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兵站体系(2)
1885年，清法战争落幕，海战的失败加速了清国的海防建设。同年清国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国家战略。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工厂才能维持。李鸿章主持北洋舰队的原则是：“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清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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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兵站体系(3)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后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也上奏顺直地区灾情：“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
辽东半岛是清日战争的主战场，1894年夏季连降暴雨，河水泛滥、灾害不断。12月15日，盛京将军裕禄上奏：“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均被淹涝。”翌年2月18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陵寝总管联瑞给军机处电报中称：“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电致盛宣怀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翌年初夏再电：“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清国的袁世凯，被降职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刘坤一之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记录了他在唐山的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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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兵站体系(4)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清军粮食供给问题在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就已经露出破绽，驻防部队上奏折报告：“朝鲜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及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需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盛京将军裕禄抱怨：“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将军依克唐阿亦奏：“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清军战时供给状况，如翰林院蒯光典所云：“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后方对前线作战部队的支援。清军在仓促出兵上阵的背景下，粮秣辎重大部分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和机动性。然而，清军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没有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在数次重要战斗中都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不战而逃。溃退清军的粮食状况陷入严重困难境地，造成部队士气低下、战斗力丧失，强抢朝鲜百姓食粮家财的事件频发。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日清作战记录记载，朝鲜的“成欢”、“平壤”及清国鸭绿江的“九连城”战斗，清军都丢弃了大量军粮和炮械。仅平壤一战，清军丢弃的军粮，粮米2,900石、杂谷2,500石，其量是15,000清兵一个月的口粮。当时赴朝作战的山县第一军，因海军尚未取得制海权，海路军需物资运输尚没有开通，前线部队也出现军需补给的困难局面。清军丢弃的大量军粮，及时缓解了日军食粮短缺的困境，确保了第一、二两方面军同时向清国侵入的计划。失去食粮的清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沿途的民众成为抢掠的牺牲品。日清战争结束后，日军参谋本部统计，战争中共缴获清军粮秣，精米7,000石、玄米2,000石、杂谷6,000石。这些战利品被分配给战地部队、充作马粮、供给俘虏及雇用的民工，也用于救助当地百姓的粮荒。
清国军事后勤体制的诸多缺陷是导致其在清日战争中全面失败的致命要素。和平时期，后勤部门成为许多官人梦寐的肥缺，他们是执掌部队生存的衙门，高高在上。可是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就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客观因素搪塞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此等军事后勤体制，显然不能战胜拥有近代兵站理念的日本军队。
日军兵站体系
兵站概念成立
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梅克鲁少佐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陆军各级参谋的最高军事院校。梅克鲁的教学，推动了日本陆军的改革——由过去的法式师团建制向德式建制转变。梅克鲁讲述近代兵站基础学，强调日本内地多山、耕种水田、道路桥梁脆弱，不适合像欧洲军队那样运搬野炮的方式。建议日本陆军以山炮为主，组建驮马队输送辎重及行李。梅克鲁教学的成果，改变了日本陆军近代辎重作战的方式，为后来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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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兵站体系(5)
梅克鲁的教学引入“兵站”和“行李”的概念。“兵站”是军队后勤补给系统，是负责向前线作战部队投送物资的组织体系。“行李”是为前线输送战斗、宿营必要资材的部队，有“大行李”“小行李”区分。大行李是对宿营地所需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小行李是战斗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各师团均配备一个“兵站纵列”，担任后方仓库和师团间粮秣输送任务。其中配备三个“辎重监视队”，由将校以下50名骑兵编成，负责辎重纵列的统括、管理、护卫。兵站的职能是负责物资的调度、管理、运送、配送，以及协调搬运工具与押运部队的合理运作。基于梅克鲁的理论，日军在兵站和作战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1886年，一个步兵大队（相当清军营建制）的行李编制是：“小行李”卫生驮马3匹、弹药驮马16匹。“大行李”将校物品驮马7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2匹。1891年，陆军实施《野外要务令适用规则》，步兵大队大行李编制改成，物品驮马9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3匹。
陆军兵站体系中担任向作战部队投送粮秣的部门，称作“陆军粮秣本厂”。粮秣本厂由“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等机构负责向战地输送军需，形成一个特有的物流系统。“兵站基地”是出征师团在本土辖区的机关，为本师团出征部队组织、收集、管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担任从前线回归的兵马物品管理。“积集基地”是在内地主要口岸设置的送往战地的军需品集散地，接收前方回归人员、物品，并向各地疏散的机构，相当于“兵站基地”和“积集主地”之间的配送中心。“积集主地”是在战地设置的人员输送、物资积集的机构。“兵站主地”设置在作战地域内，是为司令部、补给厂、卫生机构提供临时驻地的场所。“兵站地”是兵站司令部、出张所（派出所）的人马宿营、给养、诊疗、警备、交通、通信保障的营地。“海运地”是负责连接战地和内地之间，可影响全局作战的重要机构，下设“海运基地”、“海运主地”、“海运补助地”，归大本营直辖，由陆军运输部统一管理。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铁路运输
日清战争开战前，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火车头417辆，客车1,550辆、货车5,583辆。本岛的日本铁道、东海铁道、山阳铁道线贯通东北青森至广岛的大半个日本，国铁、私铁的支线与各道县连接。日清宣战后，国铁东海道线、横须贺线、北陆线；私铁日本铁道、九州铁道、北海道炭矿铁道、总武铁道都投入了军队的运输业务。只有新发田和金泽的铁道尚未竣工，出征兵联队只能徒步行军至最近的敦贺车站乘车。
