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宗泽亚[日]
内容简介 ……
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 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作者简介 ……
宗泽亚
日本研究学者，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科学院工作。多年专注日本古代民间风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第1节：出版前言(1)
出版前言
本书所称的“清日战争”，中国依传统，通常以战争爆发当年的干支纪年称为“甲午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则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日清战争”；欧美各国命名为“First Sino-Japanese War”。
甲午战争源于清日两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始于 1894 年 7 月 25 日的丰岛海战。清军在各战场连战连败，最终日军在辽东、山东及台湾登陆，并彻底摧毁了清朝海军主力——北洋舰队。清政府被迫向日求和。1895 年 4 月17 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战争宣告结束。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日本迅速崛起。而清朝的惨败，使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积极宣传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兴中会，倡导民主革命。 甲午战争，被视为近代中日矛盾冲突之始。今日之钓鱼岛、东海等问题，上溯其源，皆与此役有一定关系。至今，双方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热点之一。出版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所在。
作者宗泽亚先生历时数年，大量征引、采用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东京都立图书馆、武藏野市图书馆、西东京市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日本政府、军方、民间的史料和文献，其中包括约 500 幅与战争相关的各类照片、绘画、地图以及近百张数据表格。这些源自日本文献的资料翔实介绍了日本政府、军方、民众、媒体对战争的态度和认识，并对日清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其制度组织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对比。其中许多图、表、数据，是此前较为少见或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此番系统整理出版，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学者可进一步研究，读者也可从阅读中启发思考。
通过作者精心整理和分析的日方的文献、统计数据和资料，有助于读者更深层次地认知战争的时代背景，更细致入微地观察战争的历史细节，了解作为战争一方的日本，是如何谋划、准备、应对、看待这场战争的。同时也可以明白，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包括了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作为一部专题史著作，本书内容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献。
本著作依据日本方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作而成，故其中有些内容、统计数据、事件因果、人物评价等，与中国学界和读者的认识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观点和主张，也会有分歧，但这些不妨碍其重要的史料和学术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商榷，也希望能引发广大读者对甲午中日战争历史研究和探讨的兴趣。
感谢作者宗泽亚先生，一遇编辑有疑问，即在日本翻查核实文献，保证了本著作数据和资料言必有据。感谢黄东博士，为本着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史料进行审定、校对。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徐昕宇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努力。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欢烦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是及时更正。
2012 年3月
结束语
1894年世界史上记录了一件重大事件，位于亚洲东方大陆的大清国和岛国日本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跨越朝鲜国、清国本土和台湾岛的空间展开，历时一年零七个月，以清国战败日本胜利的结果告终。
近世纪的东方亚洲地域，诸国诸民族在长期的国家关系中，建立了独自的政治秩序。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为实现西下东方大陆的野心，企图打破以明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倭军在和明朝军队的作战中败北，丰臣窥视大陆的梦想破灭。十七世纪明朝灭亡，异民族性质的清国诞生，大清国对日本仍然采取外交限定、贸易统制的大国政策。此后在海洋彼岸的大陆和岛国，以大清国皇帝为主流的王朝体制，和江户德川将军为支流的大君体制在东亚形成。两个有着汉唐文化背景的君主国家，创造了各自的近代文化，建立了独自的国际关系秩序，经历了辉煌和衰落。大清国历史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日本江户历史延续了二百六十四年。
第2节：出版前言(2)
十九世纪中叶，东亚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清国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国家主权遭到侵害。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引发“黑船来航”事件，迫使幕府打开国门。明治新政府深感西方外来侵略的危机，为了维护国家自身利益，意欲联清、联韩组成三国同盟，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威胁。清韩两国无视日本的企望，坚持华夷秩序的宗属国体制，使孤立的日本转而向欧美靠拢，实行脱亚入欧的外交路线。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加快了日本国家政治经济的起步，也使日本和清韩两国的对立日益加深。在西方坚炮利舰轰击两国的国门时，日本选择了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文明。大清王国则继续坚持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结果日本比清国提前四十三年，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东亚地域国际关系秩序中，大清国最耿耿于怀的是日本明治政府在宪法中公开授与明治天皇，相当皇帝的“天皇”尊号。传统的华夷秩序体制下，清国对“皇帝”的称谓具有唯我独尊的政治解释。明治政府的所为，显然是无视大清国的华夷秩序，这种平起平坐的行为是对大清国皇帝的轻蔑。清国依仗强大经济的支持，加快军事近代化步伐，对抗日本维新国家的崛起。清国组建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建设了配备世界上最新锐大炮的坚固要塞。大清国为了达到维护华夷秩序体制支配朝鲜的目的，全面警戒日本在朝鲜的进出，纵容朝鲜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排挤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大清国把朝鲜视为阻止日本西下最重要的属国，绝不容忍丰臣秀吉当年侵略朝鲜的野心再度重演。
国家间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差距，使日本无法撼动以大清国为主体的东亚华夷秩序体系。明治政府开始了国家的全民动员，军事上直追大清国，伺机挑战清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清日战争的前夜，日本终于完成对抗清国的军力整备，趁朝鲜东学党内乱，决意和清国在军事上较量。日本通过朝鲜内政改革议案，陷清国于非文明野蛮国帮凶的指责，在国际舆论上孤立清国。日清间相互非妥协的态度，加剧了日清韩三国间的紧张关系。开战外交在复杂的背景下展开，清国回避战争的努力失败，被动投入与日本对决的战争之中。
清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东亚开幕的大戏。战争重组了新的东亚国际关系，欧美列强国在东亚的强权秩序被削弱，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不情愿的接受了新生强国日本的席位，新种复合型的东西方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清日战争的爆发，加深了欧美列强国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关系的质变。大清国原始的制度被撼动，大中华汉民族为中心的一代有识者，毅然决然挺身角逐乱世的政治舞台。
清日战争，清国失去了对朝鲜的独占权和国土台湾。战后虽然清王朝仍然维持国家的政权，但清日战争失败带来的影响，导致大清王朝气数殆尽。大清国内乱蜂起，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汉民族作为国家的政治主流登上了历史舞台。数百年被“愚”化的大陆臣民，终于看到自身在“国家”价值中的地位，懂得了明治维新赢得战争的理由。政治维新的日本接受了西方“国民”的概念，国家的人民从愚昧狭隘的个人意识，一举跃进到国家观的高度。“国民”的思想，超越了“人民”“臣民”的理念。“民”的脱胎，成为国家为我，我为国家的近代国家主义。日本“国民”地位的诞生，凝聚了国力赢得了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也唤醒了近代大陆民众渴望解放的原动力。
清日战争经过百年时光，给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隐隐伤痛与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外来侵略一直成为缠绕这块东方大陆的梦魇。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化中，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华革命的历史纪元。清日战争的失败是从外来势力的清国观形成开始的，而清国观的形成源于一个懦弱的国家军队，懦弱国家军队的存在，导致中华民族反复遭到列强的伤害和蹂躏。清日战争半个世纪后，当中国军队在朝鲜与强敌美国联军较量中，打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时，“大中国观”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需要一支有能力捍卫国家尊严和民众的强大军队。
