饱经风霜的脸上的眉头说，他们不会把我降到比矿井更深的地方去了！或者互相安慰说：还有更糟的哩！真的，在饥寒交迫、心灰意懒的深重苦难中，这个“还有更糟的哩”的信念，明显地支持着他们，并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
泽克总是作坏的精神准备，他就是这样活着，经常期待着命运的打击和妖魔的咬螫。相反，任何暂时的缓和。他都看成是当局的失察和错误。在这种经常期待灾难的状态中，也就逐渐养成着泽克的严峻的心灵，对自己的命运满不在乎。对别人的命运毫不怜悯的心灵。
偏高平衡状态的情形，无论偏离到光明方面，还是偏离到黑暗方面，无论偏离到绝望方面，还是偏离到喜悦方面，在泽克身上都是很少见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还在史前时代曾在岛上稍作逗留）成功地表达了这种情形：“我现在几乎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欢乐。然而却有一种达到鱼类的冷血状态的精神上的平静。难道经常的不幸能使一个人这么脱胎换骨吗？”（致列宾娜的信。）
正是。正是能够的。稳定的冷漠状态，对于泽克说来，是一种必要的防护，以便能够熬过岛上阴暗生活的漫长岁月。如果在群岛的第一年他不能达到这种黯淡无光的状态，那他通常就会死亡。达到了这种状态——他就能活下来。一句话：只要不死掉——准能变老油条。
泽克一切感觉都变迟钝了，神经被截断了。他对自己的痛苦、甚而对部族的监护人加给他的惩罚、乃至几乎对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变得无动于衷，对周围人的不幸也不抱精神上的同情。什么人的呼痛或女人的眼泪几乎不能使他转过头来——反应迟钝到这个地步。泽克们对新来的缺乏经验的人，往往表现得冷酷无情，嘲笑他们的失策和不幸——但不要因此而严厉地谴责他们：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他们的同情心已经萎缩了，只有事情的可笑一面才是他们能看得到的东西。
泽克中最流行的世界观是宿命论。这是他们的普遍的深刻特点。其原因在于他们的不自由的处境、对他们最近时期可能的遭遇一无所知以及实际上无能影响事件的进程。这种宿命论对泽克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使他能得到精神上的稳定。古拉格之子认为，最平安的途径是——听天由命。未来——这是装在口袋里的猫，既然弄不清它是怎么回事，也不能想象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况下你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不应过分顽强地去争取什么或者过分执拗地拒绝什么——不管是把你转到另一个工棚或作业班去，还是调到另一个劳改点去。也许这是好转，也许是逆转，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免于自怨自艾：就让你的处境变得更糟吧，但这不是你亲手造成的，这样你就能保持可贵的泰然自若感，不致忙手忙脚，不必逢迎讨好。
在这种黑暗的命运下，泽克的对许多事情的迷信是很深的。其中之一与宿命论密切相连：如果你在找位置甚至追求舒适方面操心过了头，你必然会被递解出去而烧得焦头烂额。
他们不仅把宿命论用于个人的命运，而且还用来解释事物的一般进程。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事件的一般进程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群岛是永恒存在的，从前在群岛上情况还要糟些。
但也许这里最有意思的心理转变是，泽克们把自己在得过且过的贫乏条件下的稳定冷漠状态看成是——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胜利。只要相继而来的不幸变得不那么频繁，只要命运的打击稍有减弱——泽克就已经对生活心满意足，并以自己的处世态度自豪。我们要是引用一下契柯夫的一段描写，读者也许会对这种离奇的特点更加相信些。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渡船夫谢苗·托尔科维伊这样表达这种感情：
“我……活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能光着身子在地上睡觉，吃野草。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中活（重点系我所加——作者注）。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人也不怕。我这么看我自己，没人比我更富裕更自由了。”
我们的耳朵里今天仍听到这些惊人的言语：我们不止一次从群岛泽克们的嘴里听到这些话（感到奇怪的只是契阿夫从哪里弄来这些话的？）。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你中意吗？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是民族性格上的积极面。但对它的消极面，对某些似乎是与上面所讲的互相排斥和矛盾的令人感动的民族弱点，也不能闭眼不看。
这个看上去是无神论的民族对于信仰越是满不在乎，不信仰的态度越是严峻（例如，《圣经》的一个论点“不要去审判人，你也就不会受审判”，他们完全以嘲笑态度对待，他们认为，受不受审判与此无关）——他们不顾一切的轻情态度的发作也就越厉害。可以这样来区分：在泽克看得清楚的短浅的视野内——他们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但是他们没有抽象的眼力，缺乏历史的盘算，所以他们就以野蛮人的天真相信任何一个远方的传闻，相信本地的奇迹。
说明土著的轻信有一个早年的例子——这就是由于高尔基来到索洛维茨而产生过的希望。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深究远索。在群岛上有一种几乎是固定的、几乎是普遍的宗教：这是对所谓“阿姆尼斯基娅”（大赦）的信仰。很难说明这是什么东西。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女神的名字，但这并不是女神的名字。这有点像是信基督教民族传说中的基督二次降世，夺目的光辉将降临人间，群岛的坚冰就会消溶，甚至各个岛屿也会溶化，而所有土著就会随着温暖的波浪漂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他们所亲近。喜欢的人。大概，这是对地上天国的稍加改头换面的信仰。这种信仰并没有得到过一次现实奇迹的证实，然而却很有生命力，很顽强。像其他的民族把自己的重要仪式同冬至和夏至联系起来一样，泽克们也神秘地期待着（总是徒然地）十一月和五月的最初一些日子联系起来。南风一吹到群岛，人们便窃窃私语：“大概将要大赦了！已经在开始了！”刮起严寒的北风——泽克们呵热气温暖着冻僵的手指，搓着耳朵，跺着脚相互鼓励说：“看来一定会有大赦了。不然我们都得冻死……的！（这里有一个不能翻译的词儿）显然——现在就会有了。”
任何宗教的害处早就已经得到证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它。这种对大赦的信仰大大削弱土著们的意志，使他们陷入不是他们所特有的爱幻想的状态中去。在这种幻想病大流行的时期，官家的要紧活儿完全从泽克的手中掉落下来——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同相反地听到关于“递解”的不愉快消息时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对于日常的建筑工程说来，最有利的是不让土著们发生任何感情上的偏差。
泽克们还有一个民族弱点，这种弱点与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违反但却莫名其妙地保持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暗中的对公正的渴望。
契诃夫在一个完全不属于我们群岛的岛上就曾观察到这种奇怪的感情：“一个苦役犯，不管他本人已经堕落和不公正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却最喜爱公正，如果他在地位比他高的人身上看不到这种公正，他就一年一年地陷入痛恨和极端不信任的状态。”
虽然契诃夫的观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我们所讲的事情都毫无关系，然而却正确得使我们感到吃惊。
从泽克落入群岛的时候起，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全都充满着不公正现象。他们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不公正的——看上去他们早就应该习惯于这种情形，并且把不公正看作生活的普遍准则。但是不然！来自部族中的官长和监护人的每一个不公正行为，都像在第一天一样，继续使他们受到伤害（自下而上的不公正行为却引起他们赞许的狂笑）。在他们的民间创作中，他们编出一些甚至不仅是关于公正待遇，而是（将这种感情扩而大之）关于毫无根据的宽大处理的传奇（例如，曾经创造出一个在群岛保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关于宽大处理O·卡普兰的神话——似乎她并没有被处决，而终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甚至还找到了许多曾同她一道递解和从她那里得到布蒂尔卡图书馆书籍的证人。有人会问，土著们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荒唐的神话来？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他们想要相信的宽大无边的极端事例。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思想上把它联系到自己身上）。
还有关于泽克在群岛上爱上了劳动这样的事例（A·C·布拉奇科夫说：“我为我亲自创造的成果而自豪”），或者至少没有失去对劳动的喜爱（日耳曼血统的泽克），但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不打算把它作为全民族的特点甚至是古怪的特点提出来。
土著的另一个特点是：爱谈往事，可不要以为这是同上面已经讲过的土著惯于遮掩的特点有矛盾。在其他所有民族那里，这是老年人的一种习惯，中年人恰好是不爱甚至怕谈往事的（特别是妇女，特别是填写调查表的人，而且一般说大家都这样）。泽克们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像是个全由老年人组成的民族（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像一个全由儿童组成的民族那样受到管教，因为他们有教育员）。。关于今日生活中的一些小秘密（如在什么地方可以热热锅，在什么人那里可以换到马合烟），你从他们的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可是关于以往的事情，他们说起来却敞开胸怀，毫不隐瞒：到群岛以前是怎样生活的，跟谁一起生活，怎样落到这里（他们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听着叙述谁怎样“落进来”，而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丝毫也不使他们感到无聊）。两个犯人的相遇越偶然，超浅，越短促（在所谓“递解站”上挨着躺了一夜）——他们就愈加急于全面详细地彼此把自己的一切讲出来。
这里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来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他指出，每个人都暗自精心构思好一套关于自己落入“死屋”的经历——而且一般根本不谈这种事情。这种情形我们是理解的，因为落入“死屋”是由于犯了罪，苦役犯们回忆起它来心情是沉重的。
泽克的落入群岛则是由于不可解释的劫数，或者是由于若干祸根的凶恶的报复——但是，在十分之九的情况下，他并不觉得自己犯有任何“罪行”——所以在群岛上再没有比讲述“怎样落进来”的故事更能使听众感到兴趣，更能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了。
在泽克的工棚里每晚都在讲述的关于往事的丰富故事，这还具有另一个目的和另一种意义。泽克的现在和未来不稳定到什么程度，他的过去也就牢固到什么程度。以往的种种，谁也不能再从犯人那里夺走了，而且每一个人在往日的生活中总要比现在强些，（因为再也不能比泽克更卑下了；甚至酒鬼流浪汉在群岛外也被称为同志。）因此，泽克的自尊心便在回忆里夺回生活把它推下来的那个高地。回忆还必定是被美化的，掺进了一些虚构的（但很像是实有其事的）插曲——于是讲故事的犯人（听众也一样）就感到充满生机地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还有另一种加强这种自信心的形式——关于泽克民族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无数民间创作故事。这是一些相当粗鲁的故事，很象尼古拉沙皇时代士兵中传说的轶事（那时士兵服役期长达二十五年）。他们会讲给你听，一个泽克怎样到长官那里去给厨房劈木柴，长官的女儿怎样自动跑到草棚子去跟他睡觉。还有一个狡猾的值日泽克怎样在工棚地下挖了一个地洞，通过那里把一口小锅放在包裹递交室地板上的下水槽的底下，从营外送来的物品中有时有伏特加酒，但是群岛上有禁酒的法令，照章办事应当立即把酒倒在地上（然而从来也没有倒掉过）——那个值日泽克就用这个办法把酒接到锅里来，所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一般说，泽克们珍爱的武——这最足以证明那些能够在头一年没有死掉的土著的健康的心理基础。他们的出发点是，用脚目还不清帐，开开玩笑也欠不了债。幽默——是他们的经常的同盟者，没有它，要在群岛上过日子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对骂人话也是根据幽默程度来评价的；越是能逗乐的，对他们越有说服力。他们对问题的任何一个回答，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每个判断，总要加上一星半点的幽默。你问一个犯人他在群岛已经呆了多少时候了——他不会对你说“五年”，而是：
“坐过了五个正月。”
（他们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在群岛上的居留称为坐，虽然坐的机会他们恰好是最少的。）
你问：“艰难吗？”得到的是带着讥讽的回答：
“只是最初十年难点儿。”
你对他不得不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表示一点同情，他会回答说：
“气候坏，可是社会好。”或者当说到某个离开群岛的人时：
“判了三年，坐了五年，提前释放了。”
当一些人拿着为期四分之一世纪的“路条”来到群岛时，他们会说：
“现在二十五年的生活有了保证！”
总的说来他们对群岛是这样评论的：
“没有来过的，一定会来，已经到过的，一定不忘。”
（这种概括是没有道理的：读者，你我根本不打算到那里去，不是吗？）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候，土著们只要听到什么人请求添加点什么东西（即便是往杯里加点开水），——马上会同声嚷道：
“检察员会给你加！”
一般说，泽克对检察员怀着不可理解的痛恨，并常常迸发出”来。譬如，在群岛上流行这样的不公正说法：
“检察员——是斧子。”
这里除了韵脚准确外（俄语中检察员“npokypop”和斧子“tonop”是押韵的），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意义。我们应当遗憾地指出这是联想和因果关系脱节的一例，这种脱节把泽克们的思维降到低于中等人的水平以下。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
还可以举出一些不怀恶意的玩笑的例子。
“睡呀睡呀，可是休息却没有功夫。”
“你要不喝水，力气从哪儿来？”
关于工作日快结束时的可僧的劳动任务（那时已经感到疲乏，正等待着下工），必定这样开玩笑：
“哎呀，活儿刚干得顺手，可惜白天太短了1”
早晨不是马上动手干活，而是从这儿晃到那儿，一边说：
“快点天黑，明天（！）好上工！”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的逻辑思维的不速灭性。土著们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这森林不是我们栽的，所以我们不去伐。”
但是，你该怎么解释——林场也没有栽林，可是却砍伐得很有成绩！所以，这里显出土著思维的典型幼稚性，某种独特的达达派。
还有一个说法（从白海运河时代起）：
“让狗熊去干活吧！”
认真说，怎样可以设想一只开凿大运河的狗熊呢？关于熊干活的问题，在克霍洛夫的著作中就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如果稍微有点儿可能去把狗熊套起来干有目的性的活儿，那么毫无疑问，最近几十年间就会这样做的，因而也就会出现整个的一批狗熊作业班和狗熊劳改点。
诚然，土著们还有一种关于狗熊的并行的说法——很不公平的，但却是深深印入脑海的：
“长官——是狗熊。”
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样的联想能够产生这种说法？我们不愿把土著们想得那么坏，以致把这两种说法联在一起并由此得出某种结论。
讲到泽克们的话宫问题，我们感到有很大困难。且不说对新发现语言的任何研究总要写出一部单独的著作和特别的科学教程，我们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
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语言同骂人话的融为一体，这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要把它区分开来，谁也办不到（因为不能把一个活的东西分为两半！），但是出于对青年的关心，我们也不能把一切原封不动地写到学术性的篇章里去。
另一个困难是，必须把泽克民族的语言本身同散居在他们中间的生番（换个说法是“盗贼”或“惯犯”）部族的语言区别开来。生番部族的语言，是语文之树上既无近似语又无亲属语的完全孤立的一个分支。这是一个值得单独研究的题目，但在这里，不可理解的生番的词汇（如：文件、手帕、箱子、表、靴子）只会把我们弄糊涂。但是，困难的是，生番语言的其他一些词汇要素，却相反地为泽克的语言所吸收，并形象地使它丰富起来：（吹口哨；泽克语言中的意思是说谎、吹牛）；（使黑暗，使模糊；在泽克语言中是指欺骗、迷惑）；（在某物上洒上黑色；泽克语言指欺骗、蒙蔽）；（翻转，倒置；泽克语言指偷偷地闲逛、磨洋工）；（试探；泽克语言中指迅速查明某事）；（泽克语言中指聪明点、混时间）；（舔主人的盘子；泽克语言中指陷进什么事情，拼命干活）；颜色、肤色；泽克语言中指服从和归顺盗贼的帮规）；（混血、混种；泽克语言中指“二混子”——半个贼）；（此字与“精神”、“呼吸”有关；在泽克语言中表示勇敢、无畏、不顾一切）；（单人监室，禁闭室）；（搜身）；（拐杖；泽克语言中表示面包口粮）；（灯芯；泽克语言中指累垮、垂死的犯人）；（六，六点，老六；泽克语言中指为劳改营行政当局或为盗贼、杂役们办事的人）；（用来吮吸的东西或吮吸者；泽克语言中指饥饿状态）；（否定或不承认；泽克语言中表示对劳改营长官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的人，或称“不买帐派”。一般指盗贼的核心人物）；（对庄家赌输赢的人的派头；在泽克语言中表示用吹牛、做戏的手段吓唬、讹诈）；（妓女）；（窝棚；泽克语言中表示劳改营中的姘头、女相好的）；（杆菌；泽克语言中表示“肥肉和油脂”）；（模仿盗贼的作风）；（按照盗贼的作风行事）。