1894年7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战时铁道运行时刻表，命令铁道局昼夜通行军用列车，从最初的3列增加到10列。7月23日，运输通信长官根据各师团的出征计划，向铁道局和私铁道会社发出“运兵注意书”。7月30日，政府作战方针决定，各地铁道全线开动，输送各地驻屯部队和军需物资，前往广岛诸沿岸的港口集结。战时出征兵员的调运，每日军列满10列负荷。停战凯旋归国时，因船舶时刻变动及检疫延迟等原因所致，以每日军列6列向各地疏散。1894年6月—1896年3月，铁路共发送出征人员24万人，马3.6万匹；送还回归人员15.1万人，马2.1万匹。战时繁忙的铁路运输，军需输送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天气不佳或出现机械故障，都能按时完成原定的运送计划，保障了战时兵员和军需品的调达。战争末期，日本国内铁路运输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895年7月25日夜，丝崎和尾道间的铁道因海浪冲垮路基，造成一列运送伤病员的军列脱轨，坠入海中。全车323名伤患者和26名医护者，当场死亡8人，重轻伤93人；列车机组人员当场死亡3人，负伤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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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兵站体系(6)
海上运输
日清战争是日本近代大规模越海作战的第一次尝试，海上运输成为渡海战争的最大课题。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决定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从大阪商船会社征得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路到海参崴；南路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路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7月12日至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与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
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民间航运业者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10月，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民间提供征用船63艘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归及台湾作战，民间增加提供征用船38艘，民间船只合计101艘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为，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战时军事运输结果显示，日军渡海作战的船舶吨数明显不足。在兵力、物资运输缓慢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取得花园口、荣城湾登陆作战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确保了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运输通信支部
战地输送任务，由兵站开设的运输通信支部担任，负责将战斗兵力和物资送至指定作战地域。1894年6月8日，宇品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输送先头部队混成第九旅团。6月15日下关的兵站兼停泊场，接受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第九旅团在朝鲜登陆后，兵站监部开设“现地临时运输通信支部”，运送部队前往朝鲜京城，临时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一直持续到第一军登陆。10月4日，第一军开设现地运输通信支部，掌管向大同江方面的输送业务。27日，南部兵站监部在渔隐洞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负责耳湖浦、大东沟、大孤山方面军用物资的登陆运输。11月13日，第二军兵站监部在花园口柳树屯设立运输通信支部，负责人马、军需品的登陆及患者的送还业务。1895年，运输通信支部在旅顺口设立出张所（派出所），执行旅顺半岛作战军前往山东的运送任务，并随军在登陆地龙睡澳设置出张所。3月1日运输通信支部从威海卫返回旅顺口，会同柳树屯运输通信支部筹备直隶决战。4月初，旅顺口运输通信支部分别在耳湖浦、大孤山、营口设出张所，为辽河平原作战提供支援。近卫师团台湾作战时，在基隆设立运输通信支部，逐次在淡水、澎湖岛、安平、打狗等处设置出张所。1896年3月31日，运输通信长官部宣布关闭这一支部，剩余业务移交台湾临时陆军运输通信部继续完成。
日清战争期间，运输通信诸机关从1894年6月至1896年3月31日，从内地发出的人员约360,100人，马约35,900匹；向内地回送的人员271,500人，马约20,200匹；以及发送、回送大量军需用品。
战时炊事供给
宣战前夜的1894年7月31日，日军颁布第33号敕令，规定战时人员、马匹的供给条例——《出征人马粮秣定量》。其中野战粮秣规定，战时供给分“寻常粮秣”和“携带粮秣”两种。“寻常粮秣”是战时粮秣的总称，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给标准“完全定量”和前线供给标准“携行定量”。“携带粮秣”指战场作战单元携带的口粮。步兵大队携行粮食中，各兵员随身携带两天的定量，主食为精米6合或干面包（约900克），副食有盐或咸梅干、鱼菜干等。“大行李”携带1日定量、兵站纵列携带3日定量，兵员“携带粮秣”合计总量为6日定量。
第24节：兵站体系(7)
各大队的大行李编制内设有“炊事班”，使用野战炊具随队携行。主要炊具包括：铜平锅、铁竈、担桶、担棒、米扬笊、杂器袋、菜刀差、洗米桶、洗米棒、汤桶、七岛表、饭运垫、饭运笼棒、饭运雨披、砧板、切鱼刀、切菜刀、开罐器、大小杓子、大柄杓、五合柄杓、饭量面桶、雨披、薪割器、炉搔、焦起、竹簓、竹网杓子、钓瓶、饭团用白布、麻绳、爪钩、斗、升、合、秤、木制碗筷、三升焚锅、铁叶锅、大锅、铁中锅、铜中锅、二斗焚锅、铜小锅、煮扬笊、饭扬笊、饭焚笊、龟甲笊、杂器笊、铜网杓子、金网杓子、藤网杓子、汁杓、角面桶、筛子、饭骨柳、菜骨柳、饭菜包布、饭包纸、饭包蓙、汁桶、茶桶、手桶、饭柜、饭蒸器、茶碗、皿器、菜台、水桝、水漉、漉水布、杂具包布、桐油纸、防寒纸、标旗、标灯、提灯、烛竿、篝台、灯笼、手镰、钓瓶绳、磨刀石、木槌、四斗樽。马匹用炊具：手入袋、根栉、铁栉、毛栉、木栉、杂巾、马粮囊、水与器、麦袋。
战地的饮食由炊事班集中制作，然后再分配到各作战单位。集团配餐方式便于统一管理，也暴露出战时难以应对突发事态的缺陷。7月29日大岛旅团进攻牙山成欢时，还遇到了这样一起不测事件。当时，前线共有4,000名战斗人员，三餐共计12,000份。送粮队输送8,000份的咸菜饭团时，途中遇到险恶湍流，道路阻断无法逾越。炎热天气下，饭团闷在食器内发生变质，部队面临断炊的危机。情急之下，送粮队幸运地找到一口水井，在战地赶制饼米蒸饭团4,000份配送各部队，才暂时解决了大部队饭食供应的紧急事态。
民间对战争的支援
战争后援包括来自后方民众的支援。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收到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的大量金钱和财物。1894年7月14日，陆军大臣设置陆军恤兵部，专门处理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事务。恤兵部发布接受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告示，对捐赠形式进行了具体指导。例如，捐献金不满1圆者不予受理，对多人联合捐赠不足1圆者例外。同时规定寄赠品的种类和体积，确保不会妨碍运输机构和兵站勤务，要求民众按指导规则有的放矢地捐纳。各地接到的金钱类捐献立即交纳中央金库，物品类由官衙统一发送至指定的地点。全国范围的捐赠活动，从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日清和谈为止。1895年5月31日，陆军大臣发布了停止对清国作战捐赠活动的公告。《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大举向台湾增兵，8月19日陆军大臣发出向台湾战场捐赠活动的布告。11月中旬台湾平定，陆军恤兵部发布通告，于12月10日关闭恤兵部，停止受理一切捐赠。
捐献金和寄赠物作为明治二十七八年度临时岁入交纳国库，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的估价为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金额879圆62钱5厘。日本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作为一个尚不富裕的国度，国民的国家意识却惊人的进步。国民对战争的态度虽曾各执己见，但是在国家战争意识统领下，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战争。日清战争中，大和民族内在的凝聚力震惊了西方社会，欧美人在赞美声中开始警觉这一崛起的民族。
第25节：情报战争(1)