第3节：出版前言(3)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清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悲哀和幸运的。清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引导中华民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一个新概念的国度，确立国家版图的格局，创设国家间关系的新秩序，衍生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让世界注视到睡狮的醒来。清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再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对中华革命的成功和大清王朝的覆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4年清日两国的战争，清国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国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国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清国和日本国的命名均不能准确表达战争当事国的主宾关系。近代以来日本人改称“日清战争”，中国人继续延用清人定义的“甲午战争”或衍生“中日甲午战争”的称呼。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著题名《清日战争》，而在日本国角度叙述战争时，使用“日清战争”的表达方式。
本著少量使用“中国”“支那”的用语，早期“中国”一词偶见于清国洋务派李鸿章的外交用语中，日本报刊媒体中亦有少量应用。但是大清朝廷并不完全认同中华或中国的称谓，因为中华带有以汉人文化背景的浓厚色彩。
日本的近代史不把清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中华是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民族传承，清国的华夏子孙只是附庸于大清蛮夷统治下，生存在自己土地上的一个大民族。日本在区别满洲人和汉族人共同存在的国家时，引入了西方词汇中的外来语“China”一词。日本语“China”的西文字表述为“支那”，发音为“西那”。“支那”一词，中性的表述了近代日本对华夏汉民族的认同，对她拥有文化的敬仰，以及对满洲族的区分。“支那”一词的汉文描述和应用，在近代史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并不忌讳的痕迹。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战争的长期扩大，原本中性的“支那”一词从侵略者嘴里吐出，就逐渐形成了带有贬义的概念。中国的崛起和对“支那”称谓的非认同，是现代中国反对战争，不忘日本曾经伤害过中华民族的政治取向。
本著的构成以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源，书中对战争的叙述和图表的解说，是历史上日本人对日清战争的一般认识。由于清国官方缺少对战争的准确记录和统计，本著使用日本文献研究清日战争，会与中国的历史通说存在矛盾或片面性，作者期待中外研究者逐渐澄明正确的历史史实。书中收录的照片、绘画、统计表等文献，仅反映当时代日本人及欧美人对战争描绘的记录，非作者对战争当事国褒贬的立场。
本着使用的统计资料及表格数据，主要采用了日军参谋本部1904年编篡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戦史》8卷；2005年旧陆军省编篡的《日清戦争统计集》4巻；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公开的馆藏文献资料。各文献记载的个别数据存在差异，误差理由和产生的原因不明。基于尊重历史文献记载的思考，本文和表记如实转载特此说明。
本着完成之际，诚意向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京都立图书馆、武藏野市图书馆、西东京市图书馆、资料协力的图书馆致以谢意。对致力研究和整理清日战争史料的中日学者表示敬意。向长年给予本着协力的张黎明博士致谢。书中的参考资料及引用文献列记《参考及引用文献》，特此鸣谢。
1.1.19 清军败退平壤。东学党农民军再度蜂起，转战全州、泰仁、淳昌等地抗击日军。11月起义军公州之役失利，12月28日全琫准等首领遭降者告密被捕，朝鲜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失败。图为全琫准被逮捕后移送的场面。
1.4.15 清国舰队主力战舰镇远号，对日舰队构成极大威胁。黄海海战中，镇远舰成为日舰的重点攻击目标，由于舰体装甲雄厚，舰表虽然伤痕累累却未被击沉。威海卫保卫战，定远成为日军战利品，被送到旅顺船坞修理。后被编入日本舰队，继续留用镇远舰名，成为日本海军第一艘铁甲战列舰。
第4节：出版前言(4)
1.5.02 强渡安平河口作战，日军摧毁了清军鸭绿江防线，第一军浩浩荡荡越过鸭绿江。日本军队史上第一次踏上清国土地，实现了丰臣秀吉的梦想。
1.6.22 金州战斗，高家窑南面大田地，遗留的清军士兵尸体。图中所见，李鸿章北洋军清兵军服的圆形背标上，记有所属部队的文字，与早期单纯“兵”“勇”记号写法有所不同。
1.6.28 旅顺败走的清兵向金州方向撤退。乃木部队追击败军至金州湾头约一里长的断壁悬崖尽头。日军继续攻击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兵，约五百清兵被赶下悬崖。照片背景中有坠入悬崖十数日的清兵尸体。
1.7.12 威海卫战斗中，港东岸龙庙嘴炮台遭受日军炮火重创。道路附近废墟中，散乱着许多清国士兵的尸体，惨状令人颤栗。尸体表面创伤，多是枪炮伤和烧伤。
2.3.05 左图为间谍向日军提供的清军海防漂浮水雷和海底水雷情报图。地雷改造的水雷能漂浮于水面，水雷罐由锁链固定，用电线连接至岸上通电引爆。海底水雷由重物沉于水下，用电线引爆。战争中清军投放大量水雷，起到了阻吓日舰的作用，却没有任何战绩记载。上图为日军舰在入港前，水雷打捞队实施排除水雷的方法。下图是日本间谍收集的威海卫港湾内，日岛半隐藏式炮台内部机械构造的精确剖面图。
2.5.04 金州城北门内的日军兵站医院，集中了从前线送来的伤病员。兵站收容的伤兵，多数是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治处置后再向后方转运。图为日军雇用当地百姓的驴马车，搭乘重伤员向后方转移的情形。
2.5.06 日清战争中，日本实施了女性从军看护妇制度。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宣传报道是“日本妇女从军”的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图为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侨民，志愿组织的“笃志妇人”救护队，在釜山兵站医院从事医疗活动的照片。
2.6.07 为躲避日军，清兵随身的行囊内大都事先预备普通百姓的衣服，在逃跑时换装混入百姓之中。图为金州战中被俘的穿百姓服装的清军士兵。
2.11.01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以武力打开了清国的大门，清国不堪一击，暴露出东方大国的颓势，“东亚病夫”的清国观开始形成。图为陷落后的天津大沽炮台。
2.11.06 清国史上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将人体上的肉一刀刀一片片割去，让受刑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凌迟被西方文明斥为最原始的野蛮。图为西洋人拍摄的北京刑场上女人被凌迟处刑的场面。
2.11.20 清日战争讽刺画《斩首顺序图》。讽刺清国上斩下互推战争责任的官场风气。斩首顺序：皇帝、恭亲王、李鸿章、丁汝昌、宋庆、叶志超、卫汝贵、马玉昆、聂士成、方伯谦，罪名“因怯懦失事之罪处斩”。
2.11.21 黄海海战后西洋人的讽刺画“重拳”。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大清帝国被倭人小国重拳击倒。新的清国观开始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形成。昔日的草原铁骑不再，高傲的大清国走上了彻底衰败的不归路。
2.12.15 日清战争中，由十五万民众阶层组成的军夫队伍有力支持了战争。军夫随军转战各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外国记者所绘，平壤战役军夫担架队正在抢救和转运伤员的场面。
2.13.05 明治维新国家推行女子教育，全国男女平均识字率达73%，其中男子识字率约93%，女子约50%。图为女子学校上课的场面，学生用后背为依托，悬挂临摹用字帖练字。以此还可以修正女子正确的体姿。
2.13.13 一条美子皇后前往各地医院，探望战场负伤入院的伤病员，寄予勉励慰语。她把御成婚25年进献的真棉捐献前线，赐假肢给在东北战场冻伤失去手足的士兵。日本国民高度赞扬明治皇后，称其为“国母”。皇后的言行，为明治天皇仁慈博爱的形象奠定了牢固基础。图为明治皇后探望广岛医院的伤病员。
2.14.02 清日战争欧洲讽刺画明信片：李鸿章：“还没到最坏的时刻，但我还是要死了。我指名由你来继承我的大钱库。”弗里茨：“我欠你的恩情，但我需要你给我真实的东西。”
第5节：出版前言(5)
2.14.03 清日战争失败，欧洲列强开始明目张胆对清国大肆瓜分。然而在清国这片野蛮的土地上，看到的却是清国人的自相残杀和麻木的神经。照片中是清国的巡警，正在协助洋人抓捕反抗他们的清国臣民，透出了一副地地道道的奴才嘴脸。
2.14.11 英国报道日军的“战地火葬场”。出于缅怀和防疫的目的，战死者遗体被细致安放在木棺内，军夫顺序抬进火葬场焚烧。日本用牺牲换来胜利，全面动员起国民对战争的热情，军国主义的形成一发不可收拾。
3.2.06 “浪速号”舰救援舢板搭救了高升号船长等四名西洋人，眼看着落水清兵死于非命。
3.3.05 1895年 2月2日，欧美各国转载《画报》杂志报道的照片。这幅“日本军人和他们的摄影艺术家”照片，震撼了西方世界。标题为“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entry of the victorious army ”。
3.6.05 清日媾和会谈期间，李鸿章从清国带来的专用座轿，用青色织物和玻璃装饰，由四人轿夫合抬，属于清国高官待遇。刺杀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座轿被媒体广泛报道。
3.7.06 金玉均遗体被分解，头颅吊挂在用木杆做成的三脚架下面。旁侧立一木牌“谋反大逆不道罪人玉均当日杨花津头不待时凌迟处斩”、“曝尸三日”。三脚架上挂幡旗上书“大逆不道玉均”。
4.3.09 清舰一发21厘米炮弹，命中“浪速”舰煤库爆炸。战后，水兵将炮弹爆炸碎片收集粘合，再现了清舰炮弹模样。
美国新闻社记者随军申请愿
英国新闻社记者随军申请愿
县知事随军观战申请愿
僧侣随军施善申请愿
4.10.03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日（1895.5.10），日本天皇批准《马关条约》，地图中直线是清国割让领土域。（略文）