不能不承认其中许多词具有准确性、形象性、甚至通俗易懂性。
我们感到现代俄语中很缺乏这种语汇！特别是因为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类行为。
但是，这种关心已经是多余了。本书作者结束了在群岛的长期科学旅行后，对于是否还能够回到民族学院去执教是很不放心的。不仅担心人事科的态度，而且还担心他自己是否已经落后于现代俄语，学生们能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语言。突然，他又迷惑又高兴地听到了从一年级学生口中说出的他在群岛时耳朵早已习惯了的那些用语，而这些用语都是迄今为止俄语所缺乏的：（“不停脚就开始……”，“一到马上就……”，“一走到立即……”）；（“整个途中”，“整个时间”）；（“再一次”，“又一次”）；（“抢劫”，“洗劫”）；（“偷”，“扒”）；（“福来儿”，“傻瓜”，“大头”，泛指不属于盗贼一伙的任何人）；（“凉耳朵傻瓜”，意思是百分之百的傻瓜）；（“她和小伙子们缝在一起”，意思是她和小伙子们在一起过活）。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这就表明，泽克的语言有巨大的能量，使它能够不可解释地渗入我们的国家，而首先是渗入青年的语言。由此可以预期，这个过程在将来会更加强劲，而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词也会融合到俄语里去，也许甚至还会使它大为生色。
但是研究者的任务却更加困难了：现在需要把俄语同泽克的语言区分开来！
最后，为了诚实起见，我们也不能回避第四个困难：弄清俄语本身给泽克语言甚至给生番语言的最初的、某种史前的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看不到了）。否则怎样解释我们会在达里词典里找到这样一些似乎是岛上专有的说法：
（“合法生活”，科斯特罗马省方言，意思是与妻子一起生活；在群岛上的意思是：与她合法地生活）；
（“掏口袋”——货郎的行话，意思是从口袋里取出来；在群岛上变更了字头，变为——“掏腰包”）；
（走近，靠近——意味着变穷，耗尽；请比较一下——衰竭，垂死）。
或者如达里收入的谚语：
“菜汤是好心人”——还有一连串的岛上用语：寒冷人（身体不结实），篝火人，等等。
“他连耗子也不抓”——我们在达里的书里也可以找到。
cyka（“母狗”）是意味着“好细”，这在雅库博维奇时期就已经有了。
土著们还有一种出色的说法“顶犄角”（指顽强地干事情，并且一般地指任何顽强表现、坚持自己的意见），“打蒋犄角”，“打掉犄角”这个用语为我们恢复了“角”这个词的古俄罗斯语的和斯拉夫语的含义（自矜、高傲、傲慢），而置外来的、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装上犄角”的含义（妻子变节）于不顾。这种外来用语在普通人民中完全没有通行。如果不是与普希金的决斗有关，连知识分子恐怕也早已经忘掉了。
所有这些数不清的困难迫使我们只好暂时搁下本调查报告的语言部分。
结束本文时，再写几行个人的感受。本文作者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泽克们起初是躲避的，他们以为这些调查是为教父（在精神上紧挨着他们的监护人，然而，他们对他，像对所有自己的保护人一样，是不知感恩的，不公正的）进行的。当他们确信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以后，加之还一次一次地受到马合烟的款待（贵的品种他们是不抽的），对考察者的态度开始变得极其友善，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并没有完全变坏。在一些地方他们甚至把考察者亲热地称作“菠萝·番茄罗维奇”，在另一些地方则称作法恩·法内奇。应当指出，在群岛上根本不作兴称父名，因此，这种尊敬的称呼方式带有一点幽默色彩。在这一点上同时也就表现出他们的智力水平还达不到理解本考察报告的意义的程度。
作者则认为这番考察是成功的。他提出的假说完全得到了证实。一个完全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拥有几千万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中期被发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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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狗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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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取这个篇名并非有意恶语伤人，只是因为必须遵循劳改营传统而已。如果仔细想想，这个命运确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的职务岂不是和警犬的职务一样？况且他们的职务本身就和狗有联系。他们甚至有使用警犬的专门条令，由军官组成正式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一条警犬的工作，培养它们有良好的凶猛性能。如果供养一只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万一千赫鲁晓夫前的卢布（喂警犬的饲料比犯人的伙食营养价值高）的话，那么喂养一名军官的开销不是大得多吗？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遇到一个困难：一般地该怎样称呼他们？“官长、长官”——太一般化，对狱外和整个国家生活都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两个词儿都已经用滥了。“主人”——也一样。“劳改营管理人员”吗？这种避开实质的说法只能表示我们的无能。直截了当地按劳改营的说法称呼他们“狗”？——似乎太粗鲁，好像是骂人。“营吏”这个字倒是完全符合语言的精神：它与“劳改犯”这个字的区别正如“狱吏”与“囚犯”的区别。它表达着一个准确的、唯一的含意：经营和管理劳改营的人。所以，在求得严格的读者们对使用这个新字的谅解之后（既然语言中为这个字留着一个空档，说明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新字），我们以后将时常采用它。
这一章里所讲的就是这些“营吏”（关于狱吏也在这里一道讲）。本来可以从将军们讲起，那可真会是妙极了，但是我们没有材料。我们这些虫豸和奴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事，也不可能在近处看到他们。而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被他们身上的闪闪金光耀花了眼，什么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走马灯似的古拉格头子们——群岛的沙皇们——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中的谁弄来一张贝尔曼的照片或听到阿佩特尔说过一句什么话，马上就会当大事传开。我们知道“加拉宁大屠杀”，可是关于加拉宁本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不满足于单单签字；在劳改营里巡视的时候，如果对谁的嘴脸看得不受用，亲自用毛瑟枪给一下子的这类事情，他也是不讨厌做的。我们描写了卡什凯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凯京这个人我们从没亲眼见过（谢天谢地！）。关于弗连克尔收集到一点点材料，可是关于扎维尼亚金却一点也没有。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脱了和叶若夫-贝利亚一伙一起被埋葬的命运。报痞子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地把他誉为“传奇般的诺里尔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亲手砌过砖吗？然而，考虑到他上受贝利亚的宠爱，下受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的推崇，我们敢断定他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野兽。要不的话，他是建造不出一个诺里尔斯克的。
关于叶尼塞劳改营营长安东诺夫的情况，谢谢波博日工程师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愿意奉劝每一个人都去读读这篇即景：塔兹河驳船的卸货。在铁路还没有到达（会到达吗？）的冻土带的腹地，埃及的蚂蚁们把火车头换到雪地上。安东诺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视现场，限定完成卸货的时间。他是从天上飞来的，过一会又要从天上飞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结讨好的陪同。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就在这北极的永冻土上，他的私人厨师在他面前的一张折叠桌上摆上了新鲜西红柿和黄瓜。这小子竟谁也不清，一个人全报销了。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军官，然后转入军士一级，捎带着说说警卫部队——也就是这些了。谁见的更多，就请他更多地写点罢。我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你蹲在监狱或者劳改营里的时候，你对狱束们的性格感到兴趣，只是为了要避开他们的威胁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关心，认为它们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围含冤入狱的人们在受苦。和你张开双臂都抱不拢的一大堆冤情苦难相比，这些担任警犬职务的“木脑壳”们，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无聊爱好、他们职务上的成功失败，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
而你现在为时已晚地发觉，对他们的观察，太欠细心。
一个还有能力从事随便哪一种有益活动的人能不能去当监狱和劳改营看守？——这种属于个人才能的问题，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营吏”一般地能不能当一个好人？生活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道德淘汰过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编入内务部军队、内务部学校或训练班的时候。任何一个稍许留有点精神教养的痕迹的人，一个在良心上稍有顾忌、尚能区分恶与善的人将会本能地、千方百计地避免加入这支黑色的军团。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没有推脱得掉，这时第二次淘汰就来了：在接受训练和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长官们会亲自留意把所有表现出松松垮垮（善良）而不是坚强意志和坚定精神（残忍和无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后就开始了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来还不知道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的人，现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远充当暴力工具，充当永远的罪恶帮凶——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践踏别人的命运，但你自己内心却有什么在绷紧、绷断。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尽管已经大大地退了，人们仍然开始设法挣脱：称病、搞到医生证明、改行拿较低工资、摘下肩章——什么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这么说，剩下的人都习惯了？不错，剩下的人都习惯这一切了。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当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还是光荣的了。对有些人说来，连习惯的过程也不需要：他们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人。
鉴于存在这样的淘汰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说，残忍无情的人在营空当中占的比例，远远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个人在“机关”里服务的时间越久、越没有间断、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个坏蛋。
我们并没有忽略捷尔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论：“你们当中谁变得冷酷无情，谁的心不能同情和关心地对待遭到监禁的人们——就请他离开这个机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些话和现实对上号。这是对谁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又为科瑟列夫辩护的话（第一部，第八章）。谁理会了这些话？无论是“作为说服手段的恐怖”，无论是单凭“可疑”的逮捕，无论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营，都丝毫不能给予我们这种富于同情的心和侠义骑士的感觉。如果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开了机关，这正好是捷尔任斯基建议留下的人——即未能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而那些变冷酷了的或本来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做过另外一种建议，只是我们手里没有他的语录。）
我们喜欢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流行用语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子说出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出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毛手毛脚、爱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感到满意的人。
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管吏们顶顶喜欢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顶顶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种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紧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头。在契卡一格勃机关里需要敏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眼珠，但在内务部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头骨也就行了。
尽管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口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出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对人的爱？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处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即内部看守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经锻炼的老手！）。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干部就已经全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部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部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爱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出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
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精神和智力强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营吏们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出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