2.3 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在《用间篇》里最早提出了“间谍”的概念。并将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类型，强调间谍活动须任用极为睿智的亲信；采用极端秘密手段；执行最机密任务的原则。间谍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成就推动了国家的组合、分裂、再生的过程。清朝时，间谍活动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间谍的手段主要应用在官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清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和清国奸细，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没有引起清国政府重视，相反清国为炫耀本国军事实力，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1893年4月，清日战争前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亲自前往朝鲜和清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来访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日本间谍明目张胆的情报活动，引起清国地方政府的注意，抓获了一些日本奸细。但是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态度暧昧，处置宽容，甚至以礼相待，将嫌疑者释放。
清日战争爆发后，打击日本间谍的呼声四起，忧国之士纷纷上书，向政府提出反间谍建议。清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反间谍活动的相关办法，（1）照会各国公使馆，反对西方国家在租界内隐匿日本间谍。（2）各地方官衙实行保甲制，捉拿日本和清国奸细，并严惩不贷。（3）各地官府发布缉拿告示，用高额悬赏的办法展开揭发日本间谍的群众活动。 （4）禁止清国国内的日本人戴假发穿清服，冒充清国人者一律按间谍治罪。清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反间谍行动，虽然破获了几起间谍案，斩杀了一些嫌疑人，可是清国政府吏治腐败，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且贿赂成风，敌特间谍活动仍然猖獗，反间谍战外紧内松，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清国情报战曾经有过四次严重的过失。第一次，“丰岛海战”时，在出兵增援朝鲜和外交周旋问题上，李鸿章的情报源混乱，坚信驻日公使馆汪凤藻的说辞，错误判断日本国对清作战的决心。在日军完成战斗部署的情况下，清国才开始增兵，致使海战惨败，运兵船被击沉。各路增援朝鲜的部队赶到平壤时，成欢战斗已经结束多日。第二次，“成欢之战”时，败将叶志超向朝廷呈报虚假战报，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二万两，晋升叶志超为提督，成为平壤各路清军统领。叶提督公然编造虚假情报的行径和战场上的怯懦表现，导致平壤战役再次大败。第三次，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军舰5艘，日方伤舰多艘但无沉舰。可是来自北洋水师的最初奏报却称：“击沉包括吉野号在内的数艘日舰，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失去海外作战能力”，朝廷对此特授予丁汝昌奖赏以资鼓励。9月23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当告知日本舰队包括受到重创的“松岛”旗舰一艘未沉，全部受伤战舰已经修复，再次驶入清国近海巡航求战时。李鸿章震惊不已，绝不相信这个事实。慌忙中开始备战，催促受到重创的北洋水师带伤出海巡逻。第四次，“密电泄露事件”。事情发生在清国驻日公使馆，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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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情报战争(2)
日本的情报战争
在日清战争的情报战场上，日本发动了一场具有近代特征的情报战争。由于日本重视情报战的价值，全面动员海内外谍报资源搜集清国的情报，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早期的情报系统并不完善，却自成体系，情报工作主要致力于以下方面：
建立情报网
政府和军队联合行动，在驻外公使馆设立谍报课，配置间谍武官、情报员、侦察员，通过旅居清国的浪人、商人、僧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的居民，以及收买的清国人，构建收集清国情报的谍报网。
情报搜集
为综合判断清国的战争情势，情报搜集对象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所有信息。一般通过收集整理媒体报道、地图、照片、书信、电报、会话、文件以及实地侦查、缴获战利品的信息分析等途径解读、提取情报。
情报应用
情报分析部门解读来自间谍网送来的情报资料，区分有价值的实效情报和战略情报，及时提供给政府和军事部门。日军海外作战部队配备随军翻译官，实时解读处理汇集来的外文战地情报。需要技术支援的高等情报转交大本营分析，遇到有时效价值的情报则迅速反馈前线，或作出相应的作战对策。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地图注释的标高、地名、方向、距离、浅滩、潮汛等资料准确详细，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失效或长期有效的情报资料，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整理、归纳、存档、加密以备后用。
情报评估
情报评估是作战决策部门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情报的评估为作战制定决策。日清战争著名的情报评估案例有四起：（1）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2）解读清国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清国舰队。（3）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直取威海卫和澎湖列岛，彻底击垮清国续战决心，为和谈取得筹码。（4）日清和谈期间，为向清国施加军事压力，日军倾巢出动征清不但造成国内防御空虚，还招致列强的干涉，迫使日本无奈归还清国辽东半岛领土。此案被评价为日清战争中最愚蠢、最无谋的情报失误和决策失败例。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安插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谍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有关清国朝廷内部的情报中，掺杂了许多煽动政府对清国开战的成分，刻意夸大清国内部好战势力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为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争中，神尾作为第二军情报主任参谋，屡见功绩，1916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公使馆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按照参谋本部指示，亲临渤海湾航道，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1905年，井上敏夫晋升特务舰队司令官，香港丸巡洋舰舰长。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曾经向本国传递了与神尾光臣不同意见的情报，较为客观地报告了清国正在全力准备西太后的万寿庆典，并无战争意向的情况。战前，他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泷川具和后任朝日舰舰长，1906年任旅顺口镇守府参谋长。
著名间谍情报案是日军的三名翻译官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在提前登陆执行侦察清军布防任务时，被清军捕获处以死刑的案件。日军后来取三人名字中的“崎”字，简称“三崎事件”。三崎事件在日本军中引起强烈震动，成为日军在金州旅顺对清兵大开杀戒的诱因之一。事件中唯一侥幸脱逃的翻译官向野坚一郎，在他的“追忆录”里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1894年10月，大山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前，派出数支侦察小队化装成清国贫民潜入貔子窝、普兰店、复州城一带窥探清军布防情报。配合侦察小队行动的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军部翻译官，乘鱼雷艇接近沿岸换乘舢板登岸，分别向预定地点出发。这些翻译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间谍，在国内连续两年蓄发，剃留清式发辫，学习清国语言，且具有收集情报及绘制军用地图等特殊技能。24日，清军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的巡逻兵，在东橙附近抓获钟崎三郎。25日，山崎羔三郎渡过碧流河到达王家屯，被村人抓住绑送貔子窝兵营。其他小队的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人也分别被清军擒获。这十名日军侦察员一并被押送金州城，途中向野坚一郎趁看守疏忽侥幸脱逃，躲入山中。金州城防副都统连顺对这些日军间谍施重刑拷问，起初，“三崎”均装作不懂清国语言，沉默顽抗。经过通宵逼供下才道出日本大军已经开始登陆花园口，意图进攻金州和大连。情报立即转呈赵怀业、徐邦道二将并通告李鸿章。10月31日夜，“三崎”等日军侦察兵被押往金州西门外刑场，按照清国斩刑典例问斩。斩首官命“三崎”面向北京清国皇帝方向跪拜，“三崎”拒拜怒骂，转而面向东方，大呼效忠天皇，终被处决。