4.10.04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日（1895.5.10），迫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天皇批准归还清国辽东半岛诏书。（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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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战争背景(1)
第一章 清日战争
1.1 战争背景
朝鲜之乱
同属远东的朝鲜国，像楔子一样夹在中国、俄国、日本国之间，是列强踏入远东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因此有“隐藏的王国”之称。朝鲜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她的东海岸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峭壁，西海岸是一汪著名的远浅滩，港湾仁川可以与海路相连，却不是一个优良港口，湾内海潮变化频繁，涨潮和退潮时间相隔短暂。涨潮时舰船可以顺海流进入港岸，退潮时强大的回吸力能将舰船引向礁岩，退避不及的舰船会搁浅在淤泥中。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成为近代列强争夺、占领、蹂躏的受害国。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先王无后嗣，奉翼宗神贞王后赵氏之命，由兴宣大院君嫡第二子李熙（1852—1919）即位，庙号高宗。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代理执掌政务。朝鲜的吏制推行儒学、朱子学教育，模仿邻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出世的学者在朝廷日益形成维护贵族利益的“两班”势力，拥有像中国的士大夫、日本武士那样的特权。当外国势力欲打开朝鲜国门时，他们首先担心外来文化会动摇本身物质利益、思想倾向、国内的权贵体制。清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洋文化强行流入清国也渗入了朝鲜。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开始在两班势力中出现争议，朝鲜开化派的萌芽诞生。国内广大农民不满君主专制下的不法课税、土地兼并、过酷徭役，反抗朝廷的声势逐渐壮大。
1866年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卡特利库，遭到朝鲜宫廷的迫害、追杀而逃亡清国。应神父的请求，常驻清国的法国舰队七艘战舰开往朝鲜，占领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引发“丙寅洋扰”事件。大院君政权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膝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借口数年前，朝鲜烧毁擅自进入朝鲜的美国商船为由，要求朝鲜宫廷开国通商，遭到拒绝。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引发“辛未洋扰”事件。最终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返回清国。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固锁国的王朝。
1873年大院君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他年满21岁的儿子李熙。高宗接替大院君政权亲理国事，王妃闵氏一族趁机篡取了国王的权力。此后，宫廷大院君派和王妃闵氏派的两大势力内斗加剧，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而国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脆弱的朝廷危机四伏，不堪一击。朝鲜的锁国政策引起邻国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国内“征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欧美列强频繁撞击朝鲜国门的情势警觉了日本，一旦朝鲜被置于列强的控制之下，日本将永远失去朝鲜，日本必须在列强之前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开炮演习示威。9月，“云扬号”再度独自进入江华岛测量海图，遭到江华岛守军开炮攻击，“云扬号”立即还击摧毁了江华炮台。12月，日本全权大使率军舰六艘前往朝鲜，就江华岛开炮事件向朝鲜提出抗议，要求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国政府不愿看到朝日间对抗，引来欧美列强的干涉，劝告闵氏一族对日开港。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从朝鲜获得开港通商和免税特权，在朝鲜拥有了领事权和裁判权。日本对朝鲜的强权渗透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1882年美国效仿日本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条约》，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也在美国之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在江华岛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日本商品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了朝鲜的国有产业。闵妃亲日派一族主导的朝鲜政府军，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旧势力的猛烈反击。
1882年，大院君在京城煽动军队叛乱，冲入王宫，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公使官员被迫趁夜潜逃回国。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国驻朝鲜军队迅速镇压了兵变。兵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派遣陆海军两个大队开赴朝鲜，抗议朝鲜的无礼行为，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金玉均一行前往日本谢罪。清国政府为了平息日本和朝鲜间的紧张局势，将大院君押送清国软禁。日本政府则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要求朝鲜向日本赔偿55万日圆损害金，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事件虽然就此平息，但是清国警觉日本驻军朝鲜的目的，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加压力，两国军队因此形成了对峙的强弩之势。“壬午兵变”导致朝鲜宫廷完全倒向清国，日本在朝鲜处于被冷淡的境地。
1884年，从日本归来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军方支持下秘密组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2月4日，开化党策动了挟持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的政变，史称“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宣布朝鲜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紧急之中，闵妃请求清国驻朝特使袁世凯救援，清军迅速出兵镇压了政变。金玉均等人的政权仅三日，便告流产，主谋数人被迫逃往日本国避难。政变平息过程中，清军和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之间发生冲突，日方民众和军人均有伤亡。事件惊动了清日两国政府，为了解决围绕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两国分别委派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之一项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此一条款为十年后清日两国军队合理出兵朝鲜埋下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第7节：战争背景(2)
1890年，针对朝鲜半岛的紧迫情势，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旅顺扩建要塞，兴建大型船坞和机械工厂，在周围高地构筑永久炮台。来自北方俄国人的威胁更是咄咄逼人，1891年俄国开工兴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在海参崴开设军港。同年，俄国舰队访问日本，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排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企图取得朝鲜周边的不冻港，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本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那时日本的假想敌将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日本必须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有必要在清国领地内设立据点，日本需要合适的理由在军事上打击清国的军事力量。
清日出兵
19世纪末，朝鲜高宗皇帝李熙生性懦弱，国家政务的决策权被皇后闵妃独揽。在闵氏家族的政治下，朝鲜国政腐败，民不聊生；李氏王朝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清国派、日本派、俄国派日益动摇和肢解国家的权力。再加上外来势力的侵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在内外多重压榨下更是雪上加霜，严重的内忧外患正在把李氏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民众不满贫穷生活的现状，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抗争，顺应抗争民意的东学教在民间得到广泛呼应。
朝鲜东学教是教祖崔济愚独创的一种排斥基督教和儒教的民间宗教组织，教义传授每日吟诵13字祝文便能得到好生活，接受灵符祈祷就能去除病灾的说教。东学教虽然愚昧，但代表了民众渴望幸福生活的基本愿望，因此影响不断扩大。1864年，政府以异教邪说之名残酷镇压教会，处死了教祖崔济愚。二代教祖崔时亨继承先祖衣钵，在朝鲜南部重建教团，公开立帜为“教祖申冤”、“驱逐倭洋”，与官府抗争。1892年，东学教徒在各地广泛开展报恩集会，要求政府停止对东学教的迫害和镇压。1893年，崔时亨亲赴京城向国王直诉教祖崔济愚的冤罪，信徒在各国公使馆附近张贴斥洋标语引发骚乱。清国驻朝鲜钦差总弁袁世凯请求李鸿章允许镇压东学异教，李鸿章立即命令“靖远”、“来远”两舰开赴仁川，东学教妥协，骚乱得到和平解决。