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被镇压）。他的房子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进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有组织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口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进，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身穿雪白的夏装的种植园主。如果他们（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骑马巡视马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色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出土豆子（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出去，开春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进土里去当肥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擦亮的皮靴、笔挺的毛料制服在渐渐沉陷的女奴们旁边疾驰而过的优雅的骑士们，活像是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随着自满自足而来的必然是愚钝。活着被奉为神明的人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官员当中遇到一些聪明、有作为、有科学爱好、对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进行过深入研究、写过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为了逗乐也不可能想象在整个群岛上有这样的一个营吏！如果库德拉蒂（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派遣点的点长）决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定额还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须是完成他本人规定的（凭脑袋瓜想出来的）每班任务才能算数，否则就要罚全体吃惩戒口粮——你是没法叫他改变主意的。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惩戒口粮不误。在库德拉蒂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进来，教导他说：“你看列宁在这里写着对待寄生虫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额百分之百的犯人，而无产阶级就是他自己。这两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并列搁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庄园！我是无产者！）
但旧时农奴主的教养他们却望尘莫及。许多农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学，有的留学格丁根。他们当中毕竟还出了阿克萨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务部人员当中没出过一个，也出不了一个。主要的是，农奴主们或是亲自经营自己的庄园，或者至少对自己庄园的经管稍有知识。但是沐浴着国家种种思泽的趾高气扬的内务部军官们决不可能再承担经济领导的责任。对于这个任务，他们是太慵懒、太愚钝了。他们用森严和保密的烟幕掩盖着自己的无所事事。结果迫使国家（它绝非一贯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历史将会懂得：国家的不发展往往是中层官吏贪图安逸的惰性所决定的。）不得不设立和他们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统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综合工厂组成的同样的官僚系统。（但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们国家里什么东西不是同样两套呢？从苏维埃政权本身开始。）
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越深入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这类实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边上（现在是莫斯科市区）的希姆基也有这样的事。沃尔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们不快乐。于是他发出命令：“每人必须立即快乐起来！我看到谁愁眉苦脸就把他关进惩戒区！”为了让工程师们快活起来，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贼们去给他们唱淫秽的小调。人们会说这不是任意胡为，而是政治工作。是喽。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上面说的这个劳改营。新犯人伊万诺夫斯基自我介绍是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什么？演员又”沃尔科夫发怒了，“进惩戒区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惩戒隔离室室长报到！”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会问：“演员在那地蹲着吗？”“蹲着。”“是他自己来的？”“自己。”“好，放他出来！我派他当助理管理员。”（我们已经写到过，这个沃尔科夫曾下令把一个女犯的头发剃光，嫌太漂亮。）
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
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
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
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
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做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部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流来无偿的劳务、食物或财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荡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子、洗衣妇、马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管菜园子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出纳科交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马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奶牛——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风俗，奶牛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食而饲养”的，但是牛奶则一定要送进营长家里。）
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口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做。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口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管员的人发出的哀号。要知道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奴隶们身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处。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物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做一种特殊的习性单独提出了。）在科雷马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管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管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身上白刮来的！要知道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
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
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图兹走进矿场管理局长马特维耶夫的屋里去看看！（由于古拉格的收缩，他现在到了矿场管理局。原来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营长。）他的住宅里摆满了绘画、雕刻和土著们的不要钱的双手制作的其他物品。
淫逸放荡。这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和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劳改营长的地位和他的权力的总体给他们玩女人的爱好大开了方便之门。布列波洛姆劳改点点长格林贝格把每个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犯都马上叫进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选择？）在科切马斯，劳改营长波德列斯内喜欢在女工棚进行夜间围捕（就像我们在霍夫里诺也见到的那样）。他亲自动手拽开女人的被子，好像是为了搜查隐藏的男犯。他当着漂亮老婆的面同时和三个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个，自己也开枪自杀了。）菲利莫诺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处处长，因“生活腐化”被撤职，派到贝阿拉格去改正错误（保留原职）。他在这里继续放开手脚地酗酒胡闹、乱搞女人，让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当上了……文教科长。（他的儿子和盗匪集团勾搭上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参与盗匪活动而进了监狱。）
凶狠残忍。没有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笼头可以约束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们手里的无限权力永远会导致残忍。
母兽塔季扬娜·梅尔库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妇女独劳点）像一个野蛮的女种植园主一样骑着马在她的女奴们当中狂奔。据普龙曼回忆，格罗莫夫少校哪一天没有把几个人关进强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样。梅德维杰夫大尉（乌斯特维姆拉格第三劳改点）每天要亲自在了望塔上站几小时，把走进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记下来，以便随后就关禁闭。他喜欢他的隔离室永远是满的，如果隔离室的房间没有塞满，他会感到生活里缺什么东西。每天傍晚他喜欢叫犯人们出来列队，向他们发出类似这样的训话：“你们的牌输了！你们永远恢复不了自由，你们不要再抱这个希望了！”还是在这个乌斯特维姆拉格，劳改点长米纳科夫（他从前是克拉斯诺达尔监狱典狱长，因越权行为坐过两年牢，现在已经恢复了党籍。）亲自动手拽着拒绝上工者的脚，拉下板铺来，碰上那些人里面有盗窃犯，那些家伙竟挥舞起木头板子进行反抗，那时他下令把整个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来（零下二十五度），用提桶通过窗洞向里面泼水。
他们全都知道（土著们也知道）：电话线在这平到头了I种植园主们的凶狠发展到了变态的即所谓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来的犯人列队站在布列波洛姆特别科长舒尔曼的面前。他知道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干一般劳动的。他仍是不肯放弃提出以下问题借以取乐的机会：“有工程师吗？举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举起了十来只手。“哦，是这样！也许还有院士吧？马上就给你拿来铅笔片果然拿来了……铁梃。维尔纽斯劳改营长卡列夫在新犯人当中看到别利斯基少尉（他还穿着长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军官制服）。不久以前这个人还是和卡列夫一样的苏联军官，戴着和他一样的一道杠的肩章。怎么，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唤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吗？他至少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不——产生了专门把他挑出来进行侮辱的愿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让他把制服换成劳改营的衣服）去给菜地送粪。立陶宛的劳改营管理局的负责干部时常进这个劳改营的洗澡房，他们躺在木板上，强迫犯人给自己擦澡，但不是随便什么犯人，而必须是五十八条的女犯。
仔细看看他们的面孔吧，要知道他们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走动，可能和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当然不会次于有包房的车厢），同乘一架飞机。他们的翻领扣孔里挂着一个不知道表彰什么的奖章，而肩章诚然已经不是天蓝色的了（他们不好意思），但滚边是蓝色的，甚至还可能是红色的，或是深红的。变成橡木一样坚硬的残忍性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永远显出阴郁不满的表情。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诸事顺利，可是却有这种不满的表情。是他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什么更好的机会吗？还是上帝一定要在恶棍的脸上做出他们全部恶行的标记？在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的列车的头等车厢里，这一类军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旧的劳改营了望塔在窗外闪过。“是你们的家当？”坐在旁边的旅客问。军人满意地，甚至骄傲地点头说道：“我们的。”“您是往那儿去吗？”“不错。”“夫人也在那儿工作？”“她拿九十卢布。我拿两百五十（少校）。两个孩子。不宽裕。”比方说这一位，甚至带着城里人的作风，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火车上的交谈者。车外闪过了集体农庄的田野，他讲解说：“农村情况有很大的好转。他们现在想播种什么就播种什么。”（社会主义！可是当人类从洞穴里第一次爬出来，在森林中烧出的空地上播种的时候——不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吗？……）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难道非如此不可吗！——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内务部人员。他刚从塔夫达内务部学校毕业，现在到伊尔库茨克劳改营管理局去报到。我假装成一个抱同情态度的傻瓜，于是他就对我讲了他们在当代的劳改营里实习的情况。这些犯人是如何的蛮不讲理、麻木不仁和没有改好的希望。那种永恒的残忍表情还没有在他的脸上固定下来，但是他给我看了一张塔夫达第三期毕业生的庄严的合照。那里面不仅有青年，而且还有一些主要是为退休金而不是为工作需要在这里补足学历（训犬、侦查、劳改营管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资格的营吏。我虽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们灵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脸上！从人类中把这种人挑拣出来的工作做得多么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爱沙尼亚）战俘营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俄国女护士和一个德国战俘发生了暧昧关系，被发现了。并不是简单地把她赶出她那高雅的环境就算了——噢，不行！专为这个戴俄国军官肩章的女人在门房附近钉了一间只留着一个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辞辛苦！）。把这个女人在这间亭子关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来“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里扔石块，叫喊：“德国婊子……”吐口水。
他们就是这样挑拣出来的。
让我们帮助历史留下科雷马的那些从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权力和花样翻新的残忍手段的界限的刽子手营吏们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维什涅维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马罗夫、库德里亚舍夫·M·A·洛戈维年科、梅里诺夫、尼基绍夫、列兹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罗沃伊”。让我们也提一下斯维特利奇内这个姓氏。他是诺里尔斯克有名的残忍拷打者，许多条犯人的性命都丧在他的手里。