第27节：情报战争(3)
11月6日，日军占领金州城，收缴到清军逃跑时遗弃的文书，才知晓多日失去联系的侦察小队被处死的事实。2月初，在清国当地一王姓居民的引导下，日军找到“三崎”的埋葬之所，挖开掩埋身首异处的“三崎”的三尺冻土，其遗骸惨不忍睹。山地元治师团长为三人下葬，并题碑文，对清军严刑拷打下已然招供，却仍然处以斩刑的非人道行为发誓复仇。三崎的遗体埋葬在金州城北门前的山上，碑文刻“大日本志士舍生取义之碑”，山壁上用红色朱桐油书写“三崎山”大字。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后，三崎的遗骨被带回本国，葬于东京高轮泉岳寺。脱逃的向野坚一郎继续在清军周边单独侦察测绘，把收集到的清军布防情报交给了第一师团的乃木将军。
日本军方还善于雇用民间人士刺探清国军事情报，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为海军服务的宗方小太郎。一段历史资料记述了宗方执行任务时的情形：“日清战争爆发前，宗方小太郎带着海军嘱托的任务，离开汉口经上海前往山东芝罘。7月6日秘密潜入威海卫军港，为防身份暴露遭遇不测，他决意放弃原来同行的清国人，自己脱文服改野装，扮成清人模样，独自一人勇闯龙穴。8日他带病从领事馆徒步出发，10日到达威海卫，立即对港湾进行秘密观察。11日侦查到多数军舰停泊在湾内，便立即返回芝罘报告。19日领事馆接到别路侦查员关于镇远舰以下14艘清舰即将前往朝鲜的报告，22日宗方再度只身前往威海卫侦查，绘制了港内军舰和炮台布防图。28日赶回天津，向领事馆神尾少佐汇报侦查结果，31日再度潜回芝罘。日清战争爆发后，宗方是最后一个离开芝罘的日本人，继续收集清舰在威海卫和旅顺间的活动情报。由于传递的情报被清军截获，大本营命令身陷险境的宗方立即前往上海乘船逃出清国。8月29日，宗方冒充清国人在芝罘搭乘去上海的客船，航行途中竟然遇见6个熟面孔，其中一人是南京长江水师把总蔡氏。宗方冒死来到蔡氏的房间，恳求不要向他人揭穿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其余5个熟人都给他巧妙地躲避了过去。客船进入上海吴淞口，被清国水师军舰截住临检，所有清国官吏和西洋人都登上甲板，查问其中是否藏有日本人，船长回答此船没有载乘日本人，宗方再次躲过被捕危机。9月7日，宗方到达上海，换洋服改乘英国船离开了上海，11日无事抵达长崎。16日收到大本营的“天皇赐予特别破格召见的内命。”因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刺探情报成绩卓著，10月4日在广岛大本营受到天皇陛下的召见，谒见历时两个小时。
日军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在满洲、山东、台湾各地测绘制作了大量军事地图，日军称之为“测量事业”。这些军事地图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日军二度登陆东北，打败强敌俄国军队的向导。1894年8月，日清宣战，大本营为了作战的需要，在第一军、第二军都增设了测量班。9月1日，第一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依田正忠分属第一军司令部。14日该班到达朝鲜京城，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进入成欢，一组进入平壤，开始测绘作业。之后两组汇合北进，在与清国的作战地域从事测绘作业。1895年5月23日，军部所要地图全部制作完成，测绘总面积102.72方里（1方里约等于15.423平方公里）。1894年10月11日，第二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服部直彦分属第二军司令部。24日花园口登陆后，立即着手附近地形的测绘作业。1895年3月3日完成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作战地域的全部制图作业，测绘总面积166.42方里。
1894年11月21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命令，编成临时测绘部，要求对作战地域进行全面测绘制图。临时测绘部长工兵中佐关定晖从陆地测量部选拔干部，募集临时测绘雇员，施以专业职能的培训。12月15日临时测绘部编成，翌年2月13日旅顺口登岸，17日到达金州，设立测绘本部。临时测绘部以凤凰城、金州、海城、大孤山、复州附近地域为对象分成五个班，20日各班投入测绘作业。5月下旬，各班担任的测绘任务全部完成，6月上旬测绘部派四名测量手，编入赴澎湖列岛作战的混成支队，从事测图作业。归国后的临时测图部又接到大本营前往台湾、朝鲜测图的命令，由步兵少佐服部直彦担任部长，一班至四班前往朝鲜；第五班编成独立班，前往台湾。
第28节：情报战争(4)
独立五班7月26日抵达台湾，随从近卫师团渐次南进，从事测图作业。临时测绘部9月16日到达朝鲜京城，以元山、京城、平壤、大邱附近地域分成四个班，分别在该地域从事测绘作业。朝鲜测绘任务完成后，临时测绘部再前往台湾支援第五班的测绘业务，直至1896年8月6日测绘作业全部完成归国。
军方投入人力财力收集清国的地理地貌情报，总面积达7835.42方里，为未来战争做好了前期准备。
附 《情报战例文献摘录》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馆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其中涉及许多日本谍报员收集的情报资料，以及报刊公开的情报，以下部分摘录。
1894.6.13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清军之动向》 11日李鸿章下达公文，派遣叶军门及太原镇守聂士成集结芦台、山海关兵，乘汽船赴朝鲜牙山，上陆后见机围剿匪贼。李责朝鲜督办袁世凯派役员为之向导，助办远征军军需物资转运事宜。李令各营将领严明军纪，不得扰民，擅入民家市店，与他国百姓商民和睦相处，购买食物，雇用马夫须支付现银公平交易。剿匪中禁止滥杀无辜、掠夺财物、骚扰妇幼，违者军法惩处绝不宽容。
1894.6.15 福岛中佐、上原少佐，参谋总长宛，朝鲜京城报告《清国送兵器与韩》 李鸿章赠送韩廷步枪一千挺、弹药十万发。昨夜支那兵三百携枪支弹药从京城西门进入。另我京城将兵健康良好、军纪肃严、警戒万全。
1894.6.22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北京政府状况》 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剿灭即速退兵。”现清军状况：（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
1894.6.27 井上敏夫海军少佐，中牟田海军军令部长宛，芝罘报告《清兵出兵报告》 近闻清国出兵沸沸扬扬，传李鸿章主战遭总理衙门责之，令李氏受夹板之气，近来喜怒无常。北京政府倾向平和主义之呼声盛上，今后清国战争之决心仍有待观察。
1894.7.2 天津荒川领事，外务大臣宛，天津领事报告《清国政府采纳开战策》 清国政府决定采纳李鸿章开战的建议，今后陆军登陆地可能选择大同江口，目前整装集结完毕，等待出发命令。
1894.7.2 上海宗方，崎宛，《李氏焦急》 传说李鸿章千方百计设法避免与我国冲突，又曰派遣总税务司罗伯特赴朝鲜调停，又曰委托英德两国公使仲裁调停。本日报纸云，清廷决定派遣刘铭传赴朝鲜云云。
1894.7.7 天津派员连日报告：六月廿三四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七月一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七月六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七月七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七月九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七月十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
1894.7.24 北京小村代理公使，外务大臣宛，《清国公债募集》 李鸿章募集多额公债，在香港上海银行及其他银行借入千万之银两用于战争。
1894.7.29 支那滬报《清帝委李鸿章重任》 昨日正午接天津电报云，皇太后、皇帝七月廿二日降密旨，委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伯，全局统筹朝鲜军事，总制南北两洋及沿海港湾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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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情报战争(5)
1894.8.25 支那北京通信《李鸿章勋标剥夺》 八月十二日，李伯处理战事缓慢，且麾下败军伪造奏功之因由，被朝廷剥夺其名誉功勋标章。
1894.8.26 芝罘派员报告《李伯政略》 清国政府从欧洲又募集战费两千万磅，称“日本乃一贫国，财源短缺，如若拖延战争，倭兵必败，何不以为之。”欲与日本展开长期持久之战。
1894.8.29 派遣员报告《白河口防卫》 白河口防栅每日根据朝夕潮况开启闸门，放行过往船舶，闸口现已配置拦障，阻敌舰通过。水道内布设水雷，两岸配置大炮，炮台内有水雷引爆器。夜间或薄暮时，两三支探照灯搜索海面，聚焦活动之船舶，照准发炮。
1894.8.29 派遣员报告《清国募新兵》 吴淞炮台及江南船务局，每日从扬子江一带经运河汇集大批兵队，兵数约两万五千人，多数是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新招募无纪律训练之乌合之众、山野匹夫。将前往山东芝罘威海卫一带作战，每日到达芝罘人数约九百人。