1894年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不满郡守赵秉甲的酷政，发动农民暴动，在东学教中坚领袖全琫准领导下，民乱从局部地域扩大到整个朝鲜南部。东学农民军声势浩大，打出“排斥洋倭、惩讨贪官污吏、还我民生”的旗帜，数月间发展到数万人之众。朝鲜宫廷接连收到紧急报告请求派官军镇压农民暴动，闵氏一族首辅大臣闵泳骏立即请奏国王发兵讨伐，遭到宫廷多数大臣的反对。有大臣上奏称：“东学党本系良民，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恶政而蜂起抗争，朝廷不应武力讨伐，应该采用招安之策平息暴动。”闵泳骏的意见被否决后，他秘密拜访袁世凯图谋对策。袁世凯认为，朝鲜兵队太弱，一旦败北，农民军就会侵入京城，那时就可能招致外国的干涉，必须及时援助朝鲜宫廷，尽快将农民军镇压下去乃上策。5月9日，朝廷不堪农民军声势压力，决定发兵镇压，任命兵使洪启薰为“招讨使”，率领京城兵800名前往讨敌。兵使洪启薰因在1882年“壬午兵变”时救助王妃避难有功，深得高宗和闵妃的宠信。袁世凯借给朝鲜官军一艘清国军舰“平远”号，加上朝鲜自国汽船“苍龙”、“汉阳”号，搭乘出征兵八百和野战炮4门，弹药140箱，从仁川出发赶往全罗道群山浦。然而，八百讨敌军面对数万农民大军尚未接战便丢盔弃甲，半数以上的兵卒临阵而退四散逃亡。
朝鲜局势日趋紧迫，袁世凯向李鸿章进言，东学党变乱有利于稳定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清国出兵镇压乱党可以从政治和军事上加强对朝鲜的控制。5月26日，袁世凯会见闵泳骏，袁世凯说：“贵国南部局势严峻，实在令人担忧。”闵泳骏回答道：“上国小国之痛痒乃一体事柄，当下战端危机朝廷，全仰仗袁大人援助的好意。”袁说：“前日洪招讨使兵败，乱徒依然猖獗，贵朝廷中难道就没有其他将才了吗？”闵说：“虽选拔了精锐，但无法马上进剿，朝廷不希望与东学党决战，故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袁说：“听闻贵国士兵毫无军纪不听从命令，将官怯战心虚，兵卒畏敌不前，与贼徒相对而不战，远隔十余里听闻有贼便驻足而逃，此乃讨贼乎？”闵无言以对。袁说：“如果我国用兵，只需5日便可荡平乱贼。”闵泳骏道：“贵国援兵之事还请袁大人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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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战争背景(3)
此时，朝廷各班大臣上奏高宗：“近日局势紧急，东学党若只有数千，我讨伐兵尚可以剿灭，然如今贼人达数万之众，剿灭显然已是空话。农民军虽系乌合之众，但其势难以抵挡，朝廷只能劝说招安归顺。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乃国之粮仓，绝不可失。朝廷可派大臣敕使前往，对贪官猾吏行刑，除之以平民愤，乱民便可一朝退散。”闵泳骏反驳道：“哪里有贪官猾吏，现今刁民者皆称自己冤罪。听说那赵秉甲遇袭之日早已去向不明，朝廷即便派遣特使，如何行刑服众。诸臣招安之说只能是姑息养奸，陛下若图安治国、平定乱局，应立即向清国借兵剿灭乱党。”高宗斥责闵泳骏，同意诸大臣的请奏，说道：“闻听东学教徒乃以忠孝为本，为何说臣民为乱党？”遂委任金鹤镇为全罗道监司，携带镇抚谕旨前往农民军阵营招降。结果事与愿违，东学党没有接受朝廷的怀柔政策，农民军乘胜占领了全州府，庆尚道、忠清道、平安诸道农民也纷纷蜂起北上，意欲总攻京城，形势迫在眉睫。5月31日，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一致同意向清国借兵镇压乱党。6月1日，领议政总理大臣在请求清国援兵的公文上签字，由于朝廷内对引进外兵入境仍存异论，文书没有立即送交袁世凯府邸。此间，洪启薰招讨使再上疏朝廷，呼吁若无外兵救援，则东学乱党不灭，李氏江山难保。朝鲜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甲午农民起义进入了关键的历史阶段。
6月2日，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衫村濬，派遣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道：“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公文尚未到手。公文一旦取得，待命部队即可出兵。贵国对出兵朝鲜有何见解？”郑：“日本政府对朝鲜从无他意。”郑永邦返回公使馆，立即将袁世凯谈话禀告了衫村，同时给外务省发出“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当日，日本政府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商讨朝鲜局势，会议认为朝鲜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失败以及目前东学党起事，均以排斥洋倭为宗旨。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地位正受到沉重打击，东学党起义必将危及我驻朝公使馆和本邦8,825名侨民的安全。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
6月3日晨，衫村公使亲自拜访袁世凯，围绕朝鲜借兵之事谈话达3小时。袁：“眼下要想维持东洋和平，当务之急是镇定朝鲜之乱。东学乱党是政府及地方官恶政的结果，政府官员的惩戒应首当其冲，若放任自流，镇定乱党就是空话，届时朝鲜势必受外国势力干涉，成为各国争夺的是非之地。依拙者所见，无论朝鲜政府如何施政，当前首要的是镇定乱民，防止外国干涉招惹祸端。”衫村故意试探袁世凯，“贵国出兵，那我国也不能不出兵，实在令人为难啊。”闻其所言袁世凯顿时面色大变，说：“为何贵国需要出兵？”衫村：“为了保护我公使馆和在朝鲜的居民。”袁：“我国援兵是为了镇定乱民，丝毫不会危及贵国人民的安全，贵国无需出兵。”衫村：“朝鲜政府自己不能镇定乱民，既然要向外国借兵，那我国人民依靠外国兵保护岂能安心。而且现在朝鲜国尚无正式请求贵国保护，我国出兵亦在情理之中。”袁：“如果贵国出兵，那么就会招来其他外国军队进入京城，此乃祸乱之端，朝鲜国王是不会欢迎的。”衫村为消除袁世凯的警觉，笑曰：“此乃笑谈，仅仅是余之空想所思，切望阁下不必多虑，贵国如确定出兵勿请阁下转告我国。”在衫村濬看来，袁世凯表面上公平理论，实则满腹野心，企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袁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袁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此人系阴险无信用之人。
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送到，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衫村濬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强调：“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随即电告总理衙门转奏折与帝，光绪圣旨云：“李鸿章电奏已悉，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当夜衫村代理公使再访袁世凯，探问：“贵国如果没有朝鲜请求援兵之公文，乱民将对汉城构成威胁，清国有何对应。”袁：“朝鲜政府已经下达请求我朝援兵公文，清国准备派发1,500人兵力赴朝镇定东学民乱。”
第9节：战争背景(4)
6月4日，衫村急电东京，报告：“昨夜在袁世凯敦促下，朝鲜政府正式交付了请求清国出兵的公文。清国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已经出航四艘军舰驶向天津，为赴朝清兵的商船护航，日本政府应迅速对应派遣军队进驻朝鲜。”清国政府对朝鲜事态的快速反应，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政府根据临时内阁会议作出的出兵议案，决定抢先完成在朝鲜的军事部署。
6月5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下达向朝鲜增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归国休假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依照政府对朝鲜的既定方针，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赶赴朝鲜。在仁川港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赶往京城日本领事馆。伊藤首相考虑到日清两国外交上的均衡，不赞成派遣大规模军队赴朝。但军方强硬派主张必须打败清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雪“甲申事变”日本败北之耻，把清国势力赶出朝鲜。伊藤对清国一贯的弱势外交，在国会内早已让许多人感到厌倦，正在组织力量试图推翻伊藤内阁。伊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顺应军方的要求，采取承诺对应的立场。
6月12日至18日，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完成了仁川登陆的军事行动。23日混成旅团主力包围京城，28日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完毕，兵员增至8,000名，超过牙山清军2,000名的兵力数量。在清日两国朝鲜出兵问题上，日本的情报准确、对应迅速、兵力占明显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清军驻防牙山偏僻之地，孤兵独处，前后无援。日军驻防京城，兵临城下控制京畿，朝鲜近海日舰巡航警戒，两国第一轮军事对峙日本占据了绝对优势。
外交纷争
清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启动了清日两国十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中之约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6月6日，外务省电信课截获李鸿章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电报。6月7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文中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日本外相立即回复照会：“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为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9日，清国总理衙门再致照会日本：“清国保护属国之行动，乃应朝鲜政府镇定国内民乱之请求。然贵国派兵仅为保护居留民安全，故无需派遣大军入朝并不得进入朝鲜内地。”日本拒绝了清国的要求，表示“日本派遣军队入朝，是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主旨以及日清《天津条约》之约定，属于条约分内之举动与清国的主张无关。”日本为介入朝鲜事务的军事行动，牵强附会制造了出兵的“合理名分”。