没有我们的帮助，也有人会讲出像切切夫（由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内务部贬到斯捷普拉格当劳改营长）、塔拉先科（乌索尔拉格营长）、卡尔戈波尔拉格的科罗吉岑和基多连科这样一些活阎王的事情，以及关于残暴的巴拉巴诺夫（战争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营长）；关于斯米尔诺夫（伯朝铁路劳改营管理处长）、切皮格少校（沃尔库塔拉格管理处处长）等人的事情。仅仅这类著名人物的名单就可以占据几十页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独的笔不可能追寻到他们所有的人。况且权力照！日掌握在他们手里，目前当局还没有给我成立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材料的办公室，也没有建议我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出呼吁。
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贵重设备”），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奥培尔-卡代特”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
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
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有过这种形式）。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一九四四年）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一九四六年）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也还是有一些善良的冲动：在走廊里有一个没有车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说：“我们挤挤，给他腾个座好吗？让他睡一会。”但是只要让他当一年的官，他便会做出另一件事来。他会走到列车员那里去说：“把这个无票乘车的人带走！”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说实话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内务部人员，诚然他不是营吏，而是狱吏——楚卡诺夫中校。他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马尔发特种监狱典狱长。不是我一个，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认：没有人领略过他的坏处，而所有的人都体会过他的好处。只要能把条令扭得对犯人有利，他一定会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会放松的。但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特种监狱升了一级，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而他就被调开了。他年纪不轻了，在内务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谜。
对了，阿诺尔德·拉波波尔特向我保证：米哈伊尔·米特罗法诺维奇·马尔采夫上校工程师，原在工程兵部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尔库塔拉格（包括建设工程和劳改营）当负责人，肯定是个好人。他当着契卡人员的面和犯人工程师握手，客气地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职业的契卡人员，蔑视政治处长库赫季科夫上校。当授予他国家安全部的“少将政委”头衔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可能吗？）。他说：“我是工程师。”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了一名普通的将军。拉波波尔特保证说，在他当政的年代，在沃尔库塔没有搞过一次营内的案件（但要知道这是战争时期，正是营内案件搞得最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沃尔库塔市检察长，她使得劳改营行动特派员们的创造能力发生瘫痪。如果A·拉波波尔特不是由于自己当时的享受特权的工程师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的话，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见证。我总觉得这不大可信：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马尔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会妨碍所有的人！让我们希望将来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当马尔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挥工兵师的时候，曾把一个团长叫到队列前面，亲手把他枪毙。他到沃尔库塔来是受贬的，但不是为了这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
在这件事和另外一些类似的事例上，记忆力和个人印象中后起的积层有时会使回忆发生歪曲。当人家说到一些好人的时候，我便想问一句：对谁好？是对所有的人吗？
从前方下来接替工作的军人一点不比老牌的内务部人员强。丘尔佩涅夫证明说，当类似叶戈罗夫团政委这样在前线受了点伤的军人接替了（在战争末期）劳改营的老狗以后，情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坏了。他们对劳改营的生活一点也不懂，发出一些马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带着娘儿们到营外寻欢作乐去了，把全营交给杂役中的恶棍们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声称颂劳改营里的“好契卡”的人们（即思想纯良的正统派们）所说的“好人”，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指的不是那些试图以偏离古拉格的兽性条令为代价，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环境的人。不，他们认为的“好人”是那些忠实地执行恶狗的职责，对全体犯人扑咬残害，但对前共产党员却宽容体恤的人们．（思想纯良者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永远是全人类文化的继承者！……）
这样的“好人”当然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宁全集的库德拉蒂不就是一个吗？季亚科夫讲到过一个。请看此人有多么高贵的风度：劳改营长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访问了在他营里关着的一个正统派的家属，可是回来以后又继续执行恶狗的全部职责。戈尔巴托夫也记起一个科雷马的“好”营长，那人对他说：“人们惯于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给犯人，我们也很愉快。”（可是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中，有关他的案子即将复审的那一段，被营里的检查人员抹掉了，他们为什么要剥夺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乐呢？但是戈尔巴托夫从这里也看不出矛盾；营首长说什么，部队将军信什么……）这位科雷马的“好”狗关心的……是戈尔巴托夫将来不要“在上面”讲他的劳改营里的胡作非为。因此才产生了这一场愉快的谈话。谈话快结束时营长说：“您今后说话要谨慎。”（而戈尔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列夫科维奇在《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写了一篇被誉为“热情洋溢”、但我们看是别人授意的文章。她说，她在劳改营里知道几个善良、智慧、严格、忧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员；在江布尔市有过这么一个卡普斯京，他试图给共产党员的被流放的妻子们安排工作，结果因此而被迫自杀。我看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瞎胡诌……管理人员有责任给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为此而采用强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犯了盗窃罪，就是因为他在男女问题上闹出了事。
慢点，这里还有一个“好的”——我们埃克巴斯图兹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时代牙齿露出半尺长，咬得咯咯响，可是亲爸爸死了，贝利亚垮了——马特维耶夫变成了带头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变风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还背地里指点作业班长亚历山德罗夫说：“谁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担保你没事！”）
不，这样的“好人”对我们没有一点用！这样的“好人”一个大钱不值。照我们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蹲进劳改营的时候，他们才好呢。
也的确有进来的。但是他们受审判并不是为了那个。
劳改营看守被称作内务部的初级指挥人员。这是古拉格的军士。他们的任务也一样是牵人和管人。他们也站在同一个古拉格的楼梯上，只是矮几级。因而他们的权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头就不想罢手了。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巴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种傲气也没那种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顶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色头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进会计室去发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配了。他们就只有这点特权——可以按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缝纫车间给自己缝点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强迫犯人给自己做点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点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胸中能出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呻吟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种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户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子里记牢了，一辈子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套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进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乱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乱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出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头子也进来了：应征入伍后直接从家里分配到这里。正是在这些花白胡子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马马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像下面这样的人（也是战时的看守员）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爱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出点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
至于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人人害怕的管理处长助理——跟看守员的职务那么对路，好像是从这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好像从襁褓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好像是和古拉格从一个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这表现在他那一张黑色额发覆盖下的凝固而凶险的面孔上。单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营内的小道上碰见他，都叫人害怕：他不会走过什么人的身边而不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命令他向后转、强迫他去干活、没收他什么东西、恐吓、处罚、逮捕。晚点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锁，但在夏天加了铁栅的窗口还是打开的，特卡奇不声不响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头往里面看——屋子里的人急忙跑回原铺。他在窗台外面，像黑色的夜鸟一样，通过铁栅宣布：因不按时睡觉，因说话，因使用违禁品，给予各种处分。
突然间，特卡奇永远消失了。劳改营里传出风声（我们无法核实，但这类顽固的风声一般都是真实的），说他被人揭发是一个从敌占区来的法西斯刽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刽子手（他干这个决不会超过三年）怎么在战后的七年内竟成了内务部的红人？
怎么回事？
“押解队不给警告即可开枪！”在这句咒语中包含了押解队的全部特殊规章，包括了它依照写在法律背面的规定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
说“押解队”，我们是采用群岛的日常用语；还有个习惯的说法（在劳改营里甚至是更经常的说法）——“军警队”或简称“警卫”。它的学名是“内务部军事化警卫队”。“押解”只是军警队可能执行的任务之一，与“守卫”、“营区警戒”、“环形警戒”和“队部警戒”并列。
押解勤务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和火线勤务一样。押解队不怕任何调查，它也不必对任何行为做出解释。凡是开枪的人总是对的。凡是被打死的人总是错的，因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线。
这就是奥尔套劳改点的两次枪杀（请乘以劳改点的总数）。警卫队兵士带着一队被押解的犯人走过。有一个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这一队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拢过去，和她并排走。——“走开！”“怎么，你舍不得？”开枪。击毙。一场审判的喜剧。宣布警卫队’兵士无罪：在执行职责时受到侮辱。
一个拿着释放证（他明天被释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边请求；“让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营区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当场击毙。对杀人者连审判都没有进行。
犯人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树上砍出的这些记号啊，它们代表着一条想象的虚线，是代替铁丝网的树木警戒圈。索洛维约夫（前陆军中尉）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着走，清掉树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见自己这棵砍倒的树。可是押解队员“坦沙耶沃狼”却眯缝起眼睛等着，他是不会招呼犯人“小心发！”的。他等着——现在沿着树干继续倒退着走的索洛维约夫不留神跨出了生产区。开枪！开花子弹，一个肺被炸烂了。索洛维约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卢布的奖金。（“坦沙耶沃狼”——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战争时期为了贪图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线，纷纷加入军警队。这就是孩子们习惯叫嚷：“妈妈，‘咸鲱鱼’来了！”的那个坦沙耶沃区。）
押解队和犯人之间的这种绝对服从的关系，警卫人员永远享有的以子弹代替语言的权利，不可能不对警卫队军官和队员们的性格产生影响。犯人们的生命虽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交给他们支配，但已经交得够全面彻底了。土著们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种能活动的懒洋洋的稻草人。命运派了他们来给这些稻草人点数，尽量迅速地驱赶他们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劳动时尽量地把他们保持在最密集的状态。