1894.9 支那滬报刊载题《支那官吏军事义捐金》 皇帝裁可诸省总督的奏议，为补助军费开支，现役文官义捐相当武官官俸十分之三的义捐金。
1894.9.4 截获清国职员信件《袁玲禀告》 谨禀，十四日进呈一书已高览。李中堂为防止日本军舰侵袭旅顺口、大连湾，传令水雷营迅速敷设水雷防御敌舰。本营领命水兵二十名昼夜敷设，昨日从山海关又调遣二十五名，仍感人力不足。水雷兵须将电缆送至水雷间连接。五百听双线海底水雷三个、中流一千听双线水雷三个，一千五百听三线海底水雷三个已经连接完毕。日舰来袭，足可发挥效力……
1894.9.5 支那政府布告《上海来电》 支那政府布告，凡居住支那的日本臣民，战争中必须服从支那法律。
1894.9.24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龚照玙宛，智利国购入之巡洋快舰，因该国遵守中立原则，或受日本压力拒绝付货。
1894.10.3 支那政府布告《驻日汪公使处罚》 前驻东京清国公使在天津桎梏，因由乃汪氏在日本驻在时之举动，未与本国政府意向同步，亦未详细报告日本海陆军兵力状况，致使清军受制于日军，失去制敌良机。
1894.10.9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赵怀业、龚照玙各位，倭军大连湾上陆，对旅顺呈海陆夹击之势，状况与英法两舰队对我通报相符，汝等严加防备不得松懈。怀字军新营防御薄弱，令人担忧，利用现在之兵在旅顺大连两地配置成互援之势，水师六舰预定旅顺大连间往来巡航，牵制敌舰。
1894.10.12 支那滬报报道《清帝授予德国军舰乘员勋章》 英国籍汽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之际，德国军舰“易鲁奇斯”号将校兵十三人，救起孤岛落难清兵一百五十余名，送还芝罘，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帝，特颁发德国军舰有功乘员勋章。
1894.11.17 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 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德国人汉纳根赴山海关，玛库利阿（按即马格禄，Mclure John，英国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俸两千银，出任支那舰队副提督。
1894.11.27 《清帝除奸上谕》 有上奏倭舰旅顺攻击之际，对我军布设之水雷了如指掌，敌舰避绕而过毫发无损。又前日陆军作战正酣之时，后背突然起火扰乱军心，定有奸细引导敌军袭击我军。命李鸿章、张之洞及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知照地方文武诸官，严厉稽查搜捕间谍隐患。命裕禄、宋庆各军严查不得疏忽。
上海黑井大尉情报通告《清国沿岸防御》 7月28日，扬子江北口及崇明岛北方有水雷沉浮。8月1日，上海海关道通知各国领事，即日起吴淞口禁止夜间通航，昼间西洋人乘船亦须接受检查。8月2日，威海卫刘公岛南端陆地炮台增设12厘米速射炮两门。8月4日宁波镇海（甬江口）入口布设有水雷。航标、浮标、灯塔均已撤除，夜间不得接近镇海炮台。为增强南方防御力量，清国频繁向南运送兵器。8月12日，清国商船“普济”装载兵器温州出帆，切望途中捕获。8月12日，宁波、温州、福州、台湾各地港湾开始大规模敷设水雷。
1895.4.19 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男爵井上良馨 《营口河口布设水雷调查报告》 海军参谋官子爵桦山资纪殿。（1）清国水雷图示参考；（2）水雷罐使用地雷改装，起爆电缆连接水雷至陆上；（3）地雷型水雷分布：炮台南部七个、东南地营附近四个、市街炮台附近十个、水雷营内十八个；（4）安装起爆器海底水雷二十一个，顺海潮流漂浮运动。各种水雷在远浅滩大干潮时会搁浅望见。另据美国“佩兹拉”号舰长介绍，清军的水雷布设后，在冬季河口结冰之前需捞回陆上，状况与我军侦察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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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野战通信(1)
2.4 野战通信
清国电报通信
鸦片战争后，清国引入了电报技术。1879年，北洋大臣管辖的防区首先试办军用电报线，从大沽经北塘达天津，中途连接各海口、炮台、兵营，线路距离近百里。电报通信的实用性很快得到朝廷的认可，翌年批准了李鸿章架设南北电报线路的奏请。线路从天津沿运河至江北，越长江达上海，全线总长3,000余里。此后，清国又架设苏浙闽粤线，将政治中心北京、北洋中枢天津、对外经贸中心上海、南粤经济重地广州连接了起来。经过八年的努力，清国兴建了济宁、芝罘、威海、天津、通州、北京、北塘、山海关、营口、旅顺、奉天的电报线路。北洋海防统帅中心的天津，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辽东半岛诸重镇间的通信网形成，加快了北洋海防军情传递的速度。全国电报业保有电线总延长数15,000里，专属北洋防务的津、沽、北塘、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营口、旅顺等军事要地的军事通信网络电报线达6,500里。
1882年12月，日本完全无视朝鲜的主权，以方便旅居朝鲜的日籍侨民为由，在长崎至朝鲜釜山间海域敷设了一条海底电缆，电缆产经权归日本和丹麦两国所有。日本对朝鲜明目张胆的渗入，令宗主国清国深感不安。1885年，清国通商局与朝鲜先后签署了《义州电线合同》、《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续款合同》、《中国允让朝鲜自设釜山至汉城陆路电线议定合同》等协议开通两国间的电信事业。
《义州电线合同》要旨：第一条，中国督办电报商局现奉北洋大臣李中堂奏明，以朝鲜国王咨商，自仁川港起由汉城至义州达凤凰城，请设陆路电线一千三百里，并请筹借经费，赶速设置，所有经费应由朝鲜限年归款，特此饬由华电局代筹借款，派员办理。第二条，朝鲜创办陆路电线，系朝鲜国王商请中国借款设造，特由华电局代借公款关平银十万两。五年之后由朝鲜政府分作二十年，每年归还五千两不取利息。并派熟悉电线之董事、学生、工匠人等妥为承办，以备缓急之需。第三条，朝鲜政府因中国电局垫款创设电线有裨朝鲜政务不浅，订准水陆电线工竣后，自通报之日起二十五年之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如朝鲜政府有欲廓充添设之处，必须仍由华电局承办以免分歧。
1886年，在清国政府的帮助下，开设了通往朝鲜的电报线。电报从奉天经凤凰城、安乐、朝鲜义州、平壤、汉城到达仁川。清国境内段线路600里，朝鲜境内段线路1,300里，全长1,900里。电报线与清国电报网连接后，直通北洋大本营天津，成为清国第一条陆路国际通讯线路。清国、日本、朝鲜之间的电信接驳后，有了稳定的电报通信业务。清日战争开战，这条国际线路在入朝清军与北洋大本营间的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国海外电报事业一直受制于国家对外政策的严格限制，外国电信资本很难涉足清国的电信事业，但敷设海底电缆线路与清国的电报网接驳工程却属例外。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从海参崴经日本长崎到上海敷设了一条海底电报电缆，产经权归属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当时的技术尚处于单芯电缆时代，在电信专利垄断下，各国电报线路使用收益的三分之一都须支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1884年，英商大东电报公司先后从上海到福州，从福州到香港敷设了海底电报电缆。1886年，清国力主自办电报，成立了电报总局，下设官电局和商电局，独立经营电信业。清国政府鼓励民间商办电信，由电报商局统筹集资建设商线，主干线京沪、长江、京通各地线路，通往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给商业繁荣带来了生机。军事线路称为“官线”，由官电局经营，官线电报诸线主要分布在满洲境内。1888年，清国自主敷设了大陆直通台湾的海底电缆，线路全长177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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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野战通信(2)
电报作为新事物在清国有许多愚昧的传说，例如，电线会惊扰墓地内永眠安寝的先祖，影响风水等，以致割断电线、砍断线杆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满洲地区漫长的军用电报线路跨越荒凉的旷野，朝廷无财力投入管理，只能由地方官府兼顾，线路维护保养状况不佳。从1880年开始大兴电信事业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十几年间，线路常年暴露在野外，受到风吹雨淋的侵蚀，电线老朽化状况日益严重。清日战争中，清国电报线路经常出现不畅通状况，给北洋作战中枢的指挥造成严重障碍。
电报总局管辖的关内电报业务繁忙，各地设分局，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分局之下有讯房、机房，沿途线路由绿营兵巡视，管理状况优于军用线路。电报线路是清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资产，又是无法轻易移动的不动产。战争中由于清军表现脆弱，战场上连战连败，放弃了大多数电线要地，使清国经营十数年的电报线路资产相继落入日军手中。被缴获的清国电报线路，总长达数千里，转而成为日军对清军作战利用的通信工具。