全州陷落，清日两国出兵，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朝鲜宫廷向农民军妥协，命全罗监司金鹤镇与农民军谈判。双方达成《全州和议》，政府承诺了农民军的要求。（1）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教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2）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3）严惩横暴富豪。（4）严惩不良儒林两班。（5）烧毁奴婢文书。（6）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戴平壤笠。（7）许青年寡妇再嫁。（8）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9）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录用人才。（10）严惩私通日本者。（11）取消一切公私债务。（12）土地应平均分配。合约达成后，农民军退出全州城，解散返回故里。
日本派大军入朝震惊了清国朝廷，命令袁世凯尽快通过外交途径寻找退兵方案。袁世凯惊恐之极，生怕自己的过失给清国酿出被动战事，也想极力挽回不利局面。6月15日，袁世凯和大鸟会谈，双方达成“即时同时撤兵”的约定。就在大鸟准备在合意书上签字时，衫村代理公使提出，撤兵条约应报本国政府知晓的建议，大鸟因此暂缓签字。清日两国驻朝公使代表，早期确实寻求过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做法，原因是大鸟公使那时并不了解伊藤和陆奥欲取朝鲜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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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战争背景(5)
6月15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伊藤首相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议案，第一，日清两国共同参与镇压东学党起义军；第二，乱党平息后两国各派代表若干名参与朝鲜的内政改革，如果清国不接受此议案，日军就不撤出朝鲜。伊藤相信，清国政府绝不会同意日本参与朝鲜政治改革，有意提出让清国政府难堪的议案。
６月17日，陆奥外相向汪公使递交解决朝鲜问题新议案的公文，同时电训北京小村公使知会总理衙门。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清国政府拒绝了此议案，谴责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行为。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自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此时已经进入朝鲜的日本军，强硬要求政府应该与清国一战，没有理由错失良机无功而返。况且清军大部队驻扎在牙山僻壤，孤兵势薄没有优势，日本应当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清国开战。
6月22日，内阁首脑在皇宫凤凰阁召开御前会议，首相、各大臣、参谋总长、枢密院议长、海陆军部长，请求天皇“圣断”，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准备与清国一战。23日，陆奥外相通知汪公使，日本将在朝鲜驻留军队，单独实施对朝鲜内政的改革。并电训大鸟公使，混成旅团余部已经出航赴朝，命令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26日，大鸟公使拜见朝鲜国王，阐述朝鲜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会见了国王选定的改革委员会成员。27日，混成旅团先遣部队完成对京城各要地的控制，日、清、朝三国间战争如箭在弦。28日，大鸟公使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发出挑战性照会，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朝鲜是清国的属国，要求在翌日立即答复。
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政府训电，要求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英国外相金伯利也向青木公使转达了撤兵要求。当日，朝鲜国王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改革委员会在规定限期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
7月3日，大鸟公使按照陆奥外相的训令，要求朝鲜政府参与内政改革，答复时间限定在8日中午。朝鲜政府被迫任命内相申正熙、内务次官金嘉镇、曹寅承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10日，在汉城南山老人亭，大鸟公使会见朝鲜内政改革委员会委员，提出五条二十七项内政改革案纲目，要求三日内决议、十日内实施。改革案要旨七项：第一，恢复议政制，确立六曹判书的权限。第二，严格宫中、府中的行为，宫廷不得干涉政务。第三，明确外交责任制，由专任大臣负责。第四，清除派阀、起用新人。第五，严禁买官卖官。第六，严禁官吏收受贿赂。第七，汉城及重要港湾间修建铁道，全国主要都市间架设电信线路。
上述限定日期的大鸟改革案，公然干涉朝鲜内政，在朝堂上引起强烈反对，可是政府又没有进行改革的意愿，虽然对于日本的高压十分愤怒，但政府又无力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一的期待就是宗主国大清帝国能有所作为。
13日，朝鲜政府在议政府内任命总裁官、堂上官，作出应和大鸟改革提案的姿态。15日，朝鲜政府通告日本，如果日本方面不撤兵，不撤销改革案实施期限，朝鲜的内政改革则无法如期实施。在朝鲜内政改革问题上，陆奥宗光后来在他的《蹇蹇录》里吐露实情：“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国全面战争的信心，必须制造合理借口博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减少各列强国的谴责。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空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就会名正言顺。”
列强仲裁
朝鲜同时受到两个国家军队介入的压力，政府请求各国政府敦促日清两军尽快撤兵。清国也迫切希望缓解紧张局势，积极展开外交运作，请求西方列强从中周旋化解战争危机。然而，日本继续以所谓改革案拖延时间，无视列强的警告，加速向朝鲜增兵。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送来了政府训电，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警告，“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俄国政府用“重大责任”与日本对话，在日本政府看来显然有通牒的意思，威胁日本对今后可能发生的事件承担后果。
第11节：战争背景(6)
俄国的强硬介入使陆奥外相感到事态严重，陷入苦境，他带着俄公使的公文，立即前往伊藤首相宅邸“伊皿子”听取首相的意见。伊藤看过俄国的通告公文后沉默良久，陆奥请求良策，伊藤慢慢开口言道：“局面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还如何应和俄国的要求，将我军从朝鲜撤回呢。”听到伊藤模棱两可的话语后，陆奥立即回道：“尊意与鄙见完全符合，然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两人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陆奥匆匆离开伊藤宅邸，当夜给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徳二郎发去急电，婉转驳回俄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同意俄国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应该撤军的时机”。为了让与俄国矛盾重重的英国牵制俄国，陆奥同时也给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子爵发去相同内容的电报。
在日清对立的外交问题上，日本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来自俄国的干涉。长期以来，俄国和日本一样，密切窥视在邻国朝鲜半岛的利益，朝鲜宫廷内的亲俄势力日渐形成，日俄之间已经暗地里出现对未来利益角逐的征兆。朝鲜的内乱导致日本出兵，清国担心宗主国地位受到威胁，俄国也担心刚刚罗织起来的势力受到打击。在对立的两个大国面前，陆奥铤而走险向俄国表示不撤军的固执立场，内心十分担忧俄国会做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因为日本确实还没有抗击清俄共同军事力量的能力。
陆奥独自向俄国发出反驳书，心中忐忑不安，担心独断行为使日本陷入国家危机。次日，陆奥慌忙向内阁报告了给驻俄公使的反驳文，请求内阁追加承认上奏天皇。陆奥在回忆录《蹇蹇录》中写道：“呜呼，追想当时的情形，至今都毛骨悚然。吾与伊藤伯的短暂会谈，两人竟在默诺间心领神会，虽然仅仅三言两语却成就了天大的事情。如果当时两人或一人稍微动摇，就不会有今日的时局，更不会有受到世界瞩目夸耀的日本。”
伊藤和陆奥向俄国发出强硬反驳书后，俄国政府没有作出强烈反应。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期待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希望清国政府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提案尽快作出反应，推动双方早日撤兵。在清国政府的委托下，英国驻清公使向日本政府作出试探，“如果清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议愿意考虑的话，日本是否愿意重新对话。”日本答复，“为了朝鲜的政治改革，日清两国如果愿意共同派遣委员参与改革，日本不会拒绝与清国对话。”英国公使向清国政府转达了日本的态度，同时也告知日本驻清国公使小村寿太郎，“清国政府希望会见日本公使，共同商议日本政府提议的改革诸事项。”可是，清国总署王大臣会见日本公使小村时却表示，“日本的改革案根本没有什么新意，日本不撤军任何提议都无法商议。”
7月12日，日本向清国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对此，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帕则特，向日本转达了清国政府的回答，“清国政府对12日日本的通告感到非常不快，如果日本真心希望维持和平，应该不会拒绝继续谈判。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日本仍不作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十二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
7月13日，俄国公使希特罗伯答复陆奥外相的电报，表示俄国对日本出兵的抗议到此为止。俄国的退缩让日本庆幸来自俄国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可以更大胆地对清国实行强硬政策。15日，朝鲜发来最新情报，报告外务督弁赵秉稷代表朝鲜政府，向大鸟公使递交了拒绝内政改革纲领的回答书，表示在日军撤军后，朝鲜政府将自己实施改革。