警卫队的军官们胡作非为的事例就更多了。这些年轻轻的小中尉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对生活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感。一种人只是狂吼乱叫（内罗勃拉格的乔尔内上尉）；另一种人从残忍中寻求快乐，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来（同一个地方的萨穆金中尉）；第三种人不承认自己的无上权威有任何限制。警卫队长涅夫斯基（乌斯特维姆，第三劳改点）发现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爱的小狗）不见了。他自然是到营区里面去寻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里卸开死狗。他掏出手枪，当场打死一个。（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任何行政后果，除了其余四人受到蹲惩戒隔离室的处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乌拉尔西区的维谢拉河上，森林火灾以暴风雨般的速度袭来，从森林延及到两座劳改点。对犯人们该怎么处理？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没有时间和上面联系。警卫队没有放他们出去——结果全部烧死了。这样做麻烦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卫队会受到审判。
警卫队的职务对于它的军官们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个限制：它的基本单位是排，全部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到排为止，而肩章上最多只能有两颗小星。在队里的提升只能使他脱离排里的实权，那是一条死胡同。
因此最贪权和最有力的警卫队员都争取调去干内务部的内部勤务，在那里取得晋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历正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安东诺夫，北极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卫队长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
内务部无疑把警卫队人员的挑选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关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担当着许多秘密性质的工作，而我们对它总是抱着宽厚的态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区性军队的思想（伏龙艺的方案）为什么遭到坚决地拒绝？相反，为什么特别坚持把新兵调到离本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去高加索）？因为军队必须和当地居民疏远，最好连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考验过的那样）。在选配押解部队人员的时候也并非无意地使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占了较大的百分比：他们的比较不开化，他们的比较闭塞，对于国家是宝贵财富，是国家的堡垒。
但是这种部队的真正科学的组织和训练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营的建立同时开始的。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只吸收十九岁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们受到大剂量的思想意识辐射。（关于这种押解队我们以后还要单独谈。）
在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顾得上这些事。实际原因是，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全体都发展和提高到当之无愧的劳改营警卫队员的坚强而残忍的水平！警卫队的成份有时候很杂，有时候不再能成为原来设计的那堵恐怖之墙。在苏德战争年代它特别严重地软化了：训练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状态”）年轻士兵不得不交给前线。一些有气无力的后备役人员慢慢腾腾地走进了警卫队，这些人按健康条件不适于参加作战部队，按凶猛状态则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当的年代教育出来的）。在劳改营的最无情的、饥饿的、战争的年代，是警卫队的这种松懈现象（只是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许减轻了犯人们的生活重担。
尼娜·萨姆舍尔回忆她的父亲。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渐近老境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劳改营里去当警卫的。家属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亲很难过地谈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也谈到那里的好人。当父亲一个人看押一个作业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这还是在战时——整个作业班由一个兵看押！这难道不是放松吗？），我时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许我和犯人们谈话。犯人们对父亲很尊敬：他从来不对他们说粗暴的话。他们请求，比方说，进商店，父亲就放他们去。而他们也从来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们对我说：‘要是所有的押解员都像你爸爸这样就好了。’父亲知道许多坐牢的人都是无辜的。他很愤慨，但只是在家里说。在排里不能这么说，说这话是要被关进去的。”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复员了。
但也决不能把萨姆舍尔当做战时警卫队的标本。他以后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条被捕入狱了！一九五O年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准因病释放，五个月之后死在家里。
战后这种松散的警卫还持续了一两年。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许多警卫队员谈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这个字眼来了：“等到我服满了‘刑期’的时候。”他们懂得自己的职务的可耻，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说不出口的。在上面说过的那个奥尔客，一个警卫士兵故意从文教科里偷了一件东西被开除、判刑，但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们都羡慕他：真想到办法了！好样的！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起一个警卫队士兵。在她一开始逃跑时，这个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隐瞒了逃跑的企图，她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个是由于对被递解走的女犯的爱情而自杀的。在妇女劳改点里实行真正的严厉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队士兵之间时常发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时甚至是爱情的关系。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在一切地方压碎善良与爱情！……
战后年代的年轻新兵也没有马上变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当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以后还要讲到他）在内罗勃拉格的警卫队里造起反来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同事们以很同情的态度对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卫构成劳改营警卫史中的一个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过，自我看守是苏维埃犯人们的义务。在索洛维茨，这一条贯彻得大有成效，在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土地上也广为采用。任何一个不愿意推手车的社会亲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枪来对付自己的同伴。
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兄弟们是残忍的，他们力图巴结上司，保住警犬的职位，有时候用开枪打死来报私仇。
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
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
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条文）。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
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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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营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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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臭肉不仅表面发臭，而且四周还包裹着一层发臭的分子云。群岛的每一个岛屿也是这样，它在自己四周造成并保持着一个发臭的地区。这个地区比群岛本身的范围更广，它是每一个岛屿的小营区和全国的大营区之间的媒介区、传送区。
在群岛上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风习、观点和语言等方面一切最有传染性的东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组织渗透的普遍规律，首先渗出到这个传送区，然后扩散到全国。劳改营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进入全国文化的成份正是在这个传送区里自动地受到检验和挑选。当莫斯科大学新楼的走廊里哇哩哇啦地传出了劳改营里的用语，当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妇女对生活的实质说出和劳改犯完全一致的见解，请你不要奇怪：这是通过传送区、通过营旁世界到达这里的。
在当局试图（也许并不试图）通过口号、文教科、邮件检查部门和行动特派员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时候，犯人们却更快地通过营分世界改造着全国的思想。盗贼们的世界观首先征服了群岛，毫不费力地向外推移，占领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识的一片空白的全苏思想市场。劳改营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关系的残酷、拨人心上的冷漠的铠甲、对任何诚实劳动的敌视——所有这一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营旁世界，随后又在整个的狱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群岛就是这样对造成了它的苏联进行复仇。
任何一种残酷行为都不会白白过去而不给我们留下后果。
我们追求便宜的东西，而结果总是付出高昂的代价。
把这些地区、小镇、新村—一列举出来，差不多就等于复述一遍群岛的地理。任何一个劳改营区也不能独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个自由人的居民点。有时候这个新村伴随着某个临时的伐木劳改点存在若干年，然后和劳改点一起消失。有时候它在这里生下根，得到一个名字、一个村苏维埃、一条铁路支线——于是它永远留下了。有时候由这些新村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马加丹、杜金卡、伊加尔卡、杰米尔套、巴尔哈什、杰兹卡兹甘、安格连、泰谢特、布拉茨克、苏维埃港之类、这类新村并不仅仅是在荒蛮的边陲地带溃烂流脓，而且直接长在俄罗斯的躯体上，在顿涅茨和图拉的矿井旁边，在泥炭采掘场附近，在劳改农场附近。有时候整个区，如坦沙耶夫区，都受到感染，都属于营旁世界。当劳改营被注射进了一个大城市的身体，甚至是莫斯科本身——营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体现在那些每晚乘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从营里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这儿来的那些个别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的向外传播的速度更快。）
还有一些像吉泽尔（在彼尔姆矿山支线上）这样的小城镇；它们早在任何群岛出现之前就开始存在了，但是后来却被大量的劳改营包围在当中——从而变成了群岛的省会。在这样的城市上空弥漫着周围劳改营的空气。满街是步行或乘车来往的劳改营军官、一队队的警卫队士兵，好象占领军一样；劳改营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机关；电话网不是属于市，而是属于劳改营；公共汽车线路全是从市中心通往各个劳改营；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劳改营吃饭的。
群岛的这些省会当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干达。这个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并且住满了这些人。所以一个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几个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内有好几个劳改营管理局。劳改点像海边的沙子一样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营旁世界里住着什么人呢？1．原来的本地人（也可能没有这种人）；2．军事化警卫队；3．劳改营军官及其家属；4.带家属的看守员（看守人员和警卫队不同，总是过着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担任军职）；5．前犯人（从本营或附近的劳改营释放的）；6．各种受到限制的人——“半专政的”、身份证“不干净”的（和前犯人一样，他们住在这里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贴在他们身上的符咒：即使并没有像对流放者似地具体指定他们必须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面都会遭到更坏的待遇，也许根本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住。）；7生产行政官员。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个庞大的新村里只有几个人（有时候也可能没有这一类人）；8．再就是狭义上说的所谓“自由民”即雇佣人员了。这全是一些游民无赖———各种到处鬼混的、穷途末路的、想发洋财的人。要知道在这些偏远的死亡的属地里，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国里差三倍，而工资可以拿得比在那里高四倍：北极补贴、远地补贴、条件困难补贴，还可以窃取犯人的劳动成果。此外，许多人是招募来的，按合同来的，他们还能领到差旅费。谁要会从生产报表里淘金，营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带着假文凭的人们拼命往这里钻，冒险家、流氓、谋利者纷纷来到这里。那种需要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头脑的人到这里来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质工作者们替半瓶醋的地质学家进行野外考察、整理资料、做好结论，然后他只需要到宗主国去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就行了）。各种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运甩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这里有时还有一些分配工作时没有争取到好地方的中技毕业生。但是他们从来到的头一天起就开始为回到文明世界而奋斗了，有谁一年达不到目的，两年以后一定能达到。在自由民当中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在营旁世界生活了几十年，吸惯了它的空气，以至于不再需要另一个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劳改营撤销了，或者上级不再付给他们所要求的工资了——他们就离开这里，但必定是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营旁地带，他们不能过别样的生活。瓦西里·阿克先吉耶维奇·弗罗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大酒鬼，骗子手，“著名的铸造能手”，要不是我对他已经做过一番描写，我在这里还可以谈很多关于他的事。他没有任何文凭，他那点手艺也早被他连酒一块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进监狱或者已经放出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生产指挥员”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刑满之后接着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当了该项工程的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