战争通讯事业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军事邮政。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军首先创立了军事邮便制度。德国士兵在战斗空闲能经常给家人互通书信，而法国出征兵在战争期间却收不到一封家信，巨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到两军士兵的战斗意志。此后，军事邮政制度便在欧美军队中广泛普及，战争时还增设临时邮政系统，用于传递官文和军人私信。战时邮政不仅是野战通信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军队对军人人权尊重的文明表现。清日战争前，清国只有商营的民信局、侨批局、外资客邮。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是倚重驿站通信，驿递通过设置间隔驿站，运用快马交替送递公文。近代虽然导入了电报通讯，但是投递重要公文或电报出现故障时，驿递仍然是军队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战场没有电线的地方，快马送信是传递军事情报唯一的途径。
在清国洋务风潮下，朝廷官吏钟情的只是西方国家的精巧武器，对西方军队建立军人通信体系毫无兴趣。朝廷没有设立普通军邮业务，作战官兵的家书通信无法经过专门渠道进行传递。兵勇将士与亲情间联系处于长期中断状态，成为影响战场斗志的重要原因。而对面的日本军从开战到战争结束，都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军邮系统，把战场与家人的亲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战场家书不但没有动摇军心，相反给前线将士为国而战，为天皇而死，注入了精神上的动力。
日本电报通信
电线通信
1851年，英法之间的海峡敷设了世界第一条海底电缆；1866年，海底电缆横贯大西洋。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com）完成俄国海参崴、日本长崎、清国上海间的海底电缆敷设。日本和欧洲之间经由印度洋和西伯利亚，实现了两条国际通信线路。1872年，日本在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旧译马关海峡）独自成功铺设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并与国内电信网成功对接。
1882年12月，日本在九州长崎肥前国呼子横穿对马海峡，敷设了一条通往朝鲜釜山的海底电缆，电报线专属权归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电报线路开通后利用率很低，经常处于停业状态。原因之一是线路经常出现故障；之二是拥有线路产权的大北电信公司的大股东是俄国人。由于日本和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微妙立场，日本不希望往来电报被俄国人获取。1894年6月，为应对异常繁忙的日清外交，日本恢复了这条海底电线的通信业务，信息从朝鲜京城经义州进入满洲境内与清国电信网连通。日清战争爆发后，两国关闭了东京、上海间的海底电报通信。日朝海底电缆成为战时唯一可以沟通日本、朝鲜、清国的最繁忙的线路。
日清战争中，日军海外作战的电信方式，采取了新设、修复、利用作战国原有电报线路的策略。日军攻入朝鲜和辽东半岛后，两国的电信不动产资源便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线路包括：（1）朝鲜京城至仁川、元山、义州三条干线，义州线直通清国凤凰城线。（2）清国旅顺口、金州、复州、盖平、营口、牛庄、海城、田庄台线；山东省成山角至荣城、鲍家村、威海卫、芝罘线。同时日军还架设了大量军用线路支援战场上的临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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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野战通信(3)
1894年6月2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五师团工兵第五大队，增设京城通往釜山的军用线路，实现战地双线通信。6月28日，混成第九旅团编成临时军用电信队，架通龙山驻地与京城公使馆的线路。线路同时扩展到成欢战场，继而向平壤方面推进。日军战场电信战术采用了先进后续的接力方式，首先各师团野战电信队派出先遣队，先行前沿架设线路，开设通信所。大部队抵达后，先遣队向后续野战电信队移交通信所，先遣队继续前往新的作战预定地架设线路。野战电信队向前方进军时，又将电信线路移交军特设电信部统筹管理。
9月14日，日军陆军第一军仁川登陆，设立特设临时电信部。10月1日，第三野战电信队、第六野战电信队完成平壤、黄州、浦间、旗津浦、梅谷隅、耳湖浦的电线架设任务，在安州、义州、汤山城开设通信所。电信先遣队进入清国东北后架设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线路，开设通信所。11月7日，第一军兵站电信部在耳湖浦登陆，接手各地开设的通信所，解散军特设临时电信部。军兵站电信部同时着手九连城、大东沟、凤凰城、安东县、大孤山间的线路架设。12月9日，第三野战电信队架通沟连河、岫岩间的线路。27日海城通信所开设，逐次向兵站电信部移交。
11月2日，第二军所属第一、第二野战电信队在貔子窝登陆。16日，第二野战电信队完成貔子窝至三十里铺间的线路架设。17日，电信队前往旅顺口，截断清军外围线路，接入日军线路网。12月11日，电信先遣队开设张家屯通信所。第一野战电信队，7日开设北三十里铺通信所、金州张家屯通信所，逐次移交军电信部。期间金州至貔子窝线路屡次遭到清军破坏，电信队进行多次维修。12月28日，庄河通信所开通，延长线路到达大孤山，至此花园口登陆作战的第二军和朝鲜登陆作战的第一军之间，建立了直通电报线。翌年1月上旬，第二野战电信队开设盖平、复州通信所，移交军兵站电信部后，与第一野战电信队会合，前往山东战区。20日，野战电信队在龙睡澳登陆展开电信作业，战地通信服务至2月下旬。3月6日，野战电信队撤离威海卫返回金州，投入辽河平原会战。
1895年2月下旬，辽河平原作战开始，第一军第三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通往缸瓦寨、大高刊的电线，3月6日大高刊通信所开设。此间第六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牛庄线路，途中受敌阻击，通信所临时改设白旗堡。第二军协同第一军作战，所属第二野战电信队于3月7日在营口、蓝旗厂开设通信所，与第一军第六野战电信队的线路接通，保障了田庄台作战。3月中下旬，第六野战电信队白旗堡通信所移至牛庄城，架设海城、甘泉堡、姚千户屯间线路，开设鞍山通信所。为第二期直隶决战准备，南部兵站电信部接管了各地架设的通信所。4月中旬，日清签署《马关条约》，作战军用线路架设全面停止。
1895年5月18日，近卫师团新编独立野战电信队进入台湾参加作战，6月初在基隆登陆开设台北通信所，架设通往新竹方向的线路。电信队在扫荡部队保护下，迎着抗日军的炮火冒死架设线路。6月18日野战电信队开设中枥、淡水通信所，与通往福建的海底电缆接通，实现和本土大本营的通信联络。台湾作战期间，独立野战电信队及新设陆军电信部，先后架设多处线路，开设通信所。主要线路有台北中枥线、中枥淡水线、中枥新竹线、新竹后垅线、后垅大甲线、大甲彰化线、彰化鹿港线、修复鹿港社斗街线、员林街北斗线、北斗他里雾线。南进军司令部所属野战电信队在布袋口登陆后，架设布袋口、盐水港汎、安溪竂庄、看西庄线。10月13日，第二师团设立兵站电信部，第二野战电信队东港登陆后，开设大湖街通信所，架设大湖打狗线、打狗凤山线。11月上旬，日军占领台湾，独立野战电信队归属台湾总督府直辖，全部线路移交台湾兵站电信部。
在整个日本侵台过程中，台湾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不但将各地原有的电线悉数破坏，还捣毁日军架设的电信线路，给日军向纵深推进制造了严重困难，电信队遇到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架线任务。
第33节：野战通信(4)
日清战争中，日军新架设和修复的电信工程线路距离为：朝鲜国807.3公里、清国本土1,379.7公里、台湾360.9公里，合计全长2,547.9公里。其中新架设线路：朝鲜614.8公里、清国本土1,087.9公里、台湾286.4公里。改修线路：朝鲜192.5公里、清国本土291.8公里、台湾74.4公里。
邮政通信
1894年6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战时邮政敕令”，启动战时邮政机制。此后，陆军大臣发布军事邮政规则、递信大臣发布邮政实施规则及野战邮政实施规则，为战场邮政设立相关法则。依照《万国邮政条约》规定，海外派遣的军队、军舰、军衙、军属的邮件，军队官兵和国内家属间的私人文件，均按照军事邮件处理，一律免税投递。军中个人发出的私信不设上限，传送配达采用由军夫担任，士兵辅助的方式，同时雇用朝鲜和清国民夫运送。
6月16日，混成第九旅团在朝鲜仁川登陆，旅团邮政部开设了日军出征海外的第一个军事邮局。8月12日，第五师团在釜山登陆，次日在兵站内开始邮政业务。9月12日，第一军邮政部在仁川登陆，15日邮政业务开始。邮路随即向平壤延长，与先头部队邮政部接续。11月5日凤凰城邮局、12月13日大孤山邮局开局，朝鲜和鸭绿江一线邮路开通。10月19日，前往大连湾登陆作战的第二军邮政部和军司令部到达渔隐洞，同日在船内开始邮政业务。10月26日，花园口野战邮政局开设，12月金州、旅顺口、貔子窝间的定期邮政船开始运行。1895年1月11日，第一军和第二军间的邮路开通，此后朝鲜以北的邮件全部投送到大连湾发出。山东作战军于1月24日在龙睡澳登陆，第二军邮政部立即开始收集邮件服务。战争中期的辽河平原会战，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在盖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之间连成邮政服务网。4月18日，征清大总督府偕行的野战高等邮政部到达旅顺口，统一管理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的邮政业务，一直持续到日清签订《马关条约》全军撤回本土为止。近卫师团赴台湾作战，师团所属邮政部于6月10日在基隆开始邮件业务。7月2日，台湾总督府邮政部在基隆登陆，统管基隆、台湾的全部邮政业务。1896年3月，台湾战争落幕，运输通信长官部、野战高等邮政部相继相关，邮政业务全部移交台湾总督府邮政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从实施新谕令日起至1896年3月台湾战争结束，日军邮政部门共集信5,226,481件，配达6,823,144件，合计12,049,625件（包括反复配达次数）。其中私信总计4,647,897件，占全军邮件的88.9%。各战地平均每日发出的信件数，朝鲜为6,738件、清国本土为14,851件、台湾为12,332件。