和平破裂
清国和日本两国终于走向武力对抗的边缘，日本政府无视清国政府提出的，7月20日为止，再提出改革新案的警告；清国政府也无视日本政府提出的，7月25日为止，停止向朝鲜运兵的通牒，清国皇帝决心与日本一战。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分别报告，20日、21日、22日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日本政府以朝鲜改革案为借口和清国周旋，赢得了调遣军队的时间，而李鸿章对西方列强的调停寄予厚望，错过了向朝鲜调兵的时机，使清国在朝鲜的作战力量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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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战争背景(7)
7月18日，驻汉城的大鸟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包围皇宫的请求。陆奥嘱其先控制王宫及京城外围，作战行动需谨慎不得妄动，防止引起外交纷争。20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蛮横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日本着手架设汉城和釜山间的军用电线。第二，朝鲜政府遵循《济物浦条约》即刻着手建设日军兵营。第三，放弃朝鲜是清国属国论，立即将清国军队逐出朝鲜。第四，废除朝鲜和清国间的各项条约。以上要求必须在22日之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7月19日，在仁川的村木少佐向大本营报告，清国朝鲜代表袁世凯未通知各国公使馆，深夜秘密从京城出发前往仁川，换乘本国军舰归国。袁世凯此时归国搬兵，显然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也许是恐惧战事临阵脱逃。在离开朝鲜时袁世凯向朝鲜官员放话：“余归国后，会立即率大军回来！”袁世凯的归去，动摇了朝鲜宫廷内的亲清派势力，亲日改革派乘机开始蠢蠢欲动。
7月22日，面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大鸟，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业已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撤军要求。但朝鲜政府的全面退让没有阻止日本的咄咄相逼，大鸟终于露出战争狂人的真面目。大鸟指责朝鲜的答复只是口头应付，朝鲜政府内心其实仍然承认属国论，此答复不能算数。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弁赵秉稷递交了日军准备进攻王宫的通告文。
7月23日凌晨3时，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日朝战争开始。保卫王宫的卫队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6时20分，双方结束了仅仅一日的战争，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战斗结果，朝鲜卫队战死40余人，余者降伏。日军缴获大炮30门、枪械2,000挺，日军战死1人，负伤1人。
日本向朝鲜开战，大鸟公使虽然履行了外交交涉、最后通牒、宣战照会的战争程序，可是日本对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必须开战的交代，政府唯恐陷入国际谴责的危机。为此，大鸟采用了让大院君出山与闵妃势力对抗的计谋，建立临时亲日傀儡政权，消除国际舆论的非难。7月23日午前，衫村公使在大院君宅邸出示日本政府的书状，作出日本只是帮助朝鲜实施内政改革，绝不占领朝鲜一寸土地的书面保证。大院君同意了日方的要求，但必须由李熙国王下诏，恭请大院君回宫。11时，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的名义，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和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当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清日两国不宣而战。
8月1日，清日两国发布宣战文告，大鸟向金宏集为领议政的朝鲜临时政府递交两国关系新条约提案。内容涉及内政改革，开设京釜间铁路，开设京釜、京仁间电信，招聘日本人担任政法军务顾问等七款。案中尤其要求日朝双方，面向国际舆论对7月23日发生的王宫战斗统一口径，表明“日朝间发生的战斗，纯属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事件已经平息，两国政府对此不再追究”。
8月15日，朝鲜国王裁可国家新体制，议政府领议政金宏集、左赞成金寿铉、右赞成李允承，外务衙门大臣金允植、协弁金嘉镇，内务衙门大臣闵泳达、协弁李埈镕，度支衙门大臣鱼允中、协弁金喜洙，军务衙门大臣李景远、协弁赵义渊，法务衙门大臣李用求、协弁金鹤羽，学务衙门大臣朴定阳、协弁郑敬源，农商衙门大臣严世永、协弁郑秉夏，工务衙门大臣徐正淳、协弁韩耆东，警务使安驹寿，宫内大臣李载冕、协弁金宗汉。
8月26日，朝鲜新成立的亲日政府和日本缔结《大日本大朝鲜同盟条约》，确立了日朝两国由敌对国转向同盟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共同驱逐清国在朝势力。清日战争进入了日本和朝鲜两国对决清国的历史阶段。
第13节：战争背景(8)
战争的民意
1886年8月1日，清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途经日本长崎港靠岸维修战舰。李鸿章想借此机会向日本国炫耀清国实力，借以打击日本的气焰。当时“定远”、“镇远”两舰是远东最强大的战舰，对日本朝野上下给予极大刺激，国内世论哗然。北洋舰队在长崎停留期间，发生了清国水兵与当地住民的殴斗杀伤事件，使日本民众对大清帝国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清国舰队的来航加速了日本政府扩充军备对抗清国的决心，日本国民对清国大陆的关注度开始急剧增高。
清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朝鲜极力施加大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帮助朝鲜排斥亲日势力。1894年3月避难日本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清国上海遭到朝鲜宫廷派遣的杀手暗杀。朝鲜政府请求李鸿章将杀手洪钟宇和金玉均尸体引渡朝鲜，得到允可，清国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凶犯和灵柩送回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朝鲜凌迟暴尸于杨花津刑场，其家族也受到株连。金玉均事件在日本引发反清浪潮，5月20日，东京举行盛大葬仪，安葬金玉均遗发。清国政府在还尸问题上的做法，激起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征韩论、征清论的呼声高涨。日本历史上把金玉均事件与朝鲜东学教农民军起义，共同视为引发清日战争的直接原因。
清日两国开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关心度激增，各界报纸的新闻、社论、记事一齐转向战况话题，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观察战斗实况，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在野党立即停止了对执政党的攻击，出现了平静的政治休战和一致对外的团结局面。会议通过了相当于日本两年岁入额度的一亿五千万日圆临时军费预算，其中一亿日圆额度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社会名流福泽谕吉等人，在财阀和富豪中为募集公债奔走游说，第一回3,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7,694万日圆。第二回5,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9,027万日圆。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8月7日，天皇颁诏：“各地臣民、义勇兵之团结，乃忠良爱国之举，朕至情尽知。然臣民应勤勉操守各自定业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国民生殖之大要，实为富国强兵之源，今民间自愿义兵之举尚无必要。”义勇军“禁止诏”发布后，各地自发团体相继解散，但是国民的战争热情没有冷却下来。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十五万人规模的军夫大军，在战争中发挥了仅次于军队的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公娼业的废除。随着战争的爆发，政府限制娼妓业的立场发生了奇妙转变。国家首次公开认可接受娼妓为战争的捐献金。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娼妓业主趁机大发战争财，募集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妇女加入军妓的行列。当时娼妓与妓楼的契约所得金增长到普通妓月薪15圆，美人妓月薪30圆的行情。旅顺口攻陷后，第一师团征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慰问，祝贺日军的大胜利，场面十分热闹。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清日两国宣战
清国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历1894年8月1日，清日两国在同一日宣战。日本政府的对清宣战书，先后做了六次重大修改，其中第三、四、五案中包括对朝鲜宣战的内容。但在此前的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朝鲜傀儡政权同意日本的要求，将日本侵攻皇宫解释成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日本和朝鲜间的战争因此从宣战书中删去，宣战对象只剩下清国。
内阁针对宣战书中的开战日，是7月25日的丰岛海战日还是8月1日的宣战日，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宣布8月1日为开战日，8月1日以前海外出征的日本军人的军龄就无法加算，各种战争待遇抚恤也无法授予。大臣间最后的协调结果，决定以7月25日为实际战争爆发日，8月1日为清日战争宣战日。内阁最终通过的宣战书议案，由伊藤博文总理大臣和内阁诸大臣连名签字，提交天皇裁可，一场令全世界瞩目的亚洲两强间的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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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近代军备(1)
第二章 清日战争观
2.1 近代军备
近代清国军队