固然，他这个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兼领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摆脱的人物（不可能摆脱：这些人是由干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雇佣的。干部科从好感出发常常挑选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对于所有的材料和工资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负责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时候由于无知，有时候由于太老实（他心肠一点也不坏，作业班长们为了这一点又特意奉承他），乱花这个基金，签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报单（由作业班长自己填写），接受质量恶劣的交活，然后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愿意用一个正在抡大镐的犯人工程师来替换这个领班，但是干部科出于警惕性而不准许这样做。
“好吧，现在你告诉我：目前你们这项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长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叹口气：
“我暂时难以准确地告诉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说话就越放肆。这时候
工地主任决定用书面办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时间，开始把对
他的一切命令都用书面写出来（副本订在卷宗里）。这些命令自然
是没有执行，一个可怕的案件正在积累起来。但是地方委员会主
席也没有慌了手脚。他找到了半张揉皱了的练习本纸，花了半小
时时间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这么几行字：
“兹向您报告木工所有的机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坏了
完全不能用了。”
工地主任已经属于另一级的生产领导。对于犯人们来说，他
是永远的压迫者和永远的敌人。工地主任已经既不限作业班长们；交朋友也不和他们做交易。他经常打回他们的工作日报单，揭穿
他们虚报成绩（根据他头脑灵活的程度），并且可以随时通过劳改
营领导惩罚作业班长和任何一个犯人：
劳改点点长……中尉同志：
混凝土作业班长犯人佐祖利和领班犯人奥拉切夫斯
基浇制的预制板超过规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费。为
此，请您对上述二人给予最严厉处分（希为关禁闭，但
需每日带出劳动）。
同时向您报告，犯人作业班长阿列克谢耶夫今日为
工作日报单中工作量记录问题找我谈话时，把领班图马
尔金同志称为驴，以此对他进行了侮辱。我认为犯人阿
列克谢耶夫这种破坏自由雇员领导威信的行为极为不良
甚至具有危险性。特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至押解出营。
工地主任布斯洛夫
布斯洛夫在适当的时刻自己也常把这个图马尔金称做驴，但
是犯人作业班长由于自己的身价不同所以罪该押解出营。
像这样的条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给劳改营长官送几张。他认为最高的生产刺激手段是劳改营内的处分。布斯洛夫是那种对古拉格制度已经融会贯通、适应了其中的活动方式的生产长官之一。他在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长期经验。他们威胁说要用砖头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遗憾地说，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经过战争和到过欧洲以后再到劳改营里来的人们都变得不那么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们知道吗，简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说，一个自由雇员进来，犯人们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对于如何欺骗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险的地方，是很内行的。他从来不怜惜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肚皮，更不用说他们的自尊心。这个长鼻子、长腿、穿着一双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困苦的苏联公民的美国黄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楼的各层窜来窜去。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办，那些叫作“犯人”的懒惰肮脏的生物就会在大楼的各个拐角和旮旯里坐着、躺着、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最紧张的时刻于不顾。而作业班长们则聚集在定额办公室里，在工作日报单上填写虚报数字。
所有的领班当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一个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什科夫的人。这是一个有两撇叉开的白胡子的干瘦的老头。他精通建筑施工的业务，也熟悉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关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当中显得不寻常的主要特征是他真诚地关心着施工的结果：不是从钱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样（上司会罚款还是会给奖？会骂还是会夸？），而是从内心里，好像他是在为自己建设这座大楼并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决不把工程忘在脑后。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个大缺点：和群岛配合不上，不习惯让犯人们永远战战兢兢。他也喜欢在工地上走动，靠自己的眼力到处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样窜来窜去，不是乘其不备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欢和木匠们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墙上、和灰泥匠在灰斗边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访犯人们吃几块糖，这在我们这儿是希罕事。有一种活儿他到老也不肯丢下——拉玻璃。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把金刚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马上就开始嚷嚷拉得不对，说着就把玻璃匠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个月，由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代理。但他断然拒绝坐进他的办公室，仍然留在领班们的大屋子里。
戈尔什科夫一冬都穿着一件俄国旧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领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却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谈起他这件紧腰外套时说，戈尔什科夫已经穿了三十二年没换下来过，在这以前他的父亲每逢过节还穿了好多年呢。接着说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亲瓦西里·戈尔什科夫当年是个官家领班。从而就明白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么喜欢石头、木头、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从小就是在施工现场上长大的。虽然领班当时称为“官家的”，而现在不这么称呼——但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当时他们是——艺匠。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还夸奖旧秩序：
“现在的工地主任算什么？他连一个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会儿，包工头礼拜六来找工人：‘喂，小伙子们，进澡堂子以前谈买卖还是以后？’人们说：‘以后，以后，大叔！’‘好吧，给你们洗澡钱，洗完了到某某酒馆。’小伙子们出了澡堂子，结帮成伙地来了。而那人已经准备好了烧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馆里等着了……像这样，在礼拜一能不好好干吗？”
今天什么事都有了名称，样样都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这叫做血汗制度，丧尽天良的剥削，利用人的低级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价值，低于下个礼拜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东西。
可是口粮面包，由冷漠的手从切面包房间的窗口扔出来的那一份夹生的面包——莫非值更多的东西吗？
上述八类自由居民就这样人挨人地挤在劳改营旁的狭小的空间：从劳改营到森林，从劳改营到沼泽地，从劳改营到矿山之间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不同类别、等级、阶级的人们全都得挤在这个恶臭狭小的新村里，他们全都互称同志，他们全都把孩子送进同一所学校。
他们是这样的“同志”：好像高踞云端的圣人一样，在所有其他人头顶上飘浮着两三个本地的大头目，在埃克巴斯图兹是托拉斯经理黑休克“和总工程师卡拉休克“（这样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来！）。以下则是劳改营长、押解队长、托拉斯官员、劳改营军官、押解队军官、某些地方还有工人供应处长、某些地方还有学校校长（但不包括教师）。等级分明，界限森严。越到上面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丝不苟，对于谁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谁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这种事情看得越重（正因为她们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们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世界里，远离其他生活在舒适宽敞的城市里的高贵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你随随便便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会亲自去商店买东西（何况最好的和最新鲜的东西他们会给你送到家里来）。连自己养一口小猪似乎也不成体统：某某人的夫人亲手喂猪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从劳改营里要来女用人。）在新村医院的某些病房里要想和那些瘪三、穷鬼们分开，单独和体面的病友们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还得把自己的小宝贝送去和天晓得什么人的孩子同坐一个课桌。
但是再往下面，这些分界线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和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喜欢找麻烦的人出来维护它们了。等而下之的各类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搀混经常见面，你买我卖，一起跑着去站队，为工会发的新年枞树礼物争吵，在电影院里杂乱地坐在一起——不管是真正的苏维埃人还是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号的人。
这些新村的精神中心是设在一间快要朽倒的工棚里的主要“茶馆”。在它附近停着成排的卡车。醉鬼们哭嚎似地唱着、打着响嗝、踉踉跄跄地从里面出来，散向全村；在同样的水坑和烂泥中间还有第二个精神中心——“俱乐部”。那里瓜子壳吐得满地，大皮靴踩得到处是泥，贴着被苍蝇拉满深的去年的壁报，门顶上挂着成天呜噜呜噜的广播喇叭，舞会上骂娘的脏话充斥于耳，电影散场后动刀子打群架。本地的风气是——“天晚别出门”，带着姑娘去参加舞会，最牢靠的办法是在手套里面交一块马蹄铁。（不过这儿的姑娘们也不是好惹的。有的一个人能把七个小伙子打得屁滚尿流。）
这个俱乐部是军官们心里的一块病。军官们到这样的草棚子里和这样的一类人一起参加舞会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到这儿来的是那些拿了假条的警卫队士兵。但是麻烦就在于年轻的没有孩子的军官太太们也迷着到这儿来，而且没有丈夫陪伴。其结果就会是和当兵的在一起跳舞！列兵们今晚接过军官夫人的腰，明天还想要他们绝对服从吗？这不等于和军官平起平坐吗？哪一支军队像这样干都维持不下去！军官们无力阻止老婆去跳舞，于是全力禁止当兵的去参加舞会（就让随便什么肮脏的自由民去搂抱自己的老婆吧！）。但是这样一来，向士兵进行的政治教育的严整体系——我们全是苏维埃国家的幸福而平等的公民，我们的敌人全在铁丝网里面！——就不免受到损伤。
在营分世界里，深藏着许多这类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以及八类人员之间的许多矛盾。平时和被专政及“半专政”的人员搀混在一起的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们，总是不放过机会训斥他们几句，叫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特别是事关分配新建营房里的房子问题。看守员们凭那身内务部制服，也自认比普通自由人高出一等。此外，还一定有一些为解救单身男人苦难、因而遭人白眼的女子。还有一些女子，她们巴望找到一个固定的男人，每当听说要释放犯人，就走到劳改营门口，拉住不相识的男人的袖子说：“跟我去吧！我有住的地方，能让你暖和。我给你买一套衣服！唉，你还能到哪儿去？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的！”
新村里也存在着安全部门的监视系统，有自己的“教父”，有自己的眼线，他们成天忙于打听：谁替犯人带信出来投递？谁在营房墙角后面贩卖劳改营里的服装？
营分世界居民的法制感以及“我的营房就是我的城堡”的感觉自然比苏联其他地方更差些。有些人的身份证“不干净”，另一些人根本没有身份证，第三种人本身劳改过，第四种人是“反属”。所有这些独立的免除了看管的公民们对于背步枪的人的命令比犯人更顺从，在挎手枪的人的面前比犯人更温顺。他们遇到这些人，决不会昂起骄傲的头宣称：“你们无权这样做！”而是缩成一团，低头哈腰，巴不得悄悄溜过去。
这种刺刀与制服的无限权力的感觉，如此安稳地翱翔在包括整个营分世界的广安无垠的群岛的上空，如此强烈地传染给每一个跨进了这个国土的人，以至一位带着小女儿乘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线班机到劳改营探视丈夫的自由人妇女（普-奇娜）在飞机上听到内务部人员的第一声要求，就让他们在自己身上胡摸乱搜，并且任凭他们把小女孩的衣服脱光。咱那以后，小女孩一见到蓝箍帽们就哭。）
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说，没有比这种劳改营的郊区更可悲的地方，营旁世界是肮脏的下水道，我们的回答将是：各人情况不同。
比如雅库梯人科洛杰兹尼科夫，他因为把别人的驯鹿赶进水加森林，被判了三年。依照意义深远的移徙政策，把他从老家科雷马遣送到列宁格勒服刑。刑也服完了，列宁格勒也逛过了，还给家里带回来颜色鲜亮的布匹、但是以后很多年，他还总是对乡亲们以及从列宁格勒遣送来的犯人们频频抱怨：
“唉，你们那边太闷气了！噢，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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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我们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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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前面所说的关于劳改营全部情况以后，自然禁不住会问：够了！可是犯人的劳动对于国家究竟是不是有利？如果无利——那么搞起整个这么一个群岛到底值得不值得？
在劳改营内部，这两种观点在犯人当中都有，我们也喜欢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当然，如果相信领袖们的话，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什么可争的。曾经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同志就使用犯人劳动问题曾向苏联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下去。这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对罪犯是有益的。”
请注意，并不是对国家有利！而是对社会本身有利。对于罪犯则是有益的。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所以，有什么可争论的？
斯大林在位的几十年中，先计划建设项目后为这些项目征集罪犯的这一整套办法也证实，政府看来从未怀疑过兴办劳改营的经济效益。经济一直是走在司法前面的。
但是上面提出的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阐明，而且需要分成几个部分：