战地邮政储金
1894年12月7日，日本《野战邮政为替》敕令颁布，战时海外参战人员的薪水支给可以依法得到妥善管理。因为战争期间，日本战争军费的一大部分，是用于支付从军军人和雇用者的薪水。日本兵在役制度虽然有别于清国的佣兵制，但是军队也有严格的等级给予制度。“野战邮政为替”也称作“野战邮政储金”，利用者在战地流动邮政局开设野战储金账本，通过兑换野战邮政为替印，个人储金就能方便地送给国内留守的家人，每次存取交易都会在账本上留下邮局职员的法定章印。军人、军夫、军属的薪水得到合理解决，减少了战地人员因无送金手段任意浪费和赌博的违纪现象。
敕令颁布当时，邮政储金的利息四分二厘，翌年4月利息上升到四分六厘，全日本加入“邮政储金”的国民客户上升到数百万。政府支付给国民的薪水，国民存入邮政储金，政府再运作邮便储金的资金，成功周转了战争急需的巨额资金。邮政储金为战争的持续、延长、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保障，正如战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的战争是国民自费的战争”。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第34节：战场医疗(1)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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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战场医疗(2)
战争中，西方红十字会支援清国的活动受到日军的关注和监督，曾派遣代表和医师前往红十字会医院进行视察。红十字会是民间的中立组织，医疗只限于人道意义上的救助，医疗规模和条件难以适应大批战伤救助的需要。明治天皇早年曾宣布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因此战争中的日本对西方人协助清国救死扶伤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辽河平原作战期间，大本营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日军陆军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村田步枪的实战性能。军医小组在红十字医院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结果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敌军枪弹命中的。按照村田步枪的设计性能，弹头在500—600米之间具有最佳穿透效果，而清兵的软组织伤口内大多数留有弹头，可见一些清兵是在逃至1,000米以上时，被无力弹头追伤所致。
清军医疗制度上的缺陷，导致清国对日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西方红十字会奇迹般地出现，无疑给清军送来及时雨。他们无所求地向清国人伸出援手，外来文明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又一次道义上的精神感化。然而，清国人却没有在他的史书上，给为大清国作出贡献的外国红十字会留下感激的纪念篇章。
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行职责包括卫生部人员调遣、医疗物资补充、恤兵团体的指挥监督、战地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的指挥监督、内地部队的卫生勤务和陆军省医务局间的统辖。
日军军医指挥机构主要分类，军军医部（第一、二军司令部各设置一单位）；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部门编制有：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近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各设两单位，第五师团设三单位）；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患者输送部（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分为兵站监督附属、兵站司令部附属两种）。
从1894年6月入侵朝鲜至1895年12月从辽东半岛撤军，日本在朝鲜、清国本土、台湾、日本内地的出征部队和本土部队中，死亡者总数达20,159人，占总兵员数285,853人的7%。海外战役中，日军共死亡13,488人，其中病死11,894人，占死亡人数的88%。出战部队患者数为171,164人（朝鲜22,061人、清国本土83,299人、台湾65,804人）。战地入院患者数为115,419人，其中送回日本本土治疗的患者，朝鲜和清国本土共40,300人、台湾27,300人。日军在战场上的非战斗减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想。
作战部队大量伤病死亡的原因，除了战斗中直接死伤外，大部分是因战地气候环境恶劣、居住状况简陋、清洁饮用水缺乏等因素引起的疾病造成的。尤其在朝鲜、辽东半岛东南部、台湾及澎湖岛作战中，部队遭遇疫病袭击的惨状丛生，痢疾、霍乱、伤寒、疟疾、脚气等疾病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陆军在战中发生意想不到的脚气大流行，使战争中枢的军医总监，为明治军队创建军医制度的医学博士石黑忠惪受到各方的批评指责。1897年，石黑辞去医务局长职务，但他创建的军医制度对军队的战伤救治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卫生系统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第36节：战场医疗(3)
（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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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战场医疗(4)
日清战争期间，从军看护妇应召647人，仅限定在日本本土陆海军医院供职，不赴战场参加战斗。日清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由于从军看护妇的优秀表现，也成为政府授勋的对象，看护妇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人气上升。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赤十字社条例》修订了日清战争第223号敕令，进一步明确了从军看护妇的职责：（1）战时帮助陆海军卫生勤务；（2）陆海军卫生勤务中有监督日本赤十字社的义务；（3）救护员严格遵守和服从陆海军纪律和命令；（4）看护妇长为下士官待遇，看护妇为士兵待遇。从此日本妇女开始逐渐走向前线，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患者的后方输送
战争中，向后方输送日军伤病员，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战场复杂的环境及交通设施的不健全，输送部门面临诸多的困难。清国本土缺乏优良的道路，部分地区可通过马车，但道路颠簸、行进缓慢。朝鲜山多路险，患者运送主要靠人力担架完成。台湾从基隆至新竹间通有火车97里，每日输送力十分有限，仅有50—100人，大多数地区仍要靠担架或利用本地轿子搬运。日清战争中，日本动员所有的搬运手段倾全部力量，就是要将战场的伤病员一兵一卒都运回国内治疗调养，绝不把他们弃留海外。
1894年7月，朝鲜成欢战斗前后产生的伤病者，先在龙山集合，后送往仁川经海路送回日本国内。平壤战斗的伤病者，经由大同江送往旗津浦或万景台，再转海路送回。第一军在义州、安州、鸭绿江、安东、凤凰城的伤病者，集结义州，前往耳湖浦转海路送回。第三师团的伤病者，送往停泊在大孤山附近海面的舰船上送回内地。12月中旬，辽东半岛沿岸海面结冰，负责海路运输的舰船被迫停航。战场上下来的伤病者和急剧增加的冻伤患者一时无法送回日本本土，到1895年1月滞留在兵站区内诸医院的伤病者增加到4,600余人。为减轻救护压力，病症较轻者被送往大连湾、貔子窝，与第二军病患者会合，一同经海路送回。这一状况持续到三四月，黄海北岸冰冻融化后，耳湖浦及大孤山的海路再开。随着辽河平原会战的进展，4月营口港水陆运输开始，各地伤病员在海城附近集合，前往该港乘船返回日本。营口港原有的诸多设施，为伤病员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伤病员经该港返回日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军完全撤出辽东半岛为止。