清朝建国以来，皇帝作为最高统帅君临国家的武装力量。清国早期的军队体系是八旗制，八旗军的兵力总数20万，最初，士兵成分主要由满族旗人构成，后来不断扩充，分为满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三支。清军入关后，组建了以汉人为中心的绿营军，总兵力达50万人。在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的军队编制及教育一直沿用旧有体制，没有改革和创新，到了清朝末期，军队已经退化严重，腐弱不堪，失去了抗敌御侮的能力。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国注意到战争工具的落后，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到了清日战争时，由绿营军演化而来的勇军和练军，在近代武器装备下成为朝廷对外作战的主力。而八旗军作为朝廷传统的御林军，只负责皇室和京畿地区的安全。
勇军始于嘉庆年间（1796—1820），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勇军不属于国家正规军，有乡勇、楚勇、湘勇、淮勇，在平叛白莲教反乱中有功于朝廷。乱匪剿灭后，大部分勇军被解散，部分壮兵转编为湘淮军，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练军始于同治年间（1862—1874），是从退化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中选拔出的健壮士卒组成，改称“练军”。北洋大臣旗下的练军，按照湘淮军的“营哨”“饷章”整编军制，招聘西方国家的军事顾问训练部队，武器装备较多采用西洋枪炮，成为近代清国军队的精锐。
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设立第一所海军军事学校“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开校。至清日战争前，“江南操炮学堂”、“天津武备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等十五所军事院校先后成立。1875—1895年间，清国派往英、美、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达百余人。清国还组织翻译了英、美、法、德、俄等军事强国的兵制、军队训练、海防配置、军费开支、临阵用兵、兵器制造、战斗操法等七十余种军事著作。北洋水师二十余艘舰船皆任用有留洋经历的人才担任管带，形成有西方海军特征的清国海军。留学英国的“定远”旗舰管带刘步蟾，参考西洋军制撰写的《北洋水师章程》，成为清国舰队的建军宗旨，受到欧美海军界的关注和赞赏。清政府还从欧洲聘用军事人才，帮助训练指导清国海军。
清国军队有史以来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士卒兵勇是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家庭，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清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清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能力。光绪三十年（1905），清国吸取清日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制定出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是仍然沿袭饷银佣兵的制度。
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大力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兴建海防要塞。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颇有见地，主张“水陆相依”，他强调：“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与水师极宜并举。”在德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洋海军修建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永久炮台群，以及为舰队服务的船坞修理所、鱼雷制造局、栈桥等专用设施。炮台装备德国炮为主的远、近程海岸炮，大炮多为口径35厘米、28厘米、24厘米、21厘米、15厘米、12厘米不等的克鲁伯后膛填弹钢炮，重型炮配置升降机械辅助填弹装置。炮台位置设计互成犄角阵势，能发射穿甲弹、榴霰弹等轻重型弹种，交叉攻击敌舰。清国海防永固型防御体系的建设，大大强化了清国海岸的防御能力，舰队在港湾内的停泊安全得到保障。
第15节：近代军备(2)
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陆营兵士或持毛瑟，或持林明敦，或持快利等枪，临阵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认识，而仓促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亦有报告：“军内配备之马梯尼枪弹丸有四五种规格之多，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近代日本军队
兵役制
庆应四年（1868）日本国改元“明治”，开始了“明治维新”。维新政府下的各藩阀兵权奉还天皇，军队合编成明治新军，施行天皇赦令下的“国军”军政体制。明治维新废除了旧的士、农、工、商（四民）差别的封建制度，允许平民名前冠姓，允许平民居住、职业、结婚自由。军内长老山县有朋，倡导在“四民平等”原则下“全民皆兵”的建军方针。明治六年（1873）一月十日天皇颁布“征兵令”，将“四民平等原则”贯彻到兵役制度中，规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为国服兵役的义务。日清战争中，日本皇室与国民履行相同的兵役义务，多名适合兵役条件的皇室成员入伍，参加了战争。
明治国家早期兵役制度，常备军三年（在营）；第一后备军两年（每年召集一次训练）；第二后备军两年（专务家业）。17岁至40岁男子中未服兵役者，皆为国民军（战争爆发时本地域内守备）。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为适应扩军的需要，发布了明治新“征兵令”。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性国民，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兵役。兵役义务分四个阶段，第一“现役”，年满20岁者服现役三年。第二“预备役”，现役期满者服预备役四年四个月。第三“后备役”，预备役期满者服后备役五年。第四“国民兵役”，年满17岁至年满20岁以及预备役期满至40岁者为国民兵役。日本国民的兵役义务，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国民兵役，满期合计23年。1893年，日本修订战时兵役编制，现役、预备役、后备役，构成国军的野战部队、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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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近代军备(3)
明治维新的兵役制度，彻底改造了旧藩阀的军队体制，成为“国家军队”最重要的法律支柱。政府设置兵部省（国防省），采用法国式军制改编军队，大力扶植军校教育体制，严格接受西方军事思想的训练。兴建陆军屯兵营地、海陆军士官和将校培养军校、兵器弹药制作所、军队专属医院。在“国家军队”意识统合下，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建设成有极高战斗素养的近代国家军事集团。明治维新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天皇的国家军队”。
陆军
1889年，陆军发布《野战教范条例》，提出炮兵是战场“主兵”的概念。炮兵作为未来战争的“战斗骨干”开始在军事思想中定位，推动了炮兵兵种空前发展的势头。陆军野战教范采用欧洲炮兵炮术战法，炮兵学校讲义导入“弹道学”课程，聘请意大利武官布拉加尼讲习弹道学，开创了日本弹道学理论基础。弹道学科理论不但在陆军广泛采用，也是当时海军舰炮唯一的弹道理论教程。此后，日本武田大佐又提出了本国的弹道学理论，在陆海军炮兵中推广。炮兵弹道学的应用，使日军炮兵发展迅速，一举跨入炮兵先进国家行列。
日本陆军的炮兵制式，采用野炮还是山炮，在军中出现过严重意见分歧。野炮论者小川又次中将强调“炮火威力优先论”，山炮论者德国教官梅克鲁主张“炮械机动性优先论”。两人在东京炮兵将校研究会上力陈己见、互不相让，最终陆军大臣大山严折中了双方的观点，采用了野炮和山炮混用方案。日清战争中，师团炮兵联队混用野炮、山炮，获得良好的战果，证明野炮和山炮混合使用具有火力和机动性兼备的战术功能。虽然9厘米臼炮、15厘米臼炮、8厘米加农炮、9厘米加农炮、12厘米加农炮等中大口径炮械，也有少数参加日清战争的记录，但这些炮类没有留下值得赞誉的功绩。反倒是小口径7.5厘米马驮可分解山炮、7.5厘米马拉野炮在战争中战果显著。
近代早期炮械受火药技术的限制，炮弹射出后硝烟弥漫，极易暴露炮队位置，为此炮兵不惜采用暴露自身，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于对手进行炮击，颇有成效。日军炮弹多采用榴霰弹，以杀伤敌军地表目标为目的，弹内携带新式起爆引信，弹头在到达敌阵地上空时爆炸，能有效杀伤地表敌军，成为炮兵制敌的一大优势。榴霰弹的威力震撼，被清军谓之“天弹”，日军大炮一响，清军阵地的士兵就会立即出现恐慌和动摇。
战前，日本陆军已经发展到六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123,047名，马38,009匹。上等兵以下战斗人员总数63,360人、骑兵2,121人，野炮168门、山炮72门。配置有多兵种编制，多方位后方支援建制，全天候军夫机动队，组成集兵站、通信、卫生、情报为一体的近代作战体系。
海军
日本系岛国，四面环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建设强大的海防要塞成为明治政府政治、军事发展的既定方针。面对清国强大的北洋舰队，日本感到窒息和压抑，决心发展近代海军，加快海防建设的步伐。可是日本同时并举海防建设和扩张海军舰队，庞大军费预算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面临这一大难题，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支援国家海防建设。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圆。明治二十年（1887）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其余全部是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国家用献金款制造的大炮，尾部刻有“献纳”文字标识，以向捐纳者表示敬意，并向献金者授予“黄绶褒奖章”，表彰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联合舰队主力战舰“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制造，使用新型蒸汽机驱动，航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装甲巡洋舰。舰上火力配备15.2厘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4门、12厘米速射炮8门、4.7厘米哈乞开斯机关炮22门、36厘米鱼雷发射管5具。“吉野”舰原是清国北洋水师预购，后因海军经费不足被迫放弃。日本一直关注清国订购该款新型军舰的动向，政府动员全国官民的一切力量募捐，明治天皇也省吃俭用捐赠皇室用度。日本终于购得这艘命名为“吉野”号的新锐战舰，大幅提升了舰队的作战实力。