——劳改营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否合算？
——它们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它们是否能自负盈亏？（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虽然表面相似，但其间有差别。）
第一个问题不难答复：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劳改营是可以赶进去成百万人以便恐吓其余人的美妙的地方。由此可见，它在政治上是合算的。劳改营还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数不清的劳改营军官们有实际的利益：向他们提供在安全的后方“服军役”的机会、特殊的口粮配给、工资、制服、住宅、社会地位。大群大群的看守员、在劳改营了望塔上打盹的呆头呆脑的警卫，也都在这里找到温暖的窝（而同时却把十三岁的男孩子们赶进职业学校）。这些寄生虫们都全力支持群岛——农奴制剥削的巢穴。他们害怕大教如同害怕瘟疫。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招收进劳改营来的人远远不止是持不同政见者，远远不止是那些企图脱离斯大林为畜群划定的道路的人。劳改营招收的人数超出了政治的需要，超出了恐怖政策的需要。它是和经济计划的规模成正比的（这个比例可能只装在斯大林的脑袋里）。二十年代达到危机程度的失业现象不正是靠大兴劳改营（和流放）的办法摆脱的吗？从一九三0年起，并不是因现有的劳改营闲在那里打瞌睡才发明了挖运河的办法，而是为了设想好的运河而紧急地凑集劳改营。决定着法庭的活动的并不是实有的“罪犯”（即使连嫌疑分子在内）数量，而是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提出的劳力申请单。白波运河一开工，马上显出索洛维茨的犯人数量不够，同时弄清了：三年徒刑对于“五十八条”说来为期太短，不能带来赢利，因此应当一次判得够两个五年计划使用。
劳改营在哪方面证明了它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曾祖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早已做了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也不愿做的有损尊严的和特别沉重的劳动正好由犯人们来做。为了在多年内可以不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和商店的偏远荒蛮的地区内施工，为了在二十世纪的繁荣昌盛时代用丁字镐和铁锹施工，为了在还不具备经济条件时兴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正用得上犯人的劳动。
在伟大的白波运河工地上，连一辆汽车都是希罕物件。一切都是靠，像劳改犯们说的，“屁力”建造起来的。
在更加伟大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工作量比白波运河大七倍，可以和巴拿马及苏伊士运河相比），一共挖了深五米上宽八十五米总长一百二十八公里的河道。几乎全是用丁字镐、铁锹和独轮手推车完成的。未来的雷宾斯克海底覆盖着整片的森林．整个这片森林都是用人力伐倒的，没见过电锯的面。树权和枯枝则是由完全残废的人们负责烧掉的。
在伐林场上一天干十小时，还需要在黎明前摸黑走七公里来森林上工；晚上再走同样多的路回去，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并且除了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之外，一年之内没有别的休息日（伏尔加拉格，一九三七）。如果不是犯人，谁能在这里工作？
如果不是群岛的土著，还有谁能在大冬天从地里刨树根？还有谁能在科雷马的露天金矿上用背筐运矿石？还有谁能把脖子伸进马套包（为了使套包软一些，他们用破衣裳把它裹起来，斜套在肩膀上）两人一犋地拉芬兰式拖橇，踏着厚雪，把科因河（维姆河支流）岸一公里外伐倒的木材报到河边？
固然，全权记者茹科夫向我们保证说声共青团员们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也是这个样子：砍伐森林，一没有斧子，二没有铁匠炉；领不到面包，大批死于坏血病。他于是赞叹道：啊，我们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从事建设的呀！但是，对这种现象不是更应当气愤吗？是哪个不爱护自己人民的家伙把青年们派去这么搞建设？不过，也不必愤慨。建设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样的“共青团员”，至少我们是知道的。现在的文章里已经挑明了：那些“共青团员”也就是马加丹的创建者。“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干式钻进工作？——矿岩的砂尘像浓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顶和水淹防护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巨大的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请读一读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关于从塔兹河上的驳船登岸和卸货的描写吧，请读一读这部斯大林时代的北极《伊利亚特》吧：蚁群似的犯人们在以群似的押解队的监视下，在人迹未到的洪荒的冻土上扛着运来的成千根圆木，建码头，铺铁轨，把火车头和车厢推进这一片冻土地带。而这些机车和车辆却注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开出这个地方。犯人们睡在四周插着“营区”牌子的一块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他接着描写犯人们怎样在冻土带上架设电话线：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苔藓搭造的窝篷里。蚊子叮咬着他们毫无遮盖的身体。他们的衣服上的沼泽的泥浆从没有干的时候，更不用说鞋袜。线路的勘测做得马马虎虎，施工也不高明（因而注定要返工）。附近没有可以做电线杆用的树木，他们要向外走出两三天的路程，从那里扛回电线杆。
可惜没有另一个波博日，以便向我们叙述战前修建另一条铁路——科特拉斯-沃尔库塔线的情形。在那里的每一根枕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头颅。不用说修铁路了——就说说有铁路之前那条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的简单的横木道路是怎样靠瘦弱的双手、粗钝的斧头和什么事也不做的刺刀修成的吧。
要没有犯人，谁能做出这些？劳改营怎么能是无利的？
劳改营的独一份的有利之点就在于奴隶劳动的驯服性和它的廉价性——不，甚至不是廉价性，而是无偿性。因为购买一个古代奴隶毕竟是要付钱的，而购买一个劳改犯却分文不付。
甚至在战后召开的劳改工作会议上，工业地生们也承认；“犯人们在后方的工作中，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于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永远不会有人写上他们的被遗忘了的姓名。
在赫鲁晓夫年代，他们为动员参加垦荒和西伯利亚的大工程而进行劳神费事、声嘶力竭的共青团动员时，终于明白了，劳改营是多么地不可代替啊。
至于劳改营的自负盈亏问题，情况则不同。国家对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监禁场所条例》就已经张罗着要“监禁场所的维持费用尽可能从犯人劳动中得到抵偿”。从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执委会置自己的工农性质子不顾，表现出“非政治的事务主义的倾向”，具体说就是：不仅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而且竭力从它们身上为地方预算榨取利润，实现自给有余的经济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同样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苏惩治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坚决的要求，即“整个监禁场所企业网”必须“把国家为监禁场所支付的费用偿还给国家”。
很想很想拥有一些可爱的劳改营——并且是免费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全国所有的劳动改造机关都列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明令规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部劳改营和教养所实行彻底的自负盈亏制。
结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学家们胜利地宣布：“劳动改造机关的开支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条件则逐年改善。（？）”
如果我们不是后来亲身体验过那个生活条件是怎样改善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惊讶，我们可能力求弄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做到这个其实一点也不难！！需要做些什么？使劳改营的开支与它们的收入相抵吗？我们在上面读到了，开支是在逐渐减少的。而增加收入则更简单：只要把犯人们捏得更紧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岛的索洛维茨时期对强迫劳动的生产率曾打过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当时不知为什么曾认为棍棒下的劳动生产率不会那么高），那么从实行了“肠胃等级表”的白波运河工程开始，古拉格的学者们发现了情况完全相反：强迫的饥饿劳动恰恰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劳动！接到从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负盈亏制的命令以后，乌克兰劳改营管理局直截了当地决定：与前几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换句话说，一下子提高两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机械化！（计算得也真够科学：二百四十还有个二。只有一点是当时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的：这叫做“在三面红旗下的大跃进”。）
你瞧古拉格对于风向摸得多么准！这时候恰好灌下来斯大林同志的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经济核算制，而我们已经有了！而我们已经有了！那里头还有一条是“发挥专家作用”！这对于我们说来最简单不过了：把工程师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把他们放在生产杂役的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岛上技术知识分子最受优待的时期。他们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劳动中受苦，甚至新来的也马上就安排专业工作。在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师和技术员们一直在一般劳动中白白玩命，因为没有让他们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在这以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经济核算和全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全被遗忘了。当时是警惕性占据了历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师们在杂役行列中的个别渗入与驱赶他们全体去干一般劳动的浪潮在相交替。）不过养一个犯人工程师究竟比养一个自由人工程师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资！所以又讲利益了，又讲经济核算了！又一次是斯大林同志说对了！
所以说，这条路线是源远流长的，正确地说是一贯执行着的：把群岛变为不需要费用的单位。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拼命，在岩石上抠断了所有的指甲也罢，把完成计划的表报修改二十次也罢，用橡皮把纸擦出窟窿也罢，自负盈亏的目的在群岛上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不会实现！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永远不能相抵，我们年轻的工农国家（以及后来的年长的全民国家）必须用脊背驼着这个血污的包袱。
原因在这里。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们的缺乏觉悟，是这些蠢笨的奴隶们的粗心大意。你不仅期待不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连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勤奋精神也表现不出来。他们只是瞅机会把鞋弄烂——以便不去上工；把绞车弄坏，把轮子扭弯，把铁锹别断，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个借口坐坐、抽口烟。劳改犯们为亲爱的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张胆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们制出的砖用手都掰得断，护墙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脱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摇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脱。到处是考虑不周，错误百出。时常需要把已经打好的屋顶铁皮再投下来，把已经填好的地沟重新挖开，把已经砌好的墙用铁棍和长钻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崭新的瑞典涡轮机运到了斯杰普拉格。它到货时是装在一个用原木制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里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恶的犯人们竟钻进了这个木箱，躲在原木和涡轮机之间的空档里，并且还在那里生火取暖；叶片的银焊接点熔脱了——于是就把这台涡轮机丢掉不要了。它的价值是三百七十万。这就是你的经济核算！
跟犯人们混在二起——这是第二个原因——自由的人们对一切也变得好像无所谓了，好像他们不是建设自己的东西，而是替一个什么张三李四在建设。此外他们还猛劲地偷，偷得很凶。（建筑一栋住宅楼，自由民偷走了几个澡盆，而那是按单元数领来的。这栋楼怎么交工呢？工地主任当然不能如实承认，他郑重其事地带着验收委员会察看一楼的各套房间。每间浴室必进，每个澡盆必点交。然后带委员会看二楼、看三楼，不慌不忙，仍是每间浴室都进去看看。而这时一批经过训练的手脚麻利的犯人在有经验的卫生工程领班的指导下从一楼的各单元里拆下澡盆，射着脚尖抬上四楼，赶在委员会到来之前迅速安装好，抹好腻子。谁受了蒙骗，就让他事后自己去交帐吧……这要拍成个电影喜剧倒不错，可是一定不会通过：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可笑的现象，一切可笑的现象全在西方！）
第三个原因在于犯人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看守员，没有劳改营行政管理机构，没有警卫，没有架设着了望塔的营区，没有生产计划科，没有登记分配科，没有契卡行动科和文化教育科，没有层层的劳改营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没有邮件检查部门，没有惩戒隔离所，没有强管棚，没有杂役，没有保管室和仓库，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押解队和警犬，他们就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国家需要为每一个做工的土著至少养活一名监工（而每一个监工都有一家人！）。不过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你叫这些监工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还有一些聪明的工程师指出了第四个理由：他们说，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设隔离区、加强警戒，增派押解人员，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受到干扰。比方在塔兹河上登岸时就是这种情况。一切都不能按时完成，一切都要多花钱，据他们说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已经属于客观原因，这已经是一种借口。把他们叫到党委会去谈谈，好好敲打敲打，这个原因就会消失。让他们绞绞脑汁就能想出办法。
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领导本身的很自然的并且完全可以原谅的考虑不周。正如列宁同志说的，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比方说，土方工程不管你怎么计划，很少能赶上在夏天进行，不知为什么总赶上秋天，冬天，总赶上烂泥和严寒。
又如，在什图尔莫沃依金矿（科雷马）的扎罗什泉地方，一九三八年三月派了五百人去，在永冻土里打一些八至十米深的探井。他们完成了（一半犯人丢了命）。应该进行爆破作业了，可是他们改变了主意：金属的含量太低。放弃了。五月间探井化冻坍塌，前功尽弃。可是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科雷马正冷的时候，又心血来潮：快打探井！还是在原地！紧急任务！不要可惜人命！
这不就是多余的开支吗？……
又如在奥波基新村附近的苏霍纳河上——犯人运来了土，筑成了水坝。春汛一来马上冲倒。光了，白费了力气。
又如，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管理局的塔拉加伐木场下达了生产家具的计划，但是忘了下达供给他们制造家具的木材的计划。计划就是计划，不能不执行！塔拉加只得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负责从河里打捞“事故木料”——即从木排里脱落出来的木料。不够用。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打散整个的木排，然后拖回来。但是这些木排也是在别的什么单位的计划之内的，现在他们就会不够了。而另一方面塔拉加也不给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填工作日报单：因为这是偷窃。经济核算就是这么回事……
又如在乌斯特维姆拉格有一次（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超额完成散木（单个原木）流送的计划，对伐木场施加了压力，把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全赶去伐木，结果在总浮栅前面聚集了过多的木材——二十万立方。冬季到来以前没有来得及捞出来，木材冻在冰里了。浮栅下游是一座铁路桥。如果开春时木材不分散成单个的原木，而是整个地流下去，就会撞倒桥墩，不用说，营长非进法院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申请拨来几车皮炸药，在冬天把炸药放到河底，炸开冻结的木材，然后赶紧把这些原木滚到岸上来——烧掉（反正到春天它们已经不适合做锯材用了）。整整一个劳改点，二百人，都从事这项工作。为了在冰水里干活，专门发给他们猪油，但是任何一个工序都不能填报工作日报单，因为这全是多余的劳动。被烧掉的木材也属于白搭工。这就是所谓经费自给。
由整个伯朝拉铁道劳改营负责修建了一条通达沃尔库塔的铁路——曲里拐弯，到哪算哪。后来又动手把这条修好的铁路取直。这算在哪一笔帐上？还有那条从拉耳斯克（鲁扎河边）到皮纽格（甚至曾想延伸到司克特夫卡尔）的铁路呢？一九三八年曾把一些多么庞大的劳改营赶到那里修筑了那条四十五公里长的铁路——修好就不要了……全部力气就这样白费了。
当然这类微小的错误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类错误。
可是这条一九四九年动工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呢？——事后发现它整个是多余的，这条线上没有什么可运。于是也不要了。这是谁的错误，说出来都觉得可怕。要知道这是——他本人的……
经济核算有时候把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劳改营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该怎么样补亏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附近的卡恰残废犯人劳改营（有一千五百名残废人！）在战后也接到全部实行经济核算的命令：制造家具！这些残废人用框锯（不是伐木营，所以不供给他们机械设备）伐木，用奶牛把木材运回营里（也不给他们运输工具，但是他们有一个牛奶场）。一对沙发的成本算起来高达八百卢布，而卖价是六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残废人员改定为一级残废或者算做病号而不带到营外上工对于劳改营当局反倒有利：他们马上就可以由亏损单位转为稳吃国家预算的单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群岛非但不能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国家为了维持这么一个玩艺儿还不得不拿出大笔的补贴。
导致群岛经济生活复杂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仅仅是整个国家和古拉格所需要的，每个劳改营的营长却拿它不当一回事。免不了要说点怪话，免不了要私留点奖金（上面给的奖金仍会照发）。每个劳改营营长都把拥有一摊独立的自然经济、拥有自己舒适的小庄园和世袭领地视为主要收入来源和活动余地，视为自己主要的方便条件和快乐享受。在红军以及在内务部军官当中演化和形成了一个周到的、尊敬的、骄傲的、好听的字眼——“主人”。在上头有一个全国的主人。下头每一个班的班长也都必须是主人。
但是狠心的弗连克尔使用的那把划分犯人为甲—乙—丙—丁四类的无情的梳子始终留在古拉格的鬃毛里，为了使建立领地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定数量的劳力能巧妙地在这把梳子的齿缝间通过，劳改营的主人就需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如果按古拉格的编制只应有一名裁缝，那就需要设立整整一个缝纫车间；如果规定只能有一名鞋匠——那就要建立一个制鞋车间。还有多少别的极有用的匠人是主人希望留在手边的呀！比方说，为什么不建立一座玻璃温室以便给军官的餐桌摆上温室的花草呢？有时候一位明智的营长甚至会考虑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蔬菜副业基地，以便让犯人们也能吃到一点蔬菜——他们会用劳动抵偿菜钱，这对主人是很合算的，但是从哪里去搞人力？
办法是有的——给从事一般劳动的犯人们的肩上再加一点分量；对古拉格稍稍施一点骗术，对生产部门也稍稍施点骗术就行了。要进行一些较大的营内工程，如盖什么房子之类，可以强迫犯人们在星期天或者工作日（十小时的）结束后的晚上加班劳动。为了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则采取夸大作业班出工数字的作法：把留在营区内的人手当做随作业班出营施工的人手，而作业班长则必须从工地带回来这批人所应占的百分数，即从其他队员身上剥夺来的完成任务的数字（队员们本来就完成不了定额）。苦力们干的比以前多了，吃的比以前少了——可是庄园经济加强了，军官同志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来了，更加愉快了。
某些劳改营的营长具有十分远大的经济眼光并且还能找到一名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于是一座包括各种车间的“总务大院”就在劳改营区内生长起来，不久后便见于正式公文，甚至有了公开的编制并且开始承担工业订货的任务。但是它没法挤进材料和工具的供应计划，所以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制造一切。
我们谈一谈肯吉尔劳改营的“总务大院”的情形。什么缝纫、熟制毛皮、装订、细木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车间我们在这里都不去提它，这是一些鸡毛蒜皮。肯吉尔的总务大院里有自己的铸造场、自己的钳工车间，甚至——正好在二十世纪中期——用手工方法制造了自己的钻床和磨床！诚然，车床自己未能做出来，但是采用了营内租借法案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生产部门偷来一台。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开去一辆劳改营的卡车，等到车间主任离厂以后，整个作业班猛扑向一台车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抬上卡车，很容易地就开出了厂门，因为和门岗疏通好了；厂里的警卫也是内务部的人——一口气把车床拉进了劳改营，而那地方是随便什么自由人也进不去的。于是大功告成！从蠢笨的不负责任的群岛土著嘴里能问出什么？车间主任大发雷霆——床子哪儿去了？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有过床子吗？我们可没见过。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用这个办法搞回营里来的，不过更容易些，放在衣兜里和衣襟下面就行了。
有一回总务大院接受了为肯吉尔选矿厂铸造排水井盖的任务。东西倒是做出来了，但是铸铁用完了——劳改营究竟从哪儿去弄来呢？就从这个选矿厂本身去弄吧。于是命令犯人们从那里把优质的英国铸铁支架（还是革命前租让时期留下来的）偷回来，在劳改营里回炉后铸成井盖，再运回选矿厂，一笔笔的钱也就转到劳改营的帐上。
现在读者就明白了这个活跃的总务大院是怎样在加强自负盈亏制以及全国经济的。
这个总务大院什么活都揽！那些活连克鲁伯也不见得全揽得下来。承制下水道大型陶管、风车、铡草机、锁、水泵、修理绞肉机、缝合传动皮带、修理医院用的高压釜、打磨施行头骨环钻术用的钻头。鸭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得上架！你好好饿一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你们说：我们不会干，干不了。明天就会赶你们到营外去上工。可是在总务大院里自在得多：不用集合排队，不用在押送下走路，干活也可以慢一点，还可以给自己做点什么。你替人家做了活，医院会开给两天“病假”作为报酬，厨房会给点“添头”，另外什么人会给点马合烟，长官们还可能丢给你点公家的面包。
又可笑又有趣。工程师们一天到晚总要在“用什么材料？”“怎样制造？”上绞脑汁。一块不知从哪个废料堆里找来的合用的铁件往往能改变原设计的整个结构。风车做好了，可是却没有找到能够使它随风改变方向的那个弹簧。只好简单地系上两根绳子并且让两名犯人受这样的处罚：风向一变，就拉着绳子跑，扭转风车的方向。自己还制砖：一个女人用钢丝把移动着的长条泥坯按未来砖头的长度切开。砖坯接着移上一条传送带，而这条传送带也是需要这个女人自己去带动的。但是用什么呢：要知道她的两只手都占着呀。噢，狡猾的犯人们的不朽的发明创造精神啊！他们设计了两根小辕杆，紧紧地贴在女工的跨部，当她两手切砖坯的时候。依靠胯部的用力的和频繁的摆动同时使传送带移动！可惜我们拿不出一张这样的照片给读者看。
肯吉尔的庄园主终于彻底地相信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总务大院制造不出来的。于是有一次他把总工程师叫了去，命令他说：立即开始制造窗玻璃和高颈瓶！这东西是怎么造的？谁也不知道。查了查一本没人用的百科词典。只有笼统介绍，没有配方。但仍是订购了一批纯碱，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石英沙，运到营里来。而主要的是指示营里的哥儿们从“新城市”建设工地上捎回碎玻璃——那里打碎得很多。把这些东西全填进炉子，熔化，搅拌，拉制——竟然制成了平板窗玻璃！只是一头厚度有一厘米，到了另一头只剩下两毫米。隔着这样的玻璃要想认出自己的好朋友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给营长看产品的期限快到了。你知道犯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只顾得上当天；只要能活过今天，明天的事管他娘。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来拉好的现成玻璃，拿到总务大院，给营长春。营长很满意：“有办法！跟真的一样！现在开始大批生产吧！”“营长公民，再多做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窗玻璃里一定要用铝。我们原来有一点，现在用完了。”“可惜。高颈玻璃瓶没有这个钻能行吗？”“高颈瓶或许能行。”“好，那就烧制吧。”但是高颈瓶的肚子吹出来全是歪歪斜斜的，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自己炸裂。一个看守员拿这样的高颈瓶去领牛奶——结果手里只剩下一个瓶颈，牛奶全流掉了。“啊，混蛋！”他骂起来。“暗害分子！法西斯！把你们统统枪毙！”
在莫斯科的奥加列夫大街上拆掉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为新建筑康地基的时候，楼板下的长方垫木不仅没有丢掉，不仅没有拿去当劈柴，而是拿去做细木制品用了！这仍是了些梆梆响的上好的木料。你看我们的曾祖父们是怎样预先把木材干透的。
我们却总是匆匆忙忙，我们总是没有时间。难道还能等到垫木干透吗？在卡卢加关卡我们用最新的防腐剂把长方垫木涂过，它们照样腐烂，长出霉菌，而且烂得这样快，以至还没等到大楼交工就需要一边撬开地板，一边换这些长方垫木。
因此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犯人以及整个国家建造的一切，一定不会像奥加列夫大街上那些旧垫木一样梆梆响吧。
苏联大吹大擂地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天上去的那天，在梁赞，正对着我的住所的窗口，有两对穿着犯人外套和棉裤的自由妇女用抬斗把灰浆抬上四层楼。
——不错，不错，情况就是这样，——有人会反驳我。——但是你能说什么？它仍旧在旋转！
真地碰上鬼了！这一条你拿它没办法——它在旋转！
本来应该用一个至少从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起到赫鲁晓夫时代止由犯人们完成的各项工程的长长的清单来结束这一章。但我当然是没有条件开出这个单子来的。我只能开一个头，以期好事者补充和继续。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九三二），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
（一九三六），伏尔加一顿运河（一九五二）；——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萨列哈尔德支线；——里卡西哈L莫洛托夫斯克铁路产——萨列哈尔德一伊加尔卡铁路（废弃）；——拉耳斯克一皮纽格铁路（废弃）；——卡拉干达一莫英塔一巴尔哈什铁路（一九三六）；——途经卡梅申的伏尔加右岸沿岸铁路；——苏芬、苏伊（朗）边界沿线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复线（一九三三-三五，约四千公里）；——泰谢特一勒拿铁路（贝阿大铁路的开端）；一共青城一苏维埃港铁路；——萨哈林岛上由波别迪诺站至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网连接
处的铁路；——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以及蒙古境内的公路；——莫斯科一明斯克公路（一九三七-三八）；——诺加耶沃一阿特卡一涅腊公路；—古比雪先水电站工程；——下士洛马水电站工程（摩尔曼斯克附近）；——乌斯特一卡明诺戈尔斯克水电站工程；——巴尔哈什炼钢联合工厂工程（一九三四-三五）；——索利卡姆斯克造纸联合工厂工程；——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工厂工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库兹涅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各类工厂、平炉的工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工程（一九五0-一九五三，
部分）；——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建设苏维埃港市；——建设马加丹市；——“远北建设工程局”的全部建设项目；——建设诺里尔斯克市；——建设杜金卡市；——建设沃尔库塔市；——建设莫洛托夫斯克市（北德文斯克市）——自一九三五
年开始；——建设杜勃诺市；——建设纳霍德卡市；——萨哈林岛一大陆输油管；——几乎全部原子工业项目的工程；——放射性原素的开采（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图拉附近的铀和镭）；——在核原料分离和富集工厂内工作（一九四五-一九四
八）；——乌赫塔镭矿开采；乌赫塔石油加工，制取重水；——伯朝拉斯克、库兹涅斯克煤田及卡拉干达、苏曼矿区煤
炭开采；——杰兹卡兹甘、南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一蒙古、朔尔地方、
哈卡斯地方、科拉半岛等地的矿物开采；——科雷马、楚克奇、雅库梯、瓦加奇岛、迈卡因（巴甫洛
达尔州巴彦阿乌尔区）等地的金矿开采；——科拉半岛磷灰石矿开采（一九三O年）；——阿姆迭尔马地方的氟石矿开采（自一九三六年开始）；
——稀有金属开采（阿克莫林斯克省“斯大林矿区”）（五十
年代以前）；
——为供应出口和国内需要的森林采伐。整个欧洲俄罗斯的
北部和西伯利亚。我们无法开出不计其数的伐木劳改点
的名单，它们等于群岛的一半。根据最前面的几个名称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科因河沿岸各营；德维纳乌
夫秋加河沿岸各营；维契格达支流涅姆河沿岸各营（被
放逐的日耳曼族居民）；维契格达河上里亚鲍沃附近的劳
改营；北德维纳河上切列夫尼科沃附近的劳改营；小北
德维纳河上阿里斯托沃附近的劳改营……
这样的清单有谁开得出来？……什么地图上，谁的记忆中，还保留着那些附近森林砍光后就完全撤销的仅仅存在一、二：三年的！病时林业劳改场？况且，为什么只说伐木作业？凡是在地面上存在过的属于群岛的所有小岛，有谁能开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吗？包括在固定地点存在了几十年的鼎鼎大名的劳改营以及沿施工线路游动的劳改营；庞大的长期犯中心监狱以及用“帐篷加树根”构成的劳改犯递解站。有谁能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把每个羁押室、城市监狱（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有着别草场和畜牧场的劳改农场、像瓜子壳似地撤遍各城市的小型工业劳改场统统标明在地图上？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就需要各画一张单独的大比例地图，以便把这些单位所占据的地界勾划出来（不要忘记“苏维埃宫”施工初期离克里姆林宫半公里之遥的那个劳改点）。另外，二十年代的群岛是一种面貌，五十年代的面貌则全然不同，地点也完全不同。怎样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中的动态？需要画多少张图？内罗勃拉格，或乌斯特维姆拉格，或利卡姆和波奇马的各劳改营，它们的面积要整片地用斜线标明出来，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巡查过它的边界？
我们仍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地图。
——在卡累利阿从事木材装船工作（一九三0年前）。英国报刊发出拒绝接受由犯人装船的木材的呼吁以后，匆忙地把犯人从这些工作中撤走，赶进卡累利阿内地；
——战争期间，为前方生产地雷、炮弹、弹药箱、被服；
——建设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
即使撇开整个二十年代以及关押所、感化院、劳动感化院的生产不谈，那么，我国每个像样的城市都缺少不了的工业劳改场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一九二九—一九五三）又从事着什么，制造着什么呢？
列举犯人们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工作倒是比较容易，那就是：制造灌肠和糖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