第二军的兵站据点拥有良好的不冻港，大部分病患在第二军金州作战的登陆地点花园口、貔子窝、柳树屯集合，乘船。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口陷落，日军开通旅顺港向国内运送旅顺战斗伤病员的工作。12月中旬，日军筹备开辟山东战场，从国内到来的诸多作战部队在金州登陆集结。由于霍乱猖獗，日军在金州的登陆地变成了向国内运送病患的中转站。山东威海卫作战的伤病员，集中在崮山后和刘家台救治待命，南岸作战取得主导权后，伤病员在阴山口乘船返回本土。随着北洋水师投降，威海卫港成为转运病患者的基地。侵台作战期间，日军澎湖列岛派遣部队在途中发生霍乱等疫病，多人死亡；登陆后疫情愈加严重，死亡激增。一部分病患乘海军医院船从马公港回内地宇品港；一部分转送台湾基隆兵站医院。台湾战场产生的伤病员，相继在台南、安平、打狗集中，经海路返回内地。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自海外向国内运送病患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港口——朝鲜：仁川、釜山、元山、旗津浦、南浦、渔隐洞、耳湖浦；清国本土：大东沟、大孤山、花园口、貔子窝、大连湾、旅顺口、营口、威海卫、阴山口、龙睡澳；台湾：基隆、布袋口、安平、打狗、东港、枋竂及澎湖岛马公港。运送船只包括以下几类：“普通运送船”，搭载轻症患者，配属临时救护员；“特设输送船”，配属常设护送员和卫生器材，可搭载重症患者；特设输送船开战当年仅一艘，后又增加一艘；“医院船”，是在普通运送船内装备医疗设备，可以实施复杂医疗手术的特殊运输船，从开战至1895年3月，医院船陆续增至7艘。
第38节：战场医疗(5)
内地卫生
从战地回国内的伤病患者，被收容在各部队驻屯地治疗。各留守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和其他卫戍地，合计开设了18所预备医院。为了解决预备医院卫生人员的不足，特别从地方雇用医师、药剂师、看护者，补充医疗医护的人力。要塞收容的部队患者，在横须贺、下关、对马设立的要塞医院内治疗。从战地送回国内的病患，从宇品、门司、广岛、小仓上陆，临时收容在预备医院，后换乘火车或汽船，分送到各部队所管辖的预备医院。战时，广岛的预备医院收容规模最大，各院收容患者合计达102,727人。大部分预备医院及要塞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96年才逐渐停止，广岛预备医院的工作延续到1899年。
卫生检疫
日清战争战地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部分病毒甚至被伤病员带回国内，在民间广泛流行，造成巨大的灾难。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开始流行霍乱，患者56,000人，死者39,000人。战争中期，国内痢疾病爆发，全国患者155,000余人，死亡38,094人。1895年，开赴台湾澎湖列岛的军队发生霍乱疫情，传回国内的感染性病毒迅速扩大，造成病死40,150人。甚至日本在两年前宣言消灭的天花病也再度复燃，患者12,400人，死亡3,300人。
面对严重传染病侵袭的势头，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卫生机关以及军队卫生机关，全面加强检疫、预防、扑灭行动。军方首先在海外关口设立检疫所，对霍乱、痢疾、疟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行检疫隔离。战地检疫特设两种类型的检疫所：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日军在清国开设海港检疫所4所、朝鲜5所，主要负责对进出人员检疫和对船舶的检疫消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旅顺口及大连湾检疫所。陆上检疫所，在清国开设7所、朝鲜4所。军方同时在国内的下关、宇品、神户三地施行检疫工作，1895年6月以降，似道、彦岛、樱岛三地开设陆军检疫所，对凯旋部队实施检疫消毒，沿途所有火车站均设立检疫所，厉行检疫。凯旋部队归国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使传染病的患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民间救护事业
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是活跃在战场上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在陆军卫生部的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战争爆发时，该组织向陆军省请愿，获得军方许可，社内救护员分派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战地医院服务。救护员在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下，依照战时卫生勤务令的条例从事本职工作。最初，负责国内勤务的救护员被派往广岛预备医院，之后随着各地预备医院的设立，相继配属各医院协助工作。赤十字社救护员同时负责给清国俘虏中的患者治疗。负责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分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救护员配属在患者输送船上，协助陆军省雇员负责运输船上的船员、搭乘者的医疗工作。陆上救护员配属第一军仁川兵站医院、清国各地兵站医院履行职责。战争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总计1,373人。旅居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的日本侨民各医院，院长及职员共计22人，为军方患者提供收容、医疗、护理等服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居民，组成志愿人员参与伤病者的护理工作。1895年4月，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6月起赤十字社派遣勤务渐次取消，7月至12月全部救护员从清国撤回。
马匹卫生
日军在战争时期的马匹卫生管理沿袭和平时期的管理条例。1894年8月，朝鲜釜山附近发生牛瘟疫，陆军省立即派遣课员和数名兽医加强对牛马的卫生管理，防止用于军需搬运的牛马发生死伤减员。陆军省课员对军马卫生、军马医疗、铁蹄材料等进行详细调查，同年制定实施冬季军用马匹防寒用毛毯的供应。各师团司令部、兵站监部、兽医部，对马匹卫生直接进行指导监督，各乘马部队附属的兽医负责马匹日常诊疗管理。野战部队的马匹伤病最多的是鞍伤，朝鲜战役中，鞍伤占患马的4.18%；清国本土作战中占20.34%；台湾作战中占12.6%；诸种消化不良及呼吸病的发病率次之。台湾战场马匹发病率较高的还有皮肤病，占患马的2.5%。其他病患如咬伤、踢伤、头络伤等外伤，占全患马的9.0%。马匹腺疫主要流行马匹特有的细菌性传染病，如鼻黏膜、喉头黏膜等炎症引起发热或淋巴结肿胀化脓。国内马匹患病率占全患马的6.83%；清国则占3.99%。日军对马匹疾病主因的研究表明，朝鲜及台湾作战是夏季，马匹过度疲劳、体力减弱，易引起感染和并发症。而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场作战时，处于冬季，马匹的健康多有增进。日清战争全战役期间，日军患马累计54,532匹，其中发病后杀死8,994匹，战斗原因造成死伤的马207匹，其中死马97匹、伤马110匹。
战地尸体处置
清日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都超过万人。清军死亡推计25,000人；日军死亡13,488人；军夫阵亡7,000—8,000人。战地尸体处理是维护战场卫生、防止疾病扩散的重要一环。日军对战地战死者和病死者的处理，采取在各战场附近和宿营地附近，开辟临时墓地埋葬的方式。根据战场条件，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对应不同的官阶，设立不同等级的墓标。日清战争之初，安葬阵亡者时举行军队会葬仪式；战争中期，政府批准本国的僧侣、神官从军，协助葬仪。阵亡者的葬仪采用符合日本人信仰的宗教，由各派僧侣以诵经法式，举行超度、镇魂安葬故者。
对敌国战死者的尸体处理，日军没有采用日军规定的对死者阶级、姓名、年龄进行识别和登记造册的做法，通常在战场附近合葬，并建设墓标。金州和旅顺战斗中，战死清军以及被虐杀的平民数量极多，而在冬季进行土葬需要耗费很多劳力，故日军改而采用大规模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尸体处理时，卫生方面的处置尤为缜密，必须在尸体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抑制瘟疫扩散。
日清两军凡有过战斗的地方都有日军临时墓地安葬阵亡将士，从朝鲜到清国到处可以看见日军墓地的标记。《马关条约》签订后，如何对阵亡者墓地进行保护的议论沸起，日本政府决定将安葬在海外的日军遗骨全部运回国内改葬。对此，辽东半岛占领地总督部、山东威海卫占领军司令部、朝鲜南部兵站监部，全面收集土葬者的尸体进行火葬，将遗骨送回国内，在政府规划的陆军墓地改葬。依照遗族家属的请愿，在陆军墓地可以建设自己家族的墓标。1896年，日本政府在台湾为作战死亡者的遗骨统一建立了永久安葬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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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战争俘虏(1)
2.6 战争俘虏
十九世纪末期的清日战争，发生在近代文明启蒙的时代，清日作为东亚两个政治经济大国，都是西方世界关注的国家。清国承袭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日本脱亚入欧习得了欧洲的文明，两国都自我标榜代表了东方文明。然而不期而来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出两国非文明的一面，最终都受到世人的指责。
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