第17节：近代军备(4)
日本为对抗清国战舰“定远”、“镇远”的巨炮威胁，采用法国造船技术建造了三艘松岛级巡洋舰，并用日本国内绝色佳景“陆奥松岛”、“安芸严岛”、“丹后天桥立”，命名为“松岛”“严岛”“桥立”，海军美其名曰“三景舰”。“三景舰”上装备巨炮，超过“定远”、“镇远”30.5厘米巨炮的口径。但是三景舰的32厘米巨炮在海战中没有发挥预想的作战性能，打败清国舰队实际上是倚仗速射炮强大的速射火力和舰队机敏的运动战法。战后，日本海军通过分析得出清国“定远”、“镇远”舰的30.5厘米主炮优于日舰32厘米主炮的结论，在以后的新造舰上，均采用30.5厘米炮作为主炮标准。
日清开战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军舰已经达到可以与清国舰队匹敌的数量：炮舰数28艘，吨位57,631吨；水雷艇24艘，吨位1,475吨，合计舰艇52艘，总吨位59,106吨。联合舰队人才济济，大多数舰长是毕业于西洋军事院校的优秀人才，他们成为日本海军的最重要力量。
军夫体制
明治军队编制中的“军夫”是一支与正规军人不同的集团，在日清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夫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当时江户百姓每年负担国家规定的年贡和国役，而阵夫役本身就相当一种国役，属于既有收入又履行国役的人气职业，但也伴有战争伤亡的风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引入西方近代军制，模仿德法两国兵站编制，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日军远赴国外作战时，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物资运输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迫使日军重新起用“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军夫的雇用采取军方和民间契约的承包制，承包业者协助军兵站包揽军队战时需求的马匹征集、物资调集、被服供给、武器搬运、军夫管理等复杂的业务。在马匹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方，军夫用“驮马队”或“背负子队”（人力肩担背扛），完成艰难地段的运输业务。虽然军夫的职能主要是单纯体力劳动，但是薪水收入远高于正规军士兵的津贴。而且军夫在受雇用前没有受到专门军政教育训练，从军者中不乏地痞、流氓、赌徒等不务正业者，成为战争中违反军纪的突出代表，给部队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战场上军夫存在的纪律问题，很快引起陆军省法官部的注意。1894年8月27日，儿玉源太郎陆军次官强调指出：“军夫没有军人的素质，没有军纪习惯，任务执行中无法按照军人的标准来约束。”“军夫缺少文明的人格，在敌国作战容易作出有伤我军名誉的行为。对发生劣迹的军夫必须施以严罚、解雇、减薪的纪律。”10月22日，日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清国，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发出训示：“日军侵入清国领地时的重要一点，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军夫，对他们必须严格训诫。作为文明国家的军队，厉行军纪乃我军天职所在，绝不能让害群之马乱暴胡来。那些缺少军队教养的军夫，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从军，如今数万后勤支援的军夫与野战军共同作战，军纪上会成为我军的累赘，甚至妨碍正常的作战秩序。因此，对在战场上烧民屋者、掠民财物者、羞辱妇女者，必须军法从事，赶出神圣的战场。”战争中，军夫的表现如上官预料一样，尤其在违反风俗军纪的数量上远超过正规士兵，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偷骗财物、侵扰妇女、战场逃兵，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明治军队的文明形象。
在战争中组织军夫担负作战部队物质输送的重要任务，这种方式在各国军队中都曾经使用过。日本采用的是高薪雇用制，国内的军夫每日薪水40钱，出征海外的军夫每日薪水50—70钱，饭食、衣类和住宿自理。战场上的军夫，穿戴江户时代式样的防寒服和裤子，佩戴护手护脚，头戴日式斗笠，脚穿草鞋，粗衣粗食，时常以盐为菜，在恶劣环境中肩负繁重的劳动。军人所到之处有帐篷栖息，军夫则没有这样的设备，只能自己寻找遮寒场所。1894年1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仅一两日就有二十余军夫在严寒中冻死。而且，军夫每日的收入都明文规定上交5钱，是军夫承包商的中介费。
日清战争中，担任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师团，均配置了军夫编制。战时一个师团的编制人员约18,500人，马5,600匹，其中军夫人数占编制总数的26.7%。战争中，军夫的伤亡在日军伤亡总数中占较大比例，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统计中，人为地忽略了军夫的伤亡数。根据获得战争抚恤金“恩给”的记载，军夫阵亡7,000—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疾病，这一事实使得日军在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超过两万。
军人的野心
日清战争为日本军人登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机遇，军人势力抬头，推动了日本国半个世纪的战争政治。依照明治国家宪法，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独立于日常国务范围之外，内阁不能干涉军务，军部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呈请敕裁。利用日清战争，军部第一次验证了宪法中规定的，军人拥有军事大权的实效性，这一验证助长了军方的野心。战争中，军方坚持我行我素的军事独立行动，当他们的行为超越政府预案时，文官也必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开脱武官的过失。联合舰队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未经宣战先行进攻驻朝清军；旅顺虐杀事件；执意发动直隶决战等军事行动，暴露出军方违背内阁初衷，野心勃勃的好战欲望。内阁文官曾尝试向军方做过若干挑战，企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上的决策权，结果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战争中，军界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在进攻海城的决策上抵制大本营作战意图，孤军深入，给作战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被天皇撤换职务，就是文官挑战武官的一场较量。
明治维新鼓吹全民拥戴天皇，宪法给予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荣誉。军部利用宪法中“天皇统帅权独立”的条款，混淆明治民主国家和明治军国的概念，力图从民主国家“文民统制”原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日清战争前夜，军部利用文官外交诱导战争气氛，战争中又意欲脱离文官政治的约束，推动战争政治。战争胜利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野心，军方主导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公开化。军人在皇道军统政治框架下架空了天皇，支配了国家，愚弄了国民，日本民族终于被拖入五十年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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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兵站体系(1)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开始关注军队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近代军事科学理念，难以撼动二百年的陈腐观念，军队后勤体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初级阶段。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主力湘、淮两军的后勤体制开始有些改革，专设有饷械粮台的部门。粮台内设有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等八所。粮台总理事一人，都统全军粮草，下属各所督办，分管本辖内筹粮筹饷、输送粮草军械等事务。战役中，又增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和转运局，明确各部职责提高作业效率。清军的粮台机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13年内战中，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首创“长夫制”，在军营中设置担任杂务的后勤兵，规定营官及帮办配给长夫48人，军需搬运配备长夫30人，五百人一营的编制配备各种职能的长夫总数180人，相当每百人兵勇拥有长夫36人。长夫是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创设的军内长夫制，合理运用了民间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近代战争的一项典范。
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胜利后，清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在李鸿章洋务运动风潮中，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推动了军制的部分改革。陆军改革重点侧重于武器装备的增设配给，相对轻视了后勤支援在军队体制中的鼎足作用。清国的军制改革，没有统一规划，各地总督各行其是，没有引进外国近代军制中后勤学的理论，来改造自身落后的军事体系。直至清日战争爆发，清国的陆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东西南北聚合的大杂烩，后勤体系各自为政，无法适应一场近代